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生命里摆在一个人面前的所有任务中，教育与管理自己的性格是最为重要的，并且，为了使它们成功实施，人们有必要对自己的倾向做一个平静而仔细的调查——无论是通过自我欺骗、掩盖错误和夸大优点，还是不加选择的悲观主义、拒绝承认自身好的力量。他必须避免宿命论，因为这会使他相信他对自己的天性没有控制力，同时他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力量并不是无限的（W. E. H.莱基）。”
到这里我们已经讨论了性格的原材料，即，性情、气质和脾气。现在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所说的“性格”是指什么，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性格不是天生的；它是我们逐渐获得的。有时我们说一个人缺乏个性，有的人我们则说他“有性格”。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一定类型的性格——不论好还是坏，强还是弱，优雅还是粗鲁——认识到这一点非常有用。只有在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在这个可以并应该贯穿我们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找到最充分的指引和自我引导。
在生命的初期，发育最为迅速，性格非常具有可塑性，最容易受到指导的影响。我们总是被告诫早期教育非常重要；有时这一论断作为强制推行儿童智力训练的理由被接受。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犯下这个重大的错误。他们用各种想得到的方式来刺激幼儿的精神活动。在他自己的母语还说不流利之前，他们让他说双语；他才刚刚在外语方面取得一点点进步，他们就开始强迫他学习第二外语；然后，也许学完法语和德语还要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所有这些都相当愚蠢。如果孩子对这种过程做出强烈反应，说明他不需要它；如果他没有做出反应，是因为他不能，他也许会对精神上的东西一辈子都感到气馁和反感。让赞成这种做法的父母列两个清单，一个是只会母语的智力超群的伟人，另一个是会多种语言的伟人；他们会发现第二个清单与第一个相比非常短。尽管不可能证明，但我强烈相信在母语还没有掌握得足够好以前学习第二种、第三种语言，甚至更多，这对于智力发育甚至对于正确和有说服力地使用语言都是非常有害的。无疑，有很多孩子受到强迫，深受其害，精神反复无常，身体活力和发育受损。那么，我们在实施一种做法之前，应该非常确定它能够使孩子得到实质的智力受益，而不能让孩子去冒这样的危险。
事实看来，一个人智力与记忆力的程度是天生的，不能通过任何强迫来获得相当大的提高。当然，跟所有功能一样，如果它们要发育正常的话需要使用一定技巧；而普通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一个有智力品味和兴趣的家庭，能提供足够的刺激和练习。这里主要要注意的是，首先，应该给孩子空间让他自然地形成兴趣，直到显现他不同倾向的阶段的到来；第二，他应该有适当的中意的伙伴。对某种特定兴趣给予一点点刺激完全可以，但是不要强迫和操纵。否则充其量我们只能制造出一个读书甚多的书呆子，并且有可能招致灾难——孩子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崩溃。最容易屈从于强迫做法的孩子恰恰最容易成为早年精神失常的受害者，学医的人把它叫作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这种病毁掉了很多前途光明的年轻人的一生。
早年是很重要的时期，这对于性情的塑造和性格的形成是正确的。婴儿尚在摇篮中时，他性格的基础被建立，众多影响开始发生作用。父母应该监督，使这些影响尽可能地对婴儿性格的形成有利。并且，由于在这个阶段以及整个童年时期，这些影响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与人的接触起作用，因此主要要保证与孩子有接触的人都是有着快活与让人赞赏性格的人。性格形成的过程尽管非常微妙，在早年却可以大体上视为一个从周围人身上吸收影响的过程。
我们有时候听到母亲，尤其是聪明、有知识的母亲，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不需要我；我会做的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都能做到”。她们打算把他给雇来的人照顾，直到他年龄大到能成为智力强迫的牺牲品为止。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一个造成无数重大后果的错误。如果父母相信他们自己，如果他们相当适合为人父母，那么他们能为幼小的孩子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始终给予他们陪伴；因为这样他们能给予孩子任何财富都买不到或者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它美好而真实地构成一种幸福和有效生活的基础——良好性格的基础。
想想母乳喂养的影响。“用传统的母乳喂养方式，还是用现代的奶瓶来喂养婴儿，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是否不全是支持用奶瓶喂养的？”因此现代女性倾向于争辩；考虑到方便，考虑到她的重要义务，她的社会义务，她的职业活动，抑或是考虑到她关于儿童卫生和家庭管理的演讲，她们严重偏袒那种观点（我知道一些相当聪明的女人非常忽略她们的孩子，却常出席一系列关于儿童管理的演讲或讨论）。并且，不幸的是，这种母亲的首要职责——尽管现在很多现代女性生理上不能提供母乳（不论是由于天生身体缺陷还是更多地由于她们忙碌的生活方式）——已经被现在如此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和它的中心教条“恋母情结”扭曲成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事情。最后这一点非常荒唐也很成问题。我在别处已经详细地批评过它（《变态心理学概述》）。这里我必须指出，首先，弗洛伊德教授自己后来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放弃了他的观点，不再作为这个教条的代表，发表放肆的言论——尽管这些言论仍然被他的一些追随者所奉行；第二，这种情结作为人类生活的普遍因素的观点基于弗洛伊德学说的中心错误，即所有爱都与性倾向的作用有关。如果我们认识到，就像我们必须的那样，所有爱的中心和根本倾向，不是性倾向，而是温柔的保护的倾向，其首要功能是呵护婴儿，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恋母情结这一理论包含着一个以极端扭曲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真理，这个真理即，用母乳哺育婴儿构成所有孩子后来对母亲的爱的基础，并通过一种共鸣的感应激活这个婴儿温柔的能力，为其以后性格的形成打下基础，使他以后性格中温柔的冲动起到中心的作用，而他所有的爱、怜悯和敬爱的感情，所有的温柔和周到，所有好的礼节和高尚的道德都由此而来。
我不是宣称，失去这第一件最珍贵礼物的婴儿今后就不可能形成这种感情或表现出这种品质；我仅仅是坚持认为他这些方面的性格更倾向于缺乏或发育不完全。我认为全部由奶瓶喂养所成长起来的民族更容易表现得举止粗俗，对待所有关系都冷漠和严厉，缺少温柔感觉的优雅影响。
现在有些父母，由于受弗洛伊德哲学的教导或受现代卫生学以及微生物感染的影响，不仅拒绝其他人亲吻他们的孩子（一个不是不合理的禁止，适用于面对陌生人的情况），还对他们自己也立下这样的规矩。这是为了遵循一个很重要，并且需要在这里提到的原则，但是这种做法却走了极端。尽管婴儿从母亲的温柔照顾那里获得最根本的受益，但马上会出现一个时间，需要在这种事情上有所限制。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不可亵渎的神庙；过度地沉溺于爱护和呵护发育中的孩子就是一种亵渎。正常地、有理智地养大的孩子，很早就明白有所保留和身体的节制应该受到尊重。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男人在公众场合搂着他母亲的腰，或一个少女坐在她父亲的膝盖上，我们肯定会感到，这些父母没有能够奉行应有的克制。
正如婴儿通过微妙的情感感染获得对母亲的爱，他在生命的前几个月和前几年通过情感反应和态度也获得很多别的东西。如果家庭的氛围是应有的，那么孩子均衡的性情就不需要被训诫或纠正。刚刚萌芽的情绪和情感通过从周围环境中吸收信息的行为得到正确的塑造和鼓励。但是如果这个环境中有丑陋的东西，如果父母是如此卑劣的人，他们嫉妒孩子更喜欢对方，如果他们争吵不休，或者不真诚，或者很吝啬，或贪婪，或自私，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缺少和谐与相互尊重，那么，不管他们试图多么仔细地去掩盖这些事情，孩子的发育多少还是会受到扭曲；最坏的情况是，他心里自此播下未来不幸的种子，这还有可能成为他神经问题的开始，在后来可能爆发出明显的症状：口吃、恐惧症、强迫症、各种性反常行为，以及一系列神经质的缺陷和神经衰弱的痛苦——这并不少见。在很多家庭中，神经症性障碍连续几代突然出现被认为是遗传性身体缺陷的结果，而实际上它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家庭氛围，这种缺乏以一种性格缺陷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
那么，儿童性格形成最重要的事情是，父母应该是适合为人父母的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孩子的关系都恰到好处，而孩子应该学着热爱、尊敬和欣赏他们的父母。根据旧的惯例，孩子热爱与尊敬他们的父母仅仅因为父母就是父母，或者因为这样做是他们的义务。但是对特定的人的爱与尊敬是后天获得的感觉。它们不是天生的，它们需要逐渐形成；而一旦形成，要让它们不再消失，就要不断地投入和强化。爱，就像所有其他情感一样，不仅仅是一种片刻的情绪；它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并且，像所有其他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逐渐成形、组成；它从不停止，也不会保持不变；它不停地增强或减弱。而太不幸的是，爱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受伤或变形；它受到的伤害可能如此之深，以至于它的成长完全停止，变为一个衰败的过程。
母亲，在通常快乐的情况下，在孩子出生以前就学会去爱他了。而在父亲身上，这种爱的成长没有那么必然，通常要慢一些。而在孩子身上就更没有必然，也更缓慢了。父母必须赢得自己孩子的爱；并且，如果他们想保持这种爱，就必须不懈地培养它，不能仅停留于表面，还要真正地加深这种爱。如果所有的父母都把照顾他们的孩子摆在第一位，胜过所有其他的事情，如果他们把持续地保有孩子的爱（仅次于他们相互之间的爱）作为他们最重要的价值，那么将不再会有那么多人到了中年和老年，发现自己孤独、被抛弃或仅仅由于一种义务而被忍受。现在所谓的新心理学（我指的是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心理学）广为流传，它教导孩子的第一任务和第一需要即摆脱父母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使孩子形成发育完全的人格。我敢说这是最不幸和最无根据的教条。它毫无根据：因为它是由“恋母情结在所有正常人的生活中都起到作用”这一理论推导而来的，是一个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之上的理论。并且它还是不幸的：因为这种学说顺应了与此同时出现的家庭纽带被普遍弱化，一部分年轻人抛弃对他们父母的所有忠诚，所有尊重，甚至是所有关心。
即使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或者有很多是真的，儿子被母亲所束缚，女儿被父亲所束缚，像恋母情结理论里断言的那样，因此如果他们要理想地结婚，就必须先打破这些可怕的束缚；在这个充满人口压力的时代，如果有很多年轻人与父母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不论我们持有何种理论，我们不能否认，儿子对母亲，女儿对父亲的爱，在他们年迈的时候通常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东西，极大地丰富了双方的生活，而没有它，双方可能都继续保持冷漠、自私和沉闷。关于这个话题我在后面一章会解释更多；这里我们只讨论一般原理。
那么，年幼的小孩不知不觉地从他周围的人和事中吸收信息，形成他的性格；而性格的原材料，我们前一章所讨论过的先天倾向，集中于或附属于那些反复激发它们的人和事；从而形成一种持久的感性习惯或态度，我们称之为情感，喜欢或不喜欢、爱或恨、尊敬、赞美、感激、害怕或厌恶的情感；而所有这些则不可避免地，受到父母的指引或以父母为榜样。如果榜样是好的，那么在孩子早年就几乎不需要规诫、训诫、纠正和惩罚，至少有着均衡性情和平均气质的孩子不需要。
在儿童晚期和自我意识变强的青春期，孩子开始形成对自己和他人批判的看法；而且，当他开始认识不同的道德品质，如勇气、善良、公正、大方、诚实与它们的反义词，他也逐渐形成对它们喜欢或讨厌的情感；同时他开始要求自己拥有那些他喜欢和欣赏的品质，并且要求自己远离那些他已经学会蔑视和鄙视的品质。这个过程主要受那些与他有私人接触的人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最亲近的人应该是有着良好性格以及能够赢得他的尊敬和欣赏的人。
对于那些很早就开始阅读的孩子，他们日常阅读的书的作者的个性，其重要性仅次于与他亲密接触的人；因为他们在写作中展现出自我——即使他们写的只是童话和冒险故事或其他小说；而且，由于作者的威望和世界范围的声誉，他们的影响可能会超过所有家庭、学校和教堂里最熟悉的人。
在这个自我意识迅速增长的阶段，一点点考虑周到的建议或经过深思熟虑的指引是恰当的；但是，如果通过对孩子感兴趣的个性、品质和行为间接地表达意见，这比直接的建议或训诫一定会更有效：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意见或建议只有来自已经赢得孩子尊敬或欣赏的人才会有效。在这种关系中，是否是官方的立场如父母、监护人、老师、牧师、主教，这并不重要。至于父母、老师和牧师，古训“亲不敬，熟生蔑”（至少是冷漠）依然有用——除非他们展现出孩子很感兴趣的品质。在外界的声望也许对年长一些的孩子有些许影响，但总的来说没有帮助。
现在想象一个孩子或一个年轻人，出身良好，生活的环境对他的成长相当有利，尤其是在家庭影响方面，他已经形成的对人对事的情感一如我们的期望。他学会了爱护和尊敬父母或是其他值得尊敬的人；他爱他的家和祖国；他对值得赞赏的行为和性格品质有鉴别力；他厌恶和鄙视那些大家一致认为卑鄙和下流的行为。那么他还需要什么以形成好性格？
他已经获得的情感是好性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比他先天的原材料，比他性情的倾向和气质与脾气的品质要更为重要。它们是多年成长和管理的产物。如果我们试图用某种类比物来使我们对性格培养这一过程的概念更为清晰，那我们在这个机械的世界里找不到这样的类比物；但是我们在组织团队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个非常类似的过程。
想象你需要建立一个巨大的工业或商业集团。你需要各种技能的员工：店员、速记员、包装工人、分类人员、采购人员、销售人员、广告人员，等等。你把他们分配到多个特定的部分，你负责组织每个部门，使它们高效率地各司其职。那么你就有了一个负责的组织，类似于我们所说时期的孩子的性格。这样的一个组织在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显然还不完整。它还不是一个整体；它还没有被整合；因为它缺少领导。没有整合，没有一个负责协调的领导，如果幸运的话它也许能起到不错的作用；但是它却很容易出现故障，变得失去平衡；一个部门变得不必要的庞大和活跃，而另一个则人员不足或行动迟缓，没有阻止或纠正这种缺陷和混乱的办法。
人们需要的是一个领导、一个首领、一个主管，或者一个小的管理委员会，它的职能应该是统揽全局，以明确地界定其目标、其目的，或者扩大和更正它们；以批判地估计所有部门的能力；以确保它们之间职能的平衡；以使组织的每一个部分都从属于总体的目标，并且为有效达成那个目标而贡献自己适当的能量。只有在这种协调的指引下，一个组织才融为一个真正的整体，能够在不利和多变的情况下保持最高的效率。
上面所说的一个人的性格已经发展到的程度就像是有很多部门的商业组织唯独缺一个领导，或者有，但却是最不适合的领导，他对他的部门没有了解，在他们中间没有威信，没有明确的目标或目的，没有确切的概念，没有他的组织应该成为的理想的样子和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人一生都停留在这个阶段，性格只处于部分发育的状态。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会生活得很满足；事实上，只要环境完全对他有利，他能生活得非常幸福和成功。但是他对新的情况，尤其是不利的情况完全没有适应能力；他更容易形成严重的性格缺陷；他不知道如何发挥出他的潜能，并指挥它们去作战；简而言之，他缺乏意志力。意志或意志力是性格发育完全的表现；它是行动中的性格。
一个性格停留在这个阶段的男人或女人在某些行动中可能会展示出巨大的力量和坚持。比如，如果一个女人母性本能非常强烈，对孩子非常热爱，这种爱的作用可能会非常持久和异常神勇，她的整个人生都被这种主要的情感或热情所主导。但是她可能会是一个很不明智的母亲；她的行为中会有一些狂热和不可控制的东西，完全缺乏辨别轻重和相对价值的能力。在服务她所宠爱的孩子时，如果需要的话，她会毫不迟疑地撒谎、抢劫、诽谤或谋杀；她所做的任何事情在她看来本质上都是正确和合理的。她的结局诠释了她全部的价值观。
我能想到最好的例子就是希拉·凯耶·史密斯（Sheila Kaye Smith）的《苏塞克斯·高尔斯》（Sussex Gorse）里的男主人公。这个男人在很多方面都受人尊敬；他是一个温柔的丈夫、父亲；生活整洁、体面、节俭和勤奋；然而他却使他的众多孩子，一个接一个地，遭遇痛苦和叛逆，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遭受灾难；毁掉一个又一个妻子的生活，到老年自己被完全孤立。而所有这些灾难都归咎于主导他生活的主要情感，即他对土地，对他父辈的农场狂热的爱——他全身心地改善它、扩大它。
我们在有些智商相当高、有着强烈道德和宗教情感的人身上也发现类似不健全的性格。事实上，虔诚容易加重这种不健全；它会使人更相信其行动的正确性，其目标的价值以及他采用的各种方法的合理性：因为他总是站在主的那一边。我尤其想到一个一流的英国政治家，他一直到死，一半人热爱他、赞美他；而另一半人，则认为他是不择手段的伪君子。当然，我指的是W. E.格莱斯顿。在美国，我们在伍德罗·威尔逊身上也发现类似的情况。
这样一个人本质的不足是他太天真，即他没有理解或批判地领会自己的动机。无论何时，他持有的任何观点在他看来都是绝对正确的；尽管几个月后他在同样一件事上的主张和说法与其此前观点也许完全相违背，甚至直接对立。因为我们听到他要求“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而不久后我们又看到他号召动用压倒性的武力，无条件无限制的武力。公众对这种性格似乎没有办法，就像上面提到的这两个例子，公众分为热烈的仰慕者和严厉的批判者，对他们不加选择地赞美或者没有限制地谴责。
这样全心全意不加批判地信任他观点和目的的正确性可能有助于提高这个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在那里，成功取决于他给大众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在战车轮子上说服公众的大部分人。但是这样的人，危害民主，他获得权力只是因为大多数民众跟他们自己一样，仍旧停留在我们所讨论的性格发育不健全的那个阶段。只有有这样的公众，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所耍的花招才会有用；而智育和公众事务知识的推广本身并不能提供解决办法。
一个仍被大众广泛而含糊接受的旧理论容易在这一发育不完全的阶段妨碍性格。我指的是“良心”的理论，凭借上帝的力量而灌输的宣传工具，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迫使我们做正确的事情。因为那些接受这一理论的人总是能为他们的任何行为找出理由；宣称他们的良心赞成他们或促使他们做这件事，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其他理论，用诡辩或决疑论来谴责任何或每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反省。当然，这是一种简陋理论的简陋应用，但这些并非不普遍。
我刚刚说我们考虑的缺陷的根本是天真。或者说缺乏批判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判断，尤其是缺乏对产生影响的动机的理解，是缺陷的基础。缺陷自身是一种性格发育的缺乏；它只能通过练习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才能治愈。还有，在更深层次的发展中，需要区分两个过程：第一，某些性格理想的形成；第二，批判性地应用它，作为对比的标准，以及努力实行那个标准。
在前一个过程中我们必然极大地受到我们所崇拜的榜样的影响，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的，历史上的，或是艺术作品中的榜样。青少年通常对这种性格充满热情，并强烈渴望去模仿它，成为他所钦佩的那样。他也许会一直被这种具体的理想支配；但是，更多情况下，当他的经历增长，他会发现其他以及众多个别的性格也非常值得欣赏；那时他就必须在这些性格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自己建立一个结合了他所有榜样的过人之处的理想，并且要适合他自己的本性和独特的生活环境。
年轻人经常给自己设立一个外在和肤浅的理想。他看到一个人有傲人的成就和地位，于是毫不思索是何种性格特征使他的偶像能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就希望做出相同的事业和取得同等的地位。过人的聪明、才智、理解能力、学识、口才更容易被人赏识，而它们下面所隐藏的性格特征，则往往被人忽略。没有性格特征作为基础，这些将没有任何意义。
模仿智力品质——如果这是严肃和持久的话，可能有利于性格的发育；但是它往往令人失望，并且，即使成功，它也倾向于形成一种非常扭曲和不完全的性格。然而这却是有着高等教育传统的英国体制形成性格的主要方式。看上去，我批评这个体制，是在公然挑战已经广为接受的真理；因为这个体制的拥护者总是宣称，它的主要优点就是，它成功地培养了性格，尽管不幸的是它也许不能培养智力上的兴趣；这种论断被普遍认为是公正、有根据的。那么，我必须在这一点上多做一些阐述。
也许区分理想和抱负很有用。抱负是对一个很好的地位的构想和渴望，渴望取得什么，从而能够赢得同伴的认可和尊敬；它只注意外部。它有行动的渴望。而理想是渴望成为让人欣赏的人，不管实现它的过程是否赢得我们同伴的赞美还是不被承认。亚当·史密斯在著名的《道德情操论》里写道，我们内心有一种东西促使我们渴望值得称赞以及被称赞。这就是我所坚持的区别。抱负是渴望被称赞；而理想是渴望成为值得称赞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为了成为想要成为的人，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最终不落实到行动上来的渴望和决心对性格的形成没有一点影响；我们必须“做出光辉事迹”，而不仅仅是“成天幻想着它”。不过这种区别相当有力，并且非常重要。套用一句古话，我们可以说抱负是渴望出人头地；而理想是渴望保持诚实。现在，英国公立学校体制，用它反对一切反省的偏见、它对竞争动机的强烈吸引、它对成功的运动员和学者的奖励和奉承，极大地刺激了抱负；而英国生活总的来说，用它绝对专业的奖励、它巨大的奖赏、圣公会主教、头衔、统治者的职位、议长、相当有保障的收入、对那些爬到树顶端的人的社会思考、它向所有能够以及想要向上爬的人极具诱惑地展现出来的社会阶梯，所有这些对聪明的男孩和男人施加了相同的刺激。它的好处是男人的能力被充分发挥出来，得到进步，并且成为服务这个国家的主要来源。而这正是大不列颠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的重要秘密。也必须承认，在美国，缺乏同样有组织的荣誉和奖励体制是民族生活的一个弱点；因为它使很多天赋都没有被开发出来，或者没能把它们纳入对集体的服务之中。但是与此相应的是，它也有好处，即抱负没有被如此强烈地激发，人们能更自由地追求一个理想。诚然，得到财富成为很多人的抱负；但同时也被广泛承认的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让人满意和满足的抱负；因此，我认为美国生活中做出慷慨行动的频率，它通常用最私人的方式实现，这种行动几乎与英国不可相提并论，然而这种行动却使美国如此多伟大的机构成为可能，没有它们，美国的文明将会贫乏得多。
因而我们不能指责抱负，认为它只是个人的一种偏激的想法；我们甚至必须认识最不理性的渴望——对死后名声的渴望，它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一个能够为名人纪念馆、雕像、纪念碑和纪念会提供充分“素材”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抱负是一种弱点，并理解为什么它是一个弱点。它是一个弱点是因为它是对最好或最高的东西的渴望；它会造成一种不完全的性格。一个纯粹野心勃勃的人，尽管他也许能忍受大量的劳动，达到极高的效率，并提供优质的服务，但他也许内心其实非常滑头。“如果我服务上帝像服务我的国王一样好，他一定不会在我年老的时候把我抛弃。”这是一个曾经非常成功且很有抱负的人的呼声。单独只有抱负，倾向于制造出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因为顾虑常常会妨碍抱负的实现。
在另一方面抱负也是一种弱点：它永远得不到满足。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很少能带来所期望的满足感，很少能使人满意、得到宁静。相反，它成为一个永远不能被满足的欲望，但是需要重新被更多的人更响亮地赞美。亚历山大的事例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原理，他哭泣，因为已经没有更多的世界来让他征服了。
那么，抱负是不够的。年轻人的理想也许包括抱负。对理想的渴望和追求不会使他有肆无忌惮的行为。相反，这种渴望将是他所能找到的，防止错误行为和性格缺陷、抵御抱负引诱的最可靠保证。一个最终目标是理想性格的人绝不需要害怕他会陷入亚历山大的痛苦境地；他在追求之中可以寻找一种合理的满足感，一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即使他能力消退，或由于命运坎坷，抱负令他大失所望，即便是失明、变聋、残废、卧床不起或衰老，他仍然能够通过用尊严和愉悦忍受痛苦来向他的理想致敬。
有价值的理想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使理想的性格适合一个人的天性和成长环境是一项需要判断力和评判能力的任务。这个过程中，本质上是一个获得“良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年轻人必然受到他所崇拜的人的巨大影响；好的建议能助他一臂之力。就像伟大的伦理学家T. H.格林真实评论的那样：“没有人能不受任何帮助自己形成良心”；他必须从道德传统中吸收影响，主要从他自己所在的时代和地方的道德传统中吸收；尽管，如果他学习哲学的话，可以通过学习其他风俗、其他时代来扩大和优化他的理想；他也许会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伊壁鸠鲁或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在佛教或孔子那里找到一些他强烈感兴趣并想加入到他自己理想中去的东西。
但是，当一些理想已经形成，还需要完成这个过程的第二部分，即批判性地把它作为他自己行为的标准和性格的评判尺度，有判断力地努力达到他的标准。而这才是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失败，我们从来不会感觉到事情已经做完，我们必须完全依靠我们自己，没有人能帮我们。就像圣·洛·斯特雷奇在他最近的自传中，在描述完他男孩时代所受到的一些主要影响之后，写道：“作为最后的一招，一个人是他自己的明星，必须铸造他自己的灵魂，尽管无疑，他有权利，并且有义务，去感谢所有好的机会和幸福的环境。”
被赋予一种理想的性格，多少崇高、多少优秀、多少适合他特定的需求，以及被赋予一种强烈与不懈的渴望，渴望认识到他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个年轻人就有了上路的本钱，向着成为有极好性格的人这一目标前进。
然而这种起到如此重要作用的渴望究竟是什么？它源自哪里？它跟其他渴望的关系如何？它的自然史是什么？这里我们触到了位于道德理论讨论中心的难题。对此哲学家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有的说这是理性的作用，美德只是一种知识的形式。有的人，像沙夫茨伯里勋爵，说这是一种天生的品位或审美能力。很多人跟随布特勒主教和查尔斯·福克斯，第一批贵格会信徒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天生道德能力，把它称为良心，或一种道德感，或者任你想怎么称呼它。还有以佩利为代表的人（神学功利主义者）说它是逃脱惩罚，确保生活的回报将会到来的渴望。杰里米·边沁学派的自然主义功利主义说它是保卫这一生的幸福的渴望（或者说最大的快乐和最小的痛苦）；他们主张这个社会的组成主要是惩恶扬善，于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聪明的人，看到这个事实，自然会更喜欢美德而不是邪恶，因为他更愿意享乐，而不是遭受痛苦。
这些由来已久的回答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可以接受。多年前我曾经提议（在我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提出这几页所讨论的性格理论）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仍旧认为这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道德本性，我们求善、追求理想的倾向在我们先天的身体组成中就已经预先形成（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问题，我们在将来的很多年里将仍旧不能回答它）。我认为我们所说的非常重要的渴望，跟我们所有持久而循环的渴望一样，都来自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即自尊或自爱的情感。
注意，在寻找对理想的渴望的源头时，我并没有发明或发现迄今为止未被认识的我们天性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知道，行为正常的人都有自尊；自尊对于调节行为非常重要，这一点也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如此不幸，失去了他全部的自尊，那么他的处境非常糟糕，要帮助他重建道德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就恢复他的自尊。
自尊是非常真实和有力的东西；它是深刻影响我们行为和维持我们努力渴望的源泉。它是一种情感，在本质上，从起源、成长和实施上，与别的情感并没有不同。就像，当我们了解别人时，我们可能会学着欣赏和尊重他们，因此，当我们了解自己，当自我意识带来自我认知时，我们就能学着尊重自己。我的意思不是这种自尊的情感与某一种别的情感完全相同。任何两种情感，即使它们是同一类型，甚至是以同样的名义（就像爱或尊敬或恨），也绝不会完全相同。我们对于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有其特有的历史、组成及其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种特殊的情感与所有其他的都稍微有点不同；我们甚至不能够好几分钟都不想到它。它不可避免地被所有社交活动激活，开始运转；因此它变得极其敏感，它的冲动或渴望非常强烈；因为它成为我们很多最紧张的情感经历、最激动的喜悦和最严重和持久的伤痛的来源。得意（一种极其强烈的喜悦）、羞怯、羞愧、嫉妒、愤恨、自我谴责和悔恨是我们赋予某些最复杂的感情状态的名称，它们都源于这一种情感；并且，由于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它也是我们最强烈和持久的希望、焦虑和失望的来源。
我们已经知道对某种目标的情感可能成为主导的情感，超过所有其他情感，支配他的整个人生，如母亲对孩子的爱，一个人对他世代所在的家和土地的热爱，对他的家庭、他的国家、他的教堂或他的上帝的热爱，一个人对他的王子的忠诚，或者对情人的投入。这种人的行为可能在很多方面受人赞美——这些方面包括他对一种事情的坚定投入、它的力量和持久以及对目标的专心程度，然而它也容易与狂热这一不足为伴的情感为伍，缺乏适度和相对值，太过专一，而忽略了很多本不应被忽略的比如像正义和诚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听到过狂热喜爱古代中国或其他形式的小古董的故事，他们尽管在其他方面都非常体面，但他们会不择手段或秘密地追踪他们觊觎已久的珍品；在这种案例中对不重要对象的追求成为主导情感，这显示出它已经没有资格去影响其他的主要情感。
自爱、自尊或自负的情感，如果变成一种主要情感，也容易引起行为极端和扭曲。如果它以抱负的形式出现，它会产生不择手段的行为；如果它以骄傲的形式出现，它会使他蔑视一切。但是它有一种特殊的优点，它能呈现出一种形式，使它自己能适合一切环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我们所能想到的行动上限提供一种确切动机。只有当自爱成为主导情感，而它也被理想的性格引导之时，它才能获得这种优点和这种能力。在这种指引之下发展，自爱成为情感系统的顶端、性格的飞轮、行为的调节器、所有道德思考的最高仲裁者；它对正确和做正确的事的渴望成为所有道德选择与自觉的决定性因素。
读者心里可能会有两种反对，一种是道德上的，一种是辩证的。他们可能会说：你想说服我们自爱是产生最高形式行为的根本因素。但是很多道德学家和传教士不是说忘我才是善良的精髓和所有美德的开端吗？我只能回答那种教条对我而言漏洞百出。确实有非常德高望重的人给我们举例，有的人一生致力于最忘我和最具牺牲精神的慈善事业和服务穷人或是遭受痛苦的人。但是他们不一定就是最好或者最完全的性格的典范。他们不是那种战胜巨大的困难，为世界树立新的标准，并作为榜样影响他人来效仿他们的类型。阅读斯特雷奇先生对弗罗伦斯·南丁格尔
的记述，你会发现，尽管她满腔热忱去救苦济难，但她绝不是一个顺从和忘我的人。她也许没有完美的性格，但是她有巨大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坚强的意志或性格。她用巨大的力量投身于她伟大的事业，因为她的温柔的保护倾向被她强烈的表现自己的倾向所加强了。她知道什么应该属于她，并坚持要得到它，即使她不得不拿起斧头砸开政府库房的大门，撕碎所有阻挡她前进的官僚习气。不仅如此，成千上万甚至是数以百万的善良女性一生都忘我牺牲；她们的影响随着她们的死亡而消逝。然而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的影响力留存下来，并且鼓舞无数人投身于同样伟大的事业中。
辩证的反对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紧密相关。有性急的读者会说：前面的章节中你告诉我们每一种真正能被称为道德的行为，其源头都在于温柔地保护的倾向，在温柔地为他人着想之中。现在你反过来告诉我们所有好性格的根本因素是自爱。这两者怎么能协调呢？它们互相之间不冲突吗？我的回答是：就像上面已经证明过的，它们不冲突。
发育良好的自爱促成很强的性格，但不一定是有道德的性格。一个人如果性格很强，但是，如果他的道德情感崇拜中没有慈善、同情、自我牺牲和温柔这些品质的位置，那么这些美好的品质将不会存在于他的理想中；他不会培养它们，而且，在任何需要深思熟虑做出选择的情况下，想要认识和展现这些品质的渴望也不会出现，在思考的过程中将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如果保护的冲动在他心中没有完全萎缩，他可能会不顾自己，就像我们说的（或者说不顾他强硬的性格）被打动去做出一些包含某种程度的自我牺牲的有同情心的行为。他也许已经学会了讨厌和鄙视这些品质；他也许是尼采的信徒，他的理想也许是冷漠无情的；那么，如果他发现自己内心有任何温柔或同情的活动，他会坚定地把它们扼杀在萌芽之中，并不顾这种活动而选择无情的做法。他坚定地使行为服从理想的命令，尽管会有干扰，他还是会表现出强硬的性格，但这却不是有道德的性格。
自爱在决定行为时给予我们道德情感的效力。一个人也许有值得称赞的道德情感，但是，如果他没有强烈的自爱，如果他从来没有获得过，或者失去了自尊，他将没有强烈的渴望去认识到自己身上值得欣赏的品质。因此，不会持续地展示它们，尽管当没有强烈的冲动领着他往反方向走时，他也许会零星地这样做。也许他天生的性情就跟圣弗朗西斯一样非常善良，但是他也许会在愤怒或恐惧或欲念强烈之时，或者在乌合之众的感染下，做出极其残忍的事情。
那么很强的性格的精髓在于，自爱应该处于支配地位，它应该是主导情感；而性格的品质是包含在理想之中的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情感决定性格的品质和行为；自爱保证这些情感所产生的冲动和渴望在相冲突的冲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使行为持久，使性格能够自发，使它总是朝向理想的指路明灯，总是沿着最具有耐力的道路走下去。因此，也许看上去自相矛盾，强烈的自爱能使人总是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后——不管他天生的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多少。
那么，要拥有很强的、有道德的性格以及适当的道德情感，最重要的是两件事情，即：第一，有意识地把值得欣赏的品质收入到对性格的理想之中，并稳定地评估它们的相对值；第二，有很强烈和敏感的自尊，它持久地更新和保持努力，去认识一个人自身的行为和性格。
我们不要忽略，练习这些最高级别、最复杂的性格仍然有效。每一次这些更高级的因素开始活动，并且成功地决定理想的行动，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满足感，朝向这种行动的倾向得到强化和肯定；每一次我们允许它们在与其他倾向——贪婪、野心、欲念、恐惧——的斗争中占下风，它们就被失败的痛苦弱化和阻碍。然而“至少爱过和失去过，要好过从来没有爱过”；而且人一旦学会去热爱理想，即使他从来没有使它在自己身上成为事实，但是与其一直完全天真相比，他会少一些粗鲁；在认识到他自己的失败之时，他会获得一些谦虚，而这正是智慧的开端；他也许会希望拥有更美好的东西，他至少知道如何欣赏他人的努力、胜利以及失败。尽管他不是一个强壮的参赛者，没有赢得任何奖项，他也可能成为一个道德专家；尽管他也许没有美德，没有沾染各种邪恶，至少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让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实用的教训。首先，让我们鼓励自己和孩子的自尊；让我们细心地避开任何有可能损害或毁灭它的事情。其次，让我们反省自己的道德品质，并引导孩子们反省；让我们试着清晰而诚实地思考它们，直到我们能以某种理性的秩序估计它们的相对值；让我们努力去认识我们自身备受认可的品质，并鼓励我们的孩子也这样做。
一些在罗马教堂德高望重的权威嘱咐大众采取特殊的方式来训练意志。我记得其中一位建议他的读者每天拿出一小段时间，做一些完全无用和荒唐的事情，就是不要专门去训练意志：比如，以一种荒诞的姿势站立一段时间，或者把火柴盒里的火柴全部拿出来，以一种缓慢的预先规定好的速度把它们一根接一根地摆放在桌子上，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放回火柴盒。这种练习不能锻炼肌肉、增强胸肌，或以任何方式促进身体健康或体能或灵敏度；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另一种不是纯粹渴望增强意志的动机就会被激活，而当这种动机发挥作用，意志的训练就会相应地失效。
我个人没有体验过这种训练的效果。但是在我看来，似乎如果忠实地长时间坚持，这样做应该能增强自主能力，应该能形成坚强的性格。但是，当然，这种行为本身不能拓展或优化性格。在一个非常权威的道德训练体制下，每一种情境都有一个规定，信徒自己没有选择、品味或是道德判断力，这种训练也许会找到合适的价值。
我不会反对任何人使用这种训练；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对于那些想要实践道德运动的自由的人来说，更好的是选择几个领域，通过克服本性冲动来训练意志，这种操作如果有度的话是完全无害的。让他某一段时间——如果不是经常的话——拒绝给自己某些奢侈品，如过多的酒，泡热水澡，第二支雪茄，他最爱的佳肴，早晨被叫醒后仍旧在床上美妙地躺几分钟。吸烟者总有一些这样的自律方式。让他偶尔——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不抽烟；或者，好一点的是，让他某一段时间减少其抽烟的量，规定一天多少烟斗，多少雪茄或香烟，在这段时间内严格遵守——这段时间可以是一天或一周或一个月，但不要有规律。
在孩子的教育中，在训练意志力方面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和实践。好几代人以前，普遍的做法是训练男孩完成他没有任何兴趣的艰巨的任务。在桦树条的鞭打下或其他威胁和惩罚面前，他被强迫长时间投身于志趣不投的任务。接下来的一个时期的威胁和惩罚被奖赏所补充，或部分替代。奖励、荣誉、奖金和报纸扬名被用来激发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渴望和刺激竞争来帮助对失败的恐惧。后来，出现了反对所有这些方法的剧变。大肆宣扬孩子必须只做他天生应该做的事情，只从事他们的天性激起其自发兴趣的事情。所有的惩罚，以及所有的奖励如引诱他学习，都必须废止。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玩。托尔斯泰和蒙台梭利就成为广受认可的先进教育家的倡导者。
但是新体制从来就没有占绝对优势。总是有很多老师，他们理解工作与玩乐之间的区别，认识到我们不能不给孩子布置繁重的任务，否则将给他造成巨大的损失。因为只有在完成艰巨任务的过程中孩子才能获得最有用的能力，获得把注意力集中到并不能引起其好奇心或喜爱的主题上的能力，而非仅仅为了这件事而做这件事的能力。这种注意力的集中是一种特殊的意志力训练；而这种训练会增强意志力，也就是说，强化性格。
但是现代对旧式方法的反对里面也有一定的道理。只是由于害怕惩罚而维持或刺激工作对性格的形成帮助甚微或没有帮助；充其量只能制造出一个奴隶的性格。而由于外在的奖励、由于抱负的渴望所促进的工作，能培养性格，但只能形成抱负占主导的不完全的性格。真正需要的是，孩子应该学会努力工作，因为他需要靠这么做来获得知识、智力和性格，尤其是那种让他能够把他的智力有效运用到任何问题上的性格或意志力。
还有一个动机也可以被适当地激励，以维持孩子的努力，即取悦他人或服务他人的渴望，这种协作能够促进孩子的性格往应有的方向发展。一个男孩如果知道其父母和老师对自己的进步极为感兴趣，看到他对学习越来越精通非常高兴，他也许会在这门学习上更加有动力；而如果，与此同时他知道自己的成功——比如赢取奖学金能够减轻他所爱的人的负担，他的勤奋学习就有了另一个值得称赞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