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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风气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二编》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然则朱君是书乃此日世局潮流中应有之作。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论者辄谓爱新觉罗氏以外族入主中国，屡起文字之狱，株连惨酷，学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于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亦非甚违碍者。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为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夫义理词章之学及八股之文，与史学本不同物，而治其业者，又别为一类之人，可不取与共论。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徵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二编》
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 （按：《春秋公羊传》） ，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
以往研究文化史的有二失：
旧派失之滞：旧派作中国文化史，其材料一般采自二十四史中的《儒林》《文苑》传及诸志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类书乃为科举对策搜集材料之用，没有必要全行采入。这类文化史，不过钞钞而已。其缺点：只有死材料，没有解释。拘文牵义，不能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不过这类书里的材料还可以用。
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新派书似有条理，有解释，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乃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彼之理论，对于我们的材料，也能有相当的适用。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为有时中国材料在其范围以外，所以讲大概则似乎很对，讲精细则不太准确。而历史重在准确，不怕琐碎。（讲哲学可以，讲历史不行。）
（按：所谓“旧派作中国文化史”，可能是特别针对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
卞僧慧《“晋至唐文化史”开课笔记》，《年谱长编》
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识见很好而论断错误，即因所根据之材料不足。朱子有学有术，宋代高等人物皆能如此。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年谱长编》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二编》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
《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