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则举例

夫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不可仅于文句之间，反复研求，遂谓已尽其涵义也。

《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二编》

陈师又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这句话含有很重要的意义。有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昔年和我讨论陈师的名言，他说这句话给他印象很深，影响很大。

1920年代对学生所言大意，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追忆》

一天，先生说：历史研究，资料范围要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一屋的人穿蓝的，也许就有一个人穿黑的，除有一定前提，类推不宜常用，先生对青年指点，常在燕谈笑语之间。

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又谓宓欲治中国学问，当从目录之学入手，则不至茫无津埃 ［涘］ ，而有洞观全局之益。

吴宓日记1919年11月10日

总之，此事极重要而复杂，仓卒间鄙见亦未敢有所决定也。惟疑曳落河虽为公名健儿之义，亦为民族之专名，如赭羯之比。又，异族语音译相同者颇多，若无他证，仅据对音，则只能备一说而不能确指也。

1936年1月24日致陈述函，《书信集》 ZdJ2rtLdYhnd0TktuNBUtV5whqP9buwAFCXk6LTWLi9jo3PQp/ddxgzStncE2C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