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本子注”

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俱在文句之比较拟配，颇有近似之处，实则性质迥异，不可不辨也。……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六朝诂经之著作，有“子注”之名，当与此有关。……可知“子注”之得名，由于以子从母，即以子注母。

（按：在佛教文献里，“本”又作“母”，特指校勘时的底本，“子”指其他的对校本；将“本”与“子”合并为一个新文本的整理方式，应称为“合本子”，而陈氏径称“合本”，实不甚准确。）

《支愍度学说考》，《初编》

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傅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觏之作也。

《支愍度学说考》，《初编》

当时“合本”之方法盛行。释道安有《合放光光赞略解》，支遁有《大小品对比要钞》。《出三藏记集》卷七及卷八载其序文，可以推知其书之概略。支敏度曾合《首楞严经》及《维摩诘经》，盖其人著《传译经录》，必多见异本，综合对比，乃其所长也。……据敏度所言，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亦何以远过。故不避引用旧闻过多之嫌，特录其序记较详，以见吾国晋代僧徒当时研究佛典，已能精审若是，为不可及也。

《支愍度学说考》，《初编》

鄙意衒之习染佛法，其书制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五卷惠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后代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于《洛阳伽蓝记》一书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

《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编》

抑更有可申论者，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亦同一体材，因经后人删削，其合本子注之体材，益难辨识。至《水经注》虽知其有子注，而不知其为合本。前人研治者甚多，然终以不晓此义，无所发明，徒资纷扰，殊可悯惜。

《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编》

南北朝佛教大行于中国，士大夫治学之法，亦有受其薰习者。寅恪尝谓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颇似当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然此诸书皆属乙部，至经部之著作，其体例则未见有受释氏之影响者。惟皇侃《论语义疏》引《论释》 （按：当指《瑜伽师地论释》） 以解公冶长章，殊类天竺《譬喻经》之体。殆六朝儒学之士，渐染于佛教者至深，亦尝袭用其法，以诂孔氏之书耶？但此为旧注中所仅见，可知古人不取此法以诂经也。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教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彼佛教《譬喻》诸经之体例，则形虽似，而实不同，固不能取其法，以释儒家经典也。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二编》

裴世期受诏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志。其自言著述之旨，以为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凡承祚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又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而疑不能判者，则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据此言之，裴氏《三国志注》实一广义之合本子注也。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经后人删略，非复原本。幸日本犹存残卷，得借以窥见刘注之旧，知其书亦广义之合本子注也。郦善长之注《水经》，其体制盖同裴刘，而此书传世，久无善本。虽清儒校勘至勤，蔚成显学，惜合本子注之义，迄未能阐发。然则徐君是本之出，不独能恢复杨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

《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寒柳》

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岂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而《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斯则今日发声唱导之时，不胜深愿诚祷者也。

《陈述辽史补注序》，《二编》 iYtgE2EMYccfsTi7r2EDuMFR3nXrtG/Zx7Kts7LdH0G0/Nw6uGCaZaLTLeXhhly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