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18世纪以来第一部介绍军事修会总体历史的著作。本书的叙述集中于反宗教改革时期之前,彼时军事修会里还是“持剑的修士”。不过,其中许多军事修会现在依然存在,最著名的便是马耳他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现在主要从事慈善活动,但他们仍然珍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我将在最后一章叙述其后期的活动。
军事修会的骑士成员出身贵族,宣誓甘于贫穷、保持贞洁、服从命令,在既是修道院又是军营的住所中过修道生活,并与基督教的敌人作战。我们可以看到,修士们在礼拜堂内念诵日课(Office),在外则换上统一制服,成为士兵。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是三大主要军事修会,圣地亚哥骑士团和卡拉特拉瓦(Calatrava)骑士团的规模也不小。大部分骑士团兴起于12世纪,向教会供应十字军运动中的突击队。他们是自罗马时代以来,西方第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
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是真正想要通过战斗进入天堂。在数不清的战斗中,他们从未怀疑自己的宗教天职。条顿骑士声称:“谁与我们为敌,就是与耶稣基督为敌。”这是因为,“神圣战争”曾经是所有西方基督徒信奉的理想,人们对十字军运动的热情持续了好多个世纪。
军事修会的弟兄们在许多土地上战斗和祈祷过——还有许多海域。爱德华·吉本曾写道,在十字军控制下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最坚实的堡垒就建立在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和所罗门圣殿骑士团之上;修道和战斗的奇妙结合,或许表现出宗教狂热,但这是政治所认可的”。得益于他们的牺牲,“海外领地”(Outremer)这片十字军的土地——某种意义上是现代以色列的前身——得以坚持近两个世纪。耶路撒冷王国最终覆灭后,医院骑士团首先在罗得岛,后来在马耳他,继续致力保卫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基督教商人,使其免遭土耳其人和北非巴巴里(Barbary)海盗的侵袭。
这些士兵—修士还在北欧发动了另一场神圣战争,打击普鲁士、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异教徒,在塑造德意志和波兰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些国家在种族、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受到了军事修会的影响。德意志人“向东进军”(Drang nach Osten)运动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条顿骑士团的遗赠,骑士团统治疆域一度几乎延伸至圣彼得堡。正是条顿骑士团创造了普鲁士,他们征服了原初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异教波罗的语民族,推行了整个中世纪历史上最为深远的殖民运动。他们向立陶宛人发起的“森林攻势”是中世纪最为激烈的战争。1331年,条顿骑士团于波兰国王“矮子”瓦迪斯瓦夫统治下夺取但泽(格但斯克),这片土地后来演变为“波兰走廊”。普鲁士第一位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就是控制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位大团长(hochmeister)。1914年,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马祖里(Masurian)湖区击败俄罗斯军队,特地用5个世纪前发生的坦能堡(坦嫩贝格)战役为这次胜利命名。在那场战役中,斯拉夫人杀死了一位大团长,几乎全歼了其麾下的骑士。条顿骑士团的银底黑色十字标志成为铁十字勋章的原型,至今仍是德国军队的象征。
西班牙的圣地亚哥骑士团、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和阿尔坎塔拉(Alcantara)骑士团是“再征服运动”的先锋。他们不断巩固并向前推进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在遭受摩尔人劫掠而无农民敢定居的荒凉高原上放牧。其他骑士团则从葡萄牙开始,用半传教、半商业性质的活动开启了欧洲扩张的征程。圣殿骑士团在葡萄牙的继任者——基督骑士团的团长,“航海者”恩里克(Enrique the Navigator),在萨格里什(Sagres)主持开设了一个研究中心,运用当时最先进的地理知识,派出探险船队,船上飘扬着骑士团的旗帜。
奇怪的是,很少有历史传奇讲述骑士团的故事。1291年阿卡(Acre)陷落时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力战至死;条顿骑士团大团长永京根的乌尔里希(Ulrich v. Jungingen)拒绝离开注定失败的坦能堡战场;马耳他骑士在伤重难支的状态下,坐在圣埃尔莫(St Elmo)堡垒缺口边的椅子上迎接土耳其人的最后冲锋,这些只不过是骑士团英雄史诗中最广为人知的几个场景罢了。圣殿骑士团的终结——最后一位团长莫莱的雅克(Jacques de Molay)被慢慢烧死——更值得大书特书。(圣殿骑士团其他21位团长中,5人死于战斗,5人死于伤病,1人饿死在萨拉森人的监狱中。)爱森斯坦在他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Alexander Nevsky )中,设置了一段关于条顿骑士团1242年在佩普西湖(Peipus,楚德湖)冰面上惨败的情节。亨利·德·蒙泰朗写过一部名为《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 Le maitre de Santiago )的戏剧。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了。
不论属于哪一个骑士团,不论是在约旦河岸、塔霍河边,抑或是在地中海、波罗的海,激励骑士们战斗的精神力量都是相同的。《圣经》或许告诉我们,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马太福音》26:52),但骑士团成员们视自己为基督的战士,也就是“战斗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