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本是一座古城。直到清末民初，郑州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古代城池体系。

《民国郑县志》载明了郑州城池的基本情况：

唐武德四年建。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三丈五尺，顶阔两丈，趾宽五丈。隍宽四丈，深二丈五尺。城门四：东寅宾，西西成，两门相对。南阜民，北拱辰，两门不相对，南门偏西，北门居中，各有楼在月城上。城上郭门四：东“东望奎躔”，西“西维禹甸”，南“南瞻舜日”，北“京水朝宗”，今毁。州城东西延长，南北微狭。

《民国郑县志》还简略记载了宋代、明代、清代官吏修葺城墙的史实。

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郑州方志明代《嘉靖郑州志》和后来的清代《康熙郑州志》《乾隆郑州志》中关于郑州城池的描述与《民国郑县志》大体相同，也都把郑州城的建造时间确定为唐武德四年，口径完全一致。

这种认知在1950年代之前肯定是标准答案，无人质疑。但到了1950年，情况发生了逆转。这年秋天，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1920年代就学于开封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曾追随李济先生从业考古工作，参加过安阳殷墟发掘等项目，其实是位落魄的考古专家）到城南二里岗一带散步，在市政工程施工现场发现了新挖出的带有绳纹的陶片，他既讶异又惊喜，初步判断为商周古物，便上报政府，希望尽快组织考古发掘。韩维周先生无意中成为破译郑州古城秘史的先行者。1952年开始，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郑州拉开序幕，1955年发现了郑州商代都城遗址。此后数十年，随着考古成果的日积月累，经过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城市学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和反复论证，郑州“商城遗址”被确认为汤武大帝推翻夏朝建立商朝的开国之都“亳都”，碳14测定结果显示，亳都城建成已有3600多年的历史。从商汤开始，商王朝五世十王都盘踞在这里，亳都承担都城职能的时间前后长达二百余年。亳都遗址的面积约25平方公里，以全球视野看，这在当年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都是无与伦比的。亳都四面城墙的位置，落脚到今天郑州城市路网上看，南城墙在今天的城南路一带，东城墙在今天的城东路一带，西城墙在今天的杜岭街和南顺城街、北顺城街的连接线一带，北城墙则在金水路南侧一带。整个城区的规模，相当于明清之间的北京城。“亳都”之说尘埃落定之后，郑州因而名列“中国八大古都”。以年资论，还成为其他七座城市（安阳、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的兄长。

商代亳都的城池到周朝开国时变成诸侯国管国（周文王之子管叔的封国）都城。几经兴衰，繁华落尽之后，汉代时北部城墙大幅度内缩，北城墙位置由现在的金水路向南退缩到城北路一带，东、南、西城墙的位置则一仍其旧。城内区域的规模这时只相当于亳都旧制的一半还弱。唐武德（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年号）四年，征讨割据政权的战事尚未结束，平定王世充的“郑国”之后，唐高祖便立即重整郑州州级行政建制，划定州统区域，沿袭汉代城墙格局大举重修州城（管城），数年后这里正式成为郑州治所。这大概就是明清和民国方志关于郑州城建城说法的由来和依凭。

郑州作为州（府、郡）级行政建制，始于隋，终于民国。而郑州州城（管城）并非平地而起，它是借用、整合、重建商代亳都城设施形成的城池，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在同一个基础上不断累积、层层堆叠，一直在传承，从来未荒废，郑州是华夏文明中源远流长的城市文化的重镇和标志性城镇。

到了民国时期，郑州改称郑县。1927年冯玉祥将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月以后，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主豫后重视郑州的战略地位有甚于省会开封，做了不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扶危济困的实事。1928年2月，冯玉祥将军下令筹建郑州市，委任王玉廷主持市政筹建处；同年4月，改市政筹建处为市政府，委任刘治洲为市长。这段浅埋于郑州地方史志资料的史实很容易被忽略和遗忘，应当引起我国现代史与城市史学者的重视——从这时候起，古都林立的中原大地第一次诞生了现代体制意义上的城市。

但是，冯玉祥又是郑州城的破坏者。他下令拆除城砖用以铺装市政道路，兴建平民宿舍。据史料记载，不到十天，共拆得青砖700多万块。几个昼夜之间，郑州城被打回到明朝以前的模样，赤身裸体，满目疮痍，形销骨立。郑州城从此失去整体性和功能性，变成了一圈残垣断壁。抗日战争期间，郑州多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城墙被炸得千疮百孔，毁坏殆尽。

可惜一座几乎贯通整个中国历史年表的巍峨古城，在20世纪上半叶被迫退出了这座城市的景观与空间体系。

从1916年版的《郑县城及四关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郑州城有一条贯通东西的轴线，这就是首尾相连的东大街和西大街，合称东西大街。顺西大街西行，穿过西城门再往西，路名就改称西门大街了。再往西行数百米，路名又改称西郭门大街。街名的变化，显现出这座古城曾经拥有过的规范的城郭体制和严整的空间秩序。西郭门大街的西端与金水河（旧河道）相遇，于是，一座小桥便应运而生如约而至。在同一地点汇合的城市街道，还有德化街和长春街（今二七路）。

小桥名叫长春桥，据说得名于唐代魏征诗句“茫茫禹迹，浩浩长春”。初建时是一座木结构的老桥，架设在金水河上，年久失修，人车通行有安全之虞，1923年即京汉铁路大罢工那年，郑县政府筹款改建为砖石结构拱桥，桥宽约6米，长约30米，桥下两孔，东西各嵌“长春桥”石额；桥两端立有木制灯杆，灯杆上安装了燃油路灯。长春桥以西，是成片的贫民区棚户区，间有一些店铺门面。金水河河床较浅，河道弯曲，一到雨季便泛滥成灾，长春桥周围商家住户屋中纷纷进水，街道上更成了汪洋泽国。1939年底郑州官民士绅组成“整理河道工程委员会”，启动金水河改道工程，从菜王村（今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附近开始，将金水河折行向东改为转向东北，绕城而过，形成现有河道线位。由此向东的老河道没有完全填埋，存续至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郑州市重新规划修建市政设施，填平了老河沟，河两侧顺河街、迎河街两条小路并作一处，拆迁居民574户，拆除房屋1414间，建成一条两块板断面、中间设有花坛的新街（郑州市新建的第一条混凝土路面的街道）。因为1948年刘邓大军的队伍是沿着这条线路进入郑州城区的，所以，将新街定名为“解放路”。这时候，长春桥桥墩、桥板和护栏被全部拆除，桥基被新修建的二七广场覆盖。长春桥由此退出郑州人的生活空间和桥涵序列，但作为一个历史地名和一个历史事件的现场，它却永载史册。

长春桥是一处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悲怆之地。1926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九），两位二七工运领袖因在京汉铁路线上配合北伐军行动而遭直系军阀抓捕杀害。法场就在长春桥西南近在咫尺的五虎庙前。刽子手在行刑之后，将两颗人头悬挂在长春桥灯杆之上。

这两颗人头的重量，从此等同于一段郑州现代史的重量。处死人犯，枭首示众，在中国这是始于秦汉的一种酷刑，统治者用以屠戮重犯，警儆社会。受刑者死无完尸，身首异处，观望者如刃加颈，如芒在背。头颅是生命的标志，尊严的象征，而敢于抛头颅，不怕掉脑袋，“砍头全当风吹帽”，却是历史上无数革命者引为自豪的特殊精神境界。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者陷身于不尽相同的险境，坚守着不尽相同的信念，相同的是，他们都把舍身取义视作他们自己今世今生光荣的归途。

两颗血肉模糊的头颅默然无言，在长春桥头挂了整整一周，没有闭合的眼睛七天里日复一日守望着身边这座已有3600年历史的灰蒙蒙的城池。两位烈士一位名叫汪胜友，一位名叫司文德（不少人因为缺乏对这段历史细节的了解，而把两位的名字误记为名气更大的1923年在武汉就义的二七烈士施洋、林祥谦）,1923年参加由中共发起和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率领铁路工人反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大罢工失败后，两人继续投身工运，1925年京汉铁路总工会及郑州分工会恢复时，汪胜友被推举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司文德担任工务处工人总代表。1925年8月，汪胜友、司文德协助郑州豫丰纱厂工会领导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罢工条件，达到罢工目的，取得令人鼓舞的胜利。1926年7月，为了配合北伐军打败军阀吴佩孚，汪胜友、司文德组织的工会小组经常在铁路上进行破坏活动，使吴佩孚的军车屡受损失。吴佩孚败退郑州后，接连张贴布告，派出侦探，四处缉拿工运领袖。1926年10月6日，由于叛徒张世荣等人告密，汪胜友、司文德落入敌手，10月15日，吴佩孚以“有破坏黄河铁桥嫌疑”的罪名，将两人杀害于郑州西关五虎庙。刽子手残忍地割下烈士头颅，用铁丝串在一起，出五虎庙向东步行百余步，将之悬挂在长春桥头。五虎庙的位置，就在今天的二七广场西南（已拆除的二七宾馆位置）；长春桥的位置，就在今天的二七塔塔身之下。

许许多多的城市，在发育、发展的过程中，发生过这样那样的或悲壮惨烈或浪漫动人的故事，在城市内部街衢纵横之中，散布着不同的历史事件的现场。岁月漫漶，沧海桑田，城市的空间结构、景观结构会出现较大调整，城市旧有的容颜有时候会变得难以辨识，但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现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却是不可复制、不会动迁、不能重建的，它们具有超稳定的特性，牢牢地固守着特定的地理坐标，亘古不移。这些历史事件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既是特殊的空间资源，又是可贵的精神文化资源，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深层的人文地理结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它们会长久地顽强地对城市性格产生暗示和规定作用。长春桥，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需要补充记述的是，汪胜友、司文德就义后，身上的衣裳鞋袜被“地保”扒光，两具无头的尸体被运送到西城墙根（今人民路商城遗址，俗称三角公园）外侧挖坑浅埋了。据司文德之孙司斌克讲述（2004年3月4日，访谈者婴父、程忠民），汪胜友、司文德的铁路工友们半夜里把两具尸体扒了出来，重新装殓。汪胜友是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人，时年55岁，没有妻室儿女，皖籍乡亲将他送回老家，埋葬在背靠青山面向巢湖的山坡之上。司文德则葬在碧沙岗（旧称老冯义地，即今碧沙岗公园），再后来，工会组织重置棺木，在火车上专挂一节车皮，将遗体运回他的故乡河南汤阴老家，安葬在县城西五里岗上。司斌克曾听他的奶奶——司文德之妻李氏讲过，工友们从西城墙根把司文德的尸身挖出来时，通体上下还是温软如生的。当时李氏抚尸大恸，泪如雨下，哽咽着说：知道你做的是正直之事，死得冤屈！一边哭一边用水和面，捏了一个人头状的面坨坨装在司文德那倔强不屈的颈项之上，算是凑成整尸，全身而葬。司文德在郑州铁路工人中是一位有影响的青年领袖，平素喜好结交，行侠仗义，爱憎分明，刚猛英锐，放声大笑时声震屋瓦；出生于1896年，参加二七大罢工那年，不足27岁；就义那年，年仅30岁。

1952年2月7日，郑州地区铁路职工和郑州市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二七广场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公祭烈士汪胜友、司文德，公审当年向反动当局告密并参与捕杀两位烈士的凶手张世荣，张犯经郑州市人民法院判决，当场在二位烈士枭首示众的地点伏法。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血案的主犯、当年的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则提前于1951年5月在苏州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郑州和武汉在二七大罢工中双城联动的特殊关系和两市民众对二七烈士共有的深厚感情，中央指示此案要先后在两地公审而后执行。1951年7月8日郑州举行公诉大会，随后河南省人民法院依法对赵继贤做出死刑判决，1951年7月16日在武汉市汉口江岸车站二七烈士林祥谦、施洋当年就义的地方对赵继贤执行枪决。

历史时空，如此轮转。

新中国成立后，汪胜友、司文德被人民政府追认为二七烈士（尽管他们就义于1926年而不是1923年二七工运当时，但他们的身份、事迹、遇害的直接和主要原因都是由二七工运决定的），长春路更名为二七路。1951年郑州市在整修道路时，将长春桥旧址扩建为街心广场并以“二七广场”命名，以示不忘历史，追怀先烈。这时的广场，以今天的标准看，不过是不大的交通环岛，环岛中部为配合1951年秋天在郑州举办的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的宣传需要，建起一座高约21米的非永久性的多面体木塔，平面为六角形（《郑州市志·文物卷》误记为三角形）。木质构架，外表用木条等距布置斜向交叉制作成网状结构，塔的上部攒尖收拢，塔尖红星熠熠。当年在郑州高等工业职业学校读书，20世纪80—90年代担任河南省建设厅副厅长、河南省城市规划学会会长等职务的刘征远先生对建造木塔的情况记忆犹新。据他回忆（2004年2月26日，访谈者婴父、程忠民）,1951年10月份举办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之前，才紧锣密鼓修通了北二七路（原名叫新市场街），因为喜爱画画儿，他和同学被抽选到物资交流大会上画大幅招贴——画一幅河南省地图，画上哪个地方出产花生，哪个地方出产大枣，哪个地方出产黄花菜，把全省的农副土特产品都画到图上去。正是在那个时候，修建了二七广场中的木塔——实际上本意是要建造一座兼有宣传和导向功能的醒目的标志物，既烘托物资交流大会的热闹气氛，又有招徕客商、导引客流的作用。塔身各面上饰以标语口号：“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之后，随着政治时局的变化，塔体的标语口号文字也处在变化之中：“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木塔承载了政治宣谕的媒体功能。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结束后，木塔没有拆掉，继续留置原地。因处在二七广场之中，且造型挺拔，尺度适当，它的形体与高度为平淡的街景平添了焦点和高潮，成为城市中心的优美景观，深得市民百姓的喜爱。市政部门多次对木塔修缮和装饰改造，并添加了彩色灯泡和广场照明街灯，到了晚上，华灯齐放，明丽动人，所以郑州市民喜欢称之为“灯塔”。它高耸的形体有一种凛凛然的纪念碑式的气质，丰富了二七广场的文化意蕴，强化了历史遗址的纪念效果。郑州人天长日久，约定俗成，便将木塔看作是“二七纪念塔”，把它当作一个正式的纪念设施，一个郑州市的地理标志。每逢二七纪念日，一些学校和企业会自发来到这里，举行悼念活动。这种局面整整维持了20年之久。

20年漫长的岁月中，改建二七塔的动议时隐时现。每年郑州市总工会的代表会议上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这样的呼声。1964年，一位二七老工人不满于二七木塔“因陋就简”“将计就计”的现状，向市领导上书，要求郑州向另一座“二七名城”武汉学习，建设一座真材实料的二七纪念碑——建议建造碑而并非塔——因为江城武汉建成的是纪念碑，毛主席还亲笔题名，成为武汉市的著名景观。武汉二七纪念碑落成于1958年，毛泽东主席满足纪念碑筹建机构和湖北省委领导的请求，前后两次挥毫题写碑名：“二七革命纪念碑”“二七烈士纪念碑”，足见最高领导人对中共党史上这一历史事件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郑州刚刚解放时，新组建的郑州市委就敏锐地意识到二七工运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1949年1月即作出《中共郑州市委关于开展以民主运动纪念二七的决定》，设立二七纪念周，召开二七座谈会，2月7日当天多家工厂分别组织了纪念活动，当晚还在城内举行了火炬游行。1951年郑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钱塘路二七大罢工发祥地，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旧址“普乐园”兴建二七纪念堂，经过紧锣密鼓的前期准备，该项目于当年9月破土动工。纪念堂占地面积3990平方米，建筑面积2225.12平方米（以后又有加建内容），主体为砖结构，屋顶为钢架结构；建筑功能为纪念、展览、会议、职工文娱活动等；承建单位为河南省建筑公司，设计者为河南省建筑公司工程师室；建设资金系多方筹措而来：郑州铁路局工会出资20亿（旧币，相当于20万），义马煤矿捐赠5亿元，全国总工会、河南省总工会、郑州市总工会各出资5亿元，总投资40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据时任郑州一区（管城区前身）负责人，后来担任中共郑州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的百岁老人朱翔武回忆（2020年11月10日，访谈者婴父、李建梅、朱宝山），兴建二七纪念堂是郑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后的首任市长宋致和亲自提出动议、亲自推进实施的，并且在协调筹措资金、确定建设方案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纪念堂于1951年秋开工，一年后建成，1953年2月7日举行了正式启用的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最早兴建的革命史迹纪念建筑之一，也是国内首座二七主题纪念设施，比武汉二七烈士纪念碑的落成时间早了6年。即便如此，郑州市委市政府仍然尊重二七老工人的感情，决定采纳在二七广场立碑的建议，再修建一处新的纪念设施。郑州市建设局受命开始启动前期工作。

①1968年二七塔改造方案图之一。图中说明文字较为简洁，只在原木塔基础上稍有改变和加高：主体结构为塔身塔座砖砌，塔尖用铁架铁皮；平面采用小八角形（四大面、四小面）；塔座四大面画画，四小面写语录；塔身四大面写标语，四小面凸出（有一小面设爬梯上人）；塔身上部四大面做主席像，四小面作装饰；工程概算仅为一万元。

②1968&nbsp；年二七塔改造方案图之一。图中说明文字是典型的文革语言：本设计以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表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歌颂永远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最高准则、为中心课题；本设计反映历史上“二七”大罢工革命斗争史实，更着重表现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包括我省我市二七战士革命造反事迹），以资纪念和发挥教育鼓舞作用。碑顶屹立着毛主席的高大塑像，一手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蓝图，一手挥舞，号召继续前进，投入新的战斗，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于是，时任郑州市建设局技术室主任的叶运奎工程师奉命踏上外出考察的旅途，任务是遍访国内名碑，借鉴设计经验——当时设计方向很明确，就是要搞一个纪念碑式的构筑物。叶运奎先生后来长期担任市规划局总工程师一职，主持编制、评审、论证的城市规划建设技术方案不计其数，是郑州市规划与建筑界的元老级人物。据叶运奎先生回忆（2005年1月1日，访谈者婴父、张胜利、司秒争）,1964年4月，他带了助手开始上路，北上南下，先后去过武汉、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古典的现代的，塔尖上架飞机的驮坦克的站着人物造像的，各种碑体一一观摩，大开眼界，犹嫌不足。又心生一计，顺道来到北京，这时恰逢“五”一，找到新华社资料室，自报家门，说明来意，请求帮助——请他们利用涉外信息渠道的优势，帮助查找提供国际上关于纪念碑的图文资料。没想到新华社的同志古道热肠，急公好义，不辞辛劳，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找到了一两百例苏联、欧美纪念碑的图片。对这种无私的协作精神叶运奎十分感动，连连称谢，他手摹心会，翻拍复制，兴高采烈，满载而归。

叶运奎考察回来后，趁热打铁，立即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按照既定安排在《河南日报》上发出通告，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郑州二七纪念碑设计方案。这种博采众长汇集民智的做法，当时在国内并不多见。结果，一呼百应，反响强烈，全省大专院校、设计院所众多工程技术人员纷纷动手，投入创作，很短时间内就提交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方案设计成果，形形色色，让人看了眼花缭乱。但实事求是地评论，令人满意可供选用的方案并不多。因为外地设计者对郑州二七广场面积有限且类似于交通环岛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往往把方案搞得尺度失当；还有一些设计者没有弄清郑州二七大罢工事件和人物的特点，他们参照的史实大多以汉口二七大罢工为蓝本。在应征方案中，市领导反复挑选，认真研究，确定河南省建筑设计院一位姓孟的工程师的方案中选（多棱的碑体，顶部是一笠帽），决定以此为基础，优化之后定稿。尽管大家意见不尽一致，市领导还是下了决心，准备付诸实施。这时候已经是1965年初了。纪念碑改建工作因故延宕，再后来“文革”来临，建碑的事情在高层基本搁置无人问及，改建方案亦散佚不存。到了1968年，木质的二七塔出现基础安全隐患，原改建方案也早已跟不上“文革”的政治形势和流行风格，郑州市建设局设计组又奉命提出了几个新的“文革体”改建方案，但争来议去，就是没人拍板。1969年叶运奎被下放到密县（今新密市）劳动，直到1972年，他才返回郑州。他与后期的二七塔建设过程失之交臂。应该说，这段二七新塔的“史前史”与后期新塔筹建形成了断裂，没有自然地承续下来。

1971年春末夏初一个狂风大作大雨滂沱的日子，在日夜守望这座城市昼作夜息20年之后，二七广场上那座木塔根部朽断，基础变形，像一个劳累终生、心力衰竭的老人，突然体力不支，腿脚发软，颓然卧伏。木塔一倒，议论四起，如何因应，万众瞩目。二七木塔作为郑州市的标志性景观和标签化的纪念设施，经历了一个民间“误读”“别解”进而形成普遍认同的过程。建塔之初“无心插柳”，却被公众赋予了意料之外的意蕴和功能，其中有一定的偶然性。一夜之间，木塔的造型从市民百姓的视觉经验和生活背景中遽然失踪，人们诧然之后，继之茫然怅然，如同归返途中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标，隐隐然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他们习惯于有塔的街景，不安于无塔的城市——城市景观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居民最常见的损失是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场景的消逝与扭曲，他们由此而产生某种无法补偿的失落感，这是一种人居环境急剧变化导致的心理与社会现象，与建筑场景中的政治意蕴的消长并没有直接关系。二七木塔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而言，既是空间要素，又是历史要素。“如果他们居住于其中的物质世界不能维系这种历史性因素，人们就不能维持他们精神上的根及与往昔的联系”（亚历山大，《建筑模式语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在郑州市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现场建造一个正式意义上的纪念设施的良机，这时候凸显出来。把握时机，开发利用这一特殊的空间资源和可贵的精神资源，成为军人王辉的一个冲动。

王辉（1923.12.25—2010.8.27），曾用名王启达，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灰灯集，祖籍江苏省赣榆县土城，1938年7月参加新四军，193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身经百战，反复出入生死之间；新中国成立后，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1952年6月任志愿军机械化工兵六团团长；跨过友谊关，抗美援越，1966年5月任抗美援越二支队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他穿过新四军军装、解放军不同时期的各式军装，根据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异国作战的保密要求，他还身穿过朝鲜人民军、越南人民军的制式军服参加战斗，这经历在全军都是极为特殊无法复制的个案。从国内战场到国外战场，从战士到将军，他拥有一份内容丰富充满传奇色彩的职业军人的履历表。20世纪80年代，他从中央军委国防工办副主任、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文革”时期，根据中央安排，以军人身份出掌地方政务。1967年他奉命从抗美援越前线战场撤回国内湖南衡阳休整，突然接到周恩来总理打给他的电话，命他率部前往河南省平顶山市确保煤矿生产安全。刚把煤矿生产和社会秩序稳控好，不待他稍稍喘气，又接中央指示赶到郑州，出掌省会大局。自此，先后担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郑州警备区副司令员，郑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郑州市委第一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当年设置省委第一书记编制岗位，所以当时的省委书记职务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等职。

主政郑州的王辉下令重建二七塔。这一次，工程兵出身的他要大兴土木，建造一座雄强有力、气宇不凡、别具一格、坚固牢稳的新塔。据王辉老人追忆（2003年3月14日，访谈者婴父、于德水、赵富海），关于塔的模样，他当时心中有一个大体的轮廓：在二七广场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有两位，所以最好建成双塔；塔的层数以七层为宜，以纪念“二七”工运；塔的平面要呈五角星形，强调这是一处革命圣地。这些后来成为双塔平面立面基本特征的设计要求，都是军人王辉首先提出来的。其实，在王辉明确提出以上类似设计任务书要点的要求以前，木塔还安然无恙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关于二七广场的新的构思。他曾经提出过，要在二七广场之中建造一座27米高（数字隐喻）的岗亭，既有纪念功能，又有管理功能——交通警察登梯而上，可以站在亭中俯临道路，指挥交通。他把这种想法透露给郑州市部分建筑设计人员，征求意见，听到的是反对的声音——把交通管制功能和历史纪念功能捆绑在一起，难免不伦不类。王辉认同此议，只好另拓思路——由此可见王辉关于二七塔的腹稿，也是反复考量、几经变易的。根据王辉的要求，包括张泽高、王龙飞、杨国权、胡诗仙在内的省会郑州部分建筑设计人员也前前后后提出过一些其他的方案。如有人提出要在二七广场建一座凯旋门，这次被王辉当场否决。王辉说，建什么凯旋门？！凯旋门是胜利之门。二七大罢工是失败了，不是胜利了！因为那是一个悲壮的事件，才更需要用合适的建筑样式追怀纪念。

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城市也必然是“有故事”的城市。这些故事，这些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常常依靠与历史事件现场相对应的“有故事”的建筑和“有故事”的场所作为物质载体，去承载去转述去传播。能否确认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身份，往往要看这座城市是否具备足够的“有故事”的建筑和场所，看这座城市是否具有可读性。二七塔的营造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整整二十年，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建筑产品孕育、成熟、分娩的过程。这座城市需要这座塔，这个广场需要这座塔，特定的场所特定的人文环境呼唤、催生并规范和框定了一座特定的建筑，这就是这座塔的生成机制。不论早晚，不论谁来郑州主政，终究会有人担当起营造新塔的责任。

营造新塔的历史机遇降临到军人王辉身上。这位在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当年出生的、接受过战火洗礼（咽喉部曾被弹片击穿，腿部负过重伤导致胫骨骨折）的军人恰好又具有良好的建筑工程学方面的专业学养——1954年他奉派到苏联名校莫斯科古比雪夫工程学院学习，完成了全部的本科学业，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古比雪夫工程学院以苏联革命家古比雪夫的名字命名，1993年改组为莫斯科国立建筑大学，缩写为MGSU，简称“莫建大”，是一所国立研究型大学，至今在俄罗斯建筑工程科研和教育领域保持领军地位）。王辉慎思敏行，果断作出了兴建新塔的决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行政决策权、经济管理权和资源支配权常常是高度集中并以简易程序运作的，王辉在二七塔的建设工程中毫不犹豫地行使了这些权力。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王辉，郑州市的二七广场上照样会除旧布新，在木塔倒伏之后建起一座新的二七塔（或者是二七碑、二七亭、二七坛、二七楼），但是二七塔不会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迅速诞生，二七塔不会以“百日会战”的形式奇迹般地矗立起来，二七塔不会是今天这般容颜体格。因为有了这座塔，郑州现代史上的一段故事、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物质化、景观化了，一个历史事件的现场被一种建筑语言讲述和表达出来，城市三维空间中立刻增添和显现了深远的历史维度，平凡的城市环境中立刻幻化出史诗色彩。这对缺乏历史建筑和文化景观的郑州，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