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前49年1月10日，也就是罗马建城第705年，太阳早已落在亚平宁山脉背后，第13军团的士兵在黑暗中排列成行军队形。那晚的天气也许寒气逼人，但他们已习惯这样极端的情况。8年来，他们穿过风雪、顶着烈日，追随高卢总督打了一场又一场血腥战役，直到世界的边缘。现在，从北方的蛮荒地带回来，他们发现自己被部署在一条非同寻常的边界上，前方流淌着一条狭窄的河流，军团一侧是高卢行省，另一侧是意大利和通向罗马的道路。然而，如果踏上那条道路，第13军团将会犯下大不韪，不仅会越过他们行省的界线，还会逾越罗马人民最严峻的法律，他们将不啻是挑起内战。不过，当军团向边界开过来的时候，他们对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已心知肚明。他们一面跺脚抵御寒冷，一面等待号角声响起，呼唤他们采取行动：拿起武器向前进，越过卢比孔河。

号角声会在什么时候响起？在昏暗夜色中，卢比孔河因为山脉融雪的灌注而大涨，人们可以听到水声隆隆，却仍然听不到号角声。第13军团的将士竖起耳朵，他们不习惯等待。通常他们赶赴战场的速度快如闪电，他们的将军高卢总督以果敢、出其不意和行军快速知名，而且越过卢比孔河的命令当天下午就发布了。所以，当最终到达边界后，他们为什么忽然停住脚步？很少有士兵能在黑暗中看见他们的将军，但在围绕他四周的高级将领眼中，他备受犹豫折磨。盖乌斯·朱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没有指示人马前进，反而默默无语地凝视着卢比孔河的河水。他静默着，内心却并不平静。

罗马人有一个形容这种时刻的词语：discrimen，指紧张得让人痛苦的危急时刻。此时此刻，一个人的毕生成就悬于一线；就像任何追求伟大的罗马人一样，恺撒的事业就是由一连串这种危急时刻构成的。他一次次拿自己的未来冒险，又一次次从险境中胜出。对罗马人来说，这正是一个男人的标记。然而，站在卢比孔河前的恺撒面临着一个让人特别痛苦的两难抉择，而且这两难恰恰缘于他先前的成功。之前他曾在不到10年之内，以武力迫使800座城市、300个部落和整个高卢投降。然而，这种过高的成就让罗马人民忧喜参半，毕竟他们是共和国的公民，没有任何公民被容许永远独领风骚。恺撒的政敌嫉妒他的功劳，害怕他的权势，早就策划要剥夺他的指挥权。现在，在公元前49年冬天，他们终于成功地把他逼到墙角了。对恺撒而言，见真章的时刻终于到来。他不是选择服从法律、交出指挥权并面对事业被毁，就是选择渡过卢比孔河。

“色子已经掷出。”

只有成为一个赌徒，并出于一个赌徒的热情，恺撒最终才能命令他的军团前进。换成其他人，经过理性计算后一定都会觉得赌注太高，而不敢贸然行动。另外，后果也实在是难以预料。恺撒知道，他进入意大利势必要冒着引起一场世界大战的风险，他对同伴如此吐露过，也对这样的前景不寒而栗。虽有先见之明，但连恺撒也无法充分预测他的决定造成的全部结果。discrimen一词除了有“危急时刻”的意义外，还可以指“分界线”。在各种意义下，卢比孔河都是一条分界线。越过它之后，恺撒除了让世界陷入战争，还会导致古罗马自由制度的毁灭，并在其残骸上建立起君主制度——这些都是西方历史上有着无与伦比意义的事件。即使在罗马帝国崩溃了很久之后，卢比孔河勾勒出的对立——自由与独裁的对立、混乱状态和秩序的对立、共和国和专制统治的对立——也将继续萦绕在罗马后继者的脑海中。既狭窄又隐蔽的卢比孔河如此重要，虽然它的坐落地点最终被人遗忘，但它的名字至今仍然被铭记着。这并不奇怪，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决定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卢比孔河此后被用来指涉任何攸关生死的决定。

随着恺撒跨出这一步，一个时代结束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一度星罗棋布着自由的城市。在希腊地区和意大利，居住在这里的城市中的不是法老或“万王之王”的顺民，而是公民，他们为拥有区别于奴隶的权利而自豪，这些权利有：言论自由、拥有私有财产和受到法律保护。然而，随着一些新帝国的兴起——最先是亚历山大大帝和其继承者的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各个地方公民的独立性被抑制了。到了公元前1世纪，只剩下一个自由城市硕果仅存，那就是罗马。随着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共和国崩盘后，便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自由城市了。

因此，维持了1000年的公民自治传统自此结束，要等到漫长的1000年之后才会再次出现。自文艺复兴以后，人们曾多次尝试摆脱专制统治，回到卢比孔河的另一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都是有意识地以罗马共和国为榜样。托马斯·霍布斯曾经抱怨说：“那些反抗君主统治的叛乱，最常见的起因便是读了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论政策和历史的书。” 当然，我们能从罗马历史剧中学到的不只是一个自由共和国的价值。毕竟，拿破仑也是先做执政官再做皇帝。而在整个19世纪，最常用来形容波拿巴式政权的字眼便是“恺撒主义”。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当各地的共和国一一崩溃时，幸灾乐祸的人马上指出它们和古代先驱的相似之处。1922年，墨索里尼蓄意宣传他那种恺撒式的进军罗马的神话。他不是唯一相信新的卢比孔河已被越过之人。希特勒日后承认：“若不是因为有黑衫党，褐衫队八成不会出现。向罗马行军，是历史的转折点之一。”

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西方政治的一个悠久传统抵达丑陋的高峰，然后绝迹。墨索里尼是最后一位受古罗马榜样启发的世界领袖。法西斯分子会心仪古罗马，当然是因为它的残忍、狂妄自大和力量，但在今天，就连它最高贵的理想——曾让托马斯·杰斐逊大受感动的积极公民生活理想——都已不再时兴。它们太过一本正经、太过严以律己。在我们这个咄咄逼人的后现代时代，没有东西比古典精神更令人厌烦了，崇拜罗马人有股19世纪的调调。就像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所说，我们已经“从所有那些具有压迫性的罗马价值里解放出来了”。

曾有好几个世纪，它们构成了现代公民权的主要成分，但现在不一样了。在一个古人闻所未闻的大洲上，少有人会停下来好奇，为什么第二个元老院（Senate）会盖在第二座卡比托利欧丘（Capitol Hill）上。帕台农神庙（Parthenon）也许仍在我们的想象中闪耀着光芒，但罗马广场（Forum）却已暗淡无光。

然而，在西方的民主国家，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根源只能回溯至雅典。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论好坏，我们还是罗马共和国的继承人。若不是有人用过，我本来想以“公民们”（citizens）作为本书的书名，因为他们才是本书的主角，而且共和国崩溃的悲剧也是他们的悲剧。最后罗马人民也厌倦了古代的价值观，宁取被奴役与和平的好处，选择“面包和马戏”，而非无止境的内战。正如罗马人自己所知晓的，他们的自由包含了自毁的种子——这种反省在尼禄或图密善（Domitian）统治时期启发了许多悲观的教诲，并在后来的许多世纪，也从未失去让人不安的力量。

当然，说罗马人的自由不是一种高调的冒牌货，并不是说罗马共和国是一个社会民主的乐园。绝非如此。自由和平等之于罗马人是很不同的事。只有戴着镣铐的奴隶是人人平等的。对一个公民来说，人生的本质是竞争，财富和选票则是公认的成功标志。基于竞争的共和国，当然是一个超级强权，其幅员和霸权在西方历史上都史无前例。而这些考量并没有降低罗马共和国与我们时代的相关性。

的确，自从我开始撰写本书后，将罗马和今日美国相提并论变得寻常。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通常会被当代事件所吸引。有些历史时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却因当代事件而突然落入焦点。20世纪30年代晚期，牛津大学著名的古典学家罗纳德·塞姆曾经说过，恺撒的崛起预示了法西斯主义独裁者的时代。所以，罗马一再被人们根据世界的摆荡去诠释。塞姆所继承的是一个漫长和备受尊敬的传统，一路可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把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教训用于自己的母城佛罗伦萨，以及与罗马共和国的毁灭者同名的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审慎的人喜欢说，谁想预测将要发生什么事，便应反思已发生过的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发生的任何事，都与从前发生过的事非常近似。这番话并非轻率的或无理的。” 若有哪些时代看来可适用这番见解，那么现在显为其中之一。罗马是世界上第一个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共和国，而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有哪个时代比罗马时代与我们的时代更相像了。这面镜子让我们瞥见地缘政治、全球化和“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大轮廓。另外，许多我们的时尚和狂热（从锦鲤热到模仿伦敦腔再到明星厨师热）在研究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学者看来，也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但有些类似之处是有误导性的。毋庸置疑，罗马人生活在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外在、情感和思想的环境中。其文明中有令我们感觉眼熟的部分，有时确实是眼熟，但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这类事情经常发生：罗马人让我们感到最眼熟的时候正是他们最奇怪的时候。当一个诗人为情妇的狠心而悲伤时，或当一个父亲为死去的女儿哀悼时，他们似乎说出了人性中某些永恒之物，然而，罗马人对于性关系或家庭生活的假定又与我们大异其趣。同样与我们大异其趣的，还有赋予共和国生命力的价值观、共和国公民的欲望，以及他们的宗教仪式和行为准则。理解了这些之后，罗马人那些让我们深恶痛绝的行为将变得比较容易了解（但不代表可以被原谅）。在竞技场上逼人互相厮杀、毁灭一座大城市和征服世界，这些在罗马人的思考模式里也许是辉煌成就。唯有通过理解个中原因，我们才可望理解共和国本身。

当然，企图进入一个逝去已久时代的心灵，是件高风险和堂吉诃德式的事业。凑巧的是，共和国最后20年是罗马史中资料保存最完备的时期，这些资料对古典学学者来说是一个证据的宝库，有演讲词，有回忆录，甚至有私人书信。但它们仍然只算巨大黑暗中的几缕微弱光线。有朝一日，当有关20世纪的记录变得就像古罗马的记录一样破碎时，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大概只能仰赖希特勒的广播演讲和丘吉尔的回忆录写出。没有来自前线的家书，也没有战斗人员的日记。这种寂静是古代史研究者再熟悉不过的了，借用莎士比亚笔下佛鲁伦（Fluellen）的话来说，就是：“听不见庞培军营里的任何声音。”我们也听不见农民小屋里的声音、贫民窟民居里的声音和奴隶营棚里的声音。对，有时能听到一些妇女的声音（只限于非常高贵的妇女），但连这些声音都一律是由男人转述的，有时还会被错误转述。要在罗马史里寻找统治阶级以外任何人的细节，就像沙中淘金一样困难。

甚至，对重大事件与非常人物的记载乍看丰富，事实上也都是一些断简残编，就像坎帕尼亚（Campagna）的输水渠那样，一会儿有高架的引水桥，一会儿又流淌于平地上。罗马人常担心，这也许就是他们的命运。正如罗马第一位大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所说的：“毫无疑问，命运女神随兴地主宰一切：她能让一个人大名鼎鼎，也能让另一个人默默无闻，毫不考虑他们的能力或许难分高下。” 讽刺的是，他自己作品的命运成了这番哀叹的写照。作为恺撒的追随者，撒路斯提乌斯记录下了他的恩主登上权力高峰前一些年的历史——读过的人一致赞誉这部作品的权威性。如果它留传下来，我们就会得到一部当时人对公元前78年至公元前67年之间历史的记载（这些年间充满了决定性与戏剧性的事件）。但撒路斯提乌斯的这部杰作只有些断简残编留传下来，通过这些断简残编和其他一些信息片段，我们仍然能够重构该段历史，但已失去的部分则永远无法修复。

难怪古典历史学家常担心把话说得太满，每写一句话都会停下来想加上解释与限定，就算是资料非常丰富的时候，确定性也不够，且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仍比比皆是。以本书赖以命名的那起著名事件为例，它真的就像我描述的那样发生了吗？大有可能，但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因为一则材料说，恺撒在日出后涉水过河；另一则材料则暗示，当恺撒到达卢比孔河河岸时，他的前锋部队已经进入意大利，连渡河日期都只能从其他事件来推断。学者间的共识是它发生在1月10日前后，但也有人认为从1月10日到1月14日之间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另外，根据儒略历以前的罗马历法算法，他们的1月事实上是我们的11月。

简而言之，本书对许多事实的陈述可能遭到反驳，但这样承认并不代表我自认失败。相反，在叙事时将支离破碎的材料拼接起来以掩饰某些更为明显的漏洞，并在前言里加以说明是非常必要的。要从导致罗马共和国灭亡的事件中组织出一个连贯的故事并非没有可能，而这始终是对古典史学者的一大吸引力。我没有理由为此道歉。叙事史被冷落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现在又恢复流行——即使（正如很多人主张的）它只是给随机的历史事件套上一个人为的模式，但它仍没必要自惭形秽。事实上，它也许能帮助我们更接近罗马人的心灵。毕竟极少数罗马公民不把自己视为那个历史时代的主角，正是这种心态才导致共和国毁灭，但它也赋予这段历史特别绚烂的英雄主义色彩。仅仅在一代人之后，人们便开始为曾经的那个巨人云集的非凡时代而惊叹不已。半个世纪后，提比略（Tiberius）皇帝的御用颂词写手瓦雷乌斯·帕特库卢斯（Velleius Paterculus）尽管感叹“为一个有那么多不凡个性的人物活过的时代著书立说，看来近乎多余之举”，但还是立即就着手写作了。就像所有罗马人一样，他知道其人民的才华在丰功伟绩中才能获得最璀璨的展示。也因此，这种才华可以通过叙事被最好地理解。

在罗马共和国宏大历史剧落幕2000多年后，那些曾在剧中演出的男女角色的“不凡个性”至今仍令人惊叹。罗马共和国本身也是如此：虽然它不如恺撒、西塞罗或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知名，但它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出色。许多事情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但仍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再现的。年代久远的大理石上，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们若隐若现；在金黄与火红的背景下，一个陌生但有时却让人异常熟悉的世界射出的耀眼光芒让他们的面孔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