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卢比孔是亚平宁半岛东北部一条河流的名字，位于今天意大利里米尼城以北的不远处。虽然这条河自罗马时代便被视作意大利和山南高卢之间的分界线，但和半岛上的那些著名的大河，如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波河以及罗马城附近的台伯河相比，它向来都是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其河水之浅，甚至用小溪形容也不为过。然而，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这条河流却因罗马将军朱利乌斯·恺撒发起的那个业已改变欧洲历史走向的军事行动而名垂史册。公元前49年1月10日，在高卢总督一声号令下，罗马军团全副武装渡过卢比孔河，进入意大利境内。内战由此爆发。这场战争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埋葬了古老的罗马共和国。

英国作家汤姆·霍兰以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为引子，写了一部可读性极强的罗马史通俗著作。《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衰亡》（下文简称《卢比孔河》）初版于2003年，次年便荣获英语写作非虚构类文学奖——赫塞尔—蒂尔特曼奖。在过去十几年中，《卢比孔河》数次再版，销量一直位居古代史畅销书前列，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在本书开篇中，霍兰首先采用倒叙手法，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公元前49年恺撒率领军团渡过卢比孔河，向意大利进军的历史场景。接下来，他将读者的目光带到了恺撒出生前的那一代，即充满矛盾和危机重重的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社会。以此为起点，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卷轴，霍兰向读者生动呈现了共和国最后50年中，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历史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像一张逐渐拉满的弓，张力极强，戏剧化的故事和人物冲突充斥其中，再加上罗马共和国时代创作而保留至今的书信、史籍和演说词中的很大一部分出自这一时期，这两个因素让人们对共和国晚期的历史充满了浓厚兴趣。近年来，由BBC、HBO（鼎级剧场）和Netflix（奈飞）等英美著名影视公司制作的一系列以罗马史为背景的纪录片和历史剧中，至少有一半的选材都来源于这一时期，其魅力可见一斑。

虽然霍兰将叙事聚焦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但读者须知，罗马从台伯河岸边的一个蕞尔小邦变成一个土地面积横跨亚、欧、非三大洲，支配人口达数千万的大帝国，这一过程花了5个世纪之久。放眼这500年的时光，尽管城邦内外阻力重重，但它却是沿着一条螺旋通道不断上升的。罗马的第一次破局，是打败了盘踞北部数百年之久的伊特鲁里亚人，同时它在和周边近邻的持续斗争中达成一致，最终走出了狭窄的拉丁姆平原。这一阶段历时约150年。在此期间，罗马一方面通过订立条约、授予不同等级的公民权等方式，将战败的城邦变为受其支配的同盟者，这样就为罗马进一步向外征服储备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在战争过程中，罗马不断向外移民，并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一批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不仅缓解了罗马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同时还充当了对外扩张的桥头堡和基地，为日后的民族融合打下基础。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罗马已将触角扩展到意大利半岛中部。它和好勇斗狠的山地民族萨谟奈人之间的战争艰苦卓绝，断断续续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曾遭受了轭下之辱的罗马军团最终在公元前3世纪初平定了这一地带。在打败了来自亚得里亚海对岸的希腊僭主皮鲁士之后，罗马最终于公元前268年左右完成了对意大利的统一。就在这一年，罗马执政官塞普罗尼乌斯·索弗斯成功征服了意大利东海岸的皮凯特人。他奉献了一座地母神庙，将一幅象征意大利的地图刻绘在了神庙的墙体之上。然而，罗马向外扩张的野心很快遭到了非洲强国迦太基的阻挠。罗马人数次倒在了布匿人强大的海军和战象之下。但狼族子孙坚持到了最后。扎马一役的胜利宣告了迦太基天才将领汉尼拔的落幕，也把某些罗马寡头的野心和骄傲撑到了最大。

如果说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世界的主旋律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争霸，到公元前2世纪，舞台转移到了东部地区。场景变换，但唯一相同的是罗马依然是世界的主角。战胜汉尼拔的战争号角吹响仅过了一年，罗马人的铁骑就踏上了开往马其顿的征程，这意味着共和国已进化成一个残酷而成熟的战争机器。公元前146年又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特殊年份。西方的迦太基和东部名城科林斯在同一年陷落，标志着罗马彻底成为地中海世界无可置疑的王者。早在近20年前，在罗马人打败马其顿君主珀尔修斯，攻下罗得岛时，当时的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就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罗马人在短短56年的时间内成了世界的主宰？除了所谓的“天命时运”以外，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拥有的一套独特的“混合政体”是其在短时间内称霸“全球”的关键因素。元老精英的集体决策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而执政官大权又保障了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做出高效决策。同时，公民大会和年度选举保留了一定的民主特色，这样就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手中。波里比阿的这一理论在下一个世纪的政治家西塞罗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诠释，并在1000多年后，经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和亚当斯等人的推崇演绎，发展成对近代欧洲政体理论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之一。这一奇妙的政体，被现代政治理论家塞缪尔·芬纳誉为“历史上最早的权力制衡政府”。

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200年中，罗马反复演练着这种在寡头、个人和大众之间达成平衡和妥协的政治实验。它最初源于罗马共和国早期罗马世袭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在竞争中，由古老的世袭贵族把持的席位逐渐向平民子弟开放，其中的精英分子进入城邦的政治决策和宗教领域。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城邦体制已经今非昔比。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凝聚力的新的领导集体。贵族精英们为了获得个人荣誉而彼此展开激烈竞争，这推动了海外扩张的步伐。在另一方面，个人的野心又受到集体领导的牵制而无法发展过甚。对于下层社会而言，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恰好缓解了城邦日益紧张的人口压力和土地压力，而战争带来的财富和身份的提升反过来也刺激了众多的公民及同盟者参军的欲望。

但是，一旦罗马从虎狼环伺的丛林环境中冲出，变成了地跨三洲的大帝国，拥有十几个海外行省，内乱的种子就已种下。对外战争带来的巨额财富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士兵长年累月在外征战，退役后却发现家乡的土地被兼并。他们或成为依附于贵族的佃农，或流落到城市成为新的无产者。原来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公民兵制度呈现出瓦解之势。战争带来了奴隶贸易的繁荣，它在改变着意大利原有生产结构和耕作方式的同时，也慢慢积累着新的阶层仇恨。数百年来，意大利同盟者为罗马出生入死，急迫地希望在政治决策中分一杯羹。贵族集团内部的个别有识之士，已认识到社会的重重危机而推行改革，却被不愿牺牲的众多保守派人士阻挠。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被贵族同僚用元老院议事厅的板凳群殴致死，以此血腥的方式揭开了共和国最后100年暴力的序幕。

在后人眼里，罗马共和国晚期就是这样一个群雄竞逐的时代。时势造英雄。元老院面对复杂难解的危机束手无策，这恰恰给强人提供了施展个人能力的舞台。在格拉古兄弟死后，马略于7年内6任执政官又是一次对共和国传统建制做出的大胆挑战。苏拉独裁下的改革似一剂猛药，意欲挽回旧贵族的集体权威，实则反过来证明元老寡头统治早已是强弩之末，病入膏肓。共和国最后的30年里，军阀之间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至于很难分清他们到底是为了清除社会的沉疴弊病，救共和国大厦于将倾而战，还是希望解决数以十万计的士兵的生计，不得已被时代的战车裹挟前进，而再没有回头的余地。以上动机都被掩盖在了追求荣耀和维护尊严的古老口号之下，只是其光芒再也无法像先人那样，通过凯旋式上的蛮族俘虏和祭坛上的供品彰显出来。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一如30多年前的苏拉从诺拉掉头向罗马进军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个人“尊威”（dignitas）而战。在极为强调个人荣誉的古罗马社会，当尊严受到严重挑战时，手握重兵而又对现状早已不满的强人们是难以理性地做出敌我之别的。恺撒十分清楚他率军越过卢比孔河的意义。在渡河前，他留下的那句千古名言——“色子已经掷出”——与其说是表达了誓将与敌人决一死战的信心，毋宁说是个人荣誉严重受辱而发出的无奈呐喊。

前文提到，从建城时坐落在巴拉丁诺丘脚下的数间茅屋到公元前1世纪的“无疆帝国”，罗马的崛起就像一条扶摇直上的直线。如果换个视角，我们也可将罗马视作一个从山顶向下滚落的雪球。最初雪球的体积很小，但随着它不断下落，其重量和速度越来越大，最终失去控制造成雪崩。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原来建立在城邦和民主制基础上的旧共和政体架构已不能容纳帝国的实际规模，也无法满足罗马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需要。强人们抛开腐朽不堪的元老群体，意欲通过一种更集中而高效的方式管理政府，但持续了500年之久的共和国传统所造就的强大约束力使任何试图以独裁来取代寡头统治的举措难以实施。恺撒或许是一个例外，但他还是以悲情的方式，身带23处伤孔死在了同僚——一群自称共和国解放者的人手中。恺撒之死重复的是100年前格拉古的悲剧。早在他渡过卢比孔河之时，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从名义上将共和国彻底埋葬的人是他的继子，一个来自意大利殖民市的18岁金发少年屋大维。在公元前27年更名奥古斯都的他，历经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确立了王朝的统治。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奥古斯都为他自己所修建的陵墓前耸立的金光闪闪的铜柱上，镌刻着他一生伟大的功业，其中他仍不忘标榜自己是那个失落的共和国的恢复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忠孝
2021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