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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的“红与黑”
米兰人阿里戈·贝尔，长眠于此，
他写作，恋爱，活过。
——司汤达的墓志铭
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的代表作《红与黑》，自1830年问世以来，不仅成为文学评论家长久以来百谈不厌的话题，也是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爱不释手的文学经典之一。关于作者司汤达的背景和小说评介的文章，真可以说是篇目繁多，至今仍然层出不穷。
这部小说问世大约一百年后，一位来自中国温州的青年赵瑞蕻，彼时徜徉在故乡的瓯江边上，通过其中学老师的推荐，在这位青年学子的心中，燃起了对这部域外佳作的向往。而他与这本书的初次邂逅，要推迟到1936年秋。在青岛海滨的山东大学校园里，他开始被这部小说的奇特魅力所感召，并且萌生了有朝一日将其译成中文的渴望。之后，这位青年“遥远的红黑色的幻梦”，在战争阴云中忽隐忽现，直到1944年，他才在重庆嘉陵江畔的一座小村镇上，最终得以圆梦。
如今，《红与黑》已经问世将近两个世纪。它的中文译本仍然屡有翻新，围绕小说的各种评论以及它在中国译介的诸多争鸣，依然在文坛持续延烧着。时下，若想对这部传奇作品再度寻根溯源，恐怕还要回到法国作家司汤达以及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
众所周知，这部被作者定性为“十九世纪纪事”的小说，实际上所描写的是19世纪前三十年的法国社会风尚，确切地说，是1814至1830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社会风貌的真实写照。作者通过对主人公于连生活环境的刻画——外省的小城维利叶，省会贝藏松的神学院以及位于巴黎的拉莫尔府邸，再现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
对于这一时期法国的道德习惯和社会风俗，司汤达本人有过详细的介绍。根据他的叙述，法国大革命之前，原本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在拿破仑掌权之后，为了实行专制独裁，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种虚假伪善的氛围下。当时，耶稣会主导下的社会，到处充满了告密与监控，这一现象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变得尤为突出。
因此，在社会氛围日渐冷清与压抑的外省小城，阅读小说成为当时外省人主要的消遣方式。而小说的读者又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供女仆阅读的低俗的言情小说和巴黎沙龙读者所热衷的司各特式的历史小说。司汤达当然不屑于去迎合这两类读者的趣味，在1814至1830年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严肃刻板的社会，他若想写一本揭示当时社会真实风貌的小说，需要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它有可能会激怒那些阴暗丑陋的权贵，令自己身陷牢狱之灾。
最终，一部作者自诩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描写巴黎人爱情的小说”诞生了，它所崇尚的真实自然，在这部深刻描绘19世纪前三十年法国社会风尚的作品中得到完美体现。也许这部惊世骇俗之作，对当时的文坛和读者来说，显得过于超前了。它问世之后，便陷入一种几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备受质疑。作家雨果和圣勃夫等人根本不承认司汤达是作家，只有巴尔扎克和梅里美能够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小说初版仅销售了750册，很快便被人遗忘。作家朱尔·加南写道，“不可战胜的欲望，想丑化一切，压低声音制造恐怖效果……”雨果还对友人罗什福尔说，“我试读了一下，但只读了四页，你们怎么能读得下去呢？”
由于司汤达本人有特立独行的性格，他对此并不太在意。他认为此书是为将来的读者所写的，他说，“我将在1880年被人理解。”又说，“我设想在50年后，某位文学拾遗者会出版我书中的某些片断，也许其中的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会获得人们的喜爱。”司汤达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他在写给巴尔扎克的信中说：“死亡可以转变我们与这类人的角色关系：活着的时候，他们骑在我们身上作威作福，然而一旦咽气，历史马上就会将他们遗忘……”他相信，“总有一天，这部小说会穿越过去的时代……”
可以说，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作家司汤达才真正被世人所理解。
有评论家认为，《红与黑》是一部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小说。这一点，从小说内文的“1830年纪事”便可见一斑。我们现在知道，它是在稍早的时间完成的。诚如我们已知的当时小说创作的风气，司汤达独树一帜，他从外省写到巴黎，从教会的生活写到贵族的生活，又从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写到政坛高层的秘密会议，对波旁王朝复辟后期的社会生态，有深入细致的描绘。
小说的缘起，始于1827年作者在《法院公报》上读到的一则案件，一个神学院学生贝尔特身上发生的悲剧故事。这起案件涉及谋杀、两个情人以及不同阶层的社会矛盾，这个故事激发了司汤达的创作灵感。他把人物的命运和灵魂融入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将个人的情感和敏锐的观察力赋予到小说的主人公于连身上。
此外，通过众多的研究成果显示，作者对七月革命前夕的政治背景做过一番研究，关于“秘密记录”的内容（第二部第21章）是有历史依据的，当时的报刊和当事人的回忆都发表过。当然，有考据癖的人把这几章作为全书的核心部分，这显然是过于夸大，有点误入歧途。这部分内容中的人物是有原型的，这让我们导入另一个话题：非虚构的写作。司汤达的很多著作，都融入了个人的真实体验。他主张尊重事实，喜欢用事实来证明一切，通过观察揭示出事物最本质的东西。可以说，这种“求真意志”支撑着司汤达的人生及创作。
在此，我们不再沿袭传统的文学史观，将司汤达判定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家巴尔扎克等同视之。众所周知，后者曾以一部鸿篇巨制《人间喜剧》描绘出19世纪法国社会的全景画。而这一效果，司汤达则在《红与黑》中仅用几百页就已完成，他更醉心于去洞察法国大革命背景下人们行为的隐秘动机和灵魂的内在特质，试图去探寻一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在无形之中，他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
正如司汤达本人所自诩的，他是一位“人类心灵的观察者”。法国批评家泰纳称赞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关于法国的心理分析小说，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拉法耶特夫人的开山之作《克莱芙王妃》。到《红与黑》问世时，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其他需要提及的作品，还有作家普雷沃的《曼农·莱斯戈》以及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等等。司汤达的这部小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20世纪初欧美盛行的“意识流”小说不无影响。
司汤达不愿像那些已经被人遗忘或者仍然名声大噪的作家——“昏昏欲睡”的雨果或是“天真幼稚”的拉马丁那样，他不会为了赞美而去奉承他人，不会为了取悦别人而去说谎。无论如何，他都要“追求真实”“回归真实”“去了解人类，就像了解自己一样”。因为，他只相信那些被证实的东西。
在《红与黑》中，作者用英文标注：“给少数幸运的人”，这行字是耐人寻味的。这句话还出现在《罗马漫步》和《帕尔马修道院》的结尾，它的出处也许来自莎士比亚的一部剧作《亨利五世》。作者似乎在此暗示，掩卷沉思，真正能够理解书中意旨的人，在当时只是少数幸运的人。显然，作者预计能够理解这本书的读者，在当时肯定不多。所以，它是为少数精英所写的。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据作家的权威传记作者证实，是在小说脱稿后，司汤达一时突发奇想所得。1830年5月的一天，司汤达突然对其表弟罗曼·科伦布说，“我们将其命名为《红与黑》，如何？……是的，应该把它叫做《红与黑》。”至于为何要取这个名字，其中的含义是什么，自小说问世后便有各种猜测，众说纷纭。其实，作者自己早有答案。按照他的说法，小说主人公于连，如果生在拿破仑统治时代，他应该去从军。而王朝复辟之后，他只能选择去当教士。去从军，意味着穿上红色的戎装，当教士，则身着一袭黑袍。以拿破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波旁王朝的复辟势力，表面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这两股势力，并非永远是对立的，这种矛盾在于连身上，显得尤为突出。
司汤达一生都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是坚定的波拿巴主义者。他曾在遗嘱中写道，他一生只景仰一人：拿破仑。作家左拉在评价《红与黑》时，首先阐明了拿破仑的命运在司汤达作品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正是这种对司汤达的观察视角，启发了我们对其心灵进行更深入的探寻。
司汤达，本名马里-亨利·贝尔，1783年生于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尔一个律师家庭。那是一个毗邻意大利的城市，父亲是一位信奉天主教、思想保守的中产阶级，对他十分严厉。母亲性情温和，出身于意大利的名门望族。能熟读但丁的作品，在他七岁时不幸病故，这给他的童年乃至一生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生性冷漠的父亲，后来娶了母亲的妹妹，他对此十分反感，更加怀念已经故去的母亲。后来，父亲将他托付给一位面目可憎、性格阴险的神父教导。让他唯一感到亲近的是外祖父，一位崇尚启蒙运动的老军医。这种特定的家庭背景，令作家年幼时，即已形成桀骜不驯的性格。他一生都反对教会，受到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影响，向往自由平等的思想。他的意大利血统，让他身上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它来自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充满英雄主义的豪情。渐渐地，意大利成为他心灵的圣地，也是他人生遭遇挫折时的避风港，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司汤达的少年时代，正值拿破仑建功立业的辉煌时期。这位“凯撒大帝和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16岁时，司汤达赴巴黎读书，准备投考大学工科，寄宿在表兄达吕家中。1800年，当时达吕在拿破仑手下当官，在达吕的介绍下，他进入陆军部任职。后随拿破仑的军队远征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战胜过死亡和恐惧，以“征服者”的身份踏上意大利的圣土。他深深地爱上了米兰，并与一位当地女子产生一段浪漫而离奇的恋情。不久，他厌倦了军旅生涯，一度辞职返回巴黎。这段时间，他开始写作，并且经常出入于社交圈。1806年，应表兄之邀，他又重返军队，担任拿破仑的军需官，后因战功卓著，获得拿破仑的表彰。1812年，他随拿破仑大军远征俄国，目睹了莫斯科的惊天大火和法军的一败涂地，开始怀疑自己对拿破仑的狂热。
败退归来，他却倍受重用。直到1814年帝国崩溃，他在政治上的野心才彻底破灭。为此他说，“1814年4月，我和拿破仑一起下台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拿破仑以自由的形象出现时，成为司汤达崇拜和追随的偶像。但是，当拿破仑加冕称帝，实行独裁统治时，司汤达开始产生鄙视和反感。而复辟政权的昏庸无道，又令他重新捧起《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对拿破仑也恨不起来了。这种内心的复杂矛盾，在《红与黑》中有生动的描写。
出于对复辟政权深感厌恶，他满怀抑郁地来到意大利，希望在这片心灵的圣土重新找到希望。1814年至1821年期间，他身处意大利，主要住在米兰。作为一个音乐迷，一个歌剧、绘画、美文的爱好者，他充分享受着当地文化的滋养，他开始通过各种类型的作品为人所知，这其中包括《海顿、莫扎特、梅达斯太斯的生平》《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论爱情》等。
1821年，他侨居意大利时，因被怀疑是烧炭党激进分子，遭到当地政府驱逐，被迫返回巴黎。此后的九年中，他没有工作，只能靠写作维持生计。他没有过高的文学抱负，虽然他能准确地评估它，并且知道如何惊人地预见其死后的荣耀。他并不指望凭借自己的天赋在金钱上获得巨大成功，关于这一点，他是明智的。他原本想要成为一个剧作家，但后来发现，小说的兴起，已经使这种题材越来越被大众所吸引。
司汤达在他的写作后期开始写小说，在代表作《红与黑》问世之前，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1827年）很不成功，被认为不可理解。《吕西安·勒万》和《拉米埃尔》均属未完成作品。《帕尔马修道院》（1839年）是他的另一部成功之作，并且获得作家巴尔扎克的好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取材于意大利的逸闻及传说。
1830年，法国作家司汤达四十七岁。近十年来，他几乎一直住在巴黎。他经常出入一些重要的文学沙龙。据考证，司汤达是在1829年10月25日或26日前后，开始构思小说《红与黑》的。他想写一本可以卖得出去的书。据他本人说，他想用一种大众所无法理解的神圣语言来表达，他希望50或80年后，这本书能被人理解。《红与黑》是在六个月（1829年10月至1830年4月）当中写成的。之后，作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他先是被任命为法国驻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领事，后又改任驻教皇管辖的奇维塔韦基亚领事。直到1842年，他在返回巴黎时，突然因中风发作去世。
这部被誉为呈现出“一个运动的世纪”的小说，究竟讲述了怎样的故事？作者认为，小说应该通过讲故事来娱乐读者。他认为，这种媒介和它的目的一样重要。他说过，“好的小说是一面走在路上的镜子，人人都会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要厘清这部小说的主旨，恐怕要从拿破仑的命运以及他的皇帝梦说起。如前所述，作者是不折不扣的波拿巴主义者，即使他自认为是一位怀疑论者，不执偏见的道德家，也不能改变他的这种身份。他对拿破仑奉若神明，以至于闻其名便为之战栗、肃然起敬。
作者在主人公于连身上倾注了太多情感，包括那个时代的野心与梦想。可以想见，在拿破仑时代，于连可以从一个普通士兵变成统领千军的元帅，但法兰西帝国崩溃后，波旁王朝卷土重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身披教士的道袍，去施展个人卑劣的野心。于是，一个本性善良、敏感细腻的人，当他的野心不能得到满足时，便一心投入到虚伪和卑鄙的阴谋诡计中。
于连是时代的产物，他有超凡脱俗的智慧，但他生不逢时，不能去建功立业。他的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在司汤达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于连身上，承载了过于沉重的英雄情结，显得有些夸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瑞纳夫人。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得益于她的平凡自然，因为作者在她身上赋予了某种自由。也许，作者将于连刻意描写为天才的决心过于明显，以至于这种天才令人害怕。小说中，对于连与瑞纳夫人的心理描写，丝毫不逊于卢梭的《忏悔录》。于连对瑞纳夫人的感受，其中愉悦超出了激情，这可以体现在他对那本《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的过度痴迷上。
司汤达对说谎艺术的天才刻画，让《红与黑》成为一本伪君子的手册。于连天性善良，却最终走上断头台。他身上的诗人气质太重，他被强大的野心摧毁了。当小说的场景转移到贝藏松的神学院时，这种虚伪似乎变得不太突出了。作者对神学院的描写生动而精彩，再度佐证了他一生厌恶宗教的观念，但他却具有非凡的宗教感悟力，这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实际上，司汤达并不排斥宗教，他反对的是被封建专制绑架和利用的宗教。
与对瑞纳夫人的刻画相比，关于拉莫尔小姐的描写超过一半篇幅，但显得过于机械和古怪。这是另一个头脑怪异的人，同样复杂、同样喜欢冒险。这种“头脑之爱”，经过一番算计，才最终决定付诸行动。在征服与被征服的角逐中，他们的爱情向前推进。这种爱过于算计和复杂，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有时，作者本人也忍不住从幕后跑出来，以旁白的形式评论一番。故事的结尾处，年轻的神父为了两位情人中的一个，试图杀死另一个时，这出悲剧终于被完美得画上了句号。
司汤达在《论爱情》中，曾经阐述过几种爱情模式，而本书中，瑞纳夫人与拉莫尔小姐的爱，可以称为“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很显然，作者更加推崇后者，因为它更加自然。于是，小说的主人公于连在其生命的终点，重新回归了他与瑞纳夫人的“心灵之爱”，而于连死后，拉莫尔小姐怀抱一颗人头的惊人场面，也与二人之间的“头脑之爱”不谋而合。至此，小说已经超越了小说人物原型贝尔特的真实故事。这个浪漫而奇特的故事，完全归功于作者的精彩演绎。
司汤达不是言语的修辞家，而是思想的逻辑学家。他既是人类心灵的观察家，也是人类思想的炼金术师。他常常喜欢躲在一扇紧闭的大门背后，以一个外交家的神秘姿态，为我们带来美妙绝伦的分析。司汤达一生中，似乎很喜欢预言，诡异的是，他的预言往往会得到应验。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是他对自己文学事业的预言。他的小说《红与黑》，为法国文学传统提供了崭新的风格，它既是现代小说的起点，也是长期演变的结果。
胥弋
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