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前，世纪大疫情与百年大变局相互交织，并正在催化新旧世界秩序的过渡和交替。就像2008年的金融危机曾经改变了世界格局一样，工业时代历经百年形成的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和治理格局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而加速变革，2020年成为人类从工业文明迈向数字文明的重要分水岭。以往历次文明的更迭都曾引发法律世界的革新，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数字化转型使得这种革新提前到来。新时代需要新觉醒，新空间开启新文明。块数据、数权法、主权区块链“数字文明三部曲”正是这一背景下的理论发现。通过多年努力，数权法的研究范式实现了从概念到理论再到条文的飞跃。历经这种转变，我们对数字时代的法治建设有了新的认识，作出了新的研判。
第一，全球数据法律体系尚未形成。进入数字时代，安全失控、法律失准、道德失范、伦理失常、隐私失密等风险日趋复杂。传统法律、法治、法理对数字世界的理解和规制在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背景下出现了难以应对的理论困境和实践短板。当然，这与其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数字时代的法治建设更具挑战性。现有的制度供给无法适应和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权利需求，全球数据法律体系远未形成，数据监管长期缺位，相关法律存在真空地带。与此同时，全球数字经济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中国数字经济也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制订一部更具开创性的数字时代基本法到了关键的窗口期。
第二，数据立法总体处于滞后状态。对数据的利用已成为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对数权的保护已成为数字文明的重要象征。客观地说，全球数据立法和修法工作总体上仍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于数字时代转型，滞后于数字文明进步，这种滞后性在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而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国际数据规则的学习者、适应者和遵循者，在这方面，中国设置议题的能力仍比较弱，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这与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角色和地位不相匹配。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理论创新和立法探索，加强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和治理规则研究。
第三，数据立法日趋呈现分散态势。我们处在一个法的分工时代，每个领域都有或正在制定专门法，法律越来越多。事实上，世界正在走向系统集成时代，法律制度逐渐从分工走向整合。数字时代面临很多复杂性问题，复杂性问题的解决很多时候无法依靠单一的专门法，越是复杂的结构关系越需要以体系化的方式来处理。当前，数据保护散见于民法、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多个法律领域，重复、断裂、冲突或真空等问题凸显。数权法研究正在加速形成独特的法律领域，数权制度“碎片化”亟须立法黏合，以实现体系化、法典化的法律表达。
第四，域外数据立法经验值得借鉴。只有立足国际视野，树立全球思维，执眼于世界，执眼于未来，才能解决数字文明时代面临的最为前瞻、最为复杂的问题。目前，全球已有140余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制定了数据保护方面的法律，数据保护专项立法已成为国际惯例。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之下，域外数据保护法已进入新一轮修法阶段。域外数据立法理论与实践正在走向成熟，我国在此方面的系统引进尚处起步阶段。为此，我们以全球600余部数据合规政策为蓝本，大规模翻译域外数据法律文书并编译“数权法译丛”，覆盖了近100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涵盖了近20个语种，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条款进行溯源、比照和分析，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数字领域立法提供理论储备和参考依据，取其精华融入到中国特色数权制度之中，增强立法的包容性、国际性与前瞻性。
第五，新型法学学科门类呼之欲出。近年来，计算法学、数字法学、智能法学等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形成了以数据法学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法学研究领域。数权法是中西法治理念的系统集成，是完善全球治理的规则共制，是基于数字文明的制度创新，旨在研究未来社会关系对既有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的冲击及其应对，构建一个与时俱进、能够适应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共同规则体系。我们呼吁，以数权法为引领，构建数字时代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法治力量。
连玉明
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政法大学数权法研究中心主任
202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