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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在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处于灰暗时期之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美国视线引到远东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上。这使台湾当局看到曙光，想以出兵博取美国好感。美国距朝鲜遥远，派遣陆军会引来国人不满，因而台湾愿意出兵以纾美国之困。顾维钧认为，即便美国“未必欢迎”，此番好意应也能稍解此前芥蒂，使台美渐复亲密关系。可见，台湾方面出兵朝鲜之议最初是为了赢取美国好感，并没有更多长远的想法。这在当时台湾处境艰难、“外交”孤立的时代背景下，不难理解。然而，顾维钧虽然看到美国不想令朝鲜半岛事态扩大，却未看到台湾派兵朝鲜是可能使事态扩大的重要隐患。尽管美国部分人士欢迎台湾出兵，却不能改变它最终流产的命运。以后世旁观的视角，亦可发现，即便台湾当局没有出兵相助的提议，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也会发生，事实上也已在发生之中。在1950年上半年，台美关系看似灰暗的时候，美国已在讨论更积极地支持与组织“自由世界”，以围堵苏联。正处于国共斗争之中的台湾当局，作为远东岛链上反共阵营的积极分子，非但没有真正脱出过美国当政者的视线，而且在局势紧张之际势必要成为美国保护的对象。6月27日，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即为明证。以此视之，出兵相助以博好感实为多余。当然，当局之人目光所限，难以苛责。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美国曾欲与之保持距离，台湾军队士气低落，民心不安，各方困顿的效应加倍显现。朝鲜战争一经爆发，台湾方面一些人即看到改变命运的契机，那就是以阵营对抗取代两岸对抗。经多年国共对抗，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若无强大外力介入，强弱状态一时难有改变。然而，若是将自己置于以美国为首的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对抗，则台湾的安危将不再是国民党一党之事，美国及其盟友便会成为台湾的盟友。这一心理在1950年代不但出现在一般官员身上，也为蒋介石等高层所有，只不过蒋在不同问题上有更多因素需要顾及，有更多利益需要平衡。即便如此，有意强调反共立场，不断试图在东亚建立以美国为首、台湾参与其中的反共战线，是数年间蒋介石的一个显著的“外交”态度。1950年夏，在相当部分人看来，出兵助韩是加剧阵营对抗的重要步骤。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在出兵问题上台湾的一些个人言论和大众舆论，并不能如少数“外交人员”那样谨小慎微，反而有意唱高调。这在特定背景下，自然引来美国某些决策者的反感。
在出兵援韩一事上，台湾当局表现出的应对失策，与台湾政治体制和决策模式有关。蒋介石大权在握，在“外交”问题上并未认真听取“外交人员”的意见，各部门与媒体唯蒋马首是瞻。当时“外交”形势急迫，远东局势紧张，时机稍纵即逝，驻美官员特别是蒋氏较为信任的官员，不论出自军界还是经济界，皆参与到对美“外交”中来。台湾出兵援韩牵涉面广、言论纷杂，若非深谙各种利弊，很容易仅就一种现象给出不当建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蒋介石的判断。如此，随着局势的发展、言论建议的增多，蒋介石被烟雾笼罩，做出一系列失误推测和应对。
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被免职是令当时舆论哗然的事件。麦克阿瑟没有很好地执行美国总统的政策，主张给台湾军援，放开对台湾军队的限制，使其对大陆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在外引起英联邦国家不安，在内引起艾奇逊等人反对。麦克阿瑟与总统及国务院的分歧在是否支持台湾出兵援韩一事上表现得亦颇明显。1950年7月底8月初麦克阿瑟访台，本为在部署军事的同时传达美方不赞成台湾出兵的意见，但他并未成功执行后一任务。蒋介石等人对美方的意图理解有偏差，对局势发展产生了某些逆向的研判。其中因素固多，与麦克阿瑟的态度也不无关系。台湾决策者未能准确领会美国意图，媒体亦有一定宣传之误。这使台湾出兵援韩的提议看似大有希望，实则困难重重。
美国不愿朝鲜战事扩大，并在1951年4、5月间就定下要政治解决朝战的基调。台湾出兵朝鲜将是战争扩大的诱发因素之一，而台湾方面对苏联“主使”朝战的公开指控亦是美国所不赞成的。台湾当局在派兵一事上附加了条件，如要求军备、船只，要求美国海空军协助台湾反攻，甚至要求美国劝英国撤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等。基于对中共进攻台湾可能性的预判及对国民党军队忠诚度和战斗力的怀疑，美国原本就对台湾的防务不放心。要在联合国取得对台湾出兵援韩的一致意见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美政府始终不曾对台湾出兵问题正式表明支持态度。
杜鲁门时期美国没有对台湾派兵援韩一事统一意见。在国会及其他场合，常有人公开表示支持。在大选中，有关这一问题的主张成为其远东政策避不开的议题。这也是台湾方面在颇长时间内都没有放下幻想的重要原因。同时，美国为达到若干目的，既要政治解决朝鲜战争，又不想很快达成停战协议，停战谈判在希望与绝望中进行。直到1952年11月，台湾“外交部门”还不得不做出万一和谈无望如何应对的预案。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应对出兵援韩问题便是首先要解决的。
应该看到，此时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一个重要的心态是求稳。国民党曾有在美国总统的竞选中押错宝的经历，在当时的困境下，赢得美国支持是保住台湾并求发展的必要条件，容不得再输。1950年，台湾当局认为不能专以一党为对象，交涉但求效果，不能有党派的分别。
在这一心态下，台湾“外交部门”在出兵一事的应对上十分审慎，如何表态、如何措辞、如何把握分寸皆要考虑。在认为出兵援韩恐难实现之时，台湾方面并未完全放下此议，而是讨论如何拿捏分寸，既不令支持出兵者失望，亦不能显得积极。
出兵援韩的议论长久未能止息，在台湾方面的一个考虑，便是要在美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间寻求平衡。
从1950年夏到1952年冬，台湾是否出兵援韩被反复地讨论着。台湾“外交部门”设想如何表态方能兼顾各方，但实际上并不能做到各方讨好。台湾方面的某些宣传难免令部分人反感，这其中有美国国务院中的民主党人，也有害怕引火烧身的一些美国盟友。然而，台湾当局借出兵援韩问题，站到了美国阵营之中，将国共内争变成了冷战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未尝不是个大“收获”。
[1]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Jan.24，1951，in ROCA ，Reel 23，转见林孝庭《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第50页。
[2] The Act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Sebald）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7，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in FRUS，1950，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6，p.370.
[3] Minutes of a Meeting by Representatives of France，the United Kingdom，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is on August 3，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in FRUS，1950，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6，p.409.
[4] Memorandum on Formosa，by 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Commander in Chief，Far East，and Supreme Commander，Allied Powers，Japan，June 14，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in FRUS，1950，Korea ，Vol.7，p.162.
[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mbassador at Large（Jessup），June 25，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in FRUS，1950，Korea ，Vol.7，p.158.
[6] Extracts of a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by Mr.W.Averell Harriman，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With General MacArthur in Tokyo on August 6 and 8，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in FRUS，1950，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6，p.427.
[7]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Gifford）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in FRUS，1951，Europe：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 in two parts ），Vol.4，Part 1，pp.895-896.
[8] Letter to Ambassador Warren Austin Restating the U.S.Position on Formosa，Aug.27，1950，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p.599.
[9] Editorial Note，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in FRUS，1950，Korea ，Vol.7，p.1158.
[10]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November 16，1950，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p.712.
[11] Memorandum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onsultants’ Meeting，Thursday，June 29，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in FRUS，1950，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 ，Vol.1，p.327.
[12]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November 30，1950，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p.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