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蒋介石的反应及判断偏差

一般观念及以往大多研究认为蒋介石始终愿意并力促出兵南朝鲜，事实有些出入。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迅速表明支持南朝鲜的态度，并着手在联合国促成联合行动，这使台湾不少人产生某些想法，有意介入，其中包括蒋介石身边之人。而蒋本人是有所顾虑的。

1950年6月26日，韩国方面传来消息说，美国P-51战斗机约十架即将到韩，但美方不愿美籍人员参战，韩方又无驾驶此种机型经验者，因此韩方极盼台湾方面派驾驶员赴韩助战，美方似亦同意。而蒋介石的答复是，“可予考虑”，唯望韩政府“先征求美国之意见”。 朝鲜战争发生后，在韩国方面盼台湾派军事技术人员助韩消息传来后，蒋介石没有贸然答应，而是希望韩国先征求美国意见，并指示以此答复应对韩方可能提出的请求。以此观之，蒋介石与顾维钧等人讨好美国的心理是一致的，美国希望，至少是不反对，才是台湾当局出兵助韩的前提。

如果说此时蒋介石的顾虑主要是美国的态度，那么很快蒋的顾虑又多了一重。6月29日，孙立人呈函，建议出兵援韩，自愿担任指挥官。孙立人指出目下台湾本身既已获美海军巡弋，较为安全，可抽两个军，编组远征军赴韩，以此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 不但孙立人本人主动请缨，外界呼声亦有不少。在顾维钧的“商务参赞”刘大钧提出的意见书中，也有自孙立人的精兵中调派二三万人助韩的建议。 孙立人在抗战时期曾率远征军赴缅协同英、缅对日作战，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孙欲效仿从前，殊不知今非昔比。在国民党兵败大陆前后，蒋介石声望严重受损，美国对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孙立人寄予期望，希望由他掌管军事。国务院部分决策者甚至暗中策划发动政变，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 ^[1] 美国人对孙的器重为蒋所了解，虽在急需美援的时期蒋给孙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的要职，但并未给孙相应的信任，孙与美方人士的交好在蒋看来皆是“挟外自重”的表现，孙对军中政工工作的不配合也是蒋的一块心病。3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立人自告奋勇、跃跃欲试，惜其精神品格与思想皆令人可虑耳。”而在与“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蒋坚韧谈话后，“更觉立人司令部之纷乱可虑也”。

台“外交部”将出兵之意洽询美政府后，美国并未立即答复。30日，“驻美大使馆”又续递第二备忘录催询，经国防部密告，白宫拟暂不决定是否同意台湾出兵援韩，先调派驻日美军赴韩援助。 美国并未表态，仅将决定权推给了联合国军与盟总首领麦克阿瑟。 虽有顾虑，蒋介石还是准备采取某些行动。6月30日，蒋与“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副参谋总长”郭寄峤商谈援韩部队事，决定以刘廉一军为主干，附以八十军之二〇一师充实之。在“外交部门”交给美国白宫的计划中，列出三万三千人的援韩人数，而蒋考虑的最大兵力是以十万人以上为预备队，同时，要求速定美国接济条件。

未得支持表态便采取行动、制定方略，是基于蒋对大势的一个判断。蒋介石认为，若中共先参加北朝鲜作战，则美国态度“自必大变”，不仅会要求台湾出兵援韩，且将不再阻碍台湾海空军攻击大陆。 对于中共参加朝战的可能，他颇有信心，连带的推测是美国即将要求台湾出兵。朝战甫经发生，台湾的决策者们似乎都有点按捺不住，“外交部门”急迫地催促美方表态，在出兵准备的行动中表现出某种不太恰如其分的自信。 中共抗美援朝后，尽管蒋介石看到美国受英国影响，欲求妥协，但仍试图利用这一时机，促使美国支持台湾反攻。11月10日，蒋与台湾当局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商讨对策，认为若麦克阿瑟重新要求台湾派军援韩，可照前议允之，但必须要求美国解除阻止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之宣言。13日，蒋约见美国记者鲍尔闻（Hanson W.Baldwin），表示要制裁中共，只有让台湾“反攻”方能收效，“反攻”不需动用美国陆军，只要现在在韩国的美国海空军协助即可。

应该说，蒋介石对美国态度和战争发展的推测是不太准确的。他认为美国未表明对台湾出兵态度， 用意是压制台当局参加国际事务，“并非”担心中共以此为由军援朝鲜。由于1949年以来心理情绪的积累，蒋介石仍怀着对不支持援助国民党的美国国务院的怨恨，认为是“彼艾（奇逊）”的阻挠所致。而蒋对朝鲜半岛战事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估计，认为“第三次大战是否从此开始，尚不可知”。 蒋介石认为美国不支持台湾出兵是国务院艾奇逊的作用，事实不尽然。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时，固然采取了一系列对蒋介石不利的政策，令蒋对其颇有微词，但在当时局势下，即便换了国务卿，美国在台湾出兵援韩一事的态度上也难有根本性改变。1952年美国选出新总统后，要提名新的国务卿，杜勒斯与杜威（Thomas Edmund Dewey）皆有可能。“外交部长”叶公超认为美国远东政策与国务卿人选关系不大，其政策的关键取决于“友邦态度”及国内舆情等因素。“友邦态度”以英国态度为重点，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素来对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敬服，今后远东政策可能仍将受英国牵制；国内舆情自然是希望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减少流血。 相对于蒋介石情绪化的推论，叶公超的判断更为理性，颇接近事实。

蒋介石对苏联也带有强烈情绪，认为美国在1940年代后期执行的所谓“倒蒋扶共”政策与苏联的影响有关，中共进攻台湾是受苏联“指使”，北朝鲜进攻南朝鲜也是受苏联“主使”， 而苏联“主使”朝鲜半岛争端与“主使”中共攻台是类似事件。退台后蒋介石有守住最后基地的决心，对外界高举“反共抗俄”旗帜，对此种观点并未有所掩饰。朝鲜战争已引起联合国干涉，蒋介石希望将台海冲突与朝鲜半岛争端合并处理，以此获得国际上的支持，改变台湾命运。在此心理下，蒋介石在演说中公开宣讲朝鲜战争“完全是由于苏俄在幕后操纵主使”，建议联合国应明白指控苏联为“主犯”。 苏联“主使”北朝鲜南攻的看法固然在相当程度上也为美国认同，但美国此时不希望同苏激化矛盾，因而倾向保持缄默。 蒋介石在此时对苏的指控，在美看来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嫌。对待朝鲜问题过程中，在具体处理方式和态度掌控方面，蒋介石与美国官方态度不太合拍。

蒋介石的判断偏差，还与一些有失妥当的建议有关。在出兵问题上，除了专门从事“外交”的人员汇报情况、分析时局外，还有部分非“外交”人士参与其中，包括常驻美国的空军副司令毛邦初、在美担任华盛顿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的俞国华等。关于台湾是否派兵，美国一直有两种声音。有些时候，支持出兵的声音甚至盖过反对的声音。驻美官员若非专职“外交”人员，很可能对各种利害与关系不了解。根据某种表面现象，他们往往给出错误信息和建议。例如，1950年8月，毛邦初等人致电蒋介石，指出蒋廷黻演讲指陈苏联阴谋深为舆论赞许，宜采为台方宣传重点。 同月，俞国华等电蒋介石美已有中共援助朝鲜证据，美国安理会代表公开指摘中共，足证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仅为时间问题。 蒋介石在8月下旬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军民反共恨俄之心理与形势已经造成，杜、艾如不顺从公意，彼将无法控置（制）军政，故不患其援台之态度有所变更。”此等想法或多或少与这些电文有关联。 此间“外交部”提出的意见中，也特别提到此点，认为“在美活动之官方及半官方人士为数孔多，殊非外交部所能控制，此点实有改善必要”。 yFE1eudxt6ia64HacGrqZTyJ+cZoPSpVqHoAKqx7ZSo57OfGYyDd8q7U9OpUp+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