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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根千枝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1926年生于东京，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中国北京度过的。195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系西藏史专业，后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毕业后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京大学任教，担任过东京大学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退休后曾任日本帝京大学教授。曾在日本、中国的西藏、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地做田野调查，著述颇丰。她提出的“纵式社会”理论，与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理论、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被称为当代影响最大的几种“日本人论”。中根氏对“纵式社会”理论的阐述主要体现在三部著作《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单一社会的理论》《适应的条件——日本式的连续性思考》《纵式社会的力学》中。这三部著作有内在联系，可以说是她“纵式社会”理论的“三部曲”，也可以说是中根氏的代表作。
本章以这三部书为中心，探讨她的“纵式社会”理论。
伦敦大学是社会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和“结构功能学派”的创始人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55）执教之地，可以说是“功能学派”和“结构功能学派”的大本营。这两个学派都强调，人类社会的各个要素相互关联，并满足着人的需要。这两个学派都以强调田野调查著称。但二者有区别：“功能学派”强调文化是如何满足个人需求的，即认为文化基本上是在个人层次上发挥功能的；而“结构功能学派”则着重分析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如社会的主要群体及组织）和这些部分在维持社会秩序及平衡方面的功能，认为文化是在社会层次上发挥功能的。中根千枝的研究方法接近后者。她称她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结构的方法”。这里所谓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中使用的“社会结构”有所不同，前者“是指存在于某一社会内部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后者是指“某一时代或某个社会的全部轮廓，相互重叠的诸要素的总和、国家的体制等”。她认为，一个社会有一套看得到的制度和组织，如学校、政府机构、企业组织等，这是一个社会的“显性结构”（formal structure）。除此之外，还有一套无形的、潜在的“隐性结构”（informal structure），在规定人际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她认为只有这种隐性结构“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且由它导出和决定一个社会的特色”（92）。她的“纵式社会”理论探讨的就是日本社会的“隐性结构”。这里的“隐性结构”就是一些文化学者所说的“文化语法”，同我们经常说的“文化底蕴”含义差不多。她采用的方法是：“基于一定的方法论对社会进行实地调查并对调查进行解释和归纳，然后抽象出关于这个社会的基本原理，上升到理论高度，在这个水平上，同其它社会进行比较。”她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下的定义是“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当然，她所称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主要是指“结构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
在几种重要的“日本人论”中，如果说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主要是以优美的笔调对日本人的特点做了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主要从心理层次上探讨日本人的话，那么中根千枝则主要是从社会集团的角度把握日本人。她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人与集团、集团与集团的关系，因为她认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团，以及由个人组成的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形成社会人类学基本原理的基础”。“这些关系是构成社会或文化的各种要素中最不易变化的部分，这一点可以由大量的事实证明”。她在早年分析日本家族制度时较重视经济因素，受过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许烺光的批评。
后来她改变了方法，重视对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原理”的探讨。她认为这些“原理”并不因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纵式社会”理论最初是在一篇题为《日本社会结构之我见》（载《中央公论》1964年5月号）的论文中提出来的，后来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中根千枝出版了《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阐述了“纵式社会”理论的基本构架。《适应的条件》分析的角度与前书有所不同，该书把对日本社会的分析转向集团外部，“考察了在国内外新环境中，或遇到意外时，日本人会做出何种反应，并且力求从理论上探讨构成这些反应的基础的日本系统和价值观念特点”（98）。而《纵式社会的力学》是对《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提出的理论的细化，说明“纵式结构的相对独立的各个群体是如何联结并实现其整个社会统一组织结构”，即试图说明纵式社会是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力”运作的。作者在阐述这两部书之间的关系时说，《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是呆板的模特式提示，而《纵式社会的力学》一书则是生气勃勃的社会结构理论。前者是通过侧面的透视，呈现出了社会的骨架，后者是对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的断面的解剖（198）。
同其他社会人类学家一样，中根千枝分析日本社会时也使用了一套特有的概念作为分析的工具。了解这些概念是理解其理论的第一步。主要概念如下。
指个人缔结集团的两个要素。“纵式社会”理论是同“场”“资格”这一组概念的提出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笔者的理解，“场”是指人们生活的空间，而“资格”则是指个人的“社会属性”（先天和后天获得的），如出身、性别、职务、职业等。“资格”是明确的，“场”则不明确。以个人属性为基准而构成的集团称为“资格型”集团，如特定的职业集团等；而不问资格异同，仅以某一地域、所属单位，即以一定的范围划界构成的集团称为“场所型”集团。任何社会都有这两类集团，不过根据社会文化的不同，对这二者的强调有所不同。有的社会中“资格型”集团作用大（印度种姓集团可以说是典型），而在另一些社会，“场所型”集团发挥的作用大。根据她的看法，日本人在缔结集团时，对“场”的强调甚于对资格的强调，这是日本人集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日本社会所有其他特点都可以说与这一特点有关。“场”与“资格”的概念可以说是中根氏理论的出发点。
这是同“场”“资格”相联系的概念，也是中根氏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人处在各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即纵的关系和横的关系，前者是上下关系，如亲子关系、上下级关系、师徒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后者是平行关系，如兄弟姐妹关系、朋友关系等。但并非每一个社会对这些关系的强调都是相同的。日本强调“纵式”关系甚于“横式”关系，这与日本人缔结集团时更强调“场”而不是“资格”的特点相一致。由于同一个“场”内的人有不同的资格，就需要一种力来把这些人凝聚到一起。对纵式关系的强调就是这样一种凝聚集团内各种资格的人的力，故而她称日本社会是“纵式社会”。（与此相对照，像中国等社会比较强调平行的关系，故可称“网络社会”，详后。）在她看来，这是理解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关键，日本的社会集团、日本的人际关系以及日本人国民性的特点，均可从强调“纵式”关系上得到解释。日本社会集团和日本人的优点和缺点也均出于此。
这个概念的大体含义是个人在集团中按上下排列的位置。在每一种社会，个人都处于一定位置，但纵式社会特别强调按上下关系把人们排列起来。“序列”是一种比“身份”“地位”更细致的区分，它不仅存在于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之间，在相同身份、地位和资格的人之间也依据一定标准形成精细的等级序列。
这样，“场所型集团”“纵式社会”“序列意识”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构成了中根氏整个理论的基石。“场所型集团”表明的是日本式集团的构成方式。“纵式社会”和“序列”两个概念有部分重合，但说明的重点不同：前者说明日本人集团的等级特点，重点在集团；后者说明个人在这样集团中的具体位置，重点在个人。
“纵式”社会具有哪些特征呢？根据中根千枝的叙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纵式”社会中个人与集团的关系有以下特点。
（1）参加集团的“唯一性”。集团要求个人全面参与其中，即个人一旦加入某个集团便没有了退路。“场所型”集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不可能从属于多个的集团。因此，对日本人来说，“可靠的所属集团只有一个”（31）。个人所属的集团对个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她看来，如果说印度的种姓制度在把人“过细地划分”方面是一个极端的话，那么日本人则十分强调把人“一体化”。“在某场所范围内形成一个闭锁的天地，它依靠成员们感情上的全身心投入，造成相互之间同舟共济的一体感，从而强化了整个集团的作用。”这是日本被称为“集体动物”“团队精神”“不事二主”“从一而终”的根本原因。由此派生出日本集团的其他一些特点。
（2）强调“纵式”关系，排列序列（等级）。“资格型”集团的成员是靠遵守明确的规则凝聚在一起的，而“场所型”集团成员则是通过强调“纵式”关系、明确排列每个成员的上下位置凝聚在一起。日本式集团是一种等级式集团，集团内具有明显的序列划分。“亲分”“子分”是“纵式社会”中最典型的形式。所谓“亲分”和“子分”，本意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可以说是“纵式”关系的原型。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词具有更广的含义：“亲分”还指具有父母地位的人，如干爹、干娘、头目、老板等皆可称“亲分”；“子分”还指处于孩子地位的人，如干儿子、部下、党羽等都可称为“子分”。日本所有集团都具有这种“亲分”“子分”的特点。这种模式下人与人的关系趋于“链式”排列，人们总是依据某种标准排列出“序列”。“序列”可以说是“亲分”“子分”关系的淡化形式。同一个大学的教授，根据毕业学校、年龄、晋升教授时间的不同而排出序列，并且依据这个序列在语言和行为方式上有所不同。“总之，在资格和身份相同的人之间，同样存在着以序列划分的差别意识。而且，每一个集团成员对划分序列的关心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对工种、身份和职务等的确定。实际上，以先辈和后辈划分的序列，在日本的社会集团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3）一个较大的集团内部必有多个的小群体。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个由天天见面、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们组成的小群体。“资格型”集团的缔结依据抽象的规则，“场所型”集团的缔结强调具体的活动场所。因此在“资格型”集团占优势的社会里，以个人为单位参加的集团可以发展到很大的规模，而在“场所型”集团占优势的社会里，以个人为单位参加的集团通常很小。按照中根氏的看法，这样的小群体最简单的形式是由夫妻或父子二人组成的，多的时候可达到20人左右，理想的规模是5～7人。规模过大，会出现非正式的亚群体。在这样的集团内形成一个人际关系密切的“内”世界，“日本人只有在这种小群体中（不仅限于物理意义上的，还有社会意义上的），才能显现出每个人的活力，并无拘无束地活跃于社交场合从事自己的工作。实际上，可以说或多或少每个人都置于这种小群体（或类似小群体）的组织之中”（207）。
（4）具有开放性特点。由于集团的缔结重视“场所”而不重视资格，不同资格者都能加入集团，故日本人的集团具有开放性特点。中根氏把日本人的集团模型简化为一个没有底边的三角形。相比之下，强调“资格”的集团则具有排他性，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资格便不能成为集团之一员。譬如，中国人的宗族和印度教徒的种姓集团，就绝对排斥无资格（血缘、出身）者。她把“资格型”集团模型简化为一个封闭的多边形。这样，日本人的集团具有既闭锁又开放的特点：从日本人加入集团的唯一性来看，个人所属的那个小集团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相对于“外”的世界，这个集团是孤立的，闭锁的；但另一方面，从加入集团的资格上看，日本式集团能够容纳各种不同资格的人，故它又是开放的。
在集团内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场所型”集团中人际关系是直接接触关系。“日本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往往与接触时间的长短与频率成正比。”（26）应当说，这句话适用于所有的社会。中根氏的意思是，在“场所型”集团中，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当个人离开他活动的“场所”以后，人际关系很快趋于冷淡，故在“场所型”集团中“人走茶凉”情况比“资格型”集团更明显。个人一旦离开所属的集团，便具有悲剧色彩，而那些始终不离开集团的人更具有优势。这是日本“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得以实行的基础，以及那些海外工作的人归国后遭受排挤的原因。
强调“和”的精神。由于与不同资格的人相处，就需要把每个人的“棱角”磨掉，因此集团内不鼓励个人出人头地，领导也以“调和”为己任。集团的生命在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日本式集团要花费很大的力量来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另外，日本式集团内人际关系还具有非个人主义、缺乏契约精神、“抛开思辨拥抱感情”等特点。
强调平等主义。这是“场所型”集团压缩资格差别的结果。日本人有一种不承认能力差别的倾向。他们认为，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达到高位的可能，现实中也接近如此。不管家庭背景如何，只要进了东京大学的门，即可彼此平起平坐（49）。“终身雇佣制”可以说也是以“能力平等”意识为前提的。另外，笔者认为，当代日本社会贫富分化没有欧美社会那么严重，似乎也与这种平等主义特点有关。当代大多数日本人有“中流意识”（即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可以说也是这种“人人平等主义”的反映。
她认为，平等主义与序列意识并不矛盾：个人在集团中的位置严格分出上下排列，但序列不是建立在出身、阶级基础之上，也与个人能力无关，而是建立在与出身和个人能力无直接关系的“履历”（如年龄、工龄、学历等）之上。“在不以能力差别或资格差别为尺度的情况下，自然会偏重于序列的差别。这并非什么日本人的偏爱特点，应当认识到，这是由社会组织构成方式上的区别造成的。显然，能力平等观和强调序列是相辅相成的。”（39）
作为领导者的资格，能力并不重要，重要是他必须处于组织的顶端，即在序列中地位最高，所以日本的领导者多是老人。领导者还要有个人魅力，其必须善于体恤人情，像父母一样关心下属，善于协调整个集团。只有这样，“子分”才能卖力地工作。
领导者既受下属牵制，又强权专断。在“纵式”社会中，领导者虽处于组织的顶端，但他权力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他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他同直属干部的关系。上司往往受制于下属，有时甚至膺服于有能力的下属。由于受多方面的限制，领导者的权限通常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有时甚至找不到真正负责任的领导者。她认为，日本的领导者可以比其他国家的领导者给予自己部下更多的自由。这样，日本式集团一方面十分重视序列和权威，但同时也赋予个人以施展才干的天地。“日本式集团组织的特点是：只要严守序列，捋顺人际关系，有能力者尽可以一展才华，而懒惰者也不妨自得其乐。总之，能工巧匠和懒汉懦夫都能适得其所。”（76）
为了冲破这种不利条件，领导者有时采取“强权专断”的方式。这样，日本式集团的领导方式有时是“民主”的，有时是“权威主义”的，采用何种方式取决于上部和下部力量的对比：下部强大则是“民主主义”（平等主义），上部强大则是“权威主义”，而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与现代西欧那种领导者与部下之间按协议规则运行的民主主义有很大差异（72）。在“权威主义”的情况下，如果领导者有良好的素质，集团通常表现出极大活力；但如果领导者素质不好，“就会给其所属集团带来不幸，甚至会使整个社会蒙受灾难”（71）。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在《纵式社会的力学》一书第二部分中阐述的。中根氏认为，以“资格型”集团为主的社会是由许多不同质的集团构成的，而日本社会则是由许多同质集团所构成。与个人之间有明显的序列一样，相邻的同类集团之间也是一种序列关系。如大群体有一流、二流、三流的级别。在同一个级别的大群体中，谁在前、谁在后也是清楚的。但有时这个相对次序的划分并不是那么明确，而且通过工作业绩可以改变与相邻群体的次序，这样，为争得相对高的地位，相邻群体之间的竞争就变得格外激烈。同类集团并立和激烈竞争而不是个人之间的竞争，是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中根千枝进一步得出了日本社会是一个“由同质性群体构成的连续体”、是“软体动物”的有趣结论。她的分析是这样的：日本社会中任何一个单位，本身作为一个系统都统一在纵式关系中，正像砌墙的石头一样，虽大小不一，但都是同质性的。而且每一个部分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的群体，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由。当某一部分受到外部或内部影响时，会发生连锁反应，最后影响到整体。这个过程十分类似软体动物（如海星）的运动机理。因此，从整体上看日本社会，往往看不出日本社会究竟向何处发展。
日本式集团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是效率高。“在某种意义上，它（日本式集团）不失为一种符合现代化要求、效率极高的组织形式”。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实现现代化，她认为其中一点就是日本人尽可能地发挥了“纵式”集团结构的作用。这种组织结构的长处在于：从领导层到基层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异常迅速，并且富于动员全体成员的能力（64），但这种集团的短处是：分裂、集团内有小集团、领导者仅有一人，难以替代，一旦领导者出了问题，便是致命性的，等等。
虽然没有专门著作论述，但在中根千枝的著作中体现了社会人类学的比较方法。所谓“纵式社会”理论，只是同其他社会相比较而言。她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同她在异文化背景下的体验以及对日本以外的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分不开的。在《适应的条件》一书中，为了说明日本社会的特点，她常常把日本与中国、印度及欧美社会进行比较，尽管这种比较只是“点到为止”。其中，她更重视同亚洲的另外两个社会——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据笔者的初步统计，该书中提到中国的地方共16处，提到印度的地方共21处。这意味着，虽然同属于亚洲国家（或东方国家），但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人际关系有根本的不同。这种差异与下述差异具有同样的意义：虽然日本和美国、法国、英国同属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们之间在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上有本质的不同。这种考察问题的方法是社会人类学的方法，是一种“文化相对性”的观点。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是一种模式，每一种文化模式都具有相对意义。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对她有关中日两个社会的比较特别感兴趣。
她将日本社会同中国社会进行比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根是把中国作为一种网络型社会的典型来阐述的。“众所周知，中国人在其社会生活中，善于运用各种网络关系。从前在中国有‘行’，即行会网，这是日本所不能比的。还有按父系血缘而形成的宗族成员、同乡关系及各种协会等等。但从个人角度看却同时属于不同种类的几个类别群体。这些群体根据个人的需求，根据实践和场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个人在所属的群体中，不像日本的群体所属那样，常常优先其中的一个。中国的各类群体，按其性质、目的，各有自己的机能，而不具备日本式群体那样多目的、能满足个人各种需求的特点。因此，个人有必要归属几个群体。”（222）如果说中国人所属的集团是网状的话，日本人所属的社会更像一个链条。提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社会集团的构成上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些看法值得商榷，譬如她认为中国人同时归属于复数集团，而日本人只能归属于一个集团，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人对集团的归属都不可能是唯一的。中国人也很重视“纵式”关系，儒家强调的“孝”“忠”就是一种“纵式”关系，夫妻之间的爱远没有父子之间的“孝”那么重要。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集团的归属问题上的差别在于：中国人在强调“纵式”关系的同时也强调“横式”关系。在缔结集团方面，中国人重视血缘和其他一些资格，如出生地的相同、操同一种语言等因素，常常产生强烈的共同感。而且，中国人的集团内的“序列”远没有日本式集团内那么发达。
中根把日本称为“没有原则的国家”，比作“软体动物”，而把中国称为“有原则的国家”，比作“脊椎动物”（必须说明，中根氏在使用这些词时没有一点褒贬的意思），并将这两个国家进行对比。
她认为，中国很早就把政治色彩很浓的伦理体系变成了社会的支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就是适用于建立新型国家的伦理体系，——是向整个社会提出的（278）。
以会议发言为例，中国和日本社会都是重视长幼顺序的社会，但二者有不同。在中国，虽然“长幼顺序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但是在有才华、有能力的个人或功臣面前，序列规范随时都准备让位”，“随着场合和目的的变化，个人的序列是可以改变的”。中国人对长者也是谦让的，“但是，在协商和作出重要决定时，年轻人在长者面前也可以平等地直抒己见。不像日本人，在谈自己的想法时仍不忘严守序列，不得因率直而犯上”（42）。认识到这两个社会在缔结集团上的差异是很有意义的，但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差异，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第一，根据笔者的理解，所谓“纵式”社会本质上是一种较彻底的等级制度。中根氏也指出了这一点：“所谓日本的‘纵式社会’的本质就是固守等级。”（289）日本社会的这种特点，本尼迪克特和其他一些学者都曾指出过，中根氏的贡献在于：她用社会人类学（结构学派）的方法更细致地研究了这一特点，并将其系统化或模式化。“纵式”社会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隐性结构”，“纵式关系”“序列”等概念是对日本社会等级特点的更精致描述。她的理论深化了我们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际关系特点的认识。
第二，“纵式社会”理论同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可以相互补充、相互证明。中根氏在其著中专门谈到日本人的“娇宠”问题，不过她是从日本人集团构成方式，或者作为一种人际关系模式来把握问题的。“‘娇宠’是以小群体中的气氛为前提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的行为方式，它并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它与朋友间的信赖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223）土居健郎重点从心理层次揭示了日本人的特点，而中根氏的理论则着重分析了允许这种心理存在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目的都在于揭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和日本社会结构背后的“规则”，结果，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采用不同方法，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结论，可以说他们“殊途同归”，从不同侧面抓住了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本质特征。
第三，中根氏认为日本人的平等主义与序列意识并不矛盾，其实，若同中国人比较，毋宁说日本人等级主义的特点更明显。传统日本社会是一个彻底的等级社会，等级制度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虽然与西方的“个人”相比，日本人和中国人更容易接受人的某些先天属性（如性别、能力、年龄等）和后天属性（如职务、地位、收入、职业等）带来的差别，并表现出较大服从权威的倾向，但笔者认为中国人更具有平等主义倾向。
第四，作为一个出色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对日本社会的观察是冷静的。这对被认为“感情优先型”（中根本人也这样认为）的日本人来说是难得的，尤其对于一个日本女学者来说更是不易。不过，也有人认为，她之所以能够如此冷静地考察日本人和日本社会，正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日本社会是一个男性社会，女性基本上被排斥在重要社会活动之外。这种“旁观者”的地位使她们能够以一种比男性更冷静、更超越的态度来观察社会。然而，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她能够对日本社会做冷静的考察是因为她接受过严格的社会人类学训练、掌握了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对日本以外社会（印度社会、中国社会及东南亚社会等）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