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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内外介绍、论述日本人和日本社会、文化特性的论著开始集中出现。据日本野村研究所统计，从1946年到1978年仅专著就有698部之多；
日本学者青木保估计，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此类专著（论文）就已达2000部（篇）以上，如从明治时期起算数量则更为可观。
一些著名的理论观点甚至成为日本语中的流行语，为人们耳熟能详，如“纵式社会”“耻感文化”“甘构造”“间人主义”等。
日本学术界大多将此类研究统称为“日本人论”。日本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南博认为，日本人论就是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是指以日本语为共同语言，以日本国为归属的多数国民所凸显出来的共同意识和行为特征倾向，这种国民性是超越阶级、阶层、性别、年龄、地域差异而存在的。
青木保认为，日本人论即日本文化论，是指为了回答“日本人是什么”“日本社会是什么”“日本文化的性格是什么”“如何定位日本”等一系列问题而产生的关于日本的整体性论考。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船曳建夫则认为，日本人论是研究作为文化存在的日本人的特性、日本国民是什么样的群体及未来走向的学问。
日裔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别府春海认为，日本人论是指日本文化或日本人国民性特质的理论，即作为日本人对自身和日本文化的认同（identity），而作为日本人具有怎样的与欧美人相对照的性格，日本文化与欧美比较有哪些不同点，则构成identity的中心。
上述界定虽各有差别，但内涵大致相近。概括起来讲，日本人论主要是以作为日本文化主体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与他文化背景的人（主要指欧美人）相比之下所凸显出的不同特性为研究对象，重点回答如何定位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整体性论考，其产生、发展和繁荣有着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是一种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
本文拟对日本人论产生的原因、社会环境、历史阶段及内容的演变等进行探讨，时间跨度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为止。
首先，日本人论是在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经济成功和国际地位提升的情况下出现的。在明治维新成功以前，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并没有出现有影响的“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著作。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国家实现了近代化，成为一件“新生事物”，国际社会出现了解日本民族的文化，解读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需求。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横行，表现出惊人的能量，给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程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后又在废墟上神奇般地迅速崛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政治层面上都无法回避日本的存在和影响，因而研究日本模式成功的奥秘、深层文化背景及作为日本文化主体的日本人，成为学术界甚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
其次，与日本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环境、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日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岛国，海洋成为难以超越的屏障，在数千年的历史上，从未被异民族征服过，也未有过大陆民族那样频繁发生民族融合的经历。在江户时代以前，虽然引进过隋唐的文化并与少数国家保持交往，但其直接影响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其他国家是遥远的存在，对他们的生活从未产生过直接影响，日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日本列岛上分为数百个“藩”，对普通民众来说，所属的藩就是国家。日本历史学家司马辽太郎甚至认为，为数众多的藩国分布在日本列岛，自身感觉就像国际社会一般。
在明治精英们拆除各藩之间的壁垒之前，把日本视为一个整体、所有日本人视为一个民族的意识并未受到强调和重视。“摆脱了长时间的锁国状态，与西方诸国的先进文明接触后，自身系迥异于西洋人的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日本人论就是日本人意识到本国、本国人与外国、外国人的差异而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是民族意识、国民意识的产物。
对于开国后给国民带来的心理震荡和文化冲击，船曳建夫做了形象的比喻，如同“本来是自己的家族成员一起共同生活，现在却突然混进了外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在意起来”
。也有的学者认为日本的独特地理环境和历史使日本人成为一个好奇心旺盛的民族，社会学学者鹤见和子甚至就此写了一本专著，名为《好奇心与日本人》。
在与国际社会的交融、碰撞中，不断审视和解剖自己，这个过程似乎类似精神分析学中所讲的镜像阶段，婴儿最初是通过照镜子发现自我，强烈的好奇心使自我意识从混沌中萌发，世界自此分为“我”和“他”两个部分，而“自我”的确立是与“他者”的存在分不开的。开国以前，日本基本上是处在“同质”的环境，对于日本来说作为异质的存在“他者”，即便不能说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说是相当遥远的，但开国以后，“他者”（异文化）的存在一下子成为一个实际问题。
日本人热衷于把自己与其他文化背景的民族进行比较，《日本人与美国人》（仅同一书名的专著就有六七部之多）、《日本人与德国人》、《日本人与英国人》、《日本人与法国人》、《日本人与犹太人》、《日本人与中国人》、《日本人与亚洲人》等专著都曾经是畅销书，至今仍然不断有类似著作问世。南博对此自嘲说现在恐怕只剩下“日本人与日本人”没人写了。
船曳建夫说日本人论成了日本社会的一种大众消费品，日本人论热经久不衰说明日本人内心“不安”，“各种日本人论都是在‘不安’的背景下而写，人们抱着‘不安’的心态而读”，处于成功的顶峰时，“如穿着木屐登高，担心从高处跌落”
，处于低谷时又为能否东山再起而不安。作为西方世界唯一的亚洲成员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总有异己的感觉，劣等感与优越感、孤立感交织在一起，“不安”情绪贯穿日本社会的始终，对“我们是谁，来自何处，要走向何方”的命题，日本人远比其他民族敏感得多。
日本缺乏像中国的儒教、西方的基督教和印度的佛教那样的特点鲜明的意识形态，即缺乏文化上的认同（identity），“不安”也好，“好奇心”也罢，根源是缺乏文化自信，这也是构成日本人论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前文所述，从明治时期到目前为止，日本人论著作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如从整体上进行透视，必须首先明确日本人论的内容在各个重要历史阶段有何变化，反映出了哪些特点等，对此，以下几位日本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青木保在20世纪80年代曾对战后的日本人论做了详细的划分。
第一阶段（1945～1954年）为否定特殊性认识时期。
第二阶段（1955～1963年）为历史的相对性认识时期。
第三阶段（1964～1983年）为肯定特殊性认识时期。
第四阶段（1984～）为从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变时期。
杉本良夫和美国学者Ross Mouer将有关日本人论分期与理论流派等问题做了总结（见表1-1），可以和青木保的说法相互补充。
表1-1 日本人论分期与理论流派
船曳建夫则没有以时间为轴进行划定，他用“臣民”“国民”“市民”“职人”等概念概括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变迁和日本人对自身认同的变化。
不论一种社会现象还是学术观点、社会思潮都不可能不受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而孤立存在。结合以上三位学者的研究和日本近现代史，我们可以得出日本人论所呈现出的一些规律性现象。
——在国家进入重大历史阶段、社会进入转型期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往往形成高潮。从日本人论产生的数量和质量看，以下几个时期相对集中，即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对外扩张道路阶段、二战失败全民进入反思阶段以及日本经济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大国阶段。
——在内容上始终在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劣等说”和“优等说”之间徘徊。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情况较好的情况下，国民信心增强，“优等说”往往占据日本人论的主流，在相反的情况下则“劣等说”抬头。有的日本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钟摆式摆动现象”。前文所示的青木保没有用“劣等说、优等说”的讲法，称之为“肯定特殊性认识时期和否定特殊性认识时期”，但含义相近。
日本被迫开国后，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实力和先进文明加之近邻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社会的惨痛教训，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其后，明治政府开始实施维新图强的战略以期摆脱危机，日本统治阶层和文化界围绕国家的发展模式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和自身传统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日本人论或称日本文化论自此全面展开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明治早期，在西方强势文明面前，日本社会受到了强烈的“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文化界丧失了自信，对传统进行否定和抨击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劣等说”曾经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认为，日本人不如西方人智慧，缺乏创造力和个性，从精神到肉体甚至语言都需要彻底改变，进行“文明开化”。曾经留学英美的学者兼外交官森有礼在《英语国语化论》中主张废除日本语，改用英语为国语；福泽谕吉的弟子高桥义雄在《日本人种改造论》中，系统地提出了日本人种改造计划，认为日本民族属于劣等人种，除了加强体育锻炼、改善饮食结构以外，提倡与西方人通婚是改善人种的重要途径。曾经留学荷兰的著名哲学学者西周在《国民气风论》中鞭挞日本国民的劣根性，“自神武创业皇统绵延二千五百三十五载，吾国民为奴仆奉待之有甚于支那者”。
当时知识界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之概略》中认为，日本文化劣等的根源在于偏重权力，由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所形成的对权力的服从心理。
这些言论，为当时社会的欧化风气推波助澜，为政府的“脱亚入欧”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明治中后期，日本在医学、物理、特种钢材研究等领域均出现了领先世界的重大发明成果，其国力有了大幅度的跃升，日本人论开始向“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转向。在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
中日本国民劣等性被十大长处所取代，即忠君爱国、尊祖重名、现世而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率性、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规范、温和宽恕。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三宅雪岭、杉浦重刚、志贺重昂等人结成政治文化团体“政教社”，创办了《日本人》杂志，宣扬、主张日本文化的主体性，为国权意识的觉醒发挥了重要影响。这个阶段产生了以下几部代表性的名著，如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内村鉴三的《代表的日本人》、冈仓天心的《茶之本》等，均一版再版，至今在日本仍然属于畅销书之列。这几本专著的出版年代都处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前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愈加重视，国民情绪高扬的时期。四部书中有三部是用英文写成，作者设定的读者群并非当时英文教育远未普及的日本人而是西方社会，在国外引起关注后译成日文出版“以外促内”，起到了在国际上造势，争取西方强国承认日本的实力和文化上的平等地位、鼓动国内的民族情绪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理论的主要渊源之一。
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对日本武士道的历史、武士恪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武士精神对日本民族的影响和在社会价值系统的地位做了“尽善尽美”的描绘。目的是向西方宣示武士精神和道德培养与西方的宗教教育具有同等地位，即没有宗教教育的日本并非野蛮的未开化国家。
冈仓天心的《茶之本》则站在与新渡户不同的角度，从精神文化和艺术方面向西方宣传日本的茶道文化，对西方重武力和物质至上的传统进行了讽刺，“日本人沉溺于平静和乐的技术和艺术的时代，西方把我们当作野蛮之国；日本军队制造了‘满洲大屠杀’之后，才开始被称为文明之国。欧美社会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对日本的‘死之术’的武士道颇为重视而对‘生之术’的茶道却鲜有问津者。”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精髓，是日常生活的艺术超越、风雅的形而上者。他用茶道的流派、宗旨诠释了“虚与相对性、自他一体”等东方的哲学观念。
内村鉴三所著的《代表的日本人》
介绍了日本明治时期五位代表人物——西乡隆盛、上杉鹰山、二宫尊德、中江藤树、日莲上人的生平事迹。这五人分别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爱民如子的封建领主、勤劳节俭的普通农民、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和学问精深的宗教人士。内村精选的这五位属于不同阶层的所谓杰出人物，旨在向西方展示日本文化的优越以及价值观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消除人们对日本及日本人的“偏见”，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接纳日本。
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
对承载日本文化的空间即日本的自然条件进行了讴歌。在他的笔下，日本是世界上的极乐净土，杜鹃声啼淀川新绿，鹿鸣奈良古寺，岚山樱花月夜朦胧，秋天的红叶华丽多姿，松林耸立于那须旷野。气候多样，降水量充沛，生物、植物种类丰富，国土处于火山带上，火山活动频繁等，志贺武断地下了结论，认为中国和朝鲜都难见此美景。作者的主要意图绝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和景色描绘，而是“借用西方浪漫派的笔法，打破日本在此之前所呈现出的封闭、平静、平面的形象，展示与西方列强为伍的雄飞的、积极的、不断成长的姿态。故此，志贺把激烈的火山运动和作用作为日本风景的代表，日本的开国和近代化意味着步入了严酷的生存竞争，要取胜，必须不断活动和膨胀”。
日本的自然和风土在亚洲无出其右，与西欧比肩，完全具备西方文明的滋生条件，“江山洵美是吾乡”，日本国民要热爱故土，对抗、回应欧化风潮影响的意图昭然若揭。
上述这四部书分别从道德和精神、优秀人物“列传”和自然地理环境层面展开，客观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二战失败后，天皇被迫发布“人间宣言”，失去了“神性”，日本人数千年来顶礼膜拜的精神支柱倒塌，加上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征服并全面占领，精神上、物质上、文化上遭到的全方位重创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日本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美国占领军当局开始按照自己的设计改造日本，在“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下，日本人论也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明治中后期和战前的国粹主义恢复到否定日本文化特性的类似于明治初期的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一书的讨论和批判。本氏将日本人行为方式的特点概括为“耻感文化、等级意识和集团主义”等，分别与西方人的“罪感文化（指基督徒的行为深受原罪说的影响）、平等意识和个人主义”相对立。耻感文化的特点是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他律性而非自律性的道德观以及对名誉的极端重视与敏感。日本学术界对本氏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民族学研究》杂志1950年第5期收集了川岛武宜的《评价与批判》、南博的《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有祝喜佐卫门的《日本社会构造中的阶层制问题》、和辻哲郎的《对科学性价值的疑问》、柳田国男的《平常人的人生观》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发表了专集。主要论点是：“罪感文化”也有“耻”意识，“耻感文化”也有“罪”意识，本氏忽视了社会变迁因素和社会各阶层的差别，采用的材料为明治前期等。在这个阶段大量的批判文章大多停留在对本氏结论接受与否的层面上，强调日本人优越和日本文化独特性的观点几乎荡然无存。
其次，对天皇制的批判和对日本文化的全面反思和反省是战后初期日本人论的内容之一。认为天皇制是封建残余，是政客们为了永久保持自身地位和权势的一种保障手段，依靠和延续这种封建制度无法摆脱战后的混乱和危机状态，无法普及吸收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文化，所以打破神话，让天皇走下神坛恢复普通人的身份是非常必要的，此类观点的代表作有坂口安吾的《堕落论》《天皇小考》
等。另外，对日本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和全面否定日本文化传统的论点引起了较大反响，岸田国士在《何为日本人》
中把日本人的个性概括为封建性、岛国性、形式主义性、非科学性、利己性、病态的幼稚的野蛮性等。茅原廉太郎在《日本人民的诞生》
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日本人缺乏主见，随波逐流，有歧视观无平等观，有国家而无社会，上下尊卑关系是人际关系的全部。大文豪志贺直哉主张废除表意不方便、不完整的日本语而改用优美的法语等。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居发达国家前列，与被当作模仿和赶超对象的欧美国家已经没有多大距离，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超越。日本的重新崛起使国民找回了自信，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日本的发展模式也被称为东西方文明结合的典范，日本人论的研究重新出现了高潮。主要内容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日本文化特性并予以肯定；二是对日本现代化发展模式或称为日本成功奥秘的文化背景的研究，目的都是试图从文化传统中挖掘出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诸因素。这个时期产生的日本人论著作数量很大，内容庞杂，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出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学者之手，采用西方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心理分析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作品，这在战前是不多见的。如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土居健郎的《“娇宠”的构造》、滨口惠俊的《日本特性的再发现》等代表作。这几部书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日本取得经济大国地位的背景下，作者更倾向于以冷静、自信、科学的心态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不再单纯把欧美社会当作样板，肯定共性，鞭挞特殊性，重点是针对西方约定俗成的近代社会的文化模式理论提出质疑，寻找“日本心性”与近代社会的关联性。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传统文化中与西方近代化理论相对立的被称为前近代社会的某些东西非但没有成为障碍，却经过整合变成了积极因素，变成了巨大的资源，构成日本模式成功的关键性要素。如集团行动意识，对集团的忠诚是日本人的核心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讲，判断“善”“恶”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对所属集团献身和忠诚与否，为集团带来耻辱和荣誉与否。集团内部重视“和”的精神，注重与他人的配合、协调，不鼓励张扬个性，严守等级与序列，服从权威等。这些曾经一直被西方和日本文化界称为半封建性的、非民主的而大加批判的因素具有积极的一面，比如社会集团构造，相对于欧美社会的“横向构造”，日本的“纵式社会”虽然有缺乏集团之间横向分工的不足，但在集团内部具有向上层流动的机会的均等性，重视共同生活的“场”甚于资格，可以容纳不同资格的参加者，对外界具有平等的开放性。因而“日本式的集团构造不能看作封建的、前近代的，其构成原理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可以称为近代性的组织方法”
。“各个缺乏连带性的孤立的集团的存在，为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的贯彻提供了场所，同时孤立的集团为了向更高层次发展，必然需要更大的统合组织，……带来了日本社会组织的贫乏和政治组织的发达。”
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及经济复兴都是在自上而下的政治组织主导下实现的。
在土居健郎看来，日本人在集团内部相互依赖的现象源于“娇宠”（amae）心理。“amae”是日语中的特有词，源于婴幼儿对父母（尤其是母子之间）依赖、撒娇，希望得到关爱和庇护的心理和行为。婴幼儿在一岁左右以后，随着精神的发达成长，已知觉母亲与自己是不同的存在，由于这种存在对自身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希望与母亲一体化。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要求，是一种依赖他人，寻求对象并试图与对象一体化的要求。”
土居作为精神病学家在对患者进行治疗和病理分析时发现了这个词的心理学意义进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这种心理是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普遍存在的，但在强调个性和个人自由、独立的欧美社会得不到提倡和满足，而绝对的独立和自由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提倡相互依赖或者说在相互依赖型的社会中生活的日本人才是现实性的、合理的。人为地压制“娇宠”心理只不过是自我欺骗而已。本居氏的理论体系较为庞大
，他认为日本社会在历史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家庭层面都受“娇宠”心理构造的支配，是理解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关键，在具有特殊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具有普遍性意义。
滨口惠俊则认为相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而言日本的人际关系模式是所谓“间人主义”，个人主义有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依赖主义以及人际关系上的功利性的属性，而“间人主义”则具有相互依存主义、相互依赖主义、人际关系上的连带性的属性。
“个人主义”隐含的相互不信任出自游牧文化传统，反映了一神教的不宽容的特性。人类必定要结成集团才能生存，为处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关系，人们只好缔结契约并忠实遵守之，个人主义与契约主义有连带关系。奉行“间人主义”的东方人，大多不能理解契约的真正含义，在交往中以是否信任对方为先决条件，相信自己的积极的行为会得到对方的回报，如对彼此间的权利和义务，发生效力的期限和条件等过度强调，会令对方有一种不受信任的感觉。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是自由的、独立的个人之间结成的互酬关系，基于利益交换的相互作用，在本质上，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契约的机能就是独立的个体既能相互满足自身的需求和利益，又不全身心地卷入其中，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是平等条件下的互酬，是一种责任与报酬的等价交换。而在中国的家族内部、日本的家臣和主君之间，都存在严重的责任与报酬不即时等价的问题，中国人是所谓“信用贷借型交换”，日本与中国相似，行为的出发点不以“互酬”为主，而是以“互惠”为目的，即：当事人不以直接得利为主要意图，不以等价交换为目的。
从日本人论的整体演变轨迹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历史背景中来观察，中根千枝、土居健郎和滨口惠俊的理论在客观上不外乎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诠释日本模式成功的原因，即与西方“个人主义”“契约社会”迥异的“间人主义”“甘构造”的“纵式社会”与现代化实现的关联性、必然性，青木保将其归类为“肯定日本文化特殊性”论著似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