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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标志是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以伍德罗·威尔逊命名的讲席以及专门的国际政治系（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时的背景是欧洲国家内部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国家巨大伤亡，戴维斯家族受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平理念影响捐助了这个讲席，希望能够探索欧洲国家间和平的途径。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欧洲以外国家的研究，主要依靠人类学这门学科，人类学学者为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殖民提供咨询建议。比如19世纪中叶英国为抢夺黄金矿产在西非建立了英属黄金海岸，英军发动战争侵略阿散蒂王国（Ashanti Empire），但因为实行错误的殖民政策，引发阿散蒂人的反抗，
战乱连绵长达二三十年。到了20世纪初，英国政府委派拉特雷（R.S.Rattray）担任殖民地总督格吉斯伯格（Frederick G.Guggisberg）的顾问，他利用人类学训练的专长研究阿散蒂文化，提出治理阿散蒂的解决方案，才使阿散蒂长治久安。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在殖民地政府派驻人类学学者成为一种常态，赫顿（J.H.Hutton）在印度、威廉姆斯（E.E.Williams）在新几内亚、布朗（G.G.Brown）在东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人类学学者离职后回到高校工作，进一步把实务经验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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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推进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而当年国际关系理论家并不关心欧洲以外的事务。第一个担任国际关系教席的是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Zimmern），他的代表作都是研究欧洲国家的著作，如《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1911）、《对德国的经济武器》（1918）、《第三大英帝国》（1926）等。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也是参照他在担任英国外交官处理英俄关系，参与巴黎和会、国联工作的经历，写成《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这本现实主义的名著。从现今地区研究的角度看，可以认为它们主要从事欧洲研究。由于不同实务需要，英国发展出人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人类学关注殖民、治理非西方人的问题，国际关系学关注欧洲国家内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从学科分类系统来看，前者属于“非现代世界”的研究，后者属于“现代文明世界”研究。
两个学科研究对象不同，但相辅相成，同时为大英帝国处理对外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卑劣行径出乎美国的意料。为打赢二战，美国特别成立“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按照欧洲的学科传统号召人类学学者为国服务。美国人类学学者也积极响应，他们成立美国人类学会人类学与战争委员分会，协调人类学学者参与海内外的人类学与战争事务。大量人类学学者被派往世界各地进行调查，如本特森（Gregory Bateson）研究印尼、戈勒（Groffrey Gorer）研究俄罗斯、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墨多克（George P.Murdock）研究日本、林顿（Ralph Linton）和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研究中国，等等。
前文提到英国人类学学者研究的是非洲、太平洋岛等地的殖民地。它们属于“未开化社会”（或称原始部落），社会规模小，人口数量少，人类学学者选择一个田野进行蹲点调查，就能了解“原始部落”的社会结构。但美国人类学学者遇到的研究对象是日本、俄罗斯、中国这种大型国家，它们吸收了西方科技与制度，同时具有自己的文明特点，运用英国社会人类学范式难以有效开展研究，美国人类学学者遭遇严峻的挑战。此时，一些具有创造力的学者尝试结合人类学与心理学的知识开展研究，他们利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分析日本人、俄罗斯人的心理，挖掘“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日本、苏联这些国家的行为，较为成功进入“现代文明世界”研究（或者说后发外生性现代化国家研究更为贴切）。其中以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她本来是研究印第安人的专家，专门研究祖尼人和夸库特耳人的人格类型，后来因为二战她到美国日本侨民社区和日军战俘营进行调查，她的研究解决了许多困扰美国军方的问题，比如日军战俘的处理，美国人担心日军一心效忠日本天皇，让其从事后勤工作会发生叛变，但她指出日本耻感文化的特点，认为日军是真心投降，不会反复叛变，果然日军战俘死心塌地与盟军合作，很好地完成后勤工作。
此外，她在保留天皇的地位、采用原子弹等问题上，也都提出了过人的见解，至今仍被视为国民性研究应用在国际事务的典范。而与她同时期的戈勒、本特森等人也都采用“文化”与“人格”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于是美国人类学发展出心理分析这个学科分支。由于它是通过研究群体心理来解释国家行为的途径，也被称为国民性研究或民族性格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为维持世界霸权的地位，大力提倡“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地区研究是更大规模的跨学科合作实验场所。美国政府提供大量的科研经费，成立新的地区研究机构，号召更多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推动政策咨询走向专业化、民营化，他们与许多科研机构签订合同，委托提供政策咨询建议。之后美国出现了许多大型综合性的智库。在这个背景下，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投入地区研究，地区研究蓬勃发展。本来研究“现代文明世界”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等也开始研究“非现代世界”，华勒斯坦提到的学科分类系统的界限也被打破了。在不同学科研究人员进入地区研究领域后，地区研究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分工走向专业化，研究问题也越来越细，强调整体性研究的国民性研究反而成为“小众”。 [2] 然而，国民性研究在战后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拓展研究对象到英国、美国这种“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而这与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人员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有关，代表人物是华裔学者许烺光。
许烺光早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那里本来是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大本营，学者专门研究英国殖民地中的“原始部落”。许烺光进入这个领域之后，发现了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问题，比如以单线进化论来解释不同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作为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学者，他开创性地以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为研究对象，尝试解构英、美这种现代文明国家的运作方式，并且与中国、印度、日本进行比较。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他的研究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Henry S.Commager）评论他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是继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之后研究美国社会最好的著作。许烺光指出，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形成的国民性格并不相同，学者使用弗洛伊德观察欧美人心理创建的人格学说解释非西方人的心理与行为是有问题的。因此，他提出了考虑到社会关系与文化影响心理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PSH理论）与基本人际状态的概念，以及一整套完整的概念工具、研究方法，用来分析美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的社会运作方式，并且在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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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维特·巴诺（Victor Barnouw）评论道：当所有人类学家都知难而退的情况下，唯有许烺光还在这个领域持续坚持，最后攻克了这个学术难关。
1977年，他被选为第62届美国人类学会会长，在他任内美国人类学会正式成立了心理人类学分会（SPA），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最近一次是2019年在新墨西哥州圣安娜普埃布洛举行的年会。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也开始从事地区研究的工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成立了亚非研究所，专门研究亚洲和非洲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在国内一开始就是由各个学科的学者从事地区与国别研究，与美国的学科发展趋势相反。后来是因为许烺光的著作，如《家元：日本的真髓》《中国人与美国人》《宗族、种姓与社团》等被陆续翻译引进到国内，才有学者尝试从事整体性的国家研究。这里要谈到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工作的尚会鹏教授。在80年代他开始研究印度、日本，后来翻译了许烺光的著作，便尝试采用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后来出版了《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中国人与日本人》《中国人与印度人》等著作。经过二三十年的学术积累后，他认为许烺光心理人类学涉及的内容包括心理学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需要理论、情感控制机制理论、心理文化取向理论，人类学的许氏优势亲属关系假说，社会学的次级集团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体系比较庞大，需要整合，因此以基本人际状态为中心，尝试将许烺光的学说进一步补充、完善，形成一个可以解释“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整体人”的完整理论体系。由于人类学具有研究“非现代世界”的传统，“心理人类学”容易被误会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问，所以倡议使用心理文化学这个概念，其专指从心理人类学分离出来的，以许烺光倡导的心理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和方法，主要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的学问。
笔者也是在北京大学通过尚会鹏教授接触到许烺光，逐渐认识到许烺光的学说价值，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志同道合之士，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分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闽南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高校。虽然国内没有正式的心理文化学学术组织，但这些年也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华侨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心理文化学研究所这样专门的科研机构。心理文化学爱好者主要在地区与国别研究的学术组织中活动。另外，心理文化学也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各种国别研究的刊物上。
许烺光出生于中国，他以非西方世界的角度研究中国、美国、印度、日本这几个国家，而且进行相互比较。他的研究修正了许多西方中心视角解释非西方社会的问题。用他发展出的范式进行研究，不会出现生搬硬套西方学者概念工具或用研究西方社会的理论解释非西方社会现象的问题。以笔者的例子来说，笔者曾研究日本政党政治，研究问题是：为什么日本自民党在1955～1993年连续执政长达38年？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党轮替”是政党政治的常态，自民党长期执政是一种特殊现象，值得研究。
但是心理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幕府将军也是长期执政，自民党长期执政是一个伪命题，根本是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生搬硬套。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日本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后，政治运作方式还表现出日本特点的内在原因。正是为了避免陷入“生搬硬套”的危险，笔者才选择了许烺光提倡的文明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在中国地区与国别研究发展的同时，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开始传到国内。王逸舟教授、秦亚青教授、张小明教授等学者在引进、介绍美国、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且指出了源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中国出现了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声音。在这个大背景下，国内的心理文化学爱好者也开始关注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印度人如何建立国家、建立国际体系、处理国际关系的特点，并进行相互间的比较。当然，早期美国的国民性研究也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本尼迪克特和许烺光都有很多关于国家形式与政治制度方面的讨论，他们为国内心理文化学爱好者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沃尔兹（K.Waltz）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把国际关系理论化，他的理论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他将国际体系结构化的方法主要是参照英国人类学的“结构”分析法。在他的影响下，体系结构、功能、制度、进程等变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讨论的重点。但明眼人知道这些概念其实来自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研究，如许烺光就专门发表过探讨结构、功能、进程的论文， [4] 有人类学的研究基础更容易在方法论上与国际关系理论家展开对话。另外，国际关系学中的文明学派也利用人类学对文化研究的成果进行研究，如亨廷顿把文化差异的认识提升到文明冲突的角度讨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出版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学说等。心理文化学同样是从人类学发展出来的学问。因此，心理文化学爱好者意识到有可能借鉴许烺光的研究成果，将研究应用到政治学、国际问题领域。
美国地区研究兴起后，政治学者也开始研究包括亚洲、拉美甚至非洲等国家，比如阿尔蒙德（G.A.Almond）利用人类学的结构分析法，研究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功能差异，找出它们的政治模式，开创了比较政治学这个分支。
但他们主要研究的是政治体制和西方政治制度应用在非西方国家产生的问题，很少关心国家形式、国体方面的问题。而心理文化学的关注重点是国家形式，主要是研究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在历史上如何建立国家和国际体系。近代受西方影响，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都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形式，向西方学习，但是它们传统的国家形式、国家结构、国家行为的特点究竟是什么，缺乏研究。很多人认为这些是过去式，不值得研究，但是我们认为它有研究的重要性。首先是要了解它的原型是什么，才能了解它的国体如何发生了变化。其次，它的运作方式还有可能在现在的体制下发生影响。
美国人类学“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产生，是源自人类学与心理学两门学科的跨学科合作，但在地区研究兴起后，美国心理人类学学者不再关心民族性格这种与“国家”研究有关的议题，他们把重点放在“个体心理”方面。台湾学者许木柱等统计过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刊物，发现心理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以下6个主题：（1）文化对生理发展之影响；（2）文化对认知及知觉的影响；（3）文化对情感表达行为的影响；（4）社会化之研究；（5）人格发展与文化变迁；（6）文化对社会心理偏差行为的研究。
这个与美国学科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是相符的。但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也有学者尝试把个体心理与政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如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研究印度圣雄甘地的身份认同问题，
詹姆斯·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ber）研究美国总统的性格。后来在美国产生了政治心理学。
在《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6期的专访中，尹继武教授曾介绍过该领域的发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
在俄罗斯方面，二战时期戈勒和里克曼对俄罗斯人展开研究，出版了《大俄罗斯人民：一项心理学研究》。 [5] 俄罗斯科学院的斯维特拉娜·路列（Svetlana V.Lourié）的研究与中国学者的尝试类似。她尝试利用心理人类学理论从俄罗斯的角度进行地缘政治、外交政策的分析，研究对象包括俄罗斯人、芬兰人、亚美尼亚人、英国人、土耳其人等。《绝对权力研究：帝国——价值观与民族心理学的视角》专门论述了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英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历史、帝国的建立原则，以及对俄国和英国作为殖民帝国的比较。 [6]
在日本，有独特“日本人论”这个研究领域，本尼迪克特、许烺光的研究都被归为该领域。许烺光的著作《比较文明社会论》被翻译为日文之后，有不少学者按照这个研究路径继续做下去，
比如公文俊平、滨口惠俊、作田启一等。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滨口惠俊，他翻译了许烺光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若干概念工具，尝试进一步完善许烺光学说，著有《日本特性的再发现》《日本研究原论》等，但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日本，较少关注其他国家。与国际关系研究有关的文化人类学学者是平野健一郎，他出版了《国际文化论》，尝试将人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但他并没有使用心理人类学的理论或者工具。
在中国台湾地区，心理人类学被系统地引进，许烺光在美国的著作被翻译为许烺光全集（十卷本）出版。人类学与心理学领域对心理人类学都很感兴趣，尝试进行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国人的性格的研究。
人类学界李亦园借鉴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三层次均衡和谐模型，他的研究对象是汉族和台湾的少数民族，同时他也从事东南亚华侨华人方面的研究。
心理学界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等人都受到许烺光的影响，他们认为西方的心理学无法解释华人的心理，因此推动华人的本土心理学运动。杨国枢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观、
杨中芳研究中国人的自我，
而黄光国在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人情与面子模型，以及儒家关系主义理论。
黄光国的研究涉及国际问题领域，他提出了国家脸面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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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儒家关系主义理论对秦亚青建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产生了影响。秦亚青在对“关系性”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多次引用黄光国的研究。
在英国殖民印度时期，人类学学者就被派去印度调查研究，赫顿著有《印度种姓的性质、功能及其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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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人类学兴起后，许烺光也曾到印度调研，当时还受到总理尼赫鲁的特意接见，最后他出版了《宗族、种姓与社团》。德里大学教授巴拉提（Agehananda Bharati）受许烺光影响比较深。他利用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解释印度教徒的心理，提出了“阿奴”（anu）的概念，尝试完善这个理论。
印度籍英裔学者斯普拉特（Philip Spratt）著有《印度教的文化与人格：一项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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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研究仅限于印度人，在国际问题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发现。
心理文化学进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国际体系研究、国家行为体研究、国家间关系研究、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研究等。
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是体系理论。20世纪70年代，沃尔兹把无政府状态假定为国际体系的结构，使国际体系可以作为关键因素解释对体系内国家的影响。后来出现了强调国际机制影响国家行为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间互动的建构主义，但它们讨论的都是一种“线性因果关系的简单体系”。尚会鹏认为，国际体系应该是“考虑了文明意义上的多元性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人类多维关系的演化系统”，体系理论家在体系、单元、关系三个层次做了过度简化。他提出了研究国际关系的本体论。
从体系层次看，体系结构是一种由有限的一组或若干组行动者及限定它们的关系网络所组成的“持久的关系模式”，一个由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而不是像体系理论那样把国际体系理解为一种缺少了中央权威的国内政治体系。
从单元层次看，构成国际关系的单元是考虑了文明体与组织体两个侧面的多元国家，而不是像体系理论那样把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限定为“民族国家”。
从关系层次看，国际关系是一种由人类多维活动构成的复杂网络；人类在这一场域进行着三大类活动，即以权力游戏为代表的政治活动、以财富游戏为代表的经济活动，以及以心智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活动，而不是像体系理论那样把国家间的关系主要限于政治关系。
这是心理文化学对国际体系的基本看法，它是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国际关系的。
心理文化学认为国际体系有不同的类型，现代国际体系其实是源自欧洲主要国家间关系，中国、印度、日本在历史上也曾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些体系虽然已经不再存在，而且中、印、日的角色已经从“主导”体系变成“融入”其他体系，但研究这些体系仍旧是有必要的。
关于西方的国际体系，尚会鹏研究它的演化过程，分析它如何从一个地区性的国际体系走向世界性的国际体系。西方国际体系运作原理与西方人人际关系特点具有一定的联系，利益、竞争、缺乏安全感等个人社会的特点反映在西方处理的国际关系之中。
传统中国的国际体系被称为“天下体系”，这个体系在历史上对东亚地区有长期的影响，有学者从贸易的角度进行研究，把它称为朝贡体系。尚会鹏从中国人人际关系三个圈子——亲人圈、熟人圈、生人圈的运作原理解释天下体系的运作。
笔者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钱栖榕进一步探讨“天下体系”中核心行为体与非核心行为体确认角色的过程，指出它们在确认角色的过程中与“伦人社会”自我认知和社会交换模式的联系。
传统印度的国际体系被称为“大法体系”。这是印度历史上的孔雀王朝阿育王建立的一个独具特色，并且对南亚次大陆一直有强烈影响的国际体系。尚会鹏认为，它具有“强文明体弱组织体”的特点，其运作原理是基于“法”（Dharma），它的产生与印度教徒的阶序人“基本人际状态”之间有内在联系。
传统日本的国际体系被称为“家元体系”。日本创建的国际体系存在的时间短，发挥的作用小，很少被人注意到，但是它在近代挑战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在国际上造成严重的影响。“家元体系”的具体表现就是日本要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笔者一直在研究日本的体系结构特点，并尝试揭示日本在中美两大文明的夹缝间建立这个国际体系的内在动力。
心理文化学认为，研究国际关系必须要研究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行为特点。在地区与国别研究领域，学者一般不会把中、美、印、日这几个国家当成同质的对象来研究，但体系理论家认为它们具有同样的属性，都是“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具有同样的反应。尚会鹏指出，国家行为体具有“组织体”与“文明体”两种属性。“组织体”是与国家形式、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相关的内容，而“文明体”是与生存状态、情感模式、价值观、行为方式等相关的内容。
体系理论家研究的内容主要与组织体相关，而文明体相关内容很少受到关注。文明学派研究文明冲突、软实力、全球化等问题，与文明体相关，但它们没有把“文明体”作为一个国家的属性来分析。
而心理文化学研究国家行为体，包括与组织体相关的国家形式，也研究与文明体相关的国家吸引力。因为它认为每个国家行为体的组织体与文明体属性都不相同，所以还尝试揭示国家的独特行为。
图1 国际行为体的单元属性
西方政治学对于国家形式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经验，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经验有关系，比如把国家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等不同类型，但心理文化学观察到传统中国、印度、日本建立起来的国家形式各有特点，与民族国家大不相同，虽然这些国家也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形式，但它们没有变成西方国家，所以心理文化学尝试揭示它们所建立国家的特点，挖掘不同的国家类型。
在美国方面，尚会鹏把“民族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形式称为“个国”，认为它是西方“个人”社会的产物。它强调国家边界清晰化、民族自我意识、国家的利益特点等方面与“个人”基本人际状态之间的联系，两者之间有一种同构映射关系。
在中国方面，尚会鹏把传统中国的国家形式称为“服国”，指出它与“个国”在政权产生形式、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国家的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并尝试说明它与“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联系，以及在当今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
印度宣称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尚会鹏从国家形式的特点、社会制度、宗教价值观等几个层面分析印度人接受现代西方国家形式和政治制度的理由。
日本的天皇制“万世一系”在全世界是一大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建立分析了日本天皇制的特点，以及它在古代、近代、战后等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并从维持日本人心理社会均衡的角度说明它能够在日本世袭千余年的原因。
约瑟夫·奈在20世纪末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建议美国利用软实力维持世界的霸权。心理文化学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好莱坞电影等软实力，中国、印度和日本都不具备，因此要研究它们的软实力，挖掘不同国家的属性差异。笔者对软实力的研究方法进行过讨论，主要分析美、英等国的科研机构从量化统计以及大规模问卷调查两种途径评估国家软实力的问题，研究发现许多学者把软实力当成硬实力来研究，对中国的软实力估计过低。
美国软实力的特点是约瑟夫·奈研究的重点，尚会鹏尝试说明美国软实力与极致个人基本人际状态的联系，以及它产生吸引力的原因。
笔者和尚会鹏、关世杰三人对中国软实力的特点进行了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印度民众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从多个层面了解中国软实力对印度民众的吸引力。
笔者对印度软实力的特点进行了讨论，主要研究它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并与中国的软实力进行比较。
张建立通过日本政府出台的相关法令及政策建言报告，结合具体案例、权威媒体的民调数据，分析日本软实力资源建设的特点与成效。而山西师范大学李姝蓓并未研究日本软实力，而是对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政策进行分析，认为它强调神国、皇国优位的绝对性，重视国家间的序列性，建构军事资本主义国家的迷幻性等三个方面属于文明体建设的特点。
对国家行为的研究是心理文化学的特点，其他学派对于国家行为的研究，大多基于理性人假设进行分析，但心理文化学研究中国、美国、印度、日本的国家行为的差异。
关于美国的国家行为，尚会鹏发现，美国人竞争性的人际关系和交易式人际关系是其个人社会的文化特点，它表现在对外关系中形成的虚幻主义倾向和外交上的利益、强力崇拜的倾向。
关于中国独特的国家行为，心理文化学挖掘了“和谐”和“面子”两个特点。尚会鹏认为“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与中国人“人伦中心”的心理文化取向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彻底和谐”有关，它使中国缺乏对外征服的动力。
黄光国发现中国的国家行为也受到面子的影响。
他和美国科尔盖特大学的陈蓉提出“国家脸面”（national face）这个概念，尝试建构一个国家脸面的理论。他们探索东西方国家脸面的表现形式，挖掘国家脸面和个人面子的心理机制差异，指出中国在处理国际事件中国家脸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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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独特国家行为，心理文化学揭示得比较多，早期本尼迪克特、许烺光等学者对此有比较多的研究积累。现在发现了日本人等级秩序中的序列意识、“罪己”（けじめ）和“祓禊”（みそぎ）、“配虑”、“合意”和“根回し”、“娇宠”（あまえ）和“神”（おかみ）等心理在国家行为上的影响。本尼迪克特是最早观察到日本人对等级序列中位置的敏感的，笔者后来用家元的缔结方式——缘约原理解释它的形成，进而分析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动对外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心理文化根源。
张建立则用它来解释战后日本追求大国地位的原因。他还发现日本人的“罪己”和“祓禊”心理与日本美化侵略历史、尝试摆脱战后体制、谋求自卫队军力国际化等“右倾化”现象有关。从“配虑”心理解释日本为什么会出台“河野谈话”处理与韩国之间的慰安妇问题等。此外，他还从组织体和文明体两个不同的侧面，分析战后日本独特的国家认同形成过程。
尚会鹏则挖掘日本人人际交往中的“合意”和“根回し”（事先沟通）如何在外交中表现出“暧昧”的特征，以及“娇宠”和“神”（对上级的信赖）心理对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心理文化学认为，国家行为体的属性不同，面对不同属性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反应，国家间关系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相同（或相似）文明体下，不同组织体之间的关系。（2）相同（或相似）组织体下，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关系。（3）不同文明体下，不同组织体之间的关系。（4）相同（或相似）组织体下，相同（或相似）文明体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这是心理文化学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看法。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也谈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施动者面对不同的情况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但因为“共有知识”只根据敌人、对手、朋友的角色差异产生身份、利益上的变化，所以变化局限在这三种情况。
可是，心理文化学认为，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关系中，国家行为体的反应都不会相同，行为体会根据不同的关系而采取不同的行动。举例来说，美国对待英国、印度和中国的方式不同的原因就是组织体和文明体属性存在差异。印度在被英国殖民后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印度与英国在处理外部世界的冲击与挑战时有很大不同。此外，心理文化学不只研究“政治”活动，也研究“文化”活动。
图2 四种类型的国家间关系
张建立研究过相同（或相似）组织体下，不同文明体间的关系。他尝试解释日美关系如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敌对国家关系，转变为战后的美主日从关系，以及日本亲近美国、远离中国的原因。
笔者研究过不同文明体、不同组织体间的关系，分析中国与印度两个国家软实力对彼此的影响。
王冠玺研究过不同组织体、相同文明体之间的关系，他选择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为案例，分析制度差异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
认同（identities）是心理学的概念，但现在国际关系领域被讨论越来越多，尤其是亨廷顿《我们是谁？》的出版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认同是人的心理问题，国家由人组成，但国际关系理论中很少探讨人的问题，但在世界强联结时代，因为留学、旅游、移民等因素，人们很容易接触到其他国家的软实力，可能影响他的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笔者提出了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的身份认同模型，认为国家行为体既然具有“组织体”与“文明体”两个属性，那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也应该分为两个侧面。图3模型中的公民身份认同与国家行为体的组织体属性相对应，民族身份认同与文明体属性相对应，可以与图1的模型相对照。
图3 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的身份认同（PSH-ID）模型
2010年笔者研究过中国大陆与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差异。
2020年将研究对象拓展到马来西亚华人，分析他们对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认同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宜音研究过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她提出了海外华人文化认同量表分析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形成。
这是属于群体认同方面的研究。心理文化学在个人的认同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黄光国研究清朝的溥仪，分析他在国家灭亡中的自我认同危机与自我塑造的过程。李登辉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过程中长大，后来又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黄光国分析了李登辉的自我认同的转变过程。
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也是心理文化学关心的问题。笔者研究过篮球明星林书豪的认同问题，他的父亲是台湾人，但他在美国长大，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
许烺光倡议以“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的概念取代“人格”进行研究，他在《家元：日本的真髓》中分析中、美、印、日四个国家的人维持心理社会均衡的方式。尚会鹏进一步把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命名为“缘人”，把中国人称为“伦人”，然后从缔结集团、社会交换、自我认知、情感控制等维度对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文化基因”进行剖析，尝试进一步解构两国人的行为原理。他已经出版了几本专著，成果也被翻译为日文。
张建立则是从较少被学者注意到的茶道、象棋等生活中的事物入手，分析日本在游戏规则中体现出的行为原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刘冰则尝试利用情感需要来解释日本当代女性的婚姻观。
印度是一个古老又难理解的文明，许烺光研究种姓这个印度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尚会鹏更进一步从种姓来剖析印度教社会，他还把印度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命名为“阶序人”，与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进行比较研究。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非常激烈，经常引起暴乱，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蔡晶发现这个问题与种姓有关。她以印度的穆斯林种姓为对象进行研究，分析印度上层穆斯林和下层由印度教徒改宗的穆斯林与印度教种姓的关系等。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毕业的张洋也利用“阶序人”的概念，对中印的价值观进行比较，尝试解释对经济关系方面的影响。
[11]
许烺光在云南工作的时候，对喜洲进行过田野调查并出版了很多研究成果。尚会鹏在中原地区的西村进行了约30年之久的追踪调查，对中国人认干亲、拜把子、随礼、相亲、闹洞房、婚俗等问题展开研究。
目前他把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命名为“伦人”并与美国人的“极致个人”进行比较研究。杨宜音对中国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群己关系研究范式“关系化”与“类别化”的双重形成过程。
王冠玺从法律与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中西之间“人”的差异孕育出不同的规则文化，试图厘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使用西方的法律审判出现的问题。
俄罗斯学者李太龙通过“伦人”与“极致个人”基本人际状态的比较，分析人工智能对人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潘蕾和黄旭峰则把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命名为“极致伦人”，与伦人、缘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进行比较。
闽南师范大学陈睿腾比较中美教育文化的特点，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议。
这是目前心理文化学在中国的研究概况。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对心理文化学的应用有过一些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尹继武认为，国内对于天下体系的研究缺乏具体的社会心理内容支撑，心理文化学的论证为这种文化本质差异论路径提供了更为微观的基础。而且，在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讨论中，尚未有关于文化差异与理论生产之间的详细分析，而考察理论创新的文化差异问题是有益的。
目前心理文化学已经归纳出几种国际体系，但是与现代西方的国际体系研究相较，中国的天下体系、日本的家元体系、印度的大法体系研究都还比较薄弱，在结构特点和运作原理方面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挖掘。而且，还没有进行不同体系之间的结构特点比较。
在国家形式的研究方面，对美国和中国的研究比较成熟，对日本和印度传统国家形式的研究还不够。目前只提出“个国”和“服国”来指称美国与中国的国家形式，印度和日本的特点还没有提出来。
在国家吸引力的研究方面，已经厘清了正确评估国家软实力的途径，探讨了中国对印度的吸引力，但是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研究还不多。有学者研究了日本文明体的建设，但对美国、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体建设的研究还没有看到。
对国家行为的研究不平均。学者对日本独具特色的国家行为揭示最多，中国和美国次之，但印度方面的研究很少。
心理文化学指出国家间的关系有四种类型，但截至目前对几个国家间关系的研究都只有一两个案例。另外，相同组织体相同文明体的研究还没有进行。虽然利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都是假定组织体与文明体相同，但也有必要在心理文化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并且进行不同类型的组织体和文明体之间的比较。
心理文化学对国家的身份认同研究还在起步阶段。目前只涉及华人研究，没有美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认同研究，应该进一步增强在这些国家验证身份认同模型的解释力。
心理文化学研究的是一个民族代代相承的文化密码，这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的关键因素，我们称之为文化基因。从行为来看，它是一个社会所有人的行为形成的共相，以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的科学哲学来理解，它是“不变的实在对象”（unchanging real objects），是人类描述之外独立存在的世界。
这样的“科学微世界”是科学家建构出来的，
主要目的是进行科学研究，它来源于生活世界，但与生活世界并不完全相同。可是，文化变迁论者批评心理文化学描述的是一个过时的文化。事实上，文化变化也是心理文化学关注的焦点，因为唯有了解文化易变之处，才有可能发现文化不变之处。但是在理论建构中，必须省略变化的部分，冻结文化变化的变量。这就导致被认为研究过时的文化。
心理文化学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已经提出了一些概念工具、理论框架，并且总结出一些国家行为的特点、规律。目前而言，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有必要进行实证性研究，验证理论的解释力。心理文化学认为，文化具有差异性，那么心理文化学总结出的这些国家行为的特点、概念工具是否能够使用在其他文明国家，这需要验证。有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差异性是程度上的差别，不是根本上的差异，可以用实际的例子进行验证，这样才有足够的案例支持理论。比如，爱面子等国家行为是不是在不同国家中有不同的表现。经过实证研究后，也有助于修正、进一步完善理论。
心理文化学应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需要进一步与现有的主流理论对接。现在它提出的概念都不是主流的国际关系学界使用的。如果要让更多国际关系理论家认识和接受心理文化学路径，需要与他们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对话，比如在国家行为研究、对外政策分析、战略行为研究等方面进行讨论。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也需要与国际对话，促使理论的成熟与深入。
从心理文化学的产生源流来看，它是欧美人研究“非现代世界”，也就是欧洲以外的世界产生的学问，而国际关系学是欧美人研究“现代文明世界”也就是欧洲国家间关系产生的学问。它们的研究对象有很大不同，西方学者认为它们的最大差异在于文明发展程度，所以后来它们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然而，现今心理文化学是以研究“非现代世界”产生的范式来研究国际关系学关心的议题，比如国际体系、国家形式、国家吸引力、国家行为、国家间关系、国家认同等，它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本体论，对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国家间关系都有基本主张。然而，这样的研究范式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说，并不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心理文化学的框架中只是四个文明中的一种，它被相对化了，而国际关系理论家往往认为他们的学说具有普适性。另外，这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学说，缺乏西方大师的光环，不容易得到重视。心理文化学爱好者也曾尝试与主流的学者进行对话，但没有得到回应。从这几点来看，可以判断目前心理文化学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它要获得学界的重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心理文化学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的时间很短，它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不满，它并没有发展规划，学说体系是在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形的。它对每个国家的研究程度都不一样。目前对日本的研究是最多的，对中国的研究次之，印度的研究再次之。它已经发现中国、印度、日本传统上各自发展出的国家形式、国家吸引力、国家行为也有差异。未来可以在体系、国家、国家间关系这个框架下进一步开展研究，比如在国家形式方面，开展国家的构成要素、政权的产生方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讨论；在国家行为方面，研究印度、美国独特的国家行为；在国家间关系方面，开展中印、美印、日印、日美、日印的国家间关系等研究，打造一个更为完整的体系。
目前心理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中、美、印、日四个国家。如果能够把目前的学说体系夯实了，日后可以开展其他文明的研究，比如俄罗斯，或者以伊斯兰文明为代表的国家。目前俄罗斯学者斯维特拉娜·路列也利用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开展了许多研究，国内学者可以拓展研究对象至俄罗斯，进行中、美、印、日、俄的国际体系比较，研究传统国家形式的差别、国家的吸引力，乃至于进行中俄关系、俄美关系、俄日关系的比较研究等。
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人”的研究不受重视，但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处理国家间关系必须考虑人的问题。目前心理文化学通过“国家认同”问题，把“人”与“国家行为体”的研究联系起来。在世界强联结时代，人的移动、跨国交往比过去要多，人的角色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越来越重要，除了身份认同问题外，侨民保护、侨民的国籍问题、公共外交、文化冲突等都是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研究方向。此外，也可以考虑拓展政治人物方面的研究。目前张建立研究安倍晋三，黄光国研究陈水扁，王冠玺研究马英九。
对美国、印度的政治人物也可以进行研究。尹继武、张清敏、萧延中、季乃礼等政治心理学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出色的研究。心理文化学学者可以尝试与他们开展对话，融入主流。
心理文化学的学术共同体比较小，需要更多同行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理论性的著作，如《心理文化学要义》《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许烺光的大规模文明比较理论研究》，还录制了“心理文化学要义”“华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等慕课课程。2021年我们将出版《人、国家与国家间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心理文化学视角》《日本人与日本国：心理文化学范式下的考察》，希望尽可能将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界，吸引更多同行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一起探索。
[1] 拉特雷1921年在牛津大学阿散蒂人类学系担任系主任，著有若干本阿散蒂相关著作，如R.S.Rattray， Religion and Art in Ashant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7。
[2] 如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由曾在麦克阿瑟将军幕下、参帷盟军统帅部对日关系事务的克拉克洪担任中心主任，参见李亦园《文化与行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第151页；Robin W.Winks， Cloak and Gown：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1961，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7。
[3] Francis L.K.Hsu，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Homewood，Illinois：Dorsey Press，1961.
[4] Francis L.K.Hsu，“Structure，Function，Content and Proces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61，1959，pp.790-850.
[5] Geoffrey Gorer and John Rickman， The People of Great Russia：A Psychological Study ，Cresset Press，1949.
[6] Svetlana V.Lourié， Imperiya-tsennostnyyietnopsikhologicheskiypodkhod ，Moscow，2012.
[7] Rong Chen，Kwang-Kuo Hwang，“Nation，Face，and Identity：An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Face in East Asi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7，2016，pp.1-11.
[8] John Henry Hutton， Caste in India：Its Nature，Function and Origi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6.
[9] Philip Spratt， Hindu Culture and Personality：A Psycho-analytic Study ，Manaktalas，1966.
[10] Rong Chen，Kwang-Kuo Hwang，“Nation，Face，and Identity：An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Face in East Asi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7，2016，pp.1-11.
[11] Zhang Yang，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hina-India Economic Relations ：2000-2016，Ph.D.dissertation，New Delhi：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2020；张洋：《儒家文明和印度教文明核心价值观（义和Dharma）对比及其对经济关系影响分析：合作与冲突》，载马士远主编《东亚儒学研究》，线装书局，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