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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口惠俊是当代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1931年生于日本的歌山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教育系，后在该校研究生院主修社会人类学，获博士学位。先后任京都大学讲师、副教授，大阪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攻方向是日本文化论、社会心理学、心理人类学。主要著作有《日本特性的再发现》《人际关系主义社会——日本》《日本的集团主义》《高度信息化社会与日本的走向》等。滨口氏与美国人类学会前会长许烺光相交甚厚。许氏在日本做田野调查时滨口惠俊曾为其做研究助手。后来，滨口氏把许氏的两本专著《家元——日本的精髓》《宗族、种姓与社团》合而为一译出，定名为《比较文明社会论》在日本出版。滨口惠俊的研究方法也属于心理人类学派，在其著作中可以看出与许氏的师承关系。
滨口惠俊的“人际关系主义”作为代表性的“日本人文化论”，其知名度和影响不亚于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理论和土居健郎的“娇宠结构”理论，曾被收入《日本社会学词典》，成为日本语中的流行语和日本学研究的关键词，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我国学术界对此至今尚无专门的研究文章。
“人际关系主义”，日语写作“間人主義”（contextualism），是滨口惠俊创造出的日语新词，中文语义大致相当于“人际关系主义”。尚会鹏教授曾在《全球化形势下东亚社会面临的挑战》
一文中提及过。此外，《光明日报》2004年6月2日登载了一篇未署名的短文《日本，一个众说不一的群体：“间人主义”》。上述两篇文章都将“间人主义”作为一个新学术术语来对待而没有意译成汉语。但为了中国读者阅读方便，笔者暂且使用“人际关系主义”一词。
“人际关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日本官方意识形态推动的结果。战后，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膨胀，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摩擦和文化冲突显著增加。国际社会在承认日本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对“日本模式”提出了质疑。为防止尊重个人的西方政治主张对日本的政治形成威胁，回应国际上的批判，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摆脱经济上、文化上的模仿者、移植者的地位，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和信心，1979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策划成立了“文化时代研究组”，组织了山本七平、公文俊平、香山健一等一批著名学者对所谓进入“文化时代”的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在其影响下，日本学术界很多学者加入了“日本文化特性”的研究行列，一时大量专著和学术文章涌现，形成一股“热潮”。滨口惠俊则站在了潮头。他的《日本特性的再发现》在大平正芳的研究小组成立两年之前就已发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1983年，他与公文俊平等合著的《日本式的集团主义》一书出版，其“人际关系主义”理论也成为这股热潮中的核心理论之一。
“人际关系主义”理论的提出，也是日本国民文化认同的需要。日本的近代化以欧美为样板，遵循近代化=工业化=欧美化的模式，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意味着“否定和蔑视自身文化传统，将自身社会定位为后进的、低水平的”
。随着追赶先进国家时代的结束，许多日本国民在对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感到满足的同时，也感到了进入“没有航海图”时代的失去参照系的迷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日本从未达到过这样领先世界的水平，“高处不胜寒”令这个一直处于核心文明边缘、缺乏特点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岛国感到不安。仅靠经济实力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难以满足国民对“综合性日本文化的需求”，即文化认同的需要。对日本文化特性进行挖掘整理，在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的基础上予以重新评价和定位，成为日本文化界的使命。
西方社会重视“个人”，把每个人视为独立的“主体”，是构成社会的具有自律性和选择意志的最小单位，与他人相互联系起来便构成了社会。日本社会则强调人的群体性和相互依赖性，与他人的关系是超越“个人”存在的最首要因素，是行为主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日语中表示“人”的常用词是“人间”，读作ningenn，语意则侧重于“人与人彼此之间”，表现出难以割裂与他人之关系之内涵。滨口氏把“人间”两个字颠倒过来，创造出“间人”这个新词，英文表示为contextual（可理解为“情境人”“人际人”），以此来与西方社会强调的“个人”（individual）相区别。
滨口氏曾将“个人”和“间人”用图4-1来表示。
图4-1 “个人”模式和“间人”模式的区别
资料来源：杉本良夫、罗斯·摩尔“銈人·間人·日本人”，学阳书房，1987，第16页。
图4-1中滨口将西方社会的“个人模式”用独立不可分的原子形态来表示，行为者是独立的个体，各自拥有完整的生活空间，其相互作用在各自空间的外侧进行；而日本的“间人模式”则用缺乏独立性的彼此间可结合的分子形态来表示，行为者是“参与性”主体，即自身的生活空间包含在人际脉络中无法分割出来，彼此的生活空间有相当大的部分交织在一起，两者间的相互间行为在重叠的共属空间内进行。
滨口认为，个人主义的属性为：第一，自我中心主义。恒久的自我乃至于自我认同确立在人格之中，自我实体意识通过经常调整得以维持，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在社会生活中，终极取向目标是依据契约而行，坚持和尊重自我。自我能够自由决定自身行为，是世界的中心，任何集团和规章都不能剥夺自我的固有权利。第二，自我依赖主义。自身的生活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满足，自足是一种理想，即自我判断、自我决定、依靠自我的力量开创未来。这种自立的目标、自律的态度使他拒绝依赖他人和被他人依赖，其心理深层是不简单信任他人，在社会生活中以“不信任他者”为隐性前提。第三，将人际关系视为一种手段。自立的个人之间结成的某种关系，是对自身生存的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关系是个人人格系统之间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系统机能构成的重要条件，对个人没有用途的人际关系，易被解除，不能持久。
“人际关系主义”（contextualism）概念则是“间人”的延伸，与个人主义对比，“人际关系主义”也呈现出三个相应的属性。第一，相互依赖主义。仅靠一人之力不能进行社会生活，相互帮助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相互依存才是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的人的本态。第二，相互信赖主义。相互依存关系的建立以当事者间的相互信赖为前提，彼此必须是相互信赖的存在。对于自己的行为对方也会在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回应，在这种信赖感的支撑下，易发生触及彼此私生活空间的推心置腹的交往，把无设防的自身暴露给对方，对对方的期望不以是否受到拒绝为设定前提。第三，把人际关系视为本质。建立在相互信赖基础上的人际关系，被当作非操作性、功利性、手段性的一种价值，即一旦建立关系，就将这种关系作为有价值的东西来尊敬，并希望无条件地持续这种关系。
滨口把“间人主义”的行为类型称为“状况中心型”，指行为者通过判断自身所处环境的“状况”来采取相应的行为方式。他把所谓“行为者主观指定且赋予行为以名义的‘场’”
定义为“状况”。
日本人倾向于根据所置身的具体“状况”随机应变地决定行为方式，而随机应变的相对行为标准则在彼此间心照不宣。如，在日本的公共汽车上，虽然有“满员的时候禁止使用临时座位”的行为规范，但对大多数的乘客来说没有很大的约束力。人们经常不顾售票员的提醒而随意使用加座。在满员时个人也都根据途中车站的具体“状况”，自己判断处理，即根据各车站上车情况随机应变，先坐下，有人上车，就把座位收起来。
美国人则习惯于不论所处具体状况如何都按既定规则行事，属于严格遵守集团行为规范的“行为规范型”。在美国的公共汽车上，不管车站和车内人数多少，乘车方式大体成型，并不根据“状况”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基于使社会生活顺利的一些必要的价值。例如，“妇女和儿童应当受到保护，先于男子乘车，即便有空座位，考虑到后来上车的人，应当将靠近通道的位置空出来”。
在滨口看来，日本人的“状况中心型”行为趋向源于日本的多神教、泛神论的宗教观念，相对于一神教社会要确立唯一的一个真神，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不可逾越、社会规范的建立依据也是一元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受到尊重等，日本的多神教社会不存在唯一的真神，人神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间时常进行角色互换，神佛变人降临凡间，人亦可化身为神，“这种倾向使规范的个别化和相对化不可避免，令行为体系所设定的标准的控制力减弱”。
重视“缘”是“间人”人际关系的特色，是人际关系成立的重要因素。所谓“缘”本来是一个佛教中的概念，含义是由因而产生果的某种作用，日本语中有很多与缘有关的谚语，如“相会皆有缘”（袖触れ合うも他生の缘）等，与他人发生的联系、关联习惯解释为由前世之缘而然。承认“缘”意味着承认“相互之间非常相关，自身是相对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社会上的联系就是由血缘、地缘与“职缘”（工作场所和业内同行结成的缘分）构筑的一张无限大的网络，在具有广泛连续性的“缘”构成的因果关系的体系中，A与B，A与C结在一起，与此相对比，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则是自由的、独立的个人之间基于利益交换结成的互酬关系的相互作用。既然“缘”是前世注定的，也就意味着个人无法控制、无法摆脱。在尊重缘、信任缘的基础上才能达成互助关系，形成相互支撑的“人脉”，这种价值观就是“间人主义”的核心。
间人主义对缘的重视与个人主义对交换关系的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把人际关系看作为利益交换而人为设定的，是平等条件下基于契约形成的互酬、责任与报酬的等价交换，后者则将自身看作“超越人有限认知的无限大规模中存在的人际关系连锁系统中特定的一部分”
，人际关系是被动的，不以设定得利为目的。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契约的机能就是独立的个体既能相互满足自身的需求和利益，又不全身心地卷入其中。其中隐含的相互不信任出自游牧文化传统，反映了一神教的不宽容特性，个人主义与契约主义是连带的关系。“间人模式”行为的出发点则不以“互酬”为主，而是以“互惠”为目的，责任与报酬不即时不等价。在交往中以是否信任对方为先决条件，相信自己的积极的行为会得到对方的回报，如对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发生效力的期限和条件等过度强调，会令对方有一种不受信任的感觉。
但是，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要求人们结成权利义务约定明确的“社会关系”，引入契约关系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按“契约原理”缔结社会关系，在实际运行中则保留“间人”的价值观，实现了西式的“契约关系”与和式的“缘”的折中，滨口赞成许烺光的说法，将这种关系称为“缘-约”，认为这是“间人”式组织的基本原理。
所谓“原组织”是社会生活中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指社交、安全、地位）的最小范围，它并不特指单个的具体组织，而是指这些组织中共同具备的普遍形态。一般来说，“原组织”多为采用拟制家族构造、运用其一般原理为满足人社会性需求的“场所”。
滨口在许烺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适合“间人主义”的典型的原组织形态是“家元”。
家元具有师徒关系上奉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拟制血缘制和互助经营制等属性，数量庞大，其组织运转方式及精神在日本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学术机构、巨型企业还是宗教团体，其中都隐含着家元模式。“日本人沿着以缘-约原则为基础的家元体系而非个人主义与自由的方向前进……发展了具有比传统目标更大、更新的集团，而不觉得需对传统的人类关系模式做重大改变，家元的结构，尤其是内容，提供了现代日本企业最重要的组织性忠诚和组织性力量的资源”，
是日本二战以前及战后经济成功的基础。
“人际关系主义”的基本属性与家元组织构造相当吻合，如果说“人际关系主义”是一种理念性的东西，家元则是这种理念的具体化，按滨口的说法，每一个具体的家元及以其为原则的集团就是“间人”的“实组织”。
“间人主义”理论从人与社会集团的关系角度对日本的经济奇迹作出了解释，强调日本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个人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崇尚集团利益和群体和谐、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的日本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其特性没有丧失，反而发挥出巨大能量，成为人类工业文明的新的样板，是一种新的文明模式。日本的近代化也被视为一种必然的过程，不仅仅是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和外部压力下的“外源型”，而且是一种比欧美模式更具合理性的模式，“日本文化特性”是日本特有的，有特殊性同时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日本模式的成功有着复杂的背景，仅从某一角度分析不可能说明全部问题，作为一种研究，滨口的理论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他对“间人主义”有过分强调的倾向，没有指出其缺点，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引起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