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最新章节_刘晓峰著

二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对东亚的影响

讨论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对东亚产生的影响，必须注意历法的传播，因为历法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传播最重要的内容。所有与时间相关的习俗，包括生活时间的安排、择日的传统、节俗的流传都与历法的传播密切相关。

历法在古代是文明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标志，包含着非常深厚的古代科学和古代知识。特别是中国古代历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精神结晶，其所蕴含的知识博大精深，大到古代的时空想象，深到阴阳五行观念，广到内含王朝兴替、历史发展、个人命运等，深层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这样一套知识体系，在东亚地区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它一旦形成，自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优势的一部分，对周边国家形成辐射性影响。同时，在中国古代，因为正朔与服色一样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中国历代王朝对历法的海外流传多有积极推动，而周边国家采用中国古代历法，常常也因此具有象征性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古代历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中国古代时间观念传入朝鲜半岛非常早。史传箕子东之朝鲜，行八条之教以礼义教化民众。《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后汉书·东夷列传》云：“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之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 朝鲜《三国遗事》对此也有记载：“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 传说中，箕子是一个熟悉时间制度的人。《韩非子》记载：

纣为长夜之饮，欢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乃使人问箕子。箕子谓其徒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

古代箕子传说中，还有箕子与时间制度相关的部分，《博物志》卷九载箕子为勾芒的传说即其一证。尽管对于箕子入朝鲜是不是史实，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考古发现表明，朝鲜半岛出土的商周之际的石器带有典型的中国龙山文化的特征。两者在文化上是连在一起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周室的衰败，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与历法相关的知识也应当传到了朝鲜半岛。《高丽史》云：

夫治历明时，历代帝王莫不重之。周衰，历官失纪，散在诸国，于是国自有历。

这中间，应当有很多躲避战乱的移民带来知识的转移。比如历史上精通天文历法的王仲避居朝鲜，即带去很多中国的历法知识。《后汉书·王景传》载：“王景字仲通，乐浪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 王家是望族，家传有“道术”“天文”之学，类似这样的技术移民，对当地的文化影响应当是非常大的。公元前109—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并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其时所行当为中国历法。到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中国历法以其先进性被朝鲜半岛三国陆续引进与采用。其时的百济“岁时伏腊，同于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所使用的历法是《元嘉历》：

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

百济与日本关系密切，日本引进中国历法，最早就是从百济引进的《元嘉历》。这一点我们下一节详细介绍。

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历法及相关知识传入朝鲜半岛同样有史可稽。史载高句丽在619年“遣使如唐，请颁历”，得到唐朝的《麟德历》。新罗也自674年起采用唐新历，即《麟德历》。唐代多次对历法进行修改，先后使用过《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五纪历》《正元历》《观象历》《宣明历》《崇元历》。这些历法中，《宣明历》的影响最为持久。新罗自宪德王时代开始使用唐《宣明历》，直到高丽时代仍在使用。尽管1022年宋真宗赐赠《乾兴历》与高丽，但“高丽不别治历，承用唐《宣明历》，自长庆壬寅下距太祖开国殆逾百年”。1303年，高丽忠宣王时，元遣王通带去许衡、郭守敬所撰《授时历》。忠宣王留居元大都时，用重金资助随从宰相崔诚之学习《授时历》。崔诚之回国后，高丽改用元之《授时历》。《宣明历》在朝鲜半岛使用了400余年。《高丽史》称：

（崔诚之）尤邃阴阳推步法。忠宣留元，见太史院精历，数赐诚之内帑金百斤，求师受业，尽得授时历术。东还，遂传其学，至今遵用之。

洪武二年（1369），明朝颁《大统历》于高丽。明清鼎革后，清朝据《崇祯历书》编定成《时宪历》，于顺治六年（1649）颁行至朝鲜，其后每年颁历。

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朝鲜是对中国历法学习和研究最深的国家。朝鲜本土的学者金成泽编成《十精历》，李仁显编成《七曜历》，韩为行编成《见行历》，梁元尧编成《遁甲历》，金正编成《太一历》，但都未得到应用。1218年，金德明创作了《新撰历》《高丽师星耀书》《高丽日历》等历法著作。后忠宣王派崔诚之学习元《授时历》，并以此编制自己的历书。崔诚之的学生姜保在1343年创作出版《授时历捷法立成》。在使用时，朝鲜对《授时历》进行了一定修改，而且根据朝鲜的地理位置进行了一些计算上的改动，这使得朝鲜的历法得以改进。 1299年，元朝丞相曾历数高丽僭越之事，其中的一条罪状即为“自造历”：

（大德）三年正月，昛遣使入贡。丞相完泽等言：“世祖时，或言高丽僭设省、院、台，有旨罢之，其国遂改立佥议府、密直司、监察司。今謜加其臣赵仁规司徒、司空、侍中之职。又昛给仁规赦九死奖谕文书。又擅写皇朝帝系，及自造历，加其女为令妃。……”

可见，朝鲜学者关于历法的工作已经引起元朝中央的重视。李朝时代的学者以《宣明历》《授时历》《大统历》等中国古代历法为基础，结合《回回历法》撰成《七政算》，这是古代朝鲜最重要的历法著作。时当世宗十五年，正是李朝最辉煌的时期，参与者郑麟趾、郑招、郑钦之、金淡、李纯之等人也都是一时之选。1652年，李朝学者参照从中国新引进的西方天文历法，用新方法编制出新历书。

开国五百三年（1894），李朝政府决定采用西洋公历，同时参用《时宪历》。开国五百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即1896年1月1日，李朝政府正式使用西历。朝鲜半岛国家层面使用中国古代历法的时代结束了，但在民间，传统历法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二）中国古代历法对日本的影响

在讨论中国古代历法对日本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上古的日本人在历法方面拥有怎样的知识。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古语拾遗》载：“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 因为没有文字，日本民族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只能借助口口相传得以保存。在这样的文化发展阶段，可以想见肯定是不存在中国古代那样严密的历法的。通常认为，日本上古所使用的是以日月和物候为参照的自然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晋书·倭人传》称之“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梁书·倭传》称之“俗不知正岁”。这种情况在中国历法传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翻开《隋书》就可以看到，这时的日本已经“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了。

历法在古代是科学和文明的象征之一。《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十四年（553）六月曾遣使百济，敕书中提及以前派遣的历博士已到归期，要求派遣替代的人。同一敕书中还提到请百济送“卜书、历书、种种药物”。由百济派遣历博士到日本的制度成于何时，史无明文，不得而知。日本何时开始接受中国古代历法也仍然是一个谜。钦明天皇十五年，又记载百济向日本派遣了“历博士固德王保孙”，但是否送去了“卜书、历书、种种药物”则没有具体的记载。从后来百济僧人观勒挟历本赴日的记载反推，大概没有送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连年征战的三国时代，百济在文化上采取积极协助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政策，与其在军事上有求于日本不无关联。从上述史料中也可以看到，日本是非常渴望得到中国高度发达的历法和其他先进文化的。

明确写有历法传入日本的记载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日本推古天皇十年（602）。这一年，百济僧人观勒给日本带去了历本，日本朝廷还选派了阳胡史主玉陈跟随观勒学习历法。从名字上看，阳胡史主玉陈很可能是从中国去日本的移民或移民的后代。《政事要略·御奏历》引《儒传》说：“以小治田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朔，始用历日。” 小治田天皇即推古天皇。也就是说，在604年，日本正式采用了经由百济传来的中国历法。然而，百济僧人观勒带给日本的历本，并不是当时隋朝使用的历法。当时百济使用的是南朝刘宋的《元嘉历》。1800年，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藤田一正尝试着用《元嘉历》推算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到持统天皇五年（691）的干支，发现两者尽相符合，由是我们知道，这88年间日本所使用的正是南朝刘宋的《元嘉历》。

这种情况到持统天皇六年有了改变——唐王朝的历法正式在日本登场了。《日本书纪》记载，持统天皇六年，“奉敕始行元嘉历与仪凤历”。学界对这一条史料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先行《元嘉历》，后行《仪凤历》；有的学者则认为，是损益两者而兼用之。我倾向于后者。持统朝是日本朝廷年中行事渐趋定型的时期。神野志隆光认为，伴随历法的使用，持统朝同时确立了体系化的岁时活动，由此实现了与中国王朝文化共同的生活秩序、时间秩序，展示出与中国在同一个东亚世界中的文化国家的姿态。这种两历参用的状况持续了六年。从日本文武天皇二年始，日本统一使用《仪凤历》，直到天平宝字七年，计66年。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并无《仪凤历》之名。依据学者的研究，《仪凤历》即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制定的《麟德历》。676年，唐高宗改元仪凤。有学者推测，唐历很可能是仪凤年间传到新罗的，所以被称为《仪凤历》，之后又由新罗传入日本。假如这种推测成立，那么《麟德历》传入日本就是再传。

735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由唐返日，带回了唐朝最新的历法——《大衍历》。这也许是中国古代历法第一次直接传入日本。吉备真备博学多才，对天文历算之学下过一些功夫，学成归国时，不仅带回《大衍历经》一卷，而且带回《大衍历立成》十二卷、测日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可见他是认真学习过历法相关知识，所以不仅带回了历书，也带回了造历所需最主要的仪器。日本的《江谈抄》有一则有趣的记载，说吉备真备在唐朝曾读懂过密宗僧人宝志出示的隐文谶纬诗“野马台诗”。野马台是日本的古称，诗中的“丹水流尽后，天命在三公。百王流毕竭，犬猿称英雄”，据说预示着日本历史未来的发展。而室町幕府权倾一时的将军足利义满因为属狗，曾对“犬猿称英雄”极感兴趣。《江谈抄》关于吉备真备的记载当然是后人伪托，但从中可以看出，吉备真备在日本是被看成能预知将来的人物，他因博学而得到同时代人以及后来日本人普遍的尊敬。

《大衍历》在天平宝字年间正式被启用。到了光仁天皇宝龟十一年（780），遣唐使录事羽栗臣翼归日，又带回了郭献之奉诏造的《五纪历》，从文德天皇天安二年（858）开始，《五纪历》与《大衍历》并用了四年，后被废止。清河天皇贞观元年（859），渤海大使乌孝慎贡上“大唐新用经”《宣明历》，清河天皇贞观四年，这一历法在日本颁行。《日本三代实录》卷五记其事云：

贞观三年六月十六日己未，始颁行长庆宣明历经。先是，阴阳头从五位下兼行历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吕奏言。谨检。丰御食炊屋姫天皇十年十月，百济国僧观勒始贡历术，而未行于世。高天原広野姫天皇四年十二月，有敕始用元嘉历，次用仪凤历。高野姫天皇天平宝字七年八月，停仪凤历，用开元大衍历。厥后，宝龟十一年，遣唐使录事故从五位下行内药正羽栗臣翼贡宝应五纪历经，云：“大唐今停大衍历，唯用此经。”天应元年，有敕令据彼经造历日。无人习学，不得伝业，犹用大衍历经。已及百年。真野麻吕去齐衡三年，申请用彼五纪历。朝廷议云：“国家据大衍历经，造历日尚矣。去圣已远，义贵两存。宜暂相兼不得偏用。”贞观元年，渤海国大使乌孝慎新贡长庆宣明历经云：“是大唐新用经也。”真野麻吕试加覆勘。理当固然，仍以彼新历。比校大衍五纪等两经，且察天文，且参时候。两经之术，渐以粗疏。令朔节气既有差，又勘大唐开成四年、大中十二年等历，不复与彼新历相违。历议曰：“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者。方今大唐开元以来，三改历术。本朝天平以降，犹用一经。静言事理，实不可然。请停旧用新。钦若天步。”诏从之。

此后的823年，日本一直使用《宣明历》。《宣明历》之所以能这样被长时间使用，是因为这一历法在日本颁行后不久，日本与唐朝的来往就断绝了，而那以后日本长时期并没有权威的精于历算、能自己编撰历法的学者。进入幕府时代后，朝廷大权已经旁落，编撰历法和改历的条件就更不具备了。《宣明历》到日本灵元天皇贞享元年（1684）才被江户时期的学者编撰的《贞享历》所取代。

从推古年间采用《元嘉历》到贞享改历，日本先后采用过中国的《元嘉历》《麟德历》《大衍历》《五纪历》《宣明历》等五种历法，史称“汉历五传”。而贞享改历后，尽管日本又经历过宝历、宽政、天保等三次改历，但一直到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采用西洋的太阳历为止，这些由江户的日本学者编撰的新历法大多仍然以中国的阴阳历法为基础。中国的阴阳历法在日本被采用，为中国古代岁时文化影响日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中国古代历法对琉球群岛的影响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俗无文字，望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叶枯以为年岁。

正如《隋书》这条记载所反映的那样，古代琉球王国地处海岛，开发较晚，是受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影响比较晚的地区之一。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时间生活一直依靠自然历。从文字史料看，这种情况到宋代有了很大的转变。《宋史·流求国传》载：“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彭湖，烟火相望。其国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植棘为藩，以刀矟弓矢剑铍为兵器。视月盈亏以纪时。” 可知在唐宋之世，琉球已经“能过海通诸国，而常来往贸易以备国用耳。先是我国俗习与中国大异，至于唐宋，泛与诸国来往，俗习日改，礼节渐作，而政法兴矣（国俗至此而为再变）”。依靠海外贸易，琉球人建立起了文化交流的渠道，文化交流又引起了琉球社会生活习俗的改变。这为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影响琉球创造了条件。但遗憾的是，因为史料阙失，我们对于这一段琉球历史中，中国古代的时间文化怎样影响到了琉球，没有办法给出更多的描述。

而历史上明确可以考证的是，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派遣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其诏云：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临，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纲，天下争兵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将兵四征不庭。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华夷。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

琉球中山王察度接受朱元璋诏谕后，派遣王弟泰期来中国“奉表称臣”。泰期等奉表、贡方物后，朱元璋诏：“赐察度《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各五匹。” 明清两代五百余年的中琉交流史由是拉开帷幕，作为明王朝时间象征的《大统历》，也在这一时期传入琉球。至于琉球国自身学会历法知识，已经是近百年后的明成化年间的事了。《球阳》载：

明宪宗登极，改元成化。庆贺使臣在闽，始学造历（本国造历，自此而始）。

明清鼎革，以海上贸易立国的琉球最早输贡清朝，得以与清朝保持密切的宗藩关系。此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清朝年号，直到1876年。在古代中国，“奉正朔”为重要的文化象征。明初，琉球被朱元璋纳入朝贡体制后，开始使用明朝的《大统历》，接受中国的时间制度。这是琉球正式成为中国藩属国的标志。

但是，船只在古代横越中琉之间的海洋，需要气候的配合，借风而行，所以并不能保证每年都会在新年正月开始之时使用上新历；并且由于经纬度的差异，小到一天的日出日落，大到一年之中季节的变化，琉球和中国都有很多不同。有鉴于此，借鉴中国古代历法知识，同时结合琉球实际情况的本地历书应运而生。明清两朝，琉球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历法并将制历之法带回琉球。在他们的持续努力下，这种本地历书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应琉球儒者程顺则的建议而名为“选日通书”。琉球王国还特地设有管理历法的“通书役”官职。久米岛上江洲家文书中，收有《大清咸丰五年选日通书》以及同治四年、六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选日通书”，共计7册，封面除印有大字的“大清咸丰五年选日通书”字样外，还印有“琉球国司宪书官谨奉敕令印造选日通书权行国中，以俟天朝颁赐宪书。宪书颁到日，通国皆用宪书，共得凛遵一王之正朔，是千亿万年遵王向化之义也。司宪书官谨志”。同样的通书残本在石垣岛竹原家文书中也有保存。清人编《福建通志》中亦有琉球人在本国造历的记录：

至于凛奉正朔，贡使至京，必候十月朔颁历赍回，及至国已逾半年。故国中设司历通事，官秩七品豫，推算造历应用。历面书云：“琉球国司历官谨奉教令选造通书，权行国中，以候天朝颁赐官历。共得凛遵一王正朔，是千万亿年尊王归化之义也。”

此条与久米岛上江洲家文书两相印证，足见当时历法在东亚传播过程的曲折。

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内容丰富驳杂，对琉球王国的影响也是多层面的。“选日通书”之外，琉球群岛还有《玉匣记》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杂书在流传和使用。在琉球本岛以及久米岛（上江洲家文书、吉浜家文书）、宫古岛（多良间家文书）、八重山（宫良殿内文库）、石垣岛（竹原家文书）、奄美群岛的德之岛（速水文库）中，都有全本或残本的《玉匣记》保存。

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派遣松田道之赴琉球，强令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松田道之带来的日本明治政府的命令包括：使用日本年号，废除琉球对清朝朝贡和为庆贺清帝即位而派遣使者的惯例，同时也废除琉球国王更迭之际接受清朝册封的惯例，琉球今后与清朝的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管辖，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贸易业务由日本领事馆管辖，等等。日本政府还命令琉球“藩王”入朝，研究政治厘革及兴建之法。总之，就是在把琉球纳入日本版图后，强制琉球和中国断绝关系。这份命令，直接背景是大久保利通向明治政府提出的关于琉球的建议。1874年在北京签订完《北京专条》的大久保利通，回日本后便向明治政府提出：“今通过与清国之谈判，彼承认我征藩地为义举，并出银两抚恤受害难民，虽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仍难说两国分界业已判然。”为将来计，期望明治政府借机断绝琉球“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建成新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后，第二年即宣布“废除”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改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1875年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吞并琉球这一既定国策的一个必然环节。

琉球王国被迫停止了对清朝的朝贡后，记载琉球王国历史的《中山世谱》《球阳》的编撰也于1876年被迫停止。至此，从1372年琉球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册封体制算起，长达五百多年的中国与琉球王国的藩属朝贡关系走向了结束，近代东亚的政治秩序从此开始了再编和重组。

（四）中国古代历法对越南的影响

论及中国古代历法与越南的关系，首先要提《尚书·尧典》。其云：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这是典籍里记载的中国人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最早对时间进行的多地观测。《书蔡传》称“南交，南方交趾地”，这里羲叔所宅的“南交”即越南，即以越南为南方标志性的观测地点。古史传说，今日渺然难考，但由此足可知中国古代时间体系与越南渊源之深。

关于越南接受中国历法，高平子《从越南三邦历法看汉化南行》一文中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说明：

安南历法实即是中国旧历，大概公元前一一一年即汉武帝元鼎六年征服南越时所建立，嗣后行用千年，至十世纪安南自立王朝仍继续行用。所以安南历法亦是每年十二个太阴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每三年或二年插入一个闰月。安南历和中国历有时可能有歧异之点，就是插入这个闰月的月份。

从秦始皇公元前214年平百越置象郡始，中国在越南设置郡县有千余年，越南史称“北属时期”。在此期间，越南施政设教不异于中国，所使用时间框架亦为同一历法。五代以后，越南开始自建政权，前后历吴、丁、李朝，亦皆使用中国历法。中原王朝的历法被颁布到越南之事，史不绝书。如南宋曾于淳熙三年颁历日于安南国，元顺帝曾于元统二年派遣吏部尚书帖住和礼部郎中智熙善出使越南并颁《授时历》，明朝洪武元年又将《大统历》赠予越南。

越南的知识分子也希望在历法方面有所作为。陈宪宗时，采用邓辂建议，改《授时历》为《协纪历》，史载：

开祐十一年己卯春，改《授时历》为《协纪历》。时候仪郎太史局令邓辂，以前历皆名授时，请改名协纪，帝从之。辂常作玲珑仪，考验天象，罔不吻合。

胡季犛篡陈后，废《协纪历》行《顺天历》，而实际使用的仍是《授时历》。明永乐年间在越南重新置郡县，恢复中国制度，越南又重新使用《大统历》。后黎朝兴起后，造《万全历》，但实际仍用《大统历》。阮朝兴起后长期沿用黎历，但于天象预测常不验，清朝牒文到后，方才知晓。《大南实录》称：

嘉隆六年四月谕曰：推测天度，在乎识之于豫，若象纬已形，而始知之，不几旷厥司乎！先是每置日食月食，清人牒至，钦天监方以奏报，故戒之。

阮朝嘉隆八年（1809），使臣阮有慎从北京购买了一部《大清历象考成》返回越南。《大南实录》记载：

（嘉隆九年四月）阮有慎自清还，以《大清历象考成》书进言：“我国万全历与大清辰宪书，从前皆用明大统历法，三百余年未有改正，愈久愈差。清康熙间，始参西洋历法汇成是编，其书步测精详，比之大统愈密，而三线八角之法又极其妙。请付钦天监，令天文生考求其法，则天度齐而节侯正矣。”帝称善。

阮有慎参考《大清历象考成》造《协纪历》。后来阮名任钦天监副，又请遵《大清星历》造《七政经纬历》。事见《大南实录》：

（明命三年冬十一月）以翰林院检讨阮名为钦天监副，尝陈历法，请遵《大清星历》造《七政经纬历》，以考验五星行度凌犯，详录其实于史书，传之来世。再考协纪，辨方书旧式，制造春牛，颁行天下，以明农候早晚，且复古人出土牛送寒气善法。

细审阮名 “造《七政经纬历》，以考验五星行度凌犯，详录其实于史书，传之来世”的想法，仍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思维方式规矩之内，而“考协纪，辨方书旧式，制造春牛，颁行天下，以明农候早晚，且复古人出土牛送寒气善法”，可知其所推行更多出于观念，盖越南地处南方热带，其阴阳转换和气候与中原大不相同。

1885年《中法新约》签订，越南彻底成为法国殖民地。越南国家层面使用中国历法的时代结束了，而民间则直到今天依旧有人使用传统历法。

（五）对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影响东亚的几点分析

从历法传播的角度，我们对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在东亚的影响做了一个总体回顾后，以下对这一议题来做一点综合性的分析。

我们看到，历法作为中国古代时间体系最核心的部分，在古代对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达千数百年，具有非常强的持续性，举凡朝鲜、日本、琉球、越南，无不如此。究其原因，可以举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历法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科学成分，对农业生产和实际生活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中国古代历法是阴阳合历，月份以月球运行周期为准，年的长度以回归年为准，既考虑地球绕太阳运行的特点，又对应月相，闰月则是为了让月份和四季寒暑相配合而设计。这种阳历与阴历兼顾的历法，融合了地球、月亮、太阳运转的周期规律。我们身边与时间相关的要素诸如日出日落、晨昏蒙影、日食月食、潮汐等，都在这一历法中得到比较准确的反映。在人们普遍依靠肉眼观察世界的时代，这套历法对农业生产、渔业生产具有巨大的实用性。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东亚地区，这套历法与人们的农耕生产、村落生活密切相关，对人们的时间生活具有指导意义，即便是今天的太阳历也无法完全取代。它构成了人们共同生活的文化基础。

其次，中国古代历法是一个复杂的知识体系，综合了古人对日、月、星、气长期的观察。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人已经认识到每月有29.53天，魏文帝时这一计算更准确到只差0.4秒，再后准确到只差0.1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月数变化的精确数据。与此同时，古人已经认识到一个回归年为365.25日，只误差600秒。这套历法中还包含着当时有关星象变化、日食月食的预测，有律吕、甲子、算数等多种知识，有非常复杂的推算、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也有内容丰富的时空想象。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这样复杂的知识体系，很难一下全部习学掌握。

以日本为例。历史上吉备真备在中国习学了《大衍历》，这是当时最新的历法。这套历法系统周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是中国古代历法体系成熟之作。吉备真备博学多才，在中国学习期间对天文历算之学下过一些功夫，当时与《大衍历》同时带回日本的还包括《大衍历立成》等相关书籍和进行天文观察的多种器械。日本朝廷采用了《大衍历》，但相关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却并没有得到更深发展。当然，古代日本在知识方面也逐步进行着积累。《续日本纪》卷二十记载天平宝字元年（757）十一月癸未敕曰：

如闻，顷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已后，不得更然。其须讲经生者三经，传生者三史。医生者，大素、甲乙、脉经、本草。针生者，素问、针经、明堂、脉决。天文生者，天官书、汉晋天文志、三色簿赞、韩杨要集。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历算生者，汉晋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并应任用。被任之后，所给公廨一年之分，必应令送本受业师。如此则有尊师之道终行，教资之业永继。国家良政，莫要于兹。宜告所司早令施行。

从这里所列举的天文生必读的《天官书》、汉晋《天文志》、《三色簿赞》、《韩杨要集》，阴阳生必读的《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历算生必读的汉晋《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等来看，8世纪中期日本已经拥有了相当的知识积累。但要真正熟练掌握这些知识做出自己的推断，仍需要更长期深入的学习。一直到江户时代，日本学者才编撰出《贞享历》，这充分反映出历法知识的习学在当时是何等艰深。

最后，中原历代王朝对本朝历法均有所推动。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古代人强调正朔、服色要与王朝的变更相应。“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以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损也。”所谓“正”为年始，“朔”为月始。“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一个政权诞生后，要改正朔，以改变纪时的方法来宣布自己王朝的开始。在这里，时间被赋予了巨大的象征意义。

这一做法的逻辑，源于中国古代对于历法的特殊认识。这一认识在制定历法的时候就已经贯彻其中了。《后汉书·律历志中》云：“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则历可成也。”陈遵妫也曾指出：“古人所定的历法，是以夜半作为一日的开始，朔旦作为一月的开始，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所以规定冬至到冬至为一岁，朔旦到朔旦为一月，夜半到夜半为一日。古人治历的基本观念，首先注重历元；一定要以甲子那天恰好是夜半朔旦冬至，作为起算的开始。” 之所以费力地找到这样特殊的时间点，是因为古人依据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原则，把天地万物的运行秩序都整个地纳入了历法中，这就是“大一统”思想。《公羊传》释“（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公羊解诂》于“大一统也”下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杨向奎据此指出：“何休诂‘一统’虽然与今人诂‘一统’之义有别，但其大一统实真正之大一统，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昆虫草木，莫不系于‘正月’，也就是系于‘王纲’之政令，正月为政教之始，统一于王朝者必奉王朝正月颁布之正朔法令。” 年始和月始，就这样被赋予了“更为初始”的特殊含义。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历代政权更替之后要改“正朔”，也就明白推动周边国家奉行中国的“正朔”，并不仅仅是推动一套历法的使用。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里，时间就是秩序，就是一个政权进行支配的重要象征。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对于历法的传播都非常重视。颁历授时很早就被作为国家统治层面的政务，从《尚书·尧典》中的“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到后世国家专设职官与机构，每年颁历。颁历授时成为国家权力影响和控制基层社会的重要手段。象征大一统王朝政治权威的官历公开发行、定期出版，同时严格禁止民间私造历法。对于将历法普及于周边藩国，历朝历代一直持积极推动的态度。隋文帝开皇六年正月，颁历于突厥。唐武德七年二月，高句丽“遣使内附受正朔，请颁历，许之”。唐太宗平定吐谷浑内乱后，吐谷浑可汗于贞观十年“始请颁历及子弟入侍”。南诏也于贞元年间“上表陈谢册命及颁赐正朔”。明代时，对推行本朝历法最为积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受颁《大统历》的就有占城、爪哇、日本、安南、高丽、琉球、真腊、三佛齐等国。从颁历时间上看，有的在三月、四月，有的还要晚，历法在这里实际上是中央权力的象征。正德《明会典》记载，琉球“正统以前，俱因朝贡，每国给与王历一本、民历十本；今常给者，惟朝鲜国，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在细节上，清代历本的具注内容中还出现了反映不同地区节气变化的内容。要而言之，中国古代历法能在东亚长期产生影响，历代王朝的推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影响的多层面性。时间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周代青铜器中，已经存在认为特殊干支拥有特殊的意义这样的思维方式。两周金文中的“正月丁亥”就是如此。在两周金器特别是镈钟的铭文中，“丁亥”和“正月初吉丁亥”字样比比皆是。王国维已经指出：“古人铸器多用丁亥，诸钟铭皆其证也。”（《齐国差跋》）以《两周金文辞大系》所收钟铭文为例，其器铸时日者凡二十件，其中“正月初吉丁亥”者达十件，“初吉丁亥”者二件。不仅镈钟如此，鼎、簋、盘等器的铭文中，“丁亥”和“正月初吉丁亥”也不罕见。倘使“初吉”的含义如王国维所说，为月初之七、八日，则正月初吉而又丁亥，按历谱查找，需十一年、十年、六年、五年、四年始可一见，间有连见二年者，平均七年多轮到一次。所以庞朴认为，这里出现的“初吉丁亥”很可能不是实际的铸器日期，而是和汉代大量出现的“五月丙午”一样，属吉祥套语性质。庞朴在注释中举了汉代“延喜二年镜铭”来说明，其铭曰“延喜二年五月丙午日，天大道广。汉西蜀造作明竟，幽湅三商，天明，位至三公兮长乐未央，吉且羊”。“天大道广”一句，分明是对日辰的赞美词。 “天大道广”说的是五月为夏至之月，丙、午皆为阳火，斯日阳气最足。在秦简《日书》中，类似的择日习俗已经发展到了相当规模。越到后来，历书中连带的各种知识就越多。到明清时期，一本历书真正的历日不过十四五页，其余的一二百页都属于附载的部分。附载部分包罗万象，诸如天文、地舆、人纪、官职，还有文翰、启札、婚娶、葬祭、茔宅、克择、保婴、卜筮、星命、相法、算法、武备、养生、农桑、侑觞、风月、祛病等，无所不包。在今天民间的历书中，附载的部分还有“诸葛马前课”“周公解梦”和十二星座占婚配、手相之类的中西迷信。这些“通书”，或称为“大杂书”，在古代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都有普遍的流传，并对当地人的时间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历法的传播看成是朝廷的时间文化体系的传播，那么这些“通书”的流播与使用就是民间的时间文化体系的传播。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需要重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