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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这两句诗仅仅一十四字，即将上承天运而建基的大唐帝国万国来朝的气象展示无遗。
一国朝廷的仪式，即是一国政治的空间化展示。本章讨论的元日贺正之仪源于历日的变化，既可强调君主上承天运的正统地位，又能展示君主临治天下的威仪，更是朝堂秩序的集中表现。古代这一节日与冬至、圣节并列，逐渐形成元正、冬至、圣节三大节。这是古代东亚各国最大规模的朝仪，每年都要举行。
有关中国古代的节日排列，我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做过研究，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首先，以半年为单位考察，中国古代历法中的节日排列重前半年、轻后半年；以季节为单位考察，中国古代历法在节日排列上重春秋、轻夏冬；以月为单位考察，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重奇数月、轻偶数月；以半个月为单位考察，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重前半月、轻后半月。认真思考这一排列规律，我还发现，唐末至宋期间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出现，使八月这个偶数月的节日分量变得比较重，形成全年谨严的节日节奏中的一段变奏。而按照规律是阴数月的十二月，因为临近一年的结束和新的一年的开始，其节日排列有和一般规律截然相反的倾向：第一，虽然是阴数月，但节日分量重；第二，后半月重于前半月。因为一年又一年时间的循环性，十二月的节日部分和正月的节日部分组合到一起，使春节前后的节日在全年的节日排列中显示出突出的分量，形成了全年节日的高潮。
而从腊八入年到二月二，正是中国古代岁时最长的节日区间。在这样一个节日构造里，从大晦日到除夕，是一年最长的岁时节点。而从国家层面而言，东亚地区的一年是从朝贺开始的。因此，政治性和象征性构成了东亚各国朝贺的核心内容。
有关朝贺，宋人高承《事物纪原·正朔历数·贺正》云：
《通典》：“汉高帝十月定秦，遂为岁首。七年，长乐宫成，制诸侯群臣朝贺仪。”武帝改用夏正，亦在建寅之朔。则元日庆贺始于汉高祖也。
有人认为元日庆贺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是年始皇决定用“皇帝”号，下制“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按秦建亥月为正，所以在十月初一朝贺。是此礼最早起于秦。汉高祖承秦制，此仪遂入汉仪。此后历朝历代皆得存而不废。然历法成立以后年始为庆贺之日，斯日举行昭显国家权力的礼仪活动，按照道理在秦之前当早已有之。所以我以为不必拘泥史料记载定其起源于秦代。
朝贺为一年最大年中行事，现引《大唐开元礼》所载以见其盛况：
凡元日大陈设于太极殿，皇帝衮冕临轩，展宫悬之乐，陈历代宝玉、舆辂，备黄麾仗。二王后及百官、朝集使、皇亲、诸亲并朝服陪位。皇太子献寿，次上公献寿。次中书令奏诸州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献，太史令奏云物，侍中奏礼毕。次中书令又与供奉官献寿，时殿上皆呼万岁。
以下整理东亚各国资料，略为罗列，以见古代朝贺盛仪。
在日本，朝贺之礼初见于《日本书纪》日本大化二年（646）正月甲子朔“贺正礼毕”。此后，大化四年（648）二月春正月壬午条、大化五年（649）正月丙午条、白雉元年（650）春正月辛丑条、天智天皇十年（671）正月庚子条等均有贺正的记载，见于《类聚国史》岁时朝贺条的记录多达百条。可知此后历代天皇大多遵循元日举行贺正之仪。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续日本纪》卷九养老六年（722）正月癸卯条，天皇因为失去亲人“不受朝，诏曰：朕以不天，奄丁凶酷，婴蓼莪之巨痛，怀顾复之深慈。悲慕缠心，不忍贺正。宜朝廷礼仪皆悉停之”。
《续日本纪》卷三十一延历元年（782）十二月壬申条也记载了因为天皇失去亲人而停贺正，其诏曰：“礼制有限，周忌云毕。元会之旦，事须贺正。但朕乍除谅暗，哀感尚深。霜露既变，更增陟岵之悲。风景风景惟新，弥切循陔之恋。来年元正，宜停贺礼焉。”
日本的朝贺之礼和即位仪式基本相似。《延喜式》卷十二中务省条载：
凡贺正毕，乘舆御丰乐殿赐宴侍臣。省预点检次侍从以上（十六日准此）。扫部寮预设辅已下座于便处。省掌执版位。进当丞座前置之（去三丈许）。五位以上就版受点。丞判命之。其参议以上八省卿、弹正尹、左右大弁及三位以上、左右卫门、左右兵卫督、左右近卫少将以上，并遥点。其左右卫门、左右兵卫佐令、府生以上申陪阵之由（余仪准此）。所司开丰乐、仪鸾两门。其后官人率阴阳寮入自逢春门进七耀御历。辅以上一人留奏进。其词曰：中务省奏（久）阴阳寮供奉（礼留）其年七曜御历进（良久乎）申赐止奏（无赐答）。
向天皇奏具注历，是日本贺正之仪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和中国一样，日本朝贺会令外国使臣参与，如《续日本纪》宝龟二年（771）十月丙寅条“征渤海国使青绶大夫壱万福已下卌人。令会贺正”。
又《延喜式》卷十八式部上记载：“凡十一月新尝会日，诸司六位已下官人给禄。若蕃客来朝可会贺正。正月七日给之。”
可知参加的外国使臣还可以获得相应赏赐。贺正或有敬老之举，如神护景云三年（769）十月癸亥条记大和宿祢长冈八十岁参加贺正之仪，而“鬓发未衰，进退无忒”，
使得“天皇嘉叹者久之。御制授正四位下”。贺正是大朝会，在没有扩音器的时代，对朗读表文者要求很高。弘仁二年（811）去世的藤原朝臣雄友就是贺正读表文的名人。《续日本纪》记载：“雄友性温和，不妄喜怒，姿仪可观，音韵清朗。至于贺正宣命，推之为师。”在古代日本，朝臣参加贺正被看成官员的义务，五位以上的贵族无故不参加者，将被取消参加三大节会的资格。《日本后纪》记延历二十一年（802）正月七日敕对此做了新的规定：“夫事君之道，高卑惟同。惩殿之罪，理须画一。而今唯责五位以上，不责六位以下。因兹，到于日缪，无人引进。伏请。自今以后，脱春夏之禄，肃不会之怠。则朝仪有序，宪章不坠者。”为了保证贺正之仪顺利举行，也为了维护贺正之仪的严肃性，弘仁九年（818）正月己亥条记载：“比年贺正之臣，不谙礼容。俯仰之间，或致违失，威仪有阙，积惯无改。宜令所司，每至季冬月，预加教习，俾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但参议并三位以上，不在此限。”古代日本朝廷官员队伍人数有限，为壮贺正仪式，还专门做出了相关规定：“凡贺正者，预择诸国朝集使。及散位容仪所可取者卅人以上五十人以下。以拟威仪权官。
”
贺正之仪于古代朝鲜史料中最早见于《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真德王五年记载：“春正月朔，王御朝元殿受百官正贺，贺正之礼始于此。”此事亦见载于《三国遗事》卷一《纪异卷》记真德王条目，云：“是王代始行正旦礼。”《隋书》记载：“每正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赉官，其日拜日月神。”此条亦见于《新唐书》、《旧唐书》和《五代史》“新罗”条。
朝鲜自古就与中国往来最多，年始还曾派遣使臣参加中国的贺正仪式。《孤云集》卷一收有《新罗贺正表》：
臣某言：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皇帝陛下，膺乾纳祐，与天同休。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蕃伏，自立国承家，开疆拓土，皆乃仰攀天荫，方能俯静海隅。遂从先祖而来，每庆新正之德。年无阙礼，史不亏书。近属雾暗鳀岑，波惊蜃壑，臣虽聿修有志，而式遏无功。久阻梯航，难逃斧钺。且天鸡报晓，能首唱于遐陬。海燕逢春，得躬投于巨厦。而臣顾惭卑迹，莫逮微禽，伏限权守远蕃，不获随例奔走，称谢行朝，无任贺圣恋恩凫藻耸踊之至。谨差陪臣守仓部侍郞金颖，奉表陈贺以闻。
《殊域周咨录》说朝鲜：“虽国王不世见，然事天朝最恭谨，天朝亦厚礼之，异于他蕃。”从“遂从先祖以来，每庆新正之德。年无阙礼，史不亏书”的文句可知，遣使贺正已经是两国外交往来的一种常态。朝贺作为确认臣服身份的重要途径，成为明代中国与有朝贡关系的外国之间的重要内容，属国中朝贺最为频繁的就是朝鲜。
朝鲜高丽时代，元正前后放假七日（前后并七日），
其“元正冬至节日朝贺仪”规定：“设御史位二，于东西阶下之左右。设摄侍中、户部尚书、礼部尚书、殿中监光禄卿尚食奉御位，于侍臣之后，西向北上。”
有关元正“放朝贺”的记载，散见于朝鲜史籍。贺正之仪中，或增命官读时令，或受贺赋诗示儒臣，或于王用币命赐内帑银纻支其费，岁以为常。恭愍王二十二年（1373）七月十三日，明中书省发给高丽的咨文曰：
钦奉圣旨：“如今天下各衙门，凡遇我生日及正朝、冬至，都进将表文来，好生礼烦。冬至古无贺礼，今后不必进表。历代帝王不曾做生日，只起自唐玄宗。今后我生日不要进表，东宫生日亦不要进笺。唯正朝乃一岁之首，各处所进表文，类进将来。”
是年恭愍王与中国一样对宫廷礼仪制度多有删减改变，唯贺正进表之仪得以维持。于此足见古代中国与朝鲜对贺正的重视。贺正之仪在李氏朝鲜时代也是每年都要举行的。《东国岁时记》元日条称：
［元日］议政大臣率百官诣阙。新岁问安。奉笺文，表里朝贺于正殿之庭。八道方伯、阃帅、州牧进笺文方物。州府郡县户长吏亦咸来参班。
据说琉球王国的贺正之仪起于舜天王时期。《年中仪令》［正月中］云：“元日国王以下诸人拜天，济。而王子、按司、三司官、亲方以下诸人礼拜国王。拜天者为御祝皇上之洪禧。诸官礼拜为拜谢主上之御恩。”注称：“拜天之仪，往古朝向岁德之明方。礼拜于天地神祇，云永尊天道而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者。尚敬王即位后第七年，此仪被依照冬至祭祀之例，将祭祝之位改定为殿厅正北。是以改为朝向北阙。”
该条目还对贺正之礼的来历有所交代：“奉贺圣王万万岁古礼有之。《五礼通考》云：元正一岁之始，故帝王临御万国，臣子有致敬之礼。”又“元日之庆贺，始于汉高祖之朝代”。对于贺正的来由，《琉球国由来记》引用《中华事始》有更细致的交代。其云：“舜天王乾道二年丙戌降诞，淳熙十四年丁未即位。用夏正，以寅月为岁首。此后此仪累世相续。粤考古事而记于左。”《通典》曰：“汉高祖十月定秦，遂为岁首。七年，长乐宫成，制群臣朝贺仪，武帝改用夏正，亦在建寅之朔。则元旦庆贺，始于汉高祖也。”
《安南志略·风俗》载越南正月习俗，其于朝贺及正月仪礼记云：
年节前二日，王乘舆，从官章服导前，礼帝释殿。除日，王坐端拱门，臣僚行礼毕，观伶人呈百戏，晚如洞仁宫谒。先是夕，僧道入内驱傩，民间门首鸣爆竹，杯盘祀祖。贫家男女无媒婚礼者，则自相配。正旦五更，王坐永寿殿。宗子近侍官先贺。次入长春宫，拜祖陵。晨坐天安殿，嫔妃列坐，内官错立殿前，奏乐于大庭。宗子臣僚分班拜贺，酒三进觞。宗子登殿侍宴，内官僚坐西傍小殿，外官僚坐西庑，饮燕。晡时稍出，匠者即殿前构众仙台两层，顷刻成之。金碧炫耀。王从宴其上，前后九拜，九觞而散。二日臣僚各行家礼。三日王坐大兴阁上，看宗子内侍官抛接绣团毬。接而不落者为胜。团毬以锦制之，如小儿拳，缀采帛带二十条。五日开暇宴罢，纵吏民参礼寺观，游赏名园。元宵立灯树于广庭，名广照灯。万点光辉，光彻上下。僧绕讽经，群僚罗拜，谓之朝灯。
古代元日朝贺，是祝贺一年起始之大朝会，礼仪规格最高，是国家层面最重要的仪式。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元日朝贺仪式，是一年中最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朝仪。
一月为一年之始，元日为一年之一月之始。按照《左传》“履端”《正义》的解释，一年之初始乃“四始”，即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时之始。古代中国人相信天人相关，相信世界是按照一个理想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从他们对人体与天象的对应性想象就能看出来。董仲舒《春秋繁露》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
所以，“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具体为：“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
《淮南子》称：“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脏、九窍、三百六十节”。《黄帝内经·素问》亦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可见这种天人认识在当时并非空谷足音，而是所和者众。按照这一思想观念，人君统治这个世界，是上承天意的。
认真分析前引《大唐开元礼》的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朝贺是规模巨大的“大陈设”。不仅皇帝衮冕正装，而且音乐是宫悬四面的天子之乐，所陈为历代宝玉、舆辂，所备为黄麾仗，这一切象征着国家最高级别的礼器陈设，目的无非是用来彰显帝国威仪。其次，仪式参加者合内廷、外廷于一，包括皇后、百官、朝集使、皇亲诸亲等。仪式次第中，献寿、奏表、奏祥瑞、奏诸州贡献、奏诸藩贡献、奏云物，都是非常富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献寿、奏表、奏诸州贡献、奏诸藩贡献，表达的是内外臣服的人间臣服皇权秩序；奏祥瑞、奏云物，表达的则是天地对皇权秩序的承认。与此相对比的是，东亚各国的朝贺，也都努力摆出最大的仪式场面。在日本，没有参加贺正的朝臣，整个正月会被排除在各种节日庆祝活动之外。为展示朝廷威仪，还特地“预择诸国朝集使。及散位容仪所可取者卅人以上五十人以下”为威仪权官来临时充场面。朝鲜朝贺，包括祝寿、奉表、献诸方物，其仪式内容与中国最为接近。同样为了“大陈设”大场面，参加者及于州府郡县户长吏。琉球、越南的朝贺，皇室成员与诸臣分班进贺，都展示出了合内廷、外廷为一的最大规模。
另外，如果仔细观察这些跨地域跨时代的历史记录，我们会发现东亚各国的朝贺在模仿和学习中国的同时，又处处显示出自己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脉络。朝鲜积极参与中国的朝贺，显示出两国之间特殊的文化联系。琉球自明朝洪武年间成为中国朝贡贸易的重要成员，文化发展处处显示出靠拢中国文化的倾向。其朝贺于拜天之后，诸臣拜王，改北向为朝中国，乃是遵循中国制度。日本请外国使臣出席朝贺仪式，内含着以小中华自诩、模仿中国诸藩贡献的意义。而日本朝贺的“进七曜御历”环节，越南朝贺的构造仙台宴饮的环节，则形成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