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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窗前 ，
凝视着夜色侵入大街 。
她的头倚着窗帘 ，
鼻孔里尽是沾满灰尘的印花布窗帘的气味 。
她感到疲倦。街上行人稀少。有个男人从最后那幢房子里出来，经过窗前回家去；她听见他的脚步在混凝土人行道上嗒嗒作响，后来又咯吱咯吱地踩在红色新房前的煤渣路上。
以前那里是片空地，傍晚他们常和别家的孩子在那里玩耍。后来有个从贝尔法斯特来的人买下了那块地，盖起了房子——不是他们住的这种棕色的小房子，而是明亮的砖房，屋顶闪闪发光。以前，这条街上的孩子常在那块空地上玩耍——有迪瓦恩家的，沃特家的，邓恩家的，小瘸子基奥，还有她和弟弟妹妹们。不过，欧内斯特从不参加：他那时已经挺大了。她父亲经常跑到空地上来，提着李木手杖，想把他们撵回去；幸亏小基奥常常替他们望风，一见她父亲来了便大声呼喊。不管怎样，他们那时似乎很快乐。父亲的脾气还不像现在这么坏；况且母亲那时还在世。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她和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母亲也已经过世。蒂茜·邓恩死了，沃特一家回英格兰了。时过境迁，如今她也要像其他人一样远走高飞，离家而去了。
家！她环顾四周，望着房间里所有熟悉的物件，多年以来，她每周都把这些物件擦拭一遍，心里纳闷灰尘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些熟悉的东西了，她做梦也没想到会跟它们分开。屋里有一幅向圣女玛格丽特·玛丽·阿拉考克许愿的彩印画，旁边是一架破风琴，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发黄的神父的照片。这么多年来，她从来没搞清楚这位神父的名字。他曾是父亲上学时的一位朋友。每当他把照片拿给客人看，总是一边递照片一边轻描淡写地说：
“他现在在墨尔本。”
她已经同意出走，离开这个家。这样做妥当吗？她尽力从每个角度权衡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她在家里有吃有住，周围是她从小就熟悉的那些人。当然，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店里，她都得拼命干活。倘若店里的那些人知道她跟一个小伙子跑了，会怎么议论呢？也许会说她是个傻瓜吧；很可能会登广告，招人补她的缺。这下子加文小姐该高兴啦。她总是显摆比她强，特别是旁边有人听着的时候：
“希尔小姐，你没看见这些女士在等着吗？”
“希尔小姐，请打起精神来！”
离开这样的店，她是不会痛哭流涕的。
可是，在她的新家，在那个遥远陌生的国度，一切都会改观。那时，她就结婚了——正是她，伊芙琳。那时，人们会尊重她。她不会受到母亲生前所遭受的那种对待。即使是现在，她已经十九岁出头了，有时还觉得活在父亲暴力的威胁之下。她知道，这正是她日子过得心惊胆战的原因。他们成长的时候，他从未像喜欢哈利和欧内斯特那样喜欢过她，因为她是个女孩；可是近来，他开始威胁她，说要不是看在她死去的母亲的分上，他就会对她如何如何。现在再没有人能保护她了。欧内斯特死了，哈利干的是装饰教堂的活儿，几乎成天在乡下奔波。此外，每到星期六晚上，为了钱，总免不了一场争吵，这使她开始感到说不出的厌烦。她总是把全部工资——七个先令——如数交出，哈利也把能寄的钱都寄来，但想从父亲那里要点钱出来，就困难重重了。他说她老是乱花钱，骂她没脑子，还说他不会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让她拿去满街挥霍，他唠唠叨叨说个没完，因为星期六晚上他心情总是很糟。最后他会把钱给她，但还不忘挖苦说她是否打算张罗张罗星期天的晚餐。每到这时，她只好尽快跑出家门，到市场上采购，手里紧紧攥着黑皮钱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挤来挤去，等到拎着大包小包回家时已经很晚了。她辛辛苦苦维持这个家，母亲去世后，她就承担起了照顾两个年幼孩子的责任，让他们按时上学，按时吃饭。这活儿真不容易——生活艰辛——但眼下要舍弃了，却又觉得有点恋恋不舍。
她马上就要和弗兰克去开辟新的生活了。弗兰克为人和善，心胸开阔，颇有男子汉气概。她要和他一起乘夜船离开，做他的妻子，和他一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他已在那里为她安置好了一个家。她与弗兰克初次邂逅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那时他寄宿在她常去的一条大街的人家里。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前。他站在大门口，水手帽推到了脑后，凌乱的头发散落在前额上，衬出一张古铜色的脸。后来，他们就认识了。他每晚都在商店外面接她，送她回家。他带她去看《波希米亚女郎》 [1] ，她和他一起坐在剧院的雅座区，虽不习惯却觉得非常惬意。他酷爱音乐，还能哼上几句。人们都知道他俩在谈恋爱。每当他唱起一支少女爱上水手的歌时，她总是感到又愉快又茫然。他常常逗她，叫她“小乖乖”。起先，她为有了个男友而兴奋，后来便渐渐喜欢上他了。他知道许多遥远国家的故事。他原先在阿伦航运公司驶往加拿大的一艘船上当舱面水手，每月挣一个英镑。他告诉她他在哪些船上工作过，干过哪些活儿。他曾途经麦哲伦海峡，还给她讲可怕的帕塔格尼亚人的故事。他说，他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死里逃生，这次回国只是为了度假。当然，她父亲发现了他们的关系，便不许她再跟他说话。
“我知道这些水手是什么货色。”他说。
一天，她父亲和弗兰克吵了一架，从那以后，她就不得不与男友暗地里约会了。
大街上夜色渐浓。搁在她膝上的两个白色信封变得模糊不清。一封信是给哈利的；一封是给父亲的。她最喜欢欧内斯特，不过也喜欢哈利。她注意到父亲最近渐显老态；他会想念她的。有时候他会显得很慈爱。不久前，她生病了，在床上躺了一天，他特意给她念了篇鬼故事，还在炉上为她烤了面包。还有一次，那时母亲还在世，一家人到霍斯山去野餐。她还记得，那回为了逗孩子们发笑，父亲故意戴上了母亲那个系带的女帽。
出发的时刻迫在眉睫，可她仍然坐在窗边，头倚着窗帘，闻着沾满灰尘的印花布窗帘的气味。在窗户下方，从大街远处飘来街头艺人拉手风琴的乐声；她很熟悉那曲调。奇怪的是，这乐声竟然恰恰在今夜传来，使她想起自己对母亲的承诺，承诺她会竭尽全力维系这个家。她记起母亲病危的那一晚；她又回到了走廊那头那间门窗紧闭的黑幽幽的小屋里，外面传来一支凄凉的意大利乐曲。父亲给了拉手风琴的艺人六便士，把他打发走了。她还记得父亲趾高气扬地返回病房，嘴里骂骂咧咧：
“该死的意大利佬！闹到这儿来了！”
在她沉思冥想之际，母亲一生悲惨的景象如同符咒般攫住了她的灵魂——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临终时却发了疯。她浑身战栗，仿佛又听见母亲疯疯癫癫地不断呓语：
“乐极生悲！乐极生悲！”
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怖使她蓦然站了起来。逃走！必须逃走！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她新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她想要活下去。她为什么就该没有幸福？她有权利获得幸福。弗兰克会抱住她，把她搂在怀里。他会救她的。
她站在北墙码头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他拉着她的手，她知道他在对她说话，一遍遍讲着即将开始的旅程。码头上挤满了背着棕色行李的士兵。透过候船室宽敞的大门，她瞥见了那巨大的黑色船体，停靠在码头边，舷窗里透着光。她没有答话，只觉得双颊冰冷苍白。她感到痛苦而迷茫，不由得祈求上帝，请他指点迷津，告诉她该何去何从。迷雾中悠然响起哀婉的汽笛声。要是走的话，明天就会在海上，和弗兰克一起向布宜诺斯艾利斯驶去。船位已经订好。事到如今，在他为她尽心出力之后，还能反悔吗？她难过得想吐，不停地翕动着嘴唇，虔诚地默默祈祷。
叮当的铃声揪住了她的心。她觉得他抓紧了自己的手：
“来呀！”
全世界的惊涛骇浪在她的心头翻腾激荡。他把她拖进了汪洋大海之中：他会把她淹死的。她用双手紧紧抓住了铁栏杆。
“来呀！”
不！不！不！绝对不行！她双手狂乱地抓着铁栏杆。在汪洋大海之中，她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伊芙琳！伊薇！”
他冲过栅栏，叫她跟上。有人朝他吆喝，叫他快点走，但他仍在喊她。她冲他仰起苍白的脸，无动于衷，像只走投无路的动物。她望着他，眼神中既没有爱意，也没有流露出惜别之情，仿佛望着一个陌生人。
[1] 《波西米亚女郎》（ The Bohemian Girl ）是爱尔兰剧作家迈克尔·巴尔夫（MichaelBalfe, 1808—1870）创作的一出三幕戏剧。这部剧讲的是贵族女孩阿琳（Arline）被吉普赛人收养长大，最后回到公爵府的故事。剧中有一段描写阿琳与男主角私奔的剧情。
“天亮了，先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