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他是没救了：已经是第三次中风了。夜复一夜，我经过他的房前（正值假期），端详着那透着灯光的方形窗棂：夜复一夜，我发现灯一直亮着，灯光微弱而均匀。我想，如果他死了，我就会看到昏暗的百叶窗上摇曳的烛影，因为我知道，人死之后要在头边摆两根蜡烛。以前他常跟我说：“我在这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我总觉得他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如今我知道这话原是当真的。每天晚上，我凝视着那扇窗，总会轻声念叨一个词——瘫痪 。我之前总觉得这个词听起来很奇怪，就像欧几里德几何中的“磬折形” 、教义问答手册里的“买卖圣职罪”一样。可如今听到这词，我像是听到了什么罪孽深重的邪恶生灵的名字。这使我十分害怕，却又渴望靠近它，看看它是怎样置人于死地的。

我下楼吃饭，看到老科特正坐在炉边抽烟。姑妈给我盛燕麦粥时，他像接着先前话茬似的说道：

“不，我不是说他真的就……可就是哪儿不对劲……他有点怪。我跟你们说……”

他说着便吸起烟斗来，无非是借此捋捋思路。讨人厌的老傻瓜！刚认识他时，他还算是个相当风趣的人，常常谈论劣酒和蛇管 。不过很快我就对他还有他那些翻来覆去没完没了的酒厂故事感到厌倦了。

“对这事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觉得，这算是个……特殊情况……不过，也难说……”

他又开始吞云吐雾，也没发表什么看法。姑父见我瞪着眼发呆，便对我说：

“唉，你听了肯定难过，你的老朋友去世了。”

“谁？”我问道。

“弗林神父。”

“他死了？”

“科特先生刚刚告诉我们的。他正好路过那儿。”

我知道他们都在看着我，所以就继续埋头吃饭，仿佛对这消息压根儿不感兴趣似的。姑父向老科特解释道：“这孩子和他要好得很。说实话，那老伙计教了他不少东西，据说还对他寄予厚望呢。”

“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姑妈虔诚地说。

老科特瞧了我好一会儿。我感到他那双圆溜溜的小眼睛正打量着我，但我不想迎合他，就一直埋头吃饭。他又吸起烟斗来，最后朝壁炉里粗鲁地吐了口痰。

“我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跟那种人有那么多话说。”他开口道。

“你想说什么呀，科特先生？”姑妈问。

“我的意思是，”老科特说，“这对孩子没什么好处。我的看法是：让小孩子四处跑跑，和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玩，而不是……我说的对吧，杰克？”

“我也是这么想的，”姑父回答说，“得让他学会出去自己闯天下嘛。这也是我常对那边那位玫瑰十字会员 说的：要多运动。想当年，我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不分冬夏，每天都洗冷水澡。到现在我还坚持着呢。教育实在是潜移默化，影响深远呐……让科特先生尝尝咱们的羊腿肉，挑块好的。”他又嘱咐姑妈说。

“不吃，不吃，别拿了。”老科特说。

姑妈从餐柜里把羊腿肉拿出来放到桌上。

“可是，科特先生，为什么你觉得那样对孩子不好呢？”她问道。

“对孩子就是没好处，”老科特回答说，“因为他们的心智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他们看到那样的事，你知道，就会影响到……”

我大口喝着燕麦粥，免得自己抑制不住愤怒而口出恶言。真是个讨人厌的红鼻子老蠢货！

那天我很晚才睡着。虽然我为老科特把我当成少不更事的小孩而暗生闷气，但还是绞尽脑汁，琢磨他那些闪烁飘忽的言辞究竟有什么含义。房间里一片漆黑，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了瘫痪的神父那张忧郁而苍白的脸。我把毯子拉上来蒙着头，强迫自己幻想圣诞节的场景。但那张苍白的脸始终挥之不去。它在喃喃低语；我明白它急切地想要忏悔点什么。

我感到自己的灵魂渐渐隐没于一隅，那里充满邪恶，却又令人愉悦；在那里，我又发现了那张脸，它在等着我。它开始向我低声忏悔，而我兀自纳闷，不知道它为什么一直朝我笑，为什么挂着唾沫星子的嘴唇那么湿润。但当我想起他是因为瘫痪而死时，我察觉到自己也淡淡地一笑，仿佛要去宽恕他买卖圣职的罪行。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我就到大不列颠街去看那栋小房子。那是家不起眼的店面，店名很笼统，就叫“布料行”。里面卖的大多是儿童毛绒袜和雨伞；平日里橱窗上总是挂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更换伞面”。现在看不到告示牌了，因为百叶窗拉上了。门环上用丝带系着一束黑纱花。两个穷婆子和一个送电报的小男孩正在看别在黑纱上的卡片。我也凑上去跟着看：

1895年7月1日

詹姆斯·弗林神父

生前供职于米斯街圣凯瑟琳教堂

享年65岁

愿他安息

看到卡片上的字，我不得不相信他已经死了。我发现自己竟无动于衷，心里一时不安起来。如果他没死，我就会走进店铺后面那间昏暗的小屋，看到他坐在炉边的扶手椅上，用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也许姑妈会让我捎上一包“高烤”牌鼻烟，这份礼物会使他精神振奋，不再昏昏欲睡。每次都是我帮他把整包鼻烟倒进那只黑色的鼻烟盒里，因为他的手抖得太厉害，如果自己倒的话，准会把一半烟末撒到地板上。甚至当他的大手颤巍巍地靠近鼻孔时，指缝里还会漏出云雾般的烟末，落在外衣前襟上。可能就是这些不时撒落的烟末使他那件陈旧的教士袍泛出了灰绿色，而且那条弹烟灰用的红色手帕总是一个星期就被鼻烟染得污黑不堪，所以只会越弹越脏。

我想进去看看他，又没有勇气敲门。我沿街上有阳光的一侧慢慢走开，边走边读商店橱窗里张贴的戏院海报。说来也怪，我发现不管是自己还是天气似乎都没有流露出哀悼的情绪，我甚至不安地察觉到一种重获自由的兴奋感，好像他的死使我摆脱了某种束缚。我觉得很讶异，因为就像姑父昨晚所说，他确实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他曾在罗马的爱尔兰神学院求学，所以能够教我拉丁语的正确发音。他给我讲古墓 的故事和拿破仑·波拿巴的事迹，还给我讲解各种弥撒仪式的意义和神父各色祭衣的区别。有时他会故意问我一些比较难的问题来寻开心，比如在某种情况下该如何应变啦，某种罪行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微不足道的小罪还是道德缺陷啦，等等。他的问题使我意识到教会的规章制度是那么复杂神秘，而我之前一直把它们当作最简单不过的条例。我觉得神父在主持圣餐仪式和保守忏悔者秘密方面责任重大，以至于开始怀疑怎么会有人敢于承担这项工作；而当他告诉我，为了阐明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教会的神父们写下了像《邮政指南》那么厚的书，而且书上的字像报纸上的法律公告一样密密麻麻，我倒是一点也不吃惊。不过，一想到这些，我就常常不知该怎么回答，或者只能支支吾吾地给出一个愚蠢的答案，对此他总是微笑着点两三下头。有时他会考我那些他让我熟记的弥撒对答短句，在我滔滔不绝地背诵时，他会若有所思地点头微笑，还不时把大把鼻烟轮流抹到两个鼻孔里。他笑时常常露出满口黄牙，舌头还贴在下唇上——在我尚未深入了解他之前，这个习惯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在阳光下走着走着，我想起了老科特的话，又试着回想梦里后来发生的事。我记得曾看到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和一盏古式吊灯。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遥远的国度，一个充满奇风异俗的地方——大概是在波斯吧……但我记不起梦的结局了。

傍晚姑妈带我到丧家吊唁。太阳已经下山，但房子西向的玻璃窗上还映照着一片金粉色的云霞。南妮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们，因为与她大声寒暄极不得体，姑妈就和她握了握手。老妇人询问式地朝楼上指了指，见姑妈点头，便在前引路，费力地沿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头垂得几乎和楼梯扶手一样低了。到了第一个楼梯平台上，她停下来招呼我们进停尸间，那儿的门敞开着。姑妈进去了，老妇人看到我有些犹豫，就不断向我招手，要我进去。

我踮着脚尖走进去。夕阳的余晖从百叶窗花边的缝隙里透进来，房间里洒满了惨淡的金色，烛光在暮霭中显得苍白羸弱。他已经入殓了。南妮跪下来，姑妈和我也跟着跪在床脚。我假装祈祷，思绪却无法集中，因为老妇人的喃喃低语让我分神。我注意到她裙子背面用什么胡乱钩着，布鞋的后跟踩得歪到了一边。我突发奇想，觉得老神父正躺在棺材里微笑呢。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起身走到床头，我看到他并没有微笑。他躺在那里，庄严而凝重，一身准备上祭坛的打扮，两只大手松垮垮地捧着圣餐杯。他的脸狰狞、苍白、浮肿，留着一圈稀稀疏疏的白须，鼻孔像是黑漆漆的洞穴。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

我们在胸前画过十字后就退了出来。在楼下的小房间里，我们看到伊莉莎端坐在他的扶手椅里。我摸索着走到角落里我常坐的那把椅子边坐下，南妮从餐柜里拿出一瓶雪莉酒和几个酒杯。她把东西放到桌上，请我们小饮一杯。接着，她又按照姐姐的吩咐，把雪莉酒倒进杯子里，递给我们。她再三招呼我吃些奶油饼干，但我谢绝了，因为我怕吃饼干会发出很大的声响。见我不肯吃，她似乎有点失望，就默默地走到沙发旁，坐到了她姐姐身后。谁都没吭声，都盯着空荡荡的壁炉看。

直到伊莉莎叹了口气，姑妈才开口说：

“哎，也好，他是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

伊莉莎又叹了口气，点头表示赞同。姑妈用手指捏着高脚杯的杯柱，啜了一小口。

“他……安详吗？”她问。

“是的，夫人，他走得很安详，”伊莉莎答道，“简直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断的气。蒙上帝垂怜，他没遭太多罪。”

“那么一切都……”

“欧鲁克神父星期二来陪他，给他涂了油 ，预备好了所有后事。”

“他那时还省人事吗？”

“他很顺从。”

“他看上去就是个乐天知命的人。”姑妈说。

“我们请来给他擦洗的那个女人也这么说。她说他看起来好像只是睡着了，非常安详顺从。谁都没想到他的遗体会这么美。”

“可不是嘛。”姑妈说。

她又从杯子里啜了一小口酒，然后说：

“哎，不管怎么说，弗林小姐，你们已经为他做了你们所能做的一切，也可以宽心了。说实在的，你们姐妹俩对他都很好。”

伊莉莎用手抚平膝盖上的衣裙。

“啊，可怜的詹姆斯！”她开口道，“上帝知道，虽说我们穷成这样，能办的却都办了——我们不忍心让他缺这少那的。”

南妮把头靠在沙发垫上，看起来快睡着了。

“可怜的南妮，”伊莉莎看着她说，“她真是累坏了。所有事情都得我俩一件一件张罗：找人来给他擦洗，给他穿妆裹衣裳，准备棺材，安排教堂里的弥撒。多亏了欧鲁克神父，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这些花，从教堂里拿来了两根蜡烛，还在《自由人大众报》 ^[1] 上发了讣告，一手包办了墓园安葬的所有手续，还有可怜的詹姆斯的保险单据。”

“他真是个大好人。”姑妈说。

伊莉莎闭上眼睛，慢慢地摇了摇头。

“哎，朋友还是旧的好，”她感慨道，“不过说到底，人死了也就没什么朋友好信赖了。”

“是啊，这是实话，”姑妈说，“不过我相信现在他已经获得永恒的恩典了，他一定不会忘记你们，也不会忘记你们对他的一片好心。”

“啊，可怜的詹姆斯！”伊莉莎说，“他一点也没给我们添麻烦。以前在家里他也是不声不响，就跟现在一样。可是我知道他已经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恰恰是一切都了结了，您才会开始想念他。”姑妈说。

“我明白，”伊莉莎说，“我再也不能给他端牛肉茶了，您也不需要再给他送鼻烟了，夫人。唉，可怜的詹姆斯呀！”

她停下话茬，仿佛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接着又话锋一转，用机敏的口气说道：

“跟您说，他过世前，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每次我送牛肉茶给他吃，都看见他躺在椅子里，嘴张开着，每日祈祷书掉在地上。”

她用手指摸摸鼻子，皱了皱眉，继续说道：

“可就这样，他还老是说要在夏天过去之前，挑一个好天带我和南妮坐车回爱尔兰镇 ，看看我们出生的那栋老房子。他说，要是能租到一辆新式的四轮马车就好了，就是没有噪音、装着‘风湿轮胎’ 的那种。欧鲁克神父跟他讲过，在去爱尔兰镇的路上会经过约翰尼·拉什车行，那里就能租到这种车，一天也花不了几个钱。这样我们三个人就能在一个礼拜天的傍晚坐车去游览了。他一直念叨着这件事呐……哎，可怜的詹姆斯！”

“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姑妈回应道。

伊莉莎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随后，又把手帕塞回口袋里，凝视着空荡荡的壁炉默不作声。

“他就是太认真了，”她又开口说，“对他来说，当个神父，担子太重了。而且可以说，他这一生都不平顺呐。”

“是呀，”姑妈说，“看得出他是个失意的人。”

小房间里一阵沉寂，我趁着这空当走到桌边，尝了尝给我的那杯雪莉酒，又悄悄地坐回角落的椅子上去。

伊莉莎似乎陷入了沉思。出于对她的尊重，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等着她打破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说道：

“都是因为他打碎了那只圣餐杯……就是从那儿起的头。当然，他们说不要紧，里面什么也没盛，我的意思是，但他仍然……他们说是那个侍童的错。可怜的詹姆斯还是非常不安。愿上帝怜悯他吧！”

“当真是这样吗？”姑妈问道，“我听说……”

伊莉莎点点头。

“那件事使他脑子受了刺激，”她说，“从那之后，他开始闷闷不乐，也不跟人说话，一个人四处游荡。有天晚上，人们有事找他，可哪儿也找不到。他们上上下下找了个遍，就是没看到他的人影。后来教堂执事提议去教堂看看。就这么着，大伙儿拿了钥匙，打开了教堂的门。那个执事、欧鲁克神父还有另外一个神父拿着灯去找他……你猜怎么着，他果然在里面，也不点灯，一个人坐在忏悔室里，瞪着眼睛，自个儿在那儿格格地痴笑。”

她突然打住，好像在听什么声音。

我也侧耳倾听，但房子里一片沉寂：

我知道老神父依然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

带着死亡的庄严和狰狞，

胸口放着一只无用的圣餐杯。

伊莉莎接着说：

“瞪着眼睛，自个儿在那儿格格地痴笑……当时，他们看见他那副模样，自然觉得他出了毛病……”

[1] 伊莉莎识字不多，所以把《自由人报》（ Freeman ' s Journal ）说成了《自由人大众报》（ Freeman ' s General ）。《自由人报》是1763—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的日报，起初支持爱尔兰民族主义，但在爱尔兰“无冕之王”查尔斯·帕内尔（CharlesParnell）去世后改变了政治立场，转而支持殖民当局。

AN ENCOUNTER

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壮胆的音调

我为自己这种拙劣的小把戏感到羞愧不安

因为没有得到回应

我不得不再喊一声

这下子马奥尼瞧见了我

吆喝着回了我一声 /oPZXhJg99C8+cjPGdKWTC3my4PQdB0ry5zrUMOQk0zdfvgWtuSFDdXblTX4H5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