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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当踌躇满志的青年艺术家詹姆斯·乔伊斯以“斯蒂芬·代达勒斯”的笔名写下《姐妹们》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这篇文字连同之后创作的14篇短篇小说会遭遇20多家出版商的退稿，千回百折，直到1914年才得以出版。这15个故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短篇小说的汇编，而是为了一个明确的写作目的，由一个个互相关联的短篇构成的颇富匠心的有机系统，乔伊斯将其命名为《都柏林人》。而如此命名的原因，乔伊斯曾数次强调，是因为“都柏林作为首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是大英帝国第二大城市，差不多有三个威尼斯大，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艺术家把它展现给世界” [1] 。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眼中，都柏林是爱尔兰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我的初衷，就是要书写我的祖国精神史上的一章，我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是因为在我看来，这座城市正是瘫痪的中心。”（ SL 83）。可以说，《都柏林人》是乔伊斯以十年之力为他的城市和他的民族创作的一幅生动的画像。
1904年7月，生活困顿的乔伊斯应乔治·拉塞尔（GeorgeRussell）之邀为其主编的《爱尔兰家园报》撰写短篇小说，稿酬1英镑。拉塞尔的约稿成了《都柏林人》的开端。乔伊斯马上开始动手写他的第一篇小说《姐妹们》，讲的是一个瘫痪的老牧师之死。该文于8月13日在《爱尔兰家园报》刊出。此后的两年间，他又先后创作了13个短篇，1907年完成了最后一篇《死者》，《都柏林人》就此结集成册。
虽然拉塞尔约稿的要求并不高，只需“一般人看懂、喜欢” [2] 即可，但乔伊斯却不是乐于讨好人的性格。他坦承“不得罪人我就无法写作”（ JJ 218），因此对于自己的作品能否找到出版商，他始终心存忧虑。1905年12月3日，乔伊斯把书稿寄给了伦敦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兹（GrantRichards），双方于次年3月签订出版合同。在理查兹的要求下，书稿几经删改，但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在随后的几年里，也没有出版商愿意接手。
1909年7月至9月间，乔伊斯借回都柏林筹办电影院之机，与乔治·罗伯茨（GeorgeRoberts）洽谈《都柏林人》出版事宜。对方同意出版此书，但强烈要求乔伊斯删除《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日》中一段有关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私生活的言辞激烈的文字。另外，因为小说中很多人名、商店名、酒馆名皆与现实情境雷同，罗伯茨还担心引起争议，惹来官司缠身。出版计划一拖再拖。
1912年夏天，乔伊斯从的里亚斯特返回都柏林亲自处理出版纠纷，却接到了要他大幅修改书稿的要求。乔伊斯坚持己见，不愿妥协，谈判最终破裂。他打算把书拿到伦敦装订出版，所以想设法从罗伯茨那里搞到一套完整的校样，但未能如愿。一个叫伏尔考纳的印刷商给了他一本样书，却无论如何也不肯交出印张。
乔伊斯离开后，伏尔考纳用切纸机销毁了所有印刷好的《都柏林人》的书页。这是乔伊斯最后一次踏上故国的土地，他满怀愤慨，当夜就离开了都柏林，在开往慕尼黑的火车上写下了《火炉冒煤气》（“GasfromaBurner”）这首诗，讽刺以罗伯茨为代表的爱尔兰出版界虚伪懦弱，毫无识人之明。
两年后事情峰回路转。1914年1月29日，理查兹再次同意出版《都柏林人》。虽然条件苛刻，但乔伊斯并未对此纠缠。6月15日，《都柏林人》正式问世，印数为1250册。销售情形并不理想，至次年5月1日，仅售出379册，其中还包括乔伊斯按照合同要求自购的120册。不过，虽然《都柏林人》命途坎坷，难觅知音，但时间早已证明，乔伊斯已经以艺术家独有的方式——以其才华、良知和纯粹——征服了爱尔兰，征服了世界。
乔伊斯1882年出生于都柏林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幼时家道中落，屡次搬迁。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对都柏林的大街小巷、风土人情有了广泛了解和深入体验。后来虽然旅居欧洲大陆多年，但他的笔触从未离开过爱尔兰（尤其是都柏林）。他孜孜不倦地描绘着那里熙熙攘攘的街道、人声鼎沸的酒吧、沉闷破旧的房屋，描绘着都柏林人长期在英国殖民统治、天主教教条、狭隘民族主义困囿下的苦闷、空虚、迷惘和瘫痪。
《都柏林人》是青年乔伊斯为他的祖国写下的“精神史上的一章”，他把城市拟人化，按照“童年、少年、成年及社会生活”（ SL 83）这样的顺序来全方位展现爱尔兰的精神瘫痪。在第一个故事《姐妹们》的开篇，乔伊斯就开宗明义，借小男孩之口点出了《都柏林人》的主题：“每天晚上，我凝视着那扇窗，总会轻声念叨一个词——瘫痪。” [3] 小说围绕着老神父生前死后的情形展开，讲述了老神父因失手打碎圣餐杯而逐渐精神失常，最后瘫痪至死的故事。老神父身体的瘫痪是其精神瘫痪的外化，他是一个索引，指向了当时爱尔兰语境下崇高精神追求必然失败的结局。他也是《都柏林人》中神父系列的原型代表，这些神父无一不从圣坛上堕落：《阿拉比》中的神父“死在房子的后客厅里”，生前最爱看的不是宗教书籍，而是情节惊险离奇的侦探作品《维道克回忆录》，以致书页都犯了黄（ D 17）；《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日》中的科恩神父是个“爱喝黑啤酒的酒鬼”，不属于任何教堂或教会机构，“自个儿单干”（ D 91）；《圣恩》里的珀顿神父有意把《圣经》中的话掐头去尾来论证贪婪的合理性，以宗教的名义为商人的唯利是图辩解……这些神父不仅失职，而且本身就犯有渎神的罪过，早已无法在精神生活中给人以庇护和指引，宗教的精神实质也随之荡然无存。
《姐妹们》中还出现了另一个贯穿全书的关键词：“买卖圣职”（simony， D 1）。买卖圣职原指蓄意用圣物、赦免、赎金为筹码来进行交易的罪恶行径，广义上则指以精神价值来换取物质利益的背叛行为。
在乔伊斯看来，爱尔兰不管是宗教领域还是世俗领域都不乏“买卖圣职”的罪行。例如，《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日》中众人议论科恩神父“自个儿单干”，就是暗指他私下买卖圣职的勾当；《公寓》中的穆尼太太以经济利益为目标来设计自己女儿的婚姻，而天主教道德体系正是她胜券在握的杀手锏。
政治行为同样为利益关系所束缚。《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日》中那阴暗破旧的办公室、奄奄一息的炉火、废话连篇的政治讨论无一不是爱尔兰政治生态的隐喻，象征着后帕内尔时代民族主义政治的衰落和式微、民族精神的堕落和消沉。委员会办公室是指爱尔兰土地同盟委员会办公室，帕内尔曾任该机构的主席，时过境迁，这位爱尔兰的无冕之王最终成为左中右派人人可置喙的中性符号，一个可供消费的政治商品。
《母亲》中的那位母亲因为对金钱的迷恋亲手摧毁了女儿的艺术生涯，她倚仗自己女儿的名字“凯瑟琳”与爱尔兰女英雄同名而企图大发民族复兴主义之财。所以，乔伊斯说爱尔兰人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财神。 [4] 不论是萎靡的政治、堕落的宗教还是狭隘的文化生活都成了意义的荒漠，个体的自由和人性尽失，这正是都柏林人精神瘫痪的症候所在。
《都柏林人》以《死者》作为高潮和总结，可谓意味深长。正如“死者”这个题目所暗示的那样，占据小说叙事中心的是死者的幽灵，是生者对于过去的回忆，死亡的阴影终挥之不去。整个故事的基调是挽歌式的，对于压抑的政治环境和个人生活，故事的结尾并未提供可行性出路。结尾的空间描写为整部小说奠定了死亡的基调，整座城市都处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与开篇《姐妹们》中的神父之死遥相呼应，营造了一个封闭的死亡空间，保持了文本主题的统一性。在这样的压抑空间中，命运的把控已是一种结构性，在场所有人——不论长幼、性别、职业——都无法逃脱瘫痪甚至死亡的命运。这一切与爱尔兰的殖民历史和社会文化现状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因为英国殖民统治、天主教道德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掣肘，爱尔兰人才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遭遇重重挫败。
乔伊斯带领我们走进都柏林阴暗的边缘角落，走进中下层市民隐秘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打破了那些浮于生活表层的浪漫化的政治幻象和文化泡沫，直面爱尔兰萎靡不振、举步维艰的民族困境。
1906年6月，在给理查兹的信中乔伊斯写道：“我的小说弥漫着灰坑、枯草和腐肉的气味，那并不是我的错。我真心实意地相信：如果您不让爱尔兰人通过我那磨光的透镜好好看看自己的真容，您就会推迟爱尔兰文明的进程。”（ SL 89—90）所以，乔伊斯将都柏林介绍给世界的方式不是美化，也不是复制殖民者和民族主义者所塑造的爱尔兰的刻板形象，而是通过“磨光的透镜”来观察民族肌理，诊视民族痼疾，以期开启民智，锻造民族道德良知，培养一种《斯蒂芬英雄》中所提倡的“崭新的、积极的、毫无恐惧并且问心无愧的人性” [5] 。
除“瘫痪”和“买卖圣职”外，《姐妹们》中还出现了另一个索引性的晦涩词汇：“磬折形”（gnomon， D 1）。磬折形是从平行四边形一角截去相似的较小的平行四边形后余下的几何图形。乔伊斯以该词来暗示“残缺”，既指向了《都柏林人》的主题，即每个角色都患有不同程度的人格残缺症，又指向了故事集的整体风格。因此，有研究者将乔伊斯的小说结构称为“残缺的结构”（gnomonicstructure）。 [6]
结构的残缺直接体现在故事常常在最后时刻戛然而止，在高潮时突然松弛，留下一个个反高潮的、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的结尾，甚至留下一片空白。《都柏林人》中充斥着省略、中断、悬置、意味深长的沉默、闪烁其词的回避，这些未完成的片段以其形式传递着意义，这便是乔伊斯所谓的“顿悟”（epiphany），即人在事物意义的突然闪现中照见自己的存在本质。早在《斯蒂芬英雄》中，斯蒂芬/乔伊斯就意识到某些特定的瞬间会将意义凸显出来：“这一微不足道的事情使他想去把诸如此类的瞬间搜集在一本有关顿悟的书中。在他看来，顿悟是突如其来的精神彰显，不管是在通俗的语言和行为之中，还是在思想本身的重要阶段里都可能蕴含着顿悟。”（ SH 188）
无需刻意寻找，便可发现《都柏林人》中的每个故事都蕴含着“顿悟”的瞬间。
例如，《阿拉比》中的小男孩满怀爱的想象，到达集市时却发现“几乎所有摊位都收摊了，大半个厅都是黑沉沉的”，年轻的女店员怠慢懒散，只顾与男顾客打情骂俏，顿时“感到自己不过是个被虚荣心驱使又被虚荣心愚弄的可怜虫；眼睛里不禁燃起痛苦和愤怒的烈火”（ D 21）。这个顿悟的时刻昭示了小男孩的幻灭和成长。
在《伊芙琳》的结尾处，打算与男友私奔的女主人公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徘徊不定，迷惘无措，看到希望却又无力追求。因此，最后当她来到利菲河口的北墙码头面对昭示着自由的大海时，突然因为精神瘫痪而丧失了行动能力。面对男友（可以看作她的另一个自我）的召唤，她紧紧抓住栏杆，“面色苍白，无法行动，像一只无助的动物一样看着他，眼中既没有爱的表示，又没有告别的迹象，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D 26）可以预见的是，她最终将自己圈囿在栏杆之内，重复着母亲的命运：“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临终时却发了疯。”（ D 25）
《车赛之后》结尾那句简单的“天亮了，先生们！”使吉米从彻夜狂欢的醉梦中醒来，回到残酷的现实，意识到自己“输得最惨”（ D 31）。
《两个浪汉》的结尾定格在科利在路灯下把手摊开，“一枚小小的金币在他掌心里闪闪发光”（ D 41）的时刻。这枚金币是他从与他约会的女仆手里压榨来的一英镑，相当于女仆六七个月的工钱。这个“顿悟”的瞬间显露出以科利为代表的爱尔兰新教贵族残余寄生的习性和败坏的道德，揭示了爱尔兰失败和厄运的根源。
而在《死者》结尾处，“雪花在天地间窸窸窣窣地飘落”（ D 160），将生者与死者、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神圣与世俗的差别统统抹除殆尽，世界一片沉寂，如同死亡消泯了一切，瞬间便是永恒。
乔伊斯历来反对将艺术变为政治宣传和道德鼓吹的工具，他的短篇小说冷峻精密，情感隐蔽。所以，在《都柏林人》中，“顿悟”并不是靠讲述或说教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他所谓的“毫不含糊的刻薄风格”（ SL 83）来昭示的。
他事无巨细地描绘着生活的卑微琐碎，不加任何粉饰和掩盖地揭露着现实丑陋而荒诞的本质。
例如，《偶遇》中口音纯正、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头在身体的本能与道德的压抑之间、在施虐与受虐的矛盾之中备受煎熬，不断进行着自我的背叛、自我的规训和惩罚，以致发展出了一种神经质的分裂人格。
《一抹微云》里的小钱德勒将与数年不见的老友加拉赫的会面视为改变人生际遇的重要机会，虽然他感到加拉赫身上依然遗留着旧时的粗俗之气，使他觉得幻想破灭，但仍对朋友羡慕有余、恭敬有加。而当他从考莱斯酒店回到自己的“小房子”，也从幻想跌至了现实，强烈的失落感使他觉得不管是美丽的妻子还是漂亮的家具都有些“卑琐的气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成了“生活的囚徒”（ D 58—59）。
《如出一辙》中的法林顿在办公室和酒馆里受了气，却又无处发泄，只能回家借着酒劲打自己的孩子来出气。
《一桩惨案》的主人公杜菲先生离群索居，房间里空空如也。房间的空洞象征着情感的空洞，所以，当他从报上得知曾与他有过情感纠葛的西尼考太太被撞身亡的消息时，内心虽然有过些许波澜，但最终将责任推到了对方的酗酒行为上，并觉得自己与她分手的做法并无不妥。
乔伊斯以非人格化的叙事方式将异化的现实与历史的噩梦关联起来，营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文本空间，不动声色却又入木三分地暗示了潜藏在喜剧背后的悲剧、笑声背后的眼泪、浮华背后的屈辱，彰显了平凡生活表象之下隐含的深刻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化寓意和根源。
许多人通过乔伊斯了解了都柏林。乔伊斯小说中的都柏林，套用亚里士多德关于历史与文学的论断，较之历史中的那个都柏林，无疑更具哲学意味。在乔伊斯笔下，都柏林是一座原型城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永远写都柏林的，如果我可以抵达都柏林的核心，那么我就可以抵达世界上所有城市的核心。在特殊中蕴含着普遍。”（ JJ 520）乔伊斯用文字描绘了都柏林，但同时又摧毁了它。他拆除了它的地方主义，扯掉了它的惺惺作态，接着又以高度个人化的方式重新对其加以图绘和建构，从而为都柏林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新的透视角度。对于乔伊斯来说，写作是艺术家探析个体和民族深层意识的方式，也是他在数十年的流亡生涯中默默接近爱尔兰的方式。
乔伊斯对爱尔兰的感情是复杂的，是爱与恨、批判与留恋的交织，正如一位乔学家所说：“乔伊斯对都柏林的感情趋向于两个极端——极其厌恶、极其热爱，有时这两种情绪并存。” [7] 乔伊斯与爱尔兰的血脉联系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爱尔兰的政治、文化、宗教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同时，他又对民族的狭隘、闭塞持有激进的批判态度。
不过，套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一句话来说：“不管他怎么对她的形象百般诋毁和嘲笑，他始终感到，他的忿怒也仍然只是对她表示爱慕的一种形式。” [8]
乔伊斯从1912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爱尔兰，但当晚年被问及是否打算返回爱尔兰时，他反问道：“我离开过吗？”（ JJ 302）
2019年8月于青岛
[1] James Joyce,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 ed. Richard Ellman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 p.78. 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以 SL 加页码形式标注。
[2]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69. 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以 JJ 加页码形式标注。
[3] James Joyce, Dubliners .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Classics, 1993, p.1. 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以 D 加页码形式标注。
[4] 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 , eds. Ellsworth Mason & Richard Ellman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9, p.190.
[5] James Joyce, Stephen Hero . London: Granada, 1981, p.174. 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以 SH 加页码形式标注。
[6] Philip F. Herring, “ Dubliners : The Trials of Adolescence”, in James Joyce :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 ed. Mary Reynold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93, p.74.
[7] Donald Torchiana, Backgrounds for Joyce ' s Dubliners ,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p.263.
[8]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Classics, 2001, p.170.
夜复一夜
我经过他的房前
端详着那透着灯光的方形窗棂
夜复-夜
我发现灯一直亮着
灯光微弱而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