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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梦，让我们枕着月亮
一百多年前，奥斯卡·王尔德写下这样的话：“我不想谋生。我想生活。”这简直可以拿来概括《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
一位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的证券经纪人，一夜之间突然抛弃一切，远走他乡，从伦敦去了巴黎，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去那里画画。他在巴黎穷困潦倒，吃尽苦头，他勾引朋友的妻子，导致她自杀，这些都磨炼了他的意志。他对家人、朋友和一心爱他的情人都非常残忍冷酷，对世俗的一切表现得冷嘲热讽、傲慢不屑，但他对艺术有着一种本能的、无法抗拒的追求。最终，他厌倦了文明世界，来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座美丽岛屿，娶妻生子，与世隔绝，终于创作出了改写现代艺术史的不朽之作。但在得了绝症之后，他叮嘱自己的土著妻子一把火烧了他画在房子四壁上的壁画，一件杰作就这样化为乌有……
这就是《月亮与六便士》的整个故事。这部小说的主题，往往被理解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正像书名“月亮与六便士”，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约等于人民币六毛钱）深陷在泥里，象征世俗的生活。但是，通读这部小说，既没有出现月亮，也没有六便士，小说的名字完全是信手拈来。
一九一五年，毛姆的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发表，八月十二日，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发了一篇书评，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菲利普·凯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毛姆喜欢这个说法，所以才有了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月亮与六便士》这一书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冲突，自然与社会的反差，正是这样的主题，使这部小说一出版就在欧美引起了轰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但是，这部小说本身的内容远远比这些明显的主题要丰富得多。人生阅历深广的毛姆，不过是借创作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一现代绘画杰作的高更，塑造了一位个性迥异的现代派画家，他不断战胜内心的欲望和生活的艰辛，去摸索，去创作，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不仅是艺术的感召，生活的呼唤，原始的回归，更有一种莫名其妙、难以说清的精神诉求，可以让一个人不惜任何代价，铤而走险，他的激情驱使他像朝圣者一样艰难跋涉，不远万里，去寻找心中的圣地。
可以说，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卑贱、神圣与凡俗，在这部小说中并非二元对立，主人公斯特里克兰既带有现实生活的粗鄙与肉欲，也有着无人能及的超凡的意志和精神追求。拥有外科医生资质的毛姆手持他的手术刀，大胆地剖析人性，但他的文笔辛辣而又温情，虽处处嘲讽，却并未对世俗生活大加鞭挞。在这部小说（第四十四章）中，毛姆写道：“生活不过是一场混乱，充满了种种的荒谬和污秽，只能引人发笑，未免乐极生悲。”这真有莎士比亚的智慧。作为已有二十年丰富写作经验、红极一时的剧作家，他的小说有着谈笑人生、挥洒自如的戏剧特征，而非一意孤行的现代派小说，今天读来，依然显得洋洋洒洒，从容不迫。
人生经验的绮谈，伦敦、巴黎、马赛、南太平洋的风土人情与离奇见闻，诸多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都使得《月亮与六便士》更像一部包罗万象的世情小说。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毛姆的个人经历。
一八七四年，毛姆在巴黎出生，父亲是律师，当时在英国驻法使馆工作。不到十岁，父母就先后去世。一八九二年初，毛姆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一年。同年他返回英国，在伦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了六个星期的见习生，随后进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长达五年的习医生涯，让他了解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状况，这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也有很多体现，尤其描写了好几位医生。
一八九七年，毛姆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一九一五年发表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姆赴法国参加战地急救队，不久进入英国情报部门，在日内瓦收集敌情；后又出使俄国，劝阻俄国退出战争，与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有过接触。一九一六年底，毛姆自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萨摩亚、斐济、汤加、新西兰，最终抵达现代派绘画大师高更曾隐居的法属塔希提岛。这次长达半年的南太平洋之旅，尤其高更的生平和故事，让毛姆感慨颇多，于是就有了这部仅三个月完成的长篇小说。
《月亮与六便士》描写了诸多的人物，一边是为理想而倾其所有、孜孜不倦的斯特里克兰、亚伯拉罕医生、布吕诺船长，一边是爱慕虚荣的斯特里克兰夫人、库特拉斯夫人、卡迈克尔医生，还有热心诚实的斯特洛夫、背叛爱情的布兰奇、贪图小利却义薄云天的尼克尔斯船长、乐善好施的蒂阿瑞、能说会道的库特拉斯、淳朴善良的阿塔……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来写，夹叙夹议，娓娓道来，对自我也有很多反省，对人生感悟良多。如此纷繁的故事，全凭“我”来穿针引线，可以说“我”是这部小说的又一主角。
从《月亮与六便士》中可以看出，“我”对斯特里克兰这一人物并不十分熟悉，对于他的过去一知半解，他为什么要画画也不很清楚，至于他去世前在塔希提岛上的多年生活，更是道听途说。
作为一名作家，“我”带着年轻人的热情踏入文学圈，羞涩内敛，绝无世故，但渐渐地世事洞明以后，也变得人情练达，对人性、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而这正是一个真实的、不断成长的“我”。这是小说的又一主题。不过，“我”的见闻总是片段性的，“我”所知道的事情也不确定真伪，只是拿来述说、探讨。
“我”是谁？我们深陷于错综复杂的凡俗之中，对于别人和他们的生活无从知晓，只是凭着臆想，做出可能的判断。一切仿佛都是真实的，一切又都极不可靠。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也成为这部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形象。和模糊不清的斯特里克兰一样，“我”是一个孤独的叙述者，一个可能的存在。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孤独与隔膜，它出现在自一八五七年问世的《恶之花》以来的诗歌、小说、绘画、戏剧、电影等一切艺术形式之中，只是在这部小说中显得较为温和，这个“我”不是那么离经叛道。
如同斯特里克兰不等于高更，“我”也不等于毛姆，但这里面也有很多作家个人的感悟。《月亮与六便士》问世于一九一九年，时年毛姆四十五岁。这个年代，正是现代派小说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一年，卡夫卡写出了《致父亲的信》，《在流放地》出版；普鲁斯特躺在病床上写作《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乔伊斯早已完成了《尤利西斯》，杰作无人能识。这些小说运用前所未有的现代派技巧，不但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空洞本质，也对人性进行了异常深刻的反思。而毛姆，正像他在这部小说中说的，依然采用“老套”的写法。但很显然，他虽然保守，却很明智，他并不在意表面花里胡哨的技巧。
毛姆说，“我已经是老古董了，我会像克雷布一样继续写对仗押韵的道德故事”。但这并不影响《月亮与六便士》的伟大。现代派文学手法总免不了非理性的极端、冷酷、歇斯底里，而毛姆不是，他是一位绅士，他娓娓道来，他在享受生活，也在享受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你会看到他处处对一些东西津津乐道，一提到某人、某物，总会荡开一笔，看似离题万里，实则有内在的联系。
而且，在小说中，他不说自己是写实还是虚构，总说自己对真实的事情所知甚少，往往借他人之口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甚至讲完了说也许不值得相信。今天看来，这是一种最为真实的虚构。总之，这是一种极为高超的小说技巧，不局限于传统的经典人物、线性叙述，或者现代派的意识流、荒诞、夸张变形，而是将写作当作一场平常而又奇异的旅行。旅行往往有目的，但也需要懂得享受落花流水、走走停停的意外之美，所以这部小说主题深刻，但外表非常放松，如同与你聊天。在这一点上，毛姆的小说技巧不但和卡夫卡、普鲁斯特媲美，更以其亲切的笔触，温情和智慧，能够抚慰更多备受折磨的心灵。
正是凭借这种温情而多变的笔调，毛姆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探讨了理想与现实、艺术与生活、社会与自我，也探索了人类的感情。这是小说的又一主题，或者说主题的根本基础。
小说第十五章中，毛姆借大哲人帕斯卡之口说：“感情自有其理，理性难以知晓。”斯特里克兰全然不顾自己的妻子儿女，抛弃他们独自去巴黎画画，他对亲人朋友极其冷酷，却对艺术怀着莫名其妙的、异常深刻的感情。艺术是永远的感性，帕斯卡的原话其实也是在强调人的与理性相对的感性。而斯特里克兰正是因为自己身上的这种天然的感性突然被唤醒，所以义无反顾地抛弃一切，去进行艺术的创作。在人类的感情中有亲情有爱情，有爱也有欲望，毛姆着重分析了主人公的情欲和爱情观。小说第四十一章中，当布兰奇因斯特里克兰不爱她而绝望自杀后，“我”批评斯特里克兰过于残忍，斯特里克兰说：
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有时间恋爱。这是人性的弱点。我是个男人，有时候我需要女人。当我的欲望满足了，我就会去忙别的事情。真是讨厌，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它囚禁着我的精神；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欲望支配，自由自在地去工作。因为女人除了爱情什么也不懂，所以她们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要，简直荒谬。她们还想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实际上，这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只知道欲望。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病。
可见，爱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它有时能够激发人的艺术感性、创作本能，有时又是欲望的牢笼。
爱是港湾，也是枷锁；爱是欲望，也是灵魂寻求的另一种更高的爱或自由的表象。爱是暂时的解脱，但灵魂似乎要去寻求另一种更大的、难以捉摸的解脱……正是这样，毛姆强调了感情在艺术创作中或者一个人心里的重要作用。尤其通过对爱情的分析，使得人物的内心世界更为丰满。而在这部小说中，关于爱情的格言也俯拾即是，它们道出了爱的虚幻与真实，同时也嘲讽了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爱情观。
可以说，毛姆对人类感情的分析，既不是以往的道德审判，也不是现代派的非理性表达，而是一种富有启示性的价值分析。这种分析既切近生活，又富有艺术的敏锐洞察力。这样一来，人物才更加真实，多个主题才更加鲜明。而从“我”的表现来看，毛姆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深感怜悯，深表同情，这同样是一种人类感情的坚守；这种细腻、温暖、智慧、丝丝入扣的感情，也许只有中国的小说大师沈从文可以与之相比。
然而，当我们明白了，理想与现实、艺术与生活、社会与自我、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是小说的四大主题，这还远远不够，《月亮与六便士》这部杰出的小说其实有着更为深层的精神追问。在小说中，毛姆专注于对斯特里克兰这一人物身上的“精神性”的挖掘，他将斯特里克兰比作希腊神话中的萨梯、马西亚斯，从而揭示了一种更为原始的人类激情和创造本能。这种激情和本能不局限于艺术创作。这种激情在初期阶段，只是身不由己的情欲，而当它有了更深层次的需求，就转变成人类的创造本能。这是一种对真实生活的绝对追求，既是对自然的追求，也是对美、对真理的追求。这正是尼采从希腊文明中所揭示过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一种舞蹈在万物之上的伟大的人类激情。
正是因为有了精神的深层需求，斯特里克兰才会不断地推翻自己的生活经验，从伦敦到巴黎，从马赛到塔希提，始终疯狂寻找，最终在塔希提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在小说的结尾，双目失明、即将死去的斯特里克兰嘱咐妻子烧掉他画在墙壁上的巨作，那是他在得知自己得了麻风病活不了多久之后，倾毕生之力的绝笔之作。他对尘世的理解，对精神世界的不懈探索，全部都在这幅画里。
要真正理解斯特里克兰这个人物，他的精神追求以及他最终的命运，就需要对小说的“作料”有所了解。斯特里克兰在生命终结之前创作的这幅画的原型，是一八九七年高更在塔希提岛创作的巨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139cm×375cm，现藏波士顿美术馆）。斯特里克兰的人物原型是后印象派巨匠之一的高更。
高更早年在海轮上工作，后来又到法国海军中服务，二十三岁当上了股票经纪人，收入丰厚，还娶了一位漂亮的丹麦姑娘为妻。他的正业虽是如此，但早在一八七三年就开始画画，并收藏印象派画家作品。一八八二年股市大崩盘，在自己绘画天赋的召唤之下，三十五岁的高更毅然辞去了股票经纪人的工作，专心致力于绘画，三十八岁时与家庭基本断绝了关系，长期过着孤独的生活。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三年，以及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一年，高更曾两度前往塔希提岛，长期居住并进行创作。这些都和斯特里克兰多少相似。但与小说中的斯特里克兰不同的是，高更没有得麻风病，也没有失明，更没有完全断绝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他始终在与妻子通信，抱怨缺钱以及生活的艰难，特别是，他不断将在塔希提创作完成的作品运回巴黎，挂进画廊出售，虽然很不理想。
一八九七年，高更的生活贫困潦倒，又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当他最爱的小女儿艾琳因肺炎死亡的消息传来，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服毒自杀，想彻底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自杀未遂。这次事件后，他带着沉积已久的激情，创作了巨幅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对此，高更曾说：“我希望能在临死之前完成一幅巨作。在整整一个月内，我几乎不分昼夜地以我前所未有的热情从事创作。我完全不用模特儿，在粗糙的麻袋布上直接作画，以至于看来十分粗糙，笔触相当草率，恐怕会被认为是未完成的作品。确实，我自己也无法十分明确地断定。可是我认为这幅画比我以前的任何作品都要优秀。今后也许再也画不出比它更好的或同样好的作品了。我在死之前把我全部精力都倾注在这幅作品中了。在恶劣的环境中，以痛苦的热情和清晰的幻觉来描绘，因此画面看起来毫无急躁的迹象，反而洋溢着生气。没有模特儿，没有画技，没有一般所谓的绘画规则。”
这幅画是高更的巅峰之作，正因为最具代表性，毛姆才借用它来安排斯特里克兰的最终命运。这幅画对高更意义非凡，高更说，“这里有多少我在种种可怕的环境中所体验过的悲伤之情”。它不但是感情的集中体现，也是精神的最高表达。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幅现代绘画杰作，打破了以往的构图规则，从任何一点看起仿佛都带给你无尽的想象和记忆。从立意来看，这幅作品展现了人生的三部曲、时间的流逝和人类的精神信仰。画面最右端，地上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婴儿，象征生命的诞生；中间一个正在伸手采摘果子的青年，代表生命的成长和成熟，也隐喻亚当摘取智慧果，人类得以发展；画面最左端，坐在地上双手抱头的老人，代表生命的死亡和终结。这些人物和画面上其他的男男女女，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欢乐与痛苦，以及时间的流逝。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代表幸福美满的爱情和生活；远处一个低头沉思的女人，象征着孤独，或者人类自我的反省。画面最右边的狗是尘世生活的象征，最左边的白鸽是死后灵魂的象征。背景中的再生与复活女神象征生命的轮回和人类的精神信仰。画面中间仰头摘果子的青年最为醒目，将整幅画分割成左右两半，象征着人类智慧的泉源，精神的生生不息。
这幅作品整体以大自然为背景，没有远景，人物、植物、动物处处填满，给人一种局促、紧张、呼之欲出的强烈感觉，一种无可抗拒的生命力，从而凸显了原始野性的回归及生命意义。将近四米的恢宏长卷，以绿色和黄色为主色调，色彩单纯，构图开放，意义复杂，极为神秘。对文明社会厌倦了的高更，带着对自我生命的深彻领悟，从精神层面去寻找心中的终极乐园。他既承受着个人不幸的惨痛打击，也带着文明人无法摆脱的迷茫和绝望，从而把种种复杂的感情凝聚在巨大的画布上。
这幅作品在远离文明世界的塔希提创作，将人类的原始记忆、宗教信仰和凡俗生活进行了完整的提炼和浓缩。这种追问，既是一种来自精神的伟大哲思，也是人类情感记忆的凝结，最终生命通过艺术得以升华，从而达到最高的精神涅槃。
而在《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中，毛姆并没有很具体地去描摹这幅作品，因为毕竟是小说，但我们知道，他所指的就是这件巨作。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最终极的精神追问。这幅画如此深邃而又震撼，而在小说中，它完成了主人公的精神性追问，最后被付之一炬，暗示着什么？当人类的精神性抵达了它自身，它便超越了自我与他人、肉体与灵魂，它就在它自身中守护住它自身并且为了这个自身而存在，不再需要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哪怕是所谓的艺术杰作。这正是艺术创作的心声：当你完成了最伟大的作品，它便离你而去，因为艺术的最高诉求并非任何实体，而是那遥不可及的精神的涅槃。付之一炬正是涅槃的象征。和高更相比，斯特里克兰的死和他的杰作的毁灭更显得撼动人心，这正是小说的高明与真实之处。
毛姆曾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回到年代悠远的新石器时代，仿效在山洞里围火讲故事的人。”他的小说表面看来确实非常朴素，并不复杂，但这丝毫掩盖不住他那游刃有余的刀锋。毛姆的小说夹叙夹议，人物性格鲜明，对话幽默生动，尤其分析透彻见底。这篇导读引用了小说中的片段，不只是为了让陌生的读者先睹为快，更重要的是想让大家明白，注重分析是《月亮与六便士》最卓越的艺术特色。这是毛姆所独有的思想意识流，是现代文学的另一种高超表现。所有的人物和情感，在毛姆的手术刀下都变得异常清晰。正因为这种分析，理想与现实、艺术与生活、自我与社会、感情与理智、物质与精神，所有的冲突才显得异常真实，所有人生的临床问题才显得刻不容缓，亟待治疗。这是心灵的对话，关于人生的一切秘密。而毛姆正是这样一位精神医生，区别于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这样的精神病人。现代社会的绝症需要卡夫卡们以毒攻毒，也需要毛姆这样的医生带给病人一点安慰。
将近一百年前，毛姆创作了这部他所谓的“家庭读物”，但这部小说直到今天依然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关于艺术，关于生活，关于自我……这正是《月亮与六便士》的多重变奏，它的现代性，它的超时间性。
什么是生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没有人能真正告诉你，需要你自己满怀勇气，像小说主人公那样抛弃一切，用整个灵魂去探索。在这个以物质为上帝的时代，用浅薄的幸福、成功来量死你的世界，你该怎样过完你的人生？人生如梦，你是希望枕着月亮还是六便士？很多人渴望名声，追求利益，很多人希望名利双收；大多数人按部就班，过着平庸乏味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忽然如梦方醒，一骨碌爬起，去寻找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所以无论如何，这部警世的小说都值得一读。正像小说第五十章中所说：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心平气和，怎么能叫作践自己？做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一年赚一万英镑，娶一位漂亮的妻子，就是成功？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