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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像斯特洛夫一样确信，斯特里克兰与布兰奇的关系，会有不幸的结局，却根本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引发一场悲剧。夏天来了，酷热难耐，让人喘不过气，即使夜里也没有一丝凉意，能让疲惫的神经得到休息。太阳炙烤的街道，仿佛把白天吸收的热气，在晚上又吐了出来，行人一个个拖着疲惫的双腿。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斯特里克兰了。因为忙于其他事情，我几乎把他都忘了。德克整天唉声叹气，渐渐让我生厌，我尽量不和他待在一起。这真是龌龊不堪的事情，我再也不想费神了。
一天早上，我在写作，穿着睡衣坐着。我思绪飞驰，想到布列塔尼鲜艳的海水、阳光和沙滩。在我身边，放着门房送来的空碗，里面是吃剩的牛角面包，我没胃口把它吃完。我听见，隔壁房间里，门房正帮我把浴缸里的水放掉。这时，门铃叮当响起，我让她去开门。不一会儿，就听见斯特洛夫的声音，问我在不在。我坐着没动，大声招呼让他进来。他慌慌张张走进房间，径直来到我的桌子跟前。
“她自杀了。”他声音嘶哑地说。
“你说什么？”我吃惊地叫道。
他的嘴唇动了动，好像在说什么，但却没有一点儿声音。就像一个白痴，他叽里咕噜，说的话不清不楚。我的心怦怦直跳，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火冒三丈。
“看在上帝分儿上，冷静些好吗？”我说，“你到底在说什么？”
他双手比画着，显出绝望的样子，但依然说不出话来。他好像突遭不测，变成了哑巴。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抓住他的肩膀摇晃起来。现在回想，我后悔自己犯傻；我想，可能是前几个晚上焦躁不安，没有睡好，让我突然发起了神经。
“让我坐下吧。”他喘息着，终于说话了。
我倒了一杯圣加尔米耶，端给他。我把杯子送到他嘴边，仿佛在喂小孩。他猛地喝了一口，有几滴洒在了衬衣前襟上。
“谁自杀了？”
我明知故问，因为我知道他说谁。他努力平复了一下，好让自己冷静些。
“昨天夜里，他们吵架了。然后他走了。”
“她死了吗？”
“没，有人把她送到医院了。”
“那你说什么呢？”我不耐烦地喊道，“为什么说她自杀了？”
“别生气。如果你这个样子，那我什么也不说了。”
我握紧拳头，尽量压制自己的怒火，勉强摆出一副笑脸来。
“对不起。慢慢儿说。不用着急。我会好好听的。”
眼镜后面，他那圆圆的蓝色眼睛惨白恐怖。放大的镜片让他的双眼变形了。
“今天早上，门房上楼去给她送信，按门铃没人答应。只听见屋里有人呻吟。门没锁，她就走了进去。布兰奇躺在床上。情况非常危险。桌上放着一瓶草酸。”
斯特洛夫用手捂着脸，身体前后摇晃，呻吟着。
“她当时还有知觉吗？”
“有。哦，如果你知道她有多痛苦就好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几乎成了尖叫。
“他妈的，你有什么受不了，”我不耐烦地吼道，“她这是自作自受。”
“你怎么这么残忍？”
“那后来呢？”
“他们叫了医生，又叫了我，也找来了警察。我给了门房二十法郎，说如果有什么事就通知我。”
他停顿了一会儿，看得出，他接下来要讲的话，让他难以启齿。
“我回家看她，可她不理我。她对他们说，让我走。我向她发誓，原谅她所做的一切，可她听不进去。她把头往墙上撞。医生叫我不要在她身边。她不停地喊：‘让他走！’我只好出去，在画室待着。等救护车来了，他们要把她抬上担架，就让我躲在厨房里，这样她就不知道我在。”
我开始穿衣——斯特洛夫让我马上陪他去医院——他告诉我，已经给妻子安排了一个单间，免得她忍受大病房里的污浊杂乱。走在路上，他向我解释，为什么要我在；如果她还是拒绝见他，有可能愿意见我。他恳求我告诉她，他依然爱她，一点儿也不怪她，只希望能帮上她；他对她没任何要求，在她康复前，决不会劝她回到自己身边；她说了算。
我们到了医院，迎面一座荒凉冷清的建筑，一看就是病恹恹的样子，当我们从一个办公室被支到另一个办公室，爬了无数的楼梯，穿过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终于找到了主治医生，却被告知，病人情况严重，改天才能探望。这位医生留着胡子，身材矮小，穿着白大褂，态度很生硬。他显然只把病人当病人，把焦急的亲属当累赘，没有半点儿通融的余地。而且，对他来说，这种事儿司空见惯；也就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和情人吵了嘴后服毒自尽；真是见怪不怪。刚开始，他以为是德克闯的祸，对他说话十分粗暴。等我解释说，他是病人的丈夫，渴望原谅她，他突然用犀利的目光好奇地盯着德克。我似乎看到，他的眼神带着蔑视；这是真的，德克的头上好像戴着绿帽子。医生轻轻耸了耸肩。
“目前没有太大的危险，”他这样回答我们的询问，“还不知道她服了多少。也有可能只是一场虚惊。常常，女人为了爱情而自杀，可一般来说她们很小心，就是吓唬吓唬人，不会成功。通常这只是一个姿态，为了引起情人的怜悯或恐惧。”
他语气冰冷，十分不屑。很显然，对他来说，布兰奇·斯特洛夫只是即将被添加进巴黎年度自杀未遂统计列表中的一个数字。他很忙，不会在我们身上浪费过多的时间。他说，如果我们能在第二天特定的时间来，到时要是布兰奇好些了，她丈夫就可以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