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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我对自己巴黎之行的使命，疑虑重重。现在，我已看不到斯特里克兰夫人痛苦的模样，可以更从容地考虑这件事。我发觉，她的行为有些矛盾，这让我疑惑不解。她很不幸，但为了引起我的同情，她向我表演她的不幸。显而易见，她准备大哭一场，因此准备了好多条手帕；我很钦佩她的深谋远虑，可现在回想起来，她眼泪的分量变轻。我说不准，她让丈夫回来，是因为爱他，还是怕招人议论；我也怀疑，爱的痛楚是否掺杂着虚荣心受伤的痛苦，这对我年轻的心灵来说，简直龌龊。我那时还不懂得，人性有多矛盾；我不知道，真诚中有多少虚伪，高尚中有多少卑鄙，或者，邪恶中有多少善良。
但是，我的巴黎之行本来就有些冒险，当我离目的地越近，情绪也越高涨。我也反观自己，就像在演戏，我对自己的角色非常满意：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要把误入歧途的丈夫，带回给宽宏大量的妻子。我决定，第二天晚上去找斯特里克兰，因为本能驱使我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在饭前想说服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我自己就常常憧憬爱情，但只有在茶余饭后，才有力气幻想美满生活。
我在我住的旅馆打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住处。那里叫比利时旅馆。但出乎意料，门房说没听过。我听斯特里克兰夫人说过，这家旅馆很大，很豪华，在里沃利大街后边。我们在旅馆名录中找。叫这个名字的旅馆只有一家，在摩纳街
。它既不时尚，也不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我摇摇头。
“肯定不是这家。”我说。
门房耸了耸肩。巴黎再没叫这名字的旅馆了。我想，斯特里克兰隐瞒了自己的住址。他给合伙人的那个，也许是在捉弄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显示了斯特里克兰的幽默感，他把一个怒不可遏的证券交易人，骗到巴黎一条下三烂的街道，臭名远扬的房间，让他白跑一趟。不过，我觉得，还是去看看。第二天六点左右，我叫了辆马车，到了摩纳街。我在街角下了车，想走到旅馆，在外面看看再进去。这条街的两边，都是为穷人开的小店，走进去一半儿，路左边就是比利时旅馆。我住的旅馆很一般，但和这家相比，气派多了。这是栋高楼，破旧不堪，多年没有翻修过，可两边的房子整洁干净。旅馆脏兮兮的窗户，全都关着。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显然不会找这么个地方，和那位让他抛弃了荣誉和责任的美女在此寻欢作乐。我非常恼火，觉得自己被耍了，差点儿问都不问，就想扭头走人。之所以进去，不过是为了向斯特里克兰夫人有个交代，我仁至义尽了。
旅馆在一家商店旁边。门开着，一进去有块牌子：请上二楼。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上去，我看到一间用玻璃隔起来的小房子，里面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房子外面，有一条长凳，可能是给门房晚上睡觉用的。四下无人，但我在一个电铃按钮下看到两个字：接待。我摁了一下，很快侍者来了。这是一个年轻人，贼眉鼠眼，满脸愠怒，穿着拖鞋和短袖。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问起话来，要故意装作漫不经心。
“斯特里克兰先生住这儿吧？”我问。
“三十二号，六楼。”
我大吃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在吗？”
侍者看了看小房子里的一块木板。
“他的钥匙不在这儿。自己上去看吧。”
我想，不妨再投石问路。
“夫人在吗？”
“只有先生。”
上楼梯时，侍者一直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楼梯昏暗不堪，污浊的气味扑鼻而来。走到三楼，一扇门开了，一个女人穿着睡衣、披头散发，默默地看着我。终于，走到六楼，我敲了敲三十二号房门。屋子里响动了一下，门打开了一条缝。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出现在我面前。他一言不发，分明没认出我来。
我自报家门，尽量显出非常轻松的样子。
“你不记得我了？去年七月我在你家吃过饭。”
“进来吧，”他愉快地说，“很高兴见到你。坐吧。”
我走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被几件所谓法国路易·菲利浦式样的家具挤满了。一张大木床，上面堆着鼓囊囊的大红鸭绒被，一个大衣柜，一张圆桌，一个很小的脸盆架，两把软座椅子，裹着红色棱形平纹布。一切都又脏又旧。麦克安德鲁上校煞有介事描述的那种浪荡浮华，连个影子也没有。斯特里克兰把椅子上胡乱堆放的衣服扔到地上，让我坐下。
“有什么事吗？”他问。
在这个小房间里，他显得比我印象中的更加高大。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诺福克夹克
，胡子拉碴，好多天没刮。我上次见他，他整洁一新，可看上去并不自在；现在，他这般邋遢，却神态自若。我不知道，他听了我要讲的一番话后，会作何反应。
“我是代你妻子来看你的。”
“晚餐前我要出去喝一杯。来得正好。喜欢苦艾酒吗？”
“还可以。”
“那走吧。”
他戴上圆顶礼帽——这个也早该洗洗了。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当然。就你一个人吗？”
我真是聪明，这么重要的问题，我居然能问得不着痕迹。
“哦，是的。说真的，我已经三天没有说话了。我的法文不够地道。”
当我走在前面，下了楼梯，我想起茶点店的那位姑娘来，不知道她怎样了。是他们吵架分手了，还是他的热乎劲儿已经过了？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他谋划了一年，就是为了让自己陷入绝境。
我们走到克里希林荫路，在一家大咖啡馆露天的桌子中找了一张，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