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一两天,斯特里克兰夫人给我捎来一张便条,问我晚餐后能否去看她。我发现她独自在家。她穿着黑色礼服,非常朴素,就仿佛丧失了亲人。我那时年少天真,感到非常惊讶:尽管她伤心至极,着装却依然遵循礼仪。
“你说过,要是我有事,你愿意帮忙。”她说。
“一点儿不错。”
“那你愿意去巴黎找查理 吗?”
“我?”
我吓了一跳。我想我只见过斯特里克兰一面,不明白她让我去干什么。
“弗雷德要去。”弗雷德就是麦克安德鲁上校。“但我觉得他不合适。他只会把事情搞砸。真不知道该请谁去。”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觉得要是再不答应,就太残忍了。
“可我和你丈夫说过的话,连十句都不到。我们不熟。很有可能,他不理我,说,见鬼去吧。”
“那又伤不了你。”斯特里克兰夫人说着,笑了。
“你让我去,做些什么?”
她没有搭话。
“我觉着,他和你不熟,反而更好。你知道,他很不喜欢弗雷德。他觉得弗雷德是个笨蛋,不吃军人那一套。弗雷德会勃然大怒,他们会吵上一架,事情不但办不好,反而更糟。但如果你说,你是代表我去的,他不会拒绝和你谈谈。”
“我和你们刚认识不久,”我回答说,“除非知道整个情况,不然很难办。我不好打听和自己无关的事。为什么你不自己去找他呢?”
“你忘了,他不是一个人。”
我没说话。我仿佛看见,自己去拜访查尔斯·斯特里克兰,递上我的名片;他走进房间,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它——
“请问,有何贵干?”
“我来和你谈谈,你夫人的事。”
“是吧。如果你年纪再大点儿,肯定会懂得,不该多管闲事。如果你把头稍稍向左转,就会看到,那边有一扇门。再见!”
可以想见,走出来时,我是多么不体面。真希望晚回伦敦几天,等到斯特里克兰夫人处理好这事儿再回。我瞥了她一眼。她正陷入沉思,很快,又把头抬起来,叹口气,笑了下。
“真是意想不到,”她说,“我们结婚十七年了。做梦也想不到,查理居然这样,会迷上别的女人。我们感情一直很好。当然,我有许多兴趣爱好,他没有。”
“你知道是谁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那个人是谁,和他一起走的?”
“没有。好像谁都不是。太奇怪了。一般来说,男人如果爱上什么人,总会被发现,出去吃饭什么的。而妻子的朋友,总会把这些告诉她。没有人提醒我——什么也没有。他的信,仿佛晴天霹雳。我还以为,他和我一直过得很好呢。”
她哭了起来。可怜的人儿,我真为她难过。不一会儿,她又平静下来。
“不该让人家笑话我,”她擦了擦眼睛,说,“唯一要做的,是尽快决定怎么办。”
她继续说着,有些语无伦次;一会儿说刚发生不久的事,一会儿又说他们的初恋和婚姻。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在我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一幅清晰的画面。原来,我过去的猜测,并没有错。斯特里克兰夫人,是一位印度文官的女儿;她的父亲退休后,在偏僻的英国乡下定居,每年八月会带全家到伊斯特本 换换空气;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那年她二十岁,斯特里克兰二十三岁。他们一起出游,一起在海边散步,一起听黑人流浪歌手唱歌;在他正式求婚前的一个星期,她已决定要嫁给他。在伦敦,他们定居下来,刚开始住在汉普斯蒂德,后来生活好了,便搬到城里,生了两个孩子。
“他好像很喜欢他们。即使对我厌倦了,但怎么能忍心抛弃孩子。真是不可思议。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后来,她把他的信拿给我看。本来我很好奇,想知道,可一直不好意思问。
亲爱的艾米:
我想你会发现,家中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吩咐安妮的事,我已转告,等你和孩子回到家,晚饭会为你们准备好。我不能接你们了。我已决定离开你,明早就去巴黎。这封信,我到了之后会寄出。我不会再回来了。去意已决。不容更改。
你永远的,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
“没一句解释,没一丝愧疚。这还是人吗?”
“这样来看,确实很奇怪。”我回答。
“只有一种解释,他真的变了。我不知道,是哪个女人控制了他,却把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很明显,已经很长时间了。”
“为什么这么说?”
“弗雷德发现的。我丈夫总是说,每星期他去俱乐部打三四个晚上的桥牌。弗雷德认识那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有一次,和他说起查尔斯打牌的事。这个人非常惊讶,他说,他从未在那儿见过查尔斯。很明显,我以为他在俱乐部,实际上,他是在和那个女人鬼混。”
我沉默良久。又想起他们的孩子。
“这事很难向罗伯特解释。”我说。
“哦,我对他们只字未提。你知道,我们返程的第二天他们就回学校了。我还算沉着,告诉他们父亲出差了。”
心里藏着如此意外的秘密,却能装作漫不经心,若无其事,很不容易;还得集中精力,打点孩子们上学,真是煞费苦心。斯特里克兰夫人又哽咽了。
“他们以后可怎么办啊,可怜的宝贝?我们怎么活啊?”
她尽力控制自己,我看到她的手一会儿紧攥,一会儿松开,这种痛苦太可怕了。
“如果你觉得我能办妥,我可以去巴黎,但你要告诉我,让我去干什么。”
“我想让他回来。”
“我听麦克安德鲁上校说,你决定和他离婚。”
“我永远也不会和他离婚,”她突然恶狠狠地说,“把我的话告诉他,他永远也别想和那个女人结婚。我和他一样,非常固执,我永远也不和他离婚。我要为孩子着想。”
我想,她最后说的,是为了向我表明她的态度,但我认为,这是出于嫉妒,而非母爱。
“你还爱他吗?”
“不知道。我要他回来。如果回来,可以既往不咎。毕竟,我们做了十七年的夫妻。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女人。不会介意他做了什么,只要我不知道。他应该清楚,这种迷恋长不了。如果他现在就回来,一切都可以敷衍过去,谁也不会知道。”
斯特里克兰夫人对流言蜚语这般在意,让我有些心寒,因为,当时我还不明白,他人的意见,对女人的生活,关系如此重大。我认为这种态度,会在她们深切的情感上,投下不真诚的阴影。
斯特里克兰住的地方,家里人知道。他的合伙人曾通过斯特里克兰存款的银行,给他写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责骂他销声匿迹;斯特里克兰在回信中冷嘲热讽,说在哪儿可以找到他。他显然住在一家旅馆。
“我没听说过这地方,”斯特里克兰夫人说,“但弗雷德非常熟悉。他说,这家很贵。”
她的脸涨得通红。我猜,她仿佛看见丈夫住在豪华的房间里,在一家家高档的餐厅吃饭。她想象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天天去赌马,夜夜逛剧场。
“像他这样的年龄,不能老这样,”她说,“毕竟,四十岁的人了。如果是一个年轻人,倒可以理解,可这年纪,就太可怕了,孩子都快长大了。再说,他的身体也吃不消。”
愤怒与痛苦,在她胸中搏斗。
“告诉他,他的家在召唤他。家里什么都没变,但也都变了。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我宁愿自杀。和他谈谈从前,谈谈我们的往事。如果孩子们问起,我该对他们怎么说?他的房间还跟他走之前一模一样。他的房间在等他。我们都在等他。”
我去巴黎说什么,她都教我了。甚至,他可能问什么,我应该答什么,她也一一说了。
“你会为我尽力办好这件事,对吧?”她可怜兮兮地说,“告诉他,我现在的状况。”
看得出,她希望我施出浑身解数,博取他的同情。她哭个不停。我难过极了。斯特里克兰的冷酷、残忍,让我非常气愤;我答应一定尽我所能,带他回来;再过一天我就起程,不把事情办妥,决不回来。这时,天色已晚,我们说得激动,都已筋疲力尽。我起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