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在我写下以下文字，或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是独自生活在林间，距任何邻居都有一英里。我自己建了一座房子，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的瓦尔登湖畔，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我在那儿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则又成了“文明社会”的寄居客。

我本不会贸然地跟读者讲起这么多我的私事，只是我们镇上的居民对我的生活方式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人说我的生活方式有点不着调，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却觉得这种方式非常自然，也非常合适。还有人问我以什么为食，会不会感到孤单和害怕，诸如此类；另一些人则想知道我收入的多少被用于慈善事业；还有一些来自大家族的，则问我帮扶了多少个贫困儿童。所以，如果在本书中我试图回答了一些这样的问题，就要请那些对之并没什么特别兴趣的读者诸君包涵了。多数书对第一人称“我”字都避而不用，本书则会保留：这种“自我主义”，是本书区别于其他书的主要不同。我们常会忘了，无论说些什么，其实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我本不该谈论这么多我自己的事，如果我对他人的了解甚于我自己。很不幸，因为经历有限，我也只能局限于这一主题了。另外，从我的角度看，任何一位作者都应该首先直接、真实地记下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有些这样的记述就好像是从遥远的异乡寄给亲友们似的；因为只要他认真生活，就必然居于相距遥遥的异域他乡。或者，这些篇章更是为穷学生们而写的。至于其他的读者，则会接受适用于他们的部分。我相信，没有谁会为了把衣服穿上身，硬生生拉扯衣服的缝线；因为只有合身，才能穿着舒适。

我乐于讲到的话题，并非关于远在中国或桑威奇岛的居民，而是关于你们，本书的读者，据说是生活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它们主要是关于你们的状况，尤其是你们在这镇子上，在这个世界上的情况或境遇。那是什么样的情况或境遇？一定要像现在这般糟糕吗？难道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吗？我到过康科德的很多地方。无论在哪儿，商铺、官署抑或是田野，看上去居民们都在用上千种让人惊异的方式进行自我惩罚。我曾听说过婆罗门教徒的苦修之法：坐在四面火焰之中，双目直视太阳；头朝下，将身体倒悬在火焰之上；扭着头，望向苍天，“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来的姿势，而扭着的脖子，也使除液体外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进到胃里”；链锁缚身，终生捆在一株树下；像毛毛虫一般，用他们的身体丈量帝国广袤的土地；单脚站在柱石顶上——即便是这些有意为之的自我惩罚，也不比我日常所见的情形更令人难以置信和惊愕。与我的邻居们所承受的相比，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差也算不得什么，因为那终归不过十二件而已；而我却从没看见他们杀死或捕获了什么怪兽，或完成了哪桩差事。他们也没有像伊俄拉斯一样的伙伴，用火红的烙铁来灼烧海德拉的断颈。对于他们而言，一颗头被砍掉了，立刻就会有另外两颗头长出来。

在我看来，继承农田、房舍、谷仓、牛羊、农具是年轻人和我镇上同胞的不幸。因为这些东西得来容易，想要摆脱它们的束缚却要艰难得多。他们还不如生在空旷的草场里，由野狼喂养长大，这样反倒眼目清明，辨得清是什么样的土地在召唤他们劳作躬耕。谁使他们成为土地的奴隶？当人命中注定只需寸土为生计，为何他们却要种植六十英亩的土地？为何自呱呱坠地他们就开始自掘坟墓？他们不得不过着人的生活，推着眼前之物前行，尽可能让一切进展顺利。我碰见了多少个可怜的、不朽的灵魂，在生活的重负之下，饱受碾压，几近窒息，只能沿着生活的道路匍匐而行，推动着面前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以及上百英亩的草场、林地和耕地，在那儿备耕、除草。而那些没有产业可以继承的人，自然也就没有承继家业所带来的无端负担，却又不得不为了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屈身劳作。

然而，人们总是于错误之中盲目劳作，人之较好的部分也很快被犁进土壤，成为肥料。一种似是而非的命运，通常我们称为“必然”的东西，支配了人们去积累财富，而正如一本古书中所说，财富或者被飞蛾和锈斑腐蚀，或者被闯入的盗贼窃取。这是蠢人的生活，即便他们之前不曾明白，在接近生命终点的那刻则必然醒悟。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在造人的时候，就是把石头从头顶往身后扔。诗云：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如罗利所曾铿锵吟咏的那样：

“从此我们的善良之心坚硬，承受痛苦和忧戚，

证明我们的躯体实是源自岩石。”

将石头越过头顶抛到身后，根本不留心它们落到了哪里，对如此的神谕，他们竟也能盲目遵从。

即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出于纯粹的无知或谬误，多数人满脑子都是人为的担忧或生活中无益的粗糙劳累，致使他们无缘摘得鲜美的生命果实。过度的劳作，使他们的手指太过粗笨，而且颤抖得厉害，已不适宜采撷。事实上，劳动者无暇持之以恒地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完善，也无力维持人与人之间最人性化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就贬值。他没时间做别的，除了成为一架机器。他如此经常地滥用他的知识，又如何记得清自己的无知呢？——更何况他的成长需要无知。在对他作出评判之前，我们先要无偿地为他提供食物和衣服，用兴奋剂使他恢复精力。我们天性中的最佳品质，就如同水果外皮的粉霜，只有最为精心的呵护才使其得以留存。然而，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我们都不曾如此柔情。

我们都知道，你们之中有些人是贫困的，体会着生活的不易，有时可以说连气都喘不过来。我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些人是付不起餐费的，也无力偿付那即将磨坏或早就磨坏了的衣服和鞋子，可你们还是从债主那里撬来了一个小时，在这些篇章中度过这借来的甚或偷来的时光。你们中的许多人过着卑微而难言的生活，这显而易见，凭生活历练的经验我一望可知。你们总是生活拮据，设法干点营生，摆脱债务。债务是古老的泥淖，拉丁文里作aes alienum，意为“他人的铜币”，因为拉丁钱币多是铜铸的。你们在“他人的铜币”之下生活、弥留、被葬送掉；一味地承诺偿还、明天就偿还，而今天还在无力偿还中拼命挣扎；竭力讨好，寻求关照，用尽了各种办法，只要不犯罪坐牢；你们撒谎、奉承、投票，收缩自己以挤进文明的硬壳，或者膨胀自己至稀薄大气并冒充慷慨，你们说服邻居，由你们为他们做鞋、帽、衣服或者马车，再不然就添些杂货；你们攒了些钱，搁在旧箱子里，或者装进袜子放在石灰墙的后面，或者为了安全起见存进砖瓦结构的银行，以应对不时之需，结果却累病了自己。那钱不论存在哪儿，数目如何之大，或者如何之小，但又怎样呢！

我时常疑惑，在对待黑人奴隶制这种非正义的、多少有些舶来的奴役形式时，我们竟至——我几乎可以说——如此轻率；许多机敏而娴熟的奴隶主，奴役着美国南北。南方奴隶主是严苛的，北方奴隶主更有过之无不及；然而，最为糟糕的是你成为自己的奴隶主。谈什么人之神圣！看看大路上的赶马人，夜以继日地赶往市场，他的内心激荡着什么神圣性吗？他们的最高职责无外乎给马饲草喂水！和运输的获利相比，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他不是在为名声煊赫的士绅赶马吗？他有什么神圣，谈什么不朽啊？请看他匍匐而行，一天里战战兢兢，谈不上不朽，也谈不上神圣，而是自认为奴隶和囚徒——这些名号恰与他的日常所为相配。相比于我们的自知之明，公众舆论这位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力量薄弱。决定或者表明了一个人命运的，正是他的自我认知。甚至西印度群岛各地也在谈论心灵和想象力的自我解放——又有哪一个威尔伯福斯来促成此事呢？再想想那片土地上为抵御世界末日而不停地编织梳妆台坐垫的妇女，对自己的命运竟无丝毫关心！仿佛消磨度日竟能无损于永恒！

芸芸众生都过着一份平静而绝望的生活。所谓顺从天命，正是确定无疑的绝望。走出绝望的城市，你来到绝望的乡村，只能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气自我慰藉。甚至在所谓的人类游戏和消遣之下，都隐藏着一种模式化的、不易察觉的绝望。两者之中都无娱乐可言，因为娱乐产生于工作之后。然而，不陷于绝望之事，才是智慧的特征之一。

当我们用教义问答的语言，回答诸如什么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必备之需或确当手段的时候，看起来就好像人们有意选择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对这种生活方式更为青睐。其实他们知道，除此别无选择。然而，人之清醒、健康的本性则记得“太阳升，万物明”的道理。不论何时抛弃偏见，都不会太迟。任何一种想法或做法，无论多么古老，未经确证都不可信。今天人人为之附和或以为尚可默认的真理，明天就可能被证有误，有些意见，曾被视为祥云，将在他们的土地上挥洒滋养的甘霖，结果也不过是缥缈的氤氲。老人们认为你办不到的事，你做了，结果成功了。老有老做法，新有新规矩。比如，老人们或许就不太明白添加燃料能使火种长燃不熄的道理；新人们则在陶罐下放上干柴，绕着地球飞行，速度迅疾如鸟，那架势，套用一句习语，可是“吓死老头子”了。和年轻人相比，老人不见得就更胜任当指导，甚至未必做得同样好，因为他们虽然收获了很多，失去的却更多。人们几乎有理由怀疑，最智慧的人是否在生活中学到了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事实上，老年人对年轻人并没有非常重要的忠告。他们自身的经验本来就有限。他们也必然相信，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们的生活本就是惨痛的失败。可能他们心中留下了些与那些经历不符的信心，只是他们已不那么年轻了。我活在世上也有三十来年，却没有从长辈们那里听到哪怕一个字的有价值的或真诚的忠告。他们什么也没告诉过我，或者他们也无法告诉我应该怎样去生活。这就是生活，其中大半我还未曾尝试；就算他们曾经尝试，对我也没什么助益。假如我有什么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也可以肯定我的师友们并不曾就此发表过什么见解。

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蔬菜你是活不下去的，因为蔬菜提供不了骨骼所需要的养分”；所以他每天虔诚地分出一部分时间，为他的身体提供骨骼所需的原料；他在耕牛的后面边走边说。那几头牛啊，靠吃蔬菜形成的骨骼，拉着他和他的木犁，不顾障碍地向前走着。在某类人中间，比如对那些最无助的或身染疾病的人而言，某些东西确实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对另外一类人来说，只不过是奢侈品；换到别的人群中，则又成了全然的稀奇事了。

有些人以为，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不论是高山还是低谷，已被前人踏遍，所有的一切都已被关注。据伊夫林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规定了树与树之间的那些间距；罗马执政官也曾规定隔多久你可以进一次邻家的田地，捡拾掉在地上的橡实，而不被算作乱闯私宅，并且还规定了应分给邻人的份额。”希波克拉底甚至留下了剪指甲的方法说明：与手指平齐，不长不短。毫无疑问，乏味和倦怠耗尽了生命的丰富与愉悦，并且它们像亚当那般古老。而人的能力却从来未被量度；我们也不能根据任何先例判断人能做什么，他已经尝试的事情尚少。不论之前你有些怎样的失败，“别难过，我的孩子，谁又会将你未完成之事再交托给你呢？”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方式来检测我们所尝试的生活；这就好像同是那一轮太阳，既照熟了我的豆荚，也照亮了一组类似于我们地球的行星。如果我早就记住了这一点，就能避免不少错误。这阳光并非我为豆地锄草时所沐浴的阳光。那些星是多么神奇的三角形尖角！宇宙中各式的宅邸之内，又有多少相距遥远、迥然相异的物种在同一时刻凝神遥望着同一颗星星啊！谁能说得清生活向别人展示了怎样的前景？难道还有比两双眼睛一瞬间的凝神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瞬之内经历这个世界所有的时代；是的，甚至所有时代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据我所知，任何一种获取别人经验的阅读方式都不会像阅读历史、诗歌、神话一样令人惊异而又信息丰富。

我的邻居们大多称之为好的东西，在我灵魂深处却认为是坏的。如果我有什么可忏悔的，则很有可能正是我善良的品行。究竟什么魔鬼掌控了我，让我的行为如此规矩？老人啊，你可以说你所能说的最智慧的话——你活了七十年，也有过某种荣耀。然而我听见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引领我远离你的教诲。一代人抛却了另一代人的事业，就好像它们是些搁浅的船只。

我认为，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比我们现在信赖的要多很多。我们不妨放下些对自己的在乎，诚恳地把它们投入别的地方。大自然适应我们的弱点，正如它适应我们的力量。有些人一味地紧张焦虑，几乎成了不治之症。我们生来就愿意夸大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可我们没做的又有多少啊！如果我们病倒了，会有怎样的后果？我们多么谨慎啊！下定决心只要能避免，就不依靠“信仰”生活；我们终日保持警惕，晚上则不情愿地祷告，把自己交付给无常的命运。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周到、真诚，敬畏我们的生活，拒绝变化的可能。我们说，只能这样生活呵；可是，从中心一点能画出多少半径，就有多少种生活方式。一切变化都是值得思索的奇迹，但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将想象出来的事实降格为他所理解的事实时，我预见到：所有的人最终都将以此为基础建构他们的生活。

我们不妨稍事思考，我前面所提到的烦恼和焦虑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们又有多大必要受其困扰，或至少因此而谨慎？虽然置身于表面的文明，一种原生态的、拓荒式的生活对我们仍是有益处的，哪怕只是为了发现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都有哪些，它们又该如何获得；甚至翻阅一下过去商人们的流水账，看看人们通常在买些什么，储存些什么货物，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杂货都有哪些。时代的变迁并未对人类的基本法则产生多大影响，就好比我们的骨骼和我们祖先的骨骼大约是无法分辨得开一样。

我所说的生活必需品，是指在人通过努力所获得的事物之中，那些从一开始或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成为人们生命中重要内容的事物。它们非常重要，几乎没人试图离开它们度日，无论是出于蒙昧、贫穷还是哲学上的原因；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的。对许多生物而言，这种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食物。草原上野牛的所需之物是几英寸长的美味的青草和可饮用的清水；此外，他还需要寻找森林或山荫的遮蔽。任何牲畜的所需之物都不过是食物和庇护所。

就本地的气候条件而言，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可归入以下几类：食物、住所、衣服、燃料。这种划分已经足够准确。只有这些得到保障，我们才算做好了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的准备，并有望获得成功。人类不仅发明了房屋，还发明了衣服和煮熟的食物；现在，坐在火边取暖已成为生活中的必需，这可能是来自最初偶然发现的火能带来温暖，以及后来使用它的效果（起初用火还是很奢侈的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猫和狗也获得了同样的第二天性。借助适当的住所和衣物，我们就理所当然地保存了体内的热量。

但如果住得太热或穿得太暖，或者燃料的温度过高，也就是说，外部的温度高于我们体内的温度，那么，我们岂不是在烘烤人肉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他们一行人穿得厚厚的坐在火堆旁烤火尚不觉热，那些赤身露体的野蛮人离火堆远远的，却“在火焰的烘烤下汗流浃背”，这让他大为吃惊。我们也听说过，新荷兰人裸着身体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而欧洲人却裹在衣服里瑟瑟发抖。野蛮人的强壮和文明人的智慧是不是就无法结合到一起呢？按照李比希的说法，人的身体好比火炉，食物即是燃料，保持着肺脏内部的燃烧。冷天我们多吃，热天则少吃。动物的体温正是缓慢内燃的结果，而疾病和死亡则在燃烧过旺时发生；或者，由于燃料短缺或通风不良，火便熄灭了。当然，“生命的体温”不宜与“火”混为一谈；这样的类比就到此为止吧。因此，从上面的列举来看，“动物的生命”和“动物的体温”几乎同义，因为既然食物可以被看作保持我们体内火种的燃料——而一般所说的燃料的用途只是煮熟食物，或者从外部增加身体的热量——住所和衣服也可以只用来保持人体产生或吸收的热量。

由此，对人体而言，极为必需的就是保暖，保持体内生命的热量。我们经受了何等的辛苦呀，不但为了获得食物、衣服、住处，也为了我们的床铺——那些我们夜晚的衣服。我们从鸟的巢穴和胸脯上掠夺羽毛，营造这住所中的住所，就如同鼹鼠在洞穴尽头用草和树叶做成的床铺。可怜的人总是叫苦，说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我们把大部分的病症归于寒冷：身体上的，或者人际上的。夏天，在某些气候条件下，人们的生活好似乐园。除了做饭之外，是不需要燃料的。太阳就是火焰，它的光线将众多果实充分“烹制”；除了食物更为多样、易得之外，衣服和房舍也完全多余，或半多余了。据我自己的经验，目前在我们国家，只需要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和一辆手推车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对于好学之人，还要再加上灯和文具，以及能读上几本书。这些东西仅次于必需品，花一点点钱就能得到。但有些人就不太聪明，跑到了地球的另一边，那些蛮荒、脏乱的地界，花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做生意，就是为了能最终生活——当然是舒适而温暖的生活——并且死在新英格兰。那些奢侈的富人则不只是保持舒适的温暖，反而是不正常的高温；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他们是被烘烤的，当然还烤得挺时髦。

大多数奢侈品，以及很多所谓舒适的生活方式，不但没有必要，而且确实妨碍了人类的进步。谈到奢侈与舒适，大智者的生活相比于贫困者往往更为简单、更为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们都是同一类人，和他们相比，没人在物质上更贫穷，也没人在精神上更富有。我们对他们所知不多，但能知道这么多，已经够让人惊叹了。这些民族晚近的改革家或有卓越贡献的人也是如此。只有从我们称之为甘贫乐苦的有利立场出发，才能成为一个公正、睿智的人类生活观察者。奢侈的生活结出奢侈的果实，不论在农业、经济、文学还是艺术上皆是如此。当今社会只见哲学教授，却不见哲学家。然而，当个哲学教授也是很可羡慕的事，因为曾经连活着都让人羡慕呢。而当个哲学家，则不仅要有精深的思想，或者建立个哲学流派，而且要热爱智慧，并且遵循智慧的指示，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容而且诚信的生活。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都会解决一些生活问题。

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或豪杰式的，而是朝臣式的。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同父辈一样，恪守成规地应付着生活，不论从哪个意义上，他们都不能被称为人类一支高贵族群的祖先。然而，是什么造成了人的退化？又是什么致使家族没落？使国家陷于衰亡的奢靡又有着怎样的本质？我们真能确定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存在一丝它的踪迹吗？哪怕是在外在的生活方式上，哲学家也是超前于他的时代的。他不像同代人那样吃、穿、住以及取暖。一个人既然是哲学家，又怎能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保持生命的热量呢？

当一个人用我上文描述过的几种方式得到温暖之后，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呢？肯定不是再多些同样的温暖，就好像无需更多、更丰盛的食物，更宽敞、奢华的住所，更精美、丰富的衣服或者更旺盛、持久的炉火等一样。在获得生命的必需后，除了获取多余物之外，人还另有一种选择，即无须卑微操劳，放个假，开始面向生命本身的历险。泥土看起来是适宜播种的，因为它使胚根向下生长，然后再自信地向上发出嫩芽来。人也是牢牢地扎根在土壤里，为什么却不能同样地向天空生长呢？——那些更高贵的植物之价值，在于它们最终在空气和日光中凝结出的果实。它们远离地面，受到的待遇不同于低卑的蔬菜。蔬菜虽然可能是两年生的，但得待根长成之后方能栽培，而且种植时常被从顶部掐去枝叶，所以即便尚在花期，也难以为人所识。

而对那些生性坚强果敢的人，我不准备定什么规范。不论在天堂还是地狱，他们都能把自己的事处理妥当。甚至和最富的人相比，他们修建的住处也更宏伟，花销也更阔绰，却不会身陷经济困窘或生活迷茫——如果这些人们梦中的人物真的存在的话；对于那些已然在目前的情势中得到激励与灵感，并以情人的钟爱与热情珍惜着它的人而言，我也没什么规范可定——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自己也划在此类人之列；我的这番话，也并非说给那些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尽职敬业、并清楚自己是否乐于敬业的人——我主要说给那些不满足于生活、在本有可能改善生活之际，却只是懒散地抱怨境遇与时世艰难的人。有些人，抱怨起来慷慨激昂、无法慰藉，因为据他们所称，他们一直都在尽自己的职责。我所关注的，还包括那些貌似富有却于所有人中极为贫瘠的人，他们积攒了些无用的财产，却不知如何使用或摆脱，结果铸就了加诸己身的金银镣铐。

如果我打算把过去岁月里曾希望如何生活的想法讲出来，则多半会使对我的生活经历有所了解的读者感到惊奇，也必然会使那些对之一无所知的读者倍感讶异。所以我只约略讲几件我认为重要的事。

任何天气之下，白日或黑夜的任何时辰，我都渴望用好关键时刻，并在我的手杖之上留下刻痕；我祈望立身于现在、此时，也即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永恒之物的结合点上；我急于站上起跑线。请原谅我表达中的隐晦之处。比起大多行业，我们这一行的秘密更多。不是我故意隐瞒，而是与行业的自身特点有关。我倒是乐意把我所知道的和盘托出，而绝不会在大门上涂上“不得入内”的字眼。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只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现在还在寻找。我对许多旅客说起过它们，描述过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会回应怎样的召唤。有一两个旅客说曾听到猎犬的叫声、奔马的蹄音，或者曾看到斑鸠消失在云端。他们急于找到它们，就好像遗失它们的是他们自己。

领日出、日落之先，并不足够；如果可能，要先于大自然本身！无论盛夏严冬，有多少个清晨，在所有的邻居为他们的事务奔忙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毫无疑问，我们镇上的好多居民都碰到过我干完活回来，比如那些黎明时分动身前往波士顿的农民或干活去的伐木工人。当然，我从未从物理上助力于太阳高升，但于彼时在场，却无疑必不可少。

多少个秋天的，嗳，还有冬天的日子，我在城外度过，竭力探听风声，听到了就迅速散播开去！我几乎为此倾注了全部的资金，而朝着消息的风向追踪，也使我难以喘息。如果事关两派政党之一，看具体什么内容，则一定已经随着最新的消息出现在公报上了。其他时候，则从悬崖或树顶的瞭望台上观望，用旗语信号告知每一个新消息；或者傍晚时分，守候在山巅，等待夜幕降临，期望捕捉到一些什么，即便我得到的从来就不多，而且这得来的部分，还如同天赐的食物一般，在阳光下会消于无形。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报纸的记者。报纸发行量不大，且编辑认为我写的大部分稿件不宜刊发。像作家们常碰到的那样，我付出了辛劳，而得到的却不过是自己的痛苦。然而，就这件事而言，痛苦也是它自身的报偿。

多年以来，我自封为暴风雪、暴风雨的观察员，且忠于职守；还自任监测员，不能监测公路，就监测林间小路或者便道，确保它们畅通，峡谷间也有栈桥相连，并且四季皆可通行。行人在这些地方的足迹，证明了它们的便利。

我也曾守护城区的野兽，它们常越过篱笆，给忠于职守的牧人带来诸多麻烦；我曾留意农场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虽然今天我可能不知道乔纳斯或所罗门具体在哪片土地上耕作，但这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浇灌过红色的越橘、沙里生长的樱桃和荨麻、红松和黑枔、白葡萄，以及黄色的紫罗兰花，否则到了旱季，它们就会枯萎凋零。

总而言之，我这样做了很久，这么说毫不夸张。我忠于职守，认真处理这些事务，直到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市民们终究是不愿意将我列入公职人员名单的，也不允许我挂职拿取适量的薪酬。我的账簿，我发誓记载可靠，不过的确未经审查，更不用说有谁来兑现、偿付或者结清了。不过，我也从未把心思放在这件事上。

不久以前，一名走街叫卖的印第安人来到我们附近一位著名律师家兜售篮子。他问：“你们要买篮子吗？”回答说：“不，我们不买。”“什么！”印第安人边往外走边嚷，“你们是想饿死我们吗？”眼见他勤劳的白人邻居那般富有——律师嘛，只需编织好说辞，然后就跟施了魔法似的，财富和地位就都来了——这印第安人便对自己说：我要做买卖；我要编篮子；这事我能做。他认为把篮子编好就算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就应该是白人邻居把篮子买下来。他不明白，他还需要使他的篮子值得购买，至少得让别人认为值得，如若不然，就做些别的，使那件东西值得买。我也曾编过一种精巧的篮子，不过没使它们值得购买。但在我而言，一点儿也不觉得编它们不值得。我从没研究过如何使我的篮子值得购买，相反，我研究的是怎么避免不得不出售它们。人们赞美且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的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大一种而贬低其他的生活方式呢？

我感觉镇上的居民不大可能在县府里给我一个职位，也不会让我当个助理牧师，或给我个别的什么生计，我必须自己想办法。我把目光投向森林，这次比以往都更为专注，因为那里的一切我都更为熟悉。我决定马上开工，不再等筹措到通常所谓的资金，就用我已有的微薄积蓄。我去瓦尔登湖，并非为了过简朴或奢华的生活，而是尽可能减少干扰，去从事一些私密事务；如果由于缺乏常识、事业心或者办事才能，我放弃完成这些事务，则不仅悲哀而且愚蠢了。

我总是尽力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这对每个人都不可或缺。如果你是和帝国交易，在塞勒姆港海滨的某处设个财务室作为固定机构也就够了。你可以出口那些本国出品、纯粹地产的商品，如大量的冰块、松木及少量的花岗岩，运货就用本地货轮。这都是些好生意。你需要亲自监看所有细节，同时身兼领航员和船长、货主和承购人等多职；买入、卖出、记账；阅读每封收到的信，撰写或审阅每封要寄出的信；夜以继日地监督进口商品的卸货；几乎同时出现在岸边的多个地点——装载有最昂贵货品的货轮通常会在泽西的一个口岸卸货；要自己发旗语，不知疲倦地扫视海面，和近岸通行的所有船只沟通情况；保持商品稳步派送，供给一个远方的高价市场；要确保了解各地市场的情况、任何一地的战争或和平的前景，预测贸易和文明发展的趋势；要利用所有探险的成果，走新航道，运用航海技术的新进展；要研究航运图，确定礁石、灯塔、浮标的位置，并对对数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因为本该到达友好港口的船只之所以常撞在岩石上、造成船体分裂，正是由于某个计算员的错误——比如拉·贝鲁斯那不为人知的命运；要跟上宇宙科学发展的步伐，研究从汉诺和腓尼基人至今的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商人的生活；最后，时时登记库存，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是一份苦劳，需要调动一个人的各种官能，涉及盈利或亏损、利息、皮重和备损以及其他各种估量计算问题，所以同样要求广博的知识。

我认为瓦尔登湖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仅是因为铁路线和采冰业；它还有别的不便透露的便利之处。它是一个不错的港口，地基扎实。尽管你得到处打桩奠基，但不必填充涅瓦河区那般的沼泽。据说西风之下，涅瓦河如果涨水，裹着冰块的河水足以把圣彼得堡冲出地球表面。

因为要开业之时我并没有备足通常所谓的资金，所以哪里能获得从事这行所不可或缺的那些东西呢？这也许不容易揣测。直接涉及问题的实际部分，比如衣服：我们采购衣服，通常都是考虑款式是否新颖，人们会有何意见，而并非其真正的实用性。让那些有工作的人回忆一下穿衣的目的：首先，保持生命的热量；其次，社交场合得体。如此他就可以判断，如果不去添置新衣，能完成多少必要且重要的工作。国王、王后的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他们有专门的裁缝和服装师，却无法体会穿上一套合体衣服的那份舒适。他们比挂着干净衣服的木架好不了多少。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与我们更为相融，带上了穿衣人性格的烙印，直到我们一再拖延，缝缝补补，最后才面色凝重、犹豫不舍地将它们收起，就仿佛在处理我们的身体。在我看来，没有人会因为衣服上有块补丁而显得卑贱。但我确信，相比于拥有健全的良知，人们通常对时髦的，或者至少是干净的、不打补丁的衣服更为上心。但即便破了没补，所暴露出来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不修边幅罢了。

我有时会这般试探熟人——谁肯穿在膝盖处打了补丁或者多了两道缝线的裤子？多数人的反应，就好像他们人生的前景将由此被毁。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愿穿着破裤子四处走。通常，如果一位绅士的腿意外受伤了，是可以疗救的；但如果他的裤子经历了同样的事故，就无药可救了；因为他所考虑的，并非真正值得敬重的东西，而是为人们所看重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不多，但认识的衣服、裤子却不少。给稻草人穿上你贴身的大褂，而你却一丝不挂地站在旁边，有谁不会立即向稻草人问好呢？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地，走近一根穿衣戴帽的木桩，才认出那是农场的主人。跟上一次见面相比，他只是在风吹雨淋中经历了更多风霜。我听人说起过一只狗，它对所有穿了衣服向他主人的宅院走来的陌生人吠叫，却轻而易举地被一个赤身露体的窃贼弄得一声不吭。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人们的衣服尽被除去，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相应的社会等级呢？如此情况之下，你又能不能在任意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谁属于最尊贵的阶层？菲菲夫人在她由东到西的环球冒险之旅中，曾到达离她家乡很近的俄国的亚洲地区。在去谒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感到有必要脱下旅行装，换身别的衣服了，因为她“此时身处文明国家，那儿……人们以衣帽取人”。即便在我们这些民主的新英格兰市镇，谁要是不经意间发了大财，华衣丽服，一身奢华，就能得到广泛的尊敬。不过，那些表现出尊敬的人，尽管为数甚众，却都是些异教徒，真该给他们派去一位传教士。再说，衣服需要缝纫，那可以说是没完没了的活；至少，一个女人的衣服是永远不会完工的。

一个人终于找到工作了，也并不需要穿着新装去上班，那件在阁楼里闲置了不知多久、落满灰尘的旧衣服就够用了。旧鞋子效力于英雄的时间，总是比效力于英雄的扈从的时间长——如果这个英雄有扈从的话——而赤脚的历史就比穿鞋更为悠久了。只有对那些要去参加晚宴和去立法院的人而言，新装才是必不可少的；而那新装变化之频繁，就如同穿着它们的人们那般善变。如果我的外衣和长裤、帽子和鞋子，都适合穿着去参加教堂礼拜的话，那它们就是合适的，难道不是吗？有谁见过自己旧衣服——那褴褛不堪的破衫烂衣——变成了最初的原料，就算送给穷孩子都算不上善行，而穷孩子还很可能把它们再送给更穷的人，又或者说更富有的人，因为他们生存所依赖的东西要少得多？要我说，所有需要新衣服，而不是穿衣服的新人的事业，我们都得保持警惕。如果没有新人，新衣服又做给谁穿呢？如果你面前有一份事业，就穿着旧衣服先试试看。

人们所需要的，并非用来做事的打扮，而是要做的事，或者说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或许，不论衣服多破、多脏，我们都不该添置新衣，除非我们已经像个新人那般做事、经营、航行，有一种“衣旧人新”的感觉；那时节，留着旧衣服，就好像把新酒装在旧瓶子里。我们去旧迎新的时刻，就如同鸟类的褪羽换毛，一定是生命中关键的时刻。潜鸟换毛，会躲到无人的湖边。蛇类蜕皮、蛹虫出茧，也是如此，所依赖的，不过是身体的孜孜延展。于我们而言，衣服不过是最外层的材质，或俗世的缠绕。否则，我们将被发现打着虚假的旗号航行，最终必然遭到自己及人类的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好像外生植物，要靠在外面加东西来生长。我们体外那些薄而花巧的衣服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是假肤，并非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儿、那儿皆可剥离，而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我们常穿的厚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外皮层；而衬衫，则是内皮层，或真正的皮层，一旦剥除，则不可能不连皮带肉，伤及身体。我相信不论哪个民族，在某个季节都穿着相当于这种衬衫的衣服。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衣着非常简单，即使暗黑无光，一伸手也能摸到自己，且在各个方面均会生活得简单紧凑，筹备万全，即便敌人攻城，也能像古代的哲人一样，赤手空拳，面无惊慌，信步出城。一件厚衣服的用处，大体相当于三件薄衣服，便宜衣服的售价对消费者最为合宜；一件能穿很多年的厚外套五美元就买得到，厚裤子则要两美元，牛皮靴一美元五十美分，夏季帽二十五美分，冬帽六十二美分半，还可以在家里做一顶更好的，也花不上几个钱，如果穿上这样一套用自己的劳动赚来的衣服，又哪里会沦落到没有聪明人向他表示尊敬呢？

我要定做一件款式特别的衣服，女裁缝神情严肃地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可都不是这么做的。”语气中丝毫没有强调“他们”这两个字，就好像她引用的是命运女神那样一位非人间的权威。我发现要做成我要的那种款式并不容易，而原因不过就是在她看来我不是认真的，她不能相信我竟如此轻率。听到这神谕一般的断言，一时间我也深思起来，把每个字都单独吟味了一番，好领会它们的含义，弄明白“他们”和我有多少血缘关系，在这么一件与我切身相关的事情上，又有着怎样的权威；最后，我以同样神秘的措辞回答她：“不错，最近他们并不这么做衣服，但现在这么做了。”“他们”两个字同样被我一带而过。在给我量尺寸的时候，如果她不考量一下我的性格，而只是量我肩膀的宽度，就好像我是那挂衣服的钉子，那这种丈量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所崇信的，不是美惠三女神，也不是命运女神，而是时尚女神。她纺线、织布、剪裁，十足的权威姿态。巴黎的猴王带上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群起效仿。我有时感到绝望，在这个世界上，要借助人们的力量完成一件哪怕十分简单、朴实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先经过一次强有力压榨机的挤压，好把旧观念挤压出去，如此一来，他们一时之间也无法站稳脚跟；在这之后，在一群人中，仍会有某个人脑子里生了蛆，从一枚不知何时落在那儿的卵中孵化出来；这种东西，纵是烈火也焚烧不尽，你也就必然前功尽弃了。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有一种埃及麦子就是通过木乃伊流传下来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还不能说服装已经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不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如此。当前，人们还是能弄到什么就穿什么，就好像失事船只上的水手，就穿他们在沙滩上能找到的东西，然后拉开一段距离——时间上的或空间上的，看着彼此化装舞会式的装扮，相视大笑。每一代人都在嘲笑旧风尚，对新风尚则趋之以宗教般的虔诚。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衣服，我们不免觉得好笑，好像它们是食人岛上的国王和王后的装束。衣服一旦不穿在身上就显得可怜兮兮、怪里怪气；唯有穿衣人认真凝视的目光及真诚的生活，方能抑制笑声，让人们对服装肃然起敬，不论它是属于哪个族群。让喜剧小丑表演腹痛，他的行头装扮都得表达同样的情绪；当士兵被炮弹击中，他的破衣烂衫也有了华贵紫袍般的庄严。

男男女女皆爱新式样。这种既幼稚又野蛮的品位，使多少人摇着万花筒、眯着眼睛，才发现了今天这代人所需要的那种独特的款式。制造商早就明白，人们的品位完全是反复无常的。两种款式，差别就在几根色调大体相同的线条，其一立时售罄，另一样则躺在货架上无人问津。然而，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反而成为最时髦的那个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相比之下，文身还算不上所谓的骇俗陋习。不能仅仅因为它刺进了皮肤，图案不能改变，就说它野蛮。

我无法认同工厂制度是人们获得服装的最佳方式。技工的状况正日渐相似于他们的英国同行；这也难怪，因为就我所了解和观察，毫无疑问，工厂的首要目标并非让人们穿得更好、更实在，而是让公司赚钱。从长期来看，人类致力于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所以，即便眼下有可能失败，但最好还是确立更高的目标。

至于住所，我不否认，现在它已经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尽管很多实例表明，即便在比这儿还要寒冷的国度，也有很多人长期没有住房却照样生存。塞缪尔·莱恩曾说：“拉普兰人穿个皮衣，弄个皮袋套好头和肩膀，就夜复一夜地睡在雪地上——那儿的冷气，足以冻死任何一个身穿毛衣的露宿客。”他曾亲眼见他们那样睡觉。“他们并不比别人壮实。”他补充说。可能还没在地球上生活多久，人类就发现了住房的便利。“家庭舒适”这个词儿，或许本就是指对住房而不是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但这种说法极其片面，只是偶尔适用罢了，尤其在某些气候条件下，说到房子，人们主要会想到冬季和雨季，因为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无需住房的，有把遮阳伞就可以了。

就我们这儿的气候来说，以前在夏天，房子不过是夜晚才用的遮盖物。在印第安人的记载中，一个棚屋就是一日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下或画上一排棚屋，就表示他们宿营了那么多次。人并非生来就四肢高大、体魄强盛，所以只能缩小自己世界的围墙，以和自身相适应。最初，人类赤身裸体，生活在户外。白日里，如果天气静美和煦，这样的生活还算惬意；然而，如果人们没有赶紧寻求房子的庇护，即便不提当头的酷日，单是阴雨和严冬，可能早就把人类扼杀在摇篮里了。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就以树叶遮体。人类需要一个家，一个温暖、舒适的所在，先要满足身体上的温暖，其次还有情感上的温暖。

我们不妨想象，当人类尚在幼年，有人胆魄过人，爬进了岩洞寻求遮蔽。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孩子都重启着这段历史：他们喜欢待在户外，哪怕天气阴冷、潮湿。他们玩过家家，骑竹马，完全出于本能。谁没在年幼时兴致盎然地探看倾斜的岩石，或靠近岩洞的记忆呢？这就是我们最古老的原始祖先那份渴望自然的情结在我们身上的遗存。从天然岩洞出发，我们走进了房舍，先后以棕榈树叶、树皮树枝、编织拉伸的亚麻、青草干草、木板圆石及石头砖瓦为顶。最终，我们忘记了旷野之上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家居化的程度，超过了我们的设想。从壁炉到旷野，相距委实遥远。如果在更多的日夜我们与天体之间毫无屏障，如果诗人不是一味地在檐下吟唱，如果圣者也不是如此久地居于室内，也许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毕竟，鸟儿不会在洞穴里鸣唱，正如鸽子不会珍爱它们在鸽笼内的清纯。

不过，如果一个人要设计建造一座宅院，就有必要学些北方佬的精明，以免最终发现自己建了座劳教所，或者毫无线索的迷宫、博物馆、救济院、监狱，甚至豪华的陵墓。先要考虑一下，真正必要的那点儿栖居面积究竟该有多大？我曾在镇上见到来自佩诺布斯科特河的印第安人，他们住在薄薄的棉布帐篷里，帐篷四周的积雪差不多有一英尺那么厚。我想，如果雪下得再厚点儿，恰好挡住了寒风，他们肯定高兴。以前，对一个问题我比现在还要忧心，那就是怎样才能既诚实地生活又拥有正当追求的自由？现在，很不幸，我反倒变得有些麻木了。

正是在那段时间，我总能在铁路边看见一只大箱子，有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到了晚上，工人们就把工具锁在里面。我因此想到，每一个被生活促逼着的人，都可以买一个这样的箱子，花费不过一美元，在上面钻几个孔，让空气流通，在雨天或夜晚钻进去，放下盖子，他就获得了自由，爱他所爱，灵魂无拘。这种方式，看起来并非极糟，也不会遭人鄙视。你想坐到多晚就坐多晚；你不论何时起床、外出，都不会有地主或房主催逼房租。有很多人被房租烦透了，而那其实不过是一个更大、更奢华的箱子罢了。如果他们住进这样的箱子，也绝不会受冻而死。我可绝不是在开玩笑。简朴生活是门科学，允许轻慢，却不能被去除。对于一个惯于户外生活、粗犷但坚韧的民族而言，从前建造一座舒适的房舍几乎完全取材于大自然提供的现成材料。

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印第安人事务主管古金在一六七四年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子用树皮围盖，整洁、密实而又温暖。在树干汁液充沛的季节，趁树皮还绿，他们把树皮剥下，用厚重的木头压成大片……稍微差一些的房屋盖着苇草席子，也还算严密、暖和，但不如前一种好……我曾经见过一些盖毯，有六十或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在他们的棚屋寄宿，里面很温暖，不逊于最好的英式住宅。”他还写到，这些房子里面装饰有地毯和挂毯，绣着精美的花纹，还有各式器具。印第安人已经进化到能调控风向，办法是将一条毯子悬在房顶上的一个洞里，再用一根绳子抽拉。这种住处在初建的时候最多花费一到两天，之后几个小时内就能拆装。这种房屋每家都有，或者至少有个隔间。

当文明尚未开化之时，家家都有住宅，且称得上上好的住宅，完全可以满足质朴、简单的需求。空中的飞鸟有巢可依，狐狸有洞可居，野蛮人也有他们的棚屋；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拥有住房的家庭却不足半数。我想，我这么说并非言过其实。在文明尤为发达的大城市，拥有住房的家庭的数量只占总数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则要为房子这件“外衣”支付年金，且不论冬夏，均不能脱身。这笔租金足可买下整整一个村落的印第安棚屋，却致使他们贫困终生。我无意强调与拥有住房相比，租房都有哪些劣势，但很显然，野蛮人之所以拥有住宅，是因为其价格便宜，而文明人租房而居，一般都是因为无力支付买房的费用，甚至从长期来看，也未必一直租得起。但有人会说，只需支付租金，穷困的文明人就能拥有一处住房，那条件相比于野蛮人的棚屋，也堪称宫殿了。每年付二十五到一百美元不等（这是乡下的价格），他就有资格享受几个世纪住房改善的成果：宽敞的房间，干净的油漆、墙纸，拉姆福德式壁炉，灰泥内墙，软百叶窗，铜质水泵，弹簧锁，敞亮的地窖，以及许多别的东西。然而，即便享受了这一切，也只是文明社会里一名普通的贫者，而身为野蛮人，与此无缘，却堪称富有，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认为文明是指人类生存条件的真正改善的话——我也认同这种说法，虽然只有聪明人改善了对自己有利的条件——那就要证明在没有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它使人类建造出了更好的住房；一件东西的成本，就是被用以与之交换的那部分被我称为生命的东西的量，不论即时支付还是长期支付。在这一带，一座普通房屋的造价约为八百美元，攒够这笔钱，会耗费一名劳动者十到十五年的生命，还得是在没有家庭负担的情况下——这是以每人每天一美元的平均劳动收入来估算的，因为有人多赚，就会有人少赚——所以一般来说，一个人要用去一半的生命，才能挣到一座小房。我们也可以假设他租房去住，那也只是在两害之间做了一个心下存疑的选择。此等条件下，倘若野蛮人以棚屋交换了宫殿，会是明智的吗？

人们可能猜测占有多余财产以备来日之需的种种好处，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为自己支付丧葬金罢了。但是，人或者是无须埋葬自己的。尽管如此，这仍表明了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诚然，他们把文明人的生活变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将个人的生活吸纳于其中，以维护种族的生活并使之臻于完善；如此种种，的确是为了使我们获益。但我想指出为了获得当下的好处我们付出了些什么代价，并且表明，我们或者可以安享所有的好处而不承受其弊端。你说穷人和你们同在，或者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我想到了我的邻居，那些康科德的农夫，他们至少和别的阶层一样富有。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辛苦劳作了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年了，为的就是成为他们农场真正的主人。通常，他们的农场是通过抵押才继承下来，或者是借钱买来的，而欠款大多没有还清。我们可以把他们劳动量的三分之一作为房屋成本。有些时候，抵押所需的款项的确超过了农场本身的价值，所以农场成了一个大累赘，但仍会有人继承它的，因为正如继承人自己所说，他和这家农场太亲近了。

我向估税员询问过，惊讶地发现他们不能立即就说出镇上十二个无须付费且产权清晰的农场主。要了解这些农场的底细，你问它们所抵押的银行就清楚了。真正靠在农场干活便付清了农场债务的人少之又少；如果有，任何一个邻居都能把他指出来。我怀疑在康科德，这样的人还不到三个。提到商人，人们会说，绝大多数商人，甚至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的商人，注定要失败；农民也是如此。不过，就商人来说，他们中有一位的话很中肯：商人的失败大多不是真正金钱上的，而只是因为没能履行承诺，因为有诸多难处；也就是说，垮掉的，其实是道德信誉。这么一来，事情看起来就糟糕多了，让人想到即便另外那三个人也挽救不了自己的灵魂，说不定和那些失败但还算老实的人相比，他们在一个更严重的意义上破产了。破产、拒绝履行承诺，都是跳板，我们的大部分文明就是从那儿纵跃上升、翻转腾挪的，而野蛮人则站在饥馑这块毫无弹性的板子上。但是，这里举办的每年一度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博览会却依旧热闹非凡，好像农业这台机器的所有部件都运转正常。

农夫们一直努力解决生计问题，用的办法却比问题本身还复杂。为了获得小额资本，他搞畜牧投机。他技术纯熟，用细弹簧设下陷阱，想捕捉“舒适”和“独立”，结果在转身离开的当口，却把自己的脚陷了进去。这就是他日子穷困的原因；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皆穷困，即便周围都是奢侈品，也不及野蛮人的日子那样安逸。正如查普曼曾唱：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俗世的伟业

稀释天国的全部舒适遁入空气”

农夫获得了房屋，但很可能他并没有变得富有，反而更贫穷了，因为那座房子占有了他。莫摩斯极力反对密涅瓦造房子，那理由在我看来可谓凿凿。她说，密涅瓦“没把它建成可移动的，要不然就可以避开坏邻居了”。这种观点仍然应该常提，因为我们的房子都建得太笨重了，与其说我们是居住在里面，不如说我们是被“关押”在里面，而我们所要规避的坏邻居，正是我们龌龊的自己。据我所知，这镇上至少有两户人家想要卖掉他们在近郊的房子，搬到村子里去，可盼了差不多一辈子，就是卖不出去，看来只有死亡才能恢复他们的自由了。

就算大多数人最终都能够拥有或者租赁那些经过了种种改善的现代住房吧，但是，文明在改善我们住房的同时，并没有同样地完善居住于其中的人。文明打造出了一座座宫殿，但想打造出贵族或国王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相比于野蛮人，文明人的追求并非更有价值，如果他的大部分生命不过是用来获取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么，他为什么要比前者拥有更好的住所呢？

但是，那些贫穷的少数人又是如何过日子的呢？也许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些人的外在境遇好于野蛮人，可与此成正比的，正是另外一些在外在生存境遇上很差的人。一个阶级的奢华，需要另一个阶级的贫穷来形成消长。一面是皇宫，另一面是救济院及“沉默的穷人”。建造了法老金字塔陵墓的百万劳工，吃的不过是大蒜，死后也得不到体面的安葬；修完皇宫的飞檐，晚上回家的石匠，住的可能是连印第安人的棚屋都不如的小草房。有观点认为，在一个具备了常见的文明迹象的国家，多数居民的生活境况肯定不会退化到像野蛮人那般窘迫。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我这里所指的，尚不是生活得“恶劣”的富人呢，而只是身处恶劣之境的穷人。要明白这点，只消看看分布在铁路沿线，到处可见的棚屋，它们可算文明中进化得最慢的了。每天散步，我都能看见那些居住在肮脏棚屋里的人。为了亮光，冬日里他们也敞着门，门内见不到用来取暖的木堆，那通常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吧。那些人，不论年轻还是年老，都在寒冷或痛苦中养成了蜷缩的习惯，时间一久，身体也总是蜷着的了，四肢和身体官能的发展也都因此停滞了。确实应当考虑一下这个阶级的状况，因为我们这代人所取得的堪称卓越的成绩，都得归功于他们的劳动。

而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厂里，各类技工的情形也大抵如此。或者我跟你讲讲爱尔兰的情况吧，那个在地图上被标为白种人地区或开明地区的国度。不妨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与北美印第安人、南太平洋上的岛民，以及其他尚未因接触文明人而体质下降的野蛮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一番比较。我毫不怀疑，那些民族的统治者在智力上并不逊色于文明的统治者。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穷困与文明彼此相容。现在我应该不需要再提到南方诸州的劳动者了吧，他们生产了我们国家主要的出口商品，而本身也成了南方的主要产品。还是把我的讨论只限定在那些据说生活水平居中的人身上吧。

貌似大多数人都不曾考虑过房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原本不必受穷，实际上却穷困了一生，因为他们认为邻居家那样的房子，他们必须也得有一座。这就好像一个人必须得穿裁缝给他缝制的衣服，款式还得悉听尊便；或者渐渐扔掉了用棕榈叶或土拨鼠皮制成的帽子，却转而抱怨起了生活的艰难，因为他尚且买不起一顶王冠！我们大可发明一种房子，比现有的住房更便捷、舒适，但所有人都得承认他们买不起。

我们一定要老是琢磨如何获得更多的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不是时而满足于那些略微逊色的东西吗？那些可敬的公民总是拿些箴言和实例一本正经地教导年轻人，告诉他们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多置办些富余的亮鞋子、雨伞、空荡荡的供不存在的客人居住的客房，应该如此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印第安人或阿拉伯人的家具那般简单呢？那些民族的杰出人士被我们奉为天国的使者，给人类带来了神圣的礼物。一想到他们，我脑海里可不曾浮现什么亲随，跟着他们的脚踝亦步亦趋；也不曾见什么车载马拉的时髦家具。有人认为，在道德和智力上我们是优于阿拉伯人的，与此相应，我们的家具也理应更比他们的复杂。就算我认同这种观点——这种认同难道不怪得出奇吗？——那又怎么样呢？眼下，我们的房子里满是家具，弄得房间又脏又乱。一位贤惠的主妇宁愿把大部分家具扫进垃圾堆，也不愿意让早晨的活放着不干。晨工呵！在奥罗拉绯红的晨曦和门农美妙的琴声中，这个世界上什么才应该成为人类的晨工呢？我的书桌上放着三块石灰石，发现它们需要每天擦拭，我惊惧了：我心灵的灰尘还未来得及拂拭呢，于是厌恶地把它们扔到了窗外。既然如此，我怎么能要一个带家具的房子呢？我宁愿坐在旷野，因为除非人类已经破坏了植被，否则草叶之上是不会积攒灰尘的。

那些奢侈无度者引领着时尚，而芸芸众生趋之若鹜。这一点，入住所谓最佳酒店的观光客很快便会有所觉察，因为酒店老板们都把他当作再世的萨达纳博勒斯，如果他听任店主们盛情款待，无需多久就会发现男子气概荡然无存，不再硬朗了。就列车车厢来说，我也看到我们更愿意在奢华上投资，而对安全和便捷重视不够，结果安全和便捷固然谈不上，车厢也变成了一个摩登客厅，有沙发卧榻、土耳其软凳、遮阳窗帘，以及其他上百种来自东方的舶来品。这些东西本来是为天朝帝国的闺阁贵妇和粉黛佳丽设计的，被我们带到了西方，若是约拿单听了它们的名字，也会觉得羞赧。我宁愿坐在一只南瓜上，将它完全据为己有，也不愿和众人拥挤着坐在天鹅绒软垫上。我宁愿坐着牛车在尘世自由畅行，也不愿乘坐花哨的观光火车驰往天国，一路呼吸着瘴疠之气。

在原始时期，人们的生活简简单单、衣不蔽体，但至少有一个好处，即他们仍在大自然中淹留。待他吃饱睡足精神倍增，便又可以筹划他的旅程了。他住在帐篷里，整天不是在穿峡谷就是在爬山、过草原。但是看呵！人已经成了工具的工具。那个饥饿时独自采摘果实的人成了农民；那个站在树下寻求荫蔽的人成了管家。现在我们不再支起帐篷过夜，但已经安居于尘世而忘记了天堂。我们信仰基督教，只是将之作为被改良过的农业文明的手段。我们已经为这一世的生活建好了家宅，为下一世建好了族坟。最好的艺术作品书写着人类摆脱这种状态、寻求解放的奋斗历程，而我们的艺术只能使这种低迷的状态更为舒适安逸，从而将更高的存在状态遗忘。在这个村子，美术作品毫无立足之地，就算有些作品流传了下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房子里、我们的街道上，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作它合适的底座。没有一枚钉子可以用来挂幅画作，没有一个架子可以用来放置英雄或圣徒的半身雕塑。

一想到我们的房子是怎样修建的，款项是怎样结清或亏欠的，它们内部的经济是怎样计划和维持的，我就暗自纳闷，当客人在欣赏壁炉上方那些华而不实的小摆件时，我们的地板竟没有坍塌下去，好让他掉进地下室，掉在那虽然是土质却坚固结实的地基上。我不能不看到，这种所谓的富足而高雅的生活是需要跳着才够得到的，于是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跳跃本身，根本无从欣赏作为这种生活之点缀的美术作品；因为我记得，据记载，一些流浪的阿拉伯人完成了人类最伟大的、真正的一跳，他们完全依靠肌肉的力量，在平地之上跳起了二十五英尺高。没有人为的支持，在那样的高度，人是必然要跌落下来的。因此，我要向那些拥有不当产业的业主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在支撑着你？你是在那失败的九十七人之中呢，还是那三个成功者之一？先回答我这些问题，随后，或许我会看看你的那些个小摆件，发现它们的装饰性。车子套在马的前面，既不美观，也没用处。在把房子用些漂亮物什装饰之前，我们的墙壁必须刮去一层，还得刮去一层我们的生命；此外，还必须有出色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基础。要知道，在今天，对美的趣味的培育主要是在户外进行的，那儿可既没有房子，也没什么房主。

在《神奇的造化》一书中，老约翰逊讲到与他同时代的本镇首批移民：“他们在山坡下挖洞作为最初的庇护所，那泥土都被扔到高高的木材上，再在高的一边点燃，用浓烟滚滚的火焰来烘烤。”他们不“建房造屋”，他说，“直到上帝保佑，让大地给他们带来了面包，养活了他们，”而第一年的收成非常不好，“他们不得不把面包切得薄薄的，以减少口粮，度过漫长的冬季。”一六五〇年，为了向那些想在那儿弄块地的人提供信息，新尼德兰省的秘书用荷兰文更为具体地写道：“那些生活在新尼德兰的人，尤其在新英格兰地区，起初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建农舍的。他们在地下挖个方形的坑，地窖似的，六七英尺深，取自己认为合适的长度和宽度，用木头围在四周做墙，用树皮或别的什么将木头连缀起来，以防止向泥土里塌陷；把木板铺在底部做地板，顶上用护壁板做天花板，再架起一个用圆木做成的屋顶，上面盖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一来，他们一家人就能在这又干燥又暖和的房子里住上两年、三年甚至四年了，而且不难理解，他们还能沿着天花板分割出一些隔间，具体视家里的人口而定。新英格兰那些富有、显贵之人在殖民草创期也先将住所建成这样，原因有二：其一，不想在建房造屋上浪费时间，也不想下一季粮食紧缺；其二，不想让他们从本国带来的大批穷苦劳工灰心泄气。过了三四年，这儿乡间已经适宜耕种了，他们便花上了几千元钱，建起了漂亮的住宅。”

我们先民所选择的道路至少显示出一种审慎的态度，似乎他们的原则就是首先满足那些更为迫切的需求。那么，那些更为迫切的需求是否现今已被满足了呢？一想到为自己置什么豪华宅邸，我就迟疑了，因为可以说，这片国土尚适应不了人类的文化，我们仍不得不把精神的面包切得薄薄的，薄过我们的祖先所切的全麦面包。这并不是说要忽略所有的建筑装饰，哪怕是在最蒙昧的时期；但还是先将我们房子的内壁美饰一番吧，那里与我们的生命直接接触，就好像扇贝的居所，但不要过度装饰。但是，哎呀！我曾经进过一两栋这样的房屋，知道它们的内壁缀满了什么。

如今我们固然并没有退化得只有住窑洞、棚屋，或者穿兽皮才能存活，但接受人类工业和技术发明带来的便利自然更好，尽管它们价格不菲。在我们这片宅区，木板、木瓦、石灰、砖块都比较便宜，而且都比适宜的窑洞、整根的原木、足量的树皮，甚至烧好的陶土、平整的石板更容易得到。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说得比较明白，是因为我对这些都很熟悉，既有理论，也有实践。只要多动点脑筋，我们就能很好地使用这些材料，简直比如今的首富们还要富有，并且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福祉。文明人其实就是更有经验和智慧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紧讲讲我的实验吧。

一八四五年，近三月末，我借了一把斧头，进入瓦尔登湖畔的林间，在紧挨着我要建房的地点附近砍倒了一些正在盛年、高挺笔直的白松，用作建房的木材。要开工就很难不借这借那，不过，这或者也算最慷慨的善举吧，因为如此一来，你的伙伴就能从你的事业中获利。斧子主人在把斧子交给我的时候说，那是他眼里的宝贝；不过，当我还他的时候，那斧头可锋利多了。我干活的那个山坡景色宜人，松林布满山岗，透过松林望得见瓦尔登湖，还有一小块林间空地，那里，松树与核桃树正雨后春笋般地发出新芽。湖里的冰虽然化开了几处，但尚未完全消融，冰面暗黑，浸在融开的湖水里。我在那儿干活的那几天，天空时而飘过轻薄的雪花；但当我走出湖畔，沿着铁轨回家，多数时候都能看见黄色的沙堆泛着金光，在迷雾中延伸向远方，春日暖阳下，铁轨也熠熠闪光，还有云雀、小鹟以及别的鸟儿的啾鸣，和我们一起开启又一年的光景。这是美好的春日，人们对冬季的厌倦随着泥土一起消融，处于蛰伏状态的生命开始舒展身体。

一天，我的斧柄掉了，于是我砍下了一段青绿色的核桃木做楔子，用石头把它敲进去，然后把整个斧子浸到湖里，好让木头膨胀。就在这时，我看见一条带条纹的蛇钻进水里，沿着底部躺下。我待在那里的那会儿，约有一刻多钟吧，他就这么躺着，明显没有任何不适，或许因为他还没有完全从冬眠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吧。依我看，人类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才仍旧处于这种低级、原始的状态；但如果他们感受到万物勃发的春天的召唤，则必然进入更高级、更超凡脱俗的生活。在此之前，我就曾在寒冷的清晨多次见过半个身子仍然僵硬的蛇，在那儿等着太阳将他暖和过来。四月一日这天下了雨，冰融化了。一早，雾蒙蒙的，池塘上有一只离群的孤雁四处徘徊，发出咯咯的叫声，好像迷失了方向，或者宛如雾里的精灵。

随后几天我继续伐木，削成立柱和椽子，用的都是这把窄窄的斧头。没什么可向读者诸君交流或学者式的沉思，我只是独自吟唱：

人们自称博闻强识

但是看啊！他们长有羽翼——

艺术与科学，

以及上千种装置；

那吹拂的风，

才是人们的全部所知。

把主木劈成六英寸见方，大多数柱子只砍两边，椽子和地板只砍一边，剩余部分带着树皮，这样就和那些锯过的木料同样笔直，而且更为结实。这时我又另借了一些工具，在每块木料上都细心地凿出了榫眼，或者在头部削出榫头。我在林间度过的白日并不长，但常带上面包和黄油做午餐，中午时分，坐在砍下的绿色松枝间，一边吃着午餐，一边读着包着午餐的报纸，由于我的手上覆盖了厚厚的树脂，面包上也带上了松枝的香味。虽然砍过几株松树，但在我完工前，松树已经成了我的伙伴，而不是敌人，因为我对它更为熟稔了。时而会有林中漫游者被斧头的声音吸引，于是我们便会踩在砍下的碎木屑上愉快地闲聊几句。

我没有急于赶工，只是尽力去做，到了四月中旬，终于做好了房子的框架，就等着立起来了。为了弄到板材，我早就买下了一间小木屋，房主是詹姆斯·柯林斯，一位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在大家看来，詹姆斯·柯林斯的小木屋可是难得的好房子。我去看房子时他不在家。我绕着房子转了转，起先也没被屋里的人发现，因为窗子修得又深又高。房子不大，尖顶，此外也没别的可看了，周边的泥土被堆了五英尺高，肥料堆似的。屋顶是房子最完好的部分，不过也被阳光晒得又翘又脆。屋子没装门槛，门板下面有一个仅供鸡进出的通道。科林斯夫人走出屋，招呼我进去，看看房子里面。我一走近，也顺便把母鸡们赶了进去。屋里很黑，大部分地面都是泥土的，湿冷、黏滑，让人感觉冷飕飕的，屋里东一块儿、西一块儿地放着木板，都禁不起搬动。她点了一盏灯，让我看看棚顶和内墙，还有床下铺着的地板，提醒我别踩进地窖里，而那地窖不过就是两英尺深的土坑而已。照她自己说，这可都是好板子：“顶上是好板子，四周是好板子，还有一个好窗户，”——原本是两扇方形窗户，最近只有猫从那儿进出了。屋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就出生在这间房里的小孩儿，一把丝绸阳伞、一面镶着镀金边框的镜子，还有一台钉在橡木上的崭新的咖啡研磨机，就这些了。就在这时，詹姆斯回来了，我们很快谈妥了价格。我当晚需付四美元二十五美分，他则在明天早晨五点前腾空房子，在此期间，房子不再另售。早晨六点房子就归我了。他还建议我最好早到，以抢在前头，免得有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节外生枝又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说，这是唯一的麻烦。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一家人。一个大包裹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床、咖啡研磨机、镜子、母鸡——都在这儿，唯独没有猫。那只猫钻进了树林，成了一只野猫，我后来听说她掉进了一个抓土拨鼠的陷阱，终于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早上我就拆掉了木屋，拔下钉子，用小车把它运到湖边，把木板铺到草地上，好让阳光把它们漂白，还原那些翘了的地方。我推车穿行在林间小路上，一只早起的画眉时而送来了一两支小曲儿。一个叫帕特里克的年轻人诡秘地告诉我，那个叫西利的爱尔兰邻居趁我搬运的空档，把能凑合的、比较直的、能敲进去的钉子、U形钉、长钉都装进了口袋。等我再回来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看了看满地的狼藉，一副很新奇、漠然的样子，好像满脑子都是春天的思绪。他说：可没多少活可干了。站在那儿，他就代表观众，让这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简直堪比特洛伊城的众神大撤离。

在一个向南倾斜的小山坡上，一处土拨鼠曾经挖洞的位置，我挖了一个地窖。我先刨掉了漆树和黑莓的根茎，挖去了植物最深的残留，在沙土细密的地方，修了一个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的地窖，不论多冷的冬天，土豆放那儿都不会冻伤。地窖四面要做架子，所以没有砌石头；但太阳总照不进地窖，沙子也会待在原地不动。这活儿只不过花了我两个钟头。对挖洞的活儿我特别喜欢，因为不论在什么纬度，人们都能通过挖洞得到大致不变的温度。在城里，哪怕最豪华的房子下面都有地窖，和过去一样，人们在里面储藏些块根类植物。即便上面的建筑后来消失了，很久之后，后人仍能发现地下的世界。所谓房子，不过是地道入口处的一个门廊罢了。

终于，进入五月不久，一些熟人帮忙，我把房屋的框架立了起来。当时请他们来，其实并非出于必要，而是想把这个场合变成邻里相聚的好机会。前来帮忙的这些人物，让我感到无比荣耀。而我相信，他们注定会在某一天襄助建立更崇高的大厦。七月四日，房子刚钉好木板、铺好屋顶，我就搬了进去。那些木板都经过仔细刨边，叠合着摆放，以便完全防雨。钉木板前，我已经在房子的一边砌了个烟囱的底座，用了两小车的石材，全靠我的两条胳膊从河边运到了山上。入秋锄过地后我才把烟囱建好，因为很快就必须生火取暖了，而此前我清早起来都是在露天的地上生火做饭的。我仍然以为，和寻常的方式相比，露天起灶做饭在很多方面都更便捷，也更惬意。如果我的面包还没烤好就下起雨来，我便在火上架起几块木板，然后坐在下面，看着我的烤面包，就这样度过一段开心的时光。那段时间，我手上的活儿太多，所以没读多少东西。然而，散落地上的零星纸片、衬垫或者桌布，都带给了我同样的乐趣，事实上起到了和《伊利亚特》一般无二的效果。

大家远可以比我更深思熟虑，比如，考虑一下门、窗、地窖、阁楼在人性中有些什么基础，要不然就先放下暂时的需求，等找到更好的理由再造屋建房。这些做法很是值得。人类建房造屋，就好比鸟儿建巢，两者的合理性大体相同。有谁会知道，如果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建房，用俭朴和诚实为自己和家人赢得一日三餐，那么他们诗歌的才华必然会普遍提升，就像鸟儿每每建巢的时候，必把欢歌满世界传唱。但是，天啊！我们倒像八哥和杜鹃，总到别的鸟建好的巢里产卵，它们那毫无乐感的啁啾，任何旅人听了都不会感到愉悦。难道我们要将建筑的乐趣永远让给木匠师傅吗？在民众的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在我那么多次的散步中，从没见到过一个人，在从事为自己建房这类如此简单又如此自然的事情。我们都属于社会。不只裁缝构成了一个人的九分之一。还有牧师、商人、农民。这种劳动分工到哪儿才能终结？分工最终服务于何种目的？毫无疑问，别人大约都可以替我思考了；他还可以用他的思想排除我的思想，那可不是我所希望的。

诚然，这个国家也有所谓的建筑师。我至少听其中一个讲过这样的想法，即在建筑装饰品中注入真理的精髓，注入一种必然性，从而注入美。对他而言，这想法宛如神启。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这通盘的设想也着实不错，但实则比那些普通的业余爱好者高明不了多少。作为一位感性的建筑改革者，他不是从地基，而竟是从飞檐入手。他关注的问题无非是怎样把真理的精髓注入装饰品的内部，就像那糖饯的梅子，可事实上，每颗糖梅里面都有可能是杏仁或者葛缕子——尽管我认为不加糖的杏仁才最有益于健康——他并不考虑居住者，那些住在房子里面的人，应该怎样真正地把房子里里外外地建起来，至于装饰品，则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理性的人都认为，装饰不过是外在的，纯属皮毛罢了——乌龟壳上有了斑点，或者贝类动物有了母珠的色泽，难道也是因为一张类似于百老汇居民和他们的三一教堂之间的那种契约吗？但是，一个人和他房子的建筑风格之间没多大关系，就好像乌龟和龟壳的风格之间没多大关系一样：一位士兵也不至于非要在战旗上画上代表他美德的确切颜色，那样准会被敌人找到，关键时刻，他可能吓得脸色煞白。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就好像从房檐上俯下身来，面对那些粗人，那些其实比他更懂行的住户，怯生生地咕哝着他那似是而非的真理。

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上的美，我知道，是由内而外逐渐生发的，居住者作为唯一的建筑者，美正是来自他们的需求和性格——来自一种不自觉的真实和高贵，根本不曾考虑外在；而如果这种外在附加的美必然产生，那么一种类似的不自觉的生命之美则必然先于它而产生。画家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最耐看的住宅，往往是穷人们那些最朴实、简陋的木屋、农舍；它们是居住者的贝壳，所以如诗似画，并非单凭外在的风姿，实在是因为居民们的生活；此外，市民们建在郊外的箱式小屋也同样别有情趣，只要他们的生活如想象中的那般简单、惬意，且不竭力追求住房的风格效果。大多数建筑装饰品都是中空的，九月的狂风会把它们吹落，就好像吹落借来的羽毛，根本不会损坏建筑的实体。地窖里既没有橄榄也没有美酒的人，不懂建筑学也毫无关系。如果在文学上也追求风格的装饰，如果《圣经》的撰写者也像教堂的建筑师那样，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屋檐上，又会怎么样呢？纯文学、艺术学以及讲授它们的教授，都是这么培养出来的。的确，对一个人而言，那几根木棍该怎样倾斜地放在他的上边或者下边，那箱子该涂上什么颜色，还真是事关重大。如果真的是他自己颇为认真地安了木棍、涂了颜色，那还真是有些意义；但是，如果灵魂已经离开了住户的躯体，建房造屋就与打造棺材无异了——这便是坟墓建筑学——“木匠”也便成了“棺材匠”的别称。一个对生活绝望、冷漠的人说，在你的脚下抓起一把尘土吧，把房子涂成那个颜色。他是在指他最后的那个狭窄的房间吗？那就抛一个铜币来决定命运吧。他该多么有闲暇呀！为什么你要抓一把尘土？就按你的肤色喷涂你的房子吧；让它因为你的肤色而变成白的或红的。这是一项改善村屋建筑风格的创举！等你把我的装饰品备好，我就把它们穿戴起来。

入冬前我建好了烟囱，之前就防雨的屋子，这时也在四周钉上木瓦片。木瓦不太齐整，含着不少汁液，是用从原木上砍下来的第一层薄片做的，我不得不用刨子将边缘刨平。

就这样，我拥有了一座密不透风、铺着木瓦、抹着石灰的房子，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还有八英尺高的木柱，附带了一个阁楼和一个小隔间，两侧各有一个大窗户，两扇活动天窗，房子一端是门，正对着大门是个砖砌的火炉。房子确切的造价如下面所列。这是按所用材料的一般价格计算的，不包括人工，因为建房的工作均由我一人完成。我之所以列得这么详尽，是因为没几个人能准确说出他们房屋的造价，能分项说出各种材料的开支，即便是有，也少之又少。

这就是我用到的全部材料，其中不包括作为公地上的合法居住者我以所有权所使用的那些木料、石材和沙子。我另外还搭了一个小木棚，用的就是建房剩下的废料。

我也想再建一座房子，既气派，又奢华，康科德主街上的任何一栋都比不上，但它得能带给我同样的愉悦，并且造价也不超过现在这座才行。

我因此发现，那些想找住处的学生也可以盖一座这样的房子，不仅终生受用，而且花销也不会超过他现在每年付的租金。如果我这么说有点言过其实，我的理由在于：我如此夸口，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人类；我身上的缺点和矛盾，并不影响我陈述的真理性。尽管我也有很多浮夸和虚伪的时候——我感觉它们就像麦麸，很难从我这麦子上分离，对此，我和大家一样感到遗憾——但在这件事上，我会自由地呼吸，伸展身躯，这会使我更加释然，不论对于肉体还是精神；我下定决心，绝不低声下气地做魔鬼的辩护人。我要努力为真理说话。在剑桥学院，学生宿舍一年的租金是三十美元，面积却只比我的房子大那么一点儿。虽然那家公司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建三十二个彼此相连的公寓，并因此获得不少好处，但是那么多邻居喧嚣嘈杂，却是居住者必须忍受的不便，而且还有可能住四楼。我不由得认为，如果这方面我们再多些真知灼见，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教育了，因为人们其实早就获得了够多的教育，而且，受教育就要花钱的现象，也会大幅度降低。不论在剑桥还是在别的地方，学生所要求的那些便利，会让他或别的什么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如果双方均安排得当，则只需十分之一就够了。

花钱最多的事，从来不是学生最迫切的需要。比如，在学期账单上，学费是重要的一项，但和当代学养最为深厚的人往来交游，是更宝贵的教育，却无需分文。大学的建立，通常先募集资金，美元啊，美分啊，然后盲目地以最大限度的劳动分工为原则——遵循此等原则，必须足够审慎——招来一个承包商，承包商再把它作为一场投机的买卖，根据情况雇来爱尔兰人，或者别的什么技工，真正开始奠基建校；而那些即将入学的学生，据说则要使自己适应这所学校了；对于这种疏忽，一代又一代人不得不付出代价。我认为，如果学生们，以及想受益于大学教育的人，亲手为学校奠基可能更好。如果学生总是有组织地避开了人类所必需的各种劳动，即便他获得了人所艳羡的安逸和闲适，也是很不光彩且毫无益处的，这就好像自我诈骗，而被骗走的恰好就是那种仅凭自身便能让悠闲结出硕果的经历。“但是，”有人会说，“你不是说学生应该用双手而不是用头脑工作吧？”确切地说，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认为他们不妨多这么想一想；我是说，他们的人生不能“玩着”过，也不能只是“学着”过，而与此同时却让社会承担他们昂贵游戏的费用；相反，他们应该认真地面对生活，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终结。让年轻人更好地学习如何生活，还有比让他们马上开始生活的试验更好的办法吗？我认为，这会锻炼他们的头脑，以及计算的能力。

例如，如果我想让一个男孩学习艺术或者科学，我一定不会走寻常的路径。通常的做法不过是把他送到某个教授生活的街区，那里什么东西都讲，什么都实践，唯独不包括生活的艺术——观察世界，用的是望远镜和显微镜，而不是他的肉眼；学习化学，却不讲他的面包是怎么做成的；学习力学，则不涉及他的面包是怎么挣得的；能发现海王星的新卫星，却察觉不到自己眼里的尘埃，也意识不到自己竟成了哪位流浪汉的卫星；或者正为泡在醋里的怪兽冥思苦想呢，却被一群怪兽围在中间吞掉了。有两个男孩，一个采了块铁矿石，将它熔化，制成了自己的折叠刀，在这个过程中，他阅读了必要的资料；而同时，另一个男孩则上着学院里的冶金课，从爸爸的手里接过了一把罗杰斯牌折叠刀。一个月过去了，哪个男孩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呢？谁更有可能切到手指头呢？……毕业离校的时候，我被告知曾学过航海，我好惊讶啊！——呵，如果我能驾船绕着海港转个弯，知道的恐怕会多过于此吧。即便穷学生也得学政治经济学，而且只给他们讲这个，至于等同于哲学的生活经济学，在我们的大学里甚至就没被认真地讲授过。其后果便是他一面读着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等的经济学著作，一面使自己的父亲陷于不可挽回的债务。

我们的大学如此，上百种的“现代革新”也是如此。对于它们，人们抱有一种幻想；但正向、积极的进步并不总是存在的。魔鬼早就参了股，其后还多次追加投资，所以一直索要红利，直至最后一笔。我们的发明往往不过是漂亮的玩具，影响了我们对严肃事情的专注。它们仅仅是被改进的手段，却服务于未经改善的目的，一个早已达成且非常容易达成的目的，就好像那通往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我们急于在缅因和得克萨斯之间修建一条电磁式电报线；但有可能缅因和得克萨斯之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交流。就好像一个男人，真诚地想和一位失聪的名媛淑女相识，但当他被拉过来，助听器的一端也塞在了他的手里，却又无话可说了，弄得双方都很尴尬。我们的目标似乎不是讲得明白，而是要讲得快。我们热切地期望在大西洋下面挖出一条隧道，好把新、旧世界的距离缩短几周；但或许率先传入美国人张大的焦急耳朵里的，不过是阿德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毕竟，一个人的马如果一分钟跑一英里，他是携带不了什么重要讯息的；他不可能是位福音传教士，也不可能来吃蝗虫和野蜜。我看飞童就未必驮过一配克玉米去磨坊。

有人对我说：“我奇怪你干吗不攒钱。你喜欢旅游，今天就可以乘着汽车去费茨伯格，看看乡村风景。”但我更聪明。我发现，最快的旅行者都是徒步旅行的。我对朋友说，我们不妨试试，看谁会先到那里。距离为三十英里，车费是九十美分。这差不多相当于一天的工资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这条路上工作的工人一天挣六十美分。好吧，我现在就开始步行，天黑前到达。同时呢，你也会挣好路费，明天某个时间达到；如果你足够幸运，找了份当令的活儿，也可能今晚到。但你这不是前往费茨伯格，而是大部分时间都在道上工作。所以就算铁路通遍了全世界，我仍认为我会走在你前面；至于说到观赏乡村风景、得些类似的体验之类，那我就和你无话可说了。

这是普遍的法则，没有人能够靠智谋胜其一筹，至于铁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没什么差别，横竖都一样。让铁轨绕地球一周，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它，就相当于把地球铲平。人们有种模糊的观念，认为如果他们坚持集资入股、挖土修路，只要时间够长，最终一定可以乘着火车，转瞬之间就抵达某地，且不费什么力气；然而，人群涌进火车站，列车员高喊：“全体上车！”这时，黑烟被吹散，蒸汽密集了起来，人们将会发现，乘车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则碾压了过去——这将被称作而且也将成为“一次可悲的意外事故”。当然，挣够了路费的人最终仍然是可以乘车的，只要他们仍然幸存，但到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旅游的兴致和愿望。耗费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去挣钱，只为在人生最没有价值的时光享受可疑的自由，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了一个英国人，他去印度赚钱，为的就是将来能回到英国过上诗人般的生活。他本应该马上到阁楼上去。“什么？”这片土地上数以百万计的爱尔兰人从棚屋冒出来，大声疾呼道，“我们修建的铁路难道不是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说，不错啊，也就是说，本来你们可以建得更糟糕；但是，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的日子能过得更好，而不只是在这儿挖土。

在房子建好之前，我希望通过诚实而愉快的方式挣上十几美元，以应付额外的开支。我在房子附近的轻质沙土地种了大约两英亩半的作物，主要是菜豆，以及少部分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这一整片地共有十一英亩，大多长着松树和核桃树，上个季度每英亩卖了八美元八美分。一个农民说，这片地“除了养些吱吱叫的松鼠，啥用都没有”。因为我只是暂时占用，本身并不是这块地的主人，也不指望日后再种这么多作物，所以也就没在这块土地上用什么肥料，也没有一次就把它全部锄好。犁地的时候我挖了几考得树根，给我提供了燃料，用了很长时间，也留下了几小圈未开垦过的松软沃土，夏天，那里的菜豆长势茂盛，这几块地也格外容易辨认。我房后那些枯木，大多不适合出售，加上湖上的浮木，补充了余下的燃料。为了犁地，我不得不租了一匹马，还雇了个人帮忙，不过掌犁的还是我自己。第一季度我农场的支出，包括工具、种子和人工等，一共十四美元七十二美分半。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给我的。不过种子的花销本就不值一提，除非你种的过多。我的收获包括：菜豆十二蒲式耳、土豆十八蒲式耳，此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了，没什么收成。这样，我农场的全部收入为：

除了已经用掉的，以及此刻手头剩的，估计价值为四美元五十美分——这笔钱用来抵消我没种的那点儿蔬菜的费用，还是绰绰有余的。通盘来考虑，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类灵魂的重要性、把握当下的重要性，尽管我的实验用时很短，不，甚至部分原因正在于它用时很短，我相信，在当年，这种情形已经好过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民了。

第二年，我干得更好了。我铲平了我所需要的全部土地，大约三分之一英亩。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学到了很多，对那些农学名著，包括亚瑟·杨的著作，则完全没那么敬畏。我认识到，如果一个人想简单地生活，以自己种的粮食为食，那么吃多少种多少便好，也不必拿这些粮食去交换数量永远不足的奢侈品、昂贵货。他只需要耕种几平方杆的土地，而且可以用铲铲平，比用牛犁地更为划算，再不时地选块新地，以免去在之前那块用地上追加肥料的麻烦。如此一来，到了夏天，他利用零散时间就能轻松地干完必要的农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被一头公牛，或一匹马、一头母牛、一头猪之类的拴住。我对目前的经济、社会举措的成败毫无兴趣，所以在这方面我想不偏不倚地发表意见。和康科德的任何农民相比，我都更为独立，因为我不是把生命的锚固定在哪一栋房子或哪一家农场上，而是遵循自身天性的趋向生活，而这趋向又是不断变化的。除了生活好过他们之外，即使我的房子失火了，或者粮食歉收了，和之前相比，我也会过得几乎一样好。

我常想，与其说人在看管着牛群，不如说是牛群在看管着人，因为牛群要自在得多。人与牛在交换劳动；但如果我们只考虑必要的那部分劳动，就能看出牛占据很大的优势，他们的农场也要大得多。人得用六周的时间割草晒干，作为他用来交换的劳动的一部分，这并不轻松。诚然，任何一个生活简朴的国家，换言之，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国度，都不会犯役使动物劳动这样的大错。的确，过去并没有哲学家的国度，近期也不太可能出现，而我也不能确定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国家。但是，我绝不会驯服一匹马或者一只公牛，让他为我做任何他能干的工作，因为我生怕自己仅仅成了马夫或者牛仔；如果社会借助于此才显得有所获得，那么我们能确定一个人的所得不是另一个人的所失吗？能确定马厩里的小马倌和他的主人一样有理由感到满足吗？假设不借助于此，一些公共设施就无法建成，那就让人与牛、马同享荣耀；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是否可以推知人的能力是不足以完成那些更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的？如果人们开始借助于牛马的帮助，去完成那些不仅是可有可无的抑或是艺术性的工作，也去完成那些奢侈的、无聊的工作的话，那么不可避免的，只有少数人在从事着用来和牛做交换劳动的所有活计，或者换言之，他们成了最强者的奴隶。由此，人不仅为体内的兽性工作，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要为体外的兽性工作。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头石块砌成的坚固房子，但农民殷实与否，看的仍是他的粮仓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房子。据说镇上把这一带最大的房子辟作了马厩和牛棚，在公共建筑方面也毫不落后；但县里没几间可供举行自由宗教礼拜或演讲等活动的大厅。诸民族如果不能以建筑为自己树碑立传，那为什么不靠抽象的思维力呢？一部《薄珈梵歌》，比东方所有的废墟更加令人惊叹！高塔和圣殿，象征王子的奢靡。但一个纯粹而独立的头脑，不会因任何王子的命令而拼命苦劳。天才不是任何国王的使役，物质的金、银或大理石也不会使他流芳百世，它们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请问，凿刻了这么多石头，目的何在？我在阿卡迪亚的时候就不曾见谁雕刻岩石。很多民族都被疯狂的野心驱遣，想通过留下来的雕凿过的石块的数量，使关于他们的记忆成为永恒。如果这些民族花费同样的气力打磨自己的风度，情况会怎样呢？一份明智的理性，要比高入云天的纪念碑更让人难忘。我宁愿看见岩石待在自己的地方。

底比斯的宏伟，是庸俗的宏伟。拥有一百座城门的底比斯，远离了生活真正的目的。相比之下，老实人的田地四周的一平方杆石墙，倒显得更为合情合理。那些非基督教的、野蛮的宗教和文明，建立起了恢宏的庙宇；而被你们称为基督教的文明却什么也没建。一个国家所开凿的石材，大多建了坟墓，将自己活着埋葬。至于金字塔，本身没什么可惊奇的，除了这样一个事实：竟有这么多人堕落到如此地步，倾尽一生，不过是为了给某个野心勃勃的蠢人修坟建墓，就该把这样的蠢人溺死在尼罗河，然后再把他的尸体喂狗，这样倒更智慧和英武得多。我原本可以给他们，也给他，找些借口，可我没这份闲心。至于建筑者对宗教和艺术的热爱，在世界各地大多一样，不论是建埃及的庙宇，还是美国的银行。代价总是大于最终的成果。虚荣是主因，加之对大蒜、面包和黄油的喜爱。年轻有为的设计师巴尔科姆先生，在他的《维特鲁威》的封底上，用硬铅笔和尺子设计了一个图样，后来这个工作被交到了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手上。当三十个世纪的岁月“俯视”着它的时候，人们便开始仰望它了。至于说到你们那高耸的塔楼和纪念碑，这个小镇就曾出现过一个疯家伙，说要挖穿地球，挖到中国去。据他说，他挖得够深了，都能听见中国人的水壶、茶壶在咕咕作响；但我想我可不会费那个劲儿，跑去欣赏他挖的那个洞。很多人都关心东西方的这些纪念碑似的建筑，想知道它们是谁建的。而我呢，更想知道当时谁没参与建它——是谁会超脱于这些琐碎庸常。不过，还是回到我的统计数字上来吧。

我在村里还同时做些测量、木工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活计，因为我会的手艺有手指头那么多。就这样，我挣了十三美元三十四美分。八个月的伙食开销，即从七月四日到次年的三月一日，也就是做这笔估算的那天（尽管我住在那儿的时间超过两年）——但不包括我种那些土豆、少量青玉米和一些豌豆，也不包括到统计截止那天我手头所剩的东西的价值——合计如下：

不错，我吃掉了八美元七十四美分，全部包括在内；不过，我知道我的大部分读者和我一样有罪，他们的行为如果公之于众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否则，我就不会如此不知羞耻地公开自己的罪行了。第二年，我时而会捕很多鱼来吃，而且有一次，一只土拨鼠糟蹋了我的菜豆地，我竟然宰了他——用鞑靼人的话，促成他的轮回——还吞了他，部分原因是想试试味道；他味道有点儿像麝香，尽管如此，仍给了我暂时的享受。不过，若想长期食用，就算能让村里的屠户帮着收拾妥当，我也不认为是个好习惯。

下面这条账目提供不了多少信息，但同一段时间内衣服和其他临时性支出的费用达到：

衣服的浆洗和缝补都是拿到外面做的，账单还没收到，此外全部的金钱支出如下所列——这就是在世界上这个地方所有必要的支出，或许还多了点儿：

我现在要说的话，主要针对我那些有谋生压力的读者。为了支付这笔开支，我卖掉了一些农场的产品，合计：

把这个数从开支总额上减去，余下的差额是二十五美元及二十一又四分之三美分——这个数目很接近我起步时的资金，以及预料中会花费的金额，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除了保障了清闲、独立和健康以外，我还拥有了一处舒适的住房，可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数据，虽然看起来有偶然性，所以启发意义不大，但它们具备一定的完整性，也因此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凡得到的东西，我都入了账。从上文的统计可以看出，仅食物一项每周就花掉了我大约二十七美分。在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的食物无外乎就是这些东西：黑麦、不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土豆、大米、少量腌制猪肉、糖蜜和盐，喝的是水。像我这种钟爱印度哲学的人，以玉米为主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为了照顾那些惯于吹毛求疵者的反对意见，我也不妨声明一下，我时而会在外面用餐——像过去我常做的那样，而且我相信将来仍有机会这么做——这常会有损于我家用的安排。但我已经说过，在外用餐是个恒定的因素，对这样一份比较性的陈述丝毫不会产生影响。

我从长达两年的经验中认识到，要获得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物，所费的力气之小让你难以置信，即便在我们这样一个纬度上；一个人可以用类似于动物的简单餐食，维持好健康和体力。我曾把从玉米地采来的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盐，以此为菜，满意地吃了一顿，而且是方方面面都很满意。我之所以附上拉丁文学名，正是因为这种非常不起眼的蔬菜，其实味道极佳。请问，在和平年代那些寻常的午间，除了将足量的甜玉米煮熟、加盐，一个通情达理之人还能再渴望什么呢？就连我弄出的花样，也不过是对胃口的妥协，而不是出于健康的需要。然而，人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他们总是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奢侈品；我认识一个善良的女人，她认为她的儿子之所以丢了性命，是因为养成了不喝其他饮品、只喝水的习惯。

读者能够感受到，我并不是从饮食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而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读者也不会冒险尝试我这种关于节制的观点，除非他的食品柜储藏丰富。

起初我用纯印第安玉米粉和盐做面包——正宗的玉米饼啊。烤面包的地方在室外，先把面包放在木瓦板或者建房子时锯下来的一段原木的横切面上，然后放到火前烘烤。不过，这样容易把面包熏黑，还带上一股松脂味儿。我也试过面粉，但最终发现把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掺到一起最方便，也最适合。寒冷的季节，连续烤上几条这样的面包，小心地关照、翻转着它们，就好像埃及人孵蛋时那样，就是非常惬意的事了。这些面包才是我所收获的麦子的真正果实，我能感受到它们那类似于其他名贵果实的香味。我把它们包到布里，尽可能长时间保存。我研读了一番古老且不可或缺的面包制作工艺，查阅了书中提到的权威意见，将面包的制作工艺回溯至原始时期，不发酵的面包在那时的发明，使人类从以坚果和肉为食的野蛮状态过渡到以面包这种温和精细的食品为食。

我的研究进程在继续，据称，一次偶然的面团发酸事件教会了人们发酵的过程，此后，发酵工艺几经变化，直至出现“优质、香甜、又有益健康的面包”，也即生存的主食。有些人把酵母视作面包的灵魂，填充了面包细胞组织的精灵，人们保管起它来，就好像保管火种一般虔诚——我猜想，最初由五月花号带来的那几瓶珍贵的酵母可为美国立了大功啊，其影响仍像翻腾的麦浪一般在这片大地上上升、膨胀、蔓延——我很虔诚地定期从村里拿些酵母，直到一天早晨我忘了规则，把酵母烫过了头；这次意外使我发现酵母也不是非用不可——因为我不是通过综合，而是通过分析发现这点的——从此我便欣然地去掉了酵母，尽管大多数主妇都认真地跟我保证，说没有酵母做不出又安全又有益于健康的面包，上了年纪的人还预言说生命力也会因此而迅速衰退。但我发现酵母并非基本成分，一年没用了，我仍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地活着；而且，令我高兴的是，口袋里不用老是带个瓶子了，那瓶子还时不时地会扑出一些酵母粉来，弄得我狼狈不堪。

免掉酵母，反而更简单，也更让人尊敬。人比起别的动物更能适应一切气候和环境。我也没在面包里放苏打或别的酸或者碱。看上去我是根据公元前两世纪左右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的方法做的面包：“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 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 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 aquae paulatim addito, subigitoque pulchre. Ubi bene subegeris, defingito, coquitoque sub testu.”我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这样来揉面做面包。洗好手和揉面槽。把面粉放到揉面槽里，逐渐加水，把面揉透。揉匀后塑形，然后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放到烤罐里烘烤。这里对酵母只字未提。但我不是总吃这种主食。有段时间，因为囊中羞涩，我有一个多月没见过面包。

在这片生长着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的土地上，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生产出自己所需的全部面包原料，不必依赖遥远而又时时波动的市场。但是，我们离简单而独立的生活依然很远。康科德的商店就很少卖新鲜的甜玉米粉，玉米片和更粗一点儿的玉米几乎没人吃。农民多半都会把自己生产出来的谷物喂牛喂猪，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去商店购买并不更有益于健康的精面粉。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黑麦也能生长，而玉米也并不要求最好的土质，所以我发现很容易就能种出一二蒲式耳的黑麦和玉米，用手工磨把它们磨碎，这样就算没有大米和猪肉，日子照样过；如果必须使用浓缩的甜味素，我在实验中发现，南瓜和甜菜都能做出相当不错的糖浆；我也知道，只需栽种几棵槭树，就能更轻而易举地得到糖浆；倘若这几种植物都在生长期，我也能找到它们之外的多种替代品。“因为，”我们祖先曾这样歌咏：

“我们可以用南瓜、防风、核桃叶片

酿成美酒，使我们的双唇甜润。”

最后说到盐，那可是杂货店里最基本的商品。不过，可以去海边弄盐，恰好当作海边观光的好机会；或者，如果我一点儿盐都不用，或许还能少喝点水呢。我就没听说过印第安人曾经为弄到盐而费什么周折。

这样一来，在食物方面我就能避免所有的买卖和物物交换，房子也已经有了，剩下的就只是衣服和燃料了。我现在穿的裤子是在一个农民家里织成的——谢天谢地，人身上依然还保有那么多美德呢；因为我觉得，从农民降为技工的过程，和从人降为农民的过程，都是同等巨大的落差，同样令人难忘——在新的地方，燃料则是件麻烦事。至于居住地，如果不允许我占用公地暂住，我就以我耕种过的那片土地的价格——八美元八美分再买一英亩。不过照实际情况看，我住在那儿，反倒让那块土地增值了呢。

有一群怀疑论者时不时会问我，我是否以为单靠蔬菜就能生存；为了一言道破问题的根源——根源在于信念——我习惯性地这样回答：我靠吃木板钉也能生活。如果他们连这都理解不了，那也理解不了我许多别的话了。就我来说，总是很高兴听说有人在做这类试验；比如，有个青年试着在两周内，只吃又硬又生还带着穗的玉米棒，他的牙齿就是研磨玉米粒的石臼。松鼠一族就曾经做过同样的试验，并且成功了。人类对这类试验也有兴趣，尽管有些老妇人已经无力为此了，又或者在磨坊占了三分之一的股权了，所以会感到惊恐。

我的一部分家具是自制的，余下的也没花什么钱，所以没有记账。这些家具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对钳子、一对壁炉柴架、一只水壶、一把长柄锅、一把煎锅、一只长柄勺、一个水洗槽、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只杯子、一只勺子、一个油罐、一个糖罐，还有一盏涂漆的灯。没有穷到只能坐南瓜，就这样过来了。村里阁楼上还有很多我最喜欢的椅子，想要的尽可拿去。家具！谢天谢地，没家具店帮忙，我也能坐能站。看着自己的家具装车、打包，然后光天化日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在乡间，而上面装的都是些穷酸的空箱子，除了哲学家之外，什么人才会不觉得惭愧呢？这是斯波尔丁的家具。我从不能通过观察这么一车家具就判断出它的主人是穷是富；那主人看起来总是穷困潦倒的。确实，这类东西你拥有的越多，就越贫穷。每一车似乎都载着十二个棚屋的家具；如果一个棚屋等于贫穷，这就是十二倍的贫穷。试问，我们四处迁徙，难道不是为了蜕皮脱壳式地摆脱我们的家具，并最终从一个世界搬到另一个装了新家具的世界，然后把旧家具付之一炬吗？这就好比把所有的老鼠夹都扣在一个人的腰带上，只要他在凹凸不平的乡间走动，我们投出去的线头就必然拖着那些老鼠夹——拖着他的陷阱。如果他留下尾巴逃跑了，他就是一只幸运的狐狸。麝鼠为了逃命也会咬断自己的第三条腿。如此也就难怪人失去灵活性了。

人啊，总是陷入困局！“先生，恕我冒昧，你所说的困局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一个先知，不论你什么时候遇到一个人，总能看出他所拥有的一切，当然，还有很多他佯装没有的以及他藏诸身后的东西，包括他的厨房家具以及所有他保存的、不愿烧掉的无用杂物，他就好像拉车的马一样被套在那些东西前头，竭力拖着它们向前走。我认为，当一个人通过了一个网结的漏洞或者什么出口，而他的那一车家具却过不去，他就陷入了困局。有的人衣着光鲜、身体结实，看起来潇洒自由，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帖有序，但当我听见他说起他的家具是否上了保险之类的事，就不免同情起他来。“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这时，他这只快活的蝴蝶就被卷进了蜘蛛网。

甚至有些人貌似很久以来一样家具都没有，可你仔细一问，就会发现有那么几样在某家谷仓里扔着呢。要我看，如今的英国就是一位带着一大堆行李旅行的老绅士，在长期的居家过日子中攒下来一大堆华而不实的东西，却没勇气烧掉：大箱子、小箱子、纸板盒、包裹。至少把前三个都扔掉吧。在今天，即使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如果想拎起他的铺盖就走，也是力不从心，所以我必当奉劝这些病人，放下铺盖，赶紧跑吧。当我碰见一个移民背着装了他全部家当的大包裹举步蹒跚——那大包裹看着就像他后颈上生出来的一个大肉瘤——我就心生怜悯，不是因为他的全部家当不过如此，而是因为所有的家当他都得随身携带。假使我非得带上我的陷阱机关，便一定要带个轻便的上路，免得它夹住我的要害部位，但也许最明智的就是从不把手放进去。

顺便说一下，我也不会在窗帘上花什么钱，因为除了太阳和月亮，我无需将别的窥视者挡在外面，而我倒是希望太阳、月亮照进来。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发酸，或让肉变质；太阳也不会损坏我的家具，或使地毯褪色；如果太阳这位朋友时而过于热情，那就退到大自然提供的天然帘幕之后吧，而不必为家里再添一件物什，这样更经济划算。有一位女士曾给过我一块地垫，但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屋里实在腾不出地方，我也腾不出时间屋里屋外地清扫它，所以我宁愿在门前的草皮上蹭蹭鞋底。最好从一开始就避免坏习惯。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位教会执事的动产拍卖，因为他的一生也并非一无所成：

“人做的恶，死后依然流传。”

照例，大部分都是从他父亲那辈就开始积攒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其中还有一只干绦虫。现在，在阁楼里或别的杂物堆上躺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东西竟也没有被烧掉。非但没被付之一炬，或者说得到破坏性的净化，相反，竟还举办了一场拍卖会，或者说让它们得以延年益寿了。邻居们急切地聚集，想要一睹它们的风采，然后全部买下，小心地运往他们自己的阁楼，抑或是杂物堆，让它们躺在那里，直到他们的家产再被清理，这些家具便开始再一次地循环。人死就是两腿一蹬，扬起一点尘埃。

野蛮民族的风俗我们大可以仿效一番，或许会大有裨益，因为他们至少每年都经历了类似蜕皮的过程；他们有着这样的观念，不管事实上做到了与否。如果我们也像巴特拉姆所描述的摩克拉斯印第安人一样，庆祝巴思客节或者“新果节”，岂不很好？“一个小镇在举行节庆活动时，”他说，“先要预备好新衣服、新水壶、新锅，以及别的家用器皿和家具，把所有穿旧了的衣服和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统统收集起来，将房子、广场和整个小镇打扫清理干净，剩余的谷物和其他陈年的粮食都被扔到一个公共的大堆上焚烧干净。之后要服药、斋戒，三天之后，镇里再无明火。斋戒期间，他们禁绝口腹和情感上的一切欲求，并宣布大赦，犯人得以返回城镇。”

“第四天早晨，大祭司站在公共广场上，摩擦着干燥的木头，生起新的火种，所有镇上的居民都领到了纯洁的新火。”

随后，他们以新产的玉米和水果为食，连续三天大排宴筵、载歌载舞。“其后的四天时间里，他们接待相邻城镇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欢庆，而邻镇也刚刚完成类似的仪式，那里的居民也得到了净化，为来日做好了准备。”

墨西哥人每五十二年也举行一次类似的净化仪典，因为他们相信五十二年是世界轮回的周期。

我几乎从没听说过比这更真实的圣仪，它恰如字典中的定义，是“内在精神风姿可见的外在显象”。虽然没有《圣经》式的记载，但我毫不怀疑，最初他们是直接受自天启，才开始了这样的仪典。

有超过五年的时间，我仅凭双手的劳动维持生活。我发现，每年大约工作六周，就足够我应付生活中的全部开销。我把整个的冬天和大部分夏天都空出来，用于读书学习。我也曾悉心地尝试过办所学校，可发现只能做到收支相抵，甚至入不敷出，因为我必须据此着装和训练，更别说还得有相应的思考和观点，结果在这件生计上空耗了时间。我从教并非是为了让同胞受益，而纯粹是为了谋生，所以失败了。

我也试过经商，但发现要把它做得顺手得花上十年，那时说不定我已经见魔鬼去了。我其实是担心十年之后我做着人们所谓的成功的生意。之前，当我四处打探看能做些什么谋生的事宜时，因遵循朋友的意愿而致的不愉快经历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使我费尽心机，想要另谋出路，所以我常认真地考虑以采越橘为生；这个我肯定干得了，它微薄的利润也恰好够用——因为我最大的本事就是需求甚少——我愚蠢地认为，这事儿不需要多少本钱，也不会太干扰我惯常的思绪。当熟人朋友们纷纷毫不犹豫地投入商海或从事各种职业时，我则思忖着这件事儿，把它当作与他们的职业最相类似的事情；整个夏天我漫游在山间，摘下迎面碰到的越橘，然后漫不经心地把它们处理掉；这种做法，有点像放牧阿德墨特斯的羊群。我甚至梦想着采集些野生的牧草，或者长青的绿植，送给那些愿意常常想起林间的村民，甚至用干草车拉到城里。自此我明白，商业诅咒它所经办的一切；即便你经营的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也难逃商业的诅咒。

由于我对某些事物有所偏爱，而且尤其珍视自由，也由于我肯吃苦又能获得成功，所以我尚不希望耗费时间去挣豪华的地毯、其他精美的家具、精细的烹调，希腊或哥特风格的住房。如果确实有人并不把求取这些视作干扰，或者得到之后知道如何使用，那我就把这种追求留给他们吧。有些人是“勤奋的”，貌似热爱劳动本身，或者因为劳动使他们免于更严重的损害；对于这些人，目前我没什么可说的。有些人则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那些多出来的闲暇，对于他们，我则建议在工作上再加一倍劲头——一直工作到他们赎回了自己，获得一纸自由证书。至于我自己，我发现最自主的工作就是做日工，尤其这种工作一年只需做三四十天，就能养活自己。太阳西沉，日工一天的工作便结束了，这时他便获得了自由，可以从事任何他钟情的追求，与他的劳动毫不相干；而他的雇主呢，则要月复一月地做着投机的营生，一年到头缓口气儿都不行。

总之，信仰和经验使我确信，只要生活得简单而智慧，维持一个人在世间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苦差，而是一种消遣；就好像那些生活简朴的民族所追求的，在注重矫饰的民族看来不过是些体育运动。一个人要维持生计，其实无须汗流浃背，除非他比我还容易出汗。

我认识一位年轻人，他继承了几英亩地，说也想像我那样生活，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我并不希望别人按我的方式生活，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因为，且不说或许还没等他搞明白我的生活方式，我就又另为自己寻了条路径，而且，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各不相同的人越多越好；我宁愿每个人都认真找寻并追求他自己的——而不是他父亲的，抑或他母亲的，再不然就是他邻居的——生活道路。年轻人可以搞建筑、种植或航海，只要能做他跟我提过的他喜欢做的事情，不妨碍他就好了。我们的智慧，就体现在通过计算而得到的那个精确的点，就好比水手或者逃跑的奴隶的眼睛总要盯着北极星；这种方法足以指导我们一生。或许我们不能在可预测的时间内到达预定的港口，但仍会保持正确的航向。

毋庸置疑，就此种情形来说，对一个人而言是对的事情，对一千个人来说更是如此，这就好比一座大房子，如果按比例计算，也并不比小房子来得更贵，因为都是上盖一个屋顶、下挖一个地窖，再由一堵堵墙分割出几个房间。但在我嘛，还是更喜欢单独的居所。而且，一般来说，自己建整栋房子，要比劝服另一个人相信共建墙的好处来得便宜；即便你少花了钱建成了共建墙，那墙也一定很薄，而且事实还有可能证明那人是个坏邻居，不会好好维护他那面墙壁。通常唯一可能的合作都是极有限也极表面的；而真正的合作则少之又少，看起来完全不像那么回事，属于一种人类无缘耳闻的和谐乐音。一个人如果拥有信念，就会和普天之下所有持同样信念的人合作；而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念，不论他加入怎样的团体，也只能随波逐流。合作，在其最高与最低的意义上，都意味着“共同生活”。我最近听闻有人提议两类人应该共同环球旅行，一类囊空如洗，桅杆前、犁铧后，一路边走边挣；另一类则在兜里揣着汇票。容易看出，他们无法长期结伴或者合作，因为其中一个根本无所作为。在充满奇遇的旅行中，第一个危机一旦出现（那必是有趣的），他们就会分道扬镳。总之，就像我前面指出的，一个人孤身上路，马上即可出发；而若要与他人同行，就得等对方准备停当，由此出发则可能被延滞很久。

但是，我曾听镇上人说，我所有的这些想法都非常自私。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很少参与慈善事业。出于责任感，我做出了一些牺牲，参与慈善事业的快乐就是其中之一。曾有人使出浑身解数劝我资助镇里的贫困户；假如我无所事事——因为魔鬼总是替闲人找事儿干——也会以这种消遣试试身手。我也曾想过投身慈善事业，将一些穷人的福祉作为我的义务，使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生活得和我一样舒适，甚至已然向他们提出了这种想法，但他们全都毫不犹豫地说宁愿继续贫穷下去。当我们镇上的男男女女以诸多方式致力于他们同胞的福祉，我坚信至少可以将其中一个腾出来，去从事其他不那么慈善的事情。做慈善，和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需要天赋。至于“做好事”，则是一个人满为患的行当。而且，我已经认真地尝试过了，发现那与我的个性并不相符。虽然可能听来奇怪，但我对此竟觉得满意。或许我不该自觉地故意抛下要我做好事的特殊召唤，那可是社会的要求，是要拯救宇宙于毁灭之中；而且我相信，某处自有一个类似却又无限强大的坚定意志，那就是保全着宇宙的全部力量。但是，我无意在任何人和他的天性之间横插一脚；对于那位全身心地从事了我所拒绝的那份差事的人，我也会说“坚持下去”，就算全世界都称之为做坏事——他们极有可能这么说。

我绝不认为我的情况是个特例；很多读者无疑都会做出类似的申辩。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不担保我的邻居们也会说是个好差事——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我可是个一流的雇员呢；但那是什么事儿，就有待于我的雇主来弄个究竟了。我所谓的“好”事，按通常的意义来说，一定偏离了我人生的主路，且大多是我无意间做的。人们很实际地说，要以你所在之处、你当下的状态为起点，不要以成为更有价值的人为主要目标，带着预先就有的善意，开始着手做好事。

如果我也以这种腔调说教，我倒要说：开始做个好人吧。就好像太阳，当他燃烧着内部的火焰达到月亮般的辉煌，或者拥有了相当于一颗六等星的亮度，他就该停下，然后像好人罗宾一般地四处游荡，跑到每个农舍的窗子前窥视，令人发疯，使肉变质，让黑暗处变得可见；而不是逐步增强他柔和的热度和恩惠，直至亮得凡人不敢正眼直视，与此同时，以及在此之后，一直沿着自身的轨道环绕世界，向世界施以恩惠，或者，诚如更正确的哲学所发现的那样，环绕着他旋转的世界变得美好。法厄同想施恩世人，以证明自己天国的出身。但他只驾了一天太阳金车，就弄得他驶出了轨道，烧毁了天堂低处街边的几排房子，烧焦了地球的表面，烤干了每一条清泉，制造出了撒哈拉大沙漠，直到朱庇特劈下一道闪电，使他一头栽落到地，而太阳，因为他的死亡而悲伤，竟有一年黯淡无光。

没什么气味比变了质的善行还要难闻，那味道有如人或神的腐尸。如果我真的知道有人有意设计了什么造福于我的计划，正带着它朝我的住处来，我一定拼了命地跑，就好像逃离非洲沙漠上那干燥、灼热、被非洲人称为西蒙风的大风。那风灌得你口鼻眼耳满是灰尘，直至最终窒息而死。因为我担心他的某些善行会施行在我身上——其中的一些病毒也会混入我的血液。不——要是那样，我宁愿听其自然地忍受困厄。如果一个人，在我本该挨饿时给了我食物，在我本该受冻时给了我温暖，或者当我本该掉进壕沟时拉我上来，我并不因此就认为他是个好人。我完全可以给你找到一只纽芬兰犬，这些事他都能干。慈善并不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同胞之爱。就其本人的方式而言，霍华德无疑是位善良、值得尊敬的人士，也获得了他应有的报酬。但是，比较来说，如果在我们处于最佳状态、最值得帮助的时候，他们的慈善帮不到我们，纵有上百个霍华德又有何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次慈善会议真正地提出了对我，或者对和我同类的人有益的建议。

有些印第安人被绑在了火刑柱上，却向折磨他们的人提议换点儿招数，弄得那些耶稣会的教士不知所措。他们已然超脱于肉体的苦难了，很可能某些时候他们也超脱于传教士所能给予的任何安慰之上；“对人如对己”的法则在某些人听来并不那么有说服力，因为他们并不在乎自己被如何对待，他们以新的方式爱他们的敌人，几近于宽宥他们所做的一切。

要确定给予穷人最需要的帮助，尽管是因为你的例子在前，他们才落在了后面。如果你给钱，就陪他们把钱花掉，别只是抛给他们了事。有时我们会犯些奇怪的错误。通常，穷人并不那么饥寒交迫，他们只是穿得破烂、邋遢，举止粗鲁。这一部分是因为品位，而不完全是他命运不济。如果你把钱给他，他说不定会买回来更多的破衣烂衫。以前我也常常同情那些粗笨的爱尔兰工人，他们穿着廉价、破烂的衣衫在湖上切冰，而我则穿着整洁、也多少更时髦些的衣服瑟瑟发抖。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掉进了水里，来我的房间烤火，我看见他脱下了三条裤子和两层护腿，才最终露出了皮肤。没错，那些衣服又脏又破，但是他有这么多穿在里面的衣服，就完全可以拒绝我给他的额外的衣服了。落水才正是他所需要的。随后，我开始可怜起自己来，发现把整个成衣店送给他，不如给自己买件法兰绒衬衫，那或者是更大的慈善。

有一千人在砍伐罪恶的枝杈，却只有一人在击打罪恶之根。很有可能那个在穷苦人身上投入了最多时间和金钱的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制造了最多的苦难，他虽努力消除，但终徒劳无功。正是那些道貌岸然的蓄奴主，献出了十分之一的奴隶收益，为其余的奴隶购得了星期日的自由。还有人雇穷人到他们的厨房工作，以表示对穷人的善意，但如果他们雇自己去厨房干活，岂不是更大的仁慈？你吹嘘说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慈善；或许你该用上十分之九，然后就由此终结吧。因为，社会回收的财产其实不过十分之一。而这，应该归功于资产占有人的慷慨大方呢，还是主持正义的官员们的疏忽大意呢？

慈善几乎是唯一受到人类充分赞誉的美德。非但如此，它其实是被评价过高了；正是我们的自私，使它得到了过高的评价。一日康科德镇阳光朗照，一位身材健硕的穷人向我夸赞某一位镇上的乡民，因为，据他讲，此人对穷人很是善待；穷人，即指他自己。人类善良的叔叔、婶婶们，比之真正的精神父母往往更受尊敬。一次，我听了一位宗教演讲家讲英国。此人学问与智识兼备，在列举了英国科学、文学、政治上的杰出人士，如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等人之后，他接着讲到这个国家的基督教英雄，而且将这些人提升到远高于其他人的地位，成为伟人中的伟人，就好像这是他职业的要求。他们是潘恩、霍华德和弗莱夫人。每个人都觉察出其中的谬误和虚假。最后这三人并非英国最伟大的男人或女人；而或者只能算作她最好的慈善家而已。

我并非要贬低那些理应归于慈善的赞誉，而只是要求公正对待所有以自己的生命和工作造福于人类的人。我主要看重的，并非一个人的正直和仁慈，事实上，它们只是茎叶。那些茎叶一枯萎就被我们制成药汤供给病人服用的植物，其用途其实是很卑微的，而且使用它们的多是江湖郎中。我要的是一个人的花朵和果实；一些来自他的香气会随风吹送到我这儿，果实成熟的风味则渗透于我们的交往之中。他的善良一定不是片面而短暂的行为，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溢出，这种溢出于他无损，他也不曾察觉。这是一种掩盖了大量罪恶的慈善。慈善家总是抛出些悲伤的情绪，再以对悲伤的记忆形成一种氛围环绕着人类，他们把这称为同情。

我们要传播的是勇气，而不是绝望，是健康和自在，而不是疾病，且要提防疾病因传染而蔓延。从南方的哪片平原上，传来了哀号之声？在什么纬度上，住着那些我们要送去光明的异教徒？谁是那个我们要去挽救的放纵而野蛮的人？如果一个人不知怎么生了病，因此完不成任务，甚至如果他痛在肚肠——因为那是同情心的所在——他就会立刻改革这个世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微观世界，他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而他就是那个发现者——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吃青苹果；事实上，在他看来，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青苹果，一想到在它成熟之前人类的子女就会咬食它，便觉得是个可怕的危险；风风火火的慈善家立刻找出了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还包括印度和中国人口稠密的乡村；几年的慈善活动之后，各种势力利用他达成了各自的目的，而他也无疑治好了自身的消化不良症，地球单侧或双侧的面颊现出了淡淡的红晕，仿佛它终于开始成熟了，生活则褪去了它的粗粝，又一次变得甜蜜而健康。我从没梦见过比我所犯之罪更大的罪恶；我从不认识，也将永远不会认识比我更糟糕的人。

我相信，改革者所以黯然神伤，并非出于对困厄中的同胞的同情，而是他个人的处境，尽管他理当是上帝最神圣的儿子。假设这种情形得到了矫正，春天来到了他的身旁，晨曦俯照着他的卧榻，他就会抛下他慷慨的伙伴，丝毫不觉得愧疚。我之所以不声称反对烟草，是因为我从不吸烟，那是戒绝吸食烟草的人必受的惩罚；不过我品食过的东西也足够多，倒可以声言反对它们。如果你被这些慈善中的任何一种欺骗，请别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因为这并不值得知道。救出溺水者，然后系好鞋带。从从容容地，开始从事一些自由自在的劳动吧。

我们的举止，因为同圣徒交往而变得败坏。我们的赞美诗，悦耳悠扬，却回响着对上帝的诅咒，和对他永远的忍受。可以说，即便是先知和救世主也只能宽慰人们的恐惧，而不能证实人们的希望。任何地方都不曾记载人们对生活的馈赠单纯地表示由衷的满意，以及对上帝抒发难忘的赞美。所有的健康和成功都使我受益，虽然他们显得遥远和不可企及；所有的疾病和失望都使我悲伤、遭殃，无论它们予我或者我予它们多少同情。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用印第安的、植物的、磁力的或自然的方式恢复人性的话，就让我们先像大自然一般朴素和健康，驱散眉间的阴翳，在我们的毛孔里吸收一些生机。请不要杵在哪儿做穷人的监工，而是要努力成为一个值得存活于世的人。

我在设拉子的诗人谢赫·萨迪的《古利斯坦》或《蔷薇园》中读到：“他们求教于智者，说：至尊之神创造了众多名树，树高参天，浓荫蔽日，可除了不结果实的柏树外却没有被称为阿扎德或自由之树的，这之中有何奥秘？智者答道：每种树自有它适宜的产品和特定的季节，倘若正当时，它便鲜艳而茂盛；若不在其时，则干枯而凋零；松柏四季常青，不属于任何一种情况；自由之树，或宗教上的独立派，必须具备这种本性。——不要把心思放在转瞬即逝的事物上，因为在哈里发一族灭绝之后，底格里斯河仍然永无止息地流经巴格达；如果你手头宽裕，就像枣树那样慷慨自由；但倘若拿不出可给的东西，就像柏树那样，做一个阿扎德吧，或自由的人。”

补充的诗篇

贫穷的伪装

你设想的太多，可怜窘迫的穷鬼，

想要在苍穹占有一席之地，

你因为落魄的茅舍，或木桶做成的棚窝，

养成了慵懒或迂腐的德行，

在廉价的阳光下，或荫蔽的泉水旁

啃食着块茎和叶菜；在那儿你用右手

扯下心灵枝丫上的人类激情

和那上面绽放的美丽的道德花卉，

你使自然堕落，致感官麻木，

又戈耳工般地，变活人成石头。

我们对你沉闷的社会无所需求，

那里到处是强加的节制，

不需要那非自然的愚蠢，

它不知欢愉，不懂愁伤；也不需要

你强迫被动的坚毅得到虚假提升，

凌驾于活跃的生命之上。这些低下的焦虑

将他们钉死在平庸之位，

成就了你奴性的心灵；但我们只推崇

这样的美德：超出常规，

勇敢大度，慷慨而行，

秉持灵视，恢宏而无

边界，以及历史也不曾命名

而只留下一些范例的

英雄美德，如赫拉克勒斯，

如阿喀琉斯和忒休斯。

回到你那破窝，

当你看到新的开明天地，

去学习了解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的。

T. 卡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