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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禾和陈忠实先生是至交，几十年来相互提携，为人为文，传为佳话。30多年前，编辑李禾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牛肉泡馍派”陈忠实》，原文如下：
20世纪80年代前后，文坛上正是乱花暂欲迷人眼之时，各种旗号林立，竞相称雄，陈忠实无旗无号，朋友们却称之为“牛肉泡馍派”。
陈忠实是关中灞桥人，“灞柳伤别”这一典故向来为文人传诵，给这块土地抹了一笔浓浓的诗情，但陈忠实缺乏这种浪漫色彩，他只写小说、散文，不写诗，作品溢满八百里秦川的泥土味儿，质朴而无矫饰。那阵儿，他在一个偏远穷困的公社当书记，写文章是“牛肉泡馍派”，生活上却享受不起牛肉泡馍，他抽黑棒子烟，喝苞谷面糊糊，每月薪金42元，他只能在作品里注入牛肉泡馍味儿。
关中人之所以喜欢吃牛肉泡馍，盖因民性热诚厚道，纯朴刚直，说话直来直去，做事死认真，喜欢实打实，讨厌虚套套，一是一，二是二，一锤子下去总要砸个窝窝。身为“牛肉泡馍派”的陈忠实，作品如此，为人行事也如此。
那时候，我在甘肃《飞天》杂志当编辑，就找陈忠实约稿。他是大作家，长相却如老农民，深目隆鼻，满脸皱纹，似犁沟般于田陌纵横交错，一笑，犹如菊花绽放，那里面播种的当然是灵感的种子。
初相识时，总见他一身农民装束，沾星星点点的泥土，仿佛刚刚从地头走来，每次话别，他总是厚道地叮咛：“你若来西安，别到灞桥找我，太远咧！只要托人捎个话，我就进城来看你。”
我向他约稿，他慨然应允说：“行哩！我保证每年给咱的刊物专门写一篇，绝不拿退稿搪塞。”果然，此后确未爽约。不幸的是我太粗心太自以为是了，一次错排了一段，又斗胆删去了一段，事后向他致歉解释，他却说：“没啥没啥，你老兄咋样改都行哩！”一脸的谦和厚道，反而让我越发的过意不去。
陈忠实后来名气越来越大，却仍旧只记得自己是乡里人，不把自己划在文人圈子里。一次我们相约去郊区看望作家张敏，两人骑着破车子，边走边谈得热火，他忽然“哎呀”一声跳下车，我吓了一跳，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见他匆匆钻进路旁一家食品店，少顷，拎了一封红纸帖儿的点心包包走出来，我笑他过于拘礼了，他正色道：“咱是乡里人嘛，乡里人有乡里人的规矩。张敏屋里有老人和娃娃，不提点心包包就上门，人家笑话哩！说咱不懂礼性哩！”我顿时大悟，怪道他将关中的习俗写得活灵活现，不见造作肤浅，使人读了如入其境，原来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啊！
90年代前后几年，陈忠实忽然销声匿迹了，几次约请他去敦煌一游都不见应承，我以为是关中人怕出门的保守。不承想，忽地出了一本《白鹿原》。出一本砖头厚的书是陈忠实青年时代的梦，书厚如砖其实没啥稀罕的，但作品内容扎实得真像砖头，一下子赢得读者的青睐，读了，犹如吃了一碗“牛肉泡馍”。
就在这年9月，陈忠实率领陕军中的赵熙、王愚、郭京夫、王晓新等众多作家，应甘肃奇正公司之邀赴甘南访问，其间曾在兰州签名售书，先在颇具知名度的新知书店，后来又赶到半间席棚的兰登书屋。屋小人挤，陈忠实虽满头大汗，但对读者有求必应。事毕，有读者手持《白鹿原》，半路上截住陈忠实要求签名，他笑吟吟掏出笔，谁知刚刚翻开书就变了脸色，“唉！唉！”他叹息地说，“这是盗版嘛！看看，把我的照片印得我都认不出来咧！错字多得念不下去。对不起！对不起！不签，这种书不签。”一瞬间，关中人的倔劲儿就冒了出来。及至忙活到夜晚，正要与等待已久的朋友们聚谈，一女记者却尾随而至，非要他返回招待所，以便单独采访，他抬脚就走，朋友们不悦，说这记者太没有礼貌太不懂事了，责怪他“太心软太好说话了”。他连连告罪说：“莫怪莫怪。人家女娃娃跟了多半天了，咋好意思拒绝呢？咱不能让人家失望嘛！”大家就笑骂，说他活脱脱像白鹿原上出来的那种温良恭俭让的人。
陈忠实就是这样的“牛肉泡馍派”，这称号可谓老字号，风味独特，有口皆碑。
在我看到李禾先生生前保存的陈忠实写给他的这30多封信时，我的内心涌动了起来。这30封信，见证了陈忠实先生辉煌而又被琐事缠绕的时期。
1942年8月3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在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一个叫陈忠实的男娃出生了。就是这一年，从白鹿原出函谷关进入河南，境内百姓正遭受着恐怖的大饥荒，久旱无雨，绝收的庄稼又遭受了蝗灾，难民沿着铁路线四处逃难。
1938年黄河改道，形成了一片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致使河南东部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无法耕种。据《河南省志》记载：1942年，全省各地普遍“大旱”“秋绝收”：“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
1950年春季，8岁的陈忠实在西蒋村初级小学开始读一年级。1953年春夏初小毕业后，在蓝田华胥镇油坊街开始了完小两年的借读。
直到1957年，15岁的陈忠实在位于今天西安市东韩森寨的第36中学上初二时，读了文学课本上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卖瓜》后，突然就有了写作的冲动。喜欢文学的他，偷偷地写了一篇小说《桃园风波》，得到了老师的肯定。从此，他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走上了文学之路。多年后，陈忠实曾说：“我这一生的全部幸与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2015年，业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忠实，还深情地忆念道，在阅读《三里湾》后，“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
赵树理生于1906年，比陈忠实大了36岁。赵树理的创作活动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1930年首次发表了反映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1943年发表了其短篇小说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结婚》。他的小说情节生动，故事性强，善于通过故事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人物性格。陈忠实先生后来在接受曹可凡采访时曾说：“激发我写作的，实际上是赵树理，上初中二年级读《田寡妇卖瓜》，他写的短篇小说，很短。我当时就很惊讶，赵树理写农村那些事很生动，文字也很生动，他写的这些事，这些生活情节，我在生活中差不多都经历过。”
他还说：“那些事情我都经历过，所以很惊讶，这些东西居然能上书？这些东西如果能上书，能写出来文章，那么我也可能写，接着就在作文本上写小说，就这么快。”后来，陈忠实就在作文本上写了《桃园风波》，这篇小说作为习作，虽然没有发表，但是老师评价很高，那个时候是五级计分制，老师打了五分还不行，在五字右上角还打了一个“+”号。
1958年9月，正上初三第一学期的陈忠实，遇上了“大跃进”，学校停课，学生和老师们都去灞河边上洗铁砂炼钢去了。陈忠实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在心里打着写作的腹稿。11月4日，《西安日报》上刊登了一首五言诗歌，题为《钢、粮颂》，这是陈忠实的文字变成铅字，刊登在公开发行报刊上的第一篇文字。虽然这首五言诗歌只有四行，二十个字，但是更加激起了他创作的激情。
1959年，17岁的他，正在读初三。就在这一年的4月，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在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4月号上开始连载，11月时连载结束。陈忠实节衣缩食，把父亲给的两分钱的咸菜钱硬生生从口里节省下来，买了《延河》，一遍遍地读《创业史》。上高中后，他先后读了茅盾先生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等小说。
1962年7月，20岁的他高中毕业。经过毛西公社推荐，陈忠实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蒋村初级小学任民请教师，劳动报酬是大队每月给记工分。两年后，他又被调到公社的农业中学去当教师，身份还是民请。后来，他又被接到毛西公社工作，在此期间，他在《西安晚报》、《西安日报》、《陕西文艺》（1977年7月恢复刊名《延河》）等报刊上不断发表散文等题材作品。直到1973年5月，31岁的他终于由民请教师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彻底解决了工作身份问题，也就是在这年，《陕西文艺》发表了他人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之后》，不仅发表了，而且还是头条重点推荐。美术编辑王西京还插了图。
1975年，33岁的他，已经成为活跃于文坛的青年作家。就在那年的11月中下旬，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召开全省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陈忠实和王汶石、杜鹏程等作家一起，作为辅导发言代表参加了会议。
1978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恢复。36岁的他，工作调动到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工作，并被任命为文化馆副馆长。也就是在这年的10月，陈忠实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陕西作家协会）。
1979年6月，陈忠实短篇小说《信任》发表在《陕西日报》，后来《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予以全文转载，还被《青年文学》创刊号转载，《中国文学》以英、法文介绍给世界，美国《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收录，还被翻译成日语出版，并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年的9月，陈忠实、贾平凹等7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我见到的第一封陈忠实写给李禾的信，是1980年3月。20世纪80年代，手摇电话机、轮盘拨号电话机问世，在那个年代，也只是机关单位才有。普通人家的座机电话少之又少，有电话也成了当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书信年代的“鸿雁传书”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切、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未能谋面的人们靠着洋洋洒洒的几页书信，传达嘱托，交流感情。我一页页地读完陈忠实写给李禾的信，陈忠实的真情也是跃然纸上，墨香散发。
直到20世纪90年代，电话逐渐普及起来，人们大多都是通过电话交换意见，书信也越来越少。再到后来，互联网神速发展，提笔写信的事更是变得越来越奢侈，丰富多样的交流方式也是层出不穷，迭代升级。但是谁又能感受到书信中质朴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呢。
1978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南北寨》发表于当时还叫作《甘肃文艺》的第12期。1979年12月，他的短篇小说《立身篇》写完。1980年初，作为老西安人的李禾，回乡探亲，并与自己的几个作者见面，这是陈忠实第一次见到李禾。2月13日，李禾给陈忠实写了封信，并寄了刊物。陈忠实随即复信，信中写道：
李禾同志：
您好。
二月十三日信及所惠寄的一期刊物收到，谢谢。在你的家里见了后，很荣幸地结识了。
春节前后，我的爱人突然病倒，一月多来，我的学习和创作基本停辍了，思想颇多负担。近来病情大有好转，我的精神也基本解脱。所应诺的稿件推迟至今，让你催促，实在有愧，望鉴谅。稿子交给你，由你处置。我最近在家，未能上班，加之郊区重新区划，乱，亦不能干事。新区划后我可能回归灞桥区，一时地址不定，请尔后来信落“西安郊区毛西公社西蒋村”，待新区划一定，再告你新的通信地址吧。
祝撰安。
忠实
3.12
就在这时，有一条好的消息，就是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经《人民文学》转载后，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并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个消息，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向前写信告诉他的，说《信任》已经荣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候的评奖，评委是读者，是以读者投票的方式，按照得票数量排名来确定的，能获得全国性的文学奖项，陈忠实心里无比高兴，这也说明他的作品已经得到全国读者的认可。
坏的消息，就是自己的爱人突然病倒，他在给李禾的信中，也说了一下，爱人是家里的顶梁柱，突然病倒，他的思想负担也大了起来，也没有了心思去构思创作，就在家里照顾起家人来了，加上他所在的市郊区要重新区划，许多工作处于搁浅状态。
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共25篇，除陈忠实的《信任》外，还包括《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彩云归》（李栋、王云高）、《我们家的炊事员》（母国政）、《阿扎与哈利》（樊天胜）、《记忆》（张弦）、《悠悠寸草心》（王蒙）、《谁生活得更美好》（张洁）、《战士通过雷区》（张天民）、《蓝蓝的木兰溪》（叶蔚林）、《话说陶然亭》（邓友梅）、《因为有了她》（孔捷生）、《我爱每一片绿叶》（刘心武）、《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重逢》（金河）、《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办婚事的年轻人》（包川）、《空谷兰》（张长）、《雕花烟斗》（冯骥才）、《独特的旋律》（周嘉俊）、《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艾克拜尔·米吉提）。这些文学作品大多来自《人民文学》《北京文艺》《十月》等，来自地方报纸的只有陈忠实的《信任》。《信任》的获奖，坚定了陈忠实的文学信念。《信任》中主人公用宽广的胸怀对待曾经整过自己的人，卓有远见地化解了阶级斗争造成的人为矛盾，为解决农村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次颁奖大会，陈忠实没有参加。2018年，我在《中国政协》2018年第13期读到《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作者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写的《春风吹来—忆改革开放初期文坛二三事》。艾克拜尔·米吉提是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人，生于1954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担任过数家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如今65岁的他，在撰文中回忆了25岁时在京参加颁奖仪式的活动，全文如下：
1980年的3月，我来北京参加1979年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颁奖大会。临行前，在乌鲁木齐就听说我已被第五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录取。这事让我既有些意外，又感到高兴。
颁奖大会期间，我们住在向阳一所（现在叫崇文门饭店），这是专为全国各地前来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代表而建的，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活动之余，便在向阳一所马路对面的新桥饭店参加了几次座谈会。那时候，媒体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参加这些活动和座谈会令人耳目一新。正是借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大家都在热议，如何把思想从“四人帮”的禁锢和“文革”期间设定的种种禁区中解放出来，让文学创作充满活力。在这些活动和座谈会上见到的许多人，以前只闻其名，在这里却见其人，真正让我将其文其人对上了号。一种自信便陡然而生。座谈会期间，大家私下谈论的话题，往往是又有什么人已经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工作安排在哪里，职务是不是恢复，工资是不是补发过，子女是不是随调进京，等等。到处洋溢着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态势。春风吹来，拂面而至。
颁奖活动一结束，蒋子龙、陈世旭和我几位获奖作者便被接到了文学讲习所。其实，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丁玲提议创办文学讲习所以来，共办过四期，那时鼓楼东大街52号是学员宿舍，103号是校部和食堂，学员一日三餐要到这里进餐。丁玲不常到讲习所来，这里的日常工作由诗人田间主持。1957年“丁陈反党集团”被“定性”后，文学讲习所也就停办了，那个王府大院便逐渐变为文化部所属单位的大杂院，里面住满了人家。经过十年“文革”，尤其是经过唐山大地震后，院内更是盖满了名曰“防震棚”的各种小棚屋，已无可能退还给文学讲习所。于是，恢复办学的文学讲习所，临时租用了朝阳区党校的校舍办学。朝阳区党校在静安庄，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子，一进校园有一个小小的开阔地，迎面便是一个T字形的青砖瓦房，简陋得不能再简陋、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周边则是一个小村落，附近有几座针织厂，而校园背后是一片菜地，一直延伸向远方。这环境和任何一座小县城毫无二致（现在已经变得一派繁华），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学习。
文学讲习所简称文讲所，我理解或可沿袭了当年毛主席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名谓。文讲所的特点就在于没有院校系统的各科课程设置，讲座和专题报告一个连着一个。做讲座和专题报告的人，都是各路专家学者、大学教授、部委领导、前辈作家、资深编辑，等等。他们各自都有一套成熟的思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听罢讲座，令人茅塞顿开。我记得冯其庸和周汝昌都来讲过《红楼梦》。当然，关于《红楼梦》，日后还会有更多的作家和学者著书立说，各为其美，只是研究方法和切入点都不尽相同。这也说明，《红楼梦》是一部读不尽道不完的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对中文写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那时候，“伤痕文学”正在淡去，代之而起的是“反思文学”，而“改革文学”正在兴起。这也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打开国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相吻合。文讲所同学们之间，几乎每天都在讨论新的文学现象，每逢一篇有影响力的新作问世，同学间都会相互传阅，相互交流。当然，更多的时间，同学们都在伏案疾书，创作新作。虽然四人一间，条件简陋，但是这并不影响各自的创作。其实，真正的作家只要铺得开一张稿纸，有一支笔就可以投入创作（现如今，只要有一台手提电脑，插上电源就可以创作）。在第五期文讲所学习期间，同学们创作完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比如后来改编为电影《芙蓉镇》的原作《爬满青藤的木屋》等。我自己的短篇小说《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遗恨》等，也是创作于这期间。
当然，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最早受益者群体之一，我认为是一批“文革”后复出的资深作家和新时期早期涌现的中青年文学新人。他们通过不同渠道能够最早读到“文革”前作为“内部资料”的苏欧文学译本（黄皮书）和最新出版的前卫文学作品。现在看来，当时许多作家的作品，几乎都能找到影响他们创作的苏欧作家作品范本，甚至个别作家后来被学者指认为直接大段抄袭了某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引起学界争鸣。这也是新时期文学难以逾越的历史鸿沟和不争的事实。新时期的文学，正是由此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向高原。
朝阳区党校附近的香河园有一座造纸厂（现已成为住宅区），每到傍晚，就会释放出难闻的气味，虽然令人不爽，但还是挡不住我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朝阳区党校院子，到附近散步。路两边长满了深深的杂草，稀稀拉拉地有一些远近的民居，路也坎坷不平。陈世旭刚刚从九江归来，他向我们笑谈九江之行的新遇。他说，在九江遇到几位老人，他们见了面就说：“小伙子，听说你写了一篇《镇上的小将》，还获了全国奖，不错不错。”陈世旭和我同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名是《小镇上的将军》，我们听罢一个个捧腹哈哈大笑，造纸厂释放的难闻气味在我们的笑声中也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
“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是《乔厂长上任记》，作者蒋子龙是我们第五期文讲所的学员班长，他后来又发表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一系列“改革文学”作品。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独执牛耳，震撼文坛，一再获奖，从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的聚焦人物。但是，随着国有企业大批转制，下岗工人大批增加，面对这一切，蒋子龙笔下的乔厂长们也始料不及，无可奈何了。这就印证了文学的特点：有时候文学走在时代前面，引领时代；有时候文学会和时代同步，甚或滞后于时代，陷入困惑与迷茫。这便是“改革文学”步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后劲不足的客观历史原因。代之而起的是“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等等。2008年，我接任《中国作家》主编后，编辑部接到蒋子龙的长篇新著《农民帝国》，编辑部内对此作有不同意见。我认真拜读以后，为蒋子龙的艺术探索精神深深触动，当下拍板在文学版分两期连载。我认为，蒋子龙来了一个华丽转身，让那些把他定格为工业题材作家的人大跌眼镜。《农民帝国》写的是几十年的农村生活，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大起大落，风云跌宕。他以笔做利刃，将中国的农村丝丝缕缕做出犀利的剖析，令读者顿悟和释然。此作获得了“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也是实至名归。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们第五期文讲所学员中，不经意间出现了许多代表新时期文学的顶梁作家和扛鼎之作，这一切将会由文学史去一一叙述。我作为这一期学员之一，深感荣幸和自豪。历史往往就发生在你我身边，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也是我们共同走过来的。
读完这篇文章，不免让人想起40年前的文学和时代。
1980年3月30日，陈忠实又给李禾写了封信，说了《信任》获奖的事情，问候了李禾创作进展事宜。内容如下：
李禾同志：
您好。
在西安一见，虽是初识，却如同旧友。春节前后，家事不顺，写作遇到一些困难。你的约稿的事，一直记在心里，愈久愈觉沉重，及至见到你的信，更觉应人事小，误人事大了。三月十四日，从西安给你发出了拙作《立身篇》。稿子一经发走，我向来是不再过问的，尤其是熟人挚友之间，由你们酌情处置，而不必顾虑其他什么的。前几天见张敏，他说收到你一信，仍在问我的稿子的事，我才知道你尚未见到稿子，顾虑到是否丢失，所以向你写信问询，只要收到就放心了。
《信任》侥幸中奖，多属于鼓励的成分。我去年发了几篇小说，很难称为作品，尽管从许多方面作了点试探，均属陈腔老调，少有新意，尝试到艺术上进取一步的艰难，也反证了自己确实笨拙。
你的大作不知进展如何？你在少数民族地区做过长期的基层工作，这是创作上十分宝贵的财富，相信你一定会写出有真情实感的东西来。说真话，也许是偏见吧，我还是相信生活，从生活的实际体验中体察感受的作品，较之那些胡编冒捏的东西，究竟有根本的区别。你的工作可能很忙，在创作中有一个时间的矛盾。我的想法是，在关键的时刻，要一鼓作气冲上去，冲上去就是胜利，把前瞻后顾放到冲上去之后……总之，盼你完成大作。
近来郊区重新区划，新址未定。请来信落“西安市灞桥区毛西公社西蒋村”即可收到。待新址一定，我再告你。
祝安健，并向家人安好。
致以
敬礼
陈忠实
3.30
写完这封信，一直没有收到回音，加之西安市郊区中心区划，陈忠实还是担心所有的信件因为搬家收不到。陕西作家张敏更是文坛奇人，天下谁人不识君啊。有人说，他是陈忠实的死党，张艺谋的密友，高建群的挚友，贾平凹的伙计，还是陕西文坛的“作家班班长”。李禾断了与陈忠实的联络，就给张敏写信，问及陈忠实的近况，更重要的是催稿，催稿。张敏给陈忠实转达了李禾的意思，俗话说，应人事小，误人事大啊。陈忠实就提笔给李禾回信：
李禾同志：
您好。
春节后接到你的催稿信。三月中旬寄你一篇习作《立身篇》。本来，我寄出的稿件是不再打问的，这是常识。不久听张敏说，你在给他的信中还在催我的稿子，我估计到你可能没有收到我的投稿，有点不放心，就给你写了一信打问，想想现在已过两个多月，未见你的音息，我又有点担心，怕稿子遗失。因为在三月到五月这中间，我们西安郊区重新区划，分家和搬家搞得十分混乱，我送《北京文艺》的一稿就在此间丢失，所以想到也可能你已退稿，可能是波折丢失吧。
上次信中我已向你表白，我是一个老业余作者，早已练成了接受退稿的功夫，你不必因稿拙而为难。
我们已分区，我回归灞桥区文化馆，地址在灞桥街，请用此地址为准。
有机会到西安，请通知，很想找您谝谝。问赵雁（燕）翼同志好。
祝撰安。
忠实
5.14
1980年4月，西安市撤销了西安市郊区建制，市郊区分为三个区建制，分别为雁塔区、灞桥区、未央区。陈忠实被任命为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
他的短篇小说《立身篇》，刊于《甘肃文艺》1980年第6期，后获《飞天》文学奖。《立身篇》发表后的夏天，李禾收到了陈忠实的一封短信。信中写道：
李禾同志：
您好。
刊物已见到，拙作能占贵刊这样的位置，实在愧心。向你并请你向同志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我九日到太白县，参加《延河》编辑部举办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讨论会，会期十天，搞创作的十人，全是陕西地区专学农村题材的作者。这是我今年头一次出来参加文学活动，希望能得到一些启迪。
我这一月多来，无所作。有点题材，总是不能成篇，关键是找不到一条最理想的表现途径，所以就闷着。艺术上要突破一点，真不容易，我很苦恼，苦恼总是伴随着创作生活，毫无办法。
平凹也来参加了，他是我们中间公认的才思敏捷的快手，他越写越精彩。张敏听说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学剧本去了，我最近未见面。
我在灞桥街，平时不常进城。文化馆的条件还不错，主要指时间。
蒋金彦同志上月下旬给你们寄过一稿：《贞操篇》。这次在会上见面，他托我转告你，能将稿子的处理意见及早通知给他。蒋金彦你可能不陌生，去年以来，发过四五篇小说，数量不大，质量很不错，在《延河》发过两篇主稿，在上海发了《三人行》，《小说月刊》也转载了。他送给你的作品我没有看过，不敢冒说。请你能在对稿子有了确定的处理意见后，及时告知于他本人。通信地址是宝鸡地区创作研究室。
80.7
在信中，陈忠实所说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研讨会，是1980年7月10日至20日在宝鸡市太白县由《延河》编辑部组织召开的。当时，陈忠实和胡采、贾平凹、邹志安、京夫、徐岳、王蓬、肖云儒等以写农村生活为主的中青年作家和文艺评论家20多人参加。陈忠实正在为“艺术上要突破一点，真不容易，我很苦恼，苦恼总是伴随着创作生活，毫无办法”而琢磨，只有琢磨，才能蹚开一条新路子。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他说自己从发表作品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同行和评论家给他自己的作品挑毛病，希望作协以后把力量集中到这种会上来。这是一个年轻作家的信心和勇气，他更希望得到同行和评论界的指正，这样才能突飞猛进，才能把自己苦恼的写作问题化解。
当时，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还是《陕西日报》的文艺部记者，1961年《人民日报》副刊开辟《笔谈散文》专栏时，就散文的特点、作用、题材等问题开展了大讨论。肖云儒那时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二学生，19岁的他就写了一篇题为《形散神不散》的短文，指出所谓“形散”，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自然、平易近人”；所谓“神不散”，是指“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形散神不散”的观点，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肯定和推崇，并作为散文写作的定义与特点，写进一些大中学教材和理论著作，几乎成了散文作者们自觉或不自觉遵循的不二法宝，成为散文写作一种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主张，其影响远远超过它产生的时代，直到今天仍成为散文理论的经典。
1980年8月，正值盛夏，陈忠实等作家受邀参加了位于甘肃省庆阳地区的创作训练班，旨在培养石油文学青年，在此期间，陈忠实去野狐沟的钻井队采风，并写下了以长庆油田石油工人为主题的散文《山连着山》。8月13日，他又给编辑李禾写了封信，内容如下：
李禾同志：
近好。本月上旬，庆阳地区举办创作训练班，从西安拉去了几个人，我也去了，有幸到长庆油田参观了一次，开了眼界。
七月中旬，《延河》在太白县召开了农村题材讨论会，不足二十人，主要是几位学农村题材的作者总结得失，探求新路。会开得具体，受到不少启发。
创作难，在我则更难。前半年只写了四五篇东西，没一篇好的，我很苦恼，要前进一步，真不容易；写不出，索性读书。
你忙吗？听说你们要开文代会，肯定要忙一阵子了。
六期刊物至今未见惠寄。我所在的灞桥小镇上没有贵刊杂志零售，托人在西安也未买到，所以只好向你索取了。敝帚自珍，留一点底子。盼能寄来。
拙作刊出后，有什么批评意见，也望告知。
祝撰安。
致以
敬礼
陈忠实
80.8.13
从庆阳回来，陈忠实写了篇散文《山连着山》，后来发表在1981年的《西安晚报》上。而今天，长庆油田有关资料说是1981年陈忠实去了庆阳，应该是时间错误。从庆阳回来，他还给李禾写了这封信，并了解小说《立身篇》刊登后在读者群体中的反响。陈忠实之所以对这篇小说情有独钟，是因为有了李禾编辑的认可和信任。陈忠实这篇小说因为契合了时代主题，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一举荣获了1980年《飞天》文学奖。有人也曾撰文说，《立身篇》是陈忠实第一次在省外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稿件，是不准确的，例如，他的短篇小说《无畏》就曾于197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3期，且位置显要，也是小说头题。这篇小说，还引起一段风波。
时间进入了1981年，《立身篇》的成功，同样使陈忠实的创作积极性空前高涨，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进入了喷发期。写成了短篇小说《短篇二题》《乡村》《土地诗篇》等。短篇小说《苦恼》刊于《人民文学》1981年第1期。他和李禾的通信十天半月地写一封，交流稿件，互道衷肠。1月5日，李禾写信告诉他读者和评论界对《立身篇》的相关评论文章，还邀请他阳春三月去兰州参加读书会。他于1月12日回了信：
李禾同志：
您好。
五日信悉。我正急着给贵刊赶修习作，接到您的信，倍觉亲切，更受鼓舞，一口气修饰完毕，现将作品寄上，请审阅。倘能有幸刊用，请您能发排得提前一些，陕西出版社让我编集子，奢想这篇能跟上录进去，这是私话，当然应服从于刊物的实际需要，不致给工作造成麻烦。如需修改，或不宜用，亦请告知。
赵燕翼同志去年十一月来信为贵刊约稿，我因手中空空，又无把握，所以没有交往，现在又怕他忙，直接寄您，请告于老赵同志。
到兰州三月参加读书会的事，我暂时不敢说。我想春天收拾房子，现在材料没有备足，如果春节后能备足，真的盖起房子来，与你们的时间发生冲突，就不好办了。如将盖房推到忙后，春天就有可能出去，到时候再说，请鉴谅。
对习作《立》文的评分文章读到了，谢谢，并向写评论的同志致意。
我最近下乡，贯彻中央75号文件，关于责任制的政策，对于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了解了一点情绪，挺好。祝愉快，并向编辑部同志问好。
致以
敬礼
陈忠实
81.1.12
1982年，时任西安市郊区基层干部的陈忠实，心里深切地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绝对是彪炳史册的，“大包干”这几个字当年在农村的意义，会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他也知道，作为一名书写时代的作者，更需要和最底层的广大父老乡亲紧紧地在一起，这也是他了解生活、深入生活的一扇窗口啊。
2010年夏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名人坊》《新闻盘点》主持人邱晓雨专访了陈忠实，她在《历史在心灵中的沉淀—陈忠实采访手记》一文的前言中写道：
去翻翻他们的处女作，你会发现一个作家从出发到现在，走出了多远。那些他经历的站点上，还撒下了那些篇章。循着足迹阅读，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助于你不仅仅了解一部作品，还隐约看见一个人，人的背后是时代的动向，多个有代表性的个人叠加在一起，就让你窥见这个民族繁荣或者衰落的秘密所在。国家命运既呈现在文字里，也呈现在文字外。它们就像月亮周围的圆晕，可能预示着次日的风一样，反过来，你窥见那些字里行间的风声，眼前就会呈现出前夜的圆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光环。
邱晓雨在文中，将陈忠实的《立身篇》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对比。她说，《立身篇》里的模式化语言和《透明的红萝卜》那种受到拉美的魔幻现实召唤的轻灵语境相映成趣。如果不负责任地说，我相信陈忠实在这一阶段的东西根本不让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喜欢。你回头看，发现它们不像出自和《白鹿原》同一个作者，而像是一些政治作业。作家的气质确实是从血液到文字里都有的。陈忠实今天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和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他在骨子里的范儿，真的属于一个领导者，好像是站在一片高地上看问题。
陈忠实在给李禾的回信中说“我正急着给贵刊赶修习作”，指的就是短篇小说《乡村》。他改完后，再给李禾回信的时候，随信就寄去了稿件。也就是这时，陕西人民出版社拟出版陈忠实的短篇小说集，他正在精细地遴选着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春节前，他收到了李禾对这篇作品的审读意见，并打算在春节后修改时，天有不测风云，76岁的父亲陈广禄，患病了，经过医院检查确诊，是癌症。父亲陈广禄，生于1906年8月11日，20岁左右时在洛南县一家商铺里，当过一段时间的学徒工，后来回到西蒋村务农的同时，担任过生产队里的会计、出纳和生产组长。那时候医疗条件差，父亲患上了病，作为儿子的陈忠实，他的天塌了，在医院里精心照顾父亲的时候，开始了在病床边上改自己的作品。不仅压缩了篇幅，而且还把“阴阳人”去掉了。信件原文如下：
李禾同志：
春节好？
拙作于春节前收到，准备节后上班立即动手删节，实在想不到，正月初六，父亲在医院查出癌症，我就没有动笔的心情了。半月以来，我四出（处，作者注）奔走，寻药问方，企图挽救父亲的生命，现在在一家医院就诊，稍觉慰藉，立即对草稿进行了删削。遵照“最好压缩二三千字”的意见，基本从二万字压到一万七千字了，且接受你的看法，将“阴阳人”去掉了。现送来，请阅审。
陕西出版社拟出习作的小说集，将此篇亦列入目录，故请人复写了两份，一份送你，一份送陕西出版社，因为请人代抄，文字不太恭正，请谅解。接到稿子后盼一回复。
问赵燕翼同志好。
祝愉快。
致以
敬礼
陈忠实
81.3.4晚
1981年3月12日，李禾给陈忠实写信，邀请他写篇创作谈之类的文章。正直刚正的陈忠实，《飞天》杂志是他的起福刊物，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份情感而特殊对待。作为作者，他认为只有写好作品，才是对刊物和编辑最大的回报。收到信已经将近半月，他才提笔给李禾写了封信，告知了原因，并交流了自己第一本作品集要出版的事情。第一本书，对作者来说，就像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迎接自己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尤为欣喜和期待。回信如下：
李禾同志：
三月十二日信收到。近几天来，我正在整理习作集子，出版社催得紧，所以迟复了。
写创作体会的事，请您原谅，我难能为之。自业余学习创作以来，至今我没有写过一篇此类文章，而且准备在近年间仍然坚持此见。请您理解我的意思，不是我故意为难，而是我对所有省内外的刊物都一律看待—在此事上。您能理解我的心情的。
集子已编好，交给出版社了。十九篇习作，全是近两年来的，决定以《乡村》作书名，并非对此篇过分偏爱，主要是十九篇习作几乎全部是写的乡村里的人和事。陕西出书的周期在全国大约是最长的一家，需等一年时间，待出书后，送您批评。
《乡村》交给您，随刊物的需要，发在哪一期，没有什么关系的。
再次请求谅解。
祝撰安。
致以
敬礼
陈忠实
81.3.26晚
1982年7月，陕西人民出版社以《秦岭文学丛书》相继出版了多部陕籍作家的作品，陈忠实的《乡村》是其中一册。书定价0.66元，共332页，印数3000册，这是陈忠实的第一次出版的作品集。封面题字是王大民。
《秦岭文学丛书》连续出版过几年，分别包括《野火集》（贾平凹）、《欢乐的梦》（峭石）、《女御史》（王吉呈）、《诗圣阎大头》（王晓新）、《海中金》（王宝成）、《恽春华》（莫伸）、《秦中吟》（蒋金彦）、《长城魂》（赵熙）、《深深的脚印》（京夫）、《山连着山》（李天芳）等，推出了一大批活跃在文坛作家的作品，繁荣了当时的文艺市场，被许多文学爱好者所追捧。
陈忠实的《乡村》一书，共由十九篇短篇小说组成，分别为《信任》《南北寨》《小河边》《幸福》《徐家园三老汉》《七爷》《心事重重》《猪的喜剧》《立身篇》《石头记》《回首往事》《枣林曲》《早晨》《第一刀》《反省篇》《尤代表轶事》《土地诗篇》《铁锁》《乡村》。
1981年3月26日，陈忠实在《短篇小说集〈乡村〉后记》中写道：“像农民对于土地上的丰收的追求一样，我总是企图在自己的‘土地’上翻耕得深一些，匀一些，细一些，争取创作上的丰收和优质；可是，从获得的成果看，仍然有歉收，有次品。然而，农民有一种极可贵的品质，绝不以一料庄稼的丰收或歉收而自足，而一蹶不振。他们总是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继来的春天，总结了本年里的得失，记下了教训。更加辛勤地劳作，不断地提高耕耘土地、培育新的绿色生命的能力，满怀信心地争取又一个丰收的秋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愧疚不安的心情消除了。应该聚足力气，去争取又一个秋收了，而春光是短暂的！”
4月25日，陈忠实收到了李禾的来信。在信中，李禾告诉他，编辑部要办学习班，大家可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提高，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可是年老的父亲患了病，这是为大的事情，只能抱歉作罢。回信如下：
李禾同志：
您好。
四月二十五日信悉。拙作给你带来麻烦，让你费了心力，十分感谢。
你们办学习班，确实是我和大家交流甘苦的一个极好机会，又可以交朋友，长见识。可是太不凑巧了，我父亲的病，经过近三个月的中西医疗治，毫无收效，现已发展到后期，水汤难以下咽，汤药亦难进了。眼看着病势已渐严重，毫无挽救的办法，我的心情很不好。家里又无得力的人，母亲也已年高，许多事都由我奔走，所以，实在请您谅解。去年尚想到今年盖房子，现在也已作罢了。这种病，您是了解的，我很难脱身，忙前这一段看来是什么也干不成了。请您向赵燕翼同志说明一下，我是真抱歉得很。
以后有机会，一定报谢。
祝愉快。
致以
敬礼
陈忠实
81.5.4
5月4日，陈忠实给李禾回信时，父亲的病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已经毫无转机。1981年6月8日，农历五月初七，端午刚过，灞河沿岸的麦子已经收尽，陈广禄因患食道癌去世了，他再也无法品尝到在场院上新收的麦面馍，带着病痛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作为儿子，39岁的陈忠实悲戚之心，难以言表。
6月，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乡村》刊于《飞天》1981年第6期。7月27日，李禾给陈忠实写信告知，短篇小说《乡村》已经发表，并就短篇小说的艺术处理的多样性创造进行了探讨和交流。8月8日，忠实给李禾回信，内容如下：
李禾同志：
七月二十七日信悉。习作如此快地得到处理，感谢您和同志们，是对我的小说试探的鼓励吧。同意您的意见，艺术如果固定到一个程式里去，就变成僵死的艺术了，艺术本身的含义就是创造。这一点上我们十分相通。
《乡村》出三千册已不易。君不见，《秦岭丛书》的前头两本，二千来册，没有办法，您说的很对，要是一个《乡村奇案》，会十倍百倍地增加的。对于我来说，这是无能为力的，出了就完了。
您约我几次，都未能成行，有点令人说不出话了。西北重镇兰州，我早仰之。现在又不行，九月，中国作协在西安召开西北华北九省市中青年作者会议，已通知我参加。我想到您那儿的事，后会有期吧。谢谢您的关照。
祝夏安。
致以
敬礼
忠实
8.8
1982年7月，他写成短篇小说《田园》，刊于《飞天》1982年第10期。就在这个阶段，他公开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集《乡村》。这时40岁的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应该在文学上有一个突破了。这一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蚕儿》《土地—母亲》《冯二老汉》《初夏时节》《霞光灿烂的早晨》《绿地》，散文《春风又绿灞河岸》《万花山记》《延安日记》，创作谈《和生活的创造者一起前进》《深入生活浅议》等。1982年9月3日至11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北、华北部分青年作家座谈会在西安召开，陕西青年作家，除了陈忠实，还有贾平凹、莫伸、邹志安、路遥、王蓬、京夫、赵熙、李凤杰、梅绍静。甘肃省的作家匡文立、窦新国，宁夏的张武、马治中，青海省的王文泸、刘文琦，新疆的吴连增、艾海提·吐尔迪，山西省的张石山、成一，内蒙古的刘成、汪浙成，北京市的毋国政、凌力，天津市的吴若增，河北省的铁凝、张学梦等，都参加了座谈会。
《人民文学》1982年第11期刊登了陈忠实、张石山、成一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现将第102页至104页陈忠实题为《深入生活浅议》的发言全文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创作需要深入生活。这样一个极普通的道理，我却是经历了较长的创作实践之后，才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的。
开始接触深入生活这个概念，是在当中学老师的时候。当时的兴趣开始偏重于文学，主要精力和用心，都集中到阅读中外文学作品上，寻求潜藏在那些优秀作品中的艺术技巧，而并没有注意和考虑深入生活的问题，以为那是对专业作家讲的，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不存在深入不深入的问题，一切取决于写作技巧的提高。这样盲目的认识，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创作的进步。
后来有机会到公社工作，而且担任了一点职务，一下子卷入一万多人口，二十多个大队的矛盾旋涡中。工作任务迫使我调查研究一些村庄的历史和现实的演变过程，人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工作任务迫使我接触了农村各级干部和社员，也接触上级领导部门的各种人。这些人，有各自的独特的命运、性格、教养，以及对诸种问题的态度。我与他们发生的是工作上的联系，有时争论，甚至争执不下。有的交往多了，逐渐产生个人感情上的关系，他们的喜悦、苦恼、幸运和不幸往往波及我的感情。
十年动乱中的农村，问题错综复杂。公社干部最耗费精力的，是生产大队里瘫痪的领导班子。我常常从这个村赶到那个村，去解决此类问题。造成领导班子瘫痪的带有普遍性的一个原因是不团结。而一个大队或小队的两位主要领导者的团结问题，除了反映在他们个人的缺点和毛病这些表面现象，往往牵扯着整个村子的历史纠纷，历次政治运动在他们身上或明或暗的投影。尤其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新的派系和老的宗族关系错综交织到一起，形成许多微妙的关系。表面上的一句无关重要的话语里，隐藏着运动中造成的死仇，波及子孙后代的关系中。为了尽可能完满地解决问题，需要了解，需要调查，需要分析。这样，渐渐地，我对家乡农村的现实有了一点认识，对七十、八十年代的农村的农民也有了一点认识。把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发现的人物，通过作品推到读者面前，受到一些文学前辈和读者的鼓励。这时候，我才认识到，深入生活才是创作切实可靠的路子，也才理解了柳青为什么长期居于长安农村的奥秘。我想，一部好作品的产生，除了天才和勤奋，深入生活大概是一条共同的规律性的路子。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经历的独特的道路。有某些共同点，也有许多不同点。就自身而言，总是企图选择一条适宜于自己创作发展的路子，尽可能可靠的路子。尽管不可避免地要走一些弯路，总希望少走一些。这样，需要学习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也需要总结自己的教训，特别是后者，那些自己学习创作以来的得失，对于选择尔后的路子，就带有更切近的意义。比较冷静地总结自己的教训之后，实践本身给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坚持深入生活而进行创作，这条路子对于我是适宜的，可靠的。
近三四年间，我离开了公社的具体的工作岗位，时间是充裕了一些，得以把多年间的生活积累写成习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感到空了，也感到某些气力上的不足，加之这三四年间农村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切实感到需要立即进入生活。今年春天，我随区委工作组下乡，在渭河边的一个公社里落实中央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有关政策，钻进矛盾之中，有了对今天农村的直接感受，心地充实了。
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新经济政策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创造的活力。今天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农民有了许多不同之点。新的生活秩序，变化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新的人物，新的问题，常常使人有新鲜感，也有陌生感，切实感到需要到生活中去学习，去感受，去结识新的人物，才能创造富有八十年代特质的农民形象。
创作要具备多方面的修养：政治修养，艺术修养等等。而当这些方面具有了一定基础，起决定作用的，是作者生活积累的程度，是对时代发展的把握，对人民群众心理情绪深入了解的程度。特别是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必然引起社会各阶层中各种人的复杂心理情绪的变化，这是由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形成的独特的心理变化，作家只有深入到这些人中间，对他们作历史的和现实的深刻了解，才能得到自己对生活的发现，才能抓住反映生活的闪光的金子。我以为，作家深入生活，认真地研究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领域里有了独自的发现，通过作品发出独特的声音，也许能逐渐根除文坛上频频而起的“一窝蜂”“雷同化”的现象。
有一件事，我印象极深。有个周末回到家里，公社连通各村各户的有线广播上，公社党委书记正在作检讨，检讨自己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开展的学大寨运动中犯过的错误。我站在院子里，心里很不安，他做的那些错事，我在和他共事的时候，间接直接地一起参与执行过，我也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且感到了心理上的压力。我的父亲听完说：“共产党还是共产党，自家揭自家的短，百姓倒没气了。”第二天，在村子里，又听到不少反映，有人说：“过去那么厉害，现在做检讨哩！”也有不少人说：“这人到咱公社，还是把力出扎咧！”而且列举出他干的许多好事来。我的心里愈加不能平静，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对于干部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容忍的胸怀够博大的了。
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学大寨运动中，有一些人利用那个运动，搞一刀切，搞浮夸，干了不少坏事，除许多社会原因之外，有一个个人品质的主观因素。又有一些人，主观上想为农民干些好事，因为指导思想的偏差，也干出许多错事和蠢事来。前一种情况的作品写得不少，后一种情况就不多了，我根据自己对这方面的生活感受，写出了《苦恼》和《土地诗篇》。
生活按照它的规律在运动。生活现象纷繁复杂。我们总是企图了解生活，了解社会，研究生活，研究社会中的种种人，触摸到生活的主动脉，这是十分困难而又费力的事。看见了生活现象，理解不深，仅仅只能反映生活的表象，或者把文学作品变成图解一项具体政策的简单的模式，人物成了具体政策支配下的传声筒，人物的活的灵魂没有了。因此，需要学习理论，学习哲学，学习历史，增强理解生活的能力，对不断发生着的生活现象，能有较深一步的认识；对生活发展的趋势，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有这样的对时代特质的把握，对纷繁的生活现象就能深入一步了。
创作的唯一依据是生活。是从发展着运动着的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中直接掘取原料。尊重生活，是严肃地研究生活的第一步。尊重生活，就可能打破自己主观认识上和个人感情上的局限和偏见。生活不承认任何人为地强加于它的种种解释，蔑视一切胡乱涂抹给它的虚幻的色彩，给许多争执不休的问题最终做裁决，毫不留情地淘汰某些臆造生活而貌似时髦的作品。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深入生活的方法和习惯，我觉得有一块生活根据地为好些。
在一个生活基地里，有较长时间的乃至终生的联系，可以对这一块土地上的人物，老一代和新一代，不断地加深了解。生活发展了，这些人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自己会不断地获得新的印象。中国农村，领域辽阔，农林牧副渔，分工不同，习俗各异，但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一个县或一个公社，一定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一些人的情绪变化，总是带着社会的特征，反映着时代的色彩。我们从南方的陈奂生身上，同样亲切地感受到自己身边的北方农民的气质。吃透一个点，就为我们透视整个农村提供了一个天窗地孔。为了不致造成狭隘和局限，还要接触和了解广阔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今天，城乡、工农，许多领域的生活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深入生活，应该想方设法有一个具体的位置，争取卷进旋涡的中心，和生活的创造者一起生活，一起焦虑、苦恼，避免从上往下，从外往里地看生活。做生活的主人，不做旁观者。作家是社会的普通一员，有权利也有义务和人民的心息息相通，自觉抵制自己思想中某些不纯正的东西，才能感受时代和人民的脉搏，不断发出自己的歌唱。
1982年7月初，陈忠实写成短篇小说《田园》。写完了，刚热乎乎地出炉，他就把小说寄给了李禾，请他进行审读。在信中，他还探索了农村题材小说在内容和手法上的问题。全信如下：
李禾同志：
您好。
实在对不起，《文学之路》至今写不出，请容当后日再说。我至今未写过此类文章，请鉴谅。
寄上《田园》习作，请阅示。农村题材被大家写烂了，似乎都挤到同一条胡同里去了，未免出现现在的局面。《田园》试图在内容和手法上做一点新的探求，不知给人的客观印象如何。恭候您的批评意见，盼及时告诉，不吝直言批评。
祝夏安。
致以
敬礼
陈忠实
82.7.10
李禾在审读后，就短篇小说《田园》的人物年龄问题，提出了自己缜密的意见，并向陈忠实进行沟通。小说写了主人公宋涛从朝鲜战场回来，在一家工厂当上了宣传科科长，离婚和再婚的心理活动。人物年龄中，作为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李禾，已经审改得妥妥当当。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既是故事的虚构，又是符合常理的演绎。
李禾同志：
前月给您回一信，想必收到，恕不赘言。
关于《田园》中人物的年龄，您算得很细，这样处理妥当，谢谢。
祝夏安。
致以
敬礼
忠实
82.8.13
1982年10月，陈忠实的短篇小说《田园》在《飞天》第10期发表了出来。字数6900多字。但是他还未见到刊物，所以就给李禾写信，李禾多次邀请他到兰州参加文学活动，可是每次不巧的是，他总是忙乱而抽不开身。也就是在这时，他所在的农村生产队进行了大包干责任制。陈忠实家里除了老母亲，还有三个孩子。妻子有病在身，分给他家的五六亩地耕种就成了问题，何况还有一半属于山坡坡上的地，更是需要人力。务庄稼，自己是一把好手，割麦碾场，犁地播种，这是每一个农民必备的手艺。这种原始的耕作办法，千百年来，一代代人传承了下来。孩子尚小，家里的成年男劳力就他一个人了。过了国庆节，白露前后，到了种小麦的时间了，他只能自己拉犁，深一脚浅一脚地把籽种埋到了地里，这是来年一家人全部的口粮啊。他忙于家务，忙于像种地一样辛勤地写作，把自己的朋友李禾“忘记”了，直到李禾一封封地写信，他才忙罢后回信：
李禾同志：
您好。
您可能生气了，我想真是生气了，也是应该的，真诚的感情不能得到理解，生气是自然的事。朋友，我给徐绍武同志说了十月初秋收秋种和下旬可能去南方的理由，这是实情。前几天，我才种完责任田，没有我，老婆是无法完成播种的。去南方，我也不是不去不可的事，无非想见见南方风光。其实有一个难以给你说出的原因，即国庆后我的调动问题要办理了，我哪儿也去不了。此前经许多同志帮助，说服了西安市这一关心的人事方面的同志，基本得到放行，节后要办此事。我不好向你说及，现在正在办此事，尚未完，看来调作协的问题不大了。今天向你说清这个情况，我想你是可以理解的。
十期刊物不知出来没有？请能赐寄五本，西安市邮局没有零售《飞天》，只有订阅，可见你们的发行宣传工作的漏洞……《田园》得到较快的处理，而且发到重要位置，我是很成功的。
于振东同志去兰州路经西安，给我一信，让我问询他的一篇稿子，不知他回庆阳没有？现附上一信，请你转他。
祝文安。若有机会回西安，告我一声。
致以
敬礼
忠实
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