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文学的黄金时代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

2018年上半年，《三联生活周刊》原主编朱伟先生推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作《重读八十年代》。我和朱伟先生早在2012年有缘认识，并曾在他的家里聆听过他对自己编辑生涯的讲述。在我心中，朱伟的话始终不多，而那天却妙语连珠，异常善谈。80年代，朱伟就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作为一名小说编辑，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的家里，到另一个作家的家里，为的就是给杂志约稿。在此期间，朱伟相继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系列作品。

2012年10月11日，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使得莫言成为中国当代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而第一个经手发表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小说编辑，正是朱伟。在莫言的心里，朱伟是最好的文学编辑。他曾经送给朱伟一幅字，写着：“沉迷乐海三十年，重返文坛眼更尖。谁能读我二十卷，还是朱伟知莫言。”朱伟的《重读八十年代》出版前，莫言认真看过书稿后称赞道：“朱伟先生是资深文学编辑，20世纪80年代享有盛名。这次重新出山，点评小说，思路清晰，目光独到。正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两本书！”

编辑家李禾和朱伟一样，都是带着盛情为作家们缝制踏上文学多彩大道的嫁衣。从事编辑行业30多年来，李禾严谨扎实的人文素养，做人耿直坦荡的胸怀，心系文化教育的孜孜追求，都深深地影响着全国的作家群体。尤其是作为陕西乡党，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张敏、白描、京夫、和谷等著名作家交往密切，推出了他们当年的一系列作品，也鼓励他们走上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

20世纪的80年代，已经过去了40年，这也是改革开放的40年。1980年，全国各地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包产到户时，我出生于除夕夜。早产，老人们都说，我是心急着出来，想吃白面馍馍呢。直到90年代，我上了小学后，学校的读书室里，只有一个柜子，柜子里装满了连环画，有次因下雨房子漏水而打开柜子时，一沓沓的连环画已经被浸泡得透湿。我帮着老师在太阳底下晒书，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地翻开，晾干又抚平，也因为这样给了我将那些精神食粮几天内读完的机会。那时候阳光灿烂，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作幸福，但是我读完了那些连环画后，我觉得我从小的自卑感如烟消散。

上了中学，我知道了贾平凹，语文课本里有他的散文《我的小桃树》，我知道这名作家生活在遥不可及的西安，他从事编辑工作，也进行创作。我读了路遥《平凡的世界》，至今书的封面上那张路遥的肖像照，仍然是这位伟大作家在我内心的唯一形象。我如饥似渴，晚上点着煤油灯看，白天在数学课堂上偷偷看。我突然觉得，小说的主人公孙少安就是我邻家大哥，孙少平就是我的校友，尤其是秋雨绵绵时，从家里带来的口粮已经殆尽，我饥肠辘辘地站在雨中的学校食堂门口，看着已经有些年月的房檐瓦片上，滑下断不掉的雨帘，大蒸笼上的篮子里，放着被大家戏称为“欧洲、亚洲、非洲”的三种馍，这些馍都是南北两塬的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而我，只要能吃上黑馍馍填饱肚子就是一件很满足的事情。

如今，我马上要进入40岁，李禾和朱伟所结识的作家，都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还有许多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20多年，我从文字作品走进这些作家的内心，或者有幸拜访，每一次都给我以精神的启迪和洗礼。对于现在这个被各种碎片化信息充斥的时代来说，文学的黄金时代又被人怀念和重新提起。尤其是2014年10月15日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文学”这个不老的话题重新在新的时代被唤醒。

20世纪的80年代已经随着时光的变迁而遥远，莫言、贾平凹等一批80年代崭露头角的作家，如今依旧是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用自己的作品，书写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丰盈的精神食粮。

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从80年代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到如今，我们通过编辑与作家的交往，通过作家一部部作品的问世，见证了这个历史时代的变迁和前行的脚步。

2018年2月7日，84岁的李禾老师因病去世。听到这个消息，陕西、甘肃和全国其他的许多作家甚感突然，悲伤不已。李禾去世前，留有遗言，不打扰任何人，不举行任何形式的告别会，由自己的儿女一切从简，料理后事即可。李禾老师于1934年出生于陕西渭南，新中国成立之后就读于军事干部学校，毕业后先后在甘肃省委、兰州市委工作。那时候他虽是政府干部，生活很苦，但是对文学事业一腔热血，只要有闲暇时间，不是记录所见所闻，就是收集整理当地的口语、谚语、歇后语和民歌民谣，还写一些小故事、小戏剧。后来凭借着写小说在文坛上稳扎稳打，于1972年走进《甘肃文艺》（后改名《飞天》）编辑队伍行列，后又担任《飞天》杂志小说组组长，工作了整整20年，培养了一大批后来走向文坛的作家。他不仅是个编辑家，出版了《与习作者谈小说写作》一书，系统总结了自己，更是一名作家，创作了在文坛负有盛名的作品，如小说《人生的开篇》《危险年龄》《触摸前面的世界》《贾闲人闲传》，散文集《李禾散文自选集》等作品。

恩格斯曾经说，时代的性格就是青年的性格。李禾于1950年就读于军事干部学校，那是一个闪耀着青春光芒的时代。军事干部学校曾经令数十万青年学生改变了人生的轨迹，走向了一代芳华。李禾喜欢读书，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李禾的父亲叫李敬泰，生于1901年的腊月，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在这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担任了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李敬泰1925年入党后，由李大钊培训并指派开展工作。1928年参加渭华暴动，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继之被特务跟踪迫害，辗转于西安、同州、华县、汉中、安康、蒲城、渭南等地，从事教学，并在学生中开展进步活动，曾担任中学教师、校长等职。1949年以后，历任西北军政大学政治教员、长安一中副校长、长安二中校长、《教师之友》编辑、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等职。并著有纪实小说《大旱度日记》，诗词《解脱集》及《一个老教书匠的老日记》《西安方言俗语汇释》等。李敬泰和李禾还合作撰写了《秦陇谚语歇后语集萃》《曾经的三秦歌谣》等著作。

李禾走了，他一辈子多工作在河陇明珠兰州，人终老而归宿于三秦大地。就在他去世的当天，消息已在众多文学圈传遍，哀思一片。当时正值新春，甘肃省文联新春团拜会正在进行，会场上听到确切消息后，多人悲伤不已。一级作家、著名诗人、甘肃省原作协主席高平曾经撰文说，当时在团拜会上，听到这个比他还小两岁的兄弟走了，热泪涌眶。李禾于2006年回兰州与大家相聚时是最后一面，高平曾随口《题赠李禾》：“关中才子名门李，世态与君心共知。同事一场情似酒，长安西望犹依依。”这首古体七绝还念念不忘，以表送行之忱。

李禾退休前，是甘肃省作协驻会副主席，在此之前，他是《飞天》杂志社小说组组长。《飞天》杂志最早源自1950年8月由甘肃省文联（筹）文学工作委员会创办的《甘肃文学》月刊。1954年底，甘肃省召开第一次文代会，甘肃省文联正式成立。1957年1月号改刊名为《陇花》。1958年8月，甘肃省文联与省文化局合署办公，成立了单独建制的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9月，《陇花》更名为《红旗手》，由兰州分会主办。1961年，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与甘肃省文联合并，10月，《红旗手》改为《甘肃文艺》。1966年“文化大革命”骤起，刊物于6月号出版后停刊。1973年由甘肃省群众工作室调集编辑和部分作者，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恢复并主办了《甘肃文艺》。就是在这一时期，李禾走进了编辑部，开始了自己的编辑生涯。1978年1月号起，刊物改为月刊。1978年底，甘肃省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恢复，《甘肃文艺》重新划归甘肃省文联主办。1981年更名为《飞天》沿用至今。李禾的文学编辑生涯里，发现和扶持了许多文学名家，组织多达22次文学创作培训班，培养了许多英才，他就是这样甘愿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的人啊！

2018年8月中旬，我和著名作家和谷先生在微信上聊起李禾时，和谷先生直言：白净，瘦削，鸭舌帽，笑眯眯，编发过我的诗文。重情义，为人好，与忠实、平凹、张敏等来往甚多。李禾爱才，惜才，善友。退休后，李禾回归故乡，在西安长期居住。2017年2月，影视人王海宁曾经在作家张敏的带领下，去李禾老人的家中拜访。后来王海宁撰文说：自李禾老师开家门的那一刻，我就深深感动了。张敏老师毕恭毕敬地给李禾老师行了一个礼，这个礼是中国传统的师生之礼，更是学者之间尊敬又崇高的礼。他们落座后一阵家长里短的问候，并没有相互恭维，而是真实的、真切的关心关爱。对于张敏老师能看望自己，李禾老师真是分外激动，更多的是有喜悦难耐之感。两人都是不服输、不服老的文艺者，在文学上更是探讨和取经，回忆和争论。文学是他们这大半辈子最爱的红颜知己，文学也是他们生命历程中浓浓的佳酿。他们谈论起来，让我这文学海洋里的小白一下子觉得船心失衡，有种另类存在之感，就不参与其中，自顾在李禾老师书房翻翻看看。李禾老师家书香墨浓，他的谈吐更是惊人，对文学对文化对人文真是识见独到。李禾的书房里架架珍贵资料，相册中张张文豪墨客，馈赠中本本名家大腕。

看着王海宁的文字，我想起了陕西文坛的张敏老先生。1994年7月，他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文学月刊社文学创作培训部主任，正式踏上文学创作道路；1995年7月，出版诗集《商州·白沟》；1996年5月出版短篇小说集《流浪的灵魂》。在《延河》杂志社工作期间，组织过3次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华山笔会”，主编出版过《延河》增刊等5部青年文学作品集；陕西作协成立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会后，任副秘书长等职务。张敏老先生曾走遍了大江南北，游遍了名山名水，学过农、学过医，做过工人，当过兵，做过编辑，当过编剧，做过导演，拍过电影电视剧。听说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不仅能驾驭各种文体且有旺盛的创作力，依然每天能写上万字。影视导演惠东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前同事加老友：电影《错位》的剧作家，陈忠实的死党，张艺谋的密友，高建群的挚友，贾平凹的伙计，陕西文坛的“作家班班长”。中篇小说《天池泪》《黑色无字碑》《感君情意重》，长篇小说《死巷》《悬念乾陵》《长安大乱》，电影作品《错位》《神秘旅游团》，电视剧作品《风流大市场》等，都是他的作品。

李禾在《飞天》杂志社工作期间，鼓励和扶持众多文学爱好者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一级作家雪漠曾在作品中写道：“80年代初期，文学是很热的，几乎所有的老师都爱看书，我买来的那些文学杂志，就成了学校的公物，大家传来传去，传不了多久，就都翻烂了。就是凭借这些杂志，身处偏僻农村的我，跟当时的文学界保持着联系，看书和杂志，成了那时我最美的人生享受。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烟落日处》，它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灵魂喷涌。……那稿子，我不经修改就寄给了冉丹，冉丹看了，推荐给了《飞天》小说组组长李禾和主编李云鹏。他们看后大为赞叹，马上就配了评论，在1988年第8期的《飞天》杂志上发表了。不久，那小说就得了甘肃省优秀作品奖。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变成了甘肃省青年作家，也实现了我的第一个预言—25岁在甘肃成名。所以，我一直把冉丹、李禾、李云鹏当成我文学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三个贵人，他们在创作技巧方面点拨过我，我很感恩他们。”

就是在一次偶然的笔会上，雪漠幸运地见到了《飞天》杂志的编辑李禾，于是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随后，在多年的书信交流中，雪漠得到过李禾在小说创作技巧方面的点拨和指导。雪漠逐渐成长，而当年正处壮年的李禾也已步入了古稀之年。曾有一次，雪漠在和李禾闲谈时，聊起作家找不到写作素材，李禾说，那些作家为什么不去写身边的生活呢？他是没有发现，还是他拒绝了？李禾老师说，有些人是没有发现，他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强，心灵到不了那个层次，他发现不了；有些人，虽然发现了，但把扑面而来的生活拒之门外了。

陇西人李新立曾在《行字难以尽师恩》里撰文说，1988年国庆节后，在工艺美术厂上班的他，突然接到县文化局电话，让他去陇西的市文联，他第二天一早将零用钱装在上衣口袋里，暂时不用的钱叠在一起，踏在鞋垫内，然后搭乘了一辆出差拉货的汽车跑了去。原来是市上开笔会。李禾不但给他破例报销了车票，而且还提前支付了返程的。陇西之行后，李禾对李新立更是关爱有加。李新立说，1990年9月，他收到来自省城兰州的信，信件是直接写给单位的，说是10月上旬在陇西召开笔会，要求“贵单位李新立按时参加”。李禾为了不让任何一个文学苗子放弃，给参会者所在的单位还写了信，可见李禾的良苦用心。直到今天，李新立还忘不掉那个“说一口陕西方言、头发灰白、身材清瘦、精神矍铄的李禾老师对我的关怀和鼓励，一直牢记在心头”。因为有了老师当年的鼓励和栽培，今天他的作品已满地开花般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刊发和获奖。

还有一位作者说，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写作的道路上，犹豫、徘徊、烦恼、流泪，甚至把一页页改了又改的初稿撕得粉碎……无论多么努力，对他来说也只是一个梦。突然有一天收到一封来自《飞天》杂志的信。信是小说组编辑李禾写的。他询问作者最近有没有坚持创作，说欢迎作者有空到编辑部来坐坐。还把一个喜讯传给了他：省作家协会要组织作家去采风，让他力争参加，作者“捧着信笺的双手不停在抖，泪水顺着脸颊一滴滴地往下流”。经过李禾的鼓励，作者不再徘徊犹豫，不再埋头苦思，拿着自己的作品四处向老师们请教，且开始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学会了动笔前的深思和打腹稿，还经常听文友们谈创作体会，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不足，并给了自己无尽的创作灵感。80年代初，他创作的小说发表在《金城文艺》创刊号的头条，紧接着《飞天》杂志一年内刊发了他的三篇小说，其中《月光照着的小路》上了头条……

著名作家墨白，小说家，剧作家。1984年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1992年担任文学杂志编辑，1998年开始专业创作，至今创作短篇小说《失踪》《灰色时光》等100多篇，中篇小说《黑房间》《告密者》《讨债者》等40余部，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映在镜子里的时光》《裸奔的年代》等6部。创作电视剧、电影《船家现代情仇录》《特警110》《特案A组》等多部。2010年4月，作家墨白在《颍河镇与世界的关系》一文中说：记忆里的那个远去的深秋，我还在故乡的小学里任教。在寂寞、孤独而冗长的乡间岁月里，我开始用文字构造颍河镇，然后把我创作的小说通过邮局寄出去，因为小说，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有幸和《当代作家》的周百义，《电视·电影·文学》的孙建成，《漓江》的鬼子，《莽原》的钮岱锋和李静宜，《大家》的马非，《山花》的何锐、李寂荡和冉正万，《芙蓉》的龚湘海，《十月》的赵兰振诸位先生相识，他们都是我中、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还有《长城》的艾东、赵玉彬，《峨眉》的唐宋元，《飞天》的李禾，《山西文学》的星星，《人民文学》的朱伟，《小说林》的何凯旋，《江南》的谢鲁渤、简爱，《东海》的王彪，《黄河》的谢泳，《作品》的温远辉，《四川文学》的冉云飞，《上海文学》的徐大隆等诸位先生，虽然他们也都编过我的中篇小说，可我们至今仍然无缘相见，这让我常常心生遗憾。多年以来，我都对编发过我小说的各个文学期刊的老师们心怀感激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他们表达我的这个心愿。现在，我在这里向为我付出过辛勤劳动的编辑先生们深深地鞠上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