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有一个现象，像卢本斯（Rubens）……是不可想象的。”

——盖尔（Pieter Geyl） ^[1]

欧洲世界经济的中心在1600年左右牢固地位于欧洲西北部，也就是在荷兰（Holland）和泽兰（Zeeland）；在伦敦、在伦敦周围各郡（the Home Counties）、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还有法国的北部和西部。 ^[2] 这些中心地区的所在处政治单位，在面积、形式和政体上是相当不同的，它们在随后—个半世纪经历了重大变化，但是在经济上这些地带的相似之处要多于不同。正如前一章所考察的，1600年到1750年是一个巩固时期，在其间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放慢了。这在整体上是确实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特定标志是，整体中心趋势是其组成部分鲜明的不同倾向的合成物。随着速度放慢和巩固化，强行推行了困难的经济决策，由此政治的（和文化的）缠结也被培育出来。这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比在17世纪的中心国家中更确实的了。在其中这些国家的企业家阶层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生存有着尖锐的竞争，一些人必然被淘汰，以留下足够的利润给其他人。

历史书将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称为重商主义时代。我不打算考察赋予这个名词的多重意义或是组成它“实质”的各个定义。 ^[3] 有关重商主义的辩论大部分是有关论证的真值被17世纪的理论家提出的。明显地，他们的论题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实际，而在某些方面是依据实际而设计行动的。这对所有理论家都是确实的。但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论题是这个时代的国家的实际活动，不管在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如何。这些活动在那个时代不是唯一的，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的几乎每个时刻，某些国家都曾加以利用，虽然在意识形态的理由上有所变化。在对17世纪重商主义的解释的巨大混乱中，这个概念的两个方面完全为每一个人同意。重商主义包括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政策，和围绕着对商品周转，不管是以金银运动为形式，还是对创立贸易平衡（双边或多边的）的关心为考虑重心。有关“利润和权力”的真正关系的事实是什么，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中和今天的分析家中所争论的问题。

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弱者反对强者，和竞争者相互对抗的国家政策，只不过是接受一种正统观念。在这本书中可能有些不同的是，认为重商主义竞争的成功，首先是由于生产率的作用，和所有重商主义国家政策的中期目标是在生产领域的整体效率。这个故事必须从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开始，因为在17世纪至少部分时期，这个“从冰川时代留下的沙子和泥堆” ^[4] 上草率建成和看来缺乏效率的国家机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霸主。联合省（或者我们应称之为荷兰）是在查理五世（Charles V）这一方企图将世界经济纳入世界帝国失败后，第一个这样的霸权。霸权是一种少有的情况，至今只有荷兰，大不列颠和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曾经拥有霸权，每一个只在相对短的时期内享有这种地位。荷兰是最难置信的，因为在它的时代，它是所有军事巨人中最弱的一个。

霸权包含比中心地位更多的东西。它可以定义为一种形势，在其中某个中心国家产品的生产如此有效率，以致在整体上在其他中心国家也是有竞争力的，因而这个中心国家就是一个最大限度自由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受惠者。明显地，要取得生产质量高的优势，这样一个国家必须足够强大，以阻止或尽量缩小为生产因素自由流动设立的内部和外部政治壁垒，并且为保持其优势，曾经受庇护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发现，鼓励某些知识和文化冲击，运动和意识形态是有好处的。与霸权随之而来的问题，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就是它是短暂的。当一个国家一成为真正的霸权，它就开始衰落了；因为一个国家不再是霸权的，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力量（至少不是在长时间光阴逝去之前），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得到了力量。位于顶峰就必然意味着未来不是你的，不管现在有多少，但无论如何它是甜美的。这种霸权的类型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简单。在农业—工业生产效率上的显著优势导致世界贸易中商业供销领域的统治地位，加上由作为大部分世界贸易集散中心和由对“无形物”——运输、交通和保险业的控制而增加的相关利润。商业领先地位导致了必然会对银行业财政份额的控制（兑换、储蓄和信贷）和投资（直接的和有价证券）。

这些优越性是具有连续性的，但是它所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同样的，优越性的丧失看来也是以同样的顺序发生的（从生产到商业再到金融），也基本上是连续性的。接着可能终有只是一个短时期，一个特定的中心强权能够同时表现出在生产、商业和金融上对所有其他强权居于优势。这个瞬间的高峰我们称之为霸权。对于荷兰或联合省而言，这个瞬间可能是在1625年到1675年之间。荷兰人的生产效率首先是在历史上食品生产最古老的形式上达到的，这就是渠集业，这里指的是鱼类集散，特别是（但不只是）腌鲱鱼，这个“荷兰人的金矿”。 ^[5] 这种效率的起源可以在1400年左右鲱鱼横帆船（haring buis或buss）的发明中找到， ^[6] 这是一种长宽比很高的渔船，它提供了“更大的机动性，更耐风浪和更大速度，而对载货空间没有大的损失。” ^[7] 这种鲱鱼横帆船两个大的优点是它的设计使得用大拖网捕鲱鱼成为可能，这是于1516年在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tland）的霍恩（Hoorn）首先提到的， ^[8] 并且它宽阔的甲板使得在船上进行腌晒成为可能。腌晒并即去除内脏和加盐腌鱼的新技术也就确保了储存，这种技术在13世纪就发展起来了。 ^[9] 这种“工厂船” ^[10] 的创造使得船能够远离荷兰海岸待上6到8个星期，鲱鱼横帆船把它们的载货转给抱买者（ventjagers），快船则带着产品回到海岸。 ^[11]

荷兰人不只控制着北海的捕鲱鱼业，即所谓的“大渔业”（Grand Fishery）， ^[12] 他们还控制着冰岛（Iceland）的捕鳕鱼业，还有斯匹茨卑尔根（Spitzbergen）群岛的捕鲸业。 ^[13] 鲸在事实上不是用作食品，而是一种工业产品。鲸提供“鲸油”，用于肥皂和灯油，而鲸骨用于服装。 ^[14] 捕鱼加工业不但对这类进一步程序是重要的，而且对这之前的程序如制网，造成了一种“在欧洲唯一的‘情况，在人口相当的比例上’都卷入了渔业或至少有关。” ^[15] 在17世纪，对于英国人“令人恼恨” ^[16] 的是荷兰人能够在英国海岸外捕鱼，并在英国港口有竞争力地出售鱼，并且因于这种优越性，在波罗的海建立了他们的“本国贸易”。英国人在那时非常了解这一点。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在1661年7月8日写信给克拉伦登（Clarendon）说：“（荷兰人的）鲱鱼贸易是盐贸易的缘由，而鲱鱼和盐的贸易是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垄断波罗的海贸易的缘由，因为他们有这些庞大的货物装上他们的船去那里。” ^[17] 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确实是对荷兰造船业的效率有益的因素之一。荷兰人有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螺旋性效果的幸福环境之中：循环地增强着优势。

尽管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如此说，鳕鱼业不能解释这一切。荷兰人在农业，这个当时最基本的生产企业中显示了同样的优越性；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不论就其后果的广度， ^[18] 还是其效果的深度而言都是如此，因为尼德兰（Netherlands）在地质上一点也不适于谷物生长 ^[19] 或是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农业。然而这个弱点通过两种方式转化为力量。首先，这个国家抽水创造土地的工程（填海造低地），导致了风车的发明和工程科学的繁荣，因此在许多方面荷兰成为“木制机械时代的中心。” ^[20] 填海造地可追溯到1250年，但是最盛期是1600到1625年间，那时有一个突然的数量上的飞跃；这种高水平大部分从1625年到1675年维持了下来。 ^[21] 因而马维尔（Andrew Marvell）在“荷兰的特点”（Character of Holland）中谬误地嘲笑道：“因而在被淹的人中的规则是他应当排水。”困难的自然环境的第二个后果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必要性推动荷兰人进行集约农业，首先是在1300年左右，那时较早的艰苦时代和低的价格导致了富于创造力，后来在1620年到1750年，集约农业一个更大的扩展发生了。 ^[22]

因为土壤对于耕作农业特别地不利， ^[23] 增加产量能够最易于通过改种如亚麻、大麻、蛇麻草、园艺、果树栽培，和很重要的染料产品等工业原料作物来达到，由此在16和17世纪，荷兰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种植者，几乎无人可与之竞争。” ^[24] 与园艺和农耕一起有着可观增加的是畜养业。 ^[25] 使得工业原料作物如此集中成为可能的部分原因是大量进口粮食，这不是一件小事。德弗里斯（De Vries）估计在17世纪中期，荷兰、乌得勒支（Utrecht）、弗里斯兰（Friesland）和格罗宁根（Groningen）等省半数的居民靠粮食进口供养。 ^[26] 有益的因素是农业技术的改进——休耕地的消失， ^[27] 与之相关的饲料作物耕作、苗畦和成行种植，简单而便宜的工具的使用，通过大量施肥和仔细的多的劳动投入小面积而获得高产量。 ^[28] 牧草种植和系统化的施肥也使更多的牲畜和更高的奶产量成为可能。 ^[29] 所有这类集约化农业即使增长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可能，也为其所促进。“到17世纪中期，大多数城市有特准的人收集（工业）垃圾（例如灰烬）并出售远送给农民。” ^[30] 无怪乎罗曼诺（Romano）称约从1590年到1670年这段时期为“荷兰农业世纪”，以与欧洲农业的16世纪做比较。 ^[31] 当荷兰人变得更为有效率时，欧洲其余地区大部分在农业技术上相对停滞时，这个差距变得更大了。

联合省不只是这个时代领先的农业生产者，它在同时也是工业产品领先的生产者。有如此之多的笔墨花费在解释荷兰为什么没有工业化上，以致我们易于忽略它已这样做了这个事实。威尔森（Charles Wilson）由于其相信这点，在他大部头论尼德兰的著作中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32] 工业进步首先在纺织业上显示出来，即传统上领先的部门。尼德兰北部在1560年代开始从向北涌来的逃亡者获得好处，这是由尼德兰革命导致的结果。纺织品生产集中在莱登（Leiden）， ^[33] 那里“新布商”［贝斯呢（bays）、塞斯呢（says）、骆驼绒（camelot）、绒面斜纹呢（fustians）］开始了他们使英格兰变得著名的事业。在一百多年的时期内，工业生产一直汹涌前进，在1660年代达到高峰。（一种以1584年为100的指数，相比之下1664年为545，1795年为108）。 ^[34] 生产不只是在数量上扩展了，并且直到1660年代，莱登（Leiden）的主要工业纺织品竞争者，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新布商”，“不得不进行一场艰难的战斗。” ^[35] 阿斯特罗姆（Åström）认为荷兰的力量来源于17世纪波罗的海贸易，将纺织业生产的效率作为他的第一个解释，将他们英国呢布（和欧洲南部的盐）的中间商作为第二个解释 ^[36] ——第一个是生产的优势，第二个是商业的优势，它跟随着第一个优势并为其所促进。

这种优势明显地在科克因计划（Alolerman Cockayne’s Project）的历史中表现出来。英国希望借此转变英国未经染色梳理的呢布送到荷兰加工完成的情况。在1614年詹姆斯一世（James I）禁止出口“原白色的”呢布，而荷兰人以禁止进口成品货物作为报复，对此詹姆斯一世以再次禁止出口羊毛作为反击。这正如萨普勒（Supple）所说是一场“巨人的赌博”， ^[37] 一方会堕入无底深渊。在三年多时间中，英国的出口下降到原先的1/3，这个计划在1617年完蛋了。这个赌注一直是很高的。威尔森（Wilson）计算在染色程序中增值了47%，而这是在荷兰完成的。 ^[38] 英国不能赢得这场赌博的原因很清楚，因为我们已经提到荷兰在那时在染料生产因而在染料价格上享有的巨大优势。因而在17世纪前半期，英国与联合省在呢布贸易上的竞争，如同在渔业上一样，反映了“徒劳无功的重商主义愿望。” ^[39]

现代早期的第二个大工业是造船业，这方面联合省的领先地位是众所周知的。 ^[40] 这个事业不那么广为人知，但清楚的分析对它很重要，荷兰的造船工业是“属于现代规模的，有着标准化、重复性方式的强烈趋向。” ^[41] 它是高度机械化的，并且使用许多省力的技术——风力锯木厂、供锯、木堆和滑车的动力送料机，搬适重木材的大起重机，——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产量。 ^[42] 这个工业—商业复合体的联系是明显的。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系列附属工业——制造场、烘饼干作坊、船蜡烛业、航海用具、航海图制造业， ^[43] 造船业本身需要大量木材。据估计一艘战舰需要200棵生长一个世纪的橡树，因而这种木材不是很容易劈开的；200棵橡树在当时需要50英亩（acres）树林。 ^[44] 这种木材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波罗的海地区，荷兰人垄断这个贸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纺织业生产的效率，后来当然主因变成是造船业上的效率。而这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荷兰人能够控制世界贸易的原因。此外，因为造船之外的其他荷兰工业是“完全依赖”由水路运来的供应，船只“必然应视为生产的一个真正因素。” ^[45] 因而，造船业是生产手段的生产。

纺织业和造船业不是仅有的重要工业。荷兰是至少在1660年之前煤矿业的一个主要中心。 ^[46] 蒸馏酒业在1600年后不久开始有一个“强有力的繁荣”，并延续了一个世纪。其他工业是造纸工业、锯木厂、书籍业、制砖业和石灰业，约在1500年扩展，到18世纪依然“相当地繁荣”；陶器业、烟草业和烟斗制造业；出口导向的很大规模的制革业在17世纪特别突出；酿酒业在17世纪到来时达到高峰；油脂和肥皂生产，它们最繁荣是在17世纪中期；当然还有化学工业，它的首要作用是提供染料； ^[47] 并且人们必然不能忽略军火工业。受到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和三十年战争的促进，政府鼓励进口战争物资，这类工业就稳步扩张了。在16世纪末存在着大规模的出口贸易，在1600年，生产结构从手工业行会向制造业和外放加工制转变。 ^[48]

不是在1575年到1675年这一百年间，联合省在每个工业领域都具有优先地位或没有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如果可以确信诺思（North）和托马斯（Thomas）所说的，尼德兰是“第一个达到自立型增长的国家。” ^[49] 这首先是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显示出有这样一种连贯的、有凝聚力的和整体性的农业—工业生产结合，而这是在尽管进行了80年的独立战争的经济困难中形成的。 ^[50] 没有比英国人更为仔细地观察17世纪荷兰的情景了。在1673年，英国大使坦普勒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出版了他的《联合省考察》（ 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其中他说道：

我相信，贸易的真正起源和基础是大量人群聚集在小范围的土地内，那里所有生活必需品就都是稀缺的；所有有财产的人都趋于极度节俭；但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被迫勤勉劳动。大多数人精力充沛地投入劳动；那些不能供应的东西由某种发明和创造力来弥补。这些习惯首先是由需要养成的，而及时成长为一个国家的常规。 ^[51]

威廉爵士希望英国人能尽可能像所说的这样就好了。

对这种活力的确证可以在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数字中找到。众所周知有一批主要的移民，特别是手工艺人和市民，在16世纪晚期从南部来到北部尼德兰，首先是从安特卫普（Antwerp） ^[52] 来到阿姆斯特丹和莱登（Leiden）。 ^[53] 在1622年，联合省60%的人口是城镇居民，其中有3/4是在一万人口以上的城镇中。 ^[54] 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增长到4倍——从1600年的5万人增加到1650年的20万人， ^[55] 它作为一个真正的“熔炉”，将佛兰德人（Flemings）、瓦隆人（Walloons）、德意志人（Germans）、葡萄牙人和德意志犹太人（Jews）、法国的胡格诺教徒（Huguenots）变为“真正的荷兰人”。 ^[56] 大多数作家集中于移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考察特别但不只是在莱登（Leiden），大量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增长，许多被雇用的工人是妇女和儿童。正如詹宁（Jeanin）恰如其分地说的：“这种压力和斗争含有一种现代的回响。” ^[57] 当然是如此，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可以说在16世纪晚期，北部尼德兰坚定地走上了发展生产效率的道路，使得联合省在1600年左右发展为欧洲世界经济主要的（虽然当然不是唯一的）生产中心。在农业方面，它将需要高技艺的产品专业化，产生了高额利润， ^[58] 在工业方面，荷兰在纺织业和造船业处于权威的领先地位，这是那个时代两项主要工业，在其他工业方面荷兰也起到了一个主要的，有时是占统治地位的作用。在这种生产效率的基础之上，联合省能够建立它的商业网，并树立它作为“世界货栈” ^[59] 的地位。对此我们要转论到某些更为熟知的话题上。

荷兰人的船只在17世纪控制了世界的运输贸易。它从1500年到1700年增长了10倍，在1670年，荷兰人拥有的船只吨位是英国人的3倍，比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德意志诸地的吨位的总和还多。荷兰人建造的船只的百分比甚至更大。荷兰的船运业事实上只是在17世纪后半期才达到鼎盛期，荷兰人利用英国内战的时机建立了“在世界运输贸易中无可争议的霸权。”当荷兰人船只运输所有的荷兰纺织品时，英国船只除了垄断专卖商和特许公司外，不得不与荷兰船只分运英国纺织品，确实只有较少的份额。 ^[60] 晚至1728年，笛福（Daniel Defoe）仍把荷兰人说成是：“世界的运输者、贸易的中间商、欧洲的经纪人和代理人。” ^[61] 在17世纪荷兰人给人如此深刻印象的是他们“分布在每个地方” ^[62] ——到了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地中海、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还依然掌握着波罗的海地区（Eastland）的贸易，他们扩大他们在欧洲西北部的贸易的份额，并掌握了到这个大陆内陆的河流贸易。

东印度贸易的经历当然就是东印度贸易公司（Vereenigde Oost-Endisehe Compagnic VOC）的经历。它是一个资本主义贸易公司的榜样，部分是投机性企业，部分是长期投资，部分是殖民地开拓者。 ^[63] 它在阿姆斯特丹有着审慎的指导者“十七位绅士”（De Heeren Zeventien），在巴达维亚（Batavia）有牢固实行控制的殖民地总督，其中第一个人是柯恩（Jan Pietszoon Co-en）。 ^[64] 用某些方法荷兰人偶然获得了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当安特卫普在1585年落到西班牙人手中，欧洲的香料市场转到了阿姆斯特丹。但是因为西班牙在1580年合并了葡萄牙，而里斯本（Lisbon）是欧洲香料的输入港，荷兰人要设法绕开西班牙人。 ^[65] 于是豪特曼（Corneliusde Houtman）在1592年被派到东印度群岛执行使命，在1598年第一支贸易船队航入，到1602年国务会议（States-General）给予东印度贸易公司（VOC）特许状，部分是为控制荷兰人中的毁灭性竞争，部分是为较少的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部分是为了创造一个反对西班牙的经济和政治武器，部分只是为了得到比欧洲那时所有的更多香料。 ^[66]

事实上这是个控制海运香料贸易的好机会；经过地中海东部地区（Levant）陆路贸易最重要的封锁，不是像通常说的发生在1450年到1500年；而是发生在1590年到1630年。 ^[67] 因而机会是很大的，荷兰人抓住了它。印度洋上主要的航运通道从北半部（红海和波斯湾）转到了南半部［好望角（Cape）路线］。荷兰人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做的技术。像帕里（Parry）指出的，“横帆战胜了大三角帆，贸易风战胜了季风”； ^[68] 但是一旦荷兰人一进入这场贸易，他们就遇到有着一个外部竞争场的贸易这个基本问题。因为这是一种奢侈品贸易，利润很高并且竞争激烈；但因为它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贸易，市场本来就是小的，充满这个市场的是一个严重的可能性——腹背受敌（Scylla and Charybdis）。 ^[69] 只有两个途径来摆脱这个困境。或者以将东印度群岛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边缘地带并入来转变贸易的性质，或者求助于在世界性帝国之间传统方式的长途贸易实行“行政性”贸易。走哪一条途径事实上是柯恩（Coen）和“十七绅士”（De Heeren Zeventien）之间进行争论的主题。柯恩这位“在亚洲一种强硬方针的斗士”， ^[70] 推行第一种选择方案，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上司们则主张第二种。

柯恩（Coen）说将东印度群岛边缘化需要在两重意义上的边缘化：建立政治控制以压服相对强大的亚洲国家并重新组织生产体系；并出口一个白人定居者阶级，这两者都有助于管理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为欧洲出口除金银外的其他商品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初始市场。他说这样一种政策与行政性贸易是相矛盾的，需要以市场法则来运作。这里讨论的术语经常在某种程度上被错误认为是自由贸易与垄断之争； ^[71] 但是事实上柯恩不反对东印度贸易公司（VOC）在市场中实行垄断，（确实对野蛮的力量时常给予深思熟虑的帮助），而“十七位绅士”（De Heeren Zeventien）也不是不了解在如此大的距离上限制使用他们的行政性贸易权利的能力局限。 ^[72] 这是一个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家什么在短期内最合算的问题——是剥削的利润还是投机的利润。在短期内，那些主张投机的人占了上风； ^[73] 但是长期看来，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 ^[74] 生产剥削的利润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领先的唯一巩固的基础。那些中心国家（不只是尼德兰，还有不列颠和法国）在18世纪开始将印度洋竞争场边缘化，在1750年之后确实站稳了脚跟。 ^[75]

东印度贸易公司（VOC）在17世纪的政策，是否如马塞尔曼（Masselman）所认为的“目光短浅”？ ^[76] 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必须考察其他选择。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多的剥削利润，特别是在一个世界经济相对全面停滞的时代？回答是确实有——在波罗的海沿岸（Eastland）的贸易，在欧洲西北部本地、在南北美洲，所有这些都更就近方便。为什么还要为东印度群岛所困扰呢？人们会奇怪东印度贸易公司（VOC）整体上长达一个世纪的收支亏损是否掩饰了其收入内部转移的巨额程序，并把资本从小投资者集中到联合省内部的大投资者手中。 ^[77] 如果是这样，东印度贸易公司可以说起到了某种股票交易所的作用，对于那些如“十七位绅士”（De Heeren Zevention）自身的有着获得消息优越性的人是很有用的，但是关于它的历史，至少直至18世纪来临，更恰当地说是属于这段历程的财政而不是其商业和供销方面。然而，东印度贸易公司的历程很好地说明了在一个地区的统治如何与在另一个地区的统治联系起来。

东印度群岛贸易可能是17世纪荷兰商业扩张中最富戏剧性甚至特殊的一支，但它不是最重要的，也不能以其解释荷兰人的霸权。当荷兰贸易者出现在印度洋时，他们首先经常在地中海往来。转折点看来是在荷兰——西班牙1609年的休战协定后不久。 ^[78] 然而，应当将贸易的两个地区区分开来。首先是在总体上与基督教地中海地区，特别是与意大利北部的贸易，在那里是一个供应长期需要的粮食的问题，但是这时由于意大利的坏收成、流行病和在政治上与地中海东部地区（Levant）切断了关系而变得更为短缺，而同时，意大利北部工业被呢布出口到这个以前纺织品出口的地区所削弱，威尼斯的船运被取代了。 ^[79] 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英国人、法国人和汉萨同盟人（Hanseates）都与荷兰人一道为地中海贸易竞争；但是荷兰人带着最大的份额前来，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船只设计和商业组织的技术问题”上有优势。 ^[80] 这给了他们以双重优势，既能运粮食（和其他产品）从欧洲北部到地中海，又能确保粮食在波罗的海沿岸（Eastland）贸易中的首要地位。

在取得与北部意大利贸易的较大部分之后，“荷兰人在那里获取了大部分（商业的第二个领域，也就是）‘富人贸易’，并且伴随他们商业的是像他们的效率一样无情的暴力行动。” ^[81] 一个接着另一个，因为在地中海“富人贸易”的商业并不是新东西。本质上，荷兰人在夺取威尼斯与地中海东部地区（Levant）贸易的传统角色。在这个时代，地中海东邻地区打算从欧洲西北部比从东印度群岛进口更多的真正货物（像有别于金银的奢侈品），但是他们也许比印度洋地区在1600至1750年期间出口更多的奢侈品，印度洋地区那里随着时间推移，增长出口茶叶、咖啡、印花布和其他最终成为原料而不是奢侈品的货物。地中海东部地区还仍然是外部竞争场的一部分吗？这很难说；向边缘地位的转变正在开始，虽然可能要等到18世纪晚期才能完全变为现实。

大西洋贸易——对于西半球和西非洲两个附加补充地区——使我们转向荷兰人商业网的中心地区。许多方面使得两个荷兰的大公司，即东印度贸易公司（VOC）和“晚得多并且不那么成功”的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有着不同。 ^[82] 首先，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不同的。东印度贸易公司（VOC）被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所控制——他们是阿米尼斯派教徒（Remonstrants）和和平党人。 ^[83] 但是西印度公司基本上是他们的对手努力的成果——如奥兰治党人（Orangists）、加尔文教徒（Calvinists）、泽兰人（Zeelanders），南部尼德兰移民再定居在北方者这些“党派”——他们是蛾摩拉人（Gomarian），进行殖民和好战者。 ^[84] 当它在1621年6月3日建立时，休战协定（Truce）结束刚几个星期，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也进入了这个公司，一个“传教—殖民公司”的想法变成了一个“私掠船机构”， ^[85] 不同利益之间的斗争在西印度公司内部发生了。大部分是在经济上较薄弱的泽兰人（Zeelanders）（他们依靠公司在私掠上的垄断）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他们希望切断私掠与任何荷兰企业家的关系）之间。 ^[86]

西印度公司就是这样一个“贸易和宗教上争斗的混合体”，我们所知的后果是“一个乱成一团近乎破产的凄凉故事。” ^[87] 无疑是这样的；但是有理由认为这种政治努力事实上奠定了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贸易一根中心支柱的基础，即所谓三角贸易，它给欧洲提供棉花、糖和烟草，所有这些当然是使用非洲人奴隶劳动种植的，还有欧洲用于获得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和茶叶的白银。 ^[88] 荷兰人是这种结构的先行者，如果利益大部分归于英国人和法国人，这首先是因为起始的“社会投资”是沉重的和耗费时间的，从账目观点看，由荷兰人花费了负担，而利润却正好在荷兰人的霸权在1670年代结束后才能获得，落到了后来生产上更为有效率的英国人（和某种程度上法国人）的手中了。

在西印度公司于1621年建立后所发生的事，简而言之，就是荷兰人寻求在下一个1/4世纪在大西洋扩张。他们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征服了巴西东部，将其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中夺去，并第二次试图夺取西非洲的艾米纳（Elmina），其后是安哥拉（Angola）的卢安达（Luanda）。然而在第一次英荷战争（Anglo-Dutch War）（1652至1654年）中，葡萄牙人（当时从西班牙人统治下再次解放出来）再度夺回巴西；而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荷兰人失去了新阿姆斯特丹和一些西非洲的堡垒。在相当于荷兰世界性霸权的这个短时期究竟实现了什么呢？首先，荷兰人将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逼入困境，提供了“海上屏幕”， ^[89] 在其后英国人（加上苏格兰人）和法国人建立了移民殖民地。其次，在南北美洲开始的在巴西的糖业种植，在荷兰人被驱逐后，转移到巴巴多斯（Barbados），第一个大的英国加勒比地区种植业殖民地。第三，荷兰人从事第一次重要的奴隶贸易，以替糖类种植业提供人力，当他们丧失种植园时，就企图保持奴隶贸易者的领域，但是到1675年，荷兰的首要地位终结了，将这个地位让给了英国人新建立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 ^[90]

荷兰人的大西洋时代无疑对欧洲的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它对荷兰人有多大贡献呢？确实不像波罗的海贸易那么多，它在16世纪就已经成为“母贸易”，当时荷兰的船只运输了其总量的60%。在17世纪至少到1660年，荷兰人继续维持着同样的统治地位， ^[91] 尽管英国人做出重大努力来打进他们的市场。这里是荷兰人商业霸权的证明。在一个关键的竞争场，那里英国人、荷兰人、确实甚至还有法国人（不用说还有北方的国家）都以为控制船运是重要和有利可图的，荷兰人单独夺到了最大的一份。 ^[92] 仔细观察一下正在出现的世界经济的停滞对英国—荷兰在波罗的海竞争的影响，萨普勒（Supple）和欣顿（Hinton）都以两个相同的因素解释荷兰的优势：便宜的船运和控制了为出口用的白银的充分供应。 ^[93] 莫莱诺（Morineau）将他们的优势归于还有他们愿意比“东地公司”（Eastland Company）买更多的粮食。 ^[94] 可能他们以完全构成倾销的如此之低的价格出售鱼类的能力也起到了作用。 ^[95]

拥有供出口的白银是一个优越性，它是通过造船业和纺织业的生产效率获得的，这使得有可能从西班牙人和其他人那里得到白银。为什么拥有白银在波罗的海贸易中是一种优势？这是因为经济紧缩加上三十年战争造成了英国人称为“钱币过滥”［德意志人称为“货币伪造时代”（Kipper und Wipperzeit）］，它影响到小钱币对白银的贬值。瑞克斯元（rixdollar）——一种可流通银币，它的银含量保持稳定，在1600年值37个格罗辛（groschen，德意志币），到1630年就值90格罗辛。它最大的上扬从四五到七五发生在1618年到1621年之间。这些变化是由于格罗辛银含量的降低，而根据它对于瑞克斯元的价值来显示这种变化。 ^[96] 问题是为什么这对荷兰人的影响与对英国人的影响不同。假若是两者那时都能用白银衡量以较低价格得到波罗的海地区的产品，但是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有“现钱”供出口，但荷兰人有英国人却没有。还有，当在贸易上普遍存在萧条时，进口较便宜要比出口较便宜受的影响较小。

对于英国人而言根本的问题是荷兰商人能够在英国比英国商人更便宜地出售波罗的海的货物， ^[97] 在英国的波罗的海地区（Eastland）商人认为解决办法最好是得到许可将波罗的海谷物再出口到地中海地区，如像荷兰人做得那样；但是他们遇到了英国小麦商人强烈反对的麻顺，这些英国商人成功地维持了出口禁令，只要谷物价格高于一个相当低的数字。因为害怕英国谷物不能充分在国际上竞争。 ^[98] 结果，英国人不能在地中海地区赚到白银，以用来在波罗的海的便宜价格上取得优势，这就转而使他们不能得到赚到更多白银的产品等好处。在波罗的海的货币贬值因而对荷兰人比对英国人更为有利，从他们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和由此掌握地中海贸易的方面说都是如此；而它也使得荷兰人开始“在英国本土侵占英国商人的贸易。” ^[99]

这幅图景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内陆河流贸易，它在尼德兰起义前是属于安特卫普（Antwerp）。当荷兰人关闭了斯凯尔特河（River Scheldt）时，这种贸易转到阿姆斯特丹，在此之后有两种方法使它可以再度转回到安特卫普：将联合省扩张到包括安特卫普，或是通过和平和自由的贸易，第一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斯密特（Smit）怀疑，尽管联合省宣称的目标［和奥兰治党人（Orangists）和喀尔文教徒（Calvinists）的真实计划］是如此，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努力：“荷兰不要收复南方的省份，这样随之而来的是贸易流回解放的安特卫普的危险。” ^[100] 当和平终于在1648年来到时，将禁止性关税实施于经过斯凯尔特河口到安特卫普的任何贸易就写进了条约。 ^[101] 如此之多的政治成果在总体上而言是市场贸易重要性的成就，可以认为到1648年阿姆斯特丹在反对安特卫普的复兴方面已感到安全了，但是有一种对生产而言是关键性的货物还没有机会能拿到：泥煤。原来为安特卫普和布拉邦（Brabant）市场开掘的泥煤，在1570年代之后再度转向荷兰本地的艾（Ij）与马斯（Maas）河之间地区。使用泥煤是荷兰城市工业有效率的一个关键所在，并且它“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与煤炭对19世纪欧洲的影响相比较。” ^[102] 还有，河流贸易将城市的肥料运到其他方向，有助于实现“荷兰谷物农业独有的高产量。” ^[103]

从1580年代起，在改进的运河系统上经常性的交通服务网络将荷兰的各城市，以及其他省份和布拉邦（Brabant）的内地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以荷兰为中心。从1632年开始，更进一步的技术进步随着第一条拖船河（trekvaart）的建造发生了，这是一种有着为客船备有纤道的直运河，它需要大量资本。 ^[104] 荷兰的造船者发明了能够用大快艇在河流和湖上分发和收集货物的船。 ^[105] 这形成了欧洲最有效率的国内运输网络，它在1660年代达到了交通高峰。如果我们将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较远的贸易路线——东印度群岛、地中海东部（Levant），甚至基督教地中海和大西洋贸易——确实是重要的，但它们是第二位的。对于荷兰人在欧洲世界经济中于1620年代（也许在1590年代已经如此）到1660年代的商业霸权的关键，“仍然是北欧和西欧之间的古老贸易”； ^[106] 而荷兰人能够取得商业霸主地位的原因与他们农业——工业的效率有关。这主要通过船运费、保险费和一般性经常开支转化为商业效率。

为什么荷兰的船运费如此便宜？最大的因素是船只建造费的低廉，帕里（Parry）列举了六条价格优势：荷兰造船者的技艺，使用材料较经济，节省劳力的设备，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大规模购买材料，用荷兰船只便宜地运输建造材料。其结果是生产的总价格晚至17世纪中期，比他们最接近的竞争者英国要便宜40%—50%。 ^[107] 在这些优势中，前三个可以看作是荷兰人的技术优势，后三个则是在前三个基础之上的累积性优势。除了在建造上更为经济外，荷兰的船只是按需要船员较少的方式建造的——通常是18个人，而不是其他国家船所需的26至30个人。 ^[108] 这使荷兰人能较好地供给船员食物，可能比其他国家的运货者更好； ^[109] 他们由此自然因为较低的工资总开销得到较高的生产率。这种较高的生产率在港口和在海上一样可见。荷兰船只“较优的坚固性和速度”，是与其设计有同样作用的“经常性维修”有关的。 ^[110] 进一步说，荷兰的船只“更清洁、更便宜与更安全” ^[111] 这个事实有着螺旋上升式的效果；便宜的船运导致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由此又带来便宜的木材，再带来便宜的造船费用，又使得船运更为便宜。更清洁、更便宜、更安全的船只也意味着总船运量的增加，它使得保险费用更低成为可能——部分是与其比例相关，部分是一种更有效的财政结构的结果， ^[112] 对此我们将做简短的讨论。较低的保险费用也是累积的；它们导致更低的船运费，它又导致在规模和在交易技术上的发展，这又反过来导致更低的保险费用。

如果“（荷兰）贸易的基础是船运。” ^[113] 那么最大的利润是通过市场和大宗产品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贸易中心取得的。 ^[114] 这个成功是由于荷兰形式的商业组织的优越性。哈克谢尔（Heckscher）说17世纪尼德兰的“最大独特之处”是比起其他国家来，具有“以更少和更简单的商业组织谋生……的能力”。 ^[115]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在合股制度中储金的联营， ^[116] 这当然不是荷兰人首创的；但是他们将其扩展到包括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商业贵族阶层，还有大量较小的商人。 ^[117] 第二，它意味着创造了一种保护股制度，它大量减少了商人的风险，特别因为它是有组织的垄断，并且它减少了贸易中心市场不稳定的供给（和价格）的依赖，而使商人在出售时能够得到投机性的利润。 ^[118] 第三，它意味着一个委托代理人网络，它为生产者寻找顾客，通过寄卖得到货物，接受购买者给生产者付汇票的委托。 ^[119] 这样荷兰人的中心市场贸易随着荷兰的船运发展起来，它本身是荷兰工业效率的自然结果。 ^[120] 我们再一次看到这种螺旋形的效果：荷兰中心市场贸易的力量“趋于毁灭” ^[121] 英国的船运。当然，作为一个贸易中心创造了大量稳定的就业机会同， ^[122] 这特别在17世纪维持了荷兰产品的国内需求。

我们已论证了在世界经济中荷兰优势的过程次序是生产性、销售性和金融性的。如果这个结果的第一部分是有争议的，第二部分则是公认的明智之举；但是它通常表现得有些可耻的味道，高贵的、苦行的（商业）企业家转变成为卑鄙的、爱好奢侈的、靠吃利息为生者，本身就背叛了天国（Zion）的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足以解释荷兰为什么被逐出伊甸园（Garden of Eden）。近年来一直有着健全的反应反对这种谬论，但我希望能更进一步论述。转向金融不是衰落，更不是崩溃的迹象；它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力量的象征，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可以看作是“17世纪的华尔街（Wall Street）。” ^[123] 这种力量的来源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过程中三个步骤的结果：第一步，世界经济中生产和商业的实力创造了充足的公共财政基础。第二步，充足公共财政与世界范围的商业网结合，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支付体系和货币市场的中心，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滞缓因而货币不稳定的情形下。第三步，生产和商业的实力与对国际货币市场的控制相结合，使得荷兰资本通过汇款输出，能让荷兰人靠着比他们自己创造得多得多的生产剩余价值生活，一直到他们自己主要做出生产贡献的时代之后很久。

在一个世界经济的扩张已经放慢时，事实是联合省“总是有解决办法”， ^[124] 并且在17世纪“短缺的阴暗的延续”中是主要的例外。 ^[125] 这是普遍的经济霸权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在海上船运和保险上的商业优势中所产生的结果本身就足以创造使收支平衡的剩余价值； ^[126] 而这也是其原因，因为财政充裕的声誉使荷兰政府能够更便宜地借贷， ^[127] 因为荷兰国家信用的优良说明其在“军事成功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128] 并因为由此可能吸引充足的金融流向这个安全的储蓄地点，使得联合省能够有高价值的通货。这最后一个优越性意味着联合省能够用流入的金融来平衡现金收支中的赤字。 ^[129] 然而充足的财政只是资本主义总信用水平的一个前提，它需要金融交易的有效率流通。充足的财政使得大规模低利率的信贷交易可以进行，并使得由每笔金融交易的低收入组成的总的高收入中获利成为可能。

在1609年这个休战年（The Year of the Truce），阿姆斯特丹维塞尔银行（De Wisselbank van Amsterdam）建立了；它很快变为欧洲储蓄和交易的大中心，因为它“提供了在17世纪银行业历史纪录上少有的安全和方便。”在这个世纪中，存款从不到100万弗罗林（florin）上升到超过1600万弗罗林， ^[130] 它成为资本拥有者担心他们财富的安全者的一个隐蔽之处。 ^[131] 一旦储蓄了足够的金银和货币，阿姆斯特丹就掌握了“可以说是欧洲的国际支付体系的钥匙。” ^[132] 有着大量通货在它的钱柜中，阿姆斯特丹因而发展了一种汇票制度，使多边的结算得以扩展。这当然需要时间来发展信用和流通；但是到1660年，阿姆斯特丹终于作为多边支付体系的中心扮演了无可争议的角色，并至少一直保持到1710年。 ^[133] 关于对金银出口的限制，联合省在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中是一个重大的例外：金银流出联合省完全能像其流入一样容易，这正是为什么如此多的金银流入的原因， ^[134] 而当然这种政策只是在金银确实流入时才是可能的。这种现象正如许多其他现象那样，在形式上是螺旋形的，每个行动都有助于使下一个行动更为可行，直到最终达到一个高峰。

储蓄与交易方面的殷实可靠使信贷关系成为可行，这在1683年维塞尔银行（Wisselbank）就开始进行了。首先对存款者有“预支”，后来，“承兑贷款”交易不再与阿姆斯特丹的贸易中心的货栈相联系，而主要与遥远的中心进行信贷交易。 ^[135] 荷兰人发展信贷是以“非常稳定”的特别储备为基础的，因为“用船运贵金属偿还汇票的费用，用任何所需货币来衡量都大为减少”， ^[136] 因为维塞尔银行（Wisselbank）正是这种贵金属的贮藏所。最后，荷兰通货的稳定性使它的贸易货币（negotiepenningen），包括银币和金币，是那种因“品质保险”而成为世界贸易中乐于接受的钱币，甚至在西班牙的八王宫（Reales de ocho）中。 ^[137] 金融流入必然造成和维持了低利率，它又吸引进一步的金融流入。荷兰的利率在17世纪过程中下降了一半还多，迫使英国、法国甚至瑞典的利率也下降，但是这些国家从未下降到足够有效竞争的低水平。 ^[138] 低利率使我们转向投资这个另一个金融利润来源的话题。作为欧洲主要的货币市场和主要的商业贸易中心，阿姆斯特丹能够大规模地降低寻求、商谈和实施借贷资本的费用，因而总的而言鼓励了投资。 ^[139] 作为当时技术上最先进的社会，联合省也能够出口它的各种技术，这是确保金融流入的又一个方面。 ^[140]

在国内外投资的扩展对荷兰资本家有利可图，并有助于国家的收支平衡；但是它是否有助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呢？这是近年来带有重商主义味道的一场奇特辩论，认为荷兰人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投资置于联合省之外，特别是在英国。这忽视了这个事实，投资者关心的是得到最大的利润而不是支持国家。 ^[141] 我们将在讨论英国金融业的兴起时再谈。目前让我们满足于凡·迪伦（Van Dillen）提请注意的，资本的创造“对于共和国（the Republic）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只需要想一下通过津贴手段获得的联盟就行了”， ^[142] 这是一种国家投资加强私人党派的形式。确实，不直接考察国家的作用，我们就不能了解荷兰霸权的完整情况。联合省在17世纪似乎在重商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是重大的例外。从这个事实许多人得出奇怪的推论，荷兰的国家是软弱的。在我看来恰恰相反的一面是真实的：在17世纪，荷兰人的国家是欧洲唯一有足够的内部和外部力量，能使它对重商主义政策的需要减到最低程度。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本质，再考察一下联合省那些内部和外部的力量。在历史的较早时期阿姆斯特丹当然一直遵循强有力的保护主义路线， ^[143] 在这方面的实行程度在城镇中甚至在17世纪也没有完全消失。 ^[144] 并且，有许多人对在联邦范围内缺乏保护主义表示反对。在这个世纪进程中，农业—工业领域丧失了它们的优势并求助于关税，但只取得有限的成功。 ^[145] 也没有在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斗争中由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设置关税壁垒。 ^[146] 国家的作用在保护之外的其他事情上是清楚的：它为私人企业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一旦在尼德兰有了一个自治政府，“渔业就成为政府最迫切关心之事。” ^[147] 为了控制其品质，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在1575年将5个渔业港口的代表召集到一起，通过一系列法令在1580年到1582年创建了一个社团性组织控制鲱鱼加工业。 ^[148] 更重要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的创建，这在很重要的程度上是对殖民地货物的自由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况和随之而来发生的倾销的一种反应。斯托尔斯（Stols）认为它们的关键重要性是“国家在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干预”和这两个公司的创建“几乎可以称之为国家化的‘先声’（avantle lettre）”，一种寻求将以前的国际贸易联合在一个国家的垄断之下的方式。 ^[149]

荷兰国家保卫它的企业家的利益，并且在这样做时几乎不担心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荷兰人霸权的意识形态是海上自由（mare liberum），在格劳秀斯（Grotius）于1609年那个休战年出版的书中最强有力地表达出来。然而，如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在1663年11月20日怨恨地写给克拉伦登爵爷（Lord Clarendon）的信中说的：“这就是在不列颠治海是公海（mare liberum），而在非洲沿岸和东印度群岛是领海（mare clausum）。” ^[150] 所有这些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151] 联合省是统治者，而“自由主义很适合统治者的经济”； ^[152] 但无论什么时候自由主义若与保持统治地位的可能性相矛盾，总有办法不让其延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荷兰国家的“自由”分权结构可以被看作一个强有力而不是软弱的表征。分权的结构并不总是强有力的征兆。在像波兰这样的边缘地带，地方议会和骑士的兴起是边缘化的标志。然而在霸权国家，这样一种结构是相对于其他中心国家更强有力的征兆，其他国家正是需要增加它们政府的中央集权化，以企图战胜这个霸权国家的经济优势。

联合省的结构究竟是什么？详情从1579年的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时代到1795年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的创立使非集权化国家崩溃的时代在变化；但每个动荡变化的实质没有很大变化。在1576年，七个州（或省）——格尔德兰（Gelderland）、荷兰（Holland）、泽兰（Zeeland）、乌得勒支（Utrecht）、弗里斯兰（Friesland）、上艾塞尔（Overijssel）和格罗宁根（Groningen）——已经同意派出代表组成一个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每个州在其中有一票投票权，决定必须是全体一致的。还有一个称为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的相当缺乏权力的执行机关。关键的军事组织舰队处于五个分别的海军军团（Admiralty Colleges）的日常指挥之下。最重要的州荷兰，本身有着一个累赘的政府结构，它的中央立法机关——荷兰议会（States of Holland），由各城镇的十八个代表和整个贵族的一个代表组成。在联合省没有君主。最接近其地位的是省行政长官（Stadholder）——一个省的官员。奥兰治（Orange）各亲王通常同时是各省（但不是全部）的行政长官，当然两个所谓“无行政长官时期”除外。很难去努力发明这么一个看来不像能有效工作，或确实能够工作的机构。

事实上它确实工作得很好，虽然不是没有冲突和动乱。［在个人程度上，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事件可以与1672年在海牙（Hague）私刑处死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t）相比，这一年在荷兰历史上被称为“灾难之年”。］而且，如果我们将联合省的内部纷争与英国和法国相比较，任何明理的分析家都能看到，尼德兰比其他两个国家的动乱要少；统治阶层的内部决定使社会造成分裂要少得多；下等阶层也不那么具有反叛性。要对此作出解释，我们首先要注意，政府的正式结构掩饰着（只是略微地）另一个真正的结构。在财政上，荷兰支付几乎占60%的政府开支，而阿姆斯特丹占其中一半。荷兰州的首席省行政长官是国家辩护者（Land’s Advocate），这个官职后来改名为国务会议长（Council Pensionary），被外国人称为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这个官员就成为联合省整体真正的国务总理，在“无行政长官时期”如总统一样行使职权。 ^[153]

这个官员的权力是源于这种事实，包括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和荷兰议会都在海牙（Hague）的同一座建筑 ^[154] 中开会，从这种非常规的惯例即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年复一年地留在等级会议中，从荷兰是所有荷兰人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从阿姆斯特丹对粮食进口的控制而以其养活将近一半的人口而得到的。 ^[155] 如果在17世纪初对阿姆斯特丹的突出地位还有什么怀疑，那在1650至1672年的第一个“无行政长官时期”就完全消失了，那时荷兰的权势成为“将这个国家黏合在一起的水泥”，而外交政策“是以从属于贸易利益制定的” ^[156] 适应于一个霸权国家。阿姆斯特丹担负了花费，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她“感到有权发号施令。” ^[157] 为什么人们还要操心将国家中央集权化，如果没有它也能得到所要的东西呢？被雷尼尔（Renier）还有威尔逊（Wilson）称为“上层中产阶级的社会独裁” ^[158] 无疑偶尔会受到它内部对手的竞争——反阿米尼斯教派（Contra-Remon strants）与阿米尼斯教派（Remonstrants），奥兰治派（Orangists）与劳维斯坦（Loevesteiners）派，还有它可能被“贵族化”的缓慢过程逐渐腐蚀， ^[159] 虽然统治阶层的利益从来没有受到社会上更为保守的贵族的真正威胁。正如考斯曼（Kossmann）正确地发现的：“奥兰治（Orange）亲王们很少愿意并从未能取代荷兰的富豪政治。” ^[160]

这个阶层也从未受到向下层的真正威胁；它的成员为社会和平付出了代价。荷兰的社会福利，特别是阿姆斯特丹的社会福利，引起了外国访问者的“无条件的羡慕”，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些钱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没收的罗马天主教会的财产。 ^[161] 不管怎样，尽管其他国家在17和18世纪也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却“为穷人提供如此充足的东西。” ^[162] 我们应当揭去面纱来看看荷兰福利国家的社会现实。荷兰资本主义的全部利润“很少造福于人民中的大多数。”实际工资最多在开始时有少许上升，在整个世纪一直下降； ^[163] 国家的繁荣与“许多工人群体更为贫穷”携手并进，阿姆斯特丹的约一半人口生活在“肮脏的旧房屋、地窖和地下室中。” ^[164]

然而这怎么可能会有相对的社会和平呢？一个主要因素是对一些人而言，下降的实际收入为社会福利支出所平衡，它比中心国家的其他地方要高。 ^[165] 第二个因素是阿姆斯特丹因其救济金的声誉，使其成为“邻近国家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的北极星。”这个秘密在后来的时代被纽约（New York）再度发现。一旦“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这种信念得其发展， ^[166] 工人们就从各地移居——恰足以使这个光明之城的工人阶级居民的劳动状况恶化，使那些人用一些多余的面包屑养活他们，使每个移民专注于发扬个人可能的长处上。所有这些需要权力、繁荣和少量的慷慨施与，和一点（souppgon）社会流动性——简而言之即一个霸权国家的典型社会政策。

国内的力量与国外力量是平行发展的。在17世纪前半期荷兰的舰队统治着海洋，到了使一支舰队统治海洋成为可能的程度。 ^[167] 西班牙当然曾经是先前的居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荷兰人帮助英国人在1588年结束了西班牙人的“无敌地位”，而到1600年，西班牙的海军力量仍然还比荷兰的和英国的合起来要强。 ^[168] 一连串的海军胜利改变了这点。在前面提到的在加勒比海的“海上屏幕”，在1634年拉起来了，当时荷兰人夺取了库拉索（CuraCao）。在1645年荷兰的舰队第一次控制了桑德（The Sound）海峡。 ^[169] 这正如海权大理论家马汉上将（Admiral Mahan）所写的，“联合省靠他们的财富和舰队赢得了尊重和权力。” ^[170] 这种权力确实在1651年到1678年间这个时期，在荷兰霸权的高峰受到挑战，到18世纪来临时的战争时期，荷兰比起法国和英国成为一个二等军事强国。但这正是荷兰经济霸权的后果。在17世纪中期到达这样一个转折点，当积累的经济优势看来到了无法削减的程度，以致英国和法国决定“荷兰必须将其用武力逐出竞争场。” ^[171] 当然在事实上，甚至用纯粹的经济手段，霸权也不能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延续下来；但是不能因为对这种羁绊激怒而责怪英国人和法国人。我们认为，国家是荷兰资产阶级用以巩固其经济霸权的重要工具，这种霸权他们最初是在生产领域赢得的，再扩展到商业和金融中去。竞争的中心国家和半边缘势力的国家，在以后破坏这个霸权的过程中同样是重要工具。

文化领域中又是什么样呢？难道没有思想、价值观、科学、艺术、宗教、语言、爱好和特色的地位吗？当然有，因为文化是人们将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追求披上外衣以表达它们，隐蔽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它们，并将其保存在记忆中的方式。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最内部的自我和我们最外部的自我，我们的个人和集体个性。怎么会没有霸权的文化表现呢？这种表现不一定是在所有方面的文化控制。中心国家通常控制着边缘地区，灌输给人们以一种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低劣的意识；但是一个霸权国家不能够与其他中心国家所做的相同。至多在后者而言，一个霸权国家的文化能够起一种榜样的作用， ^[172] 特别是技术上的榜样；但是各种文化正是抵抗霸权出现的竞争场，在那里人们求助于已有“文明”的历史价值来对抗市场上的一时优越性。这在今天是确实的，在17世纪也同样确实。

在另一方面，霸权国家确实在文化上处于卓越地位，对它们的批评通常由酸葡萄心理产生的。首先，他们有着物质需求和物质手段进行科学化的生产，这种生产能力被引入了艺术。第二，自由主义的政治培育了文化爆炸，所有这些更有甚之，因为产生的开放政策经常导致从其他地方来的文化个性。第三，财富养成了奢侈，它寄生在文化外来品上，以至它损坏了财富本身的物质基础。明显地，应用科学是荷兰关心的重点。以前几世纪的技术优势正是荷兰农业工业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确实在17世纪，荷兰人忙于出口这种技术，我们已经提到这种转化是金融流入的一个来源。它当然也是文化影响的一个信号。在整个欧洲人世界，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普鲁士、波兰都有“荷兰村”（Hollandries），即住着进行筑堤和排水工作的荷兰移民的村庄。 ^[173] 当他们出口其农业技艺时，——寻求降低造价，特别是改进航海技术。 ^[174]

在描述英国君主们如何在1669年到1750年之间鼓励有技术的工匠移民英国时，克拉克（Clark）说了一个理由，荷兰人到来是因为他们面对国内贵族的严重竞争，比起在像英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较容易的机会”更为不利。因为在17世纪的情况是“不管雇佣的行业如何微贱，如果它需要技艺，……我们发现有荷兰人在其中就不会惊奇。” ^[175] 我们要想到这点，就不会惊奇在苏格兰有“特别帮派”。 ^[176] 商业联系为宗教上的密切关系所加强，还有几代苏格兰人（Scotsmen）到尼德兰受大学教育的结果。这是18世纪晚期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关系上的另一个联系，它本身是不列颠工业浪潮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进步不是知识自由的附属物；但这确实是培育它的一个模式，而这是一个适合于霸权国家的模式。然而一个有疑问的矛盾是，知识上的自由主义总有它危险的一面，大多数特别是在国内方面。它的逻辑可能并不尊重统治阶层中派别间的政治妥协；它的口号可能鼓励低下阶层的反叛。因而霸权国家的方式是鼓励自由文化又加以控制，用竖立一块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动的石屏来指出其界限（特别是在国内），以便为占优势的统治者的利益保持政治经济优势，不被旋风所卷走。

让我们考察一下这对联合省意味着什么。在一方面，荷兰是“哲学家的天堂” ^[177] ——包括笛卡尔（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和洛克（Locke），17世纪思想的三位大师。笛卡尔发现在荷兰有一种宁静和安定，这是他在法国记不起有的。斯宾诺莎被犹太移民教会（Jodenbreestraat）开除教籍驱逐出西班牙籍犹太人居住区，到了较为友好的荷兰市民居住区。洛克由于惹怒了詹姆斯二世（James II）而来寻求避难，直到一位荷兰人坐上英国王位的较为愉快的时代。当然，有许多受到更多迫害的知识分子，如夸美纽斯（Comenius）、儒里奥（Jurieu）和拜尔（Bayle），他们感谢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Rotterdam）的存在。 ^[178] 它是一块法国胡格诺教徒（Huguenots）确信可以逃亡的土地；但是荷兰人是自由地欢迎胡格诺教徒和詹森教徒（Jansenists）、清教徒（Puritans），英国保王党人（Royalists）和辉格党人（Whigs）；甚至波兰的索兹尼教徒（Socinians）。所有这些人都是荷兰的商业公理的受益者：“禁止得尽可能少，接受任何地方输入的东西。” ^[179] 这种态度不只是表现了高等文化的荷兰人无缘无故的鉴赏；它是个好生意，对包括其中的每个人都如此。一方面，荷兰用它的“高薪水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吸引知识分子” ^[180] ——人才外流不是新近的发明。 ^[181] 另一方面，欧洲世界经济中多个国家对立，自由地在荷兰印刷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182] 意味着执政们（Regents）“懂得经济优势是来自出售书籍和小册子”； ^[183] 于是一些人“天赐的表达选择媒介” ^[184] 成为另一些人的商业利润。

然而这种事还有另一面。在1592年，正当联合省转变为世界强国地位开始时，第一次阿米尼斯（Arminian）争论爆发了。在新教主义神学盛行的日子里，当一切都是恩典和一切都是拯救时，阿米尼斯（Jacobus Arminius）要抓住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神学中最棘手的一支即预定论的推理谬误 ^[185] 和心理学，确定堕落的信条。阿米尼斯驳斥恩典就是拯救的观点，即他的主要对手戈马尔（Francois Gomar）信奉的观点。他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恩典是拯救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拯救的必须手段。这在20世纪人们的偏见中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区别，但它导致了17世纪荷兰的一场最大神学辩论，在基督教欧洲可能也是这样。 ^[186] 尽管阿米尼斯教派看来首先在荷兰的政治和经济圈子中有强有力的支持，但在短期内他们在这场辩论中失败，当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Synod of Dordrecht）在1619年举行时，反阿米尼斯派（戈马尔派）（Contra-Remonstrants，Gomarians）赢得了反对阿米尼斯派（Remonstrants，Arminions）的胜利，将后者驱逐出这个国家。当然，从长期看阿米尼斯派没有真正失败。这就是整个事件。

争论到底是什么呢？据荷兰历史学家雷尼埃（G.J.Renier）说，阿米尼斯派的公式意味着个人能够抵受或失去恩典，因而“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一部分为阿米尼斯派（Remonstrants）保存下来了。他们是人文主义的真正儿女。”也许如此，但是谁支持人文主义呢？ ^[187] 阿米尼斯派明显是社会上的少数，但却是有力的，因为他们的政治基础是商人—贵族社会联系的产物。 ^[188] 在另一边是正统的清教派传道者（Predikants）吸引着朴素的家庭，在宗教宗议上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鼓动着城镇中的群众，并得到摩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和奥兰治派（Orangists）阵营的支持。 ^[189] 戈马尔派（Gomarians）指控阿米尼斯派对天主教教义（Catholicism）持温和态度，这也许带给阿米尼斯派某些天主教徒心照不宣的支持；但是天主教徒是被镇压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190] 在政治力量方面提供不了什么。

这种社会群体在两个阵营中的位置是粗略的但非不正确的。它对于这场辩论的意义能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看看为什么这场辩论转向反对阿米尼斯派。第二次阿米尼斯派辩论开始于1602年，在1608年达到高峰。第二次辩论比第一次要小题大做得多。虽然主要人物和神学题目都是一样的。改变了的是政治形势。1609年的休战（Truce）成为当时继续战争派和休战派讨论的题目。头一派包括奥兰治党人（Orangists），他们希望进一步加强英雄的行政长官的权力并取得光荣；新教的改宗者也仍希望合并南部尼德兰和根除天主教；一些商人他们从海上私掠中抽取利润；民众阶层中一部分人为机会和对外国人的仇视所吸引，休战派由荷兰的国家辩护者（Land’s Advocate）奥尔登巴恩威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领导，他为所有看到霸权的可能性的人讲话。他们的观点在这个世纪晚些时候由巴瑞尔（William Bareel）所总结，他在1654年12月18日写给奥尔登巴恩威尔特（Oldenbarnevelt）的精神继承人维特（Jacob de witt）说：“对我而言，对主权共和国最好不过的箴言和希望是我们时代的和平和一切地方的和平，因为我们的贸易伸展到一切地方。” ^[191]

在1608年10月30日，当关于休战的政治辩论达到其“激烈的顶峰” ^[192] 时，阿米尼斯（Arminius）发表了他的“观点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这两种辩论不可分解地纠缠在一起。奥尔登巴恩威尔特（Oldenbarnevelt）得到了他要的休战，但戈马尔（Gomars）在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Synod of Dordrecht）上得手。前者是为后者付出的代价吗？如博克塞（Boxer）所认为，这的确是如此，摄政阶级能够将加尔文教派的狂热者控制住，而不要“为虔诚而牺牲利益。”因为他们对宗教容忍的态度是“在本质上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 ^[193] 把一些阿米尼斯教徒及时扔给狼群看来并非不合理的代价。——如果不是奥尔登巴恩威尔特（他在1619年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的同一年被处死），至少对他的阶级的其他人是如此。 ^[194] 这种特别戏剧化的情节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熟知的戏剧脚本。文化容忍有它的界限，特别是在国内的界限。它不能允许播下颠覆的种子。它甚至不能允许造成统治阶层中根本的分裂。笛卡尔（Descartes）和洛克（Locke）受到欢迎，但是格劳秀斯（Grotius）被终身监禁。对斯宾诺莎（Spinoza）的主要著作下了禁令，他是位国内流亡者，虽然允许他居住和写作。当他去世时，他的葬礼伴随着“六辆马车和大量富裕的人。” ^[195] 不只是自由主义还要有自由。

在1618年一个威尼斯人（Venetian）将阿姆斯特丹看作是“威尼斯早期的翻版。” ^[196] 到1672年这个时代过去了。霸权地位的果实“衰败了”，但是这个过程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痛苦，因为直到顶峰过去很长时间之前很少被觉察。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我们还可以争论衰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在那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像荷兰人一样将荷兰看作主要角色，至少到1763年，如果不是到法国大革命的话，做一个荷兰市民在物质上是非常满足的，无疑在精神上也是如此。衰落只能分析为上升，利润效率框架内其他人的上升。进一步继续我们关于霸权局限性的讨论，就必须从迄今以荷兰为中心的介绍，转到对联合省、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对应发展和相互关系进行系统讨论。

这种形势开始在世纪中改变。三十年战争结束了；八十年战争也结束了。联合省最终开始感受到经济收缩的压力，这在其他国家已感受了30到50年了。英国内战结束了——还没有清算，但是结束了。在法国长达一世纪之久的激烈国内斗争正趋于结束。改革教派和反改革教派之间，“清教徒”和“初始自由派”（或“容忍派”）观点之间的基督教徒的战斗，被公开容忍和大部分私人化了。各个国家又喘了一口气，公共行政能够开始成为统治者集中关心的事情。 ^[197]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从卡托-坎布雷（Cateau-Cambrésis）条约之后一个分裂主要是在国家之内的时代转向欧洲的战争和政治，到了一个分裂再度主要在国家之间的时代。这后一个时期从1651年开始，即第一次英国—荷兰战争开始的时候，到1763年七年战争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分裂的区分是武断和模糊的；但无论如何，它可能对强调一个时代的主调是有用的。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事情，并在许多的伪装之下曲折地出现。这个时期若导致直到一个霸权国家实现统治，似乎有利于国内形成一种模式，让那些在市场上追求阶级优势的人企图消灭从较早时代遗留下的国内政治束缚。而在霸权衰落的时期似乎有利于形成一种国家间模式，让那些在市场上追求阶级优势的人企图消灭从较早时代遗留下的国家之间的政治束缚。 ^[198]

在17世纪中，很明显英国和法国都有兴趣用武力消除荷兰的一些经济优势并自己取而代之。因为市场的优势从一方转到另一方不是那么轮廓分明，而荷兰人仍是相当强有力的，并且因为如普鲁士（Prussia）、瑞典（Sweden）和奥地利（Austria）这些半边缘国家的兴起，它们从一个缺乏军事优势的国家寻求利润，用了一百多年局势才得以明朗化。到1763年英国排挤了法国（及荷兰）的情况明朗了，不列颠能够向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推进。到1763年普鲁士在半边缘竞争中成功地向排头前进也变清楚了，它决定了将来中欧的政治进程，边缘地带重新改组的收缩也完成了，世界经济准备好开始进一步的地理和经济扩张。

注释

[1] 盖尔（Geyl）（1961，37～38）。

[2] 琼斯（J.R.Jones）指出了这些在不列颠和联合省之间的特别地带以供比较（见1966，40）。

[3] 对这场辩论的一个很好的概览见科尔曼（Coleman）（1969）。然而，我不能同意科尔曼的观点，即虽然重商主义是“历史编纂学中”作为一个政策标签“难以界定的东西”；它作为对经济理论的一种描述是有用的（1957，24）。我想正好相反的是真实的，即理论是模糊多变的，因为它们是辩护性的，而处于一定地位的国家倾向采取的政策，我们称之为重商主义的。

[4] 维恩（Van Veen）（1950，11）。对尼德兰的地质状况在它为人类干预的结果而改变前简明的描述，见舍费尔（Schöffer）（1973，9～13）。

[5] 见威尔逊（Wilson）（1941，3）。安德鲁斯（Andrews）将这种说法追溯到等级会议在1624年7月19日的一个公告（1915，541）。塞默因斯（Meynert Semeyns）在1639年写道：“荷兰人捕到了更多的鲱鱼，并将其预制得比其他国家想要的都好；上帝通过鲱鱼这个工具，使荷兰成为整个欧洲的交易与产品市场。鲱鱼业使荷兰的贸易运转，荷兰的贸易又使世界在运动。”（Corte beschryvinge over de Haring vischerye in Hollanat）。引自博让（Beaujon），（1884，60～61）。法国分析家卢阿札克（Luzac）在1778年写道，捕鱼业是“（荷兰）商业的摇篮”（I，19）。

[6] 见詹森（P.H.H.Jansen）（1978，13）。昂格尔（R.W.Unger）更为精确地指出了这种船首次出现的时间，是于1415年在霍恩（Hoorn）（1978，30）。

[7] 昂格尔（Unger）（1918，30）。在开始这个比例是2.5∶1，到1570年是4.5∶1。“显著地比甚至最先进的帆船还大。”但是这种比例有技术上的局限：“拉网不能太大。”

[8] 见昂格尔（Unger）（1978，29～30）。

[9] 见舍费尔（Schöffer）（1973，72～73）。腐坏发生在24到48小时之内。见米歇尔（Michell）（1977，142）。

[10] 米歇尔（Michell）（1977，148）。他注意到这种船是“一种只在最近才重新进入捕鱼业的。”在船上有三种工人：清理工（去除内脏），腌制工（加盐）和打鱼工。

[11] 见帕里（Parry）（1967，172）。

[12] 他们就能够利用三个捕鲱鱼季节：一个在6月和7月，在奥克尼群岛（Orkneys）周围、设得兰群岛（Shetlands），和苏格兰（Scotland）北部；一个在8月，从苏格兰的邓巴（Dunbar）到约克那（Yorkshire）；一个在9月到11月，在亚茅斯（Yarmouth）岸处。见米歇尔（Michell），（1977，139）。鲱鱼以“穷人的牛排”而闻名。在荷兰和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land）“季节中的第一批鲱鱼用马车奔运入内地，彼此竞赛争取首先达到市场。”（Michell，1977，180）。

[13] 见帕里（Parry）（1967，167～173）。

[14] 米歇尔（Michell）指出这一点并说：“捕鲸业的过程因而更多反映着欧洲的工业史而不是人口史。英国人在其重商主义霸权的高峰时设想达到鲸产品的自给自足（更不用说剩余了），而荷兰人尽管经济总的衰落了，还维持着他们的地位，这是有趣的。”（1977，171）。

[15] 米歇尔（Michell）（1977，180）。

[16] 威尔逊（Wilson）（1968，64）。对此的反应，如坎宁安（Cunningham）在1887年提到的，是“有意识地效仿荷兰人”这些话被作为他的《英国工业和商业的成长》（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第一版第五卷（Book V）第二章的标题。（Clark，1960，15）。

[17] 引自威尔逊（Wilson）（1957a，3）。

[18] “我们怎么能忽视荷兰农业的显著发展和低地国家在17世纪经济图景中的突出地位之间的关系呢？”［马德莱那（De Moddalena），（1974a，313）。确实怎么能呢？］

[19] 见琼斯（E.L.Jones）（1967，147）。

[20] 维恩（Van Veen）（1950，145）。

[21] 见维恩（Van Veen）的图表（1950，65）。巴特（Slicher Van Bath）考察了农业价格和填造低地之间的正相关联系。“很明显突出的，是1664年之后填造低地的伟大时期结束了，就在这同时谷物的价格就开始下降，总的经济形势恶化了。”（1977，69；也见70，图表4）。

[22] 见戴维斯（Davis）（1973b，112～113），巴特（Slicher van Bath），和威尔逊（Wilson）（1977a，23～24）。对巴特，这种集约强化“对于在相对低粮价的时期对于增长着和稠密的人口，谋生是必需的。”但是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做这么多呢？戴维斯提出的论证是，英国和法国比不上荷兰先进，是因为荷兰在13与14世纪的改进到15和16世纪才传播给他们，欧洲在其扩张主义阶段，因而不那么愿意接受集约强化技术，特别是因为在1450年到1650年之间农民们在控制已耕土地和良好牧场的最高点，并且是最不打算革新的阶级。他认为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7世纪不和荷兰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23] 土地是不适合的，除了“一些有利的地区，那里土地位置相对高并且干燥，如荷兰的沙丘海岸，马斯河（Maas）以南岛屿的一部分，弗里斯兰（Friesland）的海岸黏土”［德弗里斯（J.de Vries），（1974，71）］。

[24] 吉布斯（Gibbs）（1957，693）。

[25] 德弗里斯（1974，136～144）。

[26] 德弗里斯（1974，172）。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最大限度利润的问题。“一个试探性的结论可以提出来，即贸易的增长使粮食价格便宜，而粮食在北部尼德兰只能以高代价生产。如果是这样，这个地区的经济以相对低的粮食价格的方式节省了大量的钱，这就给予粮食以当时在任何经济中具有的重要性，将资金可以用于其他目的。”（182页）。也见德维（Van der Wee），他认为在1500年到1670年间尼德兰北部生产力的上升倾向“主要是明显专门化的结果；粮食全部（en masse）从波罗的海进口，这样海岸地区就能集中生产奶产品、园艺和经济作物，供给增长的城镇中迅速增加的富裕人口”（1978，15）。
一个对波罗的海粮食贸易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的观点是由格拉曼（Glamann）提出的，他反驳的根据是内地贸易，并以莱茵河（Rhine）、佛兰德（Flanders）、法国北部和英国加以说明。（原文如此！1977，231～232）。

[27]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55，181）。

[28] 巴特（1960，132，147～148，1955，176～178）。

[29] 德弗里斯（1974，142～144）。

[30] 德弗里斯（1974，150）。

[31] 罗曼诺（Romano）（1962，519）。

[32] 见例如威尔逊（Wilson）的总结性论述：“有时（荷兰共和国）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经济，没能设法转轨到工业社会阶段。……就17世纪的情况而言是夸张其词……大量技术……合理地集中在经济上高度有利可图的加工业，即原料或半制成品的完工或精制，这刺激了货物在货栈和市场的流通。”（1968，30）。
当代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彻（J.J.Becher），利奥波德一世皇帝（Emperor Leopold I）在维也纳（Vienna）的经济顾问，提倡鼓励制造业，他在1673年写道：“荷兰人生产丝，它却不在这个国家出产；他们从外国人那里买亚麻和大麻，生产花边和美丽的细麻布再出口；他们生产皮革的原料来自外国，再供出口”， Politischer Discours ，第二版，法兰克福（Frankfurt），1673，173页，引自克里马（Klima），（1965，97）。

[33] 莱登（Leiden）在1350年后是供出口的纺织品的一个重要生产地。见詹森（Jansen）（1978，11）。詹森认为荷兰的工业在1350年到1400年这个时期有一个关键的增长；由于较少受到黑死病的冲击，受人口减少的影响较小，荷兰“能够更好地与其人口被大批毁灭和时常有敌意的行会组织的周围地区竞争”（第7页）。

[34] 费伯（Faber）及其他地方（1974，7）。

[35] 威尔逊（Wilson）（1965，55）。格拉曼（Glamann）更多地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看待这种形势：“对1620年至1700年这个时期略一观察，显示出当毛纺业在英国衰落而毛织业在繁荣，而莱登（Leiden）确实正好相反。莱登的毛纺业以拉肯斯呢（Lakens）闻名，在与英国产品的竞争中处于良好地位，而英国人在毛织业中领先”（1974，505），然而要注意，威尔逊说的大约是1570年到1670年。当休战（Truce）在1621年结束，切断了作为纺织品出口市场的西班牙控制领土，伊斯雷尔（Israel）将这看作荷兰便宜、轻薄的呢绒业的一个明显挫折。“莱登（Leiden）设法用扩大旧式呢绒业的生产来补偿它的损失，著名的拉肯斯呢（Lakens）更为适合于欧洲北部市场，但虽然在莱登生产的纺织品的总价值在1621年到1648年间无疑增加了，（旧式呢绒比新式呢绒昂贵），从生产呢绒的数量和所需劳动力的角度看，莱登事实上衰落了”（1977，61）。据戴雍（Deyon）说，这种他将时期定为1650年之后的变化，是蒂尔堡（Tillburg）、韦尔维埃（Verviers）和布瓦勒迪克（Bois-le-Duc）竞争的结果，与莱登因生活高消费和工资的高水准而处于劣势有关。莱登……放弃了最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并）再度投入奢侈品生产，粗呢布、混合山羊和骆驼毛的驼绒（Camelots）（1978d，267）。

[36] 阿斯特罗姆（Åström）（1963，61）。列举的第三个因素是“殖民地产品”。

[37] 萨普勒（Supple）（1959，34）。

[38] 威尔逊（Wilson）（1965，71）。威尔逊说总的看来，“最大的利润盈余”来自“染色和梳理呢布的精致技术，（必然）提供了控制市场的关键”（1968，29）。

[39] 威尔逊（Wilson）（1957a，40）。

[40] 见克伦本茨（Kellenbenz）（1957a，40）。

[41] 威尔逊（Wilson）（1973，329），也见米歇尔（Michell）：“荷兰人真正的成就不是建造大船，而是在他们的产品中达到相适应的质量”（1977，152）。

[42] 见昂格尔（Unger）和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5，618）。

[43] 见克莱弗恩（Van Klaveren），（1969a，183）。

[44] 见奈什（Naish），（1957，493）；也见塞拉（Sella），（1974，392～394）；巴伯（Barbour）将荷兰造船比英国的造价低归因于这个事实，即英国人不能更便宜地进口木材和其他材料——在造船业中原料的价格是劳动力价格的8倍。荷兰人的优势是“便宜的购买，低价的船运费，和低关税”（1954，238）。

[45] 威尔逊（Wilson）（1977a，39）。

[46] 阿姆斯特丹在1661年有60个炼矿厂。大多数法国和英国殖民地的矿在这里提炼，直到1660年英国的航海法案，和柯尔伯（Colbert）实行类似的限制时为止。见梅斯菲尔德（Masefields），（1967，293）。

[47] 见费伯（Faber）及其他地方（1974，4～10）。戴雍（Deyon）（1978d，289）；萨普勒（Supple）（1977，429）。关于书籍生产，见哈扎尔（Hazard）（1964，112），他指出晚至1699年，10个主要的书籍印刷中心有5个在荷兰，只在阿姆斯特丹就有400个印书商。

[48] 见克莱因（Klein）（1966，195～197），和巴伯（Barbour）（1963，35～41）。

[49] 诺思（North）和托马斯（Thomas）（1973，145）。谈到20世纪的环境，海默（Stephen Hymer）和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说：“我们的观点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主要转换不是闲暇和懒惰被工作取代，而是家庭生产的落后方式向以专门化和交换为基础的先进方式的转换”（1969，503）。这难道不是对那时在联合省发生的事的很好总结吗？

[50] 帕克（Parker）试图评估荷兰起义的正面和负面经济影响，结论是从整体上，它带来的损失大于收获，虽然不是很多（1974b，11～15）。威尔逊（Wilson）站在另一方面说：“在四十年战争之后，尼德兰北部基本的经济力量从来没有比在1609年休战时更大”（1968，22）。这两种估价不一定必然矛盾，如果将威尔逊的论述作为对荷兰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估价的话。

[51] 伦敦，1673年。178页。引自弗尼斯（Furniss）（1957，102）。

[52] 见霍特（Van Houtte）对安特卫普（Antwerp）衰落阶段的分析（1962，707～712）。

[53] 见莫尔斯（Mols）准备的引人注目的地图（1974，63），也见詹宁（Jeannin）（1969，71）。

[54] 见赫雷那（Helleiner）（1967，46）。

[55] 考斯曼（Kossmann）（1970，366）。

[56] 弗林登（Verlinden）（1964，329）。在荷兰在对威斯特伐里亚（Westphalia）低阶层寻求他们的运气的人们的吸引力方面，见比尤廷（Beutin），（1939，131～132），关于整个德意志西北部，见库斯克（Kuske）（1956，255）。

[57] 詹宁（Jeannin）（1969，75）。我们甚至看到作为这种斗争的反应的类似于20世纪的城市规划。在1585年到1622年之间，建设了阿姆斯特丹的三条大运河——赫伦格拉希特（Heerengracht）、凯瑟格拉希特（Keisergracht）和普林森格拉希特（Prinsengracht）。随后，有污染的工业——酿酒业、金属制造业、染料业、玻璃制造业、炼矿业，——在城市中心被禁止。“它们被限制在城市外的一个工人区，在西部的约尔达安（Jordaan），投机家为移民建造了低矮的小屋，在那里执政们（Regents）的社会安全机构（Prévoyance，储金互济会）设置了几个慈善机构。这是系统地划分地区的第一个例子，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和资产阶级色彩。”戴雍（Deyon）（1978e，299）。

[58] 甚至在粮食这种相对次要的农业产品中，在17世纪有着从大麦向小麦的转换，“一种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的庄稼”德弗里斯（J.de Vries）（1974，148）。

[59] 这个时代的这种说法见于克拉克（Clark）（1960，14）。

[60] 这引语出自利普森（Lipson）（1956，III iii）。也见利普森（1956，III，10～11）。帕里（Parry）（1967，176，210）。格拉曼（Glamann）（1974，452）和明钦顿（Minchinton）（1974，164）。鲍曼（Bowman），说在1650年，在世界运货贸易的2000只船中，荷兰船只数量在1500—1600只（1936，338）。

[61] 引自《英国商业中的一人》（ A M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第192页。引自威尔逊（Wilson），（1941，4）。

[62] 库尔纳尔特（Coornaert）（1967，244）。

[63] 对于东印度公司（VOC）的法律结构的描述，见拉布（Rabe）（1962，351～366）。

[64] 尽管桑巴特（Werner Sombart）声称如此；并且名字、外表类似，库恩（Coen）不是科恩（Cohen），他不是犹太人。对于考察为什么库恩（Coen）的父亲把其家族的姓氏由退斯特（Van Twisk）改为库恩（Coen），见马塞尔曼（Masselman）（1963，229～230）。

[65] 他们不只要绕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跨过里斯本（Lisbon）也跨过印度，以到达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贸易来源地。见帕里（Parry）（1967，195）。

[66] 见马塞尔曼（Masselman）（1963各处，特别是62～66和141～179）。莫里诺（Morineau）强调这个事实，即在欧洲由于香料缺乏而造成高价格（1978c，133）。

[67] 见邓肯（Duncan）（1975，512）；也见格拉曼（Glamann）（1974，477），他提到：“如此有说服力的是‘大西洋’胡椒对‘地中海’胡椒的胜利，以至它再出口到地中海东部（Levant）。”关于更早时期，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15～216，325）的讨论。

[68] 帕里（Parry）（1967，199）。

[69] 格拉曼（Glamann）（1974，483）使用了这个暗喻，他强调欧洲对香料的有限需求。里奇（Rich）注意到这个并行问题中两相关联的另一方面：“香料贸易要以这个事实为条件，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除了火器枪炮外，对欧洲产品需求甚少，……荷兰人在这里遇到的是他们的皮毛商人在北美洲遇到的同样问题。一旦他们直接的需要得到满足，岛民们对贸易就毫无兴趣”（1967，368）。梅林克—勒罗夫兹（Meilink-Roelofsz）的说法类似：“在亚洲对欧洲产品几乎没有什么需要”（1968，66）。

[70] 莫里诺（Morineau）（1978e，170）。

[71] 见马塞尔曼（Masselman）（1963，433～442）决非不典型的讨论。

[72] 库恩（Coen）在写给“十七位绅士”（De Heeren Zeventin）的—封信中说：“在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势力给予人以更好的权力，并在将武力加诸权力上。”引自博克塞（Boxer），（1965，98～99）。确实，根据盖尔（Geyl）的评价，东印度公司（VOC）是“在印度洋世界中用刀剑的权力”（1961，188）。关于说到“十七位绅士”（De Heeren Zeventin），博克塞说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有三类贸易：他们有着领土控制权的地区（数量很少）；他们有垄断性契约的地区；“自由贸易”地区。这最后一类如博克塞所评论的，“常常是近于最重要的”（1965，94）。帕里（Parry）说除了“长距离贸易”外，荷兰人面对着中国人、马来人、阿拉伯人，和非荷兰的欧洲贸易商的积极竞争（1967，197）。
英国人能够与荷兰人在东印度（Indies）贸易中竞争而不能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竞争的一个理由之一，正是必须利用“富人”贸易与“大宗”贸易的对立。造船的费用与大宗贸易关系更大，因为这个原因，英国人在那时作为“丧失的贸易”而勾销了它们。在东印度群岛（和在地中海），货物运载倾向于按价值比例而言体积和重量较小，并且武装船只要比速度和效率更重要。荷兰在这个领域的相对优势较小。［巴伯（Barbour），1954，230～231］。确实，昂格尔（R.W.Unger）谈到英国人“在危险的贸易中有着相对优势”——并不只是在远东——因为他们使用“强固并有良好武装的商船”（1978，110）。在地中海，私掠的获利之道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在17世纪早期是一个“巨大的……工业，部分是大规模并由富商井然有序地组织起来的。”戴维斯（Davis）（1964，127）。当1618年，海盗船队比所有地中海国家的舰队合起来还要强大。

[73] 如格拉曼（Glamann）提到的，“胡椒的可分性与它的耐久性结合起来……使它成为投机的极好物品。它能够保存很长时间；有例子得知胡椒放在仓库中30年以上，这当然会影响到质量，但是这能够用混入新鲜胡椒改进”（1974，475）。然而，克莱因（Klein）论证说更为普通地是，“荷兰人实际贸易在17世纪的成功部分是由于富商熟练的投机，用他们贮藏的货物操纵市场”（1970，33）。

[74]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

[75] 库尔纳尔特（Coornaert）提到欧洲人在17世记不愿意创建“大陆体制”。只是在这个时期到末尾和在18世纪中“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帝国才开始形成”（1967，265）。类似地，舍费尔（Schöffer）谈到这个事实，“本地人口最初几乎没有为这个公司的影响所触及。”舍费尔说，直到19世纪，荷兰人的存在对海岸人民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商人和行政官员取代了阿拉伯人和中国的商人（1975，75）。这当然基本上类似于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描述的葡萄牙人在16世纪亚洲的角色（1974，第6章）。见帕赫（Pach），他得出同样的观点。（1973，60～61）。确实，在1680年之后有限地使用荷兰的“咖啡卫士”负责管理外国地区的本地人种植者，但类目使用是有限的。见里奇（Rich）（1967，370）。加阿斯特拉（Gaastra）注意到随着金银流出的增加，在18世纪贸易类型的转换，但作为进口的纺织品、茶和殖民地产品也有转换（1976，18～19）。看来矛盾的是，是荷兰在亚洲内部贸易中作用的衰落解释了金银外流的增加。这事实上是边缘化的一个信号，正如金银流出的增加是需要将其用作货币而不是奢侈装饰品的结果。

[76] 马塞尔曼（Masselmann）（1963，460）。这论证了垄断包括某种扼杀贸易的掠夺：“两种以前繁荣的主要来源，香料的种植和自由船运被剥夺了，这些中世纪的著名公国，德那地（Ternate）、蒂多雷（Tidore）、马特詹（Matjan），和巴詹（Batjan），降低到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准。这就是欧洲企业家中有决心的集团有着有价值产品者引诱的贪欲而带来的惩罚。……到17世纪末，本地人变得如此穷困，以致他们不再买得起（印花布）而自己来织。”（461页）。

[77] 马塞尔曼（Masselman）注意到香料以两倍半到三倍于它们的原价值出售，平均每年付出的股息在17世纪是18.7%。尽管这样，九十年之后，公司负债为400万基尔德（guilder）。马塞尔曼说这“揭示了这个事实，即维持垄断的费用吸收了全部而不是一部分毛利。”（1963，466）。从公司的共同观点看这是确实的，但这对于公司的大投资者确实如此吗？在莫里诺（Morineau）（1975）一篇关于所谓与遥远国家收支平衡不利的贸易的吸引人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等于二”，即商人们只是在回程中将价格加倍，因而金银流出的数量不像看来得那样。它事实上表现得是欧洲收入的内部交换。

[78] 帕里（Parry）（1967，189），和伊斯雷尔（Israel）（1977，37）。罗曼诺（Romano）将这个转折点的时期定为1611至1612年，他注意到为相关的事务，叙利亚（Syria）、巴勒斯坦（Palestine）和埃及（Egypt）于1611年首次设立了一个领事馆（Consul）（1962，489～491）。帕里（Parry）将1612年看作荷兰贸易由于荷兰人确保了他们与土耳其人（Turks）的协定的结果，而“充分合法化”的时机。罗曼诺（Romano）注意到到1612年船运吨数要比东印度公司（VOC）的多。

[79] 见拉普（Rapp）（1975）。也见帕里（Parry）（1967，188）。他提到在1593年到达里窝那（来亨，Leghorn）的219只船中有73只运载粮食。如果要问意大利北部用什么交换它的进口货，答案是前一时期所积累的资本。因而粮食进口在那时对于威尼斯比阿姆斯特丹有着根本不同的重要意义。对于阿姆斯特丹它意味着不要浪费精力生产粮食，当时生产纺织品、船只和其他形式的农业更为有利可图，因而可获得不平等交易的好处。对于威尼斯它意味着为经常性消费大量吃掉资本，一个很好的可以应用的“衰落”定义。

[80] 帕里（Parry）（1967，189）和戴维斯（Davis）（1967，188）。拉普（Rapp）在讨论荷兰（和英国）在地中海取代威尼斯的成功时，指出北方强国在商业活动中没有引进什么可以解释其成功的新东西。他们必须提供的是在工业生产上的竞争优势，用它可以将“衰落”强加给威尼斯（见1975，499～501）。

[81] 帕里（Parry）（1967，189）。

[82] 威尔逊（Wilson）（1968，206）。他讨论了东印度公司（VOC）和西印度公司之间的不同（第十二章，206～229）。

[83] 人们但是应记得，虽然阿姆斯特丹的政策是“在传统上热爱和平的……但当生意利益受到威胁时，如在1645年、1657年和1668年，或是当共和国的存在（和其贸易）濒于危险时，如在1672年，这个强有力的城市不再处于被动，而是倡导一种强有力带侵略性的政策”［弗兰肯（Franken），1968，6～7］。

[84] 见肖努（Chaunu），（1959，1200～1202）。戈斯林加（Goslinga）说它“被看作加尔文教派（Calvinism）和反阿米尼斯教派（Contra Remonstrantism）的坚强堡垒”，在1629年阿姆斯特丹市政会（City Council）抱怨北方人为布拉邦人（Brabanders）的利益做出了牺牲，也就是指南方来的逃亡者（1971，287）。

[85] 戈斯林加（Goslinga）（1971，39）。

[86] 见旺辛克（Wansink）（1971，146）和戈斯林加（Goslinga）（1971，109）。

[87] 威尔逊（Wilson）（1968，210）。琼斯（J.R.Jones）将荷兰西印度公司称为“一个侵略性的半海盗式团体”，并认为它的态度对三次英荷战争负有很大责任（1968，44～45）。荷兰历史学家也强调它的政治性质。霍博金（Van Hoboken）说：“最终（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命运，它的兴起和衰落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因素所决定（1960，42）。戈斯林加（Goslinga）强调这只是两个公司在寻求利润的方法上的差别。在东方收获由贸易来寻求，必要时辅以武力，而在西方利润来自私掠”（1971，91）。

[88] 斯普纳（Spooner）得出的观点是荷兰人在东印度胜过英国人的优势之一，是他们控制了白银（它更为需要这个事实，而英国人只能提供黄金）（1956，68）。

[89] 帕里（Parry）（1967，204）。斯吕特（Sluiter）（1948）实质上得出同样的论点。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342，n.197）对其背景的讨论。

[90] 见埃默（Emmer）和里奇（Rich）（1967，333）。

[91] 见昂格尔（Unger）（1959，206）。确实相对的控制从1600年到1660年增加了。而利润相应地从100%增长到200～300%。见博古卡（Bogucka）（1973，439）。

[92] 当英国船只运载英国货时，荷兰船只装载着从西班牙往北到波罗的海之间所有西方国家的货物。见东斯多夫斯（Dunsdorfs）（1947，20）。

[93] 萨普勒（Supple）（1959，83）和欣顿（Hinton）（1959，19）。欣顿加上第三个因素，荷兰人“精明的活动”这可能起了某些作用，但也不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英国人利用荷兰人的成功使自己的经营合理化。

[94] 莫里诺（Morineau）（1978d，144～145）。“粮食在数量上显然表现出是荷兰人与波罗的海贸易唯一最重要的商品”［费伯（Faber），1966，115］。

[95] 见米歇尔（Michell）（1977，177）。

[96] 见欣顿（Hinton）（1959，14～16）。

[97] 见萨普勒（Supple）（1959，86）。威尔逊（Wilson）说，货币伪造时代（Kipper und Wipperzeit）给英国商人带来的只是一个“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由荷兰人竞争引起的（1965，55）。

[98] 见欣顿（Hinton）（1959，29～30）。

[99] 欣顿（Hinton）（1959，9～10）。

[100] 史密特（Smit）（1968，21）。

[101] 见舍费尔（Schöffer）（1973，89）。他观察到“这将留给佛兰德人（Flanders）对北方无尽的怨恨。”也见博克塞（Boxer）（1965，92）。斯凯尔特河（Scheldt）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一直关闭。对于许多关于它的谈判，见休伯特（Hubert）（1909，641～646）。这种限制最终在1795年5月16日由海牙条约（Treaty of the Hague）所取消。

[102] 德弗里斯（De Vries）（1974，204）和库斯克（Kuske）（1956，232～233）。策乌（de Zeeuw）指出，泥煤的利用是一个地质上的巧合，在这里泥煤是“在非常接近，部分甚至正好在整个地下水水位之下”，这是由“在全新世升起的海平面”所造成的（1978，5）。泥煤给了荷兰人“便宜的燃料”，用它来“经营以热加工为基础的工业”，他们因而“能够生产易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货物”（23页）。荷兰人世界竞争力的衰落直接与后来的事件有关。首先，竞争场由于易于进入的地带用完的结果变得更为昂贵，被迫用更深的疏浚获得更远的地区，或是靠延伸可以到达的运河。第二，运输因为港口和河流变窄而更为困难。（见25页）。

[103] 威尔逊（Wilson）（1977a，24）。

[104] 见德弗里斯（De Vries）（1974，202～209）和（1978）。

[105] 昂格尔（Unger）（1978，52）。

[106] 威尔逊（Wilson）（1957a，2）。

[107] 见帕里（Parry）（1967，211）。

[108] 威尔逊（Wilson）（1941，6）。

[109] 莫里诺（Morineau）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法国南部的船上的水手吃得同样好（1970b，118），关于在17世纪荷兰船运上提供的高卡路里（caloric）消费的讨论，见莫里诺（1970a，114）。尽管如此，博克塞（Boxer）得出了荷兰船员的低工资是解释低船费的一个因素的观点（1965，66～67）。

[110] 昂格尔（Unger）（1978，4，也见p.183，n.7）。

[111] 威尔逊（Wilson）（1957a，42）。

[112] 至少可以说，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保险业比其他地方处理得不那么非专业性”。［巴伯（Barbour），1929，580］。巴伯报告说英国船只在17世纪在荷兰通常得到了它们的保险费。“尽管保险费率通常比在伦敦应用的要高。”（p.581）。它在表面上是令人困惑的。如果巴伯在经验上说是正确的，必然名义上的费率和实际费率是不同的，这可以用荷兰商业组织较高的效率来解释，它在总体上是一个重要的可变量，如我们就会看到的那样。无论如何，巴伯后来写到荷兰海上保险业对一般欧洲人的吸引力（见1963，33～35）。

[113] 威尔逊（Wilson）（1967，518）。

[114] 威尔逊（Wilson）（1941，10）。诺思（North）和托马斯（Thomas）宣称是如此，因为“市场或是交易这领域……在那时是生产率能够发现有大的收获的领域”（1973，135）。

[115] 哈克谢尔（Heckscher）（1935，I，352）。

[116] 对塞拉（Sella）而言，是这些合股船运公司（reederij），“使得荷兰的商业船队在1500年到1700年间壮观的十倍增长成为可能。”（1974，411）。

[117] 格拉曼（Glamann）说到“普通商人”“大规模”参与了“17世纪荷兰的商业扩张”；特别列举了他们在谷物、盐、鲱鱼、木材，和砖贸易中的作用（1974，519）。尤其是造船工业特别在一个土地短缺的国家里适合于小投资者。斯卡梅尔（Scammell）谈到英国时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随着对土地竞争的激化，与在荷兰发生的类似，一只船，或者不过是一只小艇，可能是下层低微的人拥有的那种资本的唯一出路”（1972，404）。

[118] 克莱因（Klein）相信这种制度于17世纪“实际上为荷兰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他认为这种垄断活动的推行——“同业的或各制造环节业的价格协定，国内或国外垄断的特许权”——这使得创建本质上是保险股的“冒险企业”成为可能；因为否则“成功的商人（将会是）掠取利润的竞争者的公开打击对象”（1966，188～189）。这些垄断是有效的。格拉曼（Glamann）注意到粮食“确实不夸张地说，在17和18世纪，荷兰大城市著名的谷物交易（确定着）欧洲的粮食价格”（1974，457）。对于列日（Liège）的价格在1630年到1738年间如何依赖阿姆斯特丹的价格的证据，见卢维特（Ruwet）（1957，101）。

[119] 在18世纪，委托制变为一种由代理人（agent）支付相似价格（低估价）的3/4，但为其预先支付收取中等的利息，直至货物售出。威尔逊（Wilson）认为这是一个“滑坡”。当代理人从完全的委托生意转向船运和搬运业，提供承兑信贷，他们就从银行业转向投机和冒险。“当委托贸易变得越来越间接，不可靠和欺诈的因素就变强了。”（1941，12）。

[120] 当戴维斯（Davis）提到17和18世纪的尼德兰时说：“确实，区分商业和工业资本是困难的。”（1973b，232），但是如萨普勒（Supple）注意到的，“对于商业企业家而言，投资或经营制造业完全是一种正常和预期的活动。”（1977，424）。

[121] 这个说法来自欣顿（Hinton），他将荷兰的货物中心贸易看作“形成17世纪英国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单一因素”（1959，10～11）。

[122] 格拉曼（Glamann）谈到粮食贸易的传布像“一个池塘中的波纹”。不仅是粮食的装载和卸货，而且保护股制度导致仓库的建立，它们中有约3/4专门用于粮食贮存。由此需要经常翻动粮食“以防止生芽和自燃”，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1974，461）。布里格斯（Briggs）指出在船运和仓储需要之间，阿姆斯特丹在1610年开始了一个“引人注目和野心勃勃的中心扩张规划，……将居住区扩大4倍”（1957，294）。

[123] 库伯特（Coubert）（1970c，27）。

[124] 卡尔斯坦（Carsten）（1961，13）。将这与法国的预算相比较，在1610年到法国大革命之间只在1662年到1671年这10年有盈余。见帕克（Parker）（1974a，575）。

[125] 霍默（Homer）（1963，98）。

[126] 见维拉尔（Vilar）（1974，249）。

[127] 见帕克（Parker）（1974a，573）。有一个国家“在一般时期”仍过得更好，这里指的是热那亚（Genoa）。

[128] 霍默（Homer）（1963，124）。在其他事情中，如霍默所指出的“靠好的信用，可以雇用德意志佣兵来保卫国土。”（125页）。

[129] 这是格兰瑟姆（Grantham）试验性的论证（1975，65）。凡·德维（Van der Wee）提供了另一个动机：“荷兰共和国（有意高估）银的价值，以便在17世纪供给阿姆斯特丹加上白合金的贵金属，以应付出口到波罗的海和远东的迫切需要”（1977，297）。

[130] 巴伯（Barbour）（1963，44～45）。

[131] 巴伯（Barbour）（1963，46），他注意到在这个世纪两次英国政治危机中，个人把资金转移到尼德兰。卡斯提罗（Castillo）类似地注意到1649年四只船到达阿姆斯特丹的“奇怪事件”，带着未铸造的多于300万杜卡特（Ducat）的原料。［条状或圆状的金银（en barrasy piñas）］。他说这些可能是西班牙犹太人（Marranos）遣还的货币财产，因为西班牙在1648年破产了。“资本主义当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是知道怎样不必顾及意识形态和国界的”（1964，314）。德·鲁弗（De Roover）说，“在16世纪后半期，阿姆斯特丹取代热那亚（Genoa）成为世界贵金属市场”（1974b，227）。

[132] 格拉曼（Glamann）（1974，540）。

[133] 帕克（1974a，550～551）。他的图表显示出在1700年前后阿姆斯特丹作为这样一个交易中心对伦敦的明显优势。维拉尔认为（Vilar）这种情况保持到1763年（1974，257）。也见霍默（Homer）（1963，174）和格拉曼（Glamann）（1977，261）。
这种信任和潮流的普遍性可以由这个事实说明，阿姆斯特丹直到1763年是唯一的金融中心，在那里商人们能开出和接受从俄罗斯来的支票。见诺珀斯（Knoppers）（1977a，13～14）。

[134] 见戴雍（Deyon）（1963，38）。也见维拉尔（Vilar）：“对于荷兰人，贵金属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商品，它们的‘出口一进口’是有利可图的”（1974，251）。莫里诺（Morineau）指出，然而一旦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实际上需要出口的金银很少，至少对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是如此。例如波罗的海，作为与东印度群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Levant）这样的外部竞争场的区别。“分析到底，这确实是联合省经济的经济上的（相对于金融上的）功能，在国内和国外都如此，这是我们必须回头想到的”（1972，4）。

[135] 见迪伦（Van Dillen）（1974b，179～185）。和克莱因（Klein）（1970，39～40）。也见巴伯（Barbour）（1963，53），他说：“自由出口造币金属，这在17世纪其他地方是少见的，有助于稳定阿姆斯特丹的兑换率，鼓励汇票作为信贷的流通票据周转，它们的贴现和出售成为这个城市活跃的生意。”阿姆斯特丹的集中性汇票交易不只总的便利了贸易；它对于银行业操作也证明是高度有利可图的。博古卡（Bogucka）指出，由荷兰银行家用汇票大量转移给革但斯克（Gdańsk）商人的“不只是转移资金的一种手段，还引起了投机的独立操作，被称为套汇，这……在17世纪前半期，在几个星期赚得6.5%到8%的利润，有时是10%到12%的资本投资。在这时，荷兰本身的利息率只不过3%～4%。”

[136] 德维（Van der Wee）（1977，342）。

[137] 德维（Van der Wee）（1977，340）。

[138] 见克莱因（Klein）（1970，38）和霍默（Homer）（1963，137，179，）。霍默比较了17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荷兰、英国和法国三种贷款的利率、人口年金、抵押、其他长期债务、短期商业货款，和短期储蓄。在六种比较之中的五种，所知道荷兰的利率是最低的，有一种英国略微低过荷兰。林格罗斯（Ringrose）认为低利率的根源是来自“流动资本大量集中于低地国家的军事用途”的1566年到1648年这个时期（1973，291）。

[139] 见诺思（North）和托马斯（Thomas）（1973，139，142）和里德（Reed，1973，182～185）。见克莱因（Klein）（1969，14）论保险股的投资。巴伯（Barbour）（1963，104～129）对荷兰在海外的贷款和投资有一个考察。论18世纪对欧洲国家以增长的债务形式的投资，见威尔逊（Wilson）（1977a，27）。货币流向“首先是到英国，那里荷兰投资者的决定大的足以让每位财政部第一大臣都列入重要考虑之内。”

[140] 早在1628年，沃尔姆伊登（Cornelius Vermuyden）就与查理一世（Charles I）讨论一项协议，给哈特菲尔德沟渠（Hatfield Chase）排水。见坎宁安（Cunningham）（1897，209～210）。狄更斯（Dickens）谈到17世纪荷兰人在英国的技术殖民化（1976，8）。也见威尔逊（Wilson）论排水、船只建造和农业技术的技术出口（1968，77～91）。对于土地排水和开垦，见哈里斯（I.E.Harris）的文章。只是到17世纪末，“排干（英国）沼泽……再不是尼德兰的特权”（1957，322）。

[141] 马克思（Marx）在描述作为丧失商业霸权的后果的18世纪荷兰海外投资时说：“它的祖国开始处于它付出的资本获得最好利润的地方的地位”（1969，93）。

[142] 迪伦（Van Dillen）（1974a，207）。

[143] 见格拉曼（Glamann）（1974，457）。

[144] “城镇保护和资助工业。造船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造船业设备的建设是资助的一种形式。造船木工行会的规程包括了许多其他的形式。”昂格尔（Unger）（1978，114）。

[145] 无论如何这些势力必须得到安抚。在1681年，一个经济困难的关头，在阿姆斯特丹的粮商和泽兰（Zeeland）的农业生产者之间达成了一项妥协。前者得到了出口（和再出口）关税的取消，而后者得到了进口关税的增加。见詹宁（Jeannin）（1969，74），他告诉我迪伦（Van Dillen）的两篇荷兰文文章（1917年和1923年）包括有这场争论和政治妥协的详情。也注意到“在整个17和18世纪造船业原材料如绳索和桅杆的出口，有时是非法的”昂格尔（Unger，1978，115）。

[146] 见戴雍（Deyon，1969，38）。

[147] 博戎（Beaujon）（1884，30）。

[148] 米歇尔（Michell）（1977，148）。

[149] 斯托尔斯（Stols）（1976，39）。

[150] 引自：盖尔（Geyl）（1964，II，85）。见梅林克罗克洛夫兹（Meilink-Roclofsz）（1968，71）。也见戈斯林加（Goslinga）对加勒比海地区的论述：“荷兰殖民帝国建于17世纪前半期，开始于桅杆上的一把扫帚，也就是海上自由的原则。一旦海上被肃清，无论怎样说——一旦西班牙人的海上力量不再是荷兰人的真正威胁——后者就丧失了对由他们最好的哲学家阐明的高度原则的兴趣，甚至并非不情愿地接受了伊比利亚人（Iberian）的领海（mare clausum）理论（相对于英国人而言）”（1971，XIV）。

[151] 哈克谢尔（Heckscher）还是感到惊奇。“现在出现了这种矛盾的形势，即尼德兰虽然是所有重商主义者的理想典型，在同时比起大多数其他国家较少受到重商主义倾向的影响。唯一的解释是尼德兰被理想化了”（1935，I，359）。如果戴着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遮眼罩，拒绝从相互关系而不是属性的特征上去考虑，这当然是人们能想象的唯一解释。比较一下哈克谢尔和施莫勒（Schmoller）的观点：“荷兰人在为宗教自由和从西班牙人羁绊下解放进行的英勇斗争中表现了自己，当以一种‘公平的眼光’来考察如一个世纪之久的征服东印度殖民地的战争，和同样长时间的劫掠攻击西班牙人和西班牙—美洲贸易的运银船队时，这些为我们这个时代天真的自由贸易者因为他们早期的低关税如此赞美的荷兰人，从一开始就以世界熟知的垄断方式成为最严格、最好战的垄断主义者。”（1897，65）。

[152] 戴雍（Deyon）（1969，40）。格拉曼（Glamann）称自由主义为国家的一种“消极态度”，并说“因为作为政府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在经济过程中从来不是中立的”，很清楚“这种消极态度对于和阿姆斯特丹贸易中心的成长相协调而言，确切地说是一种正确的态度”（1977，273～274）。

[153] 见考斯曼（Kossmann）（1975，362～365）。霍博金（Van Hoboken）（1969，46），伯克（Burke）（1974，44）。和万辛克（Wansink）（1971）。“矛盾的是荷兰强烈地支持联邦政府，但它意味着在实际上荷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复杂的半中央集权方式统治这个共和国。”舍弗尔（Schöffer）（1973，92）。

[154] 对于东印度公司（VOC）的法律结构的描述，见拉布（Rabe）（1962，351～366）。

[155] “在这个国家粮食短缺的年代里，阿姆斯特丹的权力是巨大的。”例如在1628年至1630年。凡·迪伦（Van Dillen）（1964，145）。

[156] 弗兰肯（Franken）（1968，24）。也见伯克（Burke）（1974，42～43），卡特（Carter）（1975a，1）和里默斯马（Riemersma）（1950，39）。对于阿姆斯特丹（和荷兰）决定政策能力的局限，见罗恩（Rowen）（1974）。

[157] 博克塞（Boxer）（1965，90）。阿姆斯特丹的调子对她非常有利。阿尔伯（Albers）注意到在1650年之后，“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越来越集中在阿姆斯特丹，直到最终这个城市垄断了它们”（1977，86）。

[158] 雷尼埃（Renier）（1944，16～24）。和威尔逊（Wilson）（1968，47）。博克塞（Boxer）特别指出在这点上同意雷尼尔（1965，11）。

[159] 见鲁尔达（Roorda）（1964，119和1967，196～197）中的讨论。迪那克（Van Dijk）和鲁尔达警告不要夸大这种现象。“直到18世纪末，没有持续的贵族化阻止了所有社会流动性的问题”（1976，101～102）。

[160] 考斯曼（Kossman）（1970，365）。哈利（Haley）类似地注意到虽然奥兰治党人（Organist）与“财阀政治”的斗争吸引了从低等阶级城市力量而来的支持，有着“一切造成内战和社会革命的因素。”奥兰治党人最终后退了。“他们自己最终凭借的是贵族和现存社会秩序的捍卫者”（1972，83）。

[161] 博克塞（Boxer）（1965，55）。

[162] 威尔逊（Wilson）（1968，53）。

[163] 克莱因（Klein）（1969，9）；也见德弗里斯（J.de Vries）（1978，303）。

[164] 博克塞（Boxer）（1965，54～55）。

[165] 见克莱因（Klein）（1969，9）。

[166] 博克塞（Boxer）（1965，58）。

[167] 在一次私下讨论中，已故的罗坎（Stein Rokkan）告诉我欧洲世界经济有能力抵抗向一个世界帝国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建立在海的周围而不是陆地上，而海洋本来比一个大块陆地更难于征服，对于这个有趣的观点，我这时完全要为它负责。关于这个问题，见安德森（P.Anderson）对英国所做选择的评价：“虽然每单位造价较高，舰队的建造和维持的总费用远低于一支常备军……而在下几个世纪中的投资收益却要高得多”（1974a，135）。

[168] 见库珀（Cooper）（1970，227）。到1659年，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西班牙的舰队比联合省的舰队和英国的舰队都要弱（而不久之后比法国的舰队也要弱）。

[169] 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ý）（1971，236）。

[170] 马汉（Mahan）（1889，97）。弗兰肯（Franken）进一步论证这是发展力量的唯一途径：“也可以肯定，财政储备没有多到足以为一支军队付款，而从长期看这却是积极的大陆政策所必需的，此外还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保卫海岸和漫长的贸易航道。”（1968，6）。而且绝不能忘记荷兰军队。在1609至1621年的休战期间，“增加的财富使荷兰人能够拥有除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外，还有欧洲唯一一支在力量上可与西班牙遥相比较的常备军”［伊斯雷尔（Israel），1977，38］。这是摩里斯的（Maurician）的改革的结果，包括更好地使用人力，较小的战术单位，围攻战的革新。罗伯茨（Roberts）指出这些改革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荷兰的军队要有好的报酬，首先是要准时支付……第二个条件是一种有效的训练和操练制度。”对于当代人来说，荷兰的改革“似乎改变了战争艺术”（1958，185，187）。

[171] 安德鲁斯（Andrews）（1915，542）。

[172] “然而谨慎的绅士执政者们也许看到了这个事实，联合省到1621年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的鲜明模式，由于它的真实存在成为整个欧洲千万有思想的人的理想典型。”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ý）（1971，162）。

[173] 见凡·维恩（Van Veen）的地图（1956，56）。

[174] 威尔逊（Wilson）指出，这个任务需要技术上许多部门同时的成就，将“数学家、雕刻家、印刷者、制地图者、仪器制造者、磨透镜者中的天才”召集到一起（1968，92）。

[175] 克拉克（Clark）（1960，16）。格拉曼（Glamann）注意到像诺里奇（Norwich）和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这样的城镇，居民有1/3到1/2是以新呢布为专业，是属于“尼德兰血统的”（1977，253）。这确实是真实的，如威尔逊（Wilson）所认为的，“经济的革新总是短命的，致命之处在于容易仿效”（1968，30）；但问题是由谁做出了革新。

[176] 威尔逊（Wilson）（1968，178）。

[177] 威尔逊（Wilson）（1968，165～177）。

[178] 朱里约（Jurieu）和拜尔（Bayle）以不同方式对他们的流亡做出反应。见拉布普斯（Labrousse）（1967）。

[179] 詹宁（Jeannin）（1969，103）。

[180] 詹宁（Jeannin）（1969，102）。

[181] “荷兰共和国的半放任主义（Semi-Laissezfaire）（和它的自由移民政策）……带给这个新‘国家’在制造业、商业和金融技艺必不可缺的发展，一个个人商务关系网络和资本与船只的大量增加……没有它们荷兰人的进步就会慢得多和小得多”威尔逊（Wilson）（1977a，18）。

[182] 比尤廷（Beutin）说它是18世纪欧洲唯一有着“相对出版自由”的地方（1939，110）。

[183] 哈利（Haley）（1972，124）。

[184] 威尔逊（Wilson）（1968，163）。如维拉尔（Vilar）所说：“自由的精神表现了这个时代荷兰在商业事务上的优越性”（1974，251）。这会使我们要绕一段长路去论证荷兰艺术的卓越时期，作风上的“中产阶级式”和“中立主义”和流行状况的关系。牢记住这种形势愚蠢的一面就全面了，威尔逊（Wilson）强调说：“保持（艺术）专业前进的是需求的坚实持久性，而不是对高报酬的任何期望”（1968，124）。

[185] 这个用语是肖努（Chaunu）发现的。见他对“多德雷赫特（Dordrecht），这个世纪最大的事件”的讨论（1966a，470～474）。这是就“在荷兰本身发生的所有事件中”（tout vase jouer en Hollande）而言的。

[186] 就我看来，至少就17世纪而言，肖努（Chaunu）所说的是十分正确的，这场辩论要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更有根本性意义。阿米尼斯派（Arminian）与戈马尔派（Gomarian）的辩论：如肖努提醒我们的，是与天主教会内部莫利那派（Molinist）和詹森派（Jansenist）的争论是相似的。他将阿米尼斯教派称为“19世纪自由派开端的祖先”也是正确的（1962a，119）。

[187] 雷尼埃（Renier）（1944，46）。见盖尔（Pieter Geyl）对科斯特（Samuel Coster），一位阿米尼斯派和阿姆斯特丹文学人物的描述：“通过一个比喻——这个世界是一匹邪恶的马，由权力骑着，用法律的鞭子和宗教的缰绳驾驭着，将缰绳交到一个世俗骑手的手中，教会和这匹马将会脱缰而逃——科斯特发展了纯粹的阿米尼斯教派（Remonstrant）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这是一个引起全欧洲有教养的人兴趣的理论。他们害怕无理性的群众和其在到处煽起的过度宗教激情，促使世俗政府官员提出拥有绝对权力的要求，在其他地方即是君主，在这里即是国家”（1961，70）。

[188] 虽然这里说的是指最初争论时的情况，但这种社会分裂在整个世纪中一直持续下来。詹宁（Jeannin）说：“在阿姆斯特丹，在1672年有抱怨说阿米尼斯派（Arminians）——一个成为政治性多于宗教性的名词——在政府官员中占大多数，虽然他们代表的在人口中只占不到5%”（1969，111）。但是这些抱怨有多严重呢？鲁尔达（Roorda）注意到在荷兰霸权时期达成了一种妥协，加上教士在慢慢地“贵族化”。“教会暴露在世界中并为这个世界的权力所同化……执政者们也变得更为教会化……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最激烈斗争（到1672年）成为过去的事情”（1672，201）。

[189] 肖努（Chaunu）对社会分裂做了这种描述：“一种社会对立：荷兰的执政者（Regents）们在一方，组成阿米尼斯（Arminian）党，东部的土地贵族、中产阶级、新近到达的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另一方是戈马尔（Gomarian）党的骨干。戈马尔党人是除荷兰外的六个省，特别是新近征服的农业省份。戈马尔党人也是1590年疆界之外的新近皈依者。阿米尼斯党人是荷兰海岸城市中的资产阶级，阿姆斯特丹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荷兰在沙丘后面那部分之外的更新来的新教徒”（1966a，128～129）。

[190] 鲁尔达（Roorda）（1967，264）。雷尼埃（Renier）认为尽管外表上“漠不关心”，天主教是秘密表示同情的（1944，49）。考斯曼（E.H.Kossmann）在一次私下交往中，说他怀疑天主教徒在17世纪早期是否能说是社会下层，因为许多贵族仍然是天主教徒。

[191] 引自弗兰肯（Franken）（1968，5）。

[192] 班斯（Bangs）（1970，481），他的文章是对神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极好的分析。也见盖尔（Geyl）（1961，13～14）。

[193] 博克塞（Boxer）（1965，131）。

[194] 哈利（Haley）同意：“（执政者们）（Regents）倾向于容忍的观点，极端恶成为只是一个不容忍的教会的世俗武器。但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为有利于和平和和谐而平息争论”（1972，104）。相反地如鲁尔达（Roorda）所指出的，奥兰治（Orange）的省行政长官（Stadholder）真正打算为普通人提供保护，以反对“贵族的恶行”的程度是有限的，“省行政长官的行动只有很少能达到奥兰治党人下层中产阶级的期望”（1967，189）。
“休战”党也开始在那时在休战中发现机运较少了。在1621年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为延长休战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天主教徒的礼拜自由，开放斯凯尔特（Scheldt）河，撤离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East and West Indies）。奥兰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商人发现他们的利益再度协调一致了。［见盖尔（Geyl），1961，84］。也许西班牙人二十六年多战争赢得的是一个天主教的南部尼德兰，但是荷兰人的经济利益占了优势。［见帕克（Parker）1972，263］。因而从长远看来，荷兰新教牧师（predikants）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95] 哈利（Haley）（1972，128）。

[196] 维斯康提（Visconti）（1958，301）。

[197] 巴克（Barker）将他的现代行政史开始于1660年“有些武断但也有一些道理”（1966，I）。

[198] 安德森（Anderson）的评论是类似的：“因为如果说17世纪是在贵族政治统治总体系中在阶级和国家之间关系上混乱而无秩序的正午，比较之下18世纪就是他们平静和好的金色黄昏”（1974a，55）。 S3RtJALJd3655XtJqsFM9gY8UER0qabh+7tMMb8u0MCtbWUSKLbNjXFaIgPc+Q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