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巴特（Slicher van Bath）而言，从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时代起，欧洲农业扩张和收缩时期的基本辨别特征是谷物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和工资是上升还是下降。这是一个谷物贸易的条件是有利还是不利的问题。他认为在1600年（或165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是收缩的，这意味着谷物贸易处于不利条件。 ^[1] 它对于强调收缩的这个定义是重要的，因为巴特相信，小麦价格的相对下跌比其绝对下跌要重要得多。 ^[2] 与贸易条件的改变一道发生的（这时要避免一切因果关系的暗示）是格拉曼（K.Glamann）称之为在1650年左右“东西方粮食大贸易”的转折点，明显的发生原因是“南欧和西欧（似乎）已经变得在粮食上更为自足”。 ^[3] 这种自足是由于“17世纪下半期西欧食品生产的增加，与人口总的停滞在时间上一致”。 ^[4] 这或许造成了过剩。然而格拉曼（Glamann）也注意到，在这同时“欧洲的胡椒供应过多了。” ^[5]

但是当时代的问题或许是食物太少时，又怎样能说明供应过多的现象呢？舍费尔（Schöffer）谈到在欧洲存在着“长期的、有时是潜伏着的结构性现象”，“从14世纪的灾祸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主要是“一方面是食物生产和食物供售之间持续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是人口对食物的需求”。其结果是“一种营养不良是地方病，饥荒经常流行的形势”。 ^[6] 塞拉（Domenico Sella）发现，早期现代时期的安于幸福是依靠“食物供给是否能与人口增长并进”。 ^[7] 其他人谈到生产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很清楚地，我们面对的反常情况只能以对事物发生顺序更清楚的概念来解答。但我们首先看看其他事件中发生了什么。

17世纪据记载农业上有了一些变化：土地开垦的进度至少是放慢，或许停止了，也可能是倒退了。不像16和18世纪“创造了土地”［用肖努（Chaunu）恰当的想象］，17世纪特别是1650年之后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但这是一种“没有成就”的巩固。 ^[8] 加上土地面积扩张的停止，谷物的平均出产率在整个欧洲于1600年到1699年期间下降了。大麦和燕麦下降的程度要比小麦和裸麦大，在中欧、北欧和东欧比在西欧下降得更厉害。 ^[9] 马德莱纳（De Maddalena）称这种出产率的下降为“一个显著的现象”。 ^[10] 另一个主要的农艺变化是所种庄稼的选择：首先，将种谷物的土地改作在较寒冷的地区用来放牧，在较温暖的地区用来造酒； ^[11] 第二，将种谷物改为增加种植需要集约劳动的饲料庄稼和蔬菜的生产，以及经济作物（亚麻、大麻、蛇麻草、油菜、草、大青）； ^[12] 第三，从高价格的谷物（裸麦和小麦）改种低价格的谷物（大麦、燕麦和荞麦）， ^[13] 并减少购买生产谷物所需的肥料（腐殖土和石灰泥）。 ^[14]

与纯粹农艺上的改变一道，农业生产社会组织上的许多变化也发生了。马德莱纳（De Maddalena）论及17世纪普遍的“农民阶级地位的恶化”， ^[15] 在此期间“土地所有者借口‘紧急和迫切的需要’（urgens etvimprovisa necessitas）一直在没收以前属于农民的农地”。 ^[16] 他也提到“没收——最好称之为霸占——1/3的公社财产［因而被称为‘挑选’（triage）］”，这影响到农民减少了他所有权利放牧和拾柴的土地的面积。 ^[17] 巴特（Slicher van Bath）同意农村人口大部分人遭受到比城镇人口更多的苦难，但是在以小农和茅舍农为一方，劳工和家仆为另一方之间作了区别；前两类要比这两类挣工资者“相对更糟一些”。 ^[18] 穆夫里（Meuvret）对此作出了一个很明白的解释：

对于每一个抱怨因为小麦价格获利甚少的耕地所有者/佃农（农夫laborureur）而言，有多少工人（manoeuvriers）或手工艺人却高兴为他们有很少机会必须购买东西时，付出的价钱较低。 ^[19]

总的来说，巴特（Slicher van Bath）认为，随着租佃（Fermages）和特别是小佃农（Petits fermiers）数量的减少，农民地产主和佃农（fermierpropriétaires）处于不利的财务状况。 ^[20] 与这两种减少平行发展的事实是总的来说农业经营单位（exploitation agricole）的面积变大了。 ^[21] 然而尽管经营单位更大，劳动力更贵，农业设备的改进在17世纪比16世纪要少，虽然在乳酪生产的工具上有更多的发明，如搅乳器的改进。 ^[22]

工业像农业一样，看来在17世纪也丧失了它的“加速力量”，虽然发生得晚一些。 ^[23] 不清楚从总的欧洲生产力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什么。塞拉（Sella）认为这种波动相对较小，因为当人口在16世纪扩张时，实际工资下降了，因而事情“根本上没有变化”；当每人平均收入在1650年后上升时，增长的个人需求却“可能一直抵消了部分下降的人口数量”。 ^[24] 霍布斯鲍姆（Hobsbawm）坦率地谈到这样一类分析的不确定性：“生产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 ^[25]

我们似乎和道的是工业的位置有变化。巴特（Slicher van Bath）认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农业收缩时期——中世纪末和17世纪——乡村工业出现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纺织工业”。 ^[26] 这种情况的发生被认为是因为是失业的乡村劳动力对工业而言是便宜和有吸引力的。因为这类工业至少在18世纪中叶之前，是建立在低比例的固定资本之上的，罗曼诺（Romano）认为，“因此，清偿营业成本，收回投资是非常容易的”， ^[27] 这在纺织工业也许是确实的，但是这种论证难于应用到那时两到三类其他主要工业（根据罗曼诺自己所列举的）——矿业开采和造船。 ^[28] 纺织生产向乡村地区的转移与独有的重要新工业——酿酒，烧酒和制麦粉的工业结合在一起，而这些都是从事谷物加工的行业。 ^[29]

明显地，下降的谷物价格相应提高了实际工资。“在17世纪下半期，……当食物价格趋于下降……工资等级保持原状或没有以同样幅度下降。” ^[30] 这当然是与在漫长的16世纪发生的情况相反。 ^[31] 如果造成这种结果部分是由于工资的相对“黏着”，但更多是因为“整个欧洲从1625～1750年都有明显的劳动力短缺”。 ^[32] 倘若是这样，我们又怎样与这样一个事实调和起来，即17世纪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相对高的就业不足的失业率？如格拉曼（Glamann）所说的：

挣工资劳动者可能对实际工资的某些增加感到高兴。然而前提是他被雇用，而这在以混乱的经济状况为特征的如此一个时代是不能肯定的。17世纪的许多经济问题作家，不管怎样都是将自己的立论建立在社会上流行着大规模的就业不足的基础上。 ^[33]

任何价格的讨论（不管是谷物还是工资劳动力）在这个时期都特别为票面价格与以金银衡量的价格的关系所困惑。 ^[34] 普通的看法如莫斯尼尔（Mousnier）所说的，“在许多国家衰落要比表面看来得严重，如果不只是根据以货币账目计算的票面价格，而是以相应的贵金属重量来计称的价格来衡量的话。” ^[35] 因此，如果我们根据贵金属价格，如维拉尔（Vilar）所说的，有“一个确定的事实：在国际上以银来衡量，价格在1600年左右下跌，在1680年达到第一个最低点。” ^[36] 贵金属价格的下跌相对于贵金属流通量的下跌是稳定的。

帕克（Geoffrey Parker）总结了这整体的形势：

持平而论似乎确实可以认为，欧洲贵金属的净储存在1500年到1580年间缓慢增长，在1580年到1620年间迅速增加，可能从1620年代起下降，当时欧洲的银矿枯竭了，由美洲运来的银急剧下降，这种情况直到1700年之后巴西的黄金运到为止。

欧洲所使用的货币数量的增长的极端重要性是无疑的。欧洲在1700年的贸易很清楚不能够以1500年那种小规模的货币来源进行。然而仍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它够用吗？欧洲货币储存的净增长是否充裕到足以相抵对支付手段迅速增长的需求？有几种指标说明其不能，特别是在1600年之后。 ^[37]

不只有着货币储存的短缺，还有相应的信贷短缺，这至少从1630年到1680年延续了半个世纪，正如斯普纳（Spooner）指出的，可用总数量的“银、铜、金、信贷（算在一起）几乎不敷用，造成了一种艰难而低水准的货币经济生活，这是世界物质生活总停滞的反应和结果。” ^[38] 这解释了伪造货币“这种17世纪普遍性瘟疫” ^[39] 的浪潮。价格的这种变化对于全球贸易的规模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欧洲工业生产的情况完全没有全面的资料可以适用。

摩洛（Frédéric Mauro）称之为跨大陆贸易关系的概念，将世界分为五个大陆：欧洲、非洲、温带（temperate）美洲、热带（tropical）美洲和亚洲。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不完全适用于地理上的类型，因为非洲和亚洲处于世界经济的外部竞争场，而南北美洲是其边缘，还因为摩洛将欧洲的中心和边缘地区置于同一类别中，因而丧失了关键性的资料根据。 ^[40] 尽管如此，考察一下他在表1（table 1）中的估计是有用的；我为了清楚起见改动了它的排列。假若表中的这种比较是正确的话，我们注意到由欧洲进出的贸易和世界范围的贸易是沿平行方向移动的，而在17世纪，两者都显示出相对于较早和较晚的时期有一个停滞的中间期。

转而考察另一个重要的变量人口，我们发现人口学家们的估计倾向于在一个狭窄的局限中变化。莱因哈特（Reinhard）和阿曼高特（Armengaud）认为17世纪的特点是“停滞……如果不是……略有下降（ recul ）”，但不是一场‘灾祸〔危机〕’，就如14世纪发生的那一类”； ^[41] 而罗杰·莫尔斯神父（Fr.Roger Mols）说：“尽管可怕的危机造成了破坏，17世纪似乎也在人口上经历了稍许的增长。” ^[42] 少许下降，少许增长——简而言之，是一种持平。

从这种对欧洲经济总模式的考察，即对1600年到1750年（B时期）和1450年或1500年到1650年这个时期（A时期）的比较，并确实再与1750年之后时期来比较，就显现出一幅经济停滞的图景，一个暂停、忧虑和转变的时代；但它是一场具有从1300年到1450年那场“封建主义危机”那种意义的“危机”吗？ ^[43] 看来不是，因为虽然“它的主要征兆是相同的”，1650年至1750年的“萧条比起中世纪晚期严重的经济衰落来属于远为缓和的一类”。 ^[44] 如果这是确实的，这就必须加以解释，而我们提供的解释是1600年至1750年间的收缩不像1300年到1450年间那样，不是一场危机，因为困难关头已经过去，危险时期已经渡过，封建主义危机本质上已解决了。17世纪的收缩是一件发生在正形成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内的事。正是这个体系将会经历的许多世界范围的收缩和萧条的第一次，但是这个体系在世界经济之内已经对政治上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足以进行保护，这些阶层的精力大致上（grosso modo）和共同转而不去破坏这个体系，而是改为去寻找使其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手段，也许特别在一个经济收缩的时期更是如此。

资本主义阶层在17世纪是个混合体，还说不上有一致的阶级构成，肯定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有自我意识的阶级，确定它的统治权利，像他们获利那样获得政权；但是他们完全有能力面对大的机遇谋取利益，如同詹宁（Jeannin）谈到的但泽（Danzig）商人，在解释了他们在1600年前后必须做出的一些很复杂的盘算后，他们的“计算方式显示出，这些商人懂得获利的技巧。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贸易，可以使人们确实将它们描述为在其最具体的意义上对‘贸易费用’的一种理解。” ^[45] 由变换的贸易费用所产生的获利考虑导致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经济行为的主要解释。如维拉尔（Vilar）所认为的，我们所应更多注意的不是价格的上升和下降，而是价格“运动的不一致性”。 ^[46]

这些不一致性包括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它们的重要性不只在于所能产生的利润，还在于它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所产生的影响。托波尔斯基（Topolski）说这种收缩不是“一种停滞意义上的或间歇性的总经济危机，或是经济活动减弱所引起的萧条”；它是一个以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内“增长着的不平衡” ^[47] 为标志的时期。增长着的不平衡不是相对于收缩的某种东西；在一个收缩的时期不平衡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的关键机制之一，一个使得资本集中和增加积累的因素。维拉尔（Vilar）的解释是好的：“在每一个总危机中，不同的国家反应是不同的，因而发展也是不平等的，最终造就了历史。” ^[48]

让我们转论塞拉（Sella）称之为“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的戏剧性转变”， ^[49] 但不是用学究气失望的传统模式来使我们要“避免概括化”， ^[50] 而是让我们牢记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于精确性的警语：“因为没有单一的结合点：我们必须想到一系列重合的历史在同时发展着。” ^[51] 主要的地理区分是一件普遍接受的事情，虽然对于细节有着许多学术上的烦琐争论。霍布斯鲍姆（Hobsbawm）关于“总危机”的讨论提到“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的相对免疫性”； ^[52] 这里他指的是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和英格兰。然而在另一场讨论中，他将“欧洲经济”划分为四个地带，其中三个据说在某种意义上在经济上衰落了。（没有试图将它们彼此作相对排列）。这些地带是“中世纪在经济上‘旧有发展’地带——‘地中海和西南德意志’、‘海外殖民地’、‘波罗的海地区内地’”，和“新的‘发展’地区。”在这第四个地带有着“更复杂的”经济情况，我们看到不只有荷兰和英格兰，还有法国。 ^[53]

罗曼诺（Romano）的地理学的分层更清楚：

在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危机基本上已经施放出了影响；在法国它没有释放出能量，但是它确实播下了以后会结出果实的种子；在欧洲其余地区，它只不过意味着退化。意大利无疑包括在欧洲这最后一部分之内，贴上了退化的标签。 ^[54]

奇波拉（Cipolla）对罗曼诺的地理学加上了一些细微差异：“17世纪对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是个黑色世纪，对法国至少是灰色的。但是对于荷兰是个黄金时代，对于英格兰如果不是金色的，也至少算得上是银色的。” ^[55] 托波尔斯基以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画出这幅分层地图，区分开存有巨大活力的地带（英格兰和联合省），较不迅速发展的地带［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以及波希米亚（Bohemia）和其他东欧和中欧国家，除去波兰］，还有停滞或萧条地带（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波兰）。 ^[56] 作为一个群体，地理的分级看来是一致的，虽然在细节上是有变化的。

让我们现在考察一下时间上的分类，这里混乱更大了；收缩的时期在各国间是不同的，在票面和和银价格上也有着不同；甚至在特定国家和特定货品的价格上，分析家们看来也不一致。在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对价格资料的述评中，他们的论题是简单的：“16世纪末如同在16世纪初一样难于探索。” ^[57] 对于金银价格，他们发现上升的长期趋势“在南欧在1590年到1600年之间，在北欧在1620年到1630年之间，也许甚至到1650年”有一个逆转。但是对于票面价格他们在三个连续的波动中发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模式；一个在1620年代左右在德意志；一个在世纪中叶左右在锡耶那（Siena）、埃克塞特（Exeter）、拉古萨（Ragusa）、那不勒斯（Naples）、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但泽（Danzig）和巴黎这些不同的城市中，一个在1678年在卡斯提尔（Castile），它“非常不同一般。”他们说：“票面价格只是在英格兰的情况中精确地遵循银价，在荷兰的情况中紧密相关。”注意我们这一对国家怎样又出现了。在所有其他国家中都有一个差距，从十年到卡斯提尔（Castile）高达四分之三世纪。“连续的通货膨胀……是在这各个国家中一直接续的票面价格上升。” ^[58]

这里我们有着一条精确的线索可以追寻。当世界经济中有着收缩时，通货膨胀能够作为相对衰退的模式之一吗？人们能够说票面价格通货膨胀的程度，特别是与金银价格相比来衡量，是相对衰落的尺度吗？当我们评述各种分期时（对此定下的标准通常是不明确的）；这个问题是应当记住的。根据范·巴特（Slichervan Bath）所说，萧条于1600年左右在西班牙开始，在意大利和中欧部分地区是在1619年，在法国和德意志部分地区是在1630年，在英格兰和联合省是在1650年。在中欧于1640年到1680年间，联合省于1720年到1740年间情况最坏。在英国和法国它于1730年结束，在德意志是1750年，在联合省是1755年。“经济上更高度发达的地方如英国和荷兰能够抵抗得更长久。农产品生产者——在17世纪这些人是在波罗的海地带的谷物生产地区——几乎毫无抵抗能力。” ^[59]

维拉尔（Vilar）利用白银价格发现了两个主要模式——一个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的衰退开始得较早（在1600年到1610年之间），也结束得较早（在1680年到1690之间），另一个在北欧，它开始在1650年到1660年之间，持续到1730年到1735年之间。法国在这种分类中以一个分裂国家出现，其中法国南部（Midi）“以马赛（Marseilles）与地中海相连接，离西班牙比博韦（Beauvaisis）还近。” ^[60] 肖努（Chaunu）发现了同样的两个类型。一个“地中海地区和西班牙属美洲的早熟趋向，和一个迟缓的属于北方和波罗的海的，它相当奇怪地与巴西和印度洋联系在一起。” ^[61]

然而艾贝尔（Abel）选取了一种有些不同的集合，以谷物25年的平均折银价格为基点，对此他总结为总的来看，“在17世纪下半期和18世纪上半期”是一种下降趋势。 ^[62] 他说这对于英国、西班牙属尼德兰、法国、北部意大利、联合省、丹麦和波兰是真实的，但德意志和奥地利不是这样，它们的“价格曲线从17世纪最后25年起是上升的。” ^[63] 事实上，仔细观察艾贝尔的图表，就会显示出一幅远为复杂的图像，其中突出的有两个事实。首先，最大的价格差距可以看出发生在1650年，当时波兰显著地高而德意志显著地低。第二，波兰显示出在这段时期内最大幅的价格变化，从1650年比起任何地方价格为最高到1725年比起任何地方价格为最低。德意志价格偏差在这个范围中要小得多。波兰这种显著的摆动在寻求一种解释的总框架中不应当被忽视；但是现在让我们先讨论德意志，因为在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的“衰退”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论著涌现。

拉布（Theodore Rabb）在评述1962年的有关论著时，描述了两个思想学派，“灾难性战争”学派和“较早衰退”学派（他们将三十年战争看作只是最后一击）。 ^[64] 吕特格（Friedrich Lütge）是前一个学派的一个好例子。对他来说，德意志的经济在1560年和1620年之间是繁荣的。他参与了海外贸易，制造业是大规模和有利可图的。在1620年后便不再是如此了。因此他得出结论，三十年战争是关键的可变性干预。 ^[65] 对此巴特（Slicher van Bath）的答辩是典型的“三十年战争不能对此负责，因为德意志的衰退在16世纪下半期就已经开始了。” ^[66] 许多人企图解决这场争辩。例如卡尔斯坦（Carsten）对战前衰退的论点投以怀疑的目光：

甚至如果德意志城镇的大多数在1618年之前已经衰落的说法能成立，这也不一定必然引起普遍衰落，因为经济活动可能已从城镇转向乡村。确实在东北德意志是这种情况，在那里16世纪是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时期，是谷物出口增长和谷物价格迅速上升的时期。 ^[67]

因而城镇的衰落不一定要看作负面的经济征兆。当然不是！它是边缘化的一个征兆。 ^[68] 卡尔斯坦（Carsten）发现，除此之外，1608年之前这个时期在上巴伐利亚（Upper Bavaria），一个他密切考察的地区，是“一个缓慢地发展繁荣的时期。”因此他谨慎地劝告说，要有“更详细的调查和研究才行。” ^[69] 当卡尔斯坦（Carsten）靠坚持我们共同的无知来调和时，拉布（Rabb）靠坚持我们共同的知识来调和，它“显示出在德意志内部〔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绝对的繁荣和衰落经常是并存的。”他也以一个谨慎的语调得出结论：

衰落地区的事实是属于一个无疑的少数………这不可能得出结论，1618年之前的斗争比差异更糟。……从最好的方面说，三十年战争开始了以前不曾存在的总体衰落；往最坏方面说，它以灾难取代了繁荣。 ^[70]

第三种不同的论点是卡曼（Kamen）的。他承认“毕竟无疑的事实是，战争对于大多数讲德语的地方是一场灾难”，但是他认为“这场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因为没有“一个称作德意志的单一经济或政治单位”，并且“区分战前和战时的衰落通常是不现实的。” ^[71]

所有这些民族“经济的”衡量标准都没有直接考虑到三十年战争本身的政治后果和在整个欧洲普遍经济收缩的征兆的程度。一个将这场战争放在整个欧洲错综关系中观察的主要尝试是由波里森斯基（J.V.Polišensky）作出的，他说这场战争是可以被

看作两种文明之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榜样。从人文主义（Humanism）遗产源出的一个概念的冲击，一个染上了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的色彩，以联合省尼德兰为其模式，另一个是天主教人文主义者，遵循西班牙的榜样，于是就成为政治战线和权力联盟各有发展的分离点。 ^[72]

这场全欧洲战争就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y）持有这种观点，虽然带有某种谨慎的语调：

这场斗争普遍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17世纪早期欧洲的现状，如果不是属于一个经济统一体，至少属于一个交易框架和一个世界市场的第一批参与者，它的重心是在波罗的海、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整个地区。 ^[73]

对于他的核心论证“无可争论的”是瓦因什泰因（Vajnshtejn）的论点，即“三十年战争属于密切与荷兰人的革命和从西班牙那里获得解放的故事联系一起的”，波里森斯基又说：“我们需要确切地知道一个国内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怎么能够变为它在整个欧洲仇敌的一个可怕妖怪。” ^[74] 对他而言，不只是“荷兰因素”对这场斗争的普遍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最重要的结果是荷兰人在整个欧洲取得了胜利。他注意到当荷兰人占了优势时战争就正好结束了：

在1645年荷兰的舰队第一次控制了桑德海峡（the Sound）和波罗的海的贸易通道。荷兰省的商人贵族和阿姆斯特丹市就能看出没有理由继续一场与西班牙的战争，使法国成为唯一的胜利者……

分别缔结的和平［联合省与西班牙在1648年1月］立刻成为共和国对西班牙和荷兰对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和尼德兰其余部分的一场胜利。它同样可以看作阿姆斯特丹对所有其他荷兰伙伴的完全胜利，而战争的结束确保了同样的城市寡头制的特权，这是奥兰治的莫里斯（Maurice of Orange）在三十年之前予以贬低了的。 ^[75]

一个有关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荷兰独立战争。尼德兰革命早在1566年就开始了，直到1621年为止并没有蔓延为整个欧洲的大火——这是波里森斯基称为“战争的荷兰时期”（从1621年到1625年）的开始。 ^[76] 它对罗曼诺（Romano）所说的1619年到1622年危机有什么作用呢？ ^[77] 它比看起来所引起的作用要更大。因为遍及欧洲的经济收缩是以这些年的尖锐危机为征兆的， ^[78] 这意味着政治控制的赌注增高了；对于参战者而言军事破坏的代价似乎要低于在一个收缩时期衰弱的商业地位的潜在损失。在这个意义上，联合省下赌注并且赢了。特别是因为许多战争的代价，从破坏这方面来说事实上是德意志要记住还有波希米亚（Bohemia）所付出的。 ^[79] 因而卡门（Kamen）认为有关德意志的争论是“虚假的”是正确的。这个问题不是德意志如果不受到三十年战争的干扰会不会衰落的问题——这是一个大体上没有意义的假设式考虑。它的干扰是世界经济中趋势逆转的一个反应。因此这场战争就成为经济角色重新配置和经济差异强化产生的形成程式之一。

总结这各种研究与综述，我们就得到如下的图景。在1600年到1650年左右的年代（如在1300年到1350年左右的年代那样），一个经济扩张的时期似乎结束了。主要用价格为出发点描述这种扩张，这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价格史学家的研讨是不错的，但是他们被完全误导了，因为价格确切而言是相对的。一种价格只有在一个既定市场的所有同期价格体系的关系之中才具重要性。价格从来不会普遍上升或下降；一些价格上升了，因而就意味着其他的下降了。扩张的结束不只关系到票面价格难于把握的度量标准；它们关系到实在的物质产品。首先的并或许是核心的扩张是在谷物的生产上，包括每亩产出量和用于谷物生产的总亩数。后一种扩张靠土地开垦（bonification），也靠将用做牧场和造酒的土地改用种植谷物来达到。发生这些种扩张，当然是因为贸易条件对于谷物要比起其他产品更有利可图。

此外，至少还有四个其他真正领域的扩张：（a）人口，其升降在这个时代不可能与食物供应情况长期脱节；（b）城镇“工业”，它的进步和落后相对与货币化相关联，创造了高比例的工资雇佣，因而从不会大大脱离于相对低或至少是下降着的实际工资；（c）多种形式（金银、纸币、信贷）的货币供应；（d）乡村和城镇能有赚头的企业家的数量。所有这些有关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扩张的标准，而它们在这个经济的许多剖面中全都是不一致的。在一个政治单位的疆界中衡量它们，比起在全球性经济市场的各疆界中来衡量，由此只能得出一幅片面的图景，其中的经济意义就不可理解了；而政治后果于是也变得模糊不清，除非从更大的整体来考虑。

在大约1300年到1350年和1600年到1650年这些扩张因为大部分类似的原因终止了。然而不同之处是巨大的，这就是对于扩张终止的系统反应。从数量方面，我们能十分容易地看出这种差别。从1300年到1450年这个时期，与前面的上升大概比较起来，从各方面衡量都是一个衰落，而从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衡量起来呈现一种稳定化。从1450年到1750年的曲线看起来像一个台阶，而不像1150年到1450年的曲线如一个山峰。但这只是结构上不同的外壳。从1300年到1450年的萧条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危机，这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危机，而1600年到1750年的危机，用舍费尔（Schöffer）的用语说，导致了“一个凝结化和有机化的时期”； ^[80] 它以肖努（Chaunu）称为“容易的增长之终结和滋生的困难之开始” ^[81] 为标志。凝结化和滋生的困难与什么有关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体系是唯一看来真正的回答。

让我们注意一下在1600年到1750年之间收缩的某些系统的结构性特点。首先，过分强调这个事实是困难的，这个时期经历了国家机构的强化。至少是在中心国家和兴起的半边缘国家，以作为抗衡这种收缩的一种方法，与1300年到1450年之间的收缩相比较，在这另一方面，却恰恰导致了土地贵族中间残酷的互相残杀战争，一个封建欧洲真正的众神末日（Götterdammerung）。17世纪并非没有经历战争和破坏，而是完全相反，但是它们没有统治阶层大规模流血的同样特征。战争的模式改变了，广泛使用了佣兵，而最重要的，17世纪的斗争是在国家之间而不是贵族之间，这样就能为某些人经济力量的增长起作用。正如艾略特（Elliott）在他所谓的危机的讨论中所说的：“16和17世纪确实在欧洲生活的结构上经历了重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发生在这个贵族君主制国家的弹性结构之内。” ^[82] 弹性确切地说就是在形成的危机中保持收缩。

第二，在一些地方有着持续的经济活动，从停止生意到活动看来是繁荣的信号。我略过最明显的例子：荷兰的黄金时代，德意志从17世纪后期的好转，英国农艺学的持续进步，简而言之，“在整个阴暗和困难的17世纪，微小进步无限性的积累。” ^[83] 这种较不经常观察到的现象包括土地开垦从未真正减少这个事实，如罗曼诺（Romano）提醒我们的：

土地开垦（bonifiche）？在17世纪仍在继续，它只是没有用货币来支付，而是用法定劳务（corvées）、劳役、滥行征税（Soprusi）等等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说：“农业生产不像其他行业，在17世纪几乎没有缩减。” ^[84]

不使我们惊奇的是，对17世纪的许多企业家而言，看来“对于投资缺乏安全感和生产的销路”； ^[85] 这毕竟是收缩的意义之一。当肖努（Chaunu）将17世纪描述为一个“获利减少但……胜利的地租凯旋”的时期， ^[86] 这样他就误导了我们。他事实上描述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中趋向农业投资的转变。

霍布斯鲍姆（Hobsbawm）发现了资本主义史上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

因此我们面对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即资本主义只能在一个已经在本质上是资产主义的经济中发展，因为对任何不是这样的情况，资本主义力量将倾向于使自身适应于占优势地位的经济与社会，因此就不是具有充分革命性的。 ^[87]

但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只能够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确切地说是发生了什么？——中产生吗？这确实是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延续和巩固的方式是不能在1300年到1450年间做到的（确切说是因为1150年到1300年间的扩张还没有打破欧洲封建结构的桎梏）；由于这个原因，17世纪能够准备好在经济上、政治上、知识上和社会方面给予所谓工业革命以激励的途径。 ^[88]

我们必定不要忽略社会习俗的革命，例如，在晚期中世纪没有相应的从16到18世纪制欲主义的性道德的持续发展，所有这些强加给家庭结构的道德习俗是为了使其适应一个资本主义世界。肖努（Chaunu）像通常那样，有些以他的理想主义想象来驾驭自己；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偏离他的论证标准：

17世纪从社会习俗方面而言，是一个伟大的，也许是唯一革命的世纪，以对传统文明的态度而言，这全然是个破坏传统的世纪；自相矛盾的是，它为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的革命造成了一个先决条件。 ^[89]

我们还要问，这个自相矛盾之处在哪里？确实我们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工业革命是否在17世纪已经进行了。威尔逊（Charles Wilson）敢于以足够的勇气论证这点：

在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和17世纪的荷兰的经济发展之间，有没有绝对的区别？大多数历史学家可能会说有。但是我们能如此确信吗？……荷兰的造船业本身以当时的条件而言是一个基础工业，作为运输工程学的水平属于19世纪。 ^[90]

让我们不要忘记，从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继续并进一步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关键过程；如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所展示的，在三个欧洲的基本价格地带价格差别的持续分化。

［最高和最低价格］之间的差距从18世纪早期明显地接近，显示出整个欧洲的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开始趋同……通过过度的剥削……价格差别，商业资本主义对价格拉平做出了贡献，创建了交流的渠道，并必然造成利益的转化，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更有利可图的条件。 ^[91]

这就是要点。有一个从16世纪到18世纪进行的资本主义过程，使得工业的促进动力成为可能，其中价格的拉平是一个根本因素。

一个关键的差别保留下来了，对我而言似乎是，在从1450年到1750年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被创造出来，其他的历史可能性逐步被消除的时期，与从1150年到1450年这个可能说是做出了类似努力但终归失败，因为封建经济的政治凝聚力还没有因为内部矛盾而崩解的时期之间的差别。这种关键的区别也可以在整体经济内部的收入分配类型上发现。

艾贝尔（Wilhelm Abel）在他论述前工业化德意志的民众贫穷的书中，其主要观点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中所论证的工人的状况随着工业化而恶化是完全错误的。据艾贝尔所引用的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的著作，“（在德意志）贫穷最严重的恰好是在那些没有工业的地区。” ^[92] 艾贝尔说，事实上，民众贫穷要早于工业化，要回溯到16世纪：

在实际工资上最严重的下降是发生在16世纪。后来，实际工资在德意志在30年战争之后不久上升，在其他地方是在18世纪初。尽管如此，这些工资……并不比16世纪后半期高多少（并比15世纪的工资低得很多）。贫困时代（The Age of Pauperism）（1791～1850）以一个重新下降结束了这一系列过程，但是在早期工业化的英国下降是最少的。 ^[93]

艾贝尔（Abel）书中的观点是要论证工业革命意味着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上升。这个问题不在我们现在论及的范围之内，虽然他自己对1791年到1850年这个时期的讨论表示出，这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可能不是这样。对我们现在的讨论切题的是他在从1450年到1800年这个时期较低阶层的收入有一个全面下降的论证。这个论证在其他著作中得到了确认。明钦顿（Minchinton）冒着一点把欧洲的“需求结构”概括化的危险，将15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看作“在1750年要比1500年更受益于变富。”他又说：“贫富之间的差距变大了。” ^[94] 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通过考察价格资料得出类似的结论：

从15世纪后期一直到18世纪初，欧洲的生活水准逐步下降。做一个缜密的分析会是有趣的，如果对这个时期之前的14和15世纪的状况这样做有可能的话。一般而言那个时期的状况要好一些。这个时期构成了劳动者的一个黄金时代，正如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处于我们提到的一连串发生的暴烈动乱之前吗？ ^[95]

在一个我从巴特（Slicher van Bath）的资料构建的图表中，英国木匠从1251年到1850年的实际工资， ^[96] 从1251年到1450年显示出持续的上升，在这个时期上升了一倍，在此之后或多或少持续下降，到最后回到了最初的起始点（除了在1601年到1650年这个时期格外的低）。要解释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再考察所谓的封建主义危机。安德森（Perry Anderson）已经正确地论及对封建生产方式的活力的充分理解是近十年来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收获之一。“这个危机不是建立在失败而是成功之上。是建立在（封建制度）所表现的显著的全面经济和社会进步之上。” ^[97] 而到13世纪，在经过三个到四个世纪的持续扩张后，这个制度本身处于危机之中。

我在前面已解释了 ^[98] 为什么我相信这是由于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气候上的变化和封建结构基本矛盾长期恶化相结合造成的结果。安德森（Anderson）随后相当详细地对这种历史结合的分析，将着重点放在这个事实上，即“农村垦殖的基本动力带动了整个封建经济向前发展了三个世纪，最终在地域和社会结构上超越了其目标的限度。” ^[99] 在强调可以被称为这个体系的社会——经济衰竭时，安德森批评了多布（Dobb）和柯斯明斯基（Kosminsky）所进行的解释是“在经验上有问题和在理论上过于简化的”，他们认为危机是由“贵族剥削的直线增加”造成的，因为它“似乎不适应这个时代地租关系的总趋势。” ^[100]

这里的混乱值得花一些时间去解决。一些经验上的证据以支持这个直线增加剥削的假说事实上在安德森（Anderson）自己的书中就可以找到，其中他提到，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农民持有土地的平均面积“从大约9世纪的100英亩左右下降到13世纪的20或30英亩。” ^[101] 他也提到小贵族和职业的中间人的地位在大贵族和农民之间，“（在社会和经济重要性上）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趋向于稳步上升。” ^[102] 也许，这必然意味着经济盈余增长的百分比落到非生产性工人的手中，因而存在着贵族剥削的直线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社会经济衰竭和增长着的剥削的结合（前者不是部分地导致了后者，作为一种平衡上层阶层成员个人收入的方式吗？），这促成了（正如我提到的，由于其他因素也增强了）领地收入的著名危机，这是由“城镇和农业价格关系扩大的剪刀差” ^[103] 所造成的。

这个“剪刀差”的后果之一是正好在经济下降时期发生的地租关系的普遍改变。安德森（Anderson）说：

远非封建生产模式的总危机使在农村的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它由于其状况改善和对他们的解放而告结束。它在事实上被证明是西方农奴制瓦解的转折点。 ^[104]

这里关于经济“剪刀差”的印象，接着就是领主制的反动，接着是相对成功的农民抵抗，以农奴制的瓦解告结束。“靠劳役耕种的领主自劳地在法、英格兰、西部德意志、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在1450年已经不合时宜了。” ^[105] 我对这个次序的看法有些不同。社会经济危机削弱了贵族，以致使农民在1250年到1450年或1500年间稳步地增加了他们在剩余产品中的份额。这在整个欧洲西部和东部都是确实的。 ^[106] 这是较低阶层向着收入相对平均的趋向发展的生活水准的提高，而不是由于上层阶层呈现出真正危机和被迫面对的困境。

没有剧烈的社会变化是没有摆脱危机的出路的。这条出路正如我前面所论证的，就是创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一个占据剩余产品的新形式。 ^[107] 用资本主义模式取代封建模式是领主制的反动构成的结果之一，它是统治阶层保存他们的集体特权的一个巨大政治社会努力，即使他们必须接受经济的根本性重组和所有对熟悉的社会阶层构成形式造成的威胁。很清楚，有一些家庭会由于这种改变而失败；但是许多家庭并没有。 ^[108] 此外和最重要的是，社会形成阶层的原则不只是保存下来了；它还得到了加强。

不是发现了欧洲较低阶层的生活水准从1500年到至早1800年在下降，尽管事实上这个时期既包括扩张（阶段A）和收缩（阶段B）吗？不是证明了这种战略是多么成功，如果这可以称之为经济转变吗？应当注意的是，收入下降的经验性论证不是由资本主义的一个批判者，而是由一位创造恩格斯（Engels）的艾贝尔（Abel）做出的。艾贝尔错误地相信，这种下降在1800年之后停止，只说明他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没能够将他在1800年以后的计算放到正确的分析单位之内，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外部疆界正好在那时已经扩张了。

我们现在转回到我们对1600年到1750年之间收缩的解释上。将1450年到1750年作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一个长期“过渡”来分析，因为我们这样就会越来越减少“纯粹”的封建主义时期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时期，早晚要达到根本没有，只剩下了过渡。足够公平的——所有的只是过渡，但是无论何时我们把一部分扩张为一个普遍的属性，我们就只是在专门术语上掉换论题。我们仍然要知道，是什么时候、如何，和为什么社会结构的主要改变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描述给这些体系赋予它们的总是不真实的。常常易于发现“非资本主义的”行为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所有欧洲在1650年到1750年，也在1850年到1950年有着特定的种种例证。这类“非资本主义的”商号公司和国家与“资本主义的”行为，“资本主义的”商号公司，或（所有这些中最不适当的用法）“资本主义的”国家混合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这既不是反常的也不是过渡性的。这种混合是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实质，它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如何历史性地影响了已共存于社会空间的各个文明。

我已讲过，资本主义表现着封建主义危机的一种解决方式；但解决方式是选择的结果，即靠克服了因任何既定解决方式都处于损失地位的个人或群体的抵抗而形成了多数人集团，因为受损失者是为数众多并多种多样的，就结成了奇怪的同盟，并且这个过程是冗长和不清晰。其他“解决方式”可能尝试过。查理五世（Charles V）企图重建一个统一的君主国，但他没有成功。 ^[109] 较低的阶层可能想趁1600年到1750年周期性衰退之机对这个体系进行破坏，借此获得对当时多得多的绝对剩余产品的大规模再分配，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现在的国家机制有了力量。靠着以复杂的方式与反对力量调和，它们只是在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层增进利益的范围内，终于生存和繁荣下来。对于安德森（Anderson）而言，“绝对君主制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的一种重新部署和重新进攻的机构，是用来钳制农民群众回到他们传统的社会地位中去的——不愿并且对抗农民从普遍的劳役折算中获得的好处。” ^[110]

如果去掉封建的这个形容词，我可以接受安德森的整个观点。对我而言，这重新部署确切地与以资本主义统治代替封建统治相关。不管其公开的专门术语是什么。甚至安德森本人也承认，有一个“绝对君主制明显的自我矛盾”；他提到当绝对君主制是保护“贵族的财产和特权的”，它“能够同时确保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家阶级的根本利益。”为解释这种自相矛盾，安德森求助于这个事实，即在“机器工业”时期之前（也就是在约1800年之前），“商人和机制业资本”不需要“大众”市场，因而能够避免“与封建农业秩序激进的决裂。” ^[111] 这是确实的；然而，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范围内，这在20世纪仍是确实的。也就是说，大众市场的“需求”仍然没有包含整个世界人口。

由上述可见，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不是所有绝对君主制国家都是强国，而不是所有的强国都实行绝对君主制。关键因素是国家是如何强大的，而不是政府的形式是多么绝对君主制的。当然我们必须解释这种形式，我们将提到，在17世纪最强的国家中，谁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居第一位，英国居第二位，法国居第三位。英国革命使英国国家强大，而路易十四（Louis XIV）的主张“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是国家相对衰弱的一个征兆。

17世纪的收缩不是这个体系的危机，恰好相反，这是它的一个巩固时期。舍费尔（Schöffer）在论及在16世纪晚期西班牙属美洲白银进口衰落的一面时，抓住了这个要旨。他论证说，结果是在17世纪，“普遍而言平均价格保持在同一水准”，而这是“经济的一个稳定因素，而经济一直被一切太过高的通货膨胀所破坏。” ^[112]

漫长的16世纪不只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它是一个结构上革命的时代，并非不重要的是，这是大规模的人群愿意接受新的和激进的思想的时代。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思想有着一种令人陶醉的性质，使他们冒着失去控制的危险。17世纪呈现为一个平静和冷静下来的时期。古典主义（Classicism）像绝对君主制那样，不是一种对现实的描述，而是一种计划——一种恢复上层阶层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的计划，较好的一面是吸收了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产生所表现的根本社会变化。鲍斯马（William Bouwsma）将17世纪实质上文化冲击的特征总结为

系统化的心理状态在所有地方的恢复，它建立在对人的知识的一种正面估计之上的，它与以脱离宗教的世俗化运动为基础的观点非常不同，它坚持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与宇宙普遍原则的一个中央核心，由此也就与抽象的真理相关联。 ^[113]

在政治上和文化上，17世纪表现出对形式和结构的稳定性的一种追求，这是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时刻相伴随的。没有这样一个时期，下一个质的改进就是不可能的。这使得17世纪不是一个“危机”，而是前进步伐所需的变化，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得最大利益人们进一步增加利润的一个基本因素。 ^[114] 因为从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对欧洲的世界经济的巩固是如此重要，因而值得对为什么如此作一个仔细的分析。我们就能够了解，资本主义阶层运用什么样的重商主义来应付世界经济中周期性发生的收缩时期。

注释

[1]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8）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说：“这决不意味着排除经济生活中其他方面的繁荣，如酿酒业、蒸馏酒业、纺织和烟草工业在这个时期的兴旺”（1977，53）。

[2] “最重要的是谷物和畜产品之间价格比的变化，如黄油、奶酪和羊毛在一个长时期的情况。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有小麦价格和经济作物如亚麻、油菜籽、烟草等之间的关系，还有小麦和油之间，小麦和工业材料如纺织物和砖之间，最近还有小麦价格和地租之间的关系”［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b，144］。关于这种联系，见安德森（Anderson）对杜比（Duby）不愿意指出中世纪晚期的经济是处于危机之中的驳斥。杜比（Duby）在一些地区看到经济发展某种连续性的迹象，而安德森（Anderson）评论说：“这就混淆了危机和衰退的概念”（1974b，197）。

[3] 格拉曼（Glamann）（1974，464）。

[4] 格拉曼（Glamann）（1974，465）。也见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a，208）。关于随后谷物生产的全面衰落，见雅卡尔（Jacquart）（1978a，352，360），雅卡尔指出（P378）一个生产的全面衰落只能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生产费用的改变，收获水平的改变，和产品市场价值的改变。他排除了第一个原因，认为在这个时期是难以置信的，这就剩下两种其他解释。他认为较低的产出是首要的解释。然而，巴特（Slicher van Bath）的论证反对将气候作为产出下降的有根据解释。“如果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其他方面都差不多（ ceteris peribus ），在这个时期的粮食价格应当显示出上升趋势。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却显示出下降趋势。这暗示着必然发生了影响需求的巨大变化”（1977，63）。

[5] 格拉曼（Glamann）（1974，485）。

[6] 舍费尔（Schöffer）（1966，90）。

[7] 塞拉（Sella）（1974，366）。

[8] 肖努（Chaunu）。也见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b，18）。被遗弃的村庄在17世纪不只在战争破坏的地区如波希米亚（Bohemia）、德意志诸邦、波兰和勃艮第（Burgundy）可以发现，也在主要战场之外的意大利的坎帕尼亚（Campagna）和托斯坎尼（Tuscany）和西班牙的萨拉曼卡（Salamanca）发现。见巴特（Slicher van Bath）（1977，68）。

[9] 见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b，17）；也见雅卡尔（Jacquart）（1978a，363～368）。

[10] 马德莱那（De Maddalena）（1974a，343），巴特（Slicher van Bath）认为在产出率和谷物价格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增长的施肥需要购买肥料，导致更高的产量。但这只有在谷物生产有利可图时才能做到。”（1962a，32）。很明显他不相信有利可图，因为他也认为“施肥数量或质量的下降可能造成了1600年到1750年间谷物产出率的轻微下降，这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我们都有证据。”（1977，95）。

[11] 见罗曼诺（1962，512～513）。也见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2a，33～34），他提供了这个在1650年到1750年之间从耕作土地转作牧场的地区的名单：卡斯提尔（Castille）、什未林（Schwerin）、福拉尔堡（Vorarlberg）、阿尔高（Allgau）、布雷根茨瓦尔德（Bregenzerwald）、贝当豪（Pays d’Enhaut）、埃蒙塔尔（Emmenthal）、萨瓦（Savoie）、汝拉（Jura）、格吕叶埃（Gruyères）、贝德尔维（Pays d’Hervè），布尔戈涅（Bourgogne）、蒂埃阿什（Thiérarche）、贝道日（Pays d’Augè）、贝辛（Bessin）、科唐坦（Cotentin）、密德兰（Midlands）、爱尔兰（Ireland）。在1630年到1771年之间新的葡萄园地区是朗德（Les Landes）、佩里高尔（Pèrigord）、塞特（Sete）、蒙彼利埃（Montpellèr）、阿尔萨斯（Alsace）、加泰隆尼亚（Catalonia）、沃州（Vaud）、豪尔维尔（Hallwil）、苏黎世州（Canton of Zurich）。

[12]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3，39）。他引证了摩泽尔（Moselle）、哈尔茨（Harz）、爱尔福特（Erfurt）和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

[13]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9）

[14]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15，39）

[15] 马德莱那（De Maddalena）（1974a，288）；参见雅卡尔（J.Jacquart）（1978a，346，1978b，427～428，1978c，462）。

[16] 马德莱那（De Maddaleua）（1974a，292）；参见雅卡尔（Jacquart）（1978b，391～392）。

[17] 马德莱那（De Maddaleua）（1974a，294）。

[18] 巴特（Slicher van Bath），这些名词在德语中是“小农”（ klein bauerb ）、“小屋农”（ käther ）和“无地农”（ häus ler ）。相对于“雇工”（ knechte ）和“女仆”（ magde ）。雅卡尔（Jacquart）也类似地强调“中层农民”的相对衰落。他将其定义为那些“拥有或利用一小块家庭地产的人们”，他认为他们在危机中“无产阶级化”了（1978c，466）。

[19] 穆夫里（Meuvret）（1944，116）。

[20]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8）。

[21]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7～38）。

[22]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15，34，39）。

[23] 罗曼诺（Romano）（1962，520）。后来在重述这篇文章的要点时，罗曼诺说：“首要和最重要的是，（在农业上）决定性的崩溃在16世纪末到来，商业和工业的崩溃到来得较晚，在那些年短暂的危机之后这个意义上说，它开始于1619～1622年。商业和‘工业’的危机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危机。”（1974，196）。

[24] 塞拉（Sella）（1974，366～367）。

[25]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5，9）。

[26]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7），他列举了下列地区：爱尔兰、苏格兰、曼恩（Maine）（法国）、佛兰德尔（Flanders）、特文特（Twente）、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蒙斯特（Münster）周围地区、萨克森（Saxong）和西里西亚（Silesia）。

[27] 罗曼诺（Romano）（1962，520）。

[28] 罗曼诺（Romano）（1962，500）。

[29]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9）。

[30] 塞拉（Sella）（1974，366）。也见维戈（Vigo）（1974，390）。

[31] 见我在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77～84）中的讨论。

[32] 艾贝尔（Abel）（1973，225）。

[33] 格拉曼（Glamann）（1974，431）见莱昂（Léon）类似的观察：“对于17世纪，实际工资的上升被农业危机所阻碍，它发动了对谷物价格突然性的和猛烈的冲击。决定性地增加了生活费用，还有剧烈的工业萧条，它造成了长期和严重的失业。因而对于工人阶级的更大部分而言，是一场非常的灾难”（1970c，674）。

[34] 见我的简要讨论，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71）。

[35] 莫斯尼尔（Mousnier）（1967，167）。对使用金银作为度量的论证是由拉杜里（Le Roy Ladurie）有说服力地做出的。他引用了博利尔（René Baehrel）（1961）提出的尖锐问题：“不可能存在一个单一正确的货币价值度量标准，为什么我们认为它应当是一克（gram）银呢？”对此拉杜里回答说：“这是正确的。但更有理由（ a fortiori ）说，为什么我们认为它应当是都尔锂（ Livre touvnois ）呢？它添加补充金属的相对量使钱的价值不稳定……我批评以银作为米（meter）的标准，由于宇宙的某种相对性，我难道就要以橡皮作为米的标准，同样是相对的，却加上令人烦恼的弹性吗？”（1964，83）。

[36] 维拉尔（Vilar）（1974，246）；但是维拉尔又说：“除了在法国外，对1683年到1689年和1701年到1710年之间曲线的上升是不可忽视的。”

[37] 帕克（Parker）（1974a，529～530）斜体字是后加的。

[38] 斯普纳（Spooner）（1956，8）。

[39] 斯普纳（Spooner）（1956，35～36）。

[40] 见摩洛（Mauro）（1961a，特别是16～17），对他将欧洲作为一个单一类别对待的批评，可以在马塔（Mata）和瓦莱里奥（Valerio）的文中找到（1987，特别是118～120）。

[41] 莱因哈特（Reinhard）和阿曼高特（Armengaud）（1961，114）。

[42] 莫尔斯（Mols）（1974，39）；沃莱斯（J·de Vries）以1600年为100，计算出1700年的指数为106（而1750年为123）。但是他的计算去掉了东部欧洲，这部分必然会进一步降低这个指数（1976，5，图表I）。

[43] 见我的讨论，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第I章）。

[44]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a，206）。

[45] 詹宁（Jeannin），（1974，495）。

[46] 维拉尔（Vilar）（1961，114）。

[47] 托波尔斯基（Topolski）（1974a，140）。戴维斯（Ralph Davis）讲的完全是同一件事：“比普遍的经济衰退要引人注目得多的是发展途径出现歧义的方式。”（1973b，108）。比较托波尔斯基对罗曼诺（Ruggiero Romano）所用的“停滞”这个词予以驳斥：“17世纪是什么？……在众多的定义之中，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减少为单一的一个：它是一个‘经济停滞’的世纪。这只是一种印象，但是我坚定地确信，在这种轻易地论证后面只有一个支持论据：价格史……但这是一个好的标准吗？我不相信。”（1962，481～482）。

[48] 维拉尔（Vilar）（1974，52）。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莫里诺（Morineau）驳斥对于17世纪有一个阶段B这整个概念的企图。他说：“增长的停顿？这是这册（集体）作品选用的标题。它充满了假定和许多模糊的概念。它假想定会严守罗斯托式（Rostowian）的增长，无论对16世纪的乐观景象还是17世纪统一的悲观景象……如果一个人是荷兰人或英国人，而不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欧洲在1598年之后在地理上的兴起似乎是十分清楚的。这是一个重新分牌的问题。”（1978g，575）。然而，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想象中不是始终悲观的，如果他认为一个B阶段包含的恰恰是重新分牌，如果他持有与罗斯托式（Rostowian）增长理论相反的观点，他就会较少受到这种反对势力的影响。

[49] 塞拉（Sella）（1974，390）。

[50] 马德莱那（De Maddalena）（1974a，274）。

[51] 布罗代尔（Braudel）（1973，II，892）。这些过程的重叠在我看来似乎解释了肖努（Pierre Chaunu）的确信：“这种衰落通常不是发生在一个运动，而是两个、三个、四个阶段中。阶段是那些周期性危机……这些危机的年代在欧洲各地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前后相差两三年。但是相对的重要性和这些危机的意义在这个和那个地方各不相同。”（1962b，231）

[52]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5，13）。

[53]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58，63）。

[54] 罗曼诺（Romano）（1974，194）。

[55] 奇波拉（Cipolla）（1974，12）。舍费尔（Schöffer）谈到荷兰历史学家不愿意为欧洲普遍危机的概念的讨论做出贡献。“这个总危机怎么能使它适合于荷兰的黄金时代呢？”（1966，86）。

[56] 如格雷梅克（Geremek）所报告的（1963）。

[57] 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1967，404）。

[58] 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1967，405）。

[59]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b，136）。在波罗的海地带一个类似的萧条的时期由马查克（Maczak）和萨姆索诺维茨（Samsonowicz）发现（1962，82）。他们将时间定为1620年代到1760年代。

[60] 维拉尔（Vilar）（1974，303）。于是维拉尔企图使博利尔（Baehrel）（1961）其他不和谐一致的论证适应于与法国人有关的总理论。

[61] 肖努（Chaunu）（1962b，251～252）。

[62] 艾贝尔（Abel）（1973，221）。

[63] 艾贝尔（Abel）（1973，222，223，表No.37）。

[64] 拉布（Rabb）（1962b，40）。

[65] 见吕特格（Lütge）（1958，26～28）。

[66]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b，18）；见艾贝尔（Abel）（1967，261）的同样论证。

[67] 卡尔斯坦（Carsten）（1956，241）。

[68] 对卡尔斯坦（Carsten）自己而言这是熟知的，虽然他没有用这种语言。他谈到“土地贵族的兴起和他们与外国商人的直接贸易，扼杀了许多较小的城镇。”（1956，241）。

[69] 卡尔斯坦（Carsten）（1956，241）。

[70] 拉布（Rabb）（1962b，51）。

[71] 卡曼（Kamen）（1968，44，45，48）。

[72] 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ý）（1971，9）。帕克（Parker）类似地建议类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76a，72）；但是要注意，波里森斯基正好在下一句话警告不要误解：“如果过于简单化地相信，这场战争是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士为一方，‘旧政体’和封建贵族的代表为另一方的忠实，那就是愚蠢的。”

[73] 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ý）（1971，258）。接下去讲的就是“战争起到了加速某些社会经济变化的催化剂的作用，这些变化在战争爆发之前已在进行了。”（259页）它不是一个转折点。“三十年战争强化了已经存在的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它没有改变商业路线的基本方向或商业收缩的强度。”罗施（Hroch）也分析了三十年战争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停滞”之间的矛盾的结果。这必然是商品生产为一个“欧洲范围的市场”发展的结果（1965，542）。然而，他将这场斗争看作是“在封建阶级内部的。”（541页）。

[74] 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ý）（1971，264）。

[75] 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ý）（1971，236～237）。

[76] 这是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ý）著作第五章的标题（1971）。

[77] 见罗曼诺（Romano）（1962）。

[78] 见我的讨论，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69～273）。

[79] “波希米亚（Bohemia）的〔经济〕悲剧的程度是清楚的。”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ý）（1971，294）。这对于瑞士也是确实的；见卡曼（Kamen）的讨论（1968，60）。

[80] 舍费尔（Schöffer）（1966，106）。

[81] 肖努（Chaunu）（1967，263）。

[82] 艾略特（Elliott）（1969，55）。

[83] 肖努（Chaunu）（1967，265）。

[84] 罗曼诺（Romano）（1962，512）。里面的引语见布费尔蒂（Bulferetti）（1953，44，777）。

[85] 明钦顿（Minchinton）（1974，100）。

[86] 肖努（Chaunu）（1967，264）。斯普纳（Spooner）指出，土地只是那时商业财富的出路之一。他还列出三十年战争、国家、大公司和新技术（1970，100～103）。

[87]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0，104）。

[88] 这个时期相对于较早时期的成就被肖努（Chaunu）抓住了：“用从13世纪起进行了最大改良的一系列工具，16世纪的欧洲人撒出了第一张全球经济图。自相矛盾之处不在这里。不如说是从1550年到1750年，古典的欧洲做到了维持这个奇迹。这是在18世纪中叶的交通运输革命之前。”（1966a，277～278）。

[89] 肖努（Chaunu）（1966a，209）。

[90] 威尔逊（Wilson）（1973，331）。

[91] 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1967，395）。阿基利斯（Achilles）谈到阿姆斯特丹的小麦价格成为“全欧洲的标准。”（1950，52）。

[92] 艾贝尔（Abel）（1972，7）。

[93] 艾贝尔（Abel）（1972，63）。他用（用来做面包）小麦公斤（Kilogram）来制表，显示在英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维也纳和莱比锡（Leipzig）一个石匠的实际工资。

[94] 明钦顿（Minchinton）（1974，168）。

[95] 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1967，429）。也见托特堡（Teuteberg）所讲的“素食化”，即欧洲在中世纪末期到1800年之间这个时期（无关饮食增加了）（1975，64～65）。

[96]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80，表I）。拉杜里（Le Roy Ladurie）报告说鲍拉尔（M.Baulart）揭示出，巴黎工人的薪金在15到18世纪中的最高点是从1440年到1498年（1973，434）。范范尼（Fanfani）相信，意大利的实际工资在16世纪下降350%（1959，345）。

[97] 安德森（Anderson）（1974b，182）。

[98]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1～37）。

[99] 安德森（Anderson）（1974b，197）。对于他这场危机不完全是农业上的：“在同时，城镇经济现在碰到了它发展上的某种关键障碍……一个普遍的货币短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银行业和商业。”安德森将这种短缺解释为是由于采矿的“技术障碍”（1974b，199）。

[100] 安德森（Anderson）（1974b，198）。我冒着将自己落入这个阵营的危险，在我将自己与希尔顿（Hilton）关于这个假设的说法联系在一起的范围内。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3～24）。

[101] 安德森（Anderson）（1974b，185）。他认为在私人交往中这可能是由于遗产的分割而不是剥削的加强。

[102] 安德森（Anderson）（1974b，185）。他认为这应当是全球生产量增加的结果，又不是由于剥削的加强。但是见赫利希（Herlihy）对13世纪皮斯托亚（Pistoia）农村仔细的经验研究。在反驳马尔萨斯主义者（Malehusian）对14世纪人口下降的解释时，他指出在13世纪，农民“支撑着巨额水平的地租”；他们出售他们土地的永久租佃权给投资者以募集资本，而在1250年之后，“由于货币的贬值和小麦价格的迅速上升，永久地租的价值也突然飞涨，在1280年代达到高峰。”此外，“皮斯托亚的农村支付着相当于城市六倍高的赋税”（1965，238，240，242）。

[103] 安德森（Anderson）（1974b，200～209）。他对这个后果的经验性描述显得简明扼要和可佩服的清晰。

[104] 安德森（Anderson）（1974b，204）。

[105] 安德森（Anderson）（1974b，209）。

[106] 虽然安德森（Anderson）两本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是东欧和西欧方向不同的道路，甚至他也承认，“（封建主义的危机）的相对影响，在某些方向也许‘在东欧比在西欧’甚至更大。”当然，他对这两个地区危机的原因所进行的论证是不同的（1974b，246～248）。但是它的真实性是相同的，对农民阶层有利的后果也是相同的。

[107]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37～38）。

[108] 安德森（Anderson）本人指出，减少危险或减慢精英转换速度的方法之一，是他称之为“法律制度”（vincolismo），即在17世纪晚期引入的各种司法伎俩，在18世纪将大规模地产保持在家庭中，以“对抗分割的压力和资本主义市场的不可捉摸情形。”（1974a，56）

[109]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165～181）也见耶茨（Yates）（1975）。

[110] 安德森（Anderson），他提供了相同论证的另一个公式：“绝对主义国家的统治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时代封建贵族的统治”（1974a，42）。

[111] 安德森（Anderson）（1974a，40）。

[112] 舍费尔（Schöffer）（1966，97）。

[113] 鲍斯马（Bouwsma）（1970，10）。鲍斯马解释了这种对“宇宙系统理性化”的关心，是由于“这个时代的物质状况；是由于这个世纪长期的萧条，它的社会纷乱、战争和革命”（94页）。

[114] 拉布（Rabb）谈到在1610年到1660年间所建立的知识体系的“巨大范围和巨大的图景”［培根（Bacon）、笛卡尔（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霍布斯（Hobbes）］，他认为这正好是对危机的一个反应。“当这种渴望在欧洲文化中表示它的中心地位时，如1660年代起那样，人们就可以再度说，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是这场‘危机’已经被抛诸脑后了”（1975，58～59）。 bOGIZF3oStzZ4EpJ181b4hTYJywPeKMNulw0Y81S083JLVTocbLh37ibTk0HO/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