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老交易所，”博克海德（Adriaensz Job Berckheyde）作，他是一位来自哈莱姆（Haarlem）的艺术家。这种情景在1747年由波尔尼茨（Charles Louis Pollnitz）描绘说：

我在看这个广场，在那里商人为他们的贸易事务从中午聚集到一点半。这个广场比它的宽度要长，被一个大的敞开的回廊或走廊围绕着，由石柱加以支撑，它在有雨时可作为遮蔽。这个地方被称为“交易所”，在那里可以看到各个民族的商人，他们的服饰和语言的多样如这个地方的美丽那样使人欢娱。总而言之，没有比目睹那些被称为经纪人的那些人忙忙碌碌更有趣了。他们是被大商人雇佣来买卖交易汇票或是整理他们的其他事务，看到他们在这个广场从一头到另一头来回奔跑，人们会认为他们是疯子。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学家们有关欧洲价格的著作， ^[1] 其倾向与当时流行的经济循环理论（倾向于认为大约经250年有一个起落）相一致，这种循环理论由西米安（François Simiand）详述其分为两个阶段（A和B）， ^[2] 这流传给我们对早期现代欧洲史一个总括，至今看来仍为多数人所接受：即在16世纪有一个扩张（阶段A），而17世纪有一个收缩、萧条或“危机”（阶段B），划定这些阶段的年代，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即使我们只将讨论限于经济事务）的性质，各地区的不同，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涨落的后果与原因，是众多辩论的论题；但这个总括一直未变。

在1953年，莫斯尼尔（Roland Mousnier）写了一大部有关这两个世纪的著作（此后有了四次修订版），他在论17世纪这一部分（将其范围定为1598到1715年这个时期）时，以一种戏剧性的颤抖语调开头：

17世纪是一个危机的时代，它影响到一个人的全部、他所有的活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艺术的——还有所有有关他生存的一切，在他的生命力、感觉和意志的最深层次上。这场危机可以说是持续性的，但是有着剧烈的上升与下降。 ^[3]

在写了这些一年之后，霍布斯鲍姆（F.J.Hobsbawm）在《过去与现在》（ Past and Present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发动了一场重要的学术辩论。论题是“欧洲经济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总危机’，这是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总过渡的最后阶段。” ^[4]

同样的论题在艾贝尔（Wilhelm Abel）和范巴特（B.H.Slicher van Bath）论欧洲农业的主要调查研究中看到，艾贝尔说：“欧洲价格的主导趋势，在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是下降。” ^[5] 确实，范·巴特在使用 危机（crisis）这个词时是迟疑的，他确认1650年到1750年间这个时期“更确切地是一场非常漫长的萧条”； ^[6] 但这么说有很大差别吗？无论如何，他没有不同意艾贝尔的断言，即这个时期代表一种“总趋势的逆转”。 ^[7] 如果我们使用更为谨慎的语言，还能进一步扩大这种学术上的一致。维拉尔（Pierre M.Vilar）谈到“17世纪相对的倒退（recul）”， ^[8] 而肖努（Pierre Chaunu）断言阶段A和B之间的不同不是“增长〔相对于〕衰退（décroissance）”而是“增长〔相对于〕较少的增长”。 ^[9] 博利尔（René Baehrel）是最不愿意不管为什么就将其看作危机的，但甚至他也接受了在1690年到1730年这段非常有限的时期危机的概念。 ^[10] 由于用语变得越来越淡薄和时期定得越来越短，我们可能想看看到底还留下多少余地。舍费尔（Ivo Schöffer）在他论这个时期的文章中，是以一种怀疑的语调开头的。

有时看来17世纪似乎是插在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没有它自己的特色。一边是文艺复兴（Renascence）和宗教改革，另一边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Revolution），而对于这个夹在中间的世纪，我们只留下诸如“过渡”和“变化”这类模糊的术语。 ^[11]

可能这只是因为，如穆夫里（Jean Meuvret）在1944年论述的，对于价格明显上升的两个高潮之间的这个时期，“我们了解得要少得多。” ^[12] 那么我们就应当拒绝找出这个时期的特征，让它沉没在模糊有时是混乱的资料的错综复杂之中吗？或者我们应当如舍费尔（Schöffer）说的那样：“可能是囿于传统而不是由于我们更好的判断，但我们只不过是必须给予17世纪一个它自己的地位。我们的想象力需要它。” ^[13]

如果在专有名词的小题大做的后面没有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将这种决定看作文字风格上的奇想。首先有一个问题，是否有像经济的“长期趋势”这样的东西存在， ^[14] 而如果有，它们与政治和文化是如何相关联的。如果存在长期趋向，是否如英贝尔特（Gaston Imbert）论证的那样，每一对相连的阶段（从中世纪到现在）反映着一种不同的经济？ ^[15] 或是否如巴特（Slicher van Bath）所论证的，它们都属于从约1150年直到1850年这一个“间接农业消费”长时期的一部分？ ^[16] 或者是在其中某个地方有关键性的断裂？如果有关键性的断裂，我们就面对又一个问题，即它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对于这最后一个问题有几种熟悉的见解。一个是根本的突变，重要的断裂是随18世纪末工业革命发生的。对奇波拉（Carlo Cipolla）而言，这个“事件”和公元前八千年代的农业革命都代表了“历史进程连续性中深刻的断裂”。 ^[17] 科尔曼（D.C.Coleman）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说在欧洲从1500到1750年的经济发展中，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变化：“透彻地观察一下，1500～1750年的技术整体上显示出的更多是停滞而不是进步。” ^[18] 类似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个学派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来看待任何断裂的分期，如巴利巴尔（Balibar）所坚信的，1500年到1750年这段时期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1750年之后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时期。 ^[19] 以与巴利巴尔相同的精神，克拉克（G.N.Clark）将晚期中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与19世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这第一个阶段的界限被清楚地标明为“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到柏克（Sir Edmund Burke），从哥伦布（Columbus）到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从福格家族（Fuggers）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衰落，从乔托（Giotto）到泰波罗（Tiepolo）。它止于离亚当·斯密（Adam Smith），瓦特（James Watt），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拿破仑（Napoleon），欧文（Robert Owen）不远的地方。” ^[20]

对于另一个思想流派，这种断裂不涉及工业革命，而涉及欧洲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创建和资本主义的出现——或多或少发生在漫长的16世纪。例如西米安（Simiand）将16世纪看做是长期浪潮时期的开端。 ^[21] 斯威奇（Paul Sweezy）抨击以巴利巴尔（Balibar）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真正的制造业时期”（从约1500到1750年）和“现代工业时期”不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体系而是资本主义的两个阶段。” ^[22] 因此这个断裂来自16世纪。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实质上持有同样观点，虽然他将这个时期扩展得更广：

事实上很清楚，从经济观点看，13世纪到17世纪或多或少构成欧洲和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它对一种经济上的旧制度（ ancien régime ）进行了有力的挑战〔 Meten cause 〕。 ^[23]

第三个群体提供的断裂点，在以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一方，和以漫长的16世纪为标志的另一方的时期之间。他们建议以17世纪中作为现代的转折点。霍布斯鲍姆（Hobsbawn）看来属于这个阵营，而肖努（Pierre Chaunu）在其称为“古典欧洲”的综合论题中实质上也持有这种观点。在他这本书的引言中，他特别反对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他们没能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知识分子起源”可以在斯宾诺莎（Spinoza）那里发现，并忘记了16世纪的“数量和空间上的扩张”不是真正深刻的变化，而只是“12世纪开始的一场革命的最终结果”。肖努认为“最重要的质的变化发生在17世纪。”它们之中首先是“世界的数学化”。 ^[24] 作为人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者在每个问题上都有站在每一方者的证据，这第三种可能的断裂点的一个提倡者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祖科夫（E.M.Zhukov），他在1960年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世界历史学家大会上断言：

中世纪时代的传统上和时间上的界限，苏联历史科学的观点是在17世纪中期。这是因为封建主义在那时开始在经济上失去活力，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25]

于是这一个断裂有了三个年代：1500年、1650年和1800年左右；三个（或者更多）历史理论：1800年强调工业化是关键的变化；1650年强调的或者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列颠和尼德兰）出现的时间，或者是认为关键的“现代”思想，即笛卡尔（Descartes）、莱布尼茨（Leibnitz）、斯宾诺莎、牛顿（Newton）和洛克（Locke）的出现；1500年强调的是区别于其他形成经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创建。随之就是要回答人们提出的疑问，“有17世纪危机吗？”，这是个人们对于现代世界有关前提密切相关的问题。危机这个名词不应当贬值为循环变化（cyclical shift）的简单同义语。它应当保留给有着戏剧性压力的时代，它不只是一个连接点，而应当是表示出长时段（ Longue durée ）结构中的一个转折点。

因而危机应当表现的是那些非常的历史时刻，在其中一个社会体系内的补偿机制，在如此众多重要的社会行为者的观点看来是确实过于无效，重大的经济重构就开始出现了（而不只是在这个体系内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从后来的角度来看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一个公认的危机不是确实不可避免的，但另一种选择是旧体系的崩溃，以致使得许多（大多数？）社会行为者认为这要比发生的一场结构革命造成更大的伤害和无法接受。如果这是我们所认为的危机含义，那么“有17世纪危机吗？”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知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实际意味着：世界历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的？这个回答需要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体系、一种生产模式，并确实也是一种文明。当我们选择我们所定的年代时，我们就要选择我所评判类似与不同的标准。

这种工作的论证是现代世界体系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它起源于漫长的16世纪的欧洲，包括一种特有的再分配或纳贡式生产形式的 转变 ，就是从封建的欧洲［布罗代尔（Braudel）的“经济旧政体”（ancien régime）］转变为在本质上不同的社会体系。从那个时候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着（a）在地理上扩张到覆盖全球；（b）表现出一种扩张和收缩的循环模式［西米安（Simiand）的阶段A和B］，还有经济角色的地理位置的转换（霸权的兴起和衰落，特定中心地区、边缘和半边缘地带的起落变动），和（c）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包括技术进步、工业化、无产阶级化，和对这个体系本身有组织的政治抵抗——一个今天仍在进行的转变。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17世纪可以看作从大约1600年到1750年这一个时期，首先是扩张和收缩循环模式的一个例证。从世界体系的整个地理范围而言，大约在1500年创立的疆界直到1750年后没有重大的改变。对于正在进行的长期变化过程，在从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观察不到显著的质的飞跃。因此我们要论证，对于漫长的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本质上的 连续性 而言，有着一个大的不同，即扩张（A）和收缩（B），增长和较少的增长。对于这种总括实际情况的方式，我们应当如何提供证据呢？以一个标准而言这个回答是十分简单的。我们会试图表明扩张和收缩在经验资料上的不同，证明这种循环模式为什么发生，以阶级形式、政治斗争和文化感知在经济好转时勾画出其后果。从这种经验资料式的描述，我们会更清楚地力图阐明，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变革理论的一部分。

我们要论证的是，虽然世界经济的疆界在从15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基本上保留着相同的状况，有关资源的配置、经济角色、工资雇佣和工业企业的财富、贫穷及其场所，在1450年（或1500年）到1650年与1600年到1750年（年代上的重叠是有其考虑的）这两个时期之间有着不同。证明这种主张是不容易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需要建构几个全新系列的经济指数，这在本质上是困难的，从客观条件讲也许是不可能的。我们也许需要一系列间隔为25年连续性的断代图表，以显示出奢侈品和必需品贸易的规模、价值和方向，还有1500～1650年间和1600～1750年间的“累积”图表。也许如果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这类地图将会显示出欧洲贸易在其一边是东欧，另一边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属巴尔干的疆界内，在其基督教地中海沿岸与伊斯兰教地中海沿岸间的疆界内，包括的主要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贸易。而这些疆域应当包括南北美洲，而非洲和亚洲则排除在外。

首先，这些图表显示出，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除了包括了加勒比海（Caribbean）地区外，就外部疆界而言，1500到1650年间和1600到1750年间的模式没有重要的不同。在另一方面，在这两个时期的欧洲世界经济疆界 之内 ，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模式而言，我们确实发现某些重要的变化。工业的场所和集中地不同了（或至少是在变化的过程中），还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贸易方式上，不同地带工资雇佣者的百分比上，挣工资者的实际工资上的不同。不同的国家机器变得更强和更弱，农业、工业生产和人口的增加率也变化了。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也有些改变，而最重要的是，每个地区对世界剩余价值占有的相对程度变化了。

甚至在指明预期的变化方向之前，说明我们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对于读者而言就会明白这种理论所需要的统计资料是很缺乏的，往好里讲也是局部的和零星的。特别缺乏的是有关世界经济的 全面 资料，而这种资料才能够对 有关的 论述进行检验。如果要梦想对社会结构的可变性作出固定的论述，情况甚至要更糟。我们要找出阶级形成的变化模式，和在民族国家疆界的确定方面，在1500到1650年和1600到1750年这两个时期之间有什么改变，特别是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局限于特定国家的疆域内来对待，这方面资料甚至就更稀少了。从这点出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分析分散的资料，勾画出看来或多或少是可靠的、总括性的解释模式，以包容这些资料，表明一种理论观点，并对我们经验资料上的空白和理论上的未解之谜获得某些见解。我们正是以这种精神来考察意味着17世纪的“危机”、“相对倒退”或“较少增长”的历史文献的。

注释

[1] 见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的文章所附的书目。（1967，605～615）

[2] 见西米安（Simiand）（1932，6）。

[3] 莫斯尼尔（Mousnier）（1967，161）。

[4]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5，5）。

[5] 艾贝尔（Abel），（1973，221）。艾贝尔的调查研究的德文第一版发表于1935年，修正与扩充的第二版发表于1966年。艾贝尔说明“总的框架是保持着”，但是“14～15世纪和16～17世纪的萧条被解释为滞缓，并尽可能多地再细划分”（1973，6）。也许，艾贝尔相信在两个萧条之间有一个好转。

[6]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 a，206）。两种更近的调查研究［奇波拉（Cipolla），1974，12；戴维斯（Davis）1973 b，108］同样勉强地使用危机这个词，虽然奇波拉又说：“任何一种简单化说到底总有一点真理。”

[7] 这个用语出现在第二部分第五章（Part II ChV）的标题上。（Abel，1973，206）。肖努（Pierre Chaunu）使用了类似的用语“价格和活动主要趋势的逆转”，在论17世纪一篇文章的标题上。

[8] 维拉尔（Vliar，1974，46）他确定的时期开始于1598到1630年之间，结束于1680到1725年之间。

[9] 肖努（Chaunu，1962b，224）。这趋于接近西米安（Simiand）对阶段B的原始描述。“不是阶段A所发生的情况的逆转，而是……一个缓慢的增长或停滞，和不再有上升的连续性”（1932 b，649）。

[10] 博利尔（Baehrel，1961，29）如同肖努（Chaunu），特别提到阶段B不一定必然是衰退，可以只是一种低速增长（1961，51）。其他人同意说这个时期是特别严厉的。拉杜里（Le Roy Ladurie）将其确定为：“这个（17）世纪最后的20或30年”（1973，431）。雅卡尔（Jacquart）将其定为1680到1710年（1978a，385）。莫莱诺（Morineau）却发现“大量确实的迹象（ de bon allant ）”是在1660到1700年之间（1978f，523）。

[11] 舍费尔（Schöffer，1966，82）。模糊的用语总可以当做历史学家戏剧性的华丽辞藻而被换掉。“这是一种历史学家对于变化的情感的叙述性评论，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在这时或那时都会被归类为‘转折时代’”萨普勒（Supple），1959，135）。

[12] 穆夫里（Meuvret，1944，110）。见麦克劳德（Murdo MacLeod）论西班牙属中美洲的书显出的类似抱怨：“17世纪在某些时候以前的特征是‘拉丁美洲被遗忘的世纪’”（1973，xi）——辛普森（Leslie Boyd Simpson）一篇文章题为“墨西哥的被遗忘的世纪”（1953）可供参考。波利森斯基（J.V.Polišenský）以相同的语气，观察到“社会的、经济的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们首先关心的是‘更有革命性的’16世纪和18世纪，对17世纪所给予的注意很少”（1971，2）。鲍斯马（William Bouwsma）将17世纪称之为“在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是一个在两个过分开发地区之间的未开发边疆地带”（1970，1）。

[13] 舍费尔（Schöffer，1966，83）。

[14] 克鲁泽（Francois Crouzet）在1971年谈到“像西米安的A和B阶段那样的僵化概念”（1971，147），一个类似的抨击这次是来自左派，是波斯代尔维内（Gilles Postel Vinay）所作的：“A和B阶段…被证明是不考虑由分析地租所引起的真正问题的一个保险办法”（1974，78）

[15] 英贝尔特（G.Imbert）。在他论长期波动的书中（1959），指明了四个长期趋势，每个与一种经济形式相对应：
1250年——中世纪经济1507/1510年——重商主义经济1733/1743年——资本主义经济1896年——计划经济

[16]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a，Pt.III）

[17] 奇波拉（Cipolla，1964，31）

[18] 科尔曼（Coleman，1959，506）。这是一篇评述《技术史》（ History of Technology ）第三卷的文章。在其中科尔曼为他的见解提供了一个证据。也参见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7）对1300～1320年和1720～1730年之间“静止的历史”的论述。

[19]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采用了这种分期法。但是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自觉地在一个“过渡时期”和一个某种生产方式占优势或“统治地位”的时期之间作了理论上的区分（1968，217～226）。
一场马克思主义内部讨论这个分期问题的辩论在1940～1941年的《劳动月刊》（ Labour Monthly ）清晰地表现出来。这场辩论是围绕着希尔（Christopher Hill）一篇论述英国革命的早期著作展开的。菲尔德（Peter Field）批评希尔将1640年之前的英格兰估计为“仍然本质上是封建的”。菲尔德认为马克思讲得很清楚，16世纪的英格兰是“明确资产阶级化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并且，“马克思是正确的；16世纪的社会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确实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中最突出的资本家——可以与比利时的利奥波德（Leopold）相比”［菲尔德（Field），1940 a，558］。道格拉斯·加曼（Douglas Garman）答辩说菲尔德“误把蛋当作了鸡”；而且如果资产阶级革命在1640年之前已经发生了，“人们就要问是在什么时候？”［加曼（Garman，1940，652）］。菲尔德回答说加曼先生“忘记了这个概念和诞生不是同一事物”并且它“始于玫瑰战争（War of Roses）——封建主义者的大规模自杀行为，资产阶级利用其牢固地扎下了根——（而且）经过农民起义、没收教会土地、求恩迎礼（Pilgrimge of Grace），（和）北方伯爵们的起事，资产阶级社会逐步形成了”［菲尔德（Field），1940b，654～655］。因此，托尔（Dona Torr）为权力为一种十分明确的阶段理论辩护。她说菲尔德的错误是断定社会是直接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因而“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发展至为重要的小商品生产的中间阶段。”她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形式”只存在于工业革命之时，在英国庄园经济于14世纪“崩溃”的四百年之后［托尔（Torr），1941，90］。多布（Maurice Dobb）在写到与托尔同样的论题时，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在一方面，他不同意托尔将资本主义时期定于工业革命。如果人们这样做，他认为“那怎么能将17世纪的斗争看作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都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兴起的一个半世纪之前？”进一步，他说要论证“都铎（Tudor）和斯图亚特（Stuart）时代的英国是一个与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相对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是在回避这个论题。”多布的解决办法是论证在那时，“生产关系可以说已经改变，即使生产力仍保留其中世纪的形式。”因此将16世纪的英国描述为“其生产方式已经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是正确的。［多布（Dobb，1941，92）］。虽然多布的公式避免了托尔的公式易于导致落入的粗陋陷阱，但追根究底与她的思想没有真正的差别，如多布自己后来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希尔（C.Hill）在几年后发表了一篇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革命的观点的文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是个包括有“封建国家被在其内部成长的中产阶级所推翻，和一个新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创立起来。”希尔列举的例子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德国宗教改革（“资产阶级精神对旧秩序的第一次猛攻”）；尼德兰起义（“第一次国家规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1640年革命；法国1789年革命；失败的1848年德国革命；1905年和1917年2月的俄国革命；（1948，135）这篇文章集中在政治活动和政权上，绕过了对经济的直接描述，因而没能认真对待菲尔德（Field）提出的观点。

[20] 克拉克（G.N.Clark，1960，10～11）

[21] 西米安（Simiand，1932a，3）

[22] 斯威奇（Sweezy，1972 a，129）

[23] 布罗代尔（Braudel，1974，6）

[24] 肖努（Chaunu，1960 a，20～21）

[25] 祖科夫（Zhukov，1960，85）。祖科夫特别提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法国大革命定为转折点，并说俄国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FLD6df9sEJ+kjqUwS1uBghkuqIiVcVqnr5/4DkBLBVn4LKaNINhGbZNoI41wWe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