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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探讨的问题首先是怎样描述17世纪欧洲发生的现象。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有关17世纪“危机”的大讨论过于强调这一时期的封建性质。大多数学者将这一时期解释为欧洲的“重新封建化”。本卷试图辩驳对17世纪特征的这些总结，再次重申，欧洲的世界经济在延长的16世纪就已经确定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在许多方面，这第二卷是整套书至关重要的一卷。因为，它论证了对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观点和界定的合理性。
许多读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是最难理解的部分。因此，更多地从理论方面来重新阐释这种论点，以揭示我为什么相信我们所称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封建制度本质上不同于现代早期所谓的再版封建制度，也许是有益的。
本卷提出的第二个新的和重要的论题是霸权问题。这里，同样有许多人甚至那些对世界体系分析所做的总体研究持同情态度的人，也错误理解了我们有关霸权概念的论点。因此，更准确地重新阐释霸权概念到底意指什么，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它在理解现代世界体系如何运转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或许同样是有益的。
我们提出的学术问题是，人们能否论证在1450～1750年时期存在一种欧洲的世界经济，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实际上，这又是由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构成的：欧洲（或它的某些部分）在这一时期是否构成一种单一的经济体，它拥有单一的“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axial division of labor）；这个经济体能否被描述为是资本主义的。
我们的论证是从一个前提开始，它既是概念性的又是经验性的。这个前提是指存在着被称为“趋势”［logistics，这是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所使用的术语］的现象，它在法语文献中经常被称为“长期趋势”（trends séculaiires）。它们可能是时间非常长的周期，由通胀的A阶段和通缩的B阶段构成。在欧洲经济史学家有关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欧洲的文献中，这些趋势的存在似乎被广泛——但不是普遍——认为是想当然的。从经验方面看，文献中被最经常提到的阶段划分如下： [2]
我将这些趋势和它们的阶段划分视为前提性的知识。
从本质上看，我们论点的逻辑如下：在中世纪的趋势和现代早期的趋势之间存在某些基本相似的地方，这使我们能够将它们视为可以划分成A和B两个阶段的趋势。不过，对这两个时期做仔细比较能够揭示它们之间存在某些重要的本质区别。以致人们能够从这些区别中推断出，欧洲在后一时期存在着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而在前一时期不存在这种分工。
从最低标准看，一种趋势的基本模式将包括人口、经济活动和价格三个方面的扩张和收缩。我们假设它们将表现出长期稳定的上升和下降，并且这三项指标的变化是一致的。在确定这种趋势时，我们不考虑短期的波动。但就这三种现象中哪一种是决定扩张和收缩的首要因素，存在巨大争论。我认为，这种争论大体是徒劳无益的。
当然，这些现象依次又是由各种变量组成的复合体。价格并不构成一种简单的总体系列。在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最重要的价格系列被认为是小麦的价格。不过，它并不仅仅是小麦价格在绝对量上的升降，而且包括相对于其他谷物价格的升降，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谷物价格相对于畜牧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升降。还有我们称之为租金和工资的价格。其中工资——即实际工资——价格同其他价格系列成反比关系。
经济活动概念也是由许多变量组成，诸如商业交易量、总产量、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收益率和货币存量。这些变量同社会结构的各种变量存在着紧密的相关联系，后者诸如农业经营模式、土地占有模式、城市化的程度和行会的影响力等。
有关这些趋势的最基本观点认为，在这些变量的周期性运动中存在一种非常系统的相关关系，它们中的大多数彼此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也有一些变量同大多数变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一般而言，在由经济史学家提出的大多数分析中，并不存在对“政治”和“文化”变量是如何同这种分析框架建立联系的总体思考，即对它们是否存在某种系统的相关关系的总体思考。我相信，这种忽略是错误的。因为我认为，如果不考察在社会行为各领域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话，我们不可能理解整个体系是如何运转的。
我们提及要用“封建体系”来描述这一时期的特征。但我对“体系”一词持怀疑态度，因为封建时期的欧洲既不是一种世界经济，也不是一种世界帝国。作为一种“体系”，它至多能被描述为短命的加洛林（Carolingian）世界帝国解体后的残余。也许最好称它为一种“文明”，意思是指它是一系列小的体系（或劳动分工），由于一种共同的宗教组织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由于共同使用拉丁语而联系在一起。
封建时期欧洲的地理格局是由无数个庄园组织构成，每个庄园都是同周围地区形成的某种小的劳动分工的中心，这些庄园分别被嵌入多样的、松散的和更大的政治组织之中。许多这些地方性区域同时也被卷入长距离的贸易网络之中。但难道能够说这些地方性区域就是某种更大的经济体、某种单一性的劳动分工的组成部分吗？很少有人会如此主张。
然而，这些独立存在的区域似乎能够以同样的节奏做出反应，以致我们能够提及一种趋势的存在。几乎是在欧洲各地，人口在11和12世纪开始增加。欧洲的农业生产也开始扩张，这既是因为有更多的人从事生产、也是因为对农产品有了更多的需求。每个地方性区域/乡村都在开垦它周边的荒地（森林、湿地、沼泽），我们能够推断出，这些地块整体上看肯定要比他们以前耕作的土地更贫瘠。这种扩张不仅发生在每个地方性区域的周边地区，而且发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的边界地区：十字军东征，在伊比利亚半岛开始的收复失地运动，从穆斯林统治者手里收复地中海西部的岛屿，“德意志人”向“东方”的殖民，斯堪的纳维亚人向北的扩张，英格兰人向西和向北占领凯尔特人的土地。
因为对谷物的需求高涨，所以种植谷物变得有利可图，由此不仅“荒地”被开垦，而且牧场也转为耕地，低产谷物的种植转为高产谷物的种植（主要是小麦，其次是黑麦）。投资土壤改良与改进技术变得有利可图，因此产出增加（尽管新开垦土地的质量在下降）。
在总体扩张和价格上涨的背景下，那些向地主支付货币地租的土地占有制度越加令地主感到不满。固定地租的提高滞后于价格的上涨。因此，地主试图缩短租期，甚至最好是将货币地租转为劳役地租（农奴制），以此来保证劳动力的供应，满足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劳动力总是能够被有利可图地加以利用。另一方面，极小的生产单位也能够获得盈余，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作为谷物生产者“进入”市场。这大大增加了经济行为者的数量，并使生产“分散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的确，实行农奴制的一个根由正是这种生产的分散化。
经济的一般性扩张也包括——而且是相关关系——工业部门（主要是纺织品和金属器皿制造）的扩张和它的生产集中于城市地区（减少了交易成本）。工业生产集中于城市，使势力强大的行会组织的出现成为可能。总体而言，经济活动越来越专业化，地方性劳动分工也发展起来。
尽管地方性劳动分工能够为某种长距离的“奢侈品”贸易创造条件，但似乎并不存在更多的中距离范围内的劳动分工。高运输成本阻碍了它的形成。总之，地方性区域一般而言并不依赖或依靠这种“地区性”（即中距离）的供应来源。
封建文明的政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地方性政治，其中地主/领主试图用政治统治来加强他对地方的经济统治，甚至当地主是教徒时也是如此，恰如许多人的所为那样。国王、公爵和伯爵是掌握主要权力的地主/领主，他们直接拥有土地所有权，从中获取收入；其次是军事首领，他们领导着来自其效忠的贵族/其他地主提供的军队。在经济扩张时期，所有地主都会强化他们对农民的政治控制，首先是通过实施和扩大农奴制，并且通过扩大他们家臣的数量。在地主于地方上增加对直接生产者权力的同时，更高级别的统治者（国王、公爵、伯爵）的权力要比地方贵族增加的更大一些。统治者“家庭”的规模在扩大，小的官僚机构开始出现。欧洲的“对外”扩张是这些统治者的行为，这使他们依次又变得更加强大。不过，也不应夸大其辞。并不存在真正的强国，因为贵族抵制国家的控制（例如通过1215年在英格兰制定的大宪章）。但这一时期也确实存在一些“国家”。
从文化方面看，这是一个全盛时期。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同时也具有文化上的自信。欧洲的“对外”扩张导致新的文化思潮被吸纳进来，不过它们已经很好地被主流世界观同化了。阿奎那（Aquinas）的《神学大全》（the Summa Theoligica）正是这样一部集大成的著作。
人口的全面增加、工业的城市化以及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扩张，意味着城市的数量和面积增加。这使得一个小规模的知识分子阶层出现，第一批大学也被创建起来。
大约在1250～1300年，扩张结束，一个长时期的萧条开始。从根本上看，现在一直在增长的各个方面都开始下降。“向外开拓”的边疆被别的国家收复。对外征服的十字军战士被驱逐，拜占庭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摩尔人收复格拉纳达（至少是暂时地），蒙古人从亚洲大草原入侵欧洲。
人口下降，最明显的是由于黑死病的流行。不是将新的土地投入耕作，而是将已经耕作的一些土地抛荒，同样是这些土地在两个世纪之前还在使用。耕地面积之所以减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人口减少（疫病、饥荒、地方性战争），部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有则是因为地主对土地的圈占和集中经营。
价格上涨的趋势被逆转。租金下降。小麦价格下降。土地利用从谷物生产转向了畜牧生产或葡萄种植（取决于当地的气候），这既是因为谷物需求量下降，也是因为谷物生产需要较多的劳动力。“高贵”的谷物生产让位于“比较低贱”的作物的生产；后者对技术和土壤肥力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因此产出也低。
领主租金减少的压力由于人口的减少进一步复杂化，后者增加了直接生产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作为结果，农奴制走向衰落，最终完全消亡。另一方面，地主试图通过占用和圈占更多的土地来补偿他们收入的下降。这导致了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重新集中。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致使地主的经济地位受到削弱，他们拥有的劳动力规模太小。但富裕农场主阶层的力量却得到加强，他们家族的成员众多，并且已经连续几代占有他们耕种的土地。资本也从投资于土地转移到其他领域。
当然，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也在下降。实际工资增加。在寻求减少生产成本的过程中，工业生产倾向于转移到农村地区，主要是为减少劳动力的成本（尤其是因为交易数量在不断下降，所以将交易成本保持在低水平被置于优先地位）。
从政治方面看，结果是地主/领主在地方上对直接生产者的权威在下降。统治者的权威也同样地在下降。“国家”开始分裂，统治者失去了对地主/贵族的控制。作为“领主收入危机”的结果，同此前向边界以外地区的暴力入侵相反，“欧洲”内部的暴力斗争大大增加。爆发了许多农民的反抗斗争，他们利用了政治权威下降的机会。为了寻求增加收入，统治者和贵族之间彼此进行着更广泛和更激烈的斗争。上层阶级这种彼此之间的流血斗争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在同直接生产者斗争时的力量。
从文化上看，这是一个质疑权威、反抗传统、动荡混乱的时代。教皇的中央权威被削弱。许多新的基督教运动——强调平等主义和准异端的运动——传播开来。居“中心”地位的文化无法维持其地位。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独立。
通过对这种总体趋势的概括，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它的对称性。各种经济变量先是上升，然后下降。社会结构首先沿着一个方向发生变化，而后沿着相反的方向变化。政治的等级结构（地主高于直接生产者，统治者高于一般贵族）先是变得越来越强，而后变得越来越弱。居中心地位的文化先是巩固了自身的地位，而后受到广泛质疑。此外，这种对称性不仅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封建文明，而且适用于各个地方性区域。从整体上看，“欧洲”的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好像每个地方性区域都在复制一种普遍模式似的。封建时代的欧洲似乎成为了涂尔干所描述的机械团结的典型。
现代早期的欧洲在演进趋势上发生的根本变化在于，其变化模式失去了很多对称性，既包括在A阶段和B阶段之间的对称性、也包括在不同地理区域上的对称性。尽管同样是在扩张之后伴随着收缩，但每个阶段的变化模式变得更为复杂。在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同样存在着相关关系，但这里的模式也更为复杂。说模式更为复杂不是说不可能予以分辨，而是说要理解它，就必须引入空间模式分析或中心区-边缘区这对矛盾。
进一步而言，在B阶段的性质上存在着某种差别。在中世纪的变化趋势中，B阶段的标志性特征是人口、经济活动和价格的下降；而在现代早期，正如从整个欧洲来衡量一样，B阶段并不是一种下降，而是一种停滞或在增长率上的放缓。这在人口数量的变化上能够看得非常清楚。1450～1600年，人口变化曲线是大幅度上升，而到了1600～1750年，曲线变得平坦起来。并不存在类似黑死病的疫病爆发。再进一步讲，存在地理区域上的多样性变化。在西北欧，人口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下降，但在中欧有下降的趋势（主要是30年战争的结果），在东欧和南欧则是一种平坦的曲线。
在土地的利用上同样存在拓展趋势，这不仅表现在欧洲的内部，而且在对外部边疆的开拓上也是如此。A阶段是大探险的时期，在这个阶段美洲的部分地区被纳入到欧洲的生产版图。作为对照，B阶段标志着将更多的地区纳入欧洲版图的进程放缓，但不是丧失已占的领土。
如果我们考察土地利用模式的话，确实在A阶段同样有土地向耕地的转化，在B阶段则是耕地转为其他用途。但从细节看，在现代早期所发生的非常不同于在中世纪晚期的情况。在土地利用模式的转变上，西北欧转向一种农耕/畜牧生产相互补充的模式（在A阶段，是农耕和畜牧的轮作，在B阶段，甚至是更集约地实施轮作）。从整个欧洲看，中心区这种由轮作带来的产品缺口可以由在边缘区维持农耕生产或畜牧养殖的专业化，并由它们将相关产品广泛出口到西北欧的中心城市来补偿。因此，这包括在各个地区创立较大的生产单位——在西北欧是通过更广泛地圈地和/或重新确立“封建”权力来重建大的生产单位，在边缘区则是建立庄园和种植园。
一方面，欧洲各地商品价格的差别在大幅度减小。在中世纪晚期，至少有三个价格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区；在1500～1800年之间，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别从6∶1降到了2∶1。但另一方面，在欧洲的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商业交往，这些交往是由在劳动力价格上存在的显著差异造成的。因此，尽管商品价格差别在缩小，但财富上的差异开始增加。正如在中世纪那样，A阶段是一个专业化程度不断增长的时期，而B阶段则是专业化程度下降的时期，但能够对这种变化程度做出衡量的单位已经发生变化。在中世纪晚期，我们谈论的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理区域内实现的专业化；而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我们谈论的则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地理区域内实现的专业化。
类似的情况也在工业中发生。A阶段是工业生产集中在城市中进行的时期，而B阶段则是工业生产更多地在农村中进行的时期［即被描述为“原工业化时期”（proto-industrialization）］。在中世纪晚期，工业确实存在某种程度向原来的中心地区集中的趋势，但相比现代早期欧洲工业集中于西北欧的程度要小得多。进一步而言，在现代早期的B阶段，由于在边缘区重新出现了工业生产在农村进行的趋势，专业化程度有所下降，但这主要是在附加值最低的纺织品的生产上。而那些利润较高、附加值较高的纺织品生产，却仍然主要在中心区进行。
这种地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模式同样也在对劳动力控制的模式中出现。中世纪晚期的发展趋势是几乎在各处，A阶段基本都是实行农奴制，B阶段则是这种制度的瓦解；而现代早期的发展趋势，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地理区域上的多样性。在拥有更专业化农业生产的中心区，并没有向农奴制的倒退，而是转向一种由地主、租佃农场主和作为转租租户的直接生产者“三者组合”的模式。随着自耕农的“消失”，这种情况在B阶段甚至变得更为突出。绝大多数农业生产都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
在边缘区，拥有大量被迫种植商品作物的劳动力的大规模生产单位出现——在东欧是在庄园中劳动的农奴；在泛加勒比海地区是在种植园劳动的奴隶、一度曾是契约劳工；在美国的矿场一直是强迫土著人劳动的模式。这种生产很大部分是为市场进行的——在A阶段是销售到中心区；在B阶段，当中心区市场对它们“关闭”时，是销售到“本地”市场。这些生产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当边缘区大庄园的赢利率在B阶段下降时，庄园所有者通过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来补偿损失。应该注意的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对劳动力的压力是在不断增加的，劳动时间从中世纪的“日出到正午”模式转变为现代早期的“全日制”模式，而在边缘区的B阶段劳动时间事实上是被进一步延长的。
进一步而言，当专业化从地区内部层面转向欧洲层面时，就有可能产生两类以上的地区。事实上，第三类地区——半边缘区——已经出现，它有自身独特的模式——盛行分成制，在世界经济的贸易模式中发挥一种中间区的作用，将中心区和边缘区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从长期看）国家结构和工资水平都处于中心区和边缘区模式的中间位置。
在经济格局上，现代早期的发展趋势同中世纪相比还有最后一个重大区别。布罗代尔所说的、由国家支持的、在多个部门实施垄断的企业——活动范围跨越了政治边界——作为主要的经济运行组织在现代早期出现，成为进行资本积累的主要机构。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非常不同于封建文明的政治。国家成为政治组织的主要单位，而不是由一个庄园作为它的中心的地方单位。国家开始采取其现代形式。首要的问题是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既包括民事的，也包括军事的，以使统治者不再主要依赖其个人持有的土地获得收入，而是代之以依赖税收。作为从一种统治者的家庭实施统治的封建制度向那种韦伯所描述的充分发展的官僚制度转变的组成部分，现代早期欧洲的各个国家发明一种中间人制度。其中，官僚部分独立于企业家，“分享”国家的收入。这些就是官员的贪污和包税制度。作为过渡机制，它们被证明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这些国家被置于一种新的制度——国家间体系——之中，而且受它的制约。国家间体系是从16世纪开始悄然存在的，只是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的签订而在1648年被正式承认。在理论上，所有在体系内的国家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的和平等的。但事实上，存在一种国家权力的等级制，它往往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着相关关系。国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与一种国家间体系的形成相结合，大大改变了在发展趋势中每个阶段对权力分配的影响。
在中世纪的发展趋势中，在A阶段，领主对直接生产者的权力和统治者对贵族的权力是增加的，而在B阶段则是下降的。在现代早期的发展趋势中，在中心区（实行绝对君主制）统治者对贵族的权力是增加的，但在边缘区这种权力是在不断下降的（例如波兰议会的权力获得了巨大增加），而在半边缘区国家的情势则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就领主和依附农的关系而言，情况稍微有些不同。尽管在边缘区领主的权力明显是增加的，尤其是在B阶段；但在中心区，权力差别不是那么大，统治者试图获得对臣民的直接政治控制权，以及获得他们所缴纳款项的更大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努力削弱领主对直接生产者的政治权力。在A阶段这是一个稳定推进的过程，但在B阶段它的推进速度放缓。尽管如此，人们也许可以论证，就一般而言，领主/依附农的关系是在沿着领主权力不断减少的方向演进的，这个过程直到19世纪才最终完成，那时全体公民都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不再有任何重要的地方权贵居间控制。不过，这并不适用于边缘区，甚至直到今天也不适用。
另一种政治差别也应该予以关注。很明显，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带来的是资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加。同样的，这在整个欧洲的世界经济中绝非是均衡分布的。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集中于中心区，在边缘区则实际上几乎被清除殆尽（至少是对本地产生的资产阶级而言）。进一步而言，作为结果，每个地区的国家政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最后，简单地说，在文化领域，同样的空间差别应该予以关注。尽管封建时代的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文化的同质性（至少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实体——教会——来看是如此）；但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却产生了主要宗教教派的对立，在这个时期它同基本的经济对立存在高度的——尽管不是完全的——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似乎并非偶然。
现代早期的发展趋势确实是重复着同样过程。当然，存在着体系的某种发展过程——空间上的扩展和将新的地区纳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反复发生的去垄断化过程和发现新技术并以此作为确立新垄断的基础，城市化、无产阶级化和政治上吸纳新的统治阶级成员的稳定推进，这些似乎改变了它们的形态，但事实上并未改变基本的、在空间上的非对称性，即未改变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
因此，在两种发展趋势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匀称和不匀称；本地多样性的劳动分工和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劳动分工；上升到下降的A/B阶段和断断续续增长的（或齿轮似推进的）A/B阶段。这就是涂尔干所讲的机械式团结和有机团结之间的区别。的确，主要的争论涉及从延长的16世纪开始时欧洲内部（接着是在地理范围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相对较小的差别到20世纪形成非常悬殊的差别，其变化程度到底有多大。一些人论证，这只是部分地真实，量上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这种观点似乎很难被坚持。不过，另一些人论证，它只是在19世纪，或甚至只是在20世纪才是真实的。当然，有可能提出这样的论断，因为极化程度一直是在稳定地增加。但将某种结构存在的时间只确定为从它最完全成熟的阶段开始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从此它将开始走下坡路。在存在的初期，它就有权要求人们承认其存在。
世界体系分析的一个重要观念是，认为在迄今为止已知的世界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和世界帝国。世界帝国被界定为一种结构，它有一种单一的整体性的政治结构和单一的整体性的劳动分工。汉朝时期的中国和罗马帝国是世界帝国的两个好例子。霸权概念则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国家间体系中所具有的某种特征。
一个霸权国家非常不同于一个世界帝国。一种世界经济的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个拥有官僚机构的帝国，而是一个由所谓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间体系。一个霸权国家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强国，甚至并不简单地是国家间体系中最强大的那个国家，而是那个明显比其他强国（这里是强，而不是弱）更强的国家。这描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但绝非是连续发生的情势。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些时期，此时在世界经济的国家间体系中存在一个霸权国家；同时也存在另外一些时期，那时并不存在霸权国家，而是多个强国处于一种“力量平衡”状态。
说存在一个霸权国家，意思是指什么呢？它意指，一个国家能够将它的一揽子规则强加给国家间体系，并由此以它认为的明智方式创建一种世界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势下，霸权国家会给予属于它的或受它保护的企业以某种特殊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由“市场”赋予的，而是通过政治压力获得的。
我认为，将霸权不是视为一种结构，而是视为一种时间上的过程是有益的。进一步讲，我认为它并非是只有两个发展阶段（兴起和衰落）的过程，而是类似于熊彼特所描述的康德拉基耶夫周期，有四个发展阶段。如果人们从存在一个无可争议的霸权国家开始描述，那么，第一阶段发生于刚起步的时期。这是已有的霸权国家缓慢走向衰落的阶段，这段时间会出现两个强国竞争霸权地位。在此之后的阶段，是前霸权国家走向衰落的最终时段。我将这第二个阶段视为在世界体系中存在某种“力量平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两个竞争霸权的国家展开斗争，以攫取在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第三个阶段，争霸斗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致现有的秩序被破坏，在霸权竞争者之间展开一场“三十年战争”。第四个阶段是最终一个竞争者赢得胜利，由此能够确立它的一种真正霸权，自然将延续到这个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开始缓慢衰落。
迄今为止，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史中已存在过三个霸权国家。联省共和国是17世纪中期——短暂地从1648年到17世纪60年代——的霸权国家。英国是在19世纪的一个稍微比较长的时间——从1815年～1848年，也许时间更长一些——的霸权国家。美国是在20世纪中期——从1945年到1967/1973年——的霸权国家。
在荷兰的霸权衰落后，两个竞争霸权的国家是英格兰和法国。在英国的霸权衰落后，两个竞争霸权的强国是美国和德国。在美国的霸权衰落后，两个竞争霸权的强国是新兴的东北亚国家组织（日本-韩国-中国）和仍只是部分得到稳定发展的欧盟。
霸权国家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它们不可能永远维持其对世界地缘政治权力的准垄断地位。它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最终会破坏它们的经济优势。同时，在追求维持其政治-军事权力时，最终也会破坏它们的政治-军事权力。
霸权国家在与其盟国关系上的模糊性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霸权国家试图限制其盟国的经济实力，以维持自身的“特殊”优势。另一方面，霸权国家需要市场，它也需要盟国足够强大，以帮助它迫使经济“敌人”别无选择。所有这些要求都必然导致盟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其他强国相比，霸权国家在生产率上的优势地位将消失或至少是大大减弱。
因此，霸权必然会损害自身的地位，首先是在经济方面——这种衰落直接是由盟国经济实力增强引致的。在这个时期，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必须利用它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策略来维持其在经济上的特殊优势。它最初能够这样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当“敌人”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具威胁的时候。特殊优势地位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霸权国家必须强调它的意识形态是正确的。这种强调一种意识形态的正确性的做法不仅是它衰落的证据，而且会对它的吸引力产生负面的影响。
进一步讲，作为维持它确立的世界秩序的努力，霸权国家开始更多地投资于军事。它发现，它不时地需要实际利用其军事力量。使用军队是代价高昂的，会使资金从经济投资领域转移出去。
确实，在这一时期，霸权国家仍然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但在真正的霸权时期，它很少需要利用军事力量，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它具有军事优势，而且是压倒性的。在衰落时期，它开始需要利用它。然而即使它赢得了军事斗争，但利用军事力量本身就损害了它的长期有效性，意味着其他国家敢于从军事上挑战霸权国家。一个国家敢于这样做，就会导致另一个国家也敢于这样做。
当两个竞争霸权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和越来越自信时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存在某些模式。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例子中，一个竞争国家主要是以陆地为基础，而另一个国家主要以海洋为基础（或在今天以海/空为基础）。在头两个霸权周期中，以陆地为基础的强国试图通过将世界经济变为世界帝国来获得统治地位。拿破仑试图征服整个欧洲，希特勒试图征服全世界。而作为回应，以海洋为基础的强国并不试图变为一个帝国，而是要成为一个霸权国家。
为此，以海洋为基础的强国要建立大的联盟，首先是同以前的霸权国家结盟——英格兰同联省共和国，美国同英国。依此类推，我们也许期望，假定的东北亚国家组织也许会寻求同美国结盟。在过去的两个例子中，失去霸权地位的国家都变成新崛起的海洋（或海/空）强国的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
新崛起的以海洋为基础的强国开始往往并不拥有强大的陆军，只是在稍后的阶段才建设。在早期阶段，不拥有这样的陆军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它节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被投资于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使它能够赢得关键的竞争，而成为在为世界市场生产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在以前的两个例子中，生产上的优势导致商业上的优势，后者又顺次导致在金融上的优势。正是在新崛起的强国拥有所有这三方面优势的时间段上，同真正的霸权阶段相对应。荷兰霸权的这种发展序列将在本卷予以讨论。正如对荷兰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英国的情况那样，同样真实的是衰落也在重复同样的变化过程——处于衰落中的霸权国家首先丧失在生产方面的优势，接着丧失在商业方面的优势，但能最长时间地保持在金融方面的优势。
衰落的过程对霸权国家而言并不是灾难性的。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仍然是最强的国家，能够获得作为霸权国家所能获得的所有声望。一般而言，它仍然是非常富裕的国家，即使相比从前已不那么富裕。在其国民财富中仍然有很多盈余，这使它的居民能够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衰落最初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间有试图对其他国家，也对自己否认其衰落的各种努力。但衰落终究会到来。
这个衰落的时期并不是以前霸权国家的实力被大大削弱的时期。恰恰相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看均是如此（但在经济方面不再如此），但它已不再是霸权国家。即它开始从霸权的“特殊”优势中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少。这个缓慢但稳定的衰落时期可以被视为一种世界秩序——以前的秩序——缓慢但稳定地瓦解的时期。
正是在这个“均势”时期，衰落中的霸权国家开始投资于新崛起的强国的经济活动，而后者是作为一个次要的盟友同它结盟的。由此，它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在金融领域中的优势，并为它的剩余资本找到一个收益好的投资渠道。
世界体系中的无序状态往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以前的霸权国家已经表现出无力维系已有的秩序。两个竞争霸权的强国变得越来越活跃，他们试图通过建立适当的地缘政治联盟，以及通过创建新的领先产品的生产基地（在此基础上他们能够创建强大的具有垄断地位的生产部门），以确保其优势地位。对两个竞争者而言，“均势”似乎开始变得无法接受。由此，秩序最终被瓦解。
最终就是秩序完全丧失的阶段、“世界大战”阶段，或如我愿意称之为的“三十年战争”阶段。最初的三十年战争是从1618年到1648年，从中产生了作为霸权国家的联省共和国。第二次是1782年到1815年的革命/拿破仑战争时期，从中产生了作为霸权国家的英国。第三次是1914年到1945年时期，从中产生了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
在这三场“三十年战争”中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模式。每场战争都将那时世界经济相对发展好的地区卷入战争状态，都对这些地区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生命造成巨大破坏。不过，这些“世界大战”不是连续发生的，它们是间歇地进行的。
每场“三十年战争”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是模糊的。荷兰同天主教国家结成联盟。英国同欧洲的大多数专制国家结成联盟。美国同苏联结成联盟。在每场“三十年战争”期间，所看重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是为击败其他竞争者。在每个史例中，最终的霸权国家都会在世界大战期间发展一支强大的陆军，到战争结束时，这支战胜竞争对手的陆军已经变成赢得军事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在每个例子中，以前的竞争者最终被打败，失去了它的竞争力（至少暂时地），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当然也在政治方面都是如此。
最后，在每个例子中，赢得霸权地位的胜利者大体能够在战争期间免遭物质上的破坏。免遭战争破坏和在战时发展经济基础设施，这就意味着在世界大战结束时，霸权国家已经拥有相对于所有其他主要国家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它能够比所有其他国家的生产者——不仅包括边缘区的生产者，而且包括以前的或未来的中心区的生产者——最有效地生产出那个时代最能赢利的产品。
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真正霸权的开始，这是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或第一个阶段。对战争的厌倦、对秩序解体的厌倦、对政治动荡的厌倦，世界欢迎或似乎欢迎当前霸权国家的“领导”。霸权国家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设计。荷兰提供的是宗教宽容［在谁的领地信谁的宗教（cuius region，eius religio）］、尊重国家主权（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开放海洋（mare liberum）。英国提供的设计包括在欧洲建立以立宪议会制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家、赋予“危险阶级”以政治权利、金本位制度和结束奴隶制。美国提供的是多党选举制度、人权、（温和的）非殖民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这些设计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并不必然付诸实施。正如1663年乔治·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在谈及荷兰的设计时所指出的：“英国的海是开放之海，而非洲和东印度的海岸（即荷兰占有优势的地方）则是封闭之海”。 [3] 霸权国家从来就不允许意识形态干预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尽管如此，但这些设计构成了霸权国家宣称它的霸权地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这种设计无疑在它能够维持世界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真正的霸权时期，霸权国家既建构了一个反对它对世界设计的“敌人”，又建构了一个同盟网络，对它而言，这具有根本重要性。与其说建构一个同盟网络是为了同敌人做斗争，不如说建构一个敌人是为了控制盟国。霸权国家试图确保盟国的直接经济利益屈从于霸权国家的经济利益，由此创造出一些“额外”的好处，那也是霸权国家追求的目标和回报。
荷兰同英格兰建立了新教联盟以反对法国。英国在1815年以后时期同法国达成友好谅解，以反对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个专制国家。美国创建北约（与《日美安保条约》）以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在每个例子中，盟国在经济上都受到联盟的制约，至少是直到霸权国家的衰落时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到那时仍受到制约）。
霸权国家提供的领导不仅是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是在文化方面的，不仅是在艺术方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结构方面的。这适用于荷兰，它在很长时期中为那些被自己国家驱逐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聚集地。英国，接着是美国，是如何塑造某种知识结构的，将在第四卷中用更多的篇幅去讨论。这种对文化领域的控制，以及对金融领域的控制，是霸权优势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它最终也会失去这种控制。
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运转中，霸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机制。霸权周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决定性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霸权国家的兴起和衰落阻止了世界经济转变为世界帝国——后者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前是定期出现的。霸权机制使现代世界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经济，它产生、繁荣和扩张，并将整个地球包括在内。没有这种机制，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并由此改造着整个世界。
[1] 2011年英文版序言等由吴英翻译。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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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疑有误，似需改为
[3] Cited in Pieter Geyl， The Nether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ol.2，1648-1715（London：Ernest Benn，196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