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欧洲世界经济产生于16世纪。这种经济体系在早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征，即资本家并没有在世界面前自我炫耀。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自由企业意识，也不是个人主义、科学、自然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这些世界观都是到了18、19世纪才趋于成熟。如果说当时流行着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国家干预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不分国界的现象，其发展要以国家的强大为前提？这个问题不是能用一句话来回答的。但这也不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完全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是：经济决策要首先适合于世界经济舞台，政治决策要首先适合于较小的合法统治结构，即世界经济内部的国家（民族国家、城市国家、帝国）。

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导向——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这种特性” ——造成我们难以为决策者找到对应的群体，无法圆满而合理地说明决策所蕴含的群体利益。然而，由于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原则上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不能分开讨论的，所以这就引发了一个微妙的分析方法的问题。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尽量依序探讨这两个方面，但同时也暗示两者之间的联系，让读者在了解事情的全貌之后再作出判断。可以肯定，我们将一再有意无意地破坏自己定的这种依序叙述原则，但它至少是我们谋划构思的指导思想。如果有时我们把较大的体系视为资本主义的体现，把较小的体系视为国家干预主义（或用时髦的话来说，民族发展）的体现，那也绝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具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国家只能在世界体系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我们也只能根据这一背景来理解国家。

社会阶级与集团组织（民族的与宗教的）的情形也是如此。它们也是在国家和世界体系的框架内进入社会。它们同时出现并常常互相对立。它们是该时代社会组织状态的反映。现代阶级体系是在16世纪开始形成的。

但是，16世纪指的是什么时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应当记住，历史世纪并不一定与历法世纪相吻合。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看法，这既因为它以坚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也因为它似乎完全符合我所认为的事实。布罗代尔说：

有人在说到16世纪时并没有具体说明这指的是一个世纪，还是前后跨着其他世纪，有人认为，即使它跨着几个世纪，也应把它理解为一个整体。我以为这都是不妥的。我认为，正像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我的著名老师豪泽（Henri Hauser）所说的一样，‘我们的’世纪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大约从1450年到1550年，第二部分从1550年到1620或1640年。 ^[1]

如果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来看，起止年代可能会各不相同，但就整个欧洲世界经济而言，我们认为1450～1640年的确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时间单位，因为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建立了起来，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这个体系“固然庞大但也是非常虚弱的”。 ^[2]

另外，这一欧洲世界经济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大陆未必与地理大陆相吻合。到16世纪末，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不仅包括西北欧和基督教地中海地区（包括伊比利亚），而且包括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它还包括美洲的一些地区：新西班牙、安的列斯（Antilles）、特拉法尔玛（Terraferma）、秘鲁（Peru）、智利（Chile）、巴西，或者说是包括这些地区中真正受西班牙和葡萄牙行政控制的那些部分。大西洋的一些岛屿，也许还有非洲沿岸的几块飞地，也可以包括在内，但是不包括印度洋地区。除了某一时期菲律宾的一部分之外，也不包括远东。不包括奥斯曼帝国。至于俄国，至多也只是短期包括其边缘地区，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但是仍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把16世纪的欧洲看作两个以前相对分离的体系的组合——一个体系是以意大利北部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地中海地区， ^[3] 另一个是从佛兰德到汉萨同盟的北欧和西北欧商业网——外加两个附属部分：一个是易北河东（East Elbia）、波兰和东欧的其他一些地区，另一个是大西洋岛屿和新世界的部分地区。

从纯空间的角度来讲，这个体系可谓相当广阔，据肖努统计，即使只把欧洲国家的海外正式殖民地考虑进去，在1535～1540年间，西班牙已经控制了西半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从那时起到1670～1680年间，欧洲人控制的面积从三百万平方公里增长到七百万平方公里（直到18世纪末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 ^[4] 但是空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肖努曾经讲到“人口剪刀运动”（Demographic Scissors Movement），在这一运动中，欧洲人口的增长“由于广大超欧洲地区的人口下降，而在全球范围内变得几乎毫无价值”。 ^[5] 这样一来，欧洲世界经济中土地与劳动力之比就大为提高，这是欧洲在现代早期的危机时代得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但是扩张所带来的不只是土地与劳动力比例的改善，它还使大量积累原始资本成为可能，这些原始资本用于资助农业生产的合理化运动。 16世纪的这一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长期的通货膨胀，即所谓的价格革命。这一独特的通货膨胀现象与资本积累过程的关系是现代文学的中心论题，我们将逐一考察争论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以便能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模式，解释在这个时代的末期欧洲世界经济所获得的独特劳动分工形式。

欧洲的价格起伏模式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虽然学者在时间方面有分歧，在原因方面更是各执一端，但都承认这一现象的真实性。如果我们把最近的两个有关粮食价格的统计放在一起， ^[6] 我们就会得到下面这张图表：

1160～1260年：迅速上涨

1260～1310（1330，1380）年：高居不下

1310（1330，1380）～1480年：逐渐下跌

1480～1620（1650）年：高价

1620（1650）～1734（1755）年：下滑

1734（1755）～1817年：上涨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缩小到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16世纪，我们将看到，尽管在上表中它处在高价阶段，但在这个世纪中间显然还出现过经济波动。肖努在卓有成效地研究了塞维利亚的交易所（Casa de Contratacion） ——即跨大西洋贸易的主要仓库——的档案之后，揭示了下面这种活动周期。根据对商品量（商品总量和各种商品的数量）和价值的估算，肖努看到了下列四个时期：

1504～1550年：持续增长

1550～1562/3年：幅度较小的下滑

1562/3～1610年：膨胀

1610～1650年：下滑 ^[7]

商品量的估算不一定与价值的估算相一致。“流通指数与价格的浮动相近似，但比后者起伏大。特定的价格曲线要比商品流通曲线平缓一些。” ^[8] 肖努认为，他把1610年定为下滑点与亚尔萨斯（Elsas）把1627年定为德国物价的下滑点，和波斯特赫摩斯（Posthumus）把1637年定为低地国家物价的下滑点是一致的，都反映了欧洲的物价下滑趋势，只是在不同地区时间略有先后。这种下滑趋势，我们后面将会讨论。 ^[9]

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使我们认识到，世界经济还只是处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肖努指出，在15世纪，欧洲三个商业区（基督教地中海地区、西北欧、东欧）的价格水平各不相同，有的昂贵，有的低廉，有的居中。世界经济建立的标志就是“（该世纪）初各地价格相去甚远，而最终消弭了价差”。 ^[10] 虽然“最终”已是16世纪以后的事，但在16世纪已见“消弭”的端倪。如果说1500年基督教地中海地区与东欧的价差是6∶1，那么到1600年则为4∶1， ^[11] 到1750年只有2∶1。塞姆索诺维支（Henryk Samsonowicz）说，16世纪初期以后，普鲁士的工资和价格与西欧“越来越接近，尽管两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正好相反”。 ^[12] “尽管”吗？不应该读作“因为”吗？

关于16世纪物价上涨的原因，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他最初运用这一观点解释16世纪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价格，后来则把它更广泛地运用于西欧。他说：

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在美洲金银进口量与安达卢西亚价格之间一直存在密切关系……从1503-1505年间开始，直到1595年，贵金属的输入呈上升趋势，而从1503年到1597年，安达卢西亚的物价也持续上涨。物价的暴涨与金银进口量的激增也正好同期发生。贵金属进口与价格的这种联系在1600年以后继续存在，那时二者都呈下跌趋势。 ^[13]

在1960年以前，汉密尔顿的理论一直受到攻击，有的是事实方面的，有的是理论方面的。但他更加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自1500年以后，金银供给增加）的百分比可能远胜于物价上涨的幅度。与寻找价格革命的次要原因相比……我们更需要解释为什么价格未能与贵金属储量的增加保持同步。由于越来越多的金银用于器皿、装饰、服饰和其他非货币目的，所以商品价格提高了，而金银本身则变得相对便宜，这就缓和了后来进口的金银的冲击力……为扭转与东方的贸易逆差，西方花费了大量硬币……生产租金转由货币支付，实物工资部分地换算为货币，以物易物现象的减少，这些也都抵消了金银供给量增加的影响。 ^[14]

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汉密尔顿运用的是费希尔（Fisher）的货币数量理论。按照这种理论PQ=MV，而且汉密尔顿似乎还认为V和Q是不变化的恒量（P是价格；Q是商品和劳务量；M是货币量；V是流通周转率）。批评者表示，他们怀疑汉密尔顿的这种观点，他们要求以事实来验证。

汉玛斯特罗姆（Ingrid Hammarström）在一篇猛烈批评汉密尔顿的文章中写道，汉密尔顿颠倒了事物发展的顺序，正确的顺序应该是：经济的活跃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引起开采业的发展，开采业的发展带来贵金属供应量增多。对此，汉密尔顿反驳道：

显然，“莫名其妙的经济活动所引起的物价上涨”，通常不是助长而是阻碍贵金属的开采，因为贵金属的法定价格不变，而开采费用却增加了。而且，物价上涨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现有贵金属用于铸币的部分，因为随着贵金属用于非货币方面，铸币本身相对贬值。

但是，为什么法定价值必须是固定的？这只是一种政策，而且很难说对那些在扩张时代的贵金属流动中获利的人（包括西班牙国王）有利，因为当成本如此低廉、数量如此巨大的贵金属突然展现在眼前的时候，这一政策却不鼓励开采。正如汉玛斯特罗姆所云，问题的关键在于决定贵金属用途。他指出：

为什么西欧人舶来贵金属既不作为财宝珍藏，也不用来装饰圣殿（亚洲人和美洲土著居民都是这样使用黄金的），而是用作流通货币的重要补充，即用作一种支付手段？ ^[15]

布伦纳（Brenner）认为，英国的统计数字是以证实汉玛斯特罗姆的论点。布伦纳发现，产品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欧洲金属储备增加与否，而在于这一储备如何利用。” ^[16] 他指出，价格上涨先于美洲财富的抵达。 ^[17] 布伦纳说，人们应该感觉到，费希尔等式中的所有因素这时都是可变的。他说：

总之，16世纪上半叶的物价上涨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货币流通量加大，周转率加速，另一个是在对农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的关头，其供应却相对减少……

周转率的加速则是下列因素造成的：工业发展和商业扩大；搞土地和合法市场投机的人突然增多；社会上大部分人从自给自足的农村转入通过市场（货币供给）取得食品的城镇。 ^[18]

因此，布伦纳认为，决定贵金属用途的就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全面兴起。

这种经济发展决定贵金属用途的理论意味着，即使商品的数量（Q）和周转率（V）不固定，那么至少也处于上限。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呢？从商品和劳务数量来说，它似乎难以成立。因为正像纳达尔（Jorge Nadal）提醒我们注意的，这种理论似乎认为人力、物力已得到充分利用。

只有当所生产的商品量不能再提高的时候，支出（相当于货币量乘以周转率）的增加才会转化为价格的成比例上涨。 ^[19]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贵金属的增多不是直接导致物价上涨，而是由于提高了利用人力、物力的能力，而间接地引起物价上涨。例如米斯基敏（Miskimin）认为，“早期重商主义（mercantilist）者对贵金属流通的过分重视”在下列意义上是正确的：

贵金属的输入会启动人力和物力，并同时增加政府的资金储备，从而减少了战争消耗。

这样，我们就有了确定最充分利用贵金属的国家的根据，即

它们具有充分调动人力、物力以使贵金属的流入转变为真正的经济增长的能力，不管它们的这种能力是体制决定的，还是物质决定的。 ^[20]

周转率受不受限制呢？鲁宾逊（W.C.Robinson）在与波斯坦（Chael Postan）争论时，曾提出金条流量能否解释14世纪衰退的问题。他认为，在信用机制尚属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周转率几乎就等于每个时期每块金币的实际周转……”因为13世纪因新币增多、周转率加速引起的膨胀就含有内在的制约因素：

最后，……货币供给量除每年略有增加外，基本上达到了它的上限，这样，周转率就不能再提高。这时，商业就受到制约，商人就被迫降价。早年的洋洋自得和高额利润就变成郁郁寡欢和节衣缩食。人们开始储藏金币以防价格下降。简而言之，衰退也能自救。 ^[21]

波斯坦在反驳时说，鲁宾逊认为货币供给量已达极限的说法事实上是错误的，因为新币继续进入流通领域。波斯坦还说，当时的信用机制也比鲁宾逊所说的要灵活，而商人的心理反应在当时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经济变量。 ^[22] 但是波斯坦基本上没有对有限论提出挑战。挑战是由米斯基敏（Miskimin）提出的，我认为他的挑战颇为有力：

在既定的信用机构发展水平上，金条一旦铸造成一定量的硬币，那么既定金条量的流通周转率就完全可能有一个物质上限。但是借缩小金条流通单位的体积而制造出来的劣币会从物质上和体制上提高金条流通周转率的上限。受内部移民、城市化、专业化等各种压力的影响，当从技术上讲，劣币使周转率所受到的限制放松了的时候，人们非常可能会利用这种新的自由，16世纪的许多欧洲劣币在周转之后，完全可能造成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其幅度相对于劣币本身水平而言，简直不成比例。 ^[23]

于是我们可以重提这个事实，即导致16世纪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体系及其从结构上对某些类政治决策（如制造劣币）所形成的压力。并非一般的金条，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的金条才构成问题的关键。弗林登（Clarles Verlinden）认为，正是这种资本主义早期特有的垄断形式才最应为价格的持续上涨负责：

在我们解释周期性危机时，必须充分考虑投机的因素。“垄断”（Monopoly）非但未使物价稳定，反而会不时地使物价失去控制，当时某些奢侈品（酒）除外。它是这些灾难性物价波动的始作俑者，它无疑也间接地对这种特有的价格变化形式产生影响。在每一次几乎是人为的提价之后，物价都没有回落到危机前的水平。这样，垄断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长期的物价上涨。 ^[24]

那么，输入金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不想探讨抽象的道德问题，我们只是问，金条输入有益于建立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吗？汉密尔顿当然会做出肯定的回答。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铸币材料的增加并不比其他种类货币量的自然增加更能对经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显然，一切取决于如何利用新增加的货币。……就16世纪的西班牙来说，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新的财富用于贯彻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的政策……贵金属的输入延缓了劣币的出现。否则劣币会出现的早得多。所以，输入贵金属变成了战时通货膨胀的手段，随后通常开始一个穷困化和社会组织化过程，因此贵金属的输入也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因素。随之出现的物价暴涨是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普通环节……

总而言之，流通媒介的膨胀的确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从结果来看，它使这一发展变得缓慢而不是加速。法国和英国的情况殊为不同，但这恰恰是因为这种影响在这里被更多地抵消了。……在我们说明英国工商业的一切持久性成就时，完全不必考虑贵金属过剩的因素…… ^[25]

这种论点源于熊彼得的这样一种信念：“通货膨胀的影响——笔者并不否认它的存在，但感到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和理论问题被夸大了——几乎完全是破坏性的。” ^[26] 熊彼得似乎认为，只要实行理性的控制，就可以抵御通货膨胀可能带来的冲击和有时无法预料的后果。对此我们不敢苟同。但他的长篇大论使我们充分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全球性影响比它对个别地区所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 ^[27]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食物供给。既然经济全面增长，为什么农产品供给下降？首先应该说明，严格地说来并没有下降。 ^[28] 只有当人们把诸如英国、西班牙之类的国家作为单位，而不是把欧洲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单位考察时，才会发现相对于日益增多的人口来说，食物供给量减少了。在那些工业发展的国家里，大部分土地必须改为牧场。 ^[29] 但是人依然在，只是这时他们越来越靠波罗的海的粮食为生。 ^[30] 由于明显的短缺，由于运输，由于中间人的盘剥，这种粮食的价格比本地产的粮食昂贵。

那么说，贵金属数量的增加并不是一件好事？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它为发展欧洲世界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它哺育了飞速的发展，保护了这个仍十分脆弱的体系，使其免遭大自然的袭击。莫里诺（Michel Morineau）指出，在中世纪的欧洲，物价的起伏与收成好坏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在16世纪，贵金属不是抬高了物价，而是使其避免跌落。 ^[31] 奇波拉（Carlo Cipolla）就曾对是否真正存在物价上涨表示怀疑。 ^[32] 他相信，对16世纪的财政结构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物价上涨，而是利息率下降。他认为，在中世纪后期，利率约为4%～5%，1520至1570年间长到5.5%，然后突然下跌，在1570至1620年间，平均为2%，贵金属使货币变得不值钱。 ^[33]

这似乎表明，关键因素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如马克思所云，这个体系始于“16世纪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期”。 ^[34] 一切变化都源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式而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唯一的模式，因为一经它建立起来，其他“生产模式”的职能就只限于如何适应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政治社会格局。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至少在这个时期，“不只有一个资本主义，而是有若干欧洲资本主义，每一个资本主义都有自己的领域。” 毫无疑问，正是若干资本主义的存在才使贵金属储量的增加变得重要，因为最初西北欧的金币周转率恰恰低于欧洲地中海地区。正如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所说的：“货币量理论只有在考虑进周转率因素和欧洲内部经济差异因素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35]

这使我们必须讨论一下汉密尔顿论点的第二部分。不仅物价上涨，而且工资增长滞后。这种现象是否存在？其原因若何？在这些方面的争论也是很激烈的。 ^[36] 汉密尔顿认为，在英国和法国，物价上涨，但由于制度僵化，工资和地租却没有同步增长。而在西班牙，情况并不是这样。 ^[37] 因此在英法两国因有些人大发横财而造成一道鸿沟，这是16世纪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他说：

英法两国受价格革命的影响，物价和工资严重失衡，于是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大为减少，余下的这部分财富转入了其他瓜分者的腰包……地租也如工资一样落在物价的后面，因此地主并未从劳动者的损失中受益……这样，这笔横财就连同东印度贸易的利润一道为积累固定资本准备了条件，而且这种惊人的利润更对已有的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热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8]

这种认为地租落后于物价的观点受到非常猛烈的批评，主要批评者是柯立芝（Eric Kerridge）。他认为这种观点完全违背16世纪英国的现实。 ^[39] 其他学者则认为它也不符合其他时期和地点的情况。 到1960年，汉密尔顿收回了他有关地租的观点，但他强调指出，这并不影响其理论的力度。他说：

人们可以认为，在价格革命之初，工资相当于生产成本的3/5，……我认为在1500年，地租占英法国民收入的1/5。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出现了提高地租的倾向，但在个别情况下，也有为降低地租而修改租约的事情发生，两者相互抵消之后，在价格革命期间，地租与价格的增长同样迅速。国民收入的另1/5来自包括利息在内的利润。由于3/5的成本远远落后于飞涨的物价，……所以在16世纪的英法，利润肯定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这种水平一直持续了40～50年。在价格与工资出现巨大差异的时期——尽管这种差异在逐步缩小——利润率仍然很高，直到17世纪以来，这种高额利润局面才告结束。

汉密尔顿的工资滞后论还受到其他人的批评。 ^[40] 一个重要的论点是由内夫（John Nef）提出的。他认为，有据可查的货币工资并不等于全部工资，因为还有实物工资，后者可能能够弥补货币工资与物价的差距。而且，小麦价格的上涨不是所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所能相比的。他说：

首先，迄今所统计的数字指数夸大了价格革命期间生活费用提高的幅度。第二，工人食品支出的增加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不由工人来承担，而由他们的雇主承担。第三，很多工人拥有小块土地，他们可以从这些土地上获得一些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可能要以相当多的货币工资用来购买食品以外的商品。 ^[41]

费尔普斯-布朗（Phelps-Brown）和霍普金斯（Hopkins）以为，工资下降所造成的恶果事实上并不十分严重，因为粮价的增长速度高于手工业品，这样，日益重要的粮食制品的价格就不像粮食本身增长得那样快，而且手工生产技术的改进又会进一步降低这种粮食加工品的成本。 ^[42] 但无论如何，晚近（1968年）的研究表明，根据比汉密尔顿更精确的统计，在16世纪的西欧，实际工资确有下降趋势，连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也承认这一点。 ^[43]

斯利克绘制的表一清晰地反映了实际工资的下降趋势。 ^[44] 这是一个英国木匠的日工资，表中的数字是小麦的公斤数。

表一：英国木匠的实际工资 1721～1745=100

1251～1300 81.0

1300～1350 94.6

1351～1400 121.8

1401～1450 155.1

1451～1550 143.5

1501～1500 122.4

1551～1600 83.0

1601～1650 48.3

1651～1700 74.1

1701～1750 94.6

1751～1800 79.6

1801～1850 94.6

从上表中我们可发现三个事实。1850年英国木匠工资与1251年并无显著不同。工资最高点（155.1）在“漫长的” 16世纪前夕，而最低点（48.3）在16世纪末。由此可见16世纪的工资下降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认知到，1601至1650年英国的工资在欧洲城市工资中并不是最低的，这一下降趋势就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这种工资严重下降现象本身是三个结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则是16世纪尚未消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西奥卡（Pierluigi Ciocca）经过缜密的研究指出了这些结构在物价暴涨时期如何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并说明了各个结构因素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基本消失的原因。这三个因素是：货币假象和工资需求的间断性；习惯、契约或法律造成的工资固定；支付迟缓。西奥卡所说的货币假象，指的是除在突变时期之外，不能够准确地感觉到物价的缓慢上涨，而且即使感觉到它的增长也不能随时调整工资。再者，在16世纪，在习惯或契约失去作用的地方，国家经常进行干预，禁止提高工资。最后，在那个时期，许多工人一年才能领到一次工资，在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这意味着得到的钱已经贬值。在20世纪，货币假象的影响将随着商业同盟的组建、教育的普及、物价指数的出现，以及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逐渐适应而被抵消，工人的政治组织也使国家更难于限制工资，工资支付周期更是一项早已获得的权利。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工人们还不具备这种周旋能力。 ^[45]

由此可见，由于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以世界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为基础，所以其结构中的某些因素造成工资滞后。不仅历史统计数字可以证实这一理论，而且两个历史例外现象也可以说明这一分析的合理性。这两个例外就是意大利中北部城市和佛兰德的城市。奇波拉认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相对于与之竞争的其他国家的工资水平来讲，意大利的劳动力价值似乎是太高了。”奇波拉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工人组织成功地迫使资方接受了与劳动生产率不相符合的高工资。” ^[46] 同样的，弗林登（Charles Verlinden）发现，在16世纪比利时的城市里，工资数总是紧随小麦制品价格而变化。 ^[47] 为什么出现这两个例外现象？完全因为它们是“旧”商业中心， ^[48] 所以这里的工人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力量相对强大。于是，这些工人就能更有力地抵制资方的重利盘剥。此外，资本主义道德的“发展”已经部分地摧毀了旧结构。无论如何，正是由于工人的“强大”和资本主义道德的进步使北部意大利和佛兰德的城市在16世纪作为工业中心衰弱下去，让位于脱颖而出的后来者，即荷兰和英国的城市，甚至还包括法国的城市。

这种认为某些工人（准确地说是那些最“发达”地区的工人）可以比其他工人更有效地避免工资下降的看法引起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长期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的差异。 ^[49] 维勒（Pierre Vilar）认为，这种差异只是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不同。 ^[50] 但这是一种太简单的二分法。因为受到损害的不只是那些我们将看到的16世纪在拉丁美洲和东欧从事劳动的工人，同期西欧的大部分工资劳动者也蒙受了损失，即使这种损失也许——谁知道呢？——不像东欧工人那样严重（拉丁美洲工人的“损失”无法计算，因为此前他们完全不在这个经济体系内）。而且埃利奥特（Elliott）认为，在这一衰退时期，西班牙工人的地位更接近于东欧工人，而不是英国工人。 ^[51]

这样，如果我们编排一个顺序的话，那就是波兰工人收入最低，西班牙工人其次，威尼斯工人收入最高。英国工人完全可以归入威尼斯工人之类。他们代表正在变为中心地区的半边缘地区。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建议我们在考察这些国家的事件时注意，“（英国）工资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填满食品盘子的原因是厂房与农场之间的贸易条件发生了变化。” ^[52] 而这种变化了的贸易条件又对工资劳动者（无地者或不以土地收入为主者）的打击最为沉重。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估计，在16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这种工资劳动者的数量已占职业人口的1/3。正如他们所说的“（工资劳动者穷困的）反面是，农产品出售者和高地租土地出租者日渐富裕。” ^[53] 这就对汉密尔顿的观点——工资滞后是资本积累的直接原因——提出了质疑，并使我们转向这样一个事实：西欧的土地所有者是资本积累的主要中介。

但是，汉密尔顿的基本论点在经过凯恩斯（John Magnard Keynes）补充后，至今仍为人们普遍接受。通货膨胀导致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一过程相当复杂，因为欧洲世界经济是多层次的。但无论如何，它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即政治上最软弱的地区被迫提供资金，然后其他人用这笔资金去投资。 ^[54] 而地主则能够不断发现新的榨取农民血汗的办法。 ^[55] 请记住，按照这种理论，不仅存在暴发横财的现象，而且通货膨胀鼓励投资。 ^[56]

这使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下内夫（John Nef）的观点，他也不同意工资滞后理论。内夫宣称，法国的情况证明工资滞后理论不能成立，因为法国像英国一样也存在工资滞后问题，但法国的工业当时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57] 内夫进而指出，这并不只是英法两国的比较。他认为，就工业发展而言，法国的状况与德国南部和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近似，英国的状况近似于荷兰、苏格兰、瑞典和列日（Liege）。这就是说，相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来讲，所有前者都发展缓慢，而所有后者都发展迅速。但法国的木材和劳动力比英国更廉价而不是更贵重。问题可能在于他们太廉价了。 ^[58]

但是，只有把英法两国在真空中加以比较，内夫的理论才能推翻汉密尔顿的假说：如果把这两个国家放在欧洲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进行比较，法国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世界经济整体范围内，生产收入中付给工人的部分显著下降。只是下降率在各国不尽相同。对某地的投资阶级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从边缘地区的低工资劳动者身上获取利润，然后再从本地中等工资（相对于高工资而言）的劳动者身上获取利润。中等工资水平是最理想的，因为一方面，过高的工资水平（如威尼斯）会造成无利可图，另一方面，过低的工资（如法国）又会造成本地新工业市场的萎缩。在整个欧洲体系中，英国和荷兰最接近这种理想状态。但是，只有在世界经济的前提下，膨胀的利润才能被投入新兴的工业并且有利可图。

因此说，通货膨胀是很重要的。这既因为它起到强迫人们储蓄和积累资本的作用，也因为它把这个系统内的利润进行了一次不平均的分配，使它们不成比例地集中于我们所说的正在形成当中的世界经济中心地区。这个中心地区已经与旧“发达”地区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相分离。

正如读者在我们讨论通货膨胀的影响时可能已经发现的，上述图景的另一面是在世界经济内出现劳动分工，这不只是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工，也是农业劳动内部的分工。随着劳动的专门化将出现不同的劳工控制形式和不同的分层模式，而这些又将对“国家”，即政治活动舞台，产生不同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试图解释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之类的国家）发起扩张，为什么在欧洲内部由葡萄牙带头，为什么这一扩张伴随着通货膨胀。我们还没有真正面对为什么这一扩张如此意义重大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世界经济的建立预示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以前在世界上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以相对强大的科层政治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没有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如果说原因在于技术水平，那么我们要问，哪一种体系促进了如此巨大的技术进步？（请记住，李约瑟有关西方这一技术飞跃的比喻。）琼斯（E.L.Jones）和伍尔夫（S.J.Woolf）认为，16世纪的真正特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实际收入的增长开辟了道路。他们认为：

一个不大令人愉快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先进、产量不俗的农业并不一定导致个人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更不必然推动工业化进程。古代精益求精的农业文明只提供了一个起点，无论在中东、罗马、中国，还是在中美洲，古代文明……都没有发展为工业经济。从技术上讲，他们的农业组织是无出其右的……他们的农业产量也同样不同凡响，但其社会的历史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生产往复循环的过程，无论在其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人民大众的实际收入都没有持久的提高……

实行灌溉农业的帝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国家机器力量强大。它以官僚制为基础，主要任务是抵御外敌和维护其在国内的地位。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官僚体制的目的是在一个高度自我平衡的国家里——不管它有多少人口——长期维持一个庞大的农民社会。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59]

这两个作者认为，在这种体系内，生产总量的增加只导致“静态的发展”（static expansion）， 也就是说，只是向更多的人提供生活品，但在向各社会阶级分配物品时，仍按照过去的比例，仍采取过去那种绝对分配方式。

既已谈到16世纪世界经济的社会结构，我们不禁要问，对并非自我平衡的社会来说，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它的社会变形呢？毫无疑问，16世纪的官僚制并不具有与琼斯和伍尔夫所说的前几个世纪的科层制不同的动力。如果说结果不同，那肯定是因为世界经济的组织形式与早期帝国不同，前者是在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压力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下这种体系给统治阶级造成的各种困难及为人民大众提供的各种机会。

我们已经简单描述了促使欧洲进行扩张的诸种压力。扩张具有内在必然性。只要能够维持国内社会的相对稳定（因此具备分配所得物的办法），只要能够找到利用远方廉价劳动的办法（越走得远越追求廉价劳动，因为要考虑到运费因素），就能够成功地进行扩张。

扩张还导致发展不平衡，因此带来所得物分配的不均，结果出现了一种层内有层的多层制结构，在每一个层次内部都因分配严重不均而两极分化。具体地讲，在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中存在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区别，在欧洲中心地区内有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在国家内部有地区间与阶层间的区别，在某地区内有城乡之间的区别，甚至在更小的地方单位内部也存在区别。 ^[60]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使这个体系保持稳定的基础，因为这种多层复合体使各层次的聚合和政治力量的不断重新组合成为可能。这既引起深层的动荡，从而为技术发展和政治变形准备了条件，也引起意识形态的融合，而意识形态融合以后，各种反抗就变得可以容忍，不管反抗采取的是消极抵制、是武力，还是逃窜的方式。这种社会地位和社会分配多级化体系与生产活动的多重分配大体相合。一般来说，生育人的人哺育了粮食生产者，粮食生产者哺育了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者，其他原料生产者哺育了工业生产者（当然，随着工业的进步，这种生产活动阶梯变得更加繁复，因为在上述最后一项的内部出现更精细的分工）。

这时的世界经济含有各种类型的劳动者，其中包括奴隶，他们在粮厂工作，或者在开采业中从事地面上的简单劳动。还包括农奴，他们在大领地上种粮伐木。还有从事各种商品作物（包括粮食）生产的“租地”农民和从事某种农业生产的工资劳动者。上述这些人占欧洲世界经济总人口的90%～95%。还有新兴的自耕农阶级。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属于中间阶层——监工、自营工匠、少数技术工人——和人数不多的统治阶层。统治阶层的任务是监督大地产的运作、在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部门任职并在一定程度上寻欢作乐。这种人包括原来的贵族和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当然还包括基督教僧侣和国家官吏）。

只要略加思索就可以发现，无论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还是从种族成分的角度来看，这种职业分工都不是漫无规律的。在匆忙的起步过去以后，形势迅速发展，奴隶阶级变得完全由西半球的非洲人组成，“农奴”阶级分为两部分，主要部分存在于东欧，小部分为西半球的美洲印第安人。西南欧的农民主要是“封建”农民。挣工资的工人几乎全都是西欧人。自耕农的主要来源更加狭窄，主要来自西南欧。中间阶层最初遍及欧洲，后来分布在所有地区。统治阶层也遍及欧洲，但我相信，明眼人可以发现，西欧人占更大比重。

为什么在世界经济中同时存在不同的组织劳动形成——奴隶制、“封建制”、工资劳动制和个体经营制？因为每一种劳动控制形式都最适合各自特定的生产类型。为什么各种形式集中于世界经济的不同地区——奴隶制和“封建制”在边缘地带；工资劳动者和个体经营者在中心地区；我们将看到的分成制佃农在半边缘地带？因为劳动控制形式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和本地资产阶级生存的可能性。世界经济的前提就是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三个地带，而且它们的确有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确保那种孕育资本主义制度的剩余价值流动方式。

让我们回顾一下各种劳动控制形式，看一看它们与生产和生产力的关系。然后我们便可以看出这些怎样影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我们从奴隶制开始。奴隶制在欧洲中世纪就存在， ^[61] 但与之在16到18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相比，它在那时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其原因之一是，欧洲的军事力量以前十分虚弱。正如布洛赫所云：

经验证明，在各种动物的饲养当中，人是最难饲养的。若要在大规模的企业中划算地使用奴隶，必须在市场上有大量的廉价的人出售。你只能通过战争或袭击得到奴隶，因此一个社会的经济很难主要以被驯化人的劳动为基础，除非它与一个软弱可欺的社会为邻。 ^[62]

这种低级的生产形式只有当市场广阔，大产量足以弥补低利润时才有利可图。这就是奴隶制得以在罗马帝国繁荣起来的原因，这也是奴隶制成为一种突出的资本主义制度，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早期前工业阶段的原因。 ^[63]

然而，在需要技术的大企业里奴隶是没有用处的。不能指望奴隶有任何工作的主动性。一旦涉及技术，更经济的办法是利用其他劳动控制手段，因为否则低成本就会被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所抵消，真正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是那些因不需要技术所以也不需要花费监督费的生产。主要在制糖业和后来的棉花种植业中，才有非技术工人聚在一起在严厉的监督下从事生产的现象。 ^[64]

糖料作物的栽培最早始于地中海上的岛屿，后来移到大西洋上的岛屿，然后跨过大西洋移到巴西和西印度。奴隶制跟随着制糖业迁移。 ^[65] 随着迁移，奴隶阶级的种类构成也发生变化。 ^[66] 但是为什么非洲人成了新的奴隶？因为种植园本地的劳动力资源已经耗尽，因为欧洲需要从赋有人口的地区获得劳动力，而欧洲又认为这个地区必须容易到达，并且靠近使用奴隶的地点。但是这个地区又必须在欧洲世界经济之外，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不必为这些生产人力但人力又作为奴隶大量流失的地区所承受的经济后果而担忧。西非最符合这些条件。 ^[67]

其他劳动力源泉的枯竭是非常明显的。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上的单一栽培制既破坏土质又不利于人类的繁殖，因此破坏了这里的劳动力资源。岛民的土地遭到掠夺，很多人死去（如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关切斯〔Guanches〕），还有些人迫于压力远走他乡。 ^[68] 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上的印第安人已经绝迹。新西班牙（墨西哥）的人口剧减，从1519年的1，100万下降到1650年前后的150万。 ^[69] 巴西和秘鲁的人口下降幅度大约也是如此。 ^[70] 造成这种人口锐减的直接原因似乎是两个，一个是疾病，一个是欧洲人畜养的家畜对印第安人的农耕所造成的破坏。 ^[71] 但纯粹的人力损耗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采矿业中。这样，在相对早期阶段，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就不再谋求以印第安人作为西半球的奴隶来源，而是完全依赖进口的非洲人作为种植园中的奴隶。当时运输奴隶的费用可能并不高于防范剩下的本地人口逃亡的费用，何况本地人正在大量死亡。

但奴隶制并不是到处都存在。在东欧就没有，那里实行的是“次生农奴制”（second serfdom）。在西欧也没有，那里实行的是新型“租金”制，而且工资劳动制渐渐兴起。甚至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很多地区的种植园里并没有实行奴隶制，而是实行所谓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为什么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未在所有的生产中实行奴隶制？可能由于非洲奴隶尽管数目巨大，但毕竟不是无限的。而且对本地奴隶实行监督的做法（因为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足够的奴隶，这成为唯一合理的选择）也不划算，因为这样做很可能引起暴动。在要求基层生产者具有比制糖工人更高技术的农业、畜牧业和采矿业当中，尤其是这样。所以对这些生产者必须采取稍微温和一些的劳动控制形式。 ^[72]

由于东欧的“次生农奴制”和西班牙美洲的委托监护制——请注意，它们是同期出现的事物——都被许多人称为“封建制”，所以就这些制度是否或在哪些方面可以与中世纪欧洲“典型”的封建制进行比较展开了大量无益的争论。这一争论基本上以这样一个问题为中心，即封建制的特征是所有权的等级关系（采邑分封以提供保护换取地租和服役），是庄园主对其农民的政治司法权，还是大领地的存在？所谓大领地指的是，农民至少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被迫”在领地上劳动，以换取最低限度的报酬（不管报酬形式是货币、实物还是为自己的消费或出售而使用土地的权利）。显然，封建制的特征完全可能是上述特点的综合。 ^[73] 而且，不仅下属对上级的义务可以变化，而且隶属程度也可以变化，而多布又说：“前后两个变化并非总是同步进行……。” ^[74]

以我们现在的观点看，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与16世纪东欧和西班牙美洲的“封建制”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土地所有者（领主）首先为地方经济而生产，他们因中央政权软弱而势力强大。他们经济剥削的强度以满足其家室的温饱和一定量的时尚奢侈品需求为限，并由（不断变化的）军事费用所决定。后者的土地所有者（领主）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生产。他们经济剥削的强度由市场的供求曲线所决定。他们拥有势力不是因为中央政权软弱，而是因为中央政权强大——至少相对于农业劳动者来说，中央政权是强大的。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将把这种形式的“农奴制”称为“强制性商业作物劳动制”（coerced cash-crop labor），尽管这种称谓并不准确而且十分蹩脚。

“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是这样一种农业劳动控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某种由国家推行的法律要求农民至少用一部分时间在大地产上劳作，生产供应世界市场的产品。一般说来，这种地产通常被个人以国家的名义“占有”，但它不一定是世袭财产。国家本身可能直接拥有这种地产，只是通过个人占有之后就出现了转换劳动控制机制的倾向。 ^[75]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说，在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体系边缘地区农业生产中盛行的就是这种劳动控制形式。

斯达尔（Henri H.Stahl）曾清楚地说明易北河（Elbia）以东（更广义地讲，是东欧的）的“农奴制”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76] 其他许多学者也承认，我们所说的“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而非封建经济的劳动控制形式。巴古（Sergio Bagú）在谈到西班牙美洲时，把它称为“殖民地资本主义”。 ^[77] 布费尔蒂（Luigi Bulferetti）称17世纪的伦巴底（Lombardy）为“封建资本主义”。 ^[78] 威泰勒（Luis Vitale）认为西班牙的大地产（latifundias）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 ^[79] 伍尔夫（Eric Wolf）指出，“在其领地内实行家长式控制的”领主与“按照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其地产的领主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80]

这种形式在14世纪已经出现于威尼斯人支配下的克里特地区， ^[81] 到16世纪它遍布于欧洲世界经济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区。我们认为，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正如瓦萨里（Pietro Vaccari）所说的，不能把“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视为前封建奴役制的重建， ^[82] 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另一个是，这两种分属资本主义性质和封建性质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不是并存的，而且也不能并存。世界经济只能取其中一种形式。只要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形式上仍与封建制类似的那些关系，就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原则加以改造。 西班牙美洲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和东欧的所谓“次生封建制”都是如此。

西班牙美洲的委托监护制是国王直接建立的。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基督教化。它的主要作用是为矿山和养牛场提供劳力，同时养蚕制丝，并为矿区和城里的工人以及委托监护者提供农产品。 ^[83] 委托监护制最初是一种封建特权，即役使印第安人的权利。 ^[84]

当早期委托监护制的过分增长使劳动力供给告罄的时候——例如，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已经几乎死绝——1549年王室的一纸令状就把委托监护制的义务从提供劳动力改为缴纳贡赋，这样，一种类似奴隶制的制度就转变为我们所说的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正如佐瓦拉（Silvio Zavala）所云，委托监护制的新口号是“自由”，但在“自由”的背后隐藏着压迫。 ^[85] 当“自由”造成劳动力供给大幅度下降以后，又有一个法令发布出来，它宣布建立强迫工资劳动制，这种制度在新西班牙叫“夸提奎尔”（cuateguil），在秘鲁叫“米塔”（mita）。 ^[86]

结果，尽管西班牙美洲的委托监护（以及巴西的赠与制donatário）最初可能的确是作为封建赐予出现的，但它们立刻就由于法律的更动而转变为资本主义企业。 ^[87] “夸提奎尔”和“米塔”的出现正是为了克服封建制度的离心倾向，这个事实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88]

这里的土地所有者在积累资本、压迫农民的过程中不仅仅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他们还通常与印第安社会的世袭头领勾结在一起，后者使这些殖民统治者获得更大的压制权力。 ^[89] 在很大程度上，头领的势力当然属于前殖民类型。 ^[90] 如果我们看一下劳动者实际上是如何领取酬金的，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头领或卡西科（Caciques）怎样获得了利益。除加拉（Alvaro Jara）描述了1559年智利的分配制度。在那里，淘金的印第安人得到其产品的六分之一作为酬金。但是这种称为西斯莫（sesmo）的酬金并不发给印第安人个人，而是发给他们所从属的集体。 ^[91] 可以想见，这种整体付酬制必然会导致分配的不平等。

“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在东欧的建立过程要比在西班牙美洲缓慢，因为在西班牙美洲，它是作为征服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在12、13世纪，东欧大部分地区[易比河东（East Elbia），波兰、波希米亚（Bohemia）、西里西亚（Silesia）、匈牙利、立陶宛（Lithuania）]也和西欧及俄国一样，经历了向农民让步越来越多、封建劳役转变为纳钱义务的过程。 ^[92] 这一过程在各处出现的理由是一样的：即社会繁荣和经济发展对农奴与领主之间的关系的影响。 ^[93] 但是14、15世纪的经济衰退对东欧和西欧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西欧它导致封建制的危机。在东欧它则造成“庄园制反动”， ^[94] 以至到16世纪出现“次生农奴制”（Second Serfdom）和新的地主阶级。 ^[95]

为什么同一个现象（经济衰退）会引起这种截然相反的反应呢？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我们前面已经阐明的原因，这两个地区已经变成一个更加复杂的单一体系——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两个互为补充的部分。在这个体系中，东欧扮演着为工业化的西欧生产原材料的角色，因此最终形成了一种马洛维斯特（Malowist）所说的“形同古代殖民地类型的经济”。 ^[96] 波罗的海（Baltic）贸易的性质足以说明这一点。自15世纪以后，从东欧运往西欧的产品主要是原料（谷物、木材以及后来的羊毛），虽然早期的毛皮和蜂蜡的出口仍在继续。而从西欧流向东欧的货物则是纺织品（兼有高档和中档产品）、食盐、酒类和丝绸。到15世纪末，荷兰完全依赖波罗的海的粮食。没有东欧的木材、大麻、沥青和油脂，荷兰和英国的航海业也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小麦变成了东欧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它甚至出口到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和意大利。 ^[97]

可以肯定，这种殖民地商业类型以前曾存在于欧洲的商业关系中。例如威尼斯同其殖民地及其势力范围的关系， 又如中世纪后期作为商业中心的加泰隆尼亚（Cataronia）。 ^[98] 在13、14世纪，葡萄牙是佛兰德的原料产地， ^[99] 英国是汉萨同盟（Hanse）的原料产地。 ^[100] 生产原料以便同较发达地区交换成品的现象，正如布罗代尔在谈到粮食问题时所说的，“是一种边际现象，经常发生（地理位置上的）变更。”而且，正像他所说的，“每一次的诱饵都是金钱。” ^[101] 16世纪的特点在于，存在一个环绕着庞大世界经济体系的原料市场。斯利克认为，以低地国家为中心的国际谷物市物只是到1544年才建立起来。 ^[102]

倘若我们认真对待布罗代尔“经常变更”（frequent revisions）的提法，我们就要问一下，一个地区何以被定义为边缘地区而不是中心地区？在中世纪，甚至在中世纪晚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东欧注定要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很多作家曾强调指出，东西部的发展具有可比性。例如，贝茨（Reginald R.Betts）在谈到14世纪时曾说：“很奇怪（sic！），不仅英法的大土地所有者……而且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的土地所有者都愿意用硬币支付……” ^[103] 帕赫（Zs.P.Pach）也认为，晚至15世纪，“（匈牙利）农村的发展趋势与西欧国家基本相同……” ^[104]

后来为什么出现了不同？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依据造成西欧飞速发展的地理和社会诸因素来回答。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人们也可以用东欧的特征做出部分解释。首先，城市弱小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105] 这一区别在13世纪还不明显，但到16世纪已经十分显著，因为作为双方互补的结果，西欧城市愈来愈壮大，东欧城市越来越相对弱小。人们还可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3世纪末，西欧的土地已经更多地开垦出来，而东欧则有较多生地， ^[106] 而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在“新”地上较易获得发展。

但是我们还要问：造成东西欧之间一些细微区别的原因又是什么？也许地理政治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中世纪晚期，土耳其人和蒙古-鞑靼人（Mongol-Tartar）的入侵造成了巨大损害，它导致人力的外流和各方面的衰落，最重要的是，它削弱了国王和大公们的相对权威。 ^[107]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原则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最初的微小区别逐渐扩大、定型并成为“传统”。但“传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现实的一个方面和基础，而绝不仅仅意味着已经过去的东西。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在谈到现代世界时说：“经济发达与不发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暂时表现和必然结果。” ^[108] 但这个过程远比弗兰克所说的更为普遍。正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的“文明带来野蛮”。 ^[109] 他在论及世界边陲地区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相互关系时说，要想正确认识他们的起源和关系就应该看到：

这两种不同的类型产生于一个原本统一的社会。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在尚可区分的情况下，我们把他们称为“先进”（变为以农业为主，游猎和采集为辅），或“落后”（仍以游猎和采集为主，以农业为辅）。 ^[110]

因此，如果一个地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由于以往的诸种因素，在一个关键因素方面取得了对另一地区的微弱优势，同时又存在一个机缘使这一微弱优势在决定社会行动方面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微弱优势就会变成巨大差距，而且这一优势将会在机缘过去以后继续维持。 ^[111] 15 、 16世纪的欧洲就是如此。既然工商业世界的地理和人口范围已经大为扩展，那么欧洲的某些地区只要在谋取利润的活动中有所特长，他们就能够最大量地获取这一扩展所带来的利益。因此，他们也就不得不用较少的时间、人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来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或者东欧变成西欧的“面包篮子”或者是相反。不管是哪一方，都是为了适应这种局面下的“形势要求”。微弱的优势决定了这二者中的胜方。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15世纪的微弱优势变成了17世纪的巨大差距和19世纪的悬殊差异。 ^[112]

当东欧决定采纳哪一种劳动控制形式时，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在劳动力相对短缺、荒地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只要提高产量，就有机会获得巨额利润（因为存在世界市场）。 ^[113] 这样，在16世纪的东欧和西班牙美洲经济体系中的部分地区，强制性商业粮生产制就变成被渴求的（因为可以获得利润）、必要的（就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言）和可能的（就所需要的工作类型而言）。奴隶制是不可行的，因为劳动力相对短缺。由于难以控制，本地奴隶总是短缺的，而远途贩运奴隶对像小麦生产那样的需要大量照管、监督的生产部门来说又无利可图。总之，奴隶的费用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我们假设，对农民来说，与毫无尊严和表面自由权的奴隶制相比，他们更喜欢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那并不意味着，这种制度下的劳动者的物质条件必然优于奴隶。玛提涅兹（Fernando Guillén Martinez）曾经断言，在西班牙美洲，委托监护制下印第安人受到比奴隶更粗暴的对待，这主要是因为委托监护制的社会局势全无安全可言。 ^[114] 除加拉（Alvaro Jara）在述及智利的情况时也认为，委托监护制下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最低点”。 ^[115]

所以，在世界经济体系形成阶段，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区存在两项主要的活动，一个是以生产黄金为目的的采矿业，另一个是以生产某种食品为主要目的的农业。在16世纪，西班牙美洲以前者为主， ^[116] 东欧则以后者为主。在这两个地区，技术水平都是劳动密集型，社会制度都是劳动剥削制。剩余产品完全不成比例地流入中心地区，满足那里的人们的需要。企业的直接利润，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中心地区诸群体、国际贸易群体和地方当局官员（诸如波兰贵族和西班牙美洲的官吏及委托监护者）中瓜分。人民大众被迫从事劳动，而这种劳动制度又为国家及其司法机构所规定、限定和推行。当有利可图时，仍然使用奴隶，但当这种靠极端严酷的法律来维持的制度变得得不偿失时，一种表面自由但实际上法律强迫的劳动制，就在生产商品粮的领地上推行开来。 ^[117]

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即西欧（包括地中海基督教世界）很多情况殊为不同。这里的人口密度比边缘地区大得多（即使在人口下降的14、15世纪）， ^[118] 所以这里的农业就更加集约。 此外，这里的部分耕地转化成了牧场。结果，这里的压迫就相对缓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更有技能的劳动者能够要求减轻法律压制，或者说，压迫通过市场机制来体现，因此变得比较间接。另外，这里盛行畜牛业，所以人们总是想把喂牛的食品省下来，留给人来食用，在冬季尤其如此。庄园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119] 但16世纪是肉食需求日增的时代，对肉食的需要是有弹性的，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加剧。 ^[120]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也需要更多的粮食，后果是一目了然的。有利可图的畜牛业需要采用不同的社会劳动组织，当由于各种原因，这种组织无法发展时，畜牧主义事实上就会衰落。 ^[121] 这样，在欧洲范围内，它就成为一个劳动分工日趋扩大的问题。

在中心地区，城市繁荣，工业产生，商人变成一支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当然，在整个16世纪，大多数人仍然从事农业（这种情况在西南欧持续到19世纪，在南欧持续到20世纪），但无论如何，由于东欧和西班牙美洲在16世纪纳入欧洲世界经济，结果不仅带来了资本（通过劫掠的财物和带来高额利润的差价），而且使中心地区的一些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脱身出来，专门从事其他工作。中心地区的工作范围相当广泛，其中包括大量与边缘地区的工作相似的残余（比如粮食生产）。但中心地区的趋势是多样性和专业化，而边缘地区的趋势是单一经营。

16世纪的扩张不只是地理的扩张，它也是经济的扩张，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进步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代。它标志着欧洲与世界其他居民区经常性贸易的确立。 ^[122] 到该世纪末，经济局势显然已经大为改善。 ^[123]

以上我们描述了初期边缘地区的生产和劳动控制形式，并直接或间接地拿它与中心地区相对比。事实上，中心地区的结构比我们所描述得要复杂，但在我们认真剖析这个复杂结构之前，我们应该考察一下第三个结构地带，即半边缘地区的农业生产，因为我们还没有详细说明半边缘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在经济的很多（但不是全部）方面，半边缘地区居于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这特别体现在经济体制的复杂性方面、经济收益的程度（既包括平均水平，也包括限度）方面，尤其是劳动控制形式方面。

边缘地区（东欧和西班牙美洲）实行强制劳动制（奴隶制和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中心地区，像我们将看到的，自由劳动制日趋明显。半边缘地区（即以前的中心地区，但正在向边缘地区结构转化）则普遍实行一种中间形式，即分成租佃制。毫无疑问，分成租佃制也存在于其他地区，但这时它只在半边缘地区占主导地位。意大利的分益耕种制（mezzadria）和普罗旺斯（Provence）的分别清算制（fâcherie）自13世纪起开始存在，法国南部其他地区的土地收益分成制（métayage）自14世纪起开始存在。14、15世纪，随着庄园主的经济困难日益严重，领地越来越多地以这种形式出租，出租时一方领地往往分为几小块分别出租，每一块可以养活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村庄。杜比（Duby）指出，到15世纪中，“仍可以存在于西欧的大规模谷物生产业消失了……他称这一现象为”农村生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124]

但是，变化为什么采取这种特殊形式？也就是说，如果必须变化，西欧的庄园主为什么不像东欧那样转而依靠国家强迫农民留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如果存在让步，让步为什么采取分成租佃的形式，而不是把土地转让给购地或缴纳固定地租的小农？需知，后者是西南欧的主要（当然不是唯一的）形式。

多布（Dobb）曾就东西欧庄园主对土地抛荒、人口减少局面的不同反应进行比较，认为西欧是“让步”，东欧是“重点强制”。反应不同的原因在于“农民反抗的程度”。 布兰查德（Ian Blanchard）也承认农民反抗程度是一个因素，只是他说得不这样直截了当。关键因素是劳动力资源。他认为，直到16世纪20年代，英国仍缺乏劳动力，立法者曾试图把劳动力固着在土地上，而土地所有者只要有可能就尽量不圈围土地。 ^[125] 布兰查德说，因此只要出现人口减少趋势，英国也会采取强制手段。只是当人口增长时，农民才会真正地因要求土地而揭竿而起。

无论如何，农民反抗的程度不足以解答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农民反抗在英国比在波兰剧烈？ ^[126] （多布相信这一点吗？）为什么领主强大或弱小？为什么国王支持或反对贵族的权力？可能只有在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分工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至于造成这种分工的因素，我们认为有两点：一个是在分工刚出现时城市的相对实力，另一个是空地的面积。

所谓“空地”也可以用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来表示。如果有大量土地，那么人们即使生产手段相对低下，也可以获得温饱，因为他们可以广种薄收，可以役使奴隶或强制性商品粮生产者。集约农业需要劳动力，但为什么出现分成租佃制呢？虽然因为在实行这种制度的地方，农业生产在粗放型与集约型之间。

如果我们从农民的角度看问题，与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相比，他们可能更喜欢分成租佃制（sharecropping）。但事实上也不尽然，因为纯收入是很低的，虽然在繁荣时期它可能提高。债务压迫往往与法律压迫同样不堪忍受。对塔卡哈西（H.K.Takahashi）来说，为“高利贷地主” （usurious landowners）干活的土地分成收益者（métayers）是“半个农奴”。 ^[127] 布洛赫认为，法国的发展历程表现为，农民在中世纪晚期已逐渐从庄园主手中解放出来，但他们的地位后来又倒退回去。他说：

如果——一个荒唐的假设——（法国）大革命发生在1480年左右，它将在卡断贵族财源的同时，把土地几乎完全分给人数众多的小农。但是从1480到1789年，三个世纪过去了，其间大地产得以恢复。 ^[128]

但为什么实行分成租佃制，而不实行承租制或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呢？那是因为，虽然从监督难度来讲，分成制更甚于商品粮劳动制，但分成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鼓励农民提高生产率，当然这要以在没有法律强制的情况下，农民愿意继续为庄园主工作为前提。 ^[129] 简言之，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分成制可能比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更能带来利润。 ^[130]

至于承租制（tenantry），按照这种逻辑分析，它无疑也比商品粮劳动制更有利可图。但这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租地契约和租地者的所得是在通货膨胀时签订的，至少就契约具有相对长期性而言是如此。当然，当市场衰落的时候，情形恰恰相反。这样，分成制就成为一种风险最小的形式。 ^[131] 于是，分成制在专门的农业区最可能实行，因为在那里，首先要考虑的不是经营成本，而是市场变化的风险。

但这恰恰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时刻。价格持续上扬，但极不稳定。因此分成制似乎是可取的。 ^[132] 在某些地区，农民十分幸运，他们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里的土地所有者若实行分成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他们宁肯直接收取固定地租。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切昂（Cheung）认为，关键问题在于自由地租佃制（Freehold Tenure），它存在于英国，但未在法国等地实行。 ^[133]

法律因素本身不能决定一切，因为我们还必须说明法国北部与南部的差异。北部倾向于向承租制发展，而南部盛行分成制，但两地的法律基本相同。杜比认为，“两地的主要区别在于，北部农民相对富裕，而南部农民的经济状况则十分可悲，因为南方农业生产力未像北方那样随着技术改进而提高……” ^[134]

但是，如果这只是技术问题，我们就要退一步问，为什么在一个地区取得的技术进步却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相去不远的另一个地区所采用？布罗代尔以为，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土质与西北欧大不相同，前者土质比较差。 ^[135] 波尔什涅夫（Porchnev）则认为还应该考虑到卷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卷入的越深就越可能存在大地产（于是也就越不会实行分成制）。 ^[136]

那么，我们不可以把分成制视为第二好的选择吗？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地主阶级既不能完全像英国地主那样以圈地和承租制为基础建立大地产，也不能完全像东欧地主那样以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为基础建立大地产，于是只好选择分成制的中间道路， ^[137] 这是一种适用于半边缘地区的半资本主义形成。

如果说半边缘地区保持其半边缘地区的地位，而没有像边缘地区那样完全变成卫星国，那不仅是因为这里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大，而且因为这里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坏年景可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杜比指出，在城市商人数量大且势力较强的地区，很多地产落入这等市民之手，因为他们要防备饥荒，并谋求只有土地所有者才有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并不想务农。因此以分成的形式把土地租出去就成为合理。 ^[138] 但法尔盖罗（Falguerolles）认为，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大可怀疑，因为城市资产阶级总是谋求尽快从投资中捞取利润，结果在下一个世纪，这些土地变得荒无人烟。 ^[139]

在这个“最发达”地区还有一个难题。我们前面提到过，城市工人有力量维持工资水平，因此使意大利北部的工业与西北欧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工人的这种力量也许也是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多的原因，因为他们利用行会（Guilds）组织限制农民进城谋职，而16世纪又是人口剧增的时代。其结果将是削弱农民讨价还价的能力。无论如何，城市资产阶级的“力量”似乎给分成制带来了更大的可行性，从而使约曼农（yeoman farmer）无从产生，而后者在西北欧的经济发展中起到巨大作用。

现在让我们转向到1640年将处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地带的那些地区：英国、尼德兰，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法国北部。在这些地区，畜牧业与农业并存，其基础是自由或比较自由的劳动，其生产单位的规模也相对适中。可以说，西班牙最初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但后来偏离了方向，转变成半边缘地区。至于她这一经济角色变化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述。

在中世纪后期的危机时期，当人口减少造成农产品需求下降和城市工人工资上涨（因此城市工人便更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时，西欧的大领地趋于衰落，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它们不可能像在东欧那样转变为生产商品粮的地产，因为在普遍萧条的经济背景下没有国际市场。它们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一方面，领地所有者可以把农奴的封建义务转为货币地租， ^[140] 这将降低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但事实上它也造成土地控制权逐渐转移，也就是说，它使约曼小农的兴起成为可能。所谓约曼小农可以是交纳固定地租的佃农，也可能是地位更高的独立的土地所有者（他们一次付清了许多年的地租，从而买下了土地）。 ^[141] 地主的另一个选择是把他的土地变成牧场，从事养羊或养牛。在15世纪，羊毛价格和肉食品价格似乎没有因经济衰退而受到很大影响，另外，虽然当时劳动力因短缺而价格昂贵，但因畜牧业所用人手不多，所以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 ^[142]

这时，在英国和西班牙，畜牧业都有所发展。随着16世纪的经济扩张，粮食似乎比羊毛更有利可图， ^[143] 但是未必比牛值钱，因为牛不仅提供肉食品，还提供牛脂、牛皮和日用品，而这一切的消费量都随着经济繁荣而增长。 ^[144] 关于16世纪的畜牧业，特别是家畜畜养业，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正在变成某些地区的专业。在这些地区，牛群越多对大地主越有利，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其他地区养牛业较不发达。因而农民的食肉量减少，而农民营养不足通常还意味着日产量的减少。 ^[145] 因此特别是在西班牙，人们对家畜畜养业高度重视。两种选择——把领地变为租地和把耕地变为牧场——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后者使耕地减少，而耕地减少又会导致地租提高。 ^[146] 而且，由于耕地变得更加缺乏，农业就势必更加向集约型发展，这意味劳动质量十分重要，因此进一步推动劳役向货币地租的转化。

16世纪牧羊业的兴起在英国和西班牙导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但奇怪的是，圈地者不是大土地所有者，而是转型的、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 ^[147] 当然，正是16世纪的经济复兴才使这些独立小农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由于——正如谚语所说的——“羊吃人”，牧羊业的兴起造成食物短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或者在英国更有效地从事农业生产（约曼），或者指望波罗的海的粮食（强制性商品粮生产）。

而且，日盛一日的圈地使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 ^[148] 但是，西班牙的大牧羊主（mesta）过于顽固，以致小土地所有者难以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皇帝查理五世的政策也助长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西班牙不但没有利用农村的失业者发展工业，反而把他们赶往国外。

关于西欧农业发展问题和西欧没有走上东欧的发展道路——大地产和强制性商品粮劳动——的原因，我们必须多说几句。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在形成。斯威奇（Paul Sweezy）提出某种生态链的存在。他说：“在商业中心附近，（商业扩张）对封建经济起到极大的瓦解作用；而在远离商业中心的地区，其作用往往恰恰相反。” ^[149] 但波斯坦（Postan）认为这一公式过分简单，多布也有同感。 ^[150] 斯威奇的论据是农民的选择余地，即逃往城市，“接近城市文明生活”的能力。 ^[151] 他忽略了在东欧等许多边缘地区，农民也有选择的可能，他们可以到边区去，那里像城市一样具有吸引力。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民做出这一选择，16世纪才出现政府颁布法律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的现象。

农民的不同选择固然起到一些作用，但地主的不同选择更加重要。地主走向何方才能获得最大、最直接的利润？一方面，他可以改换利用土地的方式（经营牧场，获得高额利润，或出租土地，收取货币地租。这二者都意味着取消封建劳役）并用新获取的利润投资工商业或满足穷奢极欲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可以通过加紧为市场生产商品粮而获取高额利润，并用新获得的利润投资商业（但不投资工业，也不用来满足穷奢极欲的需求）。 ^[152] 前者在西北欧较为可取，而后者在东欧更为可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生产专业方面已经出现的微小区别意味着，最大限度地竭尽所能将会带来利润的最高点，至少人们认为是如此。 ^[153] 因此英国当局鼓励圈围土地、兴建牧场和菜圃，而东欧国家当局鼓励建立大领地，种植小麦。

至于为什么西北欧实行契约劳动制而东欧实行强制劳动制，光指出土地用途的不同——牧场和耕地——是不够的。因为照那样说来，西班牙美洲也应该实行契约劳动制，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人口起着关键的作用。西欧进行选择的前提是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来满足土地所有者的需要。 ^[154] 但在东欧和西班牙美洲，面对着已经存在的世界经济，相对于土地数量而言，可资利用的劳动力相对短缺。而且，在这种劳动力短缺的形势下，“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增长既可能导致劳役的减弱，也可能导致劳役的加剧。” ^[155] 事实上，在西班牙美洲，正是人口下降的现实引起了16世纪牛羊饲养业的普遍兴起。这里的牛羊饲养业用大企业的形式，由于劳动力短缺，强制下的劳动力构成这种企业主要成分。 ^[156]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货币租佃制的流行意味着什么。请记住，正像我们在上一章里讨论过的，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由于人口下降，封建义务向货币租的转换非常普遍。不要以为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封建义务可以表现为三种形式：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取舍的主动权常常在土地所有者的手中。 ^[157] 由于这个原因，封建地租形式本身的变化并不重要。的确，塔卡哈西（Takahashi）甚至认为它只是一种副现象。 ^[158] 但我认为，这一论断未免言过其实。即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适用于13世纪，但在16世纪，唯因超经济强制力不是迫使农业劳动力而是迫使土地所有者比他们所设想的走得更远，货币地租的流行显然具有不同的含意。 ^[159] 至少可以说“超经济强制力”正在推动着某些土地所有者。在扩张的时代，存在着对劳动力的争夺。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可以从他人处买来劳动力。最穷的土地所有者则除了满足于把其土地上佃农留住之外别无选择。正是中等的土地所有者才可以把旧式的封建关系保持得最长久。 ^[160]

在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的发展道路是相同的。两国都出现农奴的解放，货币租佃制的流行和与之相关的工资劳动的盛行。但在16世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英国沿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东欧朝“次生封建制”发展。法国南部走向分成制。在法国北部，演变似乎停顿下来。正如布洛赫所指出的：“（到16世纪）仍未能获得自由的乡村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于做到这一点。” ^[161]

有人把上述现象归因于农奴自我解放能力有限。而布洛赫则认为，毋宁归因于领主把农奴转化为佃农的能力有限。 ^[162] 布洛赫是根据英法两国历史的不同来解释这一重要区别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国的经济比英国发达，因为那里货币经济发展较早、较充分。而从政治方面来看，英国比法国“发达”，因为英国有相对强大的中央机构，这主要是由于，英国王权诞生于征服过程中，而法国国王是在真正封建割据的情况下，一步步地积累权力。让我们看一下这些论点的推理过程。

首先，法国比英国更靠近欧洲的商业、技术中心，所以法国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发展较早，那里封建义务转化为货币地租的过程也开始较早。 ^[163] 但是因为英法两国几乎同时对庄园解体做出反应，所以在“漫长的” 16世纪开始时，英国的庄园比法国更加完整。因此，按照布洛赫的想法，英国地主比法国地主更有条件利用新的大地产商业化机会。于是，英国走向工资劳动制，并把农奴解放进程继续下去，而法国被迫在逆境中尽力挖掘潜力，其地主只能靠恢复旧式的压制手段来增加收入。

第二个论点讨论的是早在12世纪国王与贵族的关系。那时英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中央司法裁制权。但这一成就的另一面意味着，在庄园内部，领主虽然失去了对刑事犯罪的裁判权，但在土地租契方面，他却享有为所欲为的充分权力。14、15世纪，庄园法庭在解释习惯法时就降低了公簿持有权（copyhold）。当到15世纪末，王室法官终于可以干预这类问题时，他们发现，“习惯法”承认各种各样的地租。

但是在法国，中央不掌握刑事司法权，可是另一方面，法国庄园主也从未单独控制土地法。所以，世袭关系就难以如此轻易地被破坏。谁是真正的“所有者”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法律问题。到16世纪，有些法官自愿为佃户辩护，对这些法官，领主也无可奈何。因此，领主既然不能更改地租，他们就只好通过篡改法律文件或以“重新发现”为口实，扩大封建义务为手段来收回土地。 ^[164] 久而久之，这一不同会变得非常重要。 ^[165]

如此看来，布洛赫似乎认为，由于英国的法律制度赋予地主更大的灵活性，所以英国的货币租佃制和工资劳动制继续发展，结果大牧场和正在变成乡绅的约曼农（yeoman farmer）都得以兴旺发达。这同时也迫使更多的农村劳力转入城市地区，形成工业化道路所不可缺少的无产者。而在法国，王权的强大反而造成领主阶层固守“封建”色彩相对浓厚、经济活力相对欠缺的土地占有形式，从而导致法国的落伍。

土地占有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会对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有重大影响。类似东欧那样的地产管理制度需要大量人力进行监督。如果英国地主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担任许多新的管理职务，而这些职务又是新生的世界经济所必需的，如商业经理、最后派驻海外的职员等等。地产监督人员之所以减少，并不是因为地主要派他们去做别的事，而是因为“别的事”越来越多。租佃制于是成为一条出路。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描述。西北欧正处在把其土地一分为二，分别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过程当中。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正在扩大的市场为畜产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 ^[166] 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区又为中心地区补充粮食供给。半边缘地区正在从工业（这一生产部门越来越限于中心地区）转向自给自足的农业。中心地区的农业专业化促进农村生产关系货币化，因为生产更富于技术性，而土地所有者又力图摆脱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负担。工资劳动和货币地租变成了劳动控制手段。在这种制度下，独立小农阶层得以兴起，而且凭借他们的农产品和与新兴手工业的联系变得日益强大。在人口增长和工资下降的形势下，诚如马克思所言，这些约曼农“靠剥夺他们的劳动力和他们的地主而致富”。 ^[167] 他们声称必须保障国家的食品供应， ^[168] 从而（通过圈地）攫取了前者的土地，然后再以低工资雇用他们。与此同时，这些人还按照固定的地租从大领地所有者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我们不想夸大这个新兴的约曼阶层的实力，我们只是想揭示，他们已经变成一支重要的经济政治力量。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不乏成为“企业家”的各种刺激。他们正在寻求财富和更高的地位，成功之路则在于经济效益。在他们的背上没有传统富家大户的那些负担，他们也不必向上流社会成员那样撑持一个奢华的城市生活门面。 ^[169]

显然，农村经济任务的这一调整要极大地影响城市的面貌。城市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16世纪是人口全面增长的时代，是各地的城市规模都有所扩大，但相比之下，中心地区城市规模扩大更为显著的时代。我们知道，无论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事实来看，其结果都正如赫雷纳（Helleiner）所云，“在16世纪，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日趋严重。” ^[170] 在东欧，人们向边疆地区迁徙。在伊比利亚半岛，有些人出走美洲，有些人（初为犹太人，后来是摩尔人Moriscos）被驱赶到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区。在西欧，总的说来，人们向城市迁移，此外，流浪者也日益增多，一度成为“瘟疫”。 ^[171] 背井离乡者中不仅有因土地被圈占而被迫出走的农村劳动者和在收获季节从山区来到川区的短工——布罗代尔所说的“真正的农村无产阶级”， ^[172] 还包括那些“因封建家丁组织衰落或臃肿的王军（他们曾追随国王与封臣作战）解体而变得无事可做的浪民……”。 ^[173]

这些四处流浪的人去向如何？显然，他们充实了新工业中无需技术的岗位。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迅速兴起的手工工场特别是英国的手工工场，把他们渐渐吸收进去”。 ^[174] 同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的存在是造成地主愿意将封建劳役折算成租金的条件之一。 ^[175]

但是，这种既扩充劳动力大军又不生产粮食的局面与另一个事实似乎是矛盾的。琼斯（Jones）和伍尔夫（Woolf）认为，工业发展的前提——历史上第一次需要这个前提的是16世纪的西北欧——是，除了生产率提高和市场扩大外，还要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有一个喘息机会，在此期间，收入而不是人口成倍地增长……”。 ^[176]

但那些充斥于中心国家市镇或游荡在乡村的剩余人口命运如何呢？首先，他们中间死亡率一直很高。有些人因流浪而被绞死。 ^[177] “饥荒经常发生，特别是在交通不便，运费昂贵，收成无保的情况下……”。 ^[178]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认为，在分析这种经济时，“必须把这些‘年轻’的浪民考虑进去，由于贫病交加，他们的平均寿命非常短促……”。 ^[179]

这可能就是布罗代尔所指出的那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的原因所在。他说：“若非不断出现移民浪潮，城市无产者队伍非但不会扩大，甚至难以维持其规模。” ^[180] 这也有助于解释令布朗和霍普金斯感到困惑的那个问题，即尽管工人工资大幅度下降，却很少发生社会动乱。他们说：“其部分原因在于，虽然与（15世纪的）高工资相比，此时的工资水平大为降低，但工资劳动者仍可以维持生存……”。 ^[181]

但西北欧工人工资水平下降后之所以能够维持生存是因为有下列前提条件：存在一个进口小麦的边缘地区；拥有维持流通的贵金属；听任部分人口死去。死去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16世纪欧洲各城市工人阶级内部难道不可能已经存在某种种族上的尊卑贵贱之分吗？例如，泰米涅奇（Kazimierz Tyminiecki）曾明确指出，在16世纪的易北河以东地区（East Elbia）的某些城市中存在过这种现象，那里的德国工人把斯拉夫移民关在高等职业大门之外。 ^[182] 目前有关现代早期欧洲工人阶级内部种族差异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我以为，泰米涅奇所描述的只不过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典型例证。分配不仅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诸城市间不平均，而且在城市内部的诸种族集团中也不平均。在这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样一个理论，即在每个层次内部还有不同的层次。

如果说在考察所谓城市工人时我们必须格外慎重，那么在考察上层阶级时我们也必须格外慎重。在中世纪欧洲，上层指的是被称为贵族的骑士地主。总的来说，他们是一个由相同职业的人构成的群体，他们的地位是否显赫基本上取决于其领地的规模和封臣的数量。显然，个人或家族的地位可能会上下浮动。在少数城市还出现了城市贵族，我们在上一章讲过，这造成定性方面的混乱。

但是16世纪的商人地主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呢？显然，无论从整体来看，还是从个体来看，这一点都不甚明了。在基于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世界经济形成以后，情况变得相当复杂。让我们依次考察一下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和“工业家”，然后看一下他们分布的地区和他们与地主阶级的联系。

从很多方面来说，16世纪赢得商业利润的手段只是城市在中世纪晚期在其内地所学会的惯用手段的发展。对所有的城市来说都有一个控制自己市场的问题，这就是说，既要设法降低从农村购入的货物的消耗，又要把外来商人的作用降到最低点。 ^[183] 两种手段被采纳；一方面，城市不仅谋求获得征收市场经营税的合法权力，而且谋求获得商业法规（什么人可以经商、什么时间开市、出售什么商品）的制定权。另一方面，城市设法避免农村不经过市镇而从事贸易。其结果就是多布所说的那种“城市殖民主义”。 ^[184] 久而久之，各种商业制度就都变得只对市民或城市商人阶级有利，而对土地所有者和农民阶级不利。

这种利润尽管可观，但与长途贩运，特别是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贸易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据塞伊（Henri Sée）估计，早期殖民地的商业利润是很高的，“从几乎无异于海盗行径的交易中，利润常常超过200%至300%”。 ^[185] 造成这种高利润率的原因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殖民地的“独家主顾”局面，也就是说，只有一个购买土地和劳动力的“主顾”。我们在前面讲过，无论在西班牙美洲还是在东欧，这种局面都是通过法律手段形成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出售原料的地区——西欧的竞争。缺乏竞争的原因又有两个，一个是技术水平停滞不前，另一个是商业链条的纵向性。

毋庸置疑，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交易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银行储蓄、兑换票据、经纪人、中央商业机构的分支等等纷纷出现。据肖努（Chaunu）估计，这些新技术可能使商业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能力增长了“10倍”，因此他们“获得了足够的船只、人力和手段到附近地区去探险，然后开发利用新的空间”。 ^[186] 但不管怎么说，全部这些商业革新若不辅以雄厚的资本和国家的某种支持，并不足以使远途商人进入世界市场。这样，能够进入世界市场的就不是很多，而那些已经进入的则不想改变既有的局面。 ^[187]

纵向联系更加重要。资本来源是有限的。请记住，国家机构甚至都靠大量借贷维持。例如，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葡萄牙甘蔗种植园的利润不仅流入直接参与的葡萄牙人手中，而且流入欧洲经济更“发达”国家的人之手，因为后者既提供了原始资本又提供了工业品销路。 ^[188] 西北欧不仅能发展工业，而且他们的纵向商业联系还导致资金的依赖关系。如果我们说在国家间存在债务佣工制度的话，那也许并不过分，最初是中世纪晚期汉萨同盟的商人雇用挪威的渔民和出售毛皮的猎人， ^[189] 后来则是里加（Riga）、雷维尔（Reval）和格但斯克（Gdansk）等城市的德国商人雇用东欧内陆地区的人们。这种手段存在于各地。土鲁斯（Toulouse）的商人、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热那亚商人（Genoa），以及在英国和西班牙经营羊毛贸易的部分商人都曾运用这一手段。这是一种什么手段？其实很简单：即预购产品，也就是说，先付款后发货。这就避免了市场上的公开出售。这样，转手出售的最佳时机也就不由生产者，而由商人决定。由于在发货时，生产者如果不是已经欠债的话，往往也把借的钱已经用光，因此他们往往希望把这种方式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在理论上，这种作法是非法的，所以只有那些有势力、有手段的商人，即“外商或便于与外国市场建立联系的商人”才能这样做。 ^[190] 这些商人因而便得以在价格革命中发财致富。马洛维斯特（Malowist）在谈到波兰的这种现象时，曾述及其纵向剥削网络和赚钱方式：

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当格但斯克（Gdánsk）的商人对海上贸易逐渐失去兴趣时，他们开始对波兰各地的农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在16世纪末，时局对粮食出口十分有利，于是格但斯克的代理商便经常出没于波兰城乡套购粮食……在17世纪，格但斯克的富商像里加（Riga）的商人一样，不但向小户乡绅，而且向波兰和立陶宛（Lithuania）的富裕贵族预付款项……在广大的内陆地区，格但斯克贸易的这种极大繁荣可以用价格革命时代格但斯克商人财富的极大增长来解释……格但斯克商人从荷兰人那里得到预付款……而后者为了付款给格但斯克人有时又到安特卫普商人那里去收集钱。 ^[191]

这种国际债务佣工制使一些精干的国际商人得以绕过（并最终毀灭）东欧（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南欧）本地的商人阶级，直接与地主实业家（包括贵族）取得联系。这些地主实业家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他们生产商品并在商品运抵第一个港口前一直占有它们。然后这些商品转入一些西欧（或意大利北部）商人之手， ^[192] 而后者又与在少数几个城市中正在兴起的金融阶级联手经营。

如果说在欧洲世界经济中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大部分来自某些民族，那么工业家是否也如此呢？这两部分人的关系又如何呢？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工业，但它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并主要是为了满足奢侈品市场的需要。只是随着世界经济框架内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才出现了工业实业家。 ^[193]

准确地说，刺激工业化的因素不管是在经济扩张时期，还是在经济萎缩时期，都来自较大的农业专业化地区。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认为，在这些地区，纺织业的兴起与14、15世纪的农业危机密切相关。 ^[194] 瑟斯克（Joan Thirsk）指出，来自农村的刺激因素——必须为被赶出家园的农村劳动力找到其他职业——在16世纪的英国继续发挥作用。 ^[195]

但在最“发达”地区，这种农村压力并没有起作用，因为工业大量出现于农村地区不只是由于农民寻求新的职业，而且也由于城市拒绝接受新的工业。在佛兰德和意大利北部的中世纪纺织业中心，许多人曾把资金投入奢侈品生产，当14、15世纪的货币危机和16世纪世界经济的建立分别使新市场变得必需和有利可图时，他们不能或不愿转向新市场。于是这些企业家把所谓边界置之度外。 ^[196] 在这类转移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个是佛兰德的资本家向英国迁移。我们必须记住，这时的工业基础薄弱、起伏不定。它们像一群寻找天堂的幽灵：“它们都很脆弱，却又同时在大片干草上点起熊熊大火。” ^[197] 显然，昔日的发达中心不一定是大显身手的场所。这似乎证明了皮朗（henri Pirenne）的结论：资本主义企业家没有连续性。 ^[198]

因此，我们在用词时必须格外慎重。当我们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社会变化时，我们不应像人们通常做的那样，把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分别视为“商人”和“地主”。在建立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漫长过程中，在这一体系的诸中心国家，某些商人和某些地主都因固守带有“封建”色彩的生产方式而获得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仍然以某种制度或法律强迫农民把其绝大部分产品交给土地所有者（以徭役、封建地租等形式）。但也有些商人和地主都因采用新兴的工业生产方式而获得利益，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契约劳动。在16世纪，这种区别与大小之分十分接近。对大商人和大地产来说，旧的封建制度更为有利，对小商人和小地主（或中型的？正在兴起的？）来说，新的资本主义方式更为有利。但我们在使用这种大小划分法时必须格外慎重，而且应该知道，它只适用于这个历史时期。当然，从理论上讲，它很有道理。新的社会构成方式通常对那些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不如对那些壮志未酬的野心家更有吸引力。但从现实来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在这个新兴的“工业家”阶级当中，有的出身于约曼农（yeoman farmer），有的出身于重操旧业的商人，但不管其出身如何，他们都具有维勒（Vilar）所说的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面向大市场，薄利多销”； ^[199] 部分利润来自工资浮动与物价浮动的时间差； ^[200] 部分利润来自意外的横财；部分利润低于利息率，部分利润偶得于货币贬值前的借贷。 ^[201] 但总之要有利润。而且，利润的积累不仅为这个阶级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对全部经济生活产生直接影响。这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刺激了原材料生产和人力的流动，又比如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大众需求提供了途径。但是除此之外，它还使许多为外向经济服务的工业得以出现，比如道路建设、防洪工程、港口建设等等。 ^[202]

显然，16世纪也是一个纺织业中心发生转移的世纪。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纺织工业还是在“旧的”中心发展，比如意大利北部、德国南部、洛林（Lorraine）、法国统治下的孔泰（Comté）、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Netherlands）和英国西南部（但当时英国西南部只生产呢绒）。后来，新的中心兴起，主要是在英国和尼德兰北部，即如内夫（Nef）所云在那些“在16世纪初工业尚属落后”的国家。 ^[203]

至此为止，本章探讨的主题是，在16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框架，即以资本主义方式为基础的欧洲世界经济。它的形成与生产劳动的分工有关，而要正确估价这一分工又必须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过去。工业区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而工业区之所以能够出现又是因为农业生产活动从封建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方式。并非所有这些资本主义“方式”都以“自由”劳动为基础，唯独在中心地区才是如此。但在“非自由”区也像在中心地区一样，地主和劳动力的生产动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在我们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应该不谈一下相反的观点。拉克洛（Ernesto Laclau）曾要求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具体论证一下有关16世纪的西班牙美洲已经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在拉克洛看来，这种观点既是错误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并不想纠缠于如何注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只想说，如果从字面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拉克洛的看法是对的，但如果从实质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拉克洛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在根本问题上，拉克洛的主要观点是：弗兰克犯了概念上的错误，因为后者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追求市场利润，并防止利润落入直接生产者手中的生产，而把封建主义定义为封闭的自然经济。拉克洛认为弗兰克的定义忽略了“生产关系”（即劳动力是否“自由”），因此不仅可以把西班牙美洲纳入资本主义经济，甚至也可以把罗马大庄园（latifundium）上的奴隶或欧洲中世纪教会地产上的农奴纳入进去，因为至少在后者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领主把从农奴身上搜刮来的一部分（重点号是我加的）用于出售。 ^[204] 拉克洛继而论道，如果弗兰克的观点成立，“我们就要得出结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已经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 ^[205] 他最后说，封建主义绝非不能与资本主义并存，西班牙美洲外部市场的扩大恰恰“加强和巩固了（封建主义）”。 ^[206]

其实，把问题搞混乱的恰恰是拉克洛。首先，在中世纪教会地产上的农奴与16世纪西班牙美洲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下的奴隶、工人或波兰的“农奴”之间存在着三点不同：第一，一个是把“部分”剩余产品投入市场，一个是把“绝大部分剩余产品投入市场”；第二，一个是为地方市场生产，一个是为世界市场生产；第三，一个的统治阶级是把利润消费掉，一个的统治阶级为谋取最大利润把部分利润用于追加投资。至于拉克洛有关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推论，那是一种荒谬的诡辩。至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会加强封建主义的观点，应该说它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这时的“封建主义”属于新的种类。

问题在于，用于限定一种体系的“生产关系”是该体系的整体“生产关系”，而此时此刻的体系是欧洲世界经济。自由劳动的确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生产单位都使用自由劳动。自由劳动是在中心国家用于技术工作的一种劳动控制形式，而强制劳动在边缘地区用于技术性不太强的工作。二者的结合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一切劳动都是自由的，我们就到了社会主义阶段。

但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世界帝国的框架内兴起。它没有出现在罗马，就是这个道理。从政治方面来说，商人在形成中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所享有各种便利在任何单一国家的框架内都难以得到，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不得不应付多种势力和多重压力。 ^[207] 我们说，资本主义产生于世界经济框架内的劳动分工，而不是产生于一个帝国，或一个民族国家，其秘密就在这里。在论及20世纪欠发达国家的状况时，贝里尔（K.Berrill）指出：“外来商品常常比本国商品还要价格低廉、供应充足，……国际间的专业化常常比一个国家内地区间的专业化实现得更早、更轻易。” ^[208] 在16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我们将在本文中说明其表现形式和个中原因。

总而言之，16世纪有哪些经济成就？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它们呢？除了煤作为燃料开始在英国和法国北部利用之外，这不是一个技术跃进的世纪。霍尔（A.Rupert Hall）认为，无论在工业方面还是在农业方面，无论是从技术上讲还是从组织上讲，这时“均处于一系列变化的最后阶段”，而这些变化始于14世纪，即“危机”时期。但是他指出，“正是在16世纪，许多技术开始从欧洲文明的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传播。” ^[209]

16世纪有四件大事。第一，欧洲向美洲扩张。这件事本身可能不是决定性的，但它是重要的。 ^[210] 布罗代尔抓住了这一扩张的实质，他说：“新世界的金银使欧洲的生活超出其应有的水平，使欧洲的投资超出其储备。” ^[211]

第二，受价格革命和工资增长滞后的影响，不仅投资超过储备，而且储备增加。不管贵金属的增多是否是生产发展的原因，也不论人口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是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果，金条本身“就是一种商品，而商业的全面发展又为16世纪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种‘繁荣’既非儿戏也不是虚幻的货币假象”。 ^[212]

第三个重大变化是农村的劳动形式：边缘地区强制性商品粮生产制的兴起和中心地区约曼农的出现。塔卡哈西（Takahashi）说约曼农是埋葬封建主义的“第一推动力”， ^[213] 这可能言过其实，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如果没有约曼农，是否还会出现资本主义？而且，没有强制性商品粮生产制，似乎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

内瑞（Jean Néré）曾批评多布在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只强调了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充分供应。他认为必须把这个因素连同价格的持续变动一道来考虑。 ^[214]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则认为，切不可将暂时的浮动（价格革命）与结构变化混为一谈。 ^[215] 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在16世纪，“资本主义纪元” ^[216] 开始了，而它采取的形式是世界经济。毫无疑问，“世界上首次出现的这个统一体是极为脆弱的”， ^[217] 这一点构成政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个统一体毕竟保存了下来，并在17、18世纪得以巩固。

16世纪欧洲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谁统治谁的问题不只有一种回答。人们有理由认为，低地国家通过格但斯克正在剥削波兰，更可以说西班牙在剥削它在美洲的领地。中心地带统治着边缘地区。但中心地带太大了。是热那亚的商人和银行家在利用西班牙呢，还是西班牙帝国主义者吞并了部分意大利？是佛罗伦萨支配里昂（Lyon），还是法国统治伦巴底（Lombardy）？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人们应该如何描述安特卫普（Antwerp），后来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与英国的真正联系？请注意，在上述所有示例中，我们都一方面谈的是商人城市国家，一方面谈的是更大一些的民族国家。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剖析这种局面，我们必须考察一下政治方面，看一下各个群体是如何利用国家机关去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的。这正是我们将转入的问题。

Jacques Callot.（1614-1620）
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大公爵加强了里窝那（Livorno）港口的防卫设施”，卡洛特（Jacques Callot）雕刻的一个“麦地奇的斐迪南一世传”（The Life of Ferdinand of the Medicis）集中选出。斐迪南从1587～1609年是托斯坎尼（Tuscony）大公。这幅雕刻在1614～1620年间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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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rnand Braudel，“Qu’est-ce que le XVle siècle？” Annales E.S.C .，VIII，l，janv.-mars.1953，73。B.H.Slicher van Bath根据谷物价格划分出1450～1550和1550～1650两个时期，前者为“缓慢上涨期”，后者为“迅猛上涨期”。 Agrarian History ，p.113。

[2] Fernand Braudel，“European Expansion and Capitalism：1450-1650”in Chapter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I，3rd ed.（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61），260.

[3] 有关基督教地中海地区的性质和范围请见Jaime Vicens Viv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Press，1961），260。

[4] Chaunu， Séville ，VIII（1），p.148.

[5] Pierre Chaunu，“ Réflexions sur le tournant des années 1630-1650，” Cahiers d’histoire ，XII，3，1967，257.

[6] Eugen A.Kosmmsky， Past & Present ，No.1，p.18；B.H.Slicher van Bath，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p.150.

[7] 见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592），VIII，（2）：La Conjoncture（1504～1592）（Paris：S.E.V.P.E.N.，1959），14～25。
纳达尔（Jorge Nadal）认为不能根据塞维利亚的营业额来确定西班牙的价格，因为无法知道营业额中有多少只是运输费。他说：“最后，我相信，肖努因为把吨位变化曲线强加在价格变化曲线上，而犯了与汉密尔顿（Hamilton）同样的错误，后者把贵金属运输量强加在价格变化曲线上。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是拿纯属西班牙的现象——消费品价格的浮动——与仅仅与该国经济有些许联系的现象（产自国外的商品、寄销国外的银器）作比较。”“La revolución de los precios espanoles en el siglo XVI：estado actual de la cuestión，” Hispania，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X，No.77，oct-dic.1959，519～520，fn.55。

[8] Channu， Séville ，VIII（2），p.19.

[9] “笼统地讲，在1600年，这种曲线变化开始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只是到了1650年，它才发生在北方，特别是低地国家，当时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即将从那里支配世界舞台。”Braudel，in Chapters ，I，p.263.

[10]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43.

[11] “在15世纪末，这三个欧洲地区的物价之比是100∶77∶16，到16世纪末，比例变为100∶76∶25。差价缩小过程已经开始，但只影响到欧洲边缘地带。在16世纪，地中海地区与中欧始终保持着这样的距离（Ibid.，p.343）。”
但不管怎么说，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差价也仍然很大。布罗代尔说：“这些古代经济区的自我封闭性越强，当金钱不期然出现于舞台时，它们的价值就越被高估。一个威尼斯人在1558年说，撒丁尼亚（Sardinia）的生活费要比意大利低4～5倍，当然这是指口袋里有钱的人而言。” La Méditerranée ，I，p.352.

[12] Henryk Samsonowicz，“Salaires et services dans les finances citadines de la Prusse auXVe siecle et dans la première moitie du XVle siècl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1965（Paris：Mouton，1968），550.

[13] Earl J.Hamilton，“American Treasure and Andalusian Prices，1503～1660，”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1，Nov.1928，34～35.关于这篇文章所有重要问题的参考书目请见Braudel and Spoo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p.605～615。

[14] Earl J.Hamilton，“The History of Prices Before 1750，i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Stockholm，1960. Rapports：I.Méthodologie，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histoire des prix avant 1750（Göteborg：Almgvist & Wiksell，1960），156.

[15] Docent Ingrid Hammarström，“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Some Swedish Evidence，” Scanda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1，1957，131.

[16] Y.S.Brenner，“The Inflation of Prices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ser.，XIV，2，1961，231。
米斯基敏（Miskimin）在评论布伦纳（Brenner）的观点时说：“我更进一步认为，人口分布及其与固定的土地供给的关系促使国家把输入的金银都保存起来，因为人口对耕地的压力越大，国库中就要有越多的部分用于国内农产品方面。”“Agenda for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l，March 1971，179.

[17] Y.S.Brenn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p.229。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也持同样观点。他说：“（如果说）新世界的矿藏是一个因素的话。那是因为欧洲具备利用（该矿产的）手段。”La Méditerranée，II，p.27.但是洛佩兹和米斯基敏强调指出，从1465年前后至宗教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恢复”的过程。这样1520年以后的迅速兴起就正好符合汉密尔顿的观点。“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IV，3，1962，417。

[18] Brenn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pp.238～339。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也同意周转率提高的观点。他们说：“与以前相比，这种周转率的加速和生活费的增长是文艺复兴，最好说是16世纪，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但是存在程度的不同……欧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使整个世界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即使整个世界陷于激变的边缘。”“Les métaux monétaires et l’économie du XVle siècle，”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 Scienze Storiche ，IV：Storia moderna（Firenze：Sansoni，1955），245～246。

[19] Nadal， Hispania ，XIX.p.517.

[20] Miskim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p.183.

[21] W.C.Robinson，“Money，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II，1，1959，67.

[22] 见M.M.Postan，“Not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II，1，1959，78～79。

[23] Miskim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p.177.

[24] Charles Verlinden et al.，“Mouvements des prix et des salaires en Belgique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S.C .，X，2，avr.-juin，1955，198.

[25] Joseph A.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I（New York：McGraw-Hill，1939），231-232.

[26] Ibid .，I，p.233，fn.1.

[27] 米斯基敏指出了探讨这一问题的参考思路：“当我们考察战火纷飞的16世纪的生产过程变化和工业结构时，很可能会问：数量增多但也许相对廉价的货币起了什么作用？当政府能够以较低的利率满足私人资本的需要，而同时又不致引起私人企业间竞争、不会减消人们利润再投资的热情、不会造成一个食利者阶层的时候，私人企业资本积累变得相对容易了吗？较低的资本成本是否反过来又使荷兰造船业那样的企业储存更多的木材和原材料，或使英国鞣皮业那样的企业因得以在鞣皮坑里存放更多的皮革而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呢？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生产力都将得到提高。沿着这条思路，我们或许能够洞察英国和低地国家经济相对成功，法国和西班牙则相对失败的原因，在分析过程中，我们还能纠正对‘利润膨胀’这个词的误解，使它成为一个有用得多的分析工具。”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p.183。

[28] 有相对意义上的农产品供应不足吗？鲁宾逊（Robinson）认为，新开垦的土地肥沃而多产，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不一定是边地。见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p.68.波斯坦反驳说，不管做怎样的解释，事实是新定居点往往在“贫瘠的土地”上。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p.81。

[29] “可以引起（16世纪）粮价上涨的一个次要因素是（西欧）马匹的增多。工商业的巨大发展促进交通的发展，因此需要更大的拖运力，而这主要是由马承担的。马匹越多，对饲料的需要量就越大，而用于生产饲料的土地显然不能再种植供人食用的粮食。”Slicher van Bath， Agrarian History ，p.195。

[30] 见Josef Petráň，“A propos de la formation des regions de la productivité specialisée en Europe Centrale，”in Deuxiém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Aix-en-Provence，1962，Vol. II，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Paris：Mouton，1965），219～220。
常常有人认为，波罗的海的粮食影响不大，因为它在全部消费品中所占的百分比很小。对于这种看法，人们提出了两点。第一，欧洲某些地区的粮食主要靠波罗的海供应。“（欧洲消费总量的）1.2%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足以使荷兰水手之辈富裕起来，足以决定里斯本等都城的命运。”Charles Tilly，“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mimeo，45）。见Pierre Jeannin，“Les compes du Sund comme source pour la construction d’indices généraux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Europe （XVIe-XVIIIe siècles），” Revue historique ，CCXXXI，janv.-mars 1964，詹宁（Jeannin）援引斯科利尔斯（Scholeiers）的话说，在1562～1569年间，波罗的海的粮食占荷兰消费总量的23%。
第二，波罗的海的粮食对整个世界经济来说也至关重要。“粮食的国内运输与国际运输是分不开的。粮食之类的商品不能按照两地间的双向经济来理解。如果这一理论能成立，那么，波罗的海提供的粮食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影响不大。可是就此也可以推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相对微小的变化将会造成能得到波罗的海粮食的那些边远地区的较大变化。”Glamann，“European Trade，1500～1700”，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6，1971，44。

[31] “在16世纪，贵金属的到来导致这种金属的贬值，而不是货币的贬值。贵金属引起银价上涨，而没有引起实际价格的上涨。”
罗曼诺（Ruggiero Romano）指出，危机是否存在取决于我们是根据金银价格还是根据记账货币来看待价格上涨。“（有关16世纪物价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地把原来的记账货币折合为金属价格的结果。因此它们不是价格，而是金价和银价。准确地说，他们反映的不是货币史，而是‘金属’史……（至于有关15世纪是否存在衰退的争论），观点对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参与争论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勾画价格曲线。银价吗？那么15世纪存在‘危机’；记账货币吗？那么‘危机’不复存在。”“Tra XVIe XVII secolo.Una crisi economica：1619-1622，”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3，sett.1962，481～482。

[32] “（美洲的金条）扼制了在长时间经济衰退过程中价格的持续下跌。它们的作用是加剧或缓和 总的趋势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只能由其他趋势来解释，也只能通过其他趋势而存在，比如说投资趋势。这些是（变化的）真实反映。我们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认为它们只能起到次要作用。”Carlo M.Cipolla，“La pretendue ‘révolution des prix’，” Annales E.S.C .，X，4，oct.～déc. 1955，515.

[33] “1570～1620年，总的说来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年代，以至历史学家把它称为价格革命时期。所以如果有人把这个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间单位来考察，他就会对在通货膨胀时期，利率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下降产生一种视错觉。”Carlo M.Cipolla，“Note sulla storica del saggio d’interesse-Corso，dividendi，e sconto dei dividendi del Banco di S.Giorgio del secolo XVI，”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V，2，magg.1952，266。

[34] Karl Marx， Capital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 I，ch.IV，146.

[35] Braudel and Spoo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449.

[36] 西奥卡（Pierluigi Ciocca）在其两篇论述工资滞后理论的论文的结尾处写道，16世纪的工资滞后问题并不比通货膨胀的原因问题容易解决。见“L’ipotesi del‘ritardo’ dei salari rispetto ai prezzi in periodi di inflazione：alcune considerazioni generali” Bancaria ，XXV，5，mais 1969，583.

[37] 纳达尔（Jorge Nadal）认为汉密尔顿的观点不符合实际。他认为后者的计算方法有问题，因为后者研究英法两国时使用的是加权数字，而在研究西班牙时使用的是未加权数字。纳达尔指出，费尔普斯-布朗（Phelps-Brown）和霍普金斯（Hopkins）使用唯一公布的，按同样方式加权的数字来比较泥瓦匠的工资，他们的结论就大不相同了。“这些数字异常清晰地表明，在整个16世纪，瓦伦西亚（Valencia）泥瓦匠的名义工资（西班牙唯一可折算的工资）的购买力像英法两国泥瓦匠一样，也持续大幅度下降。” Hispania ，XIX，pp.523～524.

[38] Earl J.Hamilton，“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Económica IX，27，Nov.1929，355～356.
韦伯（P.Weber）补充说，在理论上区分开一类财富和二类财富也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二者作为欧洲征服美洲的结果都迅速增长。“且不谈土地——这是最重要的财富——让我们看一下金银、森林产品、毛皮和龙涎香等一类财富……它们往往得到的快，只需要最少量的投资，也无需什么准备工作。而二类财富则含有需要长期等待的因素，投资也常常比较巨大，对远方缺乏耐心的投资者来说，简直难以忍受。一类财富刺激了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二类财富则使资本主义在18、19世纪继续发展。” The Great Frontier （Boston，Massachusetts：Hoüghton，1952），181～182.
雷德利克（Fritz Redlich）提醒我们注意，尽管战争掠夺是暴富的古代形式，但在16世纪，在欧洲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也是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De Praeda Militari：Looting and Booty，1500-1815，” Viert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l.No.39，1956，54～57.不同点在于，战利品只标志欧洲既有财富的重新分配，并不增加新的财富。

[39] 见Eric Kerridge，“The Movement in Rent，1540～1640，”in E.M.Carus-Wilson，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I，208～226。布兰查德（Ian Blanchard）也说：“现已出版的有关1485～1547年间，地租变化的文献多有含糊之处。这一点最清楚地体现在（瑟斯科Joan Thirsk编写的《英格兰和威尔斯农业史》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第4卷中），该书第204页写道，15世纪70年代以后，耕地地租明显增长，而在第690页又写道，16世纪以前，地租没有显著上升。这似乎是矛盾的。要搞清这一问题必须研究有关各个地产的资料，但这类资料相当缺乏。”“Population Change，Enclosures，and the Early Tudor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XIII，3，Dec.1970，443.

[40] 西奥卡（Ciocca）将其概述于 Bancaria ，XXV，4，apr.1969，425～426（footnote 13）.

[41] John U.Nef，“Prices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France and England”，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Illinois：Univ.of Chicago Press，1964），254.希尔顿对内夫（Nef）的反驳见“Prices and Progres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4，Fall 1952，333～334.但是西奥卡评论说：“希尔顿似乎认为，在这个商品化倾向日趋严重和无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时期，上述两个因素的重要性都相对减弱。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可取的，令人信服的。但在下结论之前，我们仍需格外慎重。” Bancaria ，XXV，p.428.

[42] 见E.H.Phelps-Brown and Sheila V.Hopkins，“Wage-Rates and Prices：Evidence for Population Press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conomica ，XXIV，No.96.Nov.1957，293.德卢莫（Jean Delumeau）在谈到罗马的价格时说：“更笼统地讲，在从1590至1629年的40年里，小麦的十年价格指数总是高于其他物品（如各种食品、酒、木柴、蜡烛）。只有1610～1619年的葡萄干的价格可能例外，但甚至这一例外也恰恰证明这种规律的存在，因为在16、17世纪之交，葡萄干价格之高异乎寻常。”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dans le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Paris：Boccard），II，741～742.

[43] 费尔普斯-布朗（Phelps-Brown）和霍普金斯（Hopkins）在表二中证明，在16世纪的英国南部、法国、阿尔萨斯（Alsace）、蒙斯特（Munster）、奥格斯堡（Augsburg）、瓦伦西亚（Valencia）和维也纳，实际工资均有所下降。“Builders Wage-rates，Prices and Population：Some Further Evidence，”Economica，XXVI，No.101，Feb.1959，21.德卢莫和格兰达梅（René Grandamy）不敢肯定15 ～16世纪的生活水平是否真正下降，但他们指出，在15世纪和17、18世纪之间，小麦的实际价格增长4倍。“Remarques sur les prix salariaux des céréales et la productivité du travailleur agricole en Europe du XVe and XVIe siècle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Mouton，1968），650.

[44] Slicher van Bath， Agrarian History ，Table I，p.327.

[45] Ciocca， Bancaria ，XXV，pp.578～579.

[46] Carlo Cipolla，“The Economic Decline of Italy，”in Brian Pullan，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Metheun，1968），139，140.见Brian pullan，“Wage-earners and the Venetian Economy，1550～163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VI，3，1964，407～426；Domenico Sella，“Les mouvements longs de I’industrie lainière à Venise aux XVIe et XVIIIe siècles，” Annales E.S.C .，XII，1，janv-mars 1957，esp.40～45.塞拉（Sella）说威尼斯是一个“豪华”的城市。那里因“租金贵、工资高”而生活费昂贵。

[47] 见Verlinden et al.， Annales E.S.C .，X，p.198范德维（Herman van der Wee）说：“这样，布拉邦（Brabant）的工资劳动者大众就未像16世纪其他国家的工人那样遭受到实际收入锐减的沉重打击。”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The Hague：Nijhoff，1963），II，386.

[48] 这使我们回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旧”的商业中心成为中心。这是一个与本章主旨完全无关的问题。斯鲁普（Sylvia Thrupp）对这个问题曾做过简明扼要的解释：“佛兰德和意大利北部是最吸引人的地区。这里土地肥沃，并能很方便地从附近‘面包产地’进口食品，所以这里人口密集。这不仅使相当多的农民可以在农闲之际从事乡村工业劳动，而且使这些地区可以把其大部分人口汇集到城市中去。”“Medieval Industry，1000～1500，”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6，1971，47.

[49]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国家间的区别。当然在国家内部还有社会群体间的区别，这一区别反映在我们有关地租、利润和工资水平的讨论中。然而，在工资劳动者阶层内部似乎没有这种区别。至少在英国，手工工匠和建筑工人之间没有工资收入的差别。“从黑死病时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建筑工人和手工工匠工资水平的变化幅度总是适成比例。” E.H.Phelps-Brown and Sheila V.Hopkins，“Seven Centu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bles，Compared with Builder’s Wagerates，”in E.M.Carus-Wilson.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St.Martin’s，1966），II，189.

[50] “马克思曾意味深长地说：‘西欧伪装为工资工人的奴隶制以新世界纯粹的奴隶制为基础。’而我们在考察（价格和经济活动的‘长期波动’）时可能忽略了加紧剥削殖民地劳动者与加紧剥削欧洲劳动者之间的相互补充。” Vilar， Past & Present ，No.10，p.34.

[51] “（汉密尔顿）那种认为在西班牙工资与价格保持同步的观点，迄今仍很难站得住脚。今后的研究将完全可能表明，在15世纪上半叶，卡斯提尔（Castilian）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这一下降，加上卡斯提尔的物价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现实，足以说明该世纪末卡斯提尔的特殊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与波兰等东欧国比与西欧国家更为接近，因为它们都出口原料，进口奢侈品。就卡斯提尔保存下来的工业而言，它们往往是满足少数富人需要，且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外国竞争的奢侈品工业。”J.H.Elliott，“The Decline of Spain，”Past & Present，No.20，Nov.1961，62.加泰隆尼亚（Catalonia）的情况也是如此。见“Comments”of Jaime Vicens Vives made on the “Rapport de M.Malowist”in 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II.Actes（Paris：Lib.Armand Colin，1951）在这篇文章中，维森斯（Vicens）把波兰与加泰隆尼亚的“次生封建主义”作了比较。

[52] Phelps-Brown and Hopkins， Economica XXIV，p.298.

[53] Ibid.，p.299.重点号是本书作者加的。这一分析与多布观点非常近似。“人们很可能会问，既然大众消费水平下降，物价水平何以能够提高，这个时期的巨额利润（大抵相当于营业额乘以物价与货币工资间的微小差价）何以能成功地实现？换句话说，需求何以扩大？答案显然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富人和殷实之家（即新资产阶级和王室以及正在兴起的乡间资本家和从大自耕农发展起来的农场主阶级）的消费造成了市场的扩大。这部分人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这在一定意义上为利润的实现准备了条件。在这个年代发展起来的工业中，许多都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殷实之家的奢侈消费的需要。此外，在造船业、建筑业、（很小规模的）机器和手工工具制造业、大炮和军械制造业等方面的投资也有扩大趋势，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也不容忽视，这指的是给这个地区带来大量金条的顺差贸易。”Studies，p.120.
布罗代尔（Braudel）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地主未必像汉密尔顿最初所说的那样受到物价上涨的损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价格革命……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并不是一样的。它减轻了农民的那些用货币支付，并早在美洲发现之前就已固定下来的地租等负担。事实上，领主在农民占有地上的封建权利是很有限的，有时几乎等于零。但并非总是如此。特别是许多庄园主还收取实物地租，这些地租的价值是随市场而变化的……而且，无论是在地中海地区，还是在欧洲，土地分配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La Méditerranée ，II，p.51.

[54] “资本主义需要资本，不能想象还有比强制推行非常有利可图的价格—工资比率更有力的积累资金手段。” Earl J.Hamilt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p.338.凯恩斯（J.M.Keynes）说：“这种利润膨胀几乎总是导致财富分配的益发不平等，除非它的影响能够被直接实物税所抵消，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现代英国（1930年），并没有发生在其他时间和地点。” A Treatise on Money （Lon-don：McMillan，1950），II，162.

[55] “如果说这个土地所有者阶级在17世纪初统治着欧洲的话，那是因为它失去的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多。所以很多商人和富裕市民购买地产并不是疯狂的举动。”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479.

[56] “物价上涨促使人们抓紧时机投资。由于物价上涨造成实际利率下降，所以它鼓励人们对有望赚钱的项目借贷投资。简而言之，物价上涨和工资滞后导致了资本的产生，同时诱使人们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利用这种资本。”Hamilt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p.339.

[57] “对法国和对英国一样，我们需要解释的不是在价格革命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为何如此巨大，而是为何如此微小。” Nef，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p.242.

[58] “法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劳动者实际工资的持续下降虽然是促进兴办企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工业增长率的迅速提高。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可能十分严重，以致影响了对某些工业品需求的增长，而在宗教战争期间，穷苦人民的悲惨境遇可能会妨碍而不是助长手工业者的发展（Nef，ibid.，p.267.）。”
内夫的观点还得到费利克斯（David Felix）的支持。见David Felix，“Profit Inf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The Historic Record and Contemporary Analog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XX，3，Aug.1956.特别见pp.443～451.

[59] E.L.Jones and S.J.Woolf，“The Historic Role of Agrarian Chang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in Jones and Woolf，eds.， Agrari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Methuen，1969），I.

[60] 见François Mauro，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aspects économiques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6-Collection Nouvelle Clio，32），285～286.

[61] 见Charles Verlinden， L’esclavage dans I’Europe médiévale ，2 vol.（Brugge：De Tempel，1955）.

[62] Bloch，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p.247.另见Marc Bloch，“Medi-aeval ‘Inventions’，”in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67），180.

[63] 这种观点的经典论述见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London：Deutsch，1964）。支持这一观点的近作为Sergio Bagú“La economia de la sociedad colonial，” Pensamien-to critico ，No.27，abr.1969，53～61.

[64] 沃尔夫（Eric Wolf）指出，在中美洲，由于技术原因，小规模的采矿和甘蔗种植都是不经济的，因此迅速让位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在采矿业中，技术进步表现为1557年天井的引进，通过天井，在水银的辅助下，可以从矿石中提炼出白银。但这种技术需要昂贵的机器，尤其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深钻才利可图。大型碾磨或制糖厂（ingenio）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在靛青生产中，类似的技术进步也导致类似的社会结果。见 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Chicago，Illinois：Univ.of Chicago Press，1959），177～180.

[65] “甘蔗生产传到马德拉群岛（Madeira）和加那利群岛（Canaries）后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与已经存在的欧洲生产者进行激烈的竞争。美洲殖民地也进行这项生产以后，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到1580年，……西西里的这项工业已经气息奄奄……西班牙的这项工业也不景气，……意大利南部、马耳他（Malta）、罗得岛（Rhodes）、克里特（Crete）和塞浦路斯（Cyprus）的小规模中世纪制粮业也经历了同样的衰退过程，并最终消失。
在马德拉和加那利的制糖业中都使用非洲奴隶……奴隶的使用使这里的岛民可以以比欧洲糖业生产者更低的价格出售糖。但是后来马德拉和加那利又分别败给了巴西和西印度的竞争者……。
在美洲热带地区，糖的历史更加和奴隶史密不可分。在这个时期的所有热带出口作物中，甘蔗最需要人力，特别是在收获季节。由于甘蔗在收割以后必须在几小时内运到磨坊中去，所以磨坊必须紧靠蔗田，这就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种植园制度的要求。毫无疑问，甘蔗应对热带农业的奴隶制负主要责任。” Masefield，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p.289～290.
以岛屿作踏脚石进行跨大西洋的移民，这并不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现象。罗斯（Rowse）说北欧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里的移民分为三步：从欧洲大陆到不列颠；从不列颠到爱尔兰；从不列颠到北美。
“我们可以把北美的殖民视为1000年前跨大西洋移民的继续。1000年前，在民族大迁徙（VoLkerwanderungen）时代，原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glo-Saxon）到不列颠殖民……。
不列颠岛和爱尔兰的联为一体为人们跨过大西洋向北美进发奠定了基础，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一直为打开北美的门户而战斗……历史学家们迄未注意到，正是对爱尔兰南部的种植园和殖民活动最感兴趣的人——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雷利（Walter Raleigh）、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 ——率先到弗吉尼亚（Virginia）的第一块殖民地殖民。爱尔兰宛如美洲的蓝本。”Rowse，“Tudor Expansion：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History，”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XIV，3，July 1957，310，315.

[66] “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在欧洲人进入非洲以前已经兴盛了许多世纪，所以在15世纪兴起的这种大西洋贸易绝不只是发现非洲的偶然的副产品……最重要的变化——从主要为满足国内需要而从事肮脏贸易转变为专为种植园和殖民地市场而输送奴隶——早在发现美洲之前就开始了。总的说来，在15世纪，奴隶的肤色由白变黑，人们越来越视奴隶为可以买卖的物品而不是为某一个家庭或农场从事家务劳动或农业劳动的人。”Anthony Luttrell，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pp.78～79.

[67] 一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奴隶往往来自外部。这一事实在弗林登（Charles Verlinden）有关14、15世纪克里特（Crete）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证明。克里特那时是威尼斯的殖民地，既是农产品贸易中心，又是一个货物集散地。由于最后一项属性，它成为奴隶贸易中枢，奴隶来自东南欧、俄国和西南亚的各个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这些奴隶或在克里特和其他威尼斯殖民地使用，或被转卖到埃及、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见“La Crête débouché et plaque tournance de la traite des esclaves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II：Medioevo（Milano：Dott.A.Giuffrè-Ed.，1962），591～619.

[68] 见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p.144～145.

[69] 据库克（S.F.Cook）和辛普森（L.B.Simpson）统计，墨西哥的人口在1519年是1100万，此后持续下降，1540年约为650万，1565年约450万，1600年约250万。见 The Population of Certral Mexico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bero-Americana：31（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48），10～16，38，43，46.博拉（Woodrow Borah）又补充了1650年的数字，即150万。见 New Spain’s Century of Depression ，Ibero-Americana：35（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51），3.

[70] “巴西土著居民的毀灭（与墨西哥）同样严重。耶稣会士安基塔（José de Anchieta）说：‘从20年前到现在（1583），这个地区（巴西）的人口损失似乎难以置信。’然后他举出了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巴西人口下降的幅度与墨西哥基本相同。”Celso Furtad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0），5，fn.2.
至于秘鲁，加拉（Alvaro Jara）说：“若不是大量的人口储备可以使人口下降曲线维持一个时期，吃人的采矿业会难以为继。”“Estructuras de colonización y modalidades de tráfico en el Pacífico Sur HIispano-Americans，”见 Les grades voiesmaritimes dans le monde ， XVe-XIXe siècles，VIIe Collogue，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Paris：S.E.V.P.E.N.1965），251.

[71] 见J.H.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New York：Mentor Books，1963），245～246.

[72] 见阿丹特（Gabriel Ardant）有关技术要求与劳动控制形式之间联系的论述。他在谈到法律限制逐渐消失时说：“这种让农奴自己安排劳动时间，并促使其产出更多的制度必然会引起一种酬金固定、更加自由的制度……领主们自己发现，用酬金来代替命令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 Théorie sociologique de I’impôt ，I，pp.46～47.另见 Ibid .，pp.194.

[73] 见Rushton Coulbourn，ed.， Feudalism in History （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Press，1956）；Claude Cahen，“Au seuil de la troisième année：Réflexions sur l’usage du mot‘feodalit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II，pt.1，April，1960，2～20；Dobb， Studies ，pp.33～37；Levebvre， La Pensée ，No.65；Henryk Lowmianski，“The Russian Peasantry，” Past & Present ，No.26，Nov.1963，102～109；Joshua Prawer and S.N.Eisenstadt，“Feudalism”，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Macmillan and Free Press，1968），V，393～403；George Vernadsky，“Feudalism in Russia，”Speculum，XIV，3，July 1939，300～323；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Totowa：Bedminster Press，1968），I，255～256.

[74] Dobb， Studies ，p.66.

[75] 吉布森（Charles Gibson）曾描述了那些直属王权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s）如何在总督（corregidores）的管理下，从我们所谓的强制性商品粮生产制发展为一种向农民课税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总督实际上变成了包税人。 The Aztecs Under Spanish Rule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Press，1964），82～97.

[76] “德国所发生的农奴制复苏并不是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也不是简单地重复易北河以东已经过时的中世纪形式。带来‘次生农奴制’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其影响为地方社会发展规定了新的法则。
首先，必须保证谷物产量持续增长。为了做到达一点，始于中世纪盛世的三区轮作制（Dreifeldwirtschaft）让位于容克（Junkers）从荷兰引进的更为现代的技术，即圆圈式农庄（Koppelwirschaft）。容克用这种技术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二，农业生产目的不再是为自然经济下的消费者提供物品，而是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提供商品。
结果，对农民的这种封建榨取就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Henri H.Stahl， Les anciennes communuatés villageoises roumaines-asservissement et pénétration capitaliste （Bucarest：Ed.de I’Académie de la République Socialiste de Roumanie，1969），15.

[77] 见Bagù， Pensamiento critico ，No.27.pp.34～35.42～53，61.

[78] 见Luigi Bulferetti，“L’oro，la terra e la societá：une interpretazione del nostro Sei-cento，”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8th ser.，IV，1953，passim.

[79] Luis Vitale，“España antes y después de la conquista de America，” Pensamiento critico ，No.27，abril 1969，12.”

[80] Wolf， Peasants ，p.54.

[81] “威尼斯对他们取得的采邑有充分的使用自由，所以他们可以将采邑交换或分割，只要接受方不是希腊人和犹太人。”Abrate， Economia estoria ，IV，p.262.

[82] Pietro Vaccari，“I lavatori della terra nell’ occidente e nell’oriente dell’-Europa nella etá moderna，”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Istituto Edit.Cisalpino，1957），II，969.

[83] “委托监护制用这些贡赋投资于各种企业：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工业和商业。但是投资最集中的企业，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最初是采矿业，后来则是畜牧业。”José Miranda， El tributo indigena en la Nueva España durante el siglo XVI（Mexico：E l Colegio de Mexico，1957），186.关于贡赋与丝绸生产的关系见第197～204页；关于贡赋与非农业人口基本需求的关系见第204～223页。

[84] “按照法律原则，委托监护制是使印第安人西班牙化的仁慈的代理机构。它的基本特征是，官方把一群印第安人交由特许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管理。西班牙保护人叫做委托监护者，他们有权让委身于他们的印第安人缴纳贡赋和服劳役。而印第安人虽然在委托监护制的特权的有效期内，必须满足后者的贡赋和劳役需求，但他们被认为是自由人，因为他们不是被占有的财产。他们的自由性标志着委托监护制与奴隶制的区别。……委托监护制特许状不涉及地产、司法裁制权或领地权（señorio）。”Gibson， The Aztecs ，p.58.关于委托监护制下的司法裁制权和印第安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见J.M.Ots Capdequi， El estado español en las Indias （Mexico：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1941），24～33.

[85] “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劳动量适中的自愿工资劳动制。但由于预感到印第安人不会自愿地服务，所以又发布了一个命令，它要求殖民当局把劳动力交给需要他们的殖民主。从一方面看来，这个命令旨在防止有人滥用西班牙主人与印第安受委托监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强迫印第安人工作。但从另一方面看来，这个命令的意义又在于，如果自愿工作制因印第安人拒绝接受工作而无法实行，国家便可以出面调解，并通过强制劳动者去工作来维护公共利益。” Silvio Zavala， New Viewpoints on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Philadelphia：Univ.of Pennsylvanio Press，1943），94.又见他的代表作 Le encomienda indiana （Madrid：Centro de Estudios Hisporicos，1935）.关于各种观点的介绍请见John F.Bannon，ed.， Indian Labor in the Spanish Indies：Was There Another Solution ？ （Indianapolis，Indiana：Heath，1966）.
关于智利的委托监护制，加拉（Alvaro Jara）写道：“土著居民被迫在这样一种生产制度下工作，即他必须为西班牙生产大大超过其日益减少的生活必需品价值的剩余价值。” Gwerre et société au Chili：Essai de sociologie coloniale （Paris：Institut des Hautes de l’-Amérique Latine，1961），46.

[86] Zavala， New Viewpoints ，p.95.

[87] 这似乎是巴古（Bagú）的观点。见 Pensamiento critico ，No.27，pp.32～33.1549年西班牙王室宣布废除委托监护制奴役制。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巴西。在那里葡萄牙王室取消了世袭总督制（Capitanias hereditarias），将其改造为王室任命总督制（Capitanias Coroa），第一次这样的行动恰恰也是在1549年采取的。见J.Capistrano de Abreu， Capîtulos de historia colonial （1500-1800）（Rio de Janeiro：Ed.da Soc.Capistrano de Abreu，Typ.Leuzinger，1928），63～76.

[88] 威泰勒（Luis Vitale）说：“在征服的第一年中，委托监护者曾试图宣布独立。但西班牙王室唯恐出现一批最终将否认其权威的领主，于是加强了统治，以避免发生封建割据战争……委托监护者不是印第安人的主人，也不能行使司法权，因为‘印第安人不是委托监护者的农奴，而是国王的臣民……’这样服役的委托监护制就被货币贡赋的委托监护制所取代……工资工人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突出标志，他们形成了新的工人阶级。” Latin America ，pp.37～38.
米兰达（José Miranda）说：“委托监护者首先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以发财致富为目标。对当时的人来说，委托监护者是喜欢行动的人，新世界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他那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人……他不像封建庄园主那样，克制自己的欲望，仅仅满足于享用贡赋和服务。他要把贡赋和劳役改变成为生财的基础……因此，委托监护者把委托监护制劳动征集制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放在首位，那是唯一促使他狂热这求其目标——财富——的因素。”“La función económics del encomendero en los origenes del regimén colonial，Nueva España（1525-1531），” Anales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hropologia e Historia ，II，1941～1946，423～424.一个思想上和行为方式上的资本家，但正如米兰达所指出的，不是一个把商业资本投入企业的资本家（见pp.431～444）。他的原始资本来自国家的赐予，他后来的资本来自其利润。

[89] 马提涅兹（Fernando Guillén Martinez）甚至说：“事实上，作为一种制度，委托监护制和米塔（派民伕制）（mita）都只能存在于由于数量和惯性的关系尚保留印第安人部落制的地区。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在头领制与集体奴隶制之间有着某种神祕的联系，所以印第安人是以甘愿赴汤蹈火的精神去工作和献身的。但随着基督福音的传播和人种的混合，部落解体，个人主义兴起以后，印第安人就不再容忍有组织的奴役制……” Raiz y futuro de la revolucion （Bogotá：Ed.Tercer Mundo，1963），80.关于“米塔”的定义和起源，见Ots Capdequi El estado español ，p.31～32.

[90] 事实上，弗塔多（Furtado）认为，在原有的地方统治阶级势力弱小的地区，“事实证明，委托监护制不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于是委托监护者就采取一种更直接的奴隶制形式，他们强迫人们在完全不同于他们所习惯的条件之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一制度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减少。”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pp.10 ～11.

[91] “1559年，圣蒂兰塔莎蒂（Tasa de Santillan）法令规定，金矿砂的1/6，即西斯莫（sesmo），每年一次作为工资付给每个委托监护制的印第安人。从那时起，这种分享制可能就真正获得了社会或社团工资的性质，这种工资一次总付给每一个印第安人社团或村落。”Alvaro Jara，“Un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problemas del trabajo en chile durante el periódo colonial，”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2，May 1959，240.

[92] 严格地说，有些地区在中世纪根本没有实行封建制。这些地区只有“次生封建制”，没有原生封建制。斯培尔（Stahl）认为，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的情况就是如此。见 Les anciennes communautés ，pp.241～244.

[93] “东欧的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为利用这一资源所做的努力。在12、13世纪形成的诸国家，这时势均力敌，因此相互倾轧只能意味着两败俱伤。而德国又构成对波希米亚和波兰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王公和僧俗贵族被迫在开发自己的资源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但是这只有得到农民的合作才有可能。农民的义务一直没有固定下来，他们担心生产出剩余的财富也会遭到剥夺，所以对改进生产手段没有兴趣。但另一方面，领主已无力进一步敲诈农奴，因为后者随时可以逃跑。因此那些希望利用其财产获利的王公贵族就被迫鼓励其属民更紧张地劳动和引进新技术，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他们凭借引进德国乃至西方的习惯而达到了目的，因为作为这种引进的结果，农民的负担不仅固定下来，而且有所减轻。在13世纪早期的波希米亚和稍晚一点的波兰，劳役和实物地租已经折算为货币地租，这一转变反映了农业的发展和社会劳动分工的进步。” M.Malowist，“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of the Western Sudan in the Middle Ages，” Past & Present ，No.33，April 1966，14～15.见Jerome Blum，“Rise of Serfdom in Ea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I，4，July 1957，807～836.

[94] 收租人（Grundsherr）变成了直接生产者（Gutsherr）。有关讨论见Hans Rosenberg， 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Press，1966），Ch.l.有关斯洛文尼亚（Slovenia）的贵族如何通过扩大领地、提高地租、接管商业的手段战胜财政困难的讨论见Ferdo Gestrin，“Economie et société en Slovénie au XVIe siécle，” Annales E.S.C .，XVIII，4.juil.-août 1962，665.

[95] “（在15世纪以前）殖民时代的易北河以东地区（East Elbia）只有容克（Junkers），除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外，没有容克阶级。直到15、16世纪，才出现了一个紧密的贵族地主阶级。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野心，表现出一定的阶级意识和团结精神，荣辱与共，像种姓制度下的某个种姓一样自信和相投……从时间上讲，它的出现与英国和匈牙利乡绅的兴起、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地主贵族的兴起，以及波兰兹拉奇塔（Szlachta）贵族阶层的兴起大抵同时，与法国和德国西部的那个懒惰的、不参与经营而专靠食利为生的领主贵族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衰落也大抵同时。”Hans Rosenberg，“The Rise of the Junkers in Brandenburg-Prussia，1410～1653，”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IX，1，Oct.1943，4.请注意，罗森伯格（Rosenberg）在这里把英国纳入东欧国家。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这样做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容易引起混乱。把东欧地主与英国乡绅相提并论的首创者之一是帕赫（Pach），他认为二者都“类似资产阶级”。见Zs.P.Pach，“Die Abbiegun der Ungarischen Agrarenentwicklung von der Westeuropaischen，”i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1960. Résumés des communications （Göteborg：Almqvist & Wiksell，1960），155.

[96] M.Malowist，“Poland，Russia and Western Trade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Past & Present ，No.13，April 1958，32.另见M.Malowist，“The Problem of the Ine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in the Lat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IX，1，April 1966，15～28.霍斯佐斯基（Stanislaw Hoszowski）曾援引17世纪上半叶英国使节卡鲁爵士（Sir George Carew）的话说：“波兰变成了欧洲的粮食和造船材料库。”“The Polish Baltic Trade in the 15th-18th Centuries”in Poland at the Xl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Stockholm （Warsaw：The Polish Acadamy of Sciences，The Institute of History，1960），118.

[97] 见Malowist， Past & Present ，No.13，pp.26～27.

[98] 见Jaime Vicens Viv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 n，ch.17，esp.211～215.

[99] 见Oliveira Marques，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p.449.

[100] 见Phillipe Dollinger， La Hanse （XIle-XVIIe siècles）（Paris：Montaigne，1964），76～80.

[101]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p.94.

[102] B.H.Slicher van Bath， A.A.G.B .No.12，p.28.赫雷纳（Karl Helleiner）说：“到16世纪，地区间的海上粮食贸易已有了很长的历史……但16世纪呈现出新的特点：由于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易北河以东地区、波兰和爱沙尼亚（Estonia）剩余物资量大为增加，永久性或一时性的粮食亏损区可以较以前更为大量和更为经常地从国外得到补充。到16世纪中叶，每年经但泽（Danzig）港出口的粮食数量是1490～1492年间平均值的6～10倍。……这个时期又有两、三个重要的肉食基地向欧洲人敞开了大门：从科德角（Cape Cod）到拉布拉多（Labrador），盛产鱼类的海岸产出更为大量的蛋白质；匈牙利和瓦拉几亚（Wallachian plain）平原以及丹麦谷地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成为大牧牛场。这里的牛大量输入奥地利、德国和荷兰。” Camb.Eco.Eur.，IV，pp.77～78.

[103] Reginald R，Betts，“La société dans l’Europe centrale et dans I’Europe occidentale，” 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 ，n.s.VII，1948，173.

[104] Zs.P.Pach，“The Development of Feudal Rent in Hungar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IX，1，April 1966，13.

[105] “西欧经济的兴起变成了引起东欧城市衰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Hartung and Mousni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p.46.“从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波兰经济的特征是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领地经济逐渐蔓延。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并对这个国家的总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不利影响。” Hoszowski，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Stockholm ，p.117.

[106] 见Doreen Warriner，“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Agrarian Europ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XXI，No.78，Dec.1953，174～175.

[107] 贝茨认为，这些入侵行动和“次生封建制”的出现堪与早些时候的入侵行动和“原生”封建制的建立同日而语。见Betts， 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 ，p.175.他详细论述了后期入侵对东欧统治者的影响，见pp.175～180.沃里纳（Doreen Warriner）推测，“如果（欧洲的）商路没有在海外寻金热中（相对地讲从东欧）西移，东欧可能会继续沿着与西欧相同的道路发展，商业和城市的扩张也会成为封建社会经济的溶剂。或反过来说，西欧15世纪的经济衰退也会转移到东欧（p.146.） 。”

[108] André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7），9.弗兰克（Frank）继续说道：“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并不因它标志着一方在经济上比另一方更发达就仅仅是相对的，就仅仅意味着数量上的不同。它也是相关的，并有着本质性的意义，因为每一方都因与另一方有着某种联系而存在，而二者又有结构上的不同。但是，发达与不发达又是同一的，因为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展过程的产物，尽管辩证地来看，二者是矛盾的。”

[109] Owen Lattimore，“La civilisation，mère de Barbarie？” Annales E.S.C .，XVII，1，janv.-fevr.1962，99.

[110] Owen Lettimore， Relazioni del X Congreso de Scienze Storichi ，I，p.110.弗里德（Morton Fried）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他说：“从特定意义上来说，大多数部落是一种派生现象，因为它们完全可能是组织程度较高的社会从组织程度较低的社会中脱颖而出后带来的后果。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部落主义就可以被视为对复杂的政治结构的一种反动，而不能被看作是复杂政治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准备阶段。”On the Concept of “Tribe”and “Tribal Society”in June Helm，ed.， Essays on the Problem of Tribe ，Proceedings of 1967 Annual Spring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15.

[111] 事实上，只要了解了微小区别的这一最终结果，我们就可以了结有关质与量的无益纷争。我赞同戈登—沃克（P.C.Gordon-Walker）的说法。他认为：“质变与量变并没有真正的区别。如果历史学家探究数量和程度的变化，他将发现‘质变’事实上只是量变的结果。这一法则既适用于经济组织的变化，也适用于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质变不过是量变积累的某个阶段。”“Capitalism and Reforma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1，Nov.1939.4～5.

[112] 斯托雅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认为，西欧与东南欧的差距也是这样拉大的。他说：“如果说在14世纪，人们还看不到在巴尔干社会与西欧社会之间，在导向方面有什么量的区别，那么到1700年，这一区别已经很明显，到1800年，这一区别更为加剧，到1850年，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Material Foundations of Pre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Balkan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IV，3，Spr.1971，232.

[113] 多玛尔（Evsey D.Domar）曾做过这样的假设：“（有关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农业结构有三个因素：自由土地、自由农民、不工作的土地所有者。这三个因素中，每两个都可以同时存在，但三者不可同时并存。我们可能会在现实中发现诸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现象，但它必须依赖政治行为，即政府法令……”“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A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1，March 1970，21.

[114] “所谓等级制度，是指一个群体永久性地从属于另一个群体。（在西班牙美洲）这种制度形成以后并未得到法律的批准，只是偶尔获得承认。有关印第安人个人劳动的官方立法从未宣布在白人、印第安人和混血人之间有任何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不平等……。
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只是悄悄地实行，而未见诸法律，所以由土地所有者及其盟友—官僚—构成的剥削阶级渐渐形成寡廉鲜耻、贪得无厌、残酷无情的性格，这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由国家维护贵族阶层经济特权的地区是闻所未闻的。
上述结论可由下面这一事实证明。在正式批准向新格拉那达（New Granada）输送黑奴，让他们在安蒂奥基亚（Antioquia）矿山劳动或在考卡河（Rio Cauca）地区及大西洋沿岸充当农业劳动力后，他们所受到的对待并不像以前委派给的印第安人曾受到过的那样粗暴、无礼和野蛮。黑奴所有者的特权地位受到法律的保护，由于意识到奴隶制将持续存在，奴隶主遂具有一定真正的责任意识，而这正是占有印第安人的委托监护者所缺乏的。” Guillén， Raîz y futuro ，p.81.

[115] Alvaro Jara，“Salario en una economia caracterizada por los relaciones de dependen-cia personal，”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Paris：Mouton，1968），608.
有关委托监护制的印第安人生活水平低下的证据也存在于出产靛青染料的危地马拉（Guatemala）。1563年，西班牙国王批准了以前的监护法院（Audiencia）的决定，禁止雇用印第安人，理由是，那是“非常有害的工作”。史密斯（Robert S.Smith）指出，这一敕令并未生效。他说：
“1583年，殖民地官员发现，种植者找到了一种规避该法令的办法，他们不再把印第安人当作工资劳动者雇用，而是和他们订立合同，让他们背负肩扛，把沉重的靛青植物拖出种植园，而付给印第安人的酬金只相当于他们所应获得的十分之一 ……7年以后，检查官发现，‘很多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后代、自由的黑人，甚至奴隶’（即政府遣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劳动力）都破坏了这条法律，雇用印第安人来收割和拖运埃西奎里特（xiquilite，一种植物，为靛青染料的主要原料），而付给他们的工钱是微不足道的。”“Indigo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Colonial Guatemala，”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2，May 1959，187.甚至奴隶也雇用印第安人，我们真是有了衡量标准！

[116] “西班牙征服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占领和殖民的各个地区建立采矿经济……印第安人奉献给欧洲的主要是贵金属。殖民地的其他产品似乎只占不值一提的次要地位。” Alvaro Jara，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XIXe siècles ，pp.249～250.加拉（Jara）指出，在这方面，有关海上交通量的统计表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问题，“在1503至1660年间，除去1591至1600和1621至1630年外，似乎都适用于这样一个公式：矿产量越多，作为商业上的反映，海上交通量就越大（p.266） 。”

[117] 韦伯把种植园经济和地产经济区别开来。地产经济是他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二者的主要区别似乎是劳动控制形式和典型产品。见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Free Press，1950），79～92.种植园生产园艺业产品（按照韦伯的说法），典型产品是甘蔗、烟草、咖啡和棉花。地产则用于畜牧或种植小麦，或二者兼有。我不清楚这种区分是否有意义，因为（这里所限定的）“地产”在东欧更近似于美洲的“种植园”，而与英国等地的“地产”少有相似之处。

[118] 但是，正像我们将论述到的，随着半边缘化进程的发展，南欧的人口密度日趋下降。维森斯（Jaime Vicens Vives）在评论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有关东欧此时发展状况的论文时，曾与加泰隆尼亚（Catalonia）作比较。他说：“事实上，作为专门研究一个完全不同于15世纪波兰的国家——加泰隆尼亚——的农民阶级演变的学者，我们已经注意到，如果说，就我们所说的‘次生封建制’而言，波兰和加泰隆尼亚如出一辙，那么这种一致性不能用相同的原因来解释。马洛维斯特像其波兰先辈一样，（认为）15、16世纪开始新的封建化，其原因主要是波兰在波罗的海地区贸易的发展和内部市场的扩大，而内部市场的扩大又是城市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在加泰隆尼亚，农民法律地位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地中海商业的萎缩，另一方面是城市人口的减少。因此，我们看到了殊途同归的结果。”Comments made on the“Rapport de M.Malowist，”p.148.
我并不认为维森斯真正把握住了马洛维斯特的基本观点。除此之外，我还认为维氏的观点有问题。在波兰和加泰隆尼亚，导致农民地位变化的原因是相同的。只是他们的起点不同，因为在14世纪，加泰隆尼亚一直是欧洲相对发达的地区之一。加泰隆尼亚的人口减少和波兰的人口增加导致了两地人口密度几乎相等的结果，因此在“漫长的”16世纪，两地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没有显著差别。
同样的，詹宁（Pierre Jeannin）指出，在16世纪，波罗的海的港口规模扩大，活动频繁，因此不应过高估计边缘地区城市衰落的程度。面对这一提醒，我们也必须承认，事实的确如此。见“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 des villes de la Baltique avec Anvers au XVIe siècle，”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3，Sept.1956，196.但是我们必须记住：（1）国际贸易的增加当然会造成港口业务日趋频繁，但政治和地方贸易的中心又如何呢？（2）总人口的增加通常会导致城市规模的扩大，但这种扩大是否与人口增加成比例呢？（3）即使边缘地区城市人口有所增加，但考虑到西欧城市化的程度，我们也仍然可以说这些城市趋于衰落。

[119] 库拉（Witold Kula）从理论上剖析了这一矛盾。他说：“畜牧业的‘再生产’就是看管牛群。如果某种制度把这一任务主要交给农奴，那对畜牧业来说是最不利的。牲畜只会给领主带来利益，而对农民并无好处，因此农民对牲畜漠不关心，这是令所有庄园主忧虑不已的问题。在通常是因为少雨而造成的食物短缺的年月，农民面临着喂养牲口还是喂养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选择是可想而知的。最后，由于牛生产能力低下，庄园主必须畜养更多的牛，而这又加剧了提供饲料的困难。” Théorie économique du système feodal：pour un modèle de l’économie polonaise ，16e-18e siècles（Paris：Mouton，1970），31～32.这种看法并不只是理论上的分析。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指出，在1515～1530年间，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Paris：S.E.V.P.E.N.，1966），I，323.

[120] 见Kristof Glamann，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p.45～52.他说：“牛市场兴旺伴随着贵族的黄金时代（p.50）。”

[121] 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情形就是如此。拉杜里（Le Roy Ladurie）说：“开垦荒地的行动造成牧场减少，各种种植园（橄榄树、栗子树等）、庭园和石土墙圈围起来的地限制了普通人使用敞地的权利。基于这些原因，畜牧业发展到顶端之后走向衰落。这种传统农业不晓得种植饲料，或只限于在园地上种植饲料，所以不可能同时发展畜牧业和蔬菜生产。畜牧业和蔬菜生产是矛盾的，因为二者都需要占用自由地，而自由地日渐稀少。因为缺少西班牙等国家维护牧主利益的大牧羊主团（Mesta），牧牛业在正在从事扩张的传统国家很快变得难以发展。” Lespaysans de Languedoc ，I，p.324

[122] 见J.H.Parry，“Transport and Trade Routes，”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E.E.Rich and C.H.Wilson，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7 th and 16 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191.

[123] 请看1600年欧洲与1500年欧洲的这一对比：“首先，主要生产部门农业不仅可以比1500年养活多得多的人口，而且可以使他们吃得更好；海外贸易和纺织业也比1500年有所提高，采矿和冶金业的规模更远远超过1500年。”Mauro，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p.257.

[124] Duby， Rural Economy ，p.325；另见p.275.但在卡斯提尔（Castile），形势发展似乎不尽相同。“在14、15世纪，卡斯提尔贵族的势力达于极盛，以致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在卡斯提尔，贵族不像在其他西方王国那样采取守势，而是改朝换代，接管王产，使王权成为实现其野心的工具。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卡斯提尔王室没有得到城市的有力支持。很多卡斯提尔城市站在贵族一边，更多的城市甚至已沦为贵族的臣仆。”Vicens，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245.维森斯（Vicens）说，这样，在埃克斯塔马杜拉（Extremadura）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16世纪就是一个大领地（Latifundia）兴起的时代。这些贵族由于在14、15世纪得到大量土地封赠而一直虎视眈眈。见pp.247～248.

[125] “（但是），自16世纪20年代后期起，以前对圈地一直保持沉默的租地农开始激烈谴责那些占有牧场的人，从而阻止后者扩大占有地，因为这时人口增长，需要土地。这种愤怒情绪往往在立法机构中表现出来，但是抗议者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不想服从法律，而宁愿直接反抗圈地行为。”Blanchar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III，p.440.

[126] 对于反抗的不同效果，布罗代尔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即人口密度。他在把人口密度较低的中欧同人口密度较高的意大利（“村落城市”）以及莱茵河、缪斯河（Meuse）、巴黎盆地之间的广阔地带进行对比后指出：“既然在如许多的中欧和东欧国家里，村庄如此疏落，它不可能是决定农民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吗？面对庄园主，他们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他们缺乏大社会集团的那种并肩作战的精神。” Civilization matérielle ，p.42

[127] H.K.Takahashi，“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A contribution to the Sweezy Dobb controversy，” Science and Society ，XVI，4，Fall 1952，324.

[128] Bloch， Caractères originaux ，I，p.154.

[129] 杜比（Duby）说：“分成制租（Métayage）给主人带来极大好处。它使他们有望从领地生产率的增长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中得到更多利润……即使领主的参与程度降至最低点，契约也确保他获得纯利中的绝大部分。（其数量可能多于承租制下他能得到的地租）。我们切不可忘记，分成制佃农（Metayer）还要从他们自己的那部分所得中留出种子和有时还要留出什一税。在当时农业产出通常很低的情况下，什一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无论如何，领主们十分清楚，这种制度对他们来说并不便利，因为收成好坏差距很大，这使他们必须密切监督生产。” Rural Economy ，pp.275～276.

[130] 正如杜比所云，分成制租（Métayage）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好处在于，“农耕成本很低，而可出售产品所地来的利润……十分可观（ Ibid .，p.280）。”

[131] 切昂（Steven N.S.Cheung）从理论上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说：“分成制合同中包括分成百分比、非土地投入与土地的比例、种植物种类等等。这些由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者共同决定。但在固定地租制和工资制合同中，一方可根据市场价格决定另一方所使用的材料数量和种植物种类。因为在分成制度下，分成所得以实际产出为基础，所以土地所有者必须竭力保证丰产。因此分成制合同的签订和推行要比固定地租制和工资制复杂……。
如果只考虑经营成本……那是绝不会选择分成制的。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分成制呢？……在固定地租制下，对（除埋头苦干之外，影响产量的其他因素所带来的）风险，佃农即使不是全部承担，也要承担大部分；在工资制下，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大部分风险要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因此可以说分成租佃制是一种分担风险的制度……”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Illinois：Univ.of Chicago Press，1969），67～68.

[132] “大体上说，从16世纪开始，分成制在不均衡地广布于各处，甚至传播到迄今还对其十分陌生的地区之前，就已经遍行于法国，并至少在18世纪以前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由于物价浮动不定，人们找不到比它更稳妥的办法。意大利资产阶级，即机灵的金融家，首先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后悔早些时候——比如在1376年的波洛尼亚（Bologna）没有通过法律要求这个主要城市的每一个市民签订这类合同。那里的市民已把土地出租给郊区的被压迫居民。法国土地所有者不久后也认识到达一点。”Bloch， Caractéres originaux ，I，p.152.

[133] “在实行永久性租地制的情况下（这是自由持有制free-hold造成的结果），所谓自由持有制是靠法律推行的终生租地制的地方，实行分成制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至难以为人们所接受，所以退佃成为防止分成租佃农怠工的有效手段。”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p.34.

[134] Duby， Rural Economy ，p.327.

[135] 布罗代尔在比较这两个地区时说：“（地中海地区）很少能够避开种种威胁获得丰收。那里产量很低，而且由于只有少数地区拥有苗床，所以地中海人总是处于饥馑的边缘。” Civilization matérielle ，I，p.223.
但是马德莱那（Aldo de Maddalena）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总而言之，除去特殊情况之外，人们必须承认（意大利）耕地的产出率是很低的。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地区土地低产的原因是气候恶劣，但是，若要历史地、公允地解释这一现象还应考虑下列诸方面的不足：技术手段、文化体系、农学理论、经营能力、资本源泉、行政和社会结构、政治和军事变迁。”“II mondo rurale ital-ianonel cinque e nel seicent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2，giug.1964，423.毫无疑问，人们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但不分主次的通盘考虑无助于得出一个明确的解释。然而，注释(52)所引的斯鲁普（Sylvia Thrupp）有关中世纪意大利北部土地肥沃的论述是值得注意的。

[136] 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指出，在这个时期，法国大地产没有取得像英国那样的发展。他说：“不管怎么说，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这种地产）只占极小的比例，在边缘省份更是如此，因为那里靠近海，所以利于发展商业。居埃纳（Guyenne）、朗格多克（Languedoc）、普罗旺斯（Provence）、圣东日（Sain-tonge）、波亚图（Poitou）、诺曼底（Normandy）、布列塔尼（Britany）等港口的有利地理位置促进了酒类和农产品的出口。这里的人们有时还走私小麦，甚至试图出口牲畜，特别是绵羊。简而言之，这里的贵族要尝一尝商业的禁果。” Les soulé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Paris：S.E.V.P.E.N.，1963），289.但要注意，波尔什涅夫把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也列在其中。对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里我们只需要说明，有时原因是多重的。

[137] 马克思明确指出分成制是一种中间形式。他说：“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在这里，从一方面说，租地农民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实行完全的资本主义经营。从另一方面说，土地所有者在这里所得到的部分并不具有纯粹的地租形式。它可能实际上包含他所预付的资本的利息和一个超额地租……地租在这里已不再表现为一般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只使用本人劳动或者也使用别人劳动的租地人，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一部分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要求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也不只是根据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作为资本的贷放者，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 Capital ，III，ch.XLVII，sect，V，p.803.

[138] “在环地中海的法国和意大利城市地区，市民曾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但（在14、15世纪人口下降的时期，）由于人们的迁离，土地荒芜，这里广泛实行分成制租（Métayage）这一事实说明，市民和农民为了耕种土地和生产粮食找到了一种合作的形式。”Duby， Rural Economy ，pp.356～357.

[139] “分成制在实行时表现出满足资产阶级所有者需要的资本主义本质。这些所有者的理想是从他们的土地上获得一份可以转化为货币的净收入。他们使其地产管理带有一种商业色彩。他们处心积虑将其在农业收成和粮食或牲畜的出售中的所得，连同贷款利息一道纳入他们的钱袋。与这些外在物质相比，利润是最主要的考虑。他们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农业本身并无兴趣。”G.E.de Falguerolles，“La décadence de l’économie agricole dans le Consulat de Lempaut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nnales du Midi ，LIII，1941，149.

[140] “农奴的解放与其说是得来的，毋宁说是买来的。” Marc Bloch， Caracteres originaux ，I，p.111.

[141] “在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土地价格无异于资本主义地租……”Karl Marx， Capital ，IV，ch.XLVII，sect.V，p.805.

[142] 见Slicher van Bath， A.A.G.B ，No.12，164～168.鲍登（Peter J.Bowden）说：“从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生产羊毛比生产粮食更有可能获得利润，牧羊业才发展起来，在英国中部尤其是如此……
随着毛纺品产量和出国量的增加，羊毛的价格上涨。以1541～1550年为例，本地生产的羊毛价格比1451～1460年几乎高一倍。在15世纪下半叶，粮食价格相对稳定，在价格普遍上涨的1520年以前，粮价没有明显的增长。” The Wool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New York：Macmillan，1962），4～5.

[143] “但到16世纪中叶，从粮食向羊毛转换的急迫性减弱。土地日渐稀少，劳动力却日渐增多。自16世纪20年代起一直上涨的粮价在物价普遍剧增的40年代又长了一倍。后来，在1557年，英国毛纺品的外国市场出现萎缩，羊毛价格随之停滞不动（Bowden，ibid.，p.5）。”
拉姆赛（Peter Ramsey）说：“概而论之，在1550年以前，只要能够减少劳动力成本，（在英国）把耕地变为牧场就有利可图。以前一些评论家的观点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1570年以后，把牧场变为耕地似乎更加有利可图，只要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不至于抵消卖粮的利润。”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London：Gollanc，1968），25.

[144] 正如德卢莫（Delumeau）在谈到罗马时总说的：“对于一个人口和财富都在增长的城市，（乡村贵族）向其兜售肉食和奶酪似乎比兜售粮食更赚钱。结果，他们想方设法使限制他们经营畜牧业的一切政府努力都归于失败。贵族的贪婪和畜牧业日益增长的诱惑力伴随着贵族的各种反应——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罗马乡村。” Delumeau， Vie économique ，II，pp.567，569.
杜比（Georges Duby）把13世纪末期以来，法国畜牧业的发展与“从城市开始的对肉食、皮革和羊毛需求的增长”联在一起。反过来，随着养牛业（和酒类生产）地位的提高，“法国农村的商业化进程飞速发展……”“The French Countryside at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in Rondo Cameron，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Illinois：Irwin，Inc.，1970），p.33.

[145] “（整个欧洲）对谷物和酒类需求量的普遍增加，使这个国家，特别是农民，肉食减少，而肉食是其饮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长期以来为肉商保留最后的牧场的村庄最后把所有牧场关闭。……
阿拉冈等地区因人口相对不足难以提高人均产量，于是这里的人们放弃了比较贫瘠的农场，发展出口业，工人也纷纷离开家乡……这样，一个重要的营养来源的消失就伴随着农民的贫困和地位下降，伴随着利润率的停滞，同时造成失业……” Jose’-Gentil da Silva， En Espagne：décaveloppement énomique，subsistence，déclin （Paris：Mouton，1965），169～170.

[146] 见Dobb， Studies ，p.58；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XIII，1.Apr.1970，13.

[147] 克莱因（Julius Klein）说明了个中原因：“英国和卡斯提尔（Castile）的圈地运动……进行得如此同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两国的这一插曲都是在14世纪养羊业的刺激下开始的……在16世纪中叶，英国没收了修道院的地产，卡斯提尔王室则获得了军事集团的大量财产，这种地产的利用和财产的获得都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畜牧业的发展。后来，这两个王国的圈地显然都缓慢发展，但此时圈地不再是为了发展大规模的养羊业，在英国，它是为了租给小农——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在卡斯提尔它是为了圈养牲畜和农民务农。在这两个国家，高等法庭……都保护这一运动，而且圈占公地（the common lands）的企图都因渴望发展圈养绵羊业而变得炽烈。在两国的最终结果都是助长了小规模的农业……在伊比利亚半岛，遏制圈地运动，并在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事实上成功地阻止了这一运动发展的因素是大规模的放养畜牧业。在中世纪和都铎早期的英国，反圈地势力绝大部分来自农业阶级。” The Mesta：A Study in Spanish Economic History ，1273～1836（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Press，1919），314～315.

[148] 瑟斯克（Joan Thirsk）在解释这些工业为什么只存在于部分地区时说：“共同的原因恐怕是这些：由人口众多的从事畜牧经济的小农组成的村社会，其主要成分常常是自由持有农（freehloders）……或享有几乎与自由持有农同样有利租地条件的习惯佃农（customary tenants）。其基础可能是牛奶生产。在这些地区圈地通常较早，因此庄园组织和合作农业十分稀少或根本不存在。其基础也可能是大片公共牧场上的饲养业，在这些地区没有圈地的必要，而耕地又比较贫瘠，所以也不存在适于合作耕作的坚固的敞地结构。……由于这些共同原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时可以在这一切的背后发现某种规律。一些最适于放牧的土地直到该居民点历史上的晚期才开垦出来。在这里，直接圈地是可能的，独立农民组成的社团的兴起也是可能的，因为这些农民不以村庄而以家庭为合作生产单位。如果该土地适于畜养奶牛，那么它也就有足够水源发展毛纺业。在自然条件较差的乡村，满目荒野沼泽，罕见良田美地，乡民遂不得不固守饲养绵羊的营生。公地吸引着无地的年轻人。饲养家畜不像种粮那样繁忙，这使他们有时间从事副业。”“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side，”in F.J.Fisher，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1），86～87.

[149] Sweezy， Science and Society ，XIV，p.141.，又见pp.146～147.瑟斯克（Joan Thirsk）在一定程度上对斯威奇的观点表示支持。她说：“但是在16世纪初，在这个王国的边缘地区还可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形。在康沃尔（Cornwall）、德文（Devon）、坎伯兰（Cumberland）、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和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仍散布着许多村社，有些仍保留着部族的遗风，它们几乎仍完全与商业世界隔绝。另一方面，东盎格利亚（East Angalia）和肯特（kent）东部的一些产粮村深深卷入了大规模的食物贸易，而且他们只愿经营，全然不理会对部族、家族或庄园主的社会服务。在高原地区与低地地区（如中西部）之间，这种区别并不明显。”“The Farming Regions of England，”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Joan Thirsk，ed.，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15.对那些认为东盎格利亚不完全属于中心地区的人，我们必须提醒他们，重要的是它在16世纪的实际位置，而不是在20世纪的位置。在这方面，瑟斯克说：“在今天看来，东英吉利似乎远离从伦敦到北部的交通干线。但是在16世纪，其中心的河流、漫长的海岸线和为数不少的港口使它很容易与伦敦、英国东北部、苏格兰、尼德兰和波罗的海的市场建立联系。因此，那里的农业从很早起就服务于国内外市场。当时的生产专业化程度已经如此之高，以至到17世纪早期，即使在丰收的年代，很多很多地区仍远远做不到粮食自给……（pp.40～41）。”

[150] “在英国距离大市场最远、比较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在西北部，劳役制最先消失，而比较进步的东南部却把它保留得最长久。” M.Postan，“The Chronology of Labour Servic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th ser.，XX，1937，171；Dobb， Science and Society ，XIV，p.161.

[151] Sweezy， Science and Society ，XIV，p.147.

[152] 这一点应该进一步说明一下。东欧的资本主义贵族地主当然是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詹宁（Jeannin）甚至说：“显然，虽然暂时或长期的府库空虚，限制了购买力，但力所能及的消费仍在增长，这一消费水平的提高是16世纪北欧（即环波罗的海地区）贵族生活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p.215.但请注意，詹宁毕竟提到府库空虚是一个限制因素。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经济扩张的时代，奢侈的绝对程度是增长的，但相对西欧的增长程度而言，我们可以说东欧的奢侈程度在下降。

[153] 诺斯（Douglass C.North）和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指出：“这时的圈地发生在出产羊毛的牧场和适于生产商品粮的地区。前者是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对羊毛的需要，后者是为了满足因城市地区扩大而引起的本地对食物的日益增加的需求。16世纪的圈地运动在英国高原地区最为盛行，因为那里圈地者的收益高于农耕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适于放牧的地区比农耕区人口密度低；因此……圈地时，征询意见面就相对缩小。第二点可能更为重要，即羊毛价格提高以后，每一个在公地上占有一块土地的人都想牧养更多的羊群，结果谁也不能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土地。对于在公地上牧养另一羊群的个人来说，成本接近于零，但对于由这样做的人构成的社会来说，代价是很大的。因为那样公地上将放养过多的羊群，结果羊毛的实际出产量将会减少……有力量圈占公地的人则可以避免这一切发生，他把土地圈围起来，禁止他人使用。”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III，p. 13.

[154] 多布把这种人力资源称为“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因素”。 Science and Society ，XIV，p.161.

[155] Posta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XX，192～193.

[156] 见François Chevalier， Land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Mazico （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63.）

[157] “货币地租的发展并非总是与劳役折算连在一起。在很多庄园里，货币租是作为实物租的折算形式而出现的。最后，货币租可以和劳役制及实物地租同时存在。最终，货币租的出现是出租一部分领地的结果。”Eugen A.Kosminsky， Past & Present ，No.7，pp.16～17.波斯坦说：“本文含有这样一重意思：地租和劳役是一种互补关系，一种形式的增多在通常情况下伴随着另一种形式的减少。”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XX，p.191.

[158] “随着庄园制衰落而发生的封建地产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地租形式的变化：在英国，变为货币地租，在法国和德国，则是封建地租的性质发生变化。以前直接以工作形式奉献剩余劳动的农民，现在则以物的形式——产品或产品的货币价格——来奉献。所谓变化不过就是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封建地主都是凭借其所有权，利用‘超经济强制’（extra-economic coercion），在完全没有商品交换法则参与的情况下，直接地剥夺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尽管后者事实上占有生产资料——土地。”Takahashi， Science and Society ，XVI.p.327.

[159] 韦伯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在庄园之外有各种力量把这一过程推向更彻底的形势变化。他说：“城市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力量……加速了庄园的衰落或解体，因为庄园限制了他们自己的市场机会……仅仅从佃农必须服劳役和交租这一点来看，庄园制就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因为它使农民无法把他们的全部劳动投入商品生产，也无法提高他们自身的购买力……此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还有意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新兴资本主义分子对土地的渴求也使他们的利益与庄园制势不两立……最后，国家的财政利益也起到一定作用，国家希望通过解散庄园而提高这个农业国国民的纳税能力。”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94.

[160] 多布说：“与大地产，特别是教会大地产相比，小地产的农奴劳动力数量……往往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当一个地产所有者可以从另一个地产所有者那里引诱或掠夺走农奴的时候，小地产所有者是这一争夺中的失败者，并成为邻近豪门大户的牺牲品，因此他们最渴望法律的保护……但有时……这产生相反的结果。如果一个地产所能支配的农奴数量低于下限，该地产的领主只要认为这块领地还值得经营，就必然被迫主要依赖雇佣劳动，这样，他的每个农奴必须向他提供的劳役数量问题对他来说就变得相对无关紧要，至少不像对比他富裕的邻里来得那样重要。如果雇佣劳动力不足，适合于他的选择也不是提高或扩大劳役（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不够的），而是放弃亲自经营领地，把它出租给有能力交租的佃农。” Studies ，pp.59～60.

[161] Bloch， Caractéres originauz ，I，p.117.

[162] “在易北河（Elbe）以东的德国和斯拉夫人国家，整个领主制都发生变化并让位于一种新的制度。封建义务不再有利可图。但是没有关系！乡绅（squires）本人变成了粮食的生产者和出售者，村民的土地重新集中到他们的手中……这种地产吞食或摧毀了旧式的土地占有关系。在英国，事情沿另一条路线发展。确实，那里乡绅所占有的地盘也呈增长趋势，农民和公社的土地也受到侵夺，但这里的乡绅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土地出租者，只是他的地租不再是可免的。此后，小块土地最多也只是按期限出租，租期更加通常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的意志。续租手续十分简单，不过是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调整地租。这两个欧洲端点的特征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应为（13、14世纪封建）危机负责的永久性土地占有制宣告瓦解。
这时在法国，如此大胆的改革是不可能的（Bloch， ibid .，I，131～132）。”

[163] “英国的庄园递减过程比法国晚得多，它大约发生在13世纪末——14世纪末——15世纪末，而不是像法国那样发生在11世纪末——12世纪末——13世纪初。这很自然，因为英国领地制建立较晚。”Marc Bloch， Seigneurie française et manoir anglais ，p.114.

[164] 见Block， Caractéres originaux ，I，132～139.卢布林斯卡娅（A.D.Lublinskaya）在谈到这种观点时说：“我认为，布洛赫的这些解释是肤浅的。”但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出更好的解释。“Préface à I’édition russe des Caracte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Annales E.S.C ，XIV，1，janv.-mars 1959，201.
在这方面，佩罗伊（Edouard Perroy）的观点比布洛赫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认为，在中世纪晚期，当英国的封建特征渐渐减弱之时，法国恰恰在国王的支持和倡导下加强她的封建制度。他的观点如下：在中世纪早期，法国是受封建割据影响最深重的国家。因此王权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土地所有者的权力（primu inter pare，同等领主中的第一位），卡佩王朝（Capetian）为解决这个问题，扩大国王的领地，令其覆盖整个法国，使国王位于封建大金字塔的顶端。这样，自13世纪以后，国王鼓励把自主地变成采邑，以使这些地产服从国王的最高权威。见Perroy， Le Moyen Age ，pp.370～371.

[165] 我们必须提前指出这一点：“在英国，绝对主义的衰落对乡绅极为有利，因为这样，令人兴奋的‘圈地’运动就可以发展，技术手段就可以变更。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变更及其影响，无数佃农同时也倾家荡产。法国的情况既类似又不同，在那里，绝对君主的胜利限制了‘封建反动’的程度。” Bloch， Caractéres originaux ，I，p.139.

[166] 有关成长中的伦敦食品市场如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逐步促进畜产品生产的描述参见F.J.Fish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1540～1610，”in E. M.Caruswilson，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New York：St.Martin’s，1965） pp.135～151.

[167] Marx， Capital ，I，ch.XXXIX，p.744.

[168] “（在英国），新的工业主义的传播使公簿持有农的主张变得更加有力。他们认为，把小块农田改造成大牧场是解决这个国家的食品问题的唯一办法。” Klein， The Masta ，p.344.

[169] 布洛赫指出，在16世纪的法国的确兴起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即“乡绅农民”（gentleman farmer）。他们是土地所有者，并亲自经营地产。“只要方法得当，主人亲自经营是最有利的。但前提是主人必须住在本地……可离开（巴黎）毕竟是一条失望的出路，而且，很多大土地所有者、贵族或资产阶级，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住在他们的领地上，且不说富人通常拥有大片土地，它们分布很广，因此他们根本无法亲自进行管理。” Caractéres originaux ，I，p.149.

[170] Hellei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24.

[171] Braudel and Spooner， Relaz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p.242.

[172]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67.“这里的农民饥病交加，穷困潦倒。他们属于某个主人并为主人而生产。这些纯朴的山民背井离乡初下山来往往又受到地主及其管家的敲诈勒索。不管这些山民的法律地位如何，从很多方面来讲，他们都更像是在某块殖民正地上生活……平原属于领主。”

[173]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1947），51.

[174] Ibid .，51～52.

[175] Dobb，Studies，p.55.多布补充说：“确实，人们会遇到这样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即只要（相对于雇佣劳动力的价格而言）生产水平并不高，那么雇佣劳动的效益就会低于强制性劳动，但使用雇佣劳动却仍然证明有利可图（p.56）。”他在注释中又说：“雇佣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并非必然高于农奴（农奴创造的剩余价值等于他为领主从事的生产活动），因为，尽管我们现在通常认为雇佣劳动正在取代领地农奴劳动，但事实上，它不是取代农奴劳动，而是作为一个剩余价值来源成为农奴劳动的补充。如果我们假定，领主是按照农奴在剩余劳动时间在其直领地上所创造的财富量来折算劳役的，那么只有当新的雇佣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高于其工资时，领主才会从这一折算中获得收益，因为那样，领主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就等于超过了折算前他从农奴处所获得的剩余价值。”
此外，正如布洛赫提醒我们注意的，“（对地主来说）徭役劳动并不是绝对可以随时征派的。通常是在特别的‘福利工程’中向这些劳动力提供食品。所以，只要食品价格高于劳动价值，这种劳动形式就不值得采用。以为工资水平可以低于工资劳动者食品开支的想法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我们必须记住，工作质量是极差的。……（而且），当应服劳役的农民无需履行这项义务时，那就意味着他赎买了这些义务，也就是说，他们付了钱。这样，我们必须依据当时的社会压力和食品开支状况在一栏里填上赎买价格，然后在另一栏里填上取代徭役的工资劳动日价格，是否取消徭役制取决于一栏的总数是否高于另一栏。” Seigneurie française ，pp.116～117.

[176] Jones and Woolf， Agrari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4.

[177] Marx， German Ideology ，51.

[178]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300.

[179] Braudel and Spoon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tionale di Storiche ，IV，pp.241～242.

[180]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306.“这些不可或缺的移民并非穷困潦倒的平庸之辈。他们经常带来新技术，而新技术也像他们本人一样是城市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犹太人被迫出走是由于宗教原因，而不是因为穷困，他们在传播技术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81] 见Phelps-Brown and Hopkins， Economica ，XXVI，p.294.当时城市各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可能与当今欧洲各阶层的差异并无二致。这一点可以从对1559年马拉加（Malaga）3，096户家庭（约合12，000人）所做的研究中看出来。根据这项研究，社会分为下列几个阶层：
小康之家（未必富裕）（razon） 10%
小户人家（Peqnenǚ） 70%
贫民（Pobres） 20%
如果对20世纪的马拉加甚或巴黎做一番调查，其结果会与上表有明显的出入吗？上表引自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413.

[182] “在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即从卢萨提亚（Lusatia）穿过勃兰登堡（Branden-burg）直抵梅克伦堡（Mecklenburg） 一带，亦即在尽管德国人（或德国化的王公）曾长期进行统治，但在农村里，斯拉夫人仍有很大势力的地区，人们可以发现，在此时，即14世纪以后，尤其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上半叶，在许多城市出现一种典型的禁止斯拉夫人加入手工业行会的现象。因此，除了种族歧视之外，我们还看到某种敌视斯拉夫人的‘社会性’因素。这一切是由于斯拉夫人争先恐后涌入城市所引起的。”Kazimierz Tyminiecki，“Le servage en Pologne et dans les pays limitrophes au moyen âge，” 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à Rome （Warszawa：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Institut d’Histoire，1955），25.

[183]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从城市资产阶级的角度把经商的贵族视为“外来商”。雷德利克（Fritz Redich）分析道：“似乎曾经存在许多限制（商业贵族）的法规或法典，它们出现的时间相当晚，比如说1600年。……事实上，限制的范围似乎是除长子以外的其余子嗣的职业，而不是后代的活动。……在许多情况下，颁布限制贵族经营活动的法规是为了保护受到贵族竞争威胁的城市商人，因此并不意味着商人的活动有什么不正当。……总的来说，禁区限于批发业和手工业，对在农业、大工业……和海外贸易中存在的我们称之为实业的东西，限制并不多。”“European Arist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2，Dec.1953，83，

[184] Dobb， Studies ，p.95.这样，一旦技术进步扩大了莱恩（Frederic Lane）所说的“天然垄断范围”，那么从“城市殖民主义”向“国家殖民主义”过渡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步骤。莱恩说：“在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地区，统治区域超过一个省就有诸多不便。相反，到了17世纪，如果一个政府的军事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征服一个民族国家的地步，该政府就难以维持对哪怕一个省的垄断权，因为它不能保证该省不受外来的侵略。这说明天然垄断力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竞争的时代，由于新的天然垄断范围与新技术相适应，所以国防费用也更加昂贵。在当今原子武器时代，天然垄断范围可能等于整个世界。”“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Violence，”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Maryland：Sohns Hopkins Press，1966），415～416，fn.4.

[185] Henri Sée，Modern Capitalism（New York：Adelphi Co.，1928），41.多布也持这样看法。他说“不仅由于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市场的成倍增长，而且由于随着雇佣劳动和货币地租的流行，货币经济逐渐渗透到农村，（英国的）国内市场才正在逐步扩大。但无论如何，还是对外贸易才为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会，而且正是在这个领域，财富的增长令人瞠目。”Studies，p.129.
列宁在论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也强调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外市场的需要，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V.I.Len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56），44.
正是由于考虑到世界贸易的这种主导地位，莫罗（François Mauro）才可以说：“在1500至1800年间，也就是说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西方文明的特色正是商业资本主义。”“Towards an ‘Intercontinental Model’：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Between 1500～18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ser.，XIV，1，1961. 1～2.

[186]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11.

[187] “准确地说，正是由于市场发育不良——即生产者影响其产品交换的能力只限于本地——商业资本家才获得了黄金般的机会……只要这种原始状态持续下去，借机发财的机会就不会消失，因此十分自然地，商业资本家所制定的政策就不是改变这种状态，而是使之永恒。”Dobb， Studies ，p.89.

[188] “（圣多姆Sâo Tome）的甘蔗种植园与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有密切联系，参与其间的最初是安特卫普（Antwerp）大公司，后来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大公司。在16世纪，由于圣多姆输出的糖浆与日俱增，在那些经济生活中心地区涌现出无数糖业加工厂。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在这个岛屿的食糖出口方面，葡萄牙人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加工过程并不是由经济脆弱的葡萄牙来经管的。经营食糖加工业是那些拥有雄厚资本和自由技术工人的经济繁荣的国家，即那些已经踏上发展之路的国家。” Marian Malowist，“Les dé buts du système des plantations dans la période des grandes découvertes，” Africana Bulletin ，No，10，1969，29.

[189] “这是一种先付款后发货的购买制度。据说，凭借这种手段，在250年的时间里，汉萨同盟卑尔根（Bergen）商人把挪威北部的食鱼和毛皮贸易几乎全部揽在自己的手中。汉萨同盟的这些商人通过预付款使挪威北部的渔民直接依附于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得以把挪威市民长期拒于这种贸易之外。” Marian Malowist，“A Certain Trade Technique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in the Fif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Marsaw：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The Instituts of History，1960），103.

[190] Ibid .，p.104.

[191] Ibid .，p.114.

[192] 见Dobb， Studies ，p.71.

[193]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行会手工业……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Frederick Engles， Socialism：Utopian and Scientific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3），28.

[194] “恰恰在14和15世纪，在英国、低地国家、德国北部和意大利，我们发现农村纺织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参与其中的农民或者是为了城里的企业家生产，或者是为自己生产。我认为这一事实似乎说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温饱……事实上，就在佛兰德、布拉邦（Brabant）和托斯坎尼（Tuscany）等地的奢侈品生产，这时走向衰落的同时，在佛兰德本地、埃诺（Hainault）、荷兰、英国、德国南部和意大利部分地区，新型的纺织品生产已在小城镇和农村悄然兴起。这些纺织品质量不高，但价格较低廉，因此受到没落贵族和其他手头拮据的消费者的欢迎……在14 、15世纪，不管在工业方面还是在长途贩运方面，日用品的作用都日趋比奢侈品重要。” M.Malowist，“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from the 15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II，2，1959，178.
马克思说：“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属于这种原始的历史形式的，从一方面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手工工场（还不是工厂）。手工工场产生在为出口、为国外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地方，因而是产生在大宗海陆贸易的基地、贸易中心地，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佛兰德和荷兰的城市、西班牙的某些城市如巴塞罗那等等。工场手工业最初并没有侵入所谓城市工商业，而是侵入农村副业，如纺和织，即最少需要行会技巧、技艺训练的那种劳动。除那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在这些地方，工场手工业找到国外市场的基地，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这也就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手工工场、造船业本身等等——除这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初不是建立在城市中，而是建立在乡村中，建立在没有行会等等的农村中。农村副业构成工场手工业的广阔基地，而城市工商业为了能够按照工厂方式生产则要求生产的高度发展。构成工场手工业广阔基地的，还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如玻璃厂、铁工厂、锯木厂等等，它们一开始就都要求劳动力的大量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产以及劳动资料等等的集中，造纸厂等等也是一样。”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p. 116.

[195]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6世纪的人口增长、土地紧缺与约克郡谷地手工编织业的兴起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Thirsk， Essay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p.88.

[196] “当这些工业资本家为了兜售廉价纺织品，而试图在他们自己的城市生产这种纺织品时，他们发现他们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就把越来越多的活计交给农村工人。如果他们城市的行会或政府对这种做法也加以禁止，他们就把他们的工业转到其他国家。当时欧洲大陆的‘国家’并不是很大。” Robert L.Reynolds， Europe Emerges （Madison：Univ.of Wisconsin Press，1967），399.

[197]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399.

[198] “我认为，在我们所说的经济史的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定的资本家阶级。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特定时期的资本家群体都不是前一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每当经济组织发生变化时，我们都看不到任何连续性。昔日的资本家似乎承认他们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因为这种形势有新的需求并呼唤新的手段。于是，他们退出竞争，变成贵族。如果他们后来仍发挥一定作用的话，那也是极为被动的。” Henri Pirenn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IX，3.Apr.1914，494～495.

[199] Pierre Vilar，in Actes du Colloque de la Renaissance ，p.50.

[200] 甚至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古尔德（J.D.Gould）也承认，在这个时期，“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严重下降”。见“The Price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VII，2，1964，265.多布也认为，“在14、15世纪，商业资本家的巨额利润是垄断的结果。他们致富的原因是限制广大生产者经商，而不是普遍降低生活标准。换句话说，新兴商业阶级暴富的原因不是生产者收入的绝对减少，而是相对减少。但是在16世纪下半叶（也可能是在17世纪，或17世纪上半叶），这种状况显然不复存在。” Studies ，pp.119～120.

[201] 古尔德（Gould）特别强调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他说：“当今的人们普遍承认，在20世纪中期，物价上涨对工业利润的主要影响并不反映于工资上涨幅度落后于价格——事实上，基本不存在这种现象——而是反映于资本消耗程度落后于价格上涨。……在毛利润中，未分配部分贬值越来越严重，当最后不得不更换机器时，这种损失终归要补偿。但是如果机器或设施的寿命很长——都铎（Tudor）和斯图亚特（Stuart）时期的大部分固定资本都是如此，例如水车、晒盐田、熔炉等等——那么那个时代的毛利润率就会普遍增长。” Ibid .，p.264.

[202] 见Mauro，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p.298.

[203] Nef， Conquest of Material World ，p.116.

[204] Ernesto Laclau（h），“Feudalism &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No.67，May～June 1971，25.

[205] Ibid .，p.30.

[206] Ibid .

[207]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工业主义的最初发展必须采取资本主义方式，因为只有“那种制度才可以约束政治权力，只有这种独立于政治结构的制度才能最有力地刺激经济发展。”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New York：Free Press，1960），101～102.按照帕森斯的看法，其原因在于：“这种政治力量……或被用于维护相对短命的‘地方势力’，或轻易地落入传统的窠臼。这或许就是韦伯说政治力量‘在经济上往往产生非理性影响’的原因（p.107）。”
这种分析似乎有理，但与事实却有出入，因为事实上，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发展史上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帕森斯忽略了结构区别的一个根本因素，即地理因素：经济活动发生在世界经济范围之内，而政治领袖的权威——如果不是其权力的话——只限于比经济实业范围要小的某个地域。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差异使资本家获得了回旋的余地。

[208] K.Berrill，“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II，3，1960，352.

[209] A.Rupert Hall，“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Progress of Technique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E.E.Rich and C.H.Wilson，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 th and 17 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100.

[210] “所以，大西洋彼岸新边区的开发带来了新的机会，人们对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加充满信心。机会是存在的，但同样存在着敢于并善于抓住机会的人……美洲可能使欧洲的前进步伐加快了，甚至可能如若没有美洲，欧洲就不会有任何前进。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极端的看法，我们似乎也应该记住布罗代尔教授的谆谆教诲：美洲不是唯一的主导因素。”J.H.Elliot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0），78.

[211] Braudel，in Chapters ，p.268.

[212] Braudel and Spoon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p.243.

[213] “这种第一推动力埋葬了封建生产方式和财产占有方式，并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这种推动力产生于小商品生产发展的过程当中（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独立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且是工业资本家与被剥夺了土地因此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工资劳动者在经济上两极分化的产物。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形式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它特别是西欧经济史的特征。”“On the‘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V，140，1955，149～150.

[214] “多布先生……把‘劳动力资源的变化’视为打开经济史迷宫的钥匙；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但我们的作者……几乎完全忽视了其他因素，即价格的长期运动方式；……他没有考虑到两因素相结合的可能性。” Jean Neré，“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Revue historique ，CCIII，janv.-mars 1950，68.

[215] “每一次经济波动，即使在它具有决定性、破坏性或建设性的时候，都只是一个长期‘结构史’——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次偶然事件，‘结构史’本身当然比各次事件重要。” Braudel and Spoo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450.

[216] “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 Marx， Capital ，I，ch.XXVI，p.715.

[217] Braudel，in Chapters ，p.285. v3AyqHYO8eAoGLiNPkhJPOArSrEey4fCKbuxvd+tS0HV85Z1TE6rYs0ZIa2RXL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