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一个我们可称其为欧洲世界体系的格局宣告形成。这不是一个帝国，尽管它占有大帝国一样的空间并具有某些帝国特征。它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是一种这个世界不会出现过的社会体系并具备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征。它与帝国、城市国家或民族国家不同，它是一个经济统一体，而不是政治统一体。事实上，在其范围内（这里很难说在其边界内），它包含一些帝国、城市国家和形成中的“民族国家”。说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因为它包括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大于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单位。它是“世界经济”，因为该体系内各部分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

相反的，帝国是一个政治单位。例如，艾森斯塔德（Shmuel Eisentadt）是这样为帝国下定义的：

“帝国”这个词通常用来指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它地域广阔，权力相对高度集中，以皇帝个人或中央政治机构为代表的中央自成一个政治实体。而且，帝国存在的基础虽然通常是传统的合法性，但他们往往鼓吹一种更广泛的、潜含统一性的政治和文化导向，这个导向一般在帝国的各个部分所追求的方向之外。 ^[1]

这种意义上的帝国在长达5000年之久的时间内是世界舞台的永恒特征。在任何历史时期，世界各地都持续存在过这样的帝国。帝国的集权政治既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它的威力表现在它能借武力（以贡赋和税收的形式）和商业垄断保证使边缘地区的经济收入流向中央。它的弱点表现在这种政治结构所必需的官僚们往往借机中饱私囊，尤其是当剥削压迫引起反抗从而增加军费开支的时候。 ^[2] 政治帝国是初级的经济统治手段。现代世界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它能够通过减少过于臃肿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消耗”，来增加从低层到高层，从边缘到中央，从多数人到少数人手中的剩余物资流入量，这可以说是现代世界的一大社会成就。

我前面说过，世界经济是现代世界的发明创造，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历史上曾存在过世界经济，但它们总是变化为帝国的形式，如中国、波斯和罗马。现代世界经济若非现代资本主义手段和现代科学技术——我们知道，这两者是有某种联系的——使其可能在不建立统一的政治结构的情形下成长、壮大起来，它也会沿着那个方向发展，而且在某些地区似乎曾出现过这样的迹象。 ^[3]

资本主义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占有剩余物资的手段（至少最终更加有利可图）。帝国是一种征收贡赋的机构，按照莱恩（Frederic Lane）发人深省的说法，帝国“意味着税收，税收的目的是保护纳税人，但税收的数量超过防卫所需。” ^[4] 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政治力量用于保证垄断权（或尽可能地达到这一目的）。国家不再是一个直接经营的中央经济单位，而是在他人的经济活动中充当保障某些经商条件的工具。在这里，市场的作用（不是完全自由地发挥作用，但毕竟在起作用）刺激生产力的增长，并导致现代经济发展的一切伴生物的出现。世界经济就是指这些过程发生的舞台。

世界经济的规模似乎是有限的。弗雷德（Ferdinand Fried）认为：

若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罗马的“世界”经济空间限于最好的交通工具行驶40～60天的范围。……在我们今天（1939年），现代世界经济的空间也限于利用一般商业交易管道通行40～60天的范围。 ^[5]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补充说，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也大抵如此。 ^[6]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正是16世纪时这个60天范围的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和运转。 ^[7] 但首先必须切记，欧洲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世界经济，还有其他世界经济， ^[8] 但是只有欧洲踏上了使它得以超过其他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路程。这何以发生？如何发生？让我们先看一下在公元14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12世纪，东半球有一系列帝国和小世界，其中许多彼此相邻。那时的地中海是一个商业中心，拜占庭、意大利城市国家，以及一定程度上还有北非的部分地区在这里相聚。从印度洋到红海地区形成了另一个这样的中心；中国地区是第三个；从蒙古到俄国的中亚大陆是第四个；波罗的海地区正在成为第五个，但西北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相当偏远的地区，那里的社会形式或组织属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封建性质。

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不属于封建性质。封建主义不等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西欧封建制是在一个帝国解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个解体实际上，甚或从法律上讲，并不彻底。 ^[9] 罗马帝国的神话更为这个地区提供了某种文化上，甚至法律上的凝聚力。基督教适为一组社会行动发生于其间的参数。封建欧洲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世界体系。

认为在封建主义存在的地区存在两种经济——城市的市场经济和农村庄园的生存经济——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在20世纪，当涉及所谓不发达世界时，有人持此说并冠以“二元经济论”。但是，正如索纳（Daniel Thorner）所云：

如果我们认为农民经济绝对地以其生存为导向，而“资本家”这个词就意味着以市场为导向，我们肯定会把自己迷惑住。我们更应该从一开始就认为，农民经济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就有两种导向。 ^[10]

“多少个世纪以来”？究竟多少个？巴特（B.H.Slicher van Bath）在其有关欧洲农业史的大作中，把转折点定在公元1150年前后。但他并不认为在此之前西欧实行的是“生存农业”，他只是说，在公元500～1150年间西欧奉行他所谓的“直接农业消费”制，也就是说，一种半自给自足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多数人自己生产粮食，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用以物易物交换的形式向非农业人口提供粮食。他认为，在1150年以后，西欧进入了“间接农业消费”阶段，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仍在其间的阶段。 ^[11]

因此，当我们说到西欧的封建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想象为一系列的经济小区，那里的人口和生产力在缓慢增长，那里的司法机构确保大量剩余物资进入拥有贵族身份并操纵法律机器的地主手中。由于剩余物资多为实物，所以除非把它们卖掉，否则无利可图。城市发展了起来，它哺育了工匠，他们购买剩余物资或用他们的产品与之相交换。商人阶层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有时可以获得独立身份的地主代理人，和向领主缴纳地租后仍有剩余到市场出售的中等农民； ^[12] 另一种是远方商人的驻地代办（驻地一般在北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后来则在汉萨同盟的诸城市里），这些人利用交通不便和地区间的巨大差价而积累资本，特别是当某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 ^[13] 当然，随着城市的发展，它们为农民提供了可以避难和就业的场所，这些使庄园中人和人之间联系的某些条件开始变化。 ^[14]

封建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不应被视为商业的对立物。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封建主义和商业发展可以并行不悖。卡恩（Claude Cahen）认为，如果说有些学者只在西欧以外的地区看到了这一现象的话， ^[15] 那他们可能是出于某种盲目观念，而对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同类现象视而不见，“既然我们注意到，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封建主义和商业可以齐头并进，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一点，重新考察西方本身的历史”。 ^[16]

但对有别于地方贸易的远途贸易来说，封建制度的维持能力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远途贸易是奢侈品贸易，而不是大宗商品贸易。它是一种利用差价的贸易，一种取决于殷实人家政治嗜好和经济能力的贸易。只有在现代世界经济结构内生产取得发展的基础上，远途贸易才能部分地转化为大宗贸易，而大宗贸易反过来又促进生产的发展。正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云，到了那时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商业：

（至少）晚至马可·波罗（Marco Polo）时代，出门冒险的商人的生意还取决于权贵的脸色，……远途冒险者主要关心的不是商品的大宗出售，而是商品的稀奇和奢华，……商人们寻找乐善好施者，……如果他命运不济，他会遭到掠夺或课税，以至破产。但如果他是幸运儿，他与其说卖出了一个好价钱，不如说得到了一笔慷慨的施舍，……丝绸及许多其他物品的这种贸易形式更像是纳贡而不是贸易。 ^[17]

因此，商业活动的水平是有限的。主要的商业活动限于在狭小经济区域内经营食品和手工业制品。但无论如何，这种商业活动在缓慢增长，各个经济中心随之发展，新边区得到开发，新城市得以建立，人口也在增加。十字军为殖民掠夺提供了某种便利。但随后在14世纪的某个时期，这种发展停顿下来，耕地缩减，人口下降，在封建欧洲及其以外地区似乎出现了一场“危机”，其标志是战争、瘟疫和经济凋敝。这场“危机”是从哪里开始的？其结果如何？

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危机？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分歧并不在于对这一过程的描述，而在于解释其原因时的侧重点。佩罗伊（Edouard Perroy）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发展过程的最佳点和人口饱和的问题，“在农业和手工业技术还十分原始的条件下，人口密度过大”。 ^[18] 由于缺乏更好的犁具和肥料，人们无力改变局势，于是出现食品匮乏，而这又导致疾病横行。但货币的提供量是稳定的，于是价格缓慢增长，使缴租人受到伤害。随后，缓慢恶化的局势在1335～1345年间由于百年战争的爆发而急剧恶化。这场战争使西欧的国家体系转向战时经济，这造成一个重大后果，即增加了对赋税的需要量。赋税使已经十分沉重的封建义务更甚一层，生产者简直无力承担，结果造成流通危机，这场危机又导致间接税和实物税的恢复。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过程：国税负担导致消费减少，消费减少引起生产和货币流通量的下降，于是造成流通困难，这种困境迫使王室靠借贷维持并最终耗尽有限的王库，由此出现信用危机，于是囤积贵金属，从而破坏了国际贸易结构。价格迅速膨胀，生存愈加艰难，人口随之下降。土地所有者失去租地农民，工匠失去主顾，耕地转为牧场，因为后者需要较少的人力，但依然存在羊毛主顾的问题。工资上涨，这特别加重了中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他们转向国家，寻求遏制工资上涨的办法。“庄园生产的解体在1350年以后日趋严重，这是停滞中持续衰退的证明。” ^[19]

从表面上看，停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后果，人们可能认为应该出现这样一种场景：人口减少导致高工资，在地租相对平稳的情况下，高工资会造成买方构成的变化，剩余物资便会有一部分从领主手中转移到农民那里，这将使囤积部分减少；而且，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人口减少应该造成供需两方面的同时减少；但是由于典型的生产者通常会以放弃不太肥沃的耕地的方式来减少生产，因此劳动生产率应该呈上升趋势，其结果是价格下跌；上述两种发展过程应该是促进而不是削弱商业。但不管怎么说，商业事实上“停滞了”。

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它以需求的稳定为前提，诺斯（Douglass C.North）和托马斯（William L.，Jr.Thomas）提醒我们注意，鉴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国际贸易额，经营费用相当昂贵，贸易额的任何降低（由于人口数量下降）都会引起费用的提高，这将导致商业的进一步萎缩。他们将这一过程描述如下：

（以前的）商人认为，在远方城市派驻一个代理人，负责收集有关价格和商业机会的情报，借此减少经营费用，这种做法有利可图。但由于贸易额下降，这样做就不再有利。信息来源一枯竭，贸易额就进一步下降。因此，经济史学家甚至在这个农民和工人的实际工资肯定相对增加，因而人民的平均收入也随着提高的世界里，也看到了经济萧条（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经济活动总量的减少）的景象，就不足为奇了。 ^[20]

希尔顿（R.H.Hilton）同意佩罗伊对这些事件的看法， ^[21] 但他不同意后者把这一危机与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周期性危机相提并论的分析方式，因为那样将夸大商品货币经济的困境对封建制度的影响。事实上，在封建制度下，现金流动因素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比起在资本主义社会要小得多。 ^[22] 而且，他认为佩罗伊没有讨论自己所描述的这些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对希尔顿而言，这一后果是关键，那就是：极为严重的社会对立、“内乱的气候”，和以“反抗这种社会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农民起义。 ^[23] 因此对希尔顿来说，这不是一时性的危机，不是往复循环中的一个点，而是千余年发展的最终结局，是一种制度的决定性危机。“像在中世纪一样，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由于社会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支出与社会生产资料的增长不同步，整个社会陷于瘫痪状态。” ^[24] 希尔顿同意佩罗伊的看法，认为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技术有限和肥料短缺。在这里，不能靠扩大畜牛的数量来增加肥料供给，因为气候限制了冬季养牛场的数量。“但是我们应该强调指出，这时缺乏对提高生产力来说至关重要的大规模的农业再投入”， ^[25] 这是因为受到封建社会结构固有分配制度的制约。

与佩罗伊的一时性危机观点相比，希尔顿对封建主义全面危机的强调，使我们更能看清这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因为在一种制度中，如果已经越过了生产的最佳点，并且经济压力正在导致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全面阶级战争，以及贵族内部的倾轧，那么唯一能把西欧从死亡和停滞中解脱出来的办法，就是发展经济，利益分享，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只有扩大土地面积和劳动人口资源才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这正是15、16世纪所发生的事情。

13到15世纪，农民暴动在西欧非常普遍，这一点似乎是无疑的。就英国来说，希尔顿认为农民暴动的直接原因是，“在13世纪，大多数世俗的或教会的大地主都扩大其领地的生产，以便到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结果）劳役增加，甚至加倍。” ^[26] 科斯明斯基（Eugen A.Kosminsky）也把这个时期视为“对英国农民剥削最严重的时期……。” ^[27] 在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系列农民起义：13至14世纪之交，先后在意大利北部和沿海的佛兰德（Flanders）；1340年在丹麦，1351年在马略尔卡（Majorca）；1358年在法国的加斯科尼（Jacquerie）；在德国，远在1525年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前也出现了零星的起义。12至13世纪在弗里西亚（Frisia）；13世纪在瑞土，都曾经建立农民共和国。斯利克认为：“农民起义与经济衰退相伴随。” 多布（Maurice Dobb）指出，当这种衰退到来时，受到沉重打击的并不是从来就食不果腹的最低的劳动者，而是“地位较高的温饱农民，这些人正在开发和改良新的土地，因此往往充当暴动的先锋。” ^[28]

经济的突然衰落不只是造成农民的不满。与它相伴的是因为战争、饥馑和瘟疫引起的人口骤减，导致边区移民日减，有时甚至整个村庄消失。我们不应把村落荒芜只看作衰退的表征，因为至少还存在另两个造成荒芜的主要原因。其中之一是持久存在的原因，即战争无论什么时候降临，那个地区的人们都会背井离乡寻找安全的落脚点。 ^[29] 第二个原因不是“偶然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那就是农业社会结构的变化，即“圈地”（enclosures）或“占地”（engrossing of land）。在中世纪晚期，这个过程显然也在继续。 ^[30] 以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要说明上述三个原因之间的关系确实有些困难。

关于停止开荒和移民减少，有两点似乎是很清楚的。如赫雷纳（Karl Helleiner）所云：“这是一个对占有地规模的选择过程。在中世纪后期的土地拋荒中，小块地所占比例似乎高于大农场。” ^[31] 这也是一个选择地区的过程。无主荒地（Wüstungen）似乎不仅广泛存在于德国和中欧， ^[32] 也存在于英国， ^[33] 但在法国却远非如此严重。 ^[34] 显然这与由于历史和土壤原因，法国比欧洲其他地区移民密度大、荒地开垦早有一定关系。

在这个对农产品的需求减少的时期，城市工资和工业品价格不断提高，这是人口减少引起的劳动力缺乏造成的。在地租下降（就价格普遍上涨而地租固定而言）的同时，这种情况又导致农业劳动成本的增加。于是出现布洛赫所说的“贵族阶级的暂时贫困化”。 ^[35] 像在一切困难时期一样， ^[36] 这时的土地所有者不但收益减少而且管理费用增加，这使他们开始考虑放弃直接管理。经济压力导致对农民剥削的加重，于是农民无心生产并最终大量逃亡。 ^[37] 贵族恢复收入的一种方式是另辟蹊径。追随王公，以图获利，这在通常情况下，对最富有的阶层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38] 但它不足以抵消经济衰退的影响，因此也不能阻止领地的衰落。 ^[39] 而且，由于它使贵族离开了住地，因此可能恰好削弱了人们对经营管理的兴趣。

那么大地产到哪里去了呢？它们被变卖或出租给一个愿意并且能够经营它们的重要群体，即殷实的农民，当时他们正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 ^[40]

但我们必须记住，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并非在各地都是相同的。西欧的领地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比较密集的人口需要较大的生产单位。在东欧，经济衰退同样导致边地荒芜，但是这里土地拋荒、人口流失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它既受到人口迁移也受到圈地的影响。 ^[41] 再往东，在我们后面将讨论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波兰，人口密度更小，这里的领主从整体来看，占有的土地少于农民，因此“随着人口骤减，土地荒芜，他们把所有的荒地拼入了他们的地产”。 ^[42] 这将在16世纪使他们获得怎样的利益？这将多么深刻地改变东欧的社会结构？这对于西欧的发展将是多么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14、15世纪的局内人无法意识到的。但在西欧的内地农业区，面积过大的领地让位于较小的占有地。这样，在同一个时期，西欧农田上的中等农民地位上升，西欧开始圈围不太适宜农耕的土地（这将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而东欧的财富向大地产集中（这终将导致这里成为农产品出口区）。

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来说，这种经济的“衰退”或“停滞”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取决于人们视野的广度。波斯坦（Michael Postan）认为15世纪比14世纪有所退步， ^[43] 当然这一倒退后来受到遏制。科斯明斯基则认为这是对封建主义的清算，因此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要步骤。 ^[44] 事实是同样的，理论分析却不同。

在这一讨论中，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涉及政治方面的发展，尤其是中央集权国家官僚政治的缓慢兴起。在西方封建主义盛期，国家极为虚弱，地主、庄园主则势力强大。后来，贵族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管怎样利用国家机器，最终还是帝王的软弱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便利。他们不仅本人享有更多不受控制、不纳赋税的自由，而且他们可以较随意地支配农民和向农民收税。在这种拥有法律制度的中央权力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联系的社会里，暴力的作用格外显著，因为正如布洛赫所云：“由于习惯的作用，滥施权力的行为总是可以演变成先例，而先例又总是对的。” ^[45]

因此，如果庄园主没有陷入终于发现非但难以抵抗中央权力而且需要利用强制性法令的困境，他们是绝不会欢迎加强中央机构的。而14、15世纪的经济困难和领主收入的减少恰恰使他们陷入这样一种困境。

与这种经济困难同时发生的还有战争技术的变化，长弓变成火枪火炮，骑兵战变为以步兵战为主，这种战争需要更多训练和纪律。这一切意味着战争的费用增加了，所需要人数也增多了，常备军优于临时拼凑的队伍这一点也变得更加清晰了。面对这种新的要求，封建领主个人和城市国家在财力和人力上都无能为力，尤其是在人口减少的时期。 ^[46] 的确，这时这些地方性的国家也面临着维持秩序的艰巨任务，频繁的农民暴动表明了这一点。 ^[47]

但在15世纪，西欧一些内部秩序的伟大恢复者权力日增，他们是法国的路易十一，英国的亨利七世，西班牙阿拉冈（Aragon）的菲迪南（Ferdinand）和卡斯提尔（Castile）的伊莎贝拉（Isabella）。他们在执行恢复秩序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所运用的主要手段，也如他们的不太成功的先辈一样，是财政手段，即经过艰苦的努力建立强大的官僚系统（政治的和军事的），它足以胜任征税的任务，因此可以为一个更加强大的科层结构提供财政保证。这个过程早在12和13世纪就已经开始了。随着侵略——这曾使王公们精疲力竭、无暇他顾——的停止、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复苏和更多货币的流通，税收的基础得以奠定，这样便能够付给官员和士兵工资。 ^[48] 不仅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情形如此，德意志各诸侯国也是这样。

税收肯定是一个关键问题。开始这个良性循环并非易事。 ^[49] 在中世纪后期，有效税收系统面临的最大障碍似乎是普遍存在的守旧性。赋税额事实上只能依据纯粹的产品数量，而纯粹的产品数量很低，正如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量都很小一样。核实赋税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既缺乏人力又没有高水平的数据保存手段。因此统治者不断寻求开辟赋税以外的新财源，这是并不奇怪的。他们的手段包括：没收财产、借款、卖官鬻爵、制造劣币。但这些手段只能暂时解决财政困难，从长远来看，会对国王的政治经济实力产生副作用。 但过分强调困难的一面是错误的，令人难忘的是辉煌的成就。许多妥协方式可以被视为走成功之路的重要步骤。包税制（tax-farming） ^[50] 和高官厚禄制（the venality of office） ^[51] 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两种有效的妥协方式。而且，增加资金流入国王的数量，不仅因加强了国家的力量而伤害贵族的利益，而且也减少了贵族自己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在14、15世纪经济比较窘迫的年代，特别是对那些与新的科层组织缺少联系的人。正如杜比（Duby）所云：“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大部分收入仍落入领主之手，但不断增加的赋税已经极大地增加了国家代理人所瓜分的份额。” ^[52]

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操纵铸币权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当战争造成的国家财政危机在14、15世纪因纳税乡村的低利率而变得更加严重的时候，国家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而由于人口减少意味着王公们主动赐予那些重返荒地的人们以免税特权，国家就更需要开辟新财源。这样，控制铸币权就带来了许多便利。热尼科（Leopold Génicot）指出，对这时的币质不断下降的现象可以有三种解释。一个是减轻国家债务（尽管构成皇室领地大宗收入的固定收入也因之减少）；另一个是，在一个商业增长超过银币储量，社会动荡又促使人们囤积贵金属的时代，缺乏支付手段；第三个解释是，人们故意实行降低兑换率的政策，以便遏制通货收缩，打击囤币者，促进出口并借此复苏商业。不管取哪一种解释，币值下降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以这种方式减少了固定收入的实际价值”。 ^[53] 固定收入的主要接受者是贵族阶级，因此相对于国家而言，他们就受到削弱。

国家？什么是国家（state）呢？在这时，国家就是君王（the prince）！有声望和尊严并渐渐与其子民相脱离的君王。 ^[54] 而且，恰在这时，官僚体系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格和利益的独特社会组织开始出现，它是君王的主要盟友， ^[55] 但我们将看到，它是一个感情始终矛盾的盟友。国王们为了获得有助于他们制定税法的手段，还建立了各种代议机构，这些机构主要由贵族组成，国王试图利用这种机构来反对贵族，而贵族也试图利用这种机构来反对国王。 ^[56]

西欧的这种国家不是起源于16世纪，而是起源于13世纪。雷诺瓦德（Yves Renouard）曾探讨过当今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边界是如何在1212～1214年的一系列战争中初步确定的。 ^[57] 正是在这些边界线而非其他边界线[比如包括普罗旺斯（Provence）和加泰隆尼亚（Catalonia）在内的地中海西方国家，或安茹王朝作为英国的一部分包括法国西部在内的大西洋国家]的基础上，后来形成了民族感情。先有边界，后有民族情绪，这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和在20世纪的非洲一样，确属实情。正是在这个时期，不仅边界划定，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有边界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这就是佩罗伊所说的西欧政治结构的“根本变化” 。 ^[58] 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欧洲变革的时间确定在12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简言之，也就是在中世纪商业和农业的繁荣期。

为什么叫民族国家而不叫帝国？这里我们必须咬文嚼字。也许我们应该认为，13、14世纪的法国是民族国家，15 、16世纪的法国是帝国，17世纪的法国又成为民族国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就是这样认为的， ^[59] 为什么如此翻来覆去？布罗代尔说：“15、16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契机，它对庞大的国家有利，而对‘厚重的国家（thick states）’不利。……事实上，对于庞大的政治结构来说，历史总是时而对它们有利，时而对它们不利。” 哈通（Fritz Hartung）和穆斯纳（R.Mousnier）虽然认为若建立君主专制政体，需把其规模降至最低点（是否也应升至最高点？），但他们也知道，这种政体在小国并不成功。“毫无疑问，后者不能构成一个足以维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庞大的军事、经济单位。” ^[60] 这些不过是对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做出了一点提示。基尔南（V.G.Kiernan）下面一段廓清概念的话，也许对我们最有帮助：

没有一个王朝曾宣布要建立民族国家，历代君主都想无限地扩张……而王朝越强大，结果就越可能是一个松散（manqué）的帝国。它必须大到能够延续，并可以以邻邦为练兵场的地步，但又必须小得能服从一个中央的支配和自觉是一个整体。在封闭的欧洲西端，受到竞争和地理条件的限制，领土的过分扩张是不可能的。 ^[61]

当然，除非他们把帝国扩展到海外去。这些松散帝国的特点在于，从中将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是一个地域单位，其统治者谋求（有时谋求，时常谋求，但并非总是谋求）使它成为一个民族社会。其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如果我们记住，自16世纪以来，西欧的民族国家谋求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建立相对同一的民族社会，把帝国的冒险事业只作为建立民族社会的一种补充手段——也许是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那么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上面已经把14 、15世纪西方封建主义的危机作为16世纪以后欧洲扩张和经济变革的背景或序幕加以讨论。到目前为止，这种讨论和解释仅限于社会结构方面（生产组织、国家机构、各种社会群体的关系）。但是很多人感到，14世纪的“危机”和16世纪的“扩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物质环境因素引起的，比如气候、流行病、土质。这些观点不容忽视，这些因素应当给予考虑。在探讨社会发生变化的原因时，应给与这些因素适当的重视。

气候因素以乌特斯罗姆（Gustaf Utterström）最为看重，其观点概述如下：

感谢工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感谢技术进步，今天的人比前几个世纪的人较少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但我们是否经常注意到另一个因素，即我们生活在一个气候——尤其是北欧的气候——极端温和的时代？在过去的1000年中……除了个例之外，人类事务的繁荣期总体说来多发生在严寒之间的温暖期。正是在这个温暖期，经济生活和人口数量取得最大进展。 ^[62]

为强调其观点，乌特斯罗姆提请我们注意，气候变化可以对早期的欧洲变革产生重大影响。他说：“中世纪的原始农业肯定比高技术的现代农业更依赖良好的气候。” ^[63]

作为例证，乌特斯罗姆指出，14世纪至15世纪初的严冬，1460年至16世纪中叶的暖冬，17世纪下半叶的严冬，恰与经济的衰退、发展、衰退相对应。 ^[64]

把人口压力视为决定性因素并不能为这种经济发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人口如此增长的事实恰恰提出了一个迄今无人提出的问题：人口为什么增长？……在整个欧洲，人口都飞速增长。在北欧和中欧，这种现象发生在气候非常温和的时期。这并不是巧合，其间肯定有某种必然联系。 ^[65]

此外，乌特斯罗姆还把流行病视为一种可变的介入因素。他用酷暑来解释黑死病，因为酷热的夏天造成黑鼠的大量繁殖，黑鼠的增加又导致鼠虱的蔓延，而鼠虱是黑死病病毒的两种载体之一。 ^[66]

杜比（Georges Duby）承认，必须认真对待这种假说。诚然，人们用气候变化圆满解释了14世纪若干放弃农耕的现象[冰岛的谷物，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格陵兰的殖民，苏台德（Sudetenland）的放宽森林限制，英国葡萄栽培的终止，德国葡萄栽培的减少]，但是并非没有其他圆满的解释。特别重要的是，杜比提醒我们：“农业衰退和人口减少一样，始于14世纪以前。” ^[67] 这就是说，在所谓的气候变化之前。杜比认为气候因素和随之发生的流行病是一场雪上加霜的灾难，它在14世纪“给已经十分脆弱的人口结构以致命的打击”。 ^[68] 在解释这种起伏现象方面一度盛行的气候变化决定论同样也受到赫莱恩（Hellein）、 ^[69] 巴特 和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70] 的怀疑。

显然，既然存在气候变化，它势必对社会系统的运转产生影响。但同样明显的是，它对不同的系统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尽管现在仍有争议，但上面所说的严寒可能确实波及整个北半球，然而亚洲和北非的社会发展却与欧洲迥异。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转向下列持久性因素：一是在封建社会组织系统中，人们经济负担过重，另一个是，在整个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少数人过度消费。庞兹（Norman Pounds）提醒我们注意“中世纪农民即使在堪称正常的年景下其生活也是多么没有保障……” ^[71] 巴特为证明这种长期营养不良说，特别指出，唯有蛋白质生产区对这种瘟疫的抵抗力最强。 ^[72]

如果说无论如何首先是持续的剥削压榨和我们前面说过的由此导致的暴力反抗引起了经济衰落，然后气候因素又导致食物短缺和瘟疫，那么就很容易发现，社会因素和物质因素能够怎样地汇合在一起造成某种“失衡”。这种危机反过来又会因瘟疫蔓延为流行病而加剧。 ^[73] 而且，虽然因为陆地面积不变，人越少就意味着食物越充足，但人口数量减少也意味着转向牧场，因而减少热量的生产。这样，人口衰减就也变为“流行病”。 ^[74] 肖努（Pierre Chaunu）补充说：“地租减少，利润降低，贵族负担加重，这些势必造成土地投资削减，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75] 多布认为，由此产生的地租折算现象非但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会使其负担加重，因而加剧危机。 这样，即使把物质环境的可变因素考虑进去，也不能推翻我们前面的分析。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分析更加全面，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新的因素，有助于解释一种在未来的世界历史中将不断出现的历史局面；同时也因为它进一步证明，持续的稳定和缓慢的变化可以造成一种足以改变社会结构的局面。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时期的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体。

上述分析可归纳如下：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既没有世界帝国，也没有世界经济，只有基督教“文明”。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封建的，也就是说，由相对自给自足的小经济单位组成。这种经济单位以这样一种剥削方式为基础：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相对直接地占有在庄园内部生产出来的少量剩余农产品。在欧洲内部，至少有两个较小的世界经济，其中中等规模的一个以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为中心，更小的一个以佛兰德和北德意志的城市国家为中心，但欧洲大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卷入这两个网络。

在约1150至1300年间，欧洲在封建生产模式内取得一定发展，这种发展同时表现在地理、商业和人口三个方面。在约1300至1450年间，欧洲又回复到发展以前的老样子，这仍然表现在地理、商业和人口三种水平上。

这种倒退引起了“危机”，它不仅表现于经济领域，也反映在政治方面（贵族的内部倾轧和农民暴动是两种主要体现）。它还体现在文化领域。中世纪的基督教大一统文化开始受到各种形式的广泛攻击，这种攻击后来被称为“现代”西方思想的开端。

对于这场危机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它本质上是经济循环发展的结果。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发展的最佳点既已过去，衰退便随之而来。第二种解释认为，它基本上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在按照封建模式攫取剩余产品达一千年之久以后，达到了衰落的转折点。由于结构上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可能因地力消耗有所下降）。而与此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消费数量和水平不断上升，剩余产品生产者的负担不断加重。榨取已达到了极限。第三种解释是强调气候因素。欧洲气候条件的变化在降低土地生产力的同时又助长了流行病的蔓延。

第一、三种解释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同样的周期性变化和气候变化也在其他时期发生在其他地区，但并未造成以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果。以长期发展趋势来解释这场危机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无法找到准确的统计数字来说明它是对这种社会变形的圆满解释。我相信，如果认为“封建主义”危机是长期发展、循环危机期和气候恶化的共同产物，那将是最令人满意的。

恰是这种共同作用的压力使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成为可能。即将在欧洲产生并保存至今的是一种新型的剩余产品占有方式，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的基础不是以贡赋（像在世界帝国发生的那样）或封建地租（像在欧洲封建制度下发生的那样）的形式直接占有农业剩余，而是在更加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首先是农业，然后是工业），在国家机构的“人为”（即非市场性）帮助下，通过世界市场来占有剩余产品。国家机构从未彻底控制世界市场。

本书认为，有三件事是建立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础，其一是该世界地理范围的扩大，其二是在世界经济的不同地区针对不同的生产发展多种控制劳动力的手段，其三是在将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国家的地区建立相对强大的国家机构。

第二和第三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第一个方面的成功。这样，欧洲的地理扩张在理论上就成为解决“封建危机”的关键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欧洲就完全可能陷于相对持久的无政府状态并进一步衰退。那么欧洲是怎样抓住这个拯救自己的机会的呢？答案是：不是欧洲而是葡萄牙抓住了机会，至少应该说，是葡萄牙带了头。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葡萄牙的社会局势，看一下它为什么能在“危机”当中破门而出，从事海外冒险。为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记住，正像我们前面说过的，欧洲的地理扩张早已开始了。刘易斯（Archibald Lewis）说：“从11世纪到13世纪中，西欧几乎是按古代的模式来开辟新疆域的。” ^[76] 他指的是西班牙从摩尔人（Moors）手中逐渐恢复失地，基督教欧洲在巴利阿里群岛（Balaeric Islands）、撒丁尼亚（Sardinia）和科西嘉（Corsica）恢复了元气，诺曼人征服南意大利和西西里（Sicily）。他还提到十字军首先把塞浦路斯（Cyprus）、巴勒斯坦（Palestine）和叙利亚（Syria），然后把克里特（Crete）和爱琴海诸岛（Aegean Islands）并入欧洲版图。在西北部，英国人向威尔士（Wales）、苏格兰和爱尔兰扩张。在东欧，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向波罗的海人和斯拉夫人的土地渗透，征服当地居民并令他们改宗基督教。“然而最重要的新疆域是内部的森林、沼泽、丛林、荒野和泥淖地。正是在这些不毛之地，欧洲的农民们在1000至1250年间定居下来，开荒种田。” ^[77] 随后，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扩张和兴旺景象因“危机”和衰退的到来而告结束。在政治方面，这意味着摩尔人在格拉那达（Granada）重整旗鼓，十字军被从利凡特（Levant）驱逐，拜占庭人（Byzantium）在1261年光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蒙古人征服俄罗斯平原。在欧洲内部则出现土地荒芜、人口流失的现象。

因此，这次伟大的冒险——大西洋扩张就是欧洲的第二次而不是第一次冲击，这一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势头更猛烈，技术基础更雄厚，心情更急切。然而为什么葡萄牙率先发起冲击？在1250年，甚至在1350年，还没有人意识到葡萄牙是这种角色的候选人。从20世纪回过头去看，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因为在现代甚或整个历史时期，我们从不把小国葡萄牙放在眼里。

我们将尝试从动机和可能性两个方面去回答这个问题。这种动机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存在的，尽管某种动机在葡萄牙反应得最强烈。探险家寻找的是什么？贵金属和香料，小学生的教科书都会这样告诉我们。这一点确实明白无误。

在中世纪，从金和银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欧洲和阿拉伯世界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用沃森（Andrew Watson）的话来说，“在货币方面，……这两个地区应被视为一体。” ^[78] 前者出产白银，后者出产黄金。作为长期价格失衡——其原因很复杂，我们无需在这里探讨——的结果，白银东流，最后大量积蓄在阿拉伯世界。白银出口不再能换来黄金进口。所以在1252年，佛罗伦萨（Florence）和热那亚（Genoa）铸造新的金币。动力就在那里。使这种动机转化为现实的一种现象是在13世纪穿越撒哈拉（Sahara）的黄金贸易的发展。 ^[79] 沃森因此认为，在1250至1500年间，不能说西欧缺少黄金，因为这是供给日增的年代。但是尽管失衡状况有所好转，可是欧洲的贵金属还要经过拜占庭和阿拉伯流向印度和中国。沃斯顿颇为不解地谈到了“印度和中国从世界其他地区吸收贵金属的强大力量”。 ^[80] 这样，欧洲对贵金属的需求量就仍然是很高的。在1350至1450年间，塞尔维亚（Serbia）和波斯尼亚（Bosnia）的银矿开始发展， ^[81] 在土耳其人于15世纪把这两个地区与欧洲的联系切断以前，它们一直是重要的贵金属产地。1460年初，银矿开采也突然在中欧兴起，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允许人们开发以前属于边区的矿山。据佩罗伊估计，从1460至1530年，中欧白银产量增长五倍。 ^[82] 但是供给无论如何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取道海路寻找黄金（这样就可以避开北非的中间商，直接得到苏丹的黄金）无疑是葡萄牙早期航海家出海的一个目的。 ^[83] 所以，当美洲的发现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比苏丹更丰富的黄金源泉，特别是提供了一个比中欧远为丰富的白银源泉的时候，经济后果将是巨大的。 ^[84]

欧洲人寻找贵金属固然是为了铸造在欧洲流通的货币，但更是为了把它们输出到东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这又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问题：为了香料和珠宝。谁需要这些东西？富人，用它们来炫耀其消费水平的富人。香料被制成春药，仿佛贵族没有香料便不能做爱。在这个时代，欧亚关系可以概括为交换挥霍的关系。贵金属流到东方用于装饰庙宇、宫殿和亚洲贵族的服装，而香料和珠宝流向西方。文化背景（也许不过是物质贫乏）决定了这种互补倾向。皮朗（Henri Pirenne）和后来的斯威奇（Paul Sweezy）认为，这种奢侈追求值得称道，因为它有利于欧洲商业的扩张。 ^[85] 但我怀疑，交换挥霍的意识不管在欧洲上层阶级的思想中有多么强烈，它只能孕育诸如大西洋世界扩张之类的宏伟事业，却很难导致建立一种欧洲世界经济。

归根究底，生活必需品比奢侈品更能引起人们的经济冲动。为14、15世纪的西欧所必需的是食品（含有更多热量，营养价值配置更合理的食品）和燃料。向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的扩张，向西非、北非以及大洋彼岸的挺进，也和向东欧、俄罗斯草原以及中亚的扩张一样，带来了食品和燃料。它扩大了欧洲的消费品基地，因为它造成了一种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西欧以不平等的条件享用这些原料基地。这看起来很不相称。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早在13世纪已经始于佛兰德，至16世纪又传入英国的技术革新也增加了农业的产出。 ^[86] 但是这种技术革新最容易发生在诸如中世纪佛兰德之类的人口稠密、工业发展的地区，而恰恰在这些地区人们改变土地经营方式，用它们来生产商品粮、养牛和发展园艺业，结果这些地区“需要大量进口玉米（小麦）。只有这种复杂的工农业连锁系统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其优势。” ^[87] 因此，这一农业革新过程非但不妨碍扩张，而且反使扩张变得更加必要。

小麦是15、16世纪新型生产和新型贸易的中心。按照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正确说法。欧洲最初在北部森林和地中海平原找到了自己“内部的美洲”。 ^[88] 但内部的美洲是不够的。于是开始向边陲扩张，首先来到了岛屿。戈丁诺（Vitorino Magalhaes-Godinho）提出了一种现在仍有影响的假说：农业是葡萄牙向大西洋岛屿殖民的主要动机。塞洛（Joël Serrào）支持这一假说，他说，这些岛屿发展迅速，就“谷物、粮、染料和酒四部曲来说，……整体的倾向是单一生产，四种产品轮流受到偏爱。” ^[89] 这种新种植的小麦在14世纪初开始运往欧陆各地，最初是从波罗的海地区运到低地国家， ^[90] 15世纪远达葡萄牙， ^[91] 在14、15世纪又从地中海运到英国和低地国家。 ^[92]

食品的等级可以按其每一千大卡热量的成本来排列。贝内特（Bennett）发现，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如此排列出来的顺序都是完全相同的。面粉制品和淀粉质块根列在其8个等级的最下面，就是说，属于最基本、最廉价的生活必需品。 ^[93] 但好的饮食并不能只吃谷。欧洲饮食最重要的一项补充品是糖，糖既可产生热量又可用于替代肉类。而且还可以用于酿酒[特别是朗姆酒（Rum）]。后来，它还被用于制作巧克力，这种技术是西班牙人从阿兹特克人（Aztecs）那里学来的，到17世纪，至少在西班牙，巧克力饮料已经非常受欢迎。 ^[94]

糖还是推动海岛殖民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且受它生产形式的影响，奴隶制也如影相随。这首先发生在12世纪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然后逐渐西移。 ^[95] 随着向大西洋的扩张，奴隶制当然也会在那里继续存在下去。的确，里奇（Rich）认为葡萄牙的非洲奴隶出现于1000年左右，那时穆罕默德侵袭队在经商时需要使用奴隶。 ^[96] 糖是一种非常有利可图和短缺的产品，它取代了小麦，但也耗尽了地力， ^[97] 以致造成需要开辟新地种植糖类作物（且不说种植糖类作物也耗尽了人力）。

在贝内特的分类表中，鱼和肉的地位较高。但人仍需要它们的蛋白质。戈丁诺（Godinho）认为早期葡萄牙人从事冒险活动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扩大捕鱼区。 ^[98] 肉食显然没有粮食重要，而且在1400至1750年间，它的重要性明显持续下降 ^[99] ：这证明了我们下面将会论及的一点，即欧洲工人为欧洲的经济发展付出了一定代价。 ^[100] 无论如何，食肉的欲望是促进香料贸易的主要动力之一，这里所说的香料不是富人用于制作春药的亚洲香料，而是在西非极乐园（Arnomum melegueta）里种植的谷类植物，它们被用作胡椒的代用品，也被用来制作一种叫做姜汁健身酒的含香料葡萄酒。 ^[101] 只有这种香料“才使麦片稀粥变得可以下咽。” ^[102]

如果说是食品需求导致了欧洲的地理扩张，那么食品所带来的利益是始料未及的。整个世界的生态发生了变化，而且受突然出现的欧洲世界经济的社会组织的影响，这种变化以首先有利于欧洲的形式出现。 ^[103] 除食品之外，另一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木材，用作燃料和造船（和建房）建材的木材。中世纪的林业技术肯定是非常低下的，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使西欧、意大利、西班牙像地中海岛屿一样逐渐沙化。橡树变得极为稀有。 ^[104] 在16世纪，波罗的海地区已经开始大量向荷兰、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出口木材。

这有一种生活必需品应该提及，即服装。当然这时存在着奢侈品贸易，存在着对丝绸的需求，这种需求在古代与对珠宝和香料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但是欧洲工业发展中的第一个主要工业部门——成长中的纺织业绝不只是奢侈品交易，况且纺织业加工还需要一些物质材料；给棉纺品或毛纺品上色的染料和在浆洗丝绸制品时使用的树脂。 ^[105]

人们寻找金银是为了过上奢华的生活，为了欧洲的消费，更为了与亚洲通商。但对欧洲的经济扩张来说，金银也是必需品。为什么会这样？货币是一种支付手段，它可以用任何材料来制作，只要人们承认它。今天我们使用的支付手段几乎都不是用金银制作的。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在中世纪晚期已经开始这样做，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计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有时也被误称为“假想货币”。

但是，从金属币转为符号货币还要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 ^[106] ——即使今天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欧洲一直受着货币下降趋势的困扰，以至布洛赫说这个问题“贯穿着货币史的始终。” ^[107] 但那时候从没有人认真地提出取消金银货币。

没有人提出这一点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参与政府机要的人认为，改变这种货币制度会损害他们的个人利益。 我们不应忘记，在中世纪后期，矿山仍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商品。 ^[108] 但比个人利益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体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又是现实经济体系脆弱的反映。计账货币可能从未盛行起来，确实，无论多么富有的人都无法单独或共同控制它。既然它曾经夭折过，谁能担保整个这种货币经济不会再次夭折？但贵金属是一种安全保证。只要货币的这两个用途——价值标准和支付手段——没有过分分离，货币就总是作为商品而支付的。 ^[109] 因此，货币必须使用贵金属制作。而且，没有贵金属，欧洲就会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整体信心，因为资本主义利润的基础是投资在先，而实现价值在后。这对于这个由于其他原因形成的非帝国世界经济体系而言，是更为（a fortiori）确实的。这种整体心理现象是这个时期社会结构的属性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把贵金属视为繁荣世界经济的基本条件。

探险的动机不仅可以在欧洲渴望获得的产品中寻找，也可以在欧洲各种群体的职业需要中发现。正如利弗莫尔（Livermore）提醒我们所注意的，恰是这个时期和稍晚一点的伊比利亚（Iberia）编年史作家首先指出，“在北非进行收复失地运动的思想，始于人们感到需要为那些在边境从事掠夺活动已达25年之久的人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去做。” ^[110]

我们必须回到14、15世纪领主收入减少这个关键问题上来。波斯坦把英国贵族的反应行为称为“匪帮主义”（gangsterism），即用非法暴力手段恢复旧日的收入标准。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瑞典、丹麦和德国。这种暴力手段的表现之一必然是扩张。 ^[111] 因为总的说来，只要封建贵族的土地收入减少，他们定会积极地去寻找新的可以带来收入的土地，借此使其实际收入恢复到符合其社会地位的水平。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只有葡萄牙从事海外扩张，而其他欧洲国家没有这样做，那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其他国家的贵族比较幸运，他们的扩张可以比较轻松，可以离家乡较近，可以用马匹而不用舰只。但葡萄牙限于地理条件别无选择。

毫无疑问，按照传统观点，海外扩张是与商人及君主的利益连在一起的，前者寄望于在扩张后的贸易中赢利，后者谋求保证王室的荣耀和收入来源。但是伊比利亚人探险的原动力很可能首先来自贵族，特别是来自那些臭名远扬的“贵族子弟”。他们不是嫡长子，所以缺少土地。而且，只是在商业网开始发挥作用以后，比较谨慎的商人（他们不像社会地位濒于降级的贵族那样富有事业心）才变得热心起来。 ^[112]

扩张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吗？这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布罗代尔告诉我们，在地中海西部地区肯定存在人口过剩，他一再指出，许多国家先驱逐犹太人，后来又驱逐摩里斯科人（Moriscos）就是人口过剩的证明。 ^[113] 但里奇又断然地对我们说：“把15、16世纪的扩张归因于人口过剩纯属无稽之谈。……人口的增加可能（仅只是可能）只是把人们推向战争或城市。” ^[114] 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是那些奔赴城市（或战场）的人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呢？欧洲为它的人口——甚至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准备好了一个生存空间。不错，那是导致扩张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封建主义危机中，生存空间是农民反对贵族的力量得以加强的一个因素，因此也是造成领主收入下降的一个因素。于是欧洲社会便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其中之一就是承认（至少是隐约地承认）自己人口过剩。因此需要扩大土地面积。 ^[115] 但事实上，贵族（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以及他们将会得到的，都是更加驯服的劳动力。人口的多少不成为问题，影响上下层之间相互关系的是社会关系。

最后，海外扩张能用“十字军精神”，即宣传福音的必要性来解释吗？这也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确实，在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采取一种特别的军事形式，在那里，民族斗争长期以来披着宗教的外衣。确实，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东南欧（及至维也纳的大门口）被土耳其穆斯林打得溃不成军的时代。大西洋的扩张完全有可能是对这些事件的一种心理反应，正如肖努所云，是一种“补偿现象，一种以攻为守的行为。” ^[116] 确实，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做出的许多决定，以及他们的某些多管闲事的行为，可以用基督教感情来解释。但我们似乎更应该把这种宗教热情视为一种理性化的感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它显然已变得比较内在，因而强烈、持久而易引起经济上的畸变。而且，热情过后就是玩世不恭的事例在历史上简直屡见不鲜。因此用信仰体系作为主要因素来说明这样一场大规模社会行动的起源和长期发展就不大妥当。

我们上述有关动机问题的全部论述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葡萄牙人为了什么？我们讲到的是欧洲的物质需要，贵族收入的总危机。当然从中我们可以引申出葡萄牙人通过大西洋扩张解决这一问题的特别有利条件，但这样做说服力仍显不够。所以我们必须从动机问题转向能力问题。为什么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葡萄牙人能一马当先？这在所有的地图上都能找到一个明显的答案。葡萄牙位于大西洋上，紧邻非洲。就在大西洋岛屿殖民和沿非洲西海岸探险而言，它显然最近便。而且，从大洋流向来看，特别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以从葡萄牙港口（以及西班牙西南部的那些港口）出海最为容易。 ^[117]

此外，葡萄牙人已经具备了远途贸易的丰富经验。在这方面，葡萄牙人无法与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相比，但晚近的研究表明，他们的经历堪与北欧的市民相比，因此是不容易忽视的。 ^[118]

第三个因素是资金是否充足。威尼斯人的劲敌热那亚人早就决定投资于伊比利亚的商业，并鼓励那里的商人从事海外扩张。 ^[119] 到15世纪末，热那亚似乎更偏爱西班牙人，而不是葡萄牙人，但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者那时已经能够脱离热那亚人的资助和保护，独吞利润。弗林登（Verlinden）说意大利是“中世纪唯一真正的殖民国家”。 ^[120] 在热那亚人和比萨人（Pisans）首先出现在加泰隆尼亚（Catalonia）的12世纪 和他们最初到达葡萄牙的13世纪， ^[121] 意大利人都曾做出一定努力，把伊比利亚人拉进当时的国际贸易。但是既然到达了那里，意大利人就一定会在伊比利亚殖民中充当主要角色，因为他们来得这样早，以致“能够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要塞”。 ^[122] 按照劳（Virginia Rau）的说法，在1317年，“里斯本城区和港口是热那亚商业的一大中心……” ^[123] 可以肯定，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葡萄牙商人已经开始抱怨“（意大利人）不正当地插手本国的批发贸易”，他们说：“这威胁到本国商人在这项贸易中的统治地位。” 解决方法很简单，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古典式的，即意大利人通过联姻关系融合进来，并成为葡萄牙或马德拉（Madeira）的土地贵族。

在这种商品经济中，这有一个因素促使葡萄牙人比英、法等国的人民更具冒险性。说起来有一点讽刺意味，葡萄牙与那个日后将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地区关系甚小，相反地它与穆斯林控制的地中海地区倒联系密切。这样，相对来说，葡萄牙的经济就更加商品化，它的人民就更加市民化。 ^[124]

然而，造成葡萄牙人如此具有进攻性的还不只是地理环境和商业力量。国家机器的强大也是一个因素。在这方面，葡萄牙与其他西欧国家在整个15世纪都十分不同，后者只懂得内战，而前者懂得和平。 ^[125] 国家的稳定十分重要。这不仅因为它为实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因为它鼓励贵族把他们的精力释放到国内战争或欧洲内部战争以外的地方去，而且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讲稳定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实业； ^[126] 国家一稳定，它就会把力量投入到有利可图的商业冒险事业中去。就葡萄牙而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地理历史背景决定它必然把向大西洋扩张作为最明智的商业冒险选择。

为什么葡萄牙率先进行扩张？因为在欧洲国家中只有它最具备决心和可能性。欧洲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积来维持其经济的发展，补偿领主在危机中所失去的收入，并缓和封建主义危机所孕育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欧洲需要很多东西：金银、市场、蛋白质，储存蛋白质的手段、食品、木材、纺织业原料。而且它还需要更加驯服的劳动力。

但是我们不能把“欧洲”概念化。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在为那一系列目标而奋斗。真正的决定来自只考虑直接利益的诸群体。在葡萄牙，“发现业”似乎对很多群体都有利：国家、贵族、商业资产阶级（本地的和外来的），甚至城镇中的半无产阶级。

对这个国家——弹丸小国——来说，利益是明显的。扩张是增加收入、提高威望的最佳途径。而且葡萄牙可以说是当时欧洲唯一不受内战困扰的国家，它比西班牙、法国和英国都至少早一个世纪就实现了政治的基本稳定。

正是这种稳定鼓舞了贵族。葡萄牙贵族也同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一样，经济十分窘困，但是他们没有遭受耗费资财的、无尽无休的战乱之苦（即使他们得胜，战争也会耗费他们钱财）。他们也不能指望通过内部殖民来恢复往日的经济地位，因为葡萄牙缺少土地。因此，他们赞同海外扩张。他们把长子以外的子弟送出去，充当远征中必需的领头人。

资产阶级的利益一度并不与贵族利益相矛盾。葡萄牙的资产阶级由于生活在欧洲最商业化的地区（因为涉足地中海伊斯兰世界的贸易），由于长期经受远途贸易的磨炼，已经为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做好了准备，所以他们也寻求突破葡萄牙狭小市场的桎梏。如果他们缺少资本，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热那亚人那里得到，后者为了对付自己的对手威尼斯人，随时准备资助葡萄牙人。本地资产阶级与外来资产阶级之间的潜在矛盾因为热那亚人自愿接受葡萄牙文化而渐趋弥合。

最后，探险及以后的商业形势也为那些在领主危机中因不堪日甚一日的剥削而逃往城镇的半无产阶级提供了就业机会。外部的扩张再次使潜在的内乱危险降到了最低点。

如果说光具备决心和可能性还不够的话，那么葡萄牙还有幸占据从事这番事业的最佳地理位置，这不仅由于它朝南伸向大西洋，而且因为它地处有利于航行的洋流的汇合点。所以回过头去看，葡萄牙人铤而走险并不奇怪。

在我们开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以前，我们还必须正视最后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把欧洲推向了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因为我们要重点说明资本主义是怎样地只适合生长在世界经济框架内，而不适合生长在世界帝国框架里，所以我们必须简单地探讨一下为什么应该是这样。这里最好是拿欧洲和中国做一个比较。在13至16世纪，这两个地区的人口总数几乎是相等的。 ^[127] 正像肖努（Pieere Chaunu）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达·伽马（Vascoda Gama）都不是中国人……这一点颇为发人深省，因为据我们从历史文献中的了解，在15世纪末，远东作为一个堪与地中海地区相比拟的整体在任何方面都不逊于欧亚大陆的西端，至少表面看起来是如此。 ^[128]

在任何方面都不逊色吗？这需要对双方技术的发展做一次历史的比较，在这方面，学者们见仁见智。怀特（Lynn White，Jr.）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在16世纪进行扩张是因为早从9世纪起欧洲在农业技术方面就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他说：

从6世纪上半叶至9世纪末。北欧创造和引进了一系列新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农业生产体系。就农民劳动而言，这一体系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怀特指的是重犁、三圃制、敞地牧牛、现代鞍具、马蹄铁）……随着该体系中各种技术的精进和普及，人们生产出更多的食粮，人口随之增长。……各个北方农民所具备的新的生产能力使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够离开土地，前往城市，从事工商业。 ^[129]

怀特还认为，在8世纪和11世纪，北欧在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方面也先后取得领先地位。如果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话，怀特把原因归之于蛮族入侵所带来的剧烈动荡。面对这一动荡，按照汤因比（Toynbee）的理论，西方给予积极的应战。

但其他学者不同意对事实的这种估计。以军事技术为例，奇波拉（Carlo Cipolla）认为：

直到15世纪初，中国的枪支如果说不比西方的好，至少可能也同样优良。但在15世纪，欧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欧洲的大炮比亚洲制造的任何种类的火炮都有大得多的杀伤力。在16世纪的书本中，对欧洲军械的惊叹之辞随处可见。 ^[130]

正在撰写有关中国科技史的划时代巨著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只是在1450年以后欧洲才取得对中国的工业和技术优势。 ^[131] 欧洲为什么能突飞猛进？李约瑟认为，原因不在于一时一事，而在于“有机的整体”，在于“一系列变化” 。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中，从未发生过像西方文艺复兴或“科学革命”那样的巨变。我常常喜欢把中国的发展勾勒成一条缓缓升起的曲线，从2世纪到15世纪，它的水平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在这以后，随着发生伽利略革命（Galilean revolution），随着人们发现一系列科学发现的基本技术，西方开始了一场科学复兴，随后，欧洲的科技曲线几乎像指数曲线一样陡然上升，超过了各亚洲社会的水准……这种剧烈的动荡现在开始趋于缓和。 ^[132]

一些学者认为，舵的发明在15世纪的欧洲起了关键作用。 ^[133] 但李约瑟指出，在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就已经有了舵，这种新发明大概是在12世纪从中国传到欧洲的。 ^[134]

如果说李约瑟有关中国技术完备、中国技术水平在西方腾飞之前一直高于西方的描述是正确的话，那么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始于同一个时期，只是仅仅28年之后，中国又退缩回大陆，不再进行任何新的尝试。但是他们不乏成功。1405至1433年太监郑和率领的七次航行取得巨大成功。在七次航行中，他横跨印度洋，从爪哇（Java）经锡兰（Ceylon）到达东非，为中国宫廷带回珍贵的异域贡品，中国宫廷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郑和1434年死后，航行便停止了。更有甚者，当1479年另一个太监汪直为发动对安南（Annam）地区的军事远征，想参阅郑和有关该地区的档案记录的时候，他被告知不得动用这些档案。郑和的记录被封存了起来，仿佛唯恐人们记住这个人物。 ^[135]

这些远征的动机和中止的原因都不甚清楚。儒家官吏可能一直反对这种行动。 ^[136] 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另一方面，皇帝似乎支持这一事业，那么是不是还有发动远征的可能？张天策（T’ien-Tsê Chang）在下列事件中发现了更多的证据：15世纪初，始于8世纪的国家机构市舶司的职能发生了变化，它不再负责征收关税（关税转归各省征收），而是专司贡品转运，这项业务在郑和时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张认为，这样做势必造成在某些地区放松关卡限制，那么中央为什么撒手不管了呢？张天策解释说：“皇帝难道不是有意这样做，以便鼓励对中国来说显然非常重要的对外贸易吗？” ^[137]

既是如此“显然”，却又不继续加以鼓励，这是为什么？威利茨（William Willetts）认为，这与中国人的世界观有些关系。据说正因为他们总以老大自居，认为自身就代表整个世界，所以他们缺乏某种殖民使命感。 ^[138] 此外，威利茨认为这种探险活动突然中止还有两个直接原因：“儒家官吏对太监的病态的嫉恨” 和“海外事业所带来的国库空虚”。 后一个理由似乎难以成立，因为国库支出可以用殖民事业带来的收入补足。至少对当时欧洲的国库来讲，情况是如此。

还有一些解释认为，某种政治考虑转移了中国当局最初对印度洋探险活动的兴趣。例如赫德森（Hudson）认为，1421年由于蒙古游牧蛮族的威胁日趋严重，中国的首都从南京北迁到北京。这个事件可能转移了帝国的注意力。 ^[139] 博克塞（Boxer）则认为东部倭寇的威胁已使中国政府焦头烂额，因为日本的海盗不断偷袭中国沿海地区。 ^[140] 梅林克-罗洛夫茨（Meilink Roelofsz）把中国撤出印度洋归因于穆斯林商人在这块水域的推进。 ^[141]

即使上述说法都能成立，它们似乎仍不足以说明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内部没有一种动力使这些外部困难只成为小小的阻力，而不构成不可克服的障碍？果真如某些作者所云，中国就是不想扩张吗 ^[142] ？肖努认为，中国缺乏具有“扩张共识的群体”。 ^[143] 这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如果我们记得，葡萄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各个社会群体都对海外探险和扩张抱有兴趣，那么肖努的话就更加具有启发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中国和欧洲在哪些方面不同。

首先是农学方面的重大区别。我们说过，欧洲重肉食消费，而且随着14世纪“危机”的发生，这一倾向更加严重。在16至19世纪，人民大众的肉食消费水平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牧牛场减少而粮田增多。 16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人口猛增，上层阶级的绝对数量也持续增加，因此用于畜牧业的土地面积可能没有变化。这与下层人民肉食消费水平相对下降并不矛盾，他们可以靠从边缘地区进口获得粮食，也可以利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更有效地垦殖西欧的土地。

与此相反，这时的中国正在东南部发展稻米生产，寻求建立更巩固的农业基地。欧洲对牛的重视导致欧洲人在生产中更广泛地使用畜力。每亩稻田可生产出更多的热量，但稻米生产需要更大量的人力。

肖努（Chaunu）指出，这样，欧洲人对畜力的使用就意味着“在15世纪，欧洲人拥有了一种原动力，它比当时中国人拥有的原动力要高出大约四倍。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上，牲畜是第二受到钟爱的东西。” ^[144]

但对我们的问题来说，比这种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人与土地之间这种不同关系所具有的含义。正像肖努所说的：

欧洲人消耗空间。即使在15世纪初的人口最低点，欧洲仍缺少空间……但如果说欧洲缺少空间，则中国缺少人力……

西方的“起飞”（take-off）与中国稻米生产的起飞似乎发生在同一个时期（11至13世纪），但前者显然更具革命意义，因为它使繁荣的地中海地区让位于世界征服。

总而言之，15世纪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缺少能力，而是因为缺少动力。主要动力仍是对空间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常常存在于潜意识中。 ^[145]

这样我们对中国为什么不想进行海外扩张的问题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满意的解释了。事实上，中国也一直在扩张，但只是在内部扩张，即在其境内推广稻米生产。由于欧洲的畜牧业需要更大的空间，所以欧洲“内部的美洲”在15世纪已经不复存在。无论人还是社会都不会毫无目的地去从事艰苦的工作，而探险和殖民都是艰苦的工作。

最后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某种原因，15世纪的中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斯普伦克尔（Van der Sprenkel）所说的“反殖民倾向”，亦即人口从稻米生产区迁移出来。 ^[146] 这样诚然可以缓解“人口压力”——这是一个与社会定义密不可分的词——但也会削弱中国的工业潜力，同时又使中国无法以成为一个殖民帝国来作为补偿。因此，这次“起飞”就夭折了。

中国和欧洲还有第二个显著不同。中国像当时的土耳其伊斯兰世界一样，是一个大帝国。欧洲则不是。它是一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小帝国、民族国家和城市国家组成。从很多方面来讲，这种区别都是不容忽视的。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韦伯（Weber）有关帝国解体形式的理论。他认为，一个帝国的解体可以采取两种形式：西欧式的封建化和中国式的俸禄化（prebendalization）， ^[147] 而新兴的中央集权国家更有可能产生于封建制而不是俸禄制。他的观点如下：

西方领主和东方印度贵族一样，是在世袭国家中央权力解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西方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的解体，或印度哈里发政权（Caliphs）、土邦君主政权（Maharadja）和莫卧儿皇帝政权（Great Moguls）的解体。但在加洛林帝国，新的阶层在农村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自然经济在这里意味着低于东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在战时亲兵制基础上产生的誓忠封臣制，领主阶层与国王联合并充当自由人与国王之间的调停人。封建关系也出现在印度，但它不是贵族和领主阶层形成的关键。

在印度像在整个东方一样，领地产生于在更加官僚化的国家所实行的包税制（因为据说与中世纪早期欠发达的西方相比，东方的中央政权仍然强大得足以课税，东方的经济足够发达，货币的流通量足以保证用于纳税的余量）和伴随军事和征税功劳而来的禄田制。因此，东方的领地在本质上仍是“俸禄”，而没有变成“采邑”。这里的世袭国家没有封建化，但却俸禄化。西方堪与之相比的事物不是中世纪的采邑，而是在17世纪罗马教廷或法国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统治时期盛行的卖官鬻爵现象。……而且，为了说明东西方发展的这种不同，还必须考虑纯军事因素。在欧洲，从技术上讲，骑兵是封建制度下最强大的力量，而在印度，骑兵数量虽然不少，但其作用逊于步兵；后者在从亚历山大（Alexander）到莫卧儿皇帝（Moguls）的军队中一直占主导地位。 ^[148]

韦伯的理论可归纳如下：技术因素（骑兵的重要性）加强了中间的武士阶层在帝国解体过程中对抗中央的力量。这样，新兴的社会形式就是封建制而不是俸禄制国家。在俸禄制国家里，中央权力要比在封建制国家里强大。而且，封建制经济没有俸禄制经济发达（但这里孰因孰果？韦伯没有交代清楚），简而言之，从地主的角度来看，封建化比较好，因为它使他们拥有更多权力（和更多收入？）。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俸禄制下的土地支配者阶层比封建制下的土地占有者阶层更能抑制真正的集权君主制的发展，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国王可以使自己登上唯一的封建关系阶梯的至高点（卡佩王朝的君主为实现这一目的奋斗了几个世纪），从而利用封建价值体系建立一种忠于他本人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一经建立起来，就能把个人因素掩盖起来，变成一种忠实于国家的制度，国王本人则是国家的化身。俸禄制比封建制更加真正具有契约性质，它不受这种神秘纽带的驱使（顺带说一句，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把18世纪法国的俸禄制视为一种倒退，而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一次企图抑制这种倒退的行动）。

利文森（Joseph Levenson）在他的书中探讨了中国没有向海外扩张的原因，其结论与韦伯大同小异：

抽象地从理论上看，作为社会学中“理想类型”的封建主义显然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但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前者推动了后者的发展。在中国，正因为缺乏封建限制，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才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比欧洲更大的障碍。中国是一个非封建性的官僚制社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成一统的社会，从理论上讲，它比封建社会更容易接受新兴的资本主义形式，但唯因如此，它只是融合了资本主义的表面形式，却销蚀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潜力。既然如此，当我们看到在未来最小的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与中国截然相反的社会进程解放而不是扼杀了扩张力，我们还应该感到奇怪吗？在葡萄牙以及整个西欧，这都是一个从封建主义中游离出原始资本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封建主义逐渐腐朽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然不同于非封建的中国官僚制社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抑制了封建主义，也抑制了资本主义。 ^[149]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后面我们将不断遇到的理论：一个体系如果迅速接受了一种新的形式，那并不意味着将出现持久的变化，反而意味着变化的中止，而一开始采取抵制态度，则往往意味着日后的彻底改变。

封建化造成帝国结构的解体，而俸禄化却维系这一结构。在一种体制下，权力和收入在相对自治的地主中间分配，这些地主扎根于某一个地区，与固定的农民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种体制下，权力和收入在整个帝国的各阶层中间分配，这些阶层被有意识地切断同地方的联系，其成员来自各个地区，因此完全依附于中央。加强一个帝国的中央权力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只是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才刚刚起步。而只要中央政权像在明、清两代那样保持统一，在局部地区建立集权单位就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在封建体系内建立集权单位虽然困难却是可能的。韦伯相当明确地道出个中原因：

东方世袭主义（patrimonialism）及其食禄制所造成的后果是，在典型的情况下，唯有军事征服或宗教革命才能动摇食禄者势力的坚实结构，才能建立新的权力分配体系，才能然后建立新的经济环境。任何内部的改革都会由于前面所说的障碍而夭折。现代欧洲像前面已经指出的，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例外，因为这里首先缺乏一个统一帝国所应具备的安定。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战国时代，恰恰是阻碍这个世界帝国实现政治理性化的国家食禄阶层曾最积极地鼓吹理性化。但是后来这种动力消失了。正如市场竞争促使私人企业理性化一样，政权竞争促使国家经济和经济政策理性化，在西方和战国时期的中国都是如此。在私人经济中，行会组织化（cartellization）将侵蚀资本主义的灵魂：理性的精打细算；在国家中，权力的垄断将削弱对行政、财政和经济政策的理性管理。……西方除了具备上述特点之外，在那里还存在强大的独立势力。为了砸碎传统的镣铐，诸候便与这些独立势力联合起来，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这些势力还能利用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挣脱世袭统治权的枷锁。 ^[150]

在考察世界经济体系和帝国中中央或一个体系的至高点与边缘地区的关系时，还有一个因素需要加以考虑。帝国的责任是统治和保卫广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帝国的全部注意力、精力和可以投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利润都投向了这里。例如日本倭寇问题及其对中国扩张的影响。总的说来，倭寇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还不如土耳其人对欧洲构成的威胁严重。但是当土耳其人从东面进攻时，欧洲没有皇帝号召葡萄牙人进行远征，葡萄牙人也没有从海外探险中掉转头来保卫维也纳，因为葡萄牙没有义务这样做，也没有一种机制驱使它这样做，这样做也不符合任何欧洲社会群体的利益。

扩张对欧洲皇帝也不会像对葡萄牙国王那样带来直接的利益。我们已经讨论过中国皇帝和中国官僚怎样把郑和的远征看成一件耗费资财的事情，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恰恰是欧洲扩张的动机之一。帝国与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不同，它不能被看作一个企业，因为帝国自我标榜为大一统。它不能靠损害别人的经济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因为它是唯一的经济（这肯定是中国人的认识，也可能是他们的信念）。经济一体化自然可以增加皇帝在经济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但是这意味着国家不追求企业利润，而只希望增加贡品。但是一旦中央政权衰落，贡赋形式本身就会带来经济上的自我毀灭，因为在这种形势下，“纳贡”可能是一种不利于帝国的伪装起来的贸易形式。 ^[151]

军事技术也与帝国结构有一定关系。奇波拉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采用他们在葡萄牙人那里见到的先进的军事技术？他的解释是：“朝廷对内贼的恐惧不弱于外敌，对国内起义的担忧不亚于外国入侵，因此他们极力限制武器知识的传播和能工巧匠的增生。” ^[152] 欧洲有许多主权国家，因此没有可能限制武器的扩散。在中国这显然是可能的。所以极权体制阻碍了技术进步，尽管从根本上讲，技术进步是维系极权的关键。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帝国结构的束缚性，这一次是束缚了技术的发展。

现在剩下的是最后一个疑问，那就是中国这时出现了王阳明学派鼓吹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狄百瑞（William T.De Bary）认为它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原则相类似：属于“亚革命意识”，只是“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153]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个人主义不是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并且是他们用以反对传统势力的武器吗？

按照穆斯纳（Roland Mousnier）的说法，事情似乎恰恰相反。他分析了明代中国的社会冲突，并得出结论：个人主义是观点如此“现代”的官僚集团——清朝儒教官吏用以反对宦官的武器，后者既是“实业性”的又是“封建的”，代表明代中国的“民族”进取力量。 ^[154] 穆斯纳的观点如下：

在中国明代，在中产阶级出身，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大部分人为了升迁而自愿去势。他们因为受过教育而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个帝国事实上是由宦官统治的。

他们一旦谋得高就，就开始提携自己的亲属，借由封官赐田拉帮结派，最终成为帝国的实权派。所以宦官所起的重大作用似乎与资产阶级的兴起有关。另一方面，王族和显贵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他们也拉拢了一批中产阶级出身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并把他们安插在政府各部门。……（后面这些人）常常成为王阳明的门徒，他们运用他的训诫攻击当权的宦官。宦官是传统与权威的捍卫者朱熹的门生（这时进入权威机构的主要是宦官）。由于王族、显贵和宦官作为土地的支配者都有雄厚的实力，所以他们之间的争斗格外残酷。明代皇帝曾试图建立朋党封建制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这种状态的牺牲者是农民。而国家付出的代价也无可限量。 ^[155]

当然，欧洲国家也付出了代价，但欧洲的代价有助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有助于——像我们将看到的——最终靠变成资产阶级而自救的贵族。与此同时，欧洲的资产阶级也正在变成贵族。在中国明代，曾促使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夺权的意识形态恰恰不利于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可能是由于过早地掌握了部分权力？）扮演了捍卫传统和权威的角色。当然这里还有许多有待说明的问题，但是事实至少告诉我们，不能过分简单地把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兴起连在一起，那种盲目夸大新意识形态作用的议论也是大可怀疑的。

有关中国问题的结论可归纳如下。15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在人口、面积、技术水平（既包括农业也包括航海业）等基本方面似乎没有明显的不同。即使存在某些不同，它们也不足以说明这两个地区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走过的明显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二者价值体系的区别似乎也被过分夸大了，即使在这方面存在一定区别，它们也一样不是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因为正如我们试图说明的，同样的观念体系可以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服务，可以与方向截然相反的结构突变相结合。持价值观念优先论的学者，在极力批驳唯物论的同时，比经典马克思主义更加教条地看待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尽管他们把因果顺序颠倒了过来），因此自己也犯了错误。

中国与欧洲的根本不同再次反映了长期趋势与比较直接的经济循环的结合。长期趋势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以及他们不同的解体方式和瓦解程度。罗马结构渐渐成为一种淡淡的记忆，它在中世纪主要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教会来体现的。而中国却保留了帝国的政治结构，尽管它受到了削弱。这是封建体系与建立在俸禄官僚制基础上的世界帝国的区别。由于这种区别，中国可以在经济的很多方面领先于欧洲，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受剥削的程度也很可能轻于欧洲农民。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晚些时候发生的两种不同的农学发展趋向。欧洲倾向于养牛和植麦，中国则倾向于种植稻米，后者需要较小的空间但较多的人力，而前者需较少的人力但较大的空间，两种体制以不同的形式经受着长期的煎熬。欧洲比中国更需要地理扩张。在中国，即使某些群体发现扩张有利可图，他们也无法大显身手，因为在帝国结构内，重要决定都来自中央，而帝国中央首先关心的是暂时维持其世界体系的政治稳定。

因此，如果说就已经具备广泛的国家官僚机构、发达的货币经济以及可能存在的先进技术而言，中国表面上似乎处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地位的话，那么从实质上看它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它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帝国政治结构负担，受到自身价值体系“理性化”的拖累，这种价值体系使它无法利用（如果它想利用的话）启动变革的杠杆，而欧洲君主在神秘的欧洲封建忠诚观念中找到了这样的杠杆。

现在我们准备继续阐述我们的观点了。在1550年代，世界上只有欧洲具备了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条件。这种体系的基础是两个关键的体制，一个是“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另一个是某些地区的官僚制国家机构。我们将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考察这两个方面。然后我们将依次考察三个世界经济带，我们把它们称为半边缘带、中心带和边缘带。我们按这种顺序安排主要是因为这也是历史的先后顺序。这一点读者会在我们的阐述中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才可以比较抽象地概括我们的全部论点。我们把抽象概括放在最后而不是篇首主要是出于下列考虑：第一，我们相信，在经验材料基础上复原的事实真相将更有说服力；第二，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具备基本的洞察现实的能力，我们的理论的最后形成就应该在面对经验现实之后。

Theodore de Bry.（1575）
New York：the Rare Books Collection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黑人在金属矿被开采枯竭之后，必须去作制糖工作”。这幅关于在小西班牙（Hispaniola）一个糖厂的雕刻制于1595年，是一位佛兰德（Flemish）雕刻家布莱（Theodore de Bry）从事的一个名为《海外游历集》（Collectiones Peregrinationum）的系列中的一部分。以纪念西印度和东印度（West and East India）的“发现”。由纽约公共图书馆稀有书籍分部、阿斯特（Astor）、伦诺克斯（Lenox）和蒂尔登（Tilden）基金会允许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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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N.Eisenstadt，“Empire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Macmillan and Free Press，1968），V，41。

[2] 有关造成帝国衰落的这种内在矛盾的讨论，请见S.N.Eisenstadt，“The Causes of Disintegration and Fall of Empires：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es，” Diogenes ，No.34，Summer 1961，82-107。

[3] 认识到这一点，是政治智慧的表现。这种智慧的第一个迹象是13世纪的威尼斯拒绝背上拜占庭帝国这个政治包袱。阿伯雷特（Mario Abrate）指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建立了东拉丁帝国，这种政治体制把延续下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继续与西方保持联系上面。但海上强国威尼斯虽资助了这次十字军东侵并为其提供了海军装备，但它无意背上帝国政府这样一个政治包袱〔丹多罗（Doge Enrico Dandolo）的确拒绝了出让给他的帝位〕，而只想——这几乎是出于本能——保证在这个新拉丁帝国统治的区域内垄断海上交通和市场。”“Creta，colonia veneziana nei secoli XIII-XV，” Economia e storia ，IV，3，lugl.sett.1957，251。

[4] Frederic C.Lane，“The Economic Meaning of War & Protection”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6），389.

[5] Ferdinand Fried， Le tournant de l’économie mondiale （1942），引自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á l’époque de Philippe II，2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Paris：Lib.Armand Colin，1966），I，339。

[6] 见Braudel，La Méditerranée，I，339-340.至于15世纪的欧洲，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认为需要使用更小的单位。他说：“在15世纪初，西方社会还缺乏组成民族性稳定国家的条件，它只能把意大利城市组成稳定的国家。由于国家小，所以距离的问题可以克服，这样一来，交通与交往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税收和维持中央政权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Renaissance Diplomacy （London：Jonathan Cape，1955），59。

[7] 不过马丁利又说“当16世纪的人说到‘世界’时……事实上，他通常指的是欧洲。就地理上的世界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是区域性的，它当然很原始，但毕竟是区域性的。” Michel Mollat，“Ya-t-il une économie de la Renaissance？”，in 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Renaissance （Paris：Lib.Philosophique J.Virn，1958），40。

[8] “在形成真正的世界经济之前（迄至20世纪仍未形成），人口聚集地往往在交通中心……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伴随着高密度的人口中心，它的四周是沙漠、海洋或处女地。欧洲和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Pierre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ee du XIIIe au XVe siècle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No.26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9），255。

[9] 布洛赫（Marc Bloch）曾迎头痛击这种非常糊涂的观念。他说：“事实很清楚，交易活动确定了相当于货币的物品或实物的价格，在没有更确切的证据以前，我们无法断定付方是否以货币支付……正如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尽管以国家的严重衰落为特征，但仍声称继承了传统并的确保留了昔日强国的某些残余一样，封建经济甚至在交换变得很稀少的时候，也没有失去经济的货币属性，其原则承继于以前的文明。”“Economie-nature ou économie-argent：un pseudo-dilemme，”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I，1939，13-14.布洛赫进一步指出：“欧洲封建主义因而应被视为旧社会突然土崩瓦解的结果，若不是日耳曼人的猛烈入侵，它事实上是难以想象的。日耳曼人用武力把原本处于截然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结果使二者的发展都突然中断……。” Feudal Society （Chicago，Illinois：Univ.of Chicago Press，1961），443。
关于“货币经济”问题另见波斯坦（M.M.Postan）的著作。他说：“根据英国的历史乃至中世纪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来看，把货币经济的兴起理解为货币的出现，从历史角度说来似乎没有意义，因为在有文字的历史开始出现的时候，货币就在使用。所以货币经济的兴起不能用于解释后来的任何现象。”“The Rise of a Money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2，1994，127。

[10] Daniel Thorner，“L’économie paysan：concept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Annales E.S.C .， XIX ，3，mai-juin 1964，422.

[11] B.H.Slic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A.D .500-1850（New York：St.Martin’s，1963），24.作者指出，在1850年前后，间接农业生产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口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12] 比歇尔（Karl Bücher）提醒我们注意把“商人”这个词运用于中世纪所引起的混乱。他说：“近来有些研究德国城市起源的文章忽视了下列观点，即行商（ Kaufmann ）这个词的意义很广泛。按照他们的想象，中世纪末期在德意志帝国内存在着无数的城市，从科隆（Cologne）和奥格斯堡（Augsburg）到麦德巴赫（Medebach）和拉道夫泽尔（Radolfzell），到处都聚居着现代意义上的商人，即专门经商的阶层，人们一般还把他们称为批发商人。但所有经济史都证明，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这些人经营什么？他们如何买进货物？此外，所用的词汇本身也与这种结论相矛盾。专业商人在社会上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往往属于卖方，而不是买方。但中世纪时行商这个词源于购买（ Kaufen ）。在奥托（Otto）三世时代有关990年至1000年多特蒙德市（Dortmund）的国家档案中的购买守则（ emptores Trotmanniae ），它的城市法据说与科隆和美因茨（Mainz）的城市法一样，对其他城市有样板作用。如果1075年的赖兴瑙（Reichenau）修道院院长可以大笔一挥，就把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的农民及其后代变为商人，那么这种商人与我们头脑中的专业商人是无论如何无法吻合的。商人专指市场上的出售者，不管他的商品是自己生产的还是主要靠购买得来的，这一事实是很明显的。尚未印刷出版的1420年法兰克福市（Frankfurt）议会征收所谓开市权（ Marktrecht ）的人头税的告示就是一个例证（见Book No.3 of the Municipal Archives，Fol.80）。在告示的开头，我们看到这项人头税由‘每一个在街头叫卖的商人缴纳，不管其商品是什么’，而后面又详细列举了这项人头税所涉及的种类繁多的‘商人’和‘商品’，其中包括：旧布商、面饼作坊主、食品摊贩、制绳匠、榛果商、推车叫卖鸡蛋和干酪的小贩、背筐叫卖家禽的摊贩、出售干酪等商品的异乡人、鞋匠、钱商、烤面包摊商、推车叫卖面包、鹅肉、干草、饲料、白菜的外乡人、在街上出售亚麻、大麻或纱制品的各种摊贩。我们发现城市小贩、工匠和农民一起混杂在这里。无数的档案材料明确地告诉我们，买主与卖主都被称为商人（ Kaufleute ）。事实上，当我们讲到商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援引许多材料说明，它指的主要是买主。” Industrial Evolution （New York：Holt，1901），117-118，fn.23。

[13] 有“远途”贸易和纯地区性贸易，但不存在“中程”（intermediate）贸易。奇波拉（Carlo Cipolla）对此的解释是：“广泛性与局限性的奇妙结合支配着舞台。从中国得到珍贵的丝绸或从远东得到贵重的皮毡在经济上是划算的，但从几英里之外得到较低廉的商品却不划算。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交通不可能发达，所以运费相对昂贵。特别是当不可能进行水路运输的时候，长途贩运的商品即使并非全部是贵重物品，但也主要是贵重物品。至于生活必需品，任何地方都不得不尽可能地自给自足。地区间的劳动分工必然主要由贵重物品和其他本地无法生产或不能轻易替代的物品决定。因此商业的基础只能是贵族的奢侈品消费。” Money，Prices，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Fif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Gordian Press，1967），57。

[14] 斯威奇（Paul Sweezy）说：“在整个西欧，城市的兴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不仅为逃离庄园的农奴提供了避风港，也改变了留在庄园中的农奴的地位。……正如低工资地区的工资必须提高一样，庄园主对可以迁居城市的农奴也必须做出让步。”“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XIV，2，Spring 1950，145。请注意在斯威奇和多布（Maurice Dobb）之间的长期争论中，他们在很多方面存有歧见，但在这一点上，多布指出：“顺便说一句，我完全同意斯威奇的这一重要观点，即重要的并不是逃往城市本身，而是它构成的威胁（也许还伴随着一场不小的运动）足以使领主做出让步，从而严重削弱封建主义。”“Reply by Maurice Dobb，” Science and Society ，XIV，2，Spr.1950，160。

[15] “毋庸置疑，与封建主义极为类似的制度曾出现于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的各个朝代，当时商业没有萎缩，而是在发展。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俄罗斯和波兰世界，那里的特点是，组织国际贸易货源的商人大多是外国人（汉萨同盟的商人Hanseatic merchants），而本地的土地所有者负责生产和集合商品，利润由双方分享。这种情况有利于领主阶层的兴起，因为他们借此可以获得支配农民的手段。”Claude Cahen，“Apropos de la discussion sur la féodalité，” La Pensée ，No.68，juil.- août 1956.95-96。

[16] Cahen， ibid .p.96.希伯特（A.B.Hibbert）同样认为：“现实和理论都说明，在中世纪早期，商业绝不是封建社会的溶化剂，相反地，它是那个社会的自然产物，封建统治者还特别支持它的发展……封建主义不能脱离商业而存在，……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封建主不得不为大量的家庭和公共机构提供生活必需品；第二，他们谋求从工商业中获取利润，其方式或者是亲自经营工商业，或者是通过对产品或生产者和销售者征收赋税来揩工商业的油。”The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Town Patriciate，” Past and Present ，No.3，Feb.，1953，17。
希伯特进而论证了城市统治阶层的两个来源：
“两个过程影响了贵族阶级的形成，一个是城内旧有统治阶级的转化，另一个是商业和手工业暴发户的入围，后者常常是移民及其后代（p.23）。”
“（这种解释）将有助于说明发财致富的小商贩和搬运工如何获得商业资本。最后它还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推断，新技术和新市场可能首先被新人所利用，他们为了发展而投靠原来有地位的富人，以致造成资本的使用方式渐渐翻新（p.26） 。”

[17] Owen Lattimore，“The Frontier in History”，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de Scienze Storiche，I：Metodologia-Problemi generali-Scienze ausiliare della storia （Firenze，G.C.Sansoni，1955），124-125。

[18] Edouard Perroy.“A l’origine d’une économie contractée：les crises du XIVe siècle，” Annales E.S.C .，IV，2，avr-juin 1949，168.佩罗伊关于人口饱和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英国的档案材料可资证明，据该材料记载，在中世纪，一个农业劳动日事实上意味着“从日出到中午”。见Slicher van Bath，Agrarian History，p.183.实际上，博瑟卢普（Ester Boserup）是从这一事实中得出如下结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工时的逐渐延长”。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Chicago，Illinois：Aldine，1965），53。

[19] Perroy， ibid .，p.182。

[20] Douglass C.North & Robert Paul Thomas，“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XIII，1，Apr.1970，12-13，斯利舍（Slicher）指出了类似的导致“停滞”的压力。他说：“尽管农耕面积缩小，生产要素减少——这肯定意味着谷物总量的严重下降——但谷物的价格并未像其他商品那样增长，它甚至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消费比生产倒退得更多。”“L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eté préindustrielle en Europe occidentale，” Afdeling Agrarische Geschiedenis Bijdragen ，No.12，1965，40。
“停滞”的严重程度也是一个问题。科斯明斯基（Eugen A.Kosminsky）怀疑，这种说法只适用于英国以外的地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适用于法国。见“Peut-on considérer le XIVe et le XVe siècles comme l’époque de la décadence de l’économie européenne？”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Istituto Edit.Cisalpino，1957），I，562-563。

[21] 波斯坦（Postan）的看法也与佩罗伊相近。见M.M.Postan，“Some Economic Evidence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11，3，1950，221-246。

[22] 布洛赫（Bloch）同意希尔顿的论点，他也警告我们，不要因高估现金流动的作用而夸大贵族收入减少的程度。确实，地租在一定程度上是固定的，银币贬值理应对租地农有利，只要租地农是以银币缴租。但是这里的前提未免过多了一点。布洛赫提醒我们，这时“金属货币严重短缺（以至在英国，一些农民因为无法获得缴租所需的银币，主动要求以实物支付）。” Seigneurie française et manoir anglais （Paris：Lib.Armand Colin，1960），110。布洛赫说，这样的结果就是“限价较低，因为价格显然对收取固定地租的人有利”。

[23] R.H.Hilton，“Yeut-il une crise générale de la féodalité？” Annales E.S.C .，VI，1.janv.-mars 1951，25。

[24] Ibid .，p.27。

[25] Ibid .，p.28。

[26] R.H.Hilton，“Peasant Movements in England Before 1381”，in E.M.CarusWilson，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St.Martin’s，1966），II，79.希尔顿指出，地租增加，对贫苦农民来说，可能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用冬季储备来充抵，但对富裕农民而言，结果是不同的。“最令他们恼火的是它有碍于积累，而不是饥饿的威胁（p.86）。”而且，旨在通过冻结工资来降低开销的立法对大地主比对富裕农民还更有利，“既然没有劳动人手，大农场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土地承租人就愿意以高价获得非如此便无法得到的劳动力。他的这种作法实际上也为领主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但领主不受经济法则的制约，因为他们掌握政治权力，这使他们具备了变通的可能。他们仍然保留着农奴，他们能够通过《劳工条例》（Justices of Labourers）和《治安条例》（Justices of Peace）等法令，来控制现有的工资劳动力的分配（p.88）。”

[27] Eugen A.Kosmimsky，“The Evolution of Feudal Rent in England from the XIth to the XVth Centuries，” Past & Present ，No.7.，April 1955，32。他接着说：“封建剥削的加强开始榨干农民的血汗，同时破坏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因为这摧毀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种长期的压倒一切的斗争……在1381年起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28] Maurice，Dobb， Papers on Capitalism，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1967），11。

[29] 例如可参见Jean-Marie Pesez和Emmanuel Le Roy有关14～15世纪法国的讨论。“Le cas frangais：vue d’ensemble，” 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économique，XIe-XVIIIe siècles （Paris：S.E.V.P.E.N.，1965），155.他们还指出，有时附近的城市出于战略考虑也要求农民去寻找安全的避所（见p.156）。见Carlo 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New York：Walker & Co.，1967a），115。

[30] 见Georges Duby，“Démographie et 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economique，XIe-XVIIIe siècles （Paris：S.E.V.P.E.N.，1965），18-23。

[31] Kar Helleiner，“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Eve of the Vita Revolution”，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E.E.Rich and C.H.Wilson，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 th and 17 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15.见Duby， Villages désertés ，14，16；Pesez & Le Roy Ladurie， Villages désertés ，181-183。

[32] 见 Wilhelm Abel， Die Wüstungen des Ausgehenden Mittelaters ，2nd ed.（Stuttgart：Verlag，1955），5-12。

[33] 见Maurice W.Beresford， The Lost Villages of England （London：Lutterworth Press，1954）.他认为人口减少（既包括整个村庄的荒芜，也包括村庄内部人口的减少）最严重的时期在1440至1520年间（见p.166）。他认为圈地是造成这一缓慢发展的现象的最主要原因：“人口减少发生在那些随着耕地的减少已经存在大量牧场的村庄；……圈地和人口减少只是一个缓慢发展过程的终点……（p.210） 。”

[34] 佩塞茨（Pesez）和拉杜里（Le Roy Ladurie）认为，在东朗格多克（Langue-doc），从1328年至今，约5%～7%的村庄变为荒地。如他们所说：“这些数字并非毫无意义，因为这些数字与艾贝尔（Abel）在德国统计的数字（40%）以及贝雷斯福德先生（Mr.Beresford）统计的数字相去甚远。” Villages désertés ，p.129.这些统计数字的出入似乎更能说明农业重构问题，而不是人口下降问题。我们知道，在农业重构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比如，法国建立的大领地就比英国或德国少得多。当然，在14和15世纪也可能存在人口下降率的不同，但因这方面的根据主要是从村庄荒芜等现象中推导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把握。因此，我们不能以此为据，否则我们会陷入循环推理。

[35] Marc Bloch， Les caractéres originaux de I’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 （Paris：Lib.Armand Colin，1964），I，122.

[36] Henri Lefebvre，“Une discussion historique：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obser-vations，” La Pensée ，No.65，janv.-févr.1956，22.

[37] “这种加重压迫的后果，不只是榨干了为城堡下金蛋的鹅，而且引起濒临绝境的农奴非法逃离庄园的运动。……逃亡问题如此严重，对劳动力的渴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尽管有契约和相互的许诺，人们还是竞相从邻近的领地上诱拐农奴。这种竞争造成一定的让步，竞争的存在也限制了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深。” Maurice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6），46-47。

[38] “事实上，固定收入的减少，直接管理的削弱，修缮费的必要支出，所有这一切（在14和15世纪）极大地影响了所有领主的财政地位。各处的领主似乎都手头拮据，并积极地在外面寻找获利的机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经常走出家园，一闯天下。他们或投靠极需盟友的有权势的王公，或踏上政治交易和姻缘联盟的危险之途，总之，诸如此类的各种增加收入的方式使几乎所有的大贵族都安渡难关。” Georges Duby，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Columbia：Univ.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68），330。

[39] “农村的工资由于城市手工业的竞争和纺织工人队伍在欧洲很多农村地区的渗透，而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相比之下，粮价显著下降，这就决定了所有农村特大地产的命运。的确，至少在法国和英国，在1380年以后似乎发生了领地消失和直接管理的庄园农业急剧衰落的现象。” Duby，ibid.，311。
杜比（Duby）较早的一种说法更为慎重。他说：“结果似乎可能是这样，从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即使大地产的规模没有缩小，甚至有时还相反出现扩大的倾向，但至少它们变得松散了。”“Le grand domaine de la fin du moyen âge en France，” Premiér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Stockholm，August 1960： Contributions （Paris：Mouton，1960），338。

[40] “货币地租的最终确立是在不利于收租人的形势下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强加在收租人头上的，因为正是人口流动的发展迫使领主变得比较随和。” Kosminsky， Past & Present ，No.7，p.33。

[41] 见Duby：“我们切勿以为14、15世纪在所有地区（重点号是笔者加的）发生的土地拋荒和人口重新在受到严格农业限制的固定村落里组合的现象都是经济不景气、农业衰落和人口骤减的迹象。相反，这种土地形式的变化只反映了农产品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危机阶段，这场危机持续了一至两个世纪，但就其发展和性质而言，它与13世纪法国亚富辖地发生的情形十分相似。于是，在日耳曼尼亚的西北部，领主把价值日增的林地圈围起来。他们在林地四周围以栏栅，将农民的猪群赶走并从此禁止周期性烧柴取暖。实行圈地的领主拥有权力，这使那些居住在林地，靠森林、畜牧和相关农业为生的家庭另寻出路。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结果林业居民（Waldbauer）就变成了在固定的土地上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居民（Ackermann）。” Rural Economy ，p.309。

[42] Ibid .，p.315。

[43] “英国资本主义萌生的旺季是在百年战争的初期，当时皇室财政告急，新的税收制度开始尝试，人们投机羊毛业，意大利的财政亦趋紧张，新兴的纺织业在孕育，所有这一切导致一批新人的出现，其中包括军费支付者、投机商、羊毛业垄断者。但这批人既是新兴的也是短命的。他们的好运来得轻易，失去得也轻易。财政混乱和尝试征收巨额国税的时期随着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而告终结……
英国商人阶层以所有商人都会采取的方式对商业的停滞作出反应。他们制定限制条例，阻止外人经商，谋求由圈内人分享现有的商业机会……常常被人们视为典型中世纪条例的那些条文，事实上出自于15世纪，它们标志着早期那些较自由、更具有投机性的商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M.M.Postan，“The Fif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Ⅸ，2，May 1939，165-166。

[44] “我们认为，并非人口减少，而是对庄园经济的清算和封建地租的折算与减轻，才造成了农民地位的改善和简单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后者为资本主义关系开辟了道路。人口的缓慢减少……只能加速或延缓……这种发展过程。” Eugen A. Kosminsky，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p.567。

[45] Marc Bloch：“The Rise of Dependent Cultivation and Seigniorial Institutions”in M.M.Postan，ed.，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I：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a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6），269.

[46] “城市国家的对立面——充满希望富有人力的地方性国家，似乎更有承担现代战争费用的能力。它维持着雇佣军队，获得了建造大炮用的昂贵的材料，它会立即允许自己支付巨款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地方性国家的兴起在很长时期内曾一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I，p.8。
当然，我们绝不能擅自推测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把战争艺术的历史性转折确定在1494年。见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Methuen，1937），30.“奥曼认为，两个关键的‘倾向’（请注意这个词）是火药武器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上述倾向的结果）陆战阵地的运用。后者使骑兵冲锋越来越不实用（p.33）。”的确，有的作者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即使就16世纪而言，军事新技术的社会影响现在也被人们夸大了。例见H.M.Colvin，“Castles and Government in Tudor England，”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XIII，1968，226.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记住我们说的是一种趋势或倾向，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在14世纪已经开始出现一种持续加深的影响。

[47] “在整个西欧和中欧，中世纪的最后两个世纪都是一个农村萧条、人口减少的时期……前期的庞大政治结构……似乎一时无法履行其维持治安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正是它存在的理由。”Bloch， Caractéres originaux ，I，pp.117-118。

[48] “这样，从这时起，国家开始获得维持其最高权威的那一基本要素——财政源泉，其富有程度是任何个人或社团所无法比拟的。”Bloch， Feudal Society ，p.422。

[49] 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曾把这里涉及的理论问题分离出来，他说：“官僚体制与税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官僚体制的效能取决于其税收系统的效能，而其税收系统的效能又取决于官僚机构的效能。这样，无论由于什么原因，只要官僚体制负担增加或征税能力削弱，结果都会造成分散权力的恶性循环。人们的确可以认为，世袭官僚体制的‘赋税危机’本质上相当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紧张局势往往是那些‘封建化’埋下的祸根转变为现实造成的，即官员‘滥用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倾向；大土地所有者为获得免税特权和篡夺财权、政权而进行斗争；以及农民寻求保护躲避中央官僚机构的税收而必然具有的经济政治依附性’。这些‘离心’倾向既可以被看作造成不能维持有效的税收制度和中央统治的原因，也可以被看作它们的结果。”“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见于George K.Zollschan and Walter Hirsch，ed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Boston，Massachusetts：Houghton，1964），254。
阿丹特（Gabriel Ardant）对这一矛盾的分析更强调国家财政政策的选择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是这种选择导致了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虽然事实上很难把二者分开。他说：“政府可以采取没收财产的手段，这种手段对那些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的政府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但这种手段带来的财富终究是有限的，并常常被浪费掉，不管我们这里说的是靠征服或侵吞教产所带来的财富，还是靠有计划地迫害某些社会集团所带来的财富。除了没收手段之外，还有两种解决方式可供当权者选择：
第一种是封建的解决方式，它往往以存在庄园经济和官员以权谋私为前提，这种解决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造成国家事实上的肢解。
与这种方式相对立的，我们可以说是借款和涨价的手段，这是一种财政应急措施，我们将看到，它也取决于经济结构。
在这里，我们显然是极大程度地把国家借以改变该社会之社会组织的政策抽象化了。” Théorie sociologique de I’impôt （Paris：S.E.P.E.N.，1956），I，541 and ff。

[50] 韦伯（Max Weber）在对比西欧与印度时说：“在现代初期的西方国家也曾出现包税制和承包人显然握有财权的募兵承包制，但在诸多强大王国统治下的印度，那些中央机构却未像西方王公那样，把军权和财权逐渐收回到自己的手中。” The Religion of India （New York：Free Press，1958），69。

[51] “高官厚禄制虽然绝非善举，但有（强化国家政权）的政治作用。这是行政中的‘雇佣军’制度，虽然它也受到同样严厉的指责……但它毕竟与日益强大的王权休戚与共，因此不再仅仅依赖封建贵族的军事力量。”F.Chabod，“Y-a-t-il un état de la Renaissance？”in 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Renaissance （Paris：Lib.Philosophique J.Vrin，1958），66。

[52] Duby， Rural Economy ，p.331.

[53] Léopold Génicot，“Crisis：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2nd ed.（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 1966），699.

[54] “理论家和活动家（例如黎塞留Lichelieu）都认为声望很重要，但与此同时，他们更重视‘尊严’，正是各种‘尊严’逐步造成王公与其子民的区别，把王公送上无人敢与之攀比的地位。” Chabod， Actes ，p.72。

[55] “如果说王公的权力在增长，那么另一种权力也在日益扩大，这就是科层组织‘小头目’的权力。随之出现了一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集体精神，尽管在他们——既包括高级头目也包括一般成员——中间存在着个人冲突……
这个‘第四等级’是同期发展的王权的政治盟友（因此行政集权与政治专制同时发展），所以他们日益增长的权力事实上是我们应予重视的重要因素（Ibid.，pp.68-69，72）。”

[56] 米勒（Edward Miller）曾简单讨论当今远为繁复的利益交织在中世纪欧洲各国是如何初露端倪的。见“Government and Economic policies and Public Finance，900-1500，”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8，1970，34-40。

[57] 见Yves Renouard，“1212～1216：Comment les traits durabl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moderne se sont définis au début du XIIIe siécle”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XXVIII，1，janv-mars.1958，5-21。

[58] “一个由无数小自治体——贵族领地组成，与拉丁基督教世界大体相合的大联合体让位于几个并列的、拥有广大领土的，并各具自己特点的大国，这些国家标志着现代欧洲国家的萌芽。”Edouard Perroy et al.，Le Moyen Age，Vol.III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5），369～370。

[59] “事实上，车轮已经转了一周。16世纪初的形势对大国（西班牙、奥斯曼帝国Ottomen Empire）有利。经济学家会说，这种大国是最佳的政治单位。但随着这个世纪的发展，由于某种我们无法恰当解释的原因，这些庞然大物渐渐时运不济。这种危机是过渡性的还是结构性的？这些大国是虚弱了？还是腐朽了？不管怎么说，在17世纪，似乎只有中等国家生机勃勃。比如亨利四世统治时期突放光彩的法国；伊丽莎白时代好战而辉煌的小英格兰；以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为中心组建起来的荷兰；1555年至三十年战争前夕，受到祥和气氛影响的德国——在那以后，德国的整个身心陷入战争的泥潭。地中海地区的这种中等国家有摩洛哥和阿尔及尔摄政权。前者再次赋有黄金，后者以一个城市变为一个地方性国家。极尽奢华、美丽与智慧的威尼斯和菲迪南大公（Grand - Duke Ferdinand）统治下的托斯坎尼（Tuscany）亦属此类……
换言之，在1595～1621年的经济萧条期，帝国比中等国家损失惨重。”Braudel， La Méditer - ranée ，II，p.47。

[60] Fr.Hartung & R.Mousnier，“Quelques problémes concernant la monarchie absolue，”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lV：Storia moderna （Firenze：G.B.Sansoni，1955），47.

[61] V.G.Kieman，“State and N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Past & Present ，No.31，July 1965，35～36.

[62] Gustaf Utterström，“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Population Problem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1，1955，47.

[63] Ibid .，p.5.

[64] Ibid .，p.24.

[65] Ibid .，p.39.

[66] 见 Ibid .，pp.14～15.但是赫雷纳（Karl Helleiner）援引罗登瓦尔特（Ernst Rodenwaldt）的著作说，尽管现在人体上的虱子不像鼠虱那样在传播淋巴腺鼠疫方面起重要作用，但在中世纪它可能是比鼠虱更厉害的传播媒体。这样乌特斯罗姆的假说就要大打折扣。见Hellei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7。

[67] Duby， Rural Economy ，p.307.

[68] Ibid .，p.308.

[69] Hellei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26.

[70] 在指出乌斯特罗姆的某些论据不属于气候造成之后，他又指出其在运用气象统计时犯的方法上的错误。他以为，乌斯特罗姆没有拿出足够长期的统计数字以支持他的结论。“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他要说明价格的长期持续增长，却只依据他想加以解释的曲线中的某些‘周转’点，而忽略，甚至也许根本不晓得该曲线的全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I’an mil （Paris：Plam-marion，1967），17。

[71] Norman J.G.Pounds，“Overpopulation in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III，3，Spring 1970，245。庞德尔谈到了“长期营养不良的状况”。布罗代尔持有相同观点：“（在原始农业经济中）收成的周期、品种和欠缺决定着全部物质生活，它们能严重侵蚀伤害树木的白质木层或人类的肌体。”
Civiliz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Paris：Lib.Armand Colin，1967），32～33。

[72] “荷兰沿海地区的居民主要靠畜牧业和渔业为生，因此比务农的人食用更多畜产品和肉食，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14世纪不像其他欧洲人那样严重感染流行病。”Slicher van Bath， A.A.G.B .，No.12，pp.89～90。

[73] “这场瘟疫自（1347～1351年间）传入欧洲以后，一直延续了350年。它成为一种流行病，不仅对当时人口死亡率的波动，而且对人口死亡率的长期平均值，均产生深刻影响。”Hellei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5。

[74] 赫雷纳（Karl Helleiner）鼓吹这样一种看法：“（黑死病引起人口减少之后），下层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恰恰不利于人口的迅速恢复。这是一种推论，但某些事实可以证明这一论点。下层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将导致生活水准的提高，这意味着人们消费的食品从谷物部分地转为肉类。消费倾向的这一变化反映于肉产品和粮食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后者又势必加剧人口流动、土地拋荒的过程……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欧洲部分地区，人们放弃农业，经营畜牧业。然而，在一定的农业技术水平下，生产含一千卡热量的肉食所需要的土地比生产含一千卡热量的蔬菜要多出五、六倍以上。因此，每当人口减少，减轻了人口对土地压力的时候，都会因消费和生产的这种变化而使压力再次加重。这种假设有助于解释另一个令人困惑的事件，即中世纪晚期的饥馑与死亡惨剧并不逊于前几个世纪，虽然这时平均每人得自沃土的收获量显然比以前要高得多（ Ibid .，pp.68～69）。”

[75] “14、15世纪的人口减少加剧，而不是缓解了空间短缺问题，所以它没有减轻始于13世纪的压力。相反，由于地租下降，利润减少和领主负担的加重，它会造成压力加剧，因为投向土地的资本将因转投他处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减。”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49。

[76] Archibald R.Lewis，“The Closing of the European Frontier，” Speculum ，XXXIII，4，Oct.1958，475.

[77] Ibid .，p.476.

[78] Andrew M.Waston，“Back to Gold - and Silv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X，1，1967，l.

[79] “我们忘记了，在古代和中世纪，被今人视为很可怜的矿山，那时被看作是一流的。从8世纪到美洲的发现，西苏丹是西方世界的主要提供黄金基地。最初是加纳（Ghana）以西苏丹的名义把商品推销到地中海，从而提高占有这一财源的国王的声望。”R.A.Mauny，“The Question of Ghana，” Africa ，XXIV，3，July 1954，209。
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认为，正是北非对黄金的需要（为了把它卖给欧洲人），而不是西苏丹对他们用黄金换来的盐的需要，成为这次扩张的主要动因。见“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e commerce de l’or dans le Soudan occidental au moyen âge” Annales E.S.C .，XXV，6，nov-déc.1970，1630～1636。

[80] Wast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p.34.参见洛佩兹（Lopez）和米斯基敏（Miskimin）合写的著名文章。在那些文章中，他们令人信服地指出，在1350～1500年间，贵金属不断地从西北欧沿着意大利——利凡特——印度的走向输出。（英国）非农业人口的奢侈消费和在装修教堂方面的过分投资……相对增加了对技工的需求，使黑死病后已经出现的技工短缺现象愈加严重。结果，技工的工资大幅度增长，人们也开始转向北欧以外的地区去获得某些本地没有的奢侈品。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追求外国货，实在也是经济形势使然。而且，既然有限的劳动力已用于生产国内的奢侈品，出口商品的生产就会因劳动力短缺而受到排斥，于是北方经济潜在的出口利润随之减少……。
“钱到哪里去了？……的确，北欧供给的贵金属大部分落入了罗马教廷，但除了货币直接易手外，商业渠道通过奢侈品消费似乎更容易导致同样的后果……欧陆南北交通（始于汉萨同盟城市）的终点是米兰、热那亚和威尼斯……南北欧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活跃的单向贸易，其结果是北方的贵金属源源南流。
我们在14世纪至15世纪初的法国也发现人们越来越普遍地享用南方的奢侈品……。法国和英国控诉意大利榨干了他们的贵金属，殊不知意大利的贵金属也被利凡特榨干……尽管从西北欧输入黄金，尽管中欧的矿山也有一定的产出，尽管塞内加尔（Senegal）提供了更多的贵金属，但大量的事实表明，黄金收支最多达到持平，而在大部分时间是入不敷出。既然人们的黄金欲永无止境，所以14、15世纪意大利与利凡特的贸易肯定造成更多的黄金从意大利流失。……意大利奢侈品贸易的相对优势使它更加依赖利凡特，从而增加了贵金属向那个方向的流失量……。
到14世纪末，埃及的经济彻底衰退……各种经济指标全面下降……埃及的经济危机伴随着其货币体系的崩溃。金币、银币日益减少，铜币成为国内流通和各种交易的主要币型。
在造成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埃及硬币短缺的无数因素中，首要因素是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长期逆差。到13世纪，努比亚（Nubia）的金矿几被采空，以至采得黄金还不够开采费用。与西苏丹的活跃而有利可图的贸易使埃及在14世纪下半叶以前一直保持充足的黄金供应，但在那以后，这一贸易萎缩，非洲的黄金流向欧洲……在埃及这个黄金源泉渐趋枯竭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外国商品和奢侈品的消费相应锐减的迹象，国家用于进口的支出也没有随之减少……
在15世纪，欧洲是埃及唯一维持贸易顺差的地区……15世纪初，埃及的财政完全依赖与欧洲的香料贸易……但在这种贸易的利润中，只有一部分留在这个国家。香料贸易是转手贸易。此外，由于埃及本身也要消费香料和其他从远东进口的商品，所以它也促进了（黄金向印度的）流动……
因此可以说，为了得到奢侈品，在从北欧启程南下的黄金中，至少大部分经过漫长的旅行，穿过意大利和埃及，最后落脚在储量已经吓人的黄金大国——印度。”“England to Egypt，1350-1500；Long- term Trends and Long-distance Trade，”in M.A.Cook，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0），101～105，109，110，114，117，123，126～128。

[81] 见Desanka Kovacevic，“Dans la Serbie et la Bosnie médiévales：les mines d’or et d’argent，” Annales E.S.C .，XV，2，mars-avr. 1960，248～258。

[82] “从1460年起，以中欧为中心，采矿业突然兴起。在这个地区，技术日益科学化。由于钻井、排水、通风等技术的改进，萨克森（Saxony）、波希米亚（Bohemia）和匈牙利的矿井已经深达600英尺。水力的使用越来越普及，这使风箱增加了强度，钻头增加了力度，于是矿床从山脚移到了谷地。第一代10英尺高鼓风炉的出现把旧式矿床的生产能力提高了3倍。在1460至1530年，中欧矿山开采量可能增加了5倍。”Perroy， Le Moyen Age ，III，pp.559～562。

[83] 见V.M.Godinho，“Créatiom et dynamisme economique du monde.atlantique（1420-1670），” Annales E.S.C ，V，1，janv-mars 1950，33；Pierre Chaunu， Séuille et lÁtlantique （1504-1650），VIII（1）（Paris：S.E.V.P.E.N.，1959），57。

[84] “对地中海地区来说，把非洲这个黄金源泉解脱出来的美洲，还扮演着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即替代了德国的银矿。” Braudel， La Méditerranee I ，p.433。

[85] “商业发展到哪里，哪里就会随之出现对新的消费品的追求。像通常会发生的一样，贵族希望极尽奢侈，或至少过上与他们的地位相称的舒适生活。” Heri 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Routledge & Kegan，1936），81。
“如果我们考虑到战争夺去的主要是上层阶级的生命（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携带武器），我们就完全可以怀疑，这个寄生阶级的总人数是否真的相对增长……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封建统治阶级日益严重的穷奢极欲……但是造种日益严重的穷奢极欲是一种能够用封建制的性质加以解释的趋势呢，还是反映了某些发生在封建制之外的东西呢？11世纪以后，商业的迅速发展使他们可以获得数量和品种都日益增多的商品。”Paul Sweezy， Science and Society ，XIV，pp.139～140。
但是多布认为：“从土地所有者强制剥削剩余劳动转变为雇佣自由劳动力，其前提必须是存在廉价的待雇劳动力（即存在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成分）。我相信这一点在决定旧社会关系的存亡方面是比靠近市场远为重要的因素。” Science and Society ，XIV，p.161。
希尔顿站在多布一边，他说：“经济的进步与抗租斗争及封建主义的政治稳定是连在一起的，这种进步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扣除必要消费部分所余总量的增加。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所谓国际丝绸、香料贸易的复苏，才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XVII，4，Fall 1953，347。

[86] 见 B.H.Slichervan Bath，“The Rise of Intensive Husbandry in the Low Countries，”in J.S.Bromley & E.H.Kossman，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London：Chatto，1960），130～153。

[87] Ibid .，p.137。

[88] “这些改良运动是为了满足15、16世纪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的需要。因急需向这些城市提供粮食，所以他们必须在周围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或者是开垦生地，或者是使用水利灌溉。”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62。

[89] Joel Serrãs，“Le blédes îles atlantiques：Madère et Asores aux VXe et XVIe siècles，” Annales E.S.C .，IX，3，juil-sep.1954，338.

[90] 见J.A.van Houtte，“L’approvisionnement des villes dans les Pays-Bas（Moyen Age et Temps Moderne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r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Paris：Mouton，1968），73-77。

[91] “在15世纪，葡萄牙对汉萨同盟的商人和布列塔尼人（Bretons）越来越开放，因为他们给这个国家带来小麦和木材，那时对这两种进口商品已经不可或缺。”Marian Malowist，“Les aspects sociaux de la première phase de I’expansion coloniale，” African Bulletin ，1，1964，12。

[92] 见Ruggiero Romano，“A propos du commerce de blé dans la Méditerranée des XIVe et XVe siècles，”in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Paris：Lib.Armand CoLin，1953），149-161。

[93] 贝内特（Bennett）所列的8个等级是（1）面粉制品和淀粉质块根，包括羊角香蕉；（2）植物脂肪和植物油；（3）干豆（蚕豆、豌豆和小扁豆）；（4）食糖；（5）奶和奶制品，可能还包括鱼；（6）猪肉；（7）牛肉、羊肉、山羊肉、水牛肉、禽肉和蛋类；（8）蔬菜和水果。见M.K.Bennett， The World’s Food （New York：Harper，1954），127-128.“这张总分类表为什么应该存在？毫无疑问是因为它反映了这几种食品的生产成本与热卡含量之比（p.128）。”

[94] 见G.B.Masefield，“Crops and Livestock，”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ruope ，IV：E.E.Rich and C.H WiLson，eds.，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ru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295。

[95] 勒特雷尔（Anthony Luttrell）在描述1500年以前的情形时说：“自12世纪起，拉丁人利用穆斯林和叙利亚、塞浦路斯（Cyprus）以及其他利凡特国家的其他奴隶来生产食糖，到1404年，当热那亚的达拉·帕多瓦（Giovanni Della Padua）从国王领取到准予在阿尔加维（Algarve）建立种植园的时候，热那亚人显然已经把食糖生产从西西里（Sicily）转移到葡萄牙南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热那亚人把这种想法、资本、粉碎和冲洗技术提供给亚速尔群岛（Azores）和马德拉群岛（Madeiras）的居民，也正是热那亚人把食糖从这些岛屿出口到远及佛兰德和君士坦丁堡那样的地方。他们还帮助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例如，诺里（Antonio de Noli）在15世纪60年代把几内亚人（Guineans）带到了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 。”“Slavery and Slaving in the Portuguese Atlantic （to about 1500），”in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West Africa（mimeo，1965），76。

[96] 见E.E.Rich，“Colonial Settlement and its Labour Problems，”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E.E.Rich and C.H Wilson，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Europe in the 16 th and 17 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308。

[97] 比如塞洛（Serrāo）曾这样地说到马德拉群岛：“在大约1475年的时候，小麦的周期性生产结束了……食糖扼杀了小麦。” Annales E.S.C .，IX，p.340.塞洛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亚速尔群岛成为葡萄牙的小麦产地，主要用于弥补马德拉的不足。这种转作形式“存在于16世纪、 17世纪，甚至18世纪。”Ibid.，p.341。

[98] 见Godinho， Annales E.S.C .，V，p.33。

[99] “人们现在普遍忽略了这样一点：在1750年的时候，人们的食品诚然以面包而不是肉类为主，但这是生活水平下降以后的情况，并不适用于中世纪。” Fernand Braudel and Frank C.Spooner，“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1750，”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E.E.Rich and C.H.Wilson，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 th and 17 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414。

[100] “在1400～1750年间，欧洲是面包消费大户，一半以上的人口食素，……恰是这种‘低级’的饮食习惯使欧洲得以承受日益沉重的人口负担……面包消费越来越排斥肉食消费，直到19世纪中始终如此。” Ibid .，p.413.另见W.Abel，“Wand-lungen des Fleischverbrauchs und der Fleischversorgung in Deutschland，”Bericht über Landwirtschaft，n.s.，22，1938，411～452，cited in Slicher van Bath， Agrarian History ，p.204。

[101] “葡萄牙早期沿西非海岸所进行的探险活动只带来一种直接的收获，即极乐园的粮食……他们现在可以花费比穿越撒哈拉陆路更小的代价获得这些粮食。该海岸因这种贸易得名为‘粮食海岸’。但是这种作物不能在欧洲生长。”Masefield，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276。

[102]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54.

[103] 梅斯菲尔德（G.B.Masefield）指出了美洲与东半球的这种联系怎样改变了世界的农业布局。他说：“在这种联系建立以后出现的农作物与牲畜的配制，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许是地理大发现的最深远影响。没有美洲的农产品，欧洲后来便不能养活那么多的人口，旧大陆的热带地区也不能取得那样快的发展。如果没有欧洲的牲畜，尤其是如果在运输和耕作中不使用骡马，美洲大陆也不能取得那样高度的发展。”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276。

[104] 布罗代尔（Braudel）曾经提到在意大利各地出现的“木材荒”，“地中海地区的海军渐渐习惯于到越来越远的地区去寻找在他们本地森林中找不到的东西。在16世纪，满载板材和梁材的船只将北欧的木材运到塞维利亚（Seville）。” La Méditerranee ，I，p.131。
莱恩（Frederic C.Lane）说：“当15世纪下半叶，橡树林濒危现象开始受到公开承认的时候，木材短缺似乎只在威尼斯特别严重。至少拉古萨人（Ragusans）和巴斯克人（Basques）有相当丰富的木材供应，所以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的竞争。但到16世纪末，似乎所有地中海国家都缺少橡木。”“Venetian Shipping Dur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Maryland：Johns Hopkins Press，1966），21。
达比（Darby）认为英国的情形也是如此。他说：“都铎王朝以后，英国的商船之所以能够增多，海军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有充足的橡木供应，橡木是建造船体的原材料。制造桅杆用的枞树，以及人造树脂、焦油沥青等‘海上储备’，都是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的。”“The Clearing of the Woodland in Europe，”in William L.Thomas，Jr.，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Illinois：Univ.of Chicago Press，1956），200。

[105] 见Godinho， Annales E.S.C .，V，p.33。

[106] 金属货币向符号货币转化的关键因素是使硬币的商品价值低于（最好是大大低于）它的票面价值。但是奇波拉（Carlo Cipolla）指出，英国和美国的低值硬币分别是在1816年和1853年之后才达到这种水平的。见 Money，Prices ，p.27。

[107] Marc Bloch， Esquisse d’une histoire monétaire de l’Europe （Paris：Lib.Armand Colin，1954），50.

[108] “在大多数情况下，铸币厂不由国家经营，而是承包给私人，后者使用其他人带给他们的贵金属来制造货币。这些铸币厂承包人主要是为个人利益打算，很少考虑公共利益。如果铸币厂由国王管理，他也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家，而不是一个国家首脑来行事。”Cipolla， Money，Prices ，p.28。

[109] 布洛赫曾以15世纪法国度支部（Chamberdes Comptes）为例，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当他们把王室的一本账转到另一本去的时候，他们不是简单地以利弗（livres），苏（sous）和丹尼尔（deniers）等为单位把总数誊抄过去，而是附上一纸兑换比率表，用以说明在此期间这些货币单位的金属价值所发生的变化。他们写道：‘登记前一本账时，货币疲软，当时的416利弗19苏……在货币坚挺的今天相当于319利弗19苏。’” Esquisse d’une histoire ，p.49.

[110] H.V.Livermore，“Portuguese History”，in H.V.Livermore，eds.， Portugal and Brazil ，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Clarendon）1953]，59。
戈丁诺（Vitorino Magalhāes-Godinho）认为，在葡萄牙，1383～1385年激烈的社会斗争的结束与1415年葡萄牙人远征休达（Ceuta）有直接联系。见 L’e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le siècles （Paris：S.E.V.P.E.N.，1969），40。

[111] “历史学家认为，14、15世纪的混战（包括法国入侵意大利）与贵族收入水平的下降有某种联系……难道15世纪开始的大规模扩张运动（甚至可以说14世纪在大西洋岛屿殖民时就已经开始了）不属于同类事件，不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引起的吗？作为同类事件，我们还应该算上发生在东欧的扩张行为，以及丹麦和德国贵族征服斯堪的纳维亚的企图。” Marian Malowist，“Un essai d’histoire comparée：les mouvements d’expansion en Europe au XV et XVI siècles，” Annales E.S.C .XVII，5，Sept-Oct.1962，924。

[112] 马洛维斯特（Malowist）说：“似乎很清楚，在葡萄牙殖民扩张的第一个阶段，……贵族起主要作用……但随着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发展，葡萄牙商人在海外贸易中所占的分量逐步增长。……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过程似乎也是如此。” Africana Bulletin ，No.l，pp.32-34。肖努（Chaunu）曾接引过戈丁诺（Godinho）的一段话，用以说明类似的观点，即葡萄牙的扩张可分为两类，“一面扩张主要是陆上的，是由贵族以政治形式进行的，例如占领休达或把收复失地运动扩大到摩洛哥；另一类基本上是商业扩张，主要由资产阶级沿非洲海岸进行。”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63。像马洛维斯特一样，肖努补充说，对西班牙征服美洲的过程也可以做同样的解释。
威泰勒（Luis Vitale）似乎更重视资产阶级的作用。他说：“1381年，葡萄牙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比法国革命早了四个世纪。里斯本（Lisbon）的商业资产阶级在与佛兰德通商的过程中联合在一起，把封建贵族赶下了台。这场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还不具备资产阶级胜利的条件，但是资产阶级的兴起是明显的，北大西洋的贸易、‘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的计划、最重要的是15世纪的大发现，都反映了这一点。”“Latin America：Feudal or Capitalist？”in James Petras and Maurice Zeitlin，eds.， Latin America：Reform or Revolution ？（Greenwich，Connecticut：Fawcett，1968），34。

[113] “宗教既是这种迫害的原因，也是它的口实。……后来在路易十四时代，正如帕里塞特（Georges Pariset）很久以前所说的，人口数量的对比也不利于法国的新教徒（Protestants）。”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380。

[114] Rich，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p.302～303.

[115] 这种自我划定的边界在伊比利亚半岛肯定已有很长的历史。比什科（Charles Julian Bishko）说：“八个世纪以来，对南部摩尔人发动的时缓时疾的进攻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的一首‘伊利亚特（Iliad）’，而首先是中世纪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再次殖民。”“The Castilian as Plainsman：The Medieval Ranching Frontier in La Manche and Extremadura，”in Archibald R.Lewis and Thomas F.McCunn，eds.， The New World Looks at Its History （Ausitn：Univ.of Texas Press，1969），47。

[116] Chaunu， Séville ，VIII（1），p.60。

[117] “在整个北大西洋，如果要从冷水带向温水带航行，最理想的路线是沿着从里斯本北部到直布罗陀（Gibraltar）或从里斯本到摩洛哥北端的海岸航行。只有在这条线路上，你才能一开始就过到一股强劲的风，把你吹离海岸，送进公海，然后在夏至时分，信风最低点的时候，把你吹到大洋的中心。当你从秋天到初春返航的时候，又会有一股风吹着你战胜中纬度地区的逆流，安全返回。”Pierre Chaunu， Séville VIII（1），p.52。有关地图请见Charles R.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New York：Knopf，1969），54～55。见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t capitalisme ，pp.310～312。

[118] “毫无疑问，伊比利亚国家的商业殖民活动在现代初期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他们的对外贸易已经在逐步的扩大。”Charles Verlinden，“Deux aspects de l’expansion commerciale du Portugal au moyen âge，” Revista Portuguêsa de Hist ó ria ，IV，1949，170。另见Charles Verlinden，“The Rise of Spanish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uiew ，X，1，1940，44～59。同样的观点还请见Michel Mollat，“Leconomie européenne aux deux dernières siècles du Moyen Age，”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Firenze：G.B.Sansoni，1955）III，Storia del medioevo，755。
António H.de Oliveira Marques在下文中详述了13、14世纪葡萄牙与佛兰德的贸易的性质：“Notas para a historia da feitoria portuguesa na Flandres no século XV，”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I，Medioveo （Milano：Dott.A.Giuffrèed.，1962），437 ～476，他指出，1308年在布鲁日（Bruges）就已经存在葡萄牙“民族”，商品也是用葡萄牙船只运输的（见p.451）。见Godinho， L’economie portugaise ，p.37。

[119] 潘尼迦（K.M.Pannikar）指出，自13世纪以来，热那亚一直想控制西方与印度的贸易。“最后，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热那亚人得以打破威尼斯的垄断和穆斯林的封锁……”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Allen & Unwin，1953），26～27，帕尼卡尔这种关于威尼斯垄断权丧失的描述显然过分简单了，但他正确指出了热那亚人在这方面的长期追求。

[120] Charles Verlinden，“Italian Influence in Iberian Colonization，”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II，2，May 1953，199。

[121] 见Virginia Rau，“A Family of Italian Merchants in Protugal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the Lomellini，”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Istituto Edit.Cisalpino，1957），718。

[122] Verlinden，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205。另见Charles Verlinden，“La colonie italienne de Lisbonn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métropolitaine et coloniale portugaise，”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Istituto Edit.Cisalpino，1957），I，615～628.

[123] Rau，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p.718。

[124] “在14世纪，葡萄牙的国内市场已近饱和，不再有发展的余地。可能是因为葡萄牙属于富庶的伊斯兰地域，它才得以保持相当活跃的、高于西欧一般水平的商品交换活动，在他们那里，以钱易货占主导地位……这样，背井离乡的农民初而奋起反抗领主日益残酷的压迫，继则屈服于货币的购买力，结果受沿岸大城市的吸引，最后为这些商业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拓展做出了贡献。”J.-G.DaSilva，“L’autoconsommation au Portugal （XIVe-XXe siècles），” Annales E.S.C .，XXIV，2，mars-avr.1969，252。

[125] “（葡萄牙打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整个15世纪，葡萄牙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完全没有内乱。法国正受着战争的困扰，一方面百年战争已进入尾声阶段——1415年是进行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役的年头，也是（葡萄牙）占领休达（Ceuta）的年代——另一方面又在和勃艮第（Burgundy）作战。英国受到英法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困扰，西班牙和意大利则因王朝战争和其他内部倾轧而四分五裂。” C.R.Boxer， 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Johannesburg：Witswatersrand Univ.Press，1961），6。

[126] “在封建制度里，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国王的私有财产，就如同采邑是封臣的私有财产……国王及其封臣把其法庭的司法活动、其土地的开发、其军队的征服都视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冒险事业。后来，这种封建精神和法律形式有很多被运用于海外扩张。” Frederic C.Lane，“ Force and Enterprise in the Creation of Oceanic Commerce ，”in Venice History （Baltimore，Maryland：Johns Hopkins Press，1966），401～402。

[127] 见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t capitalisme ，p.24。

[128] Chaunu， Séville ，VIII（1），p.50。

[129] Lynn White，Jr.，“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 ？”in A.C.Crombie，ed.，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Basic Books，1963），277。

[130] Carlo Cipolla， Guns 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 London：Collins，1965，106～107。

[131] 见Joseph Needham，“Commentary on Lynn White，Jr.，‘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Chante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in A.C.Crombie，ed.，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Basic Books，1963a），p.32。

[132] Joseph Needham，“Poverties and Triumphs of Chinese Scientific Tradition，”in Crombie，ed.，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Basic Books，1963b），139。

[133] 见Boies Penrose， 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 ，1420～1620（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Press，1952），269～270。

[134] 见Joseph Needham，“Th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Vessel Control，”Scientia，XCVI，99，May 1961，165～167。当李约瑟（Needham）把这篇论文提交第五届国际海洋史讨论会的时候，兰德尔斯（W.G.L.Landles）对此提出疑问，后者认为这种东西可能是欧洲人独立发明的。李约瑟承认他的怀疑有一定道理，但是李说，要想证明相反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见“Discussion de la communication de M.Needham，”in Joseph Needham，“Les contributions chinoises á I’art de gouvemer les navires，” Colloq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5e，Lisbonne，1960（Paris，1966），129～131。

[135] 见William Willetts，“The Maritime Adventures of the Great Eunuch Ho，”in Colin Jack-Hinton，ed.， Papers on Early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Singapor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1964），38。

[136] “在1405年左右，太监郑和率63只远洋航船驶离港口，他到达了南海的许多地方……在此后30年间，这样的远航进行了7次，每次都带回大量有关地理和水路的信息，同时也带回大量各个岛屿和印度的特产……我们不晓得这些远征的目的，它可能是为了弥补陆路外贸萎缩所造成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增进帝国宫廷的荣耀，甚至也许像官修正史所记载的那样，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侄儿，即他的前任（事实上，他这时已经削发为僧，出家隐居，直到多年以后，在下一个皇帝统治期间，人们才把他找到）。不管怎么说，它突然停止了，正像它曾突然发生。停止的原因同样不明朗。不管这里是否涉及太监与儒教官僚之间的冲突，结果是印度洋的商业留给了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1（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4），143～144。

[137] T’ien-Tsê Chang， Sino-Portuguese Trad From 1514 to 1644（Leiden，Netherlands：Brill，1934），30.

[138] “请问，这些动用了几百条远航船只和成千上万人力的远征取得了什么实际结果？答案很简单：一无所获。明代的中国人不是帝国的建设者。他们的政治空谈家对殖民体制中的实力政策的恐怖性毫无认识，他们没有使命感，也不晓得什么叫‘狂飙运动’。从理论上讲，天子统治着整个世界，即天下，亦即‘苍天之下的一切’，天子的使者认为，只要在这些文明世界边陲上的莫名其妙的蛮族面前炫耀一番，向他们展示天子治下的太平盛世就足够了。” Willetts， Papers on Early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pp.30～31。

[139] 见G.F.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Arnold，1931），197。它是否也可能是人口北迁的结果呢？“地方史研究表明，（在明代）中国南方人口的流失（包括南京在内共1200万）恰与北方（900万）和西北部（300万）人口的增加相等。” Otto B.van der Sprenkel，“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Ming China，” Bulletin of the SOAS ，XV，Part 2，1953，306。

[140] “当时的中国史学家把扬子江与珠江之间的沿海边防工程与北方为防备鞑靼人（Tartars）的入侵修建万里长城相比较。这里显然是太夸张了。但是为了抵御经常不断侵扰，必须耗费资财巩固海防，这对明代的财政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可能是促使中国放弃宏大的印度洋远征计划的原因之一（p.126）。”C.R.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67），7。
桑塞姆（George B.Sansom）在从日本的角度观察这一现象时，发现了与欧洲的相似之处。“毫无疑问，中国和朝鲜都曾遭受倭寇的掠夺，……问题一部分出在中国人身上，因为他们拒绝与外国通商，而日本当局却很愿意发展海上贸易。但是室町幕府（Bakufu，日本中央政权）也有理由不采取极端手段镇压海盗。它完全不相信中国人的和平动机，并可能像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指望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 一样，指望海盗头子在不同的条件下或充当强盗或充任舰长。而且，反海盗的行动取决于室町幕府对西部军阀的控制，但在1400年以前足利义满（Yoshimitsu）的权力还不是很巩固。” A History of Japan ：Vol.II.1334～1615（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Press，1961），177～178。

[141] “14世纪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群岛所起的作用是惊人的……但随着这个大洋的商业霸权转入穆斯林之手，中国的船只开始消失，这其间可能有一定联系……”M.A.Meilink-Roelofsz， A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rt 1630（The Hague：Nijhoff，1962），25，74。

[142] 见R.Servoise，“Les rel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l’Afrique au XVe siècle，” Le mois en Afrique ，No.6，juin 1966，30～45。

[143]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35。

[144] Ibid .，p.366。

[145] Ibid .，pp.338～339。

[146] “一旦蒙古势力被摧垮，明代就针对南方的人口压力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Bulletin of the SOAS ，XV，Van der Sprenkel，p.308。请注意，斯普伦克尔（Van der Sprenkel）与赫德森（Hudson）不同，他用蒙古威胁的减轻来解释重心的北移。

[147] 在为韦伯的《中国宗教》（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Free Press，1951）一书制作的词汇表中，格思（Hans Gerth）写道：“食禄（Prebend）：官员从国家或教会地产以及其他公共收入中获得酬金的权利。韦伯把这种官员称为‘食禄者’。建立在食俸者基础上的政治社会制度被韦伯称作‘俸禄制’（Prebendalism）（p.305）。”伍尔夫（Eric Wolf）在《农民》（ 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6）一书中又以农民的角度探讨了世袭（或封建）统治与食禄者统治的不同（pp.50～52）。

[148] Weber， Religion of India ，pp.70～71。

[149] Joseph R.Levenson，ed.，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pansion of Asia ，1300～1600（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7），131～132。

[150] Weber， Religion of China ，pp.61～62。

[151]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曾描述过16世纪满洲与明代中国的纳贡关系：“在明朝衰落时期，向朝廷纳贡的‘任务’变成了占中国人便宜的手段。‘纳贡者’带着数以百计的随员结队而来，不仅全部费用由中国当局支付，而且这些人可借此提高政治地位。与此同时，这些人还携带着一些不属于贡品的货物到中国来出售，这也造成中国边境商人利润减少。”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2nd edition（Irvington-on-Hudson，New York：Capitol Publishing Co.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0），124。这种自我毀灭的政治制度与葡萄牙及其他欧洲国家公开对海外蛮族实行的殖民主义适成对照。韦伯称后者为“掠夺性资本主义”，Ibid.，p.135。

[152] Cipalla， Guns and Sails ，p.11。

[153]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ed.，“Introduction，”i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70），24。他在该书“明代后期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标题下，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在16世纪，一种带有明显现代特征的典型的个人主义思潮与更大的社会文化力量一道从王阳明学派内部的自由人文主义运动中产生出。这样，在现代人看来属于独裁主义思想体系、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就证明可以发挥类似西方个人主义兴起时，中世纪基督教所起到的那种作用（p.233）。”

[154] “1368年推翻元朝统治的起义和明朝的建立体现着中华民族对野蛮民族的反抗。”Roland Mousnier， Les XVLe et XVIIe siècles ，Vol.IV of Histoire C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4），520。

[155] Ibid .，pp.527～528。 uilD6SOX/Ntds0WNbQeuPaPnMBzDlMZ3TVi6+BchqUU46MQGbn7y2ksxCx1Mpe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