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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永恒的。无一事物恒变。这两个老生常谈都是“真理”。结构是生长在较长时期内固有的人类关系上的珊瑚礁，但结构本身也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演变研究作为全部社会科学的同义词的话，那么它的含义应限于对最持久的现象的演变过程所进行的研究，当然“持久”的定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点也有变化。
世界社会科学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若干大分界线。其中一个虽然只有少数社会科学家从事研究，但毕竟受到普遍的承认，它就是所谓的新石器革命或农业革命，另一个大分界线是现代世界的建立。
后者既是19世纪也是当今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中心问题，毫无疑问，人们曾就“现代”的特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界线的划分标准）争论不休。非但如此，对这一变化过程的动力问题也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人们似乎已经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在过去几百年间，世界曾发生一些重大的结构变化，这些变化使今天的世界与昨天有本质上的不同。甚至那些反对突变进化论的人，也不否认这种结构上的差异。
如欲描述这种“差异”及其原因应以什么为单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今许多重大理论分歧概源于这一争论。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的大难题。因此，若要写一部旨在分析现代世界变化过程的著作，首先应交代作者概念探索的思想脉络。
起初，我的兴趣在于探索我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政治斗争的社会基础。我以为，通过理解这一斗争的形式，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可以为塑造那个社会作出贡献。结果我卷入了两大争论。一个是“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阶级斗争史？”换言之，阶级是社会和政治舞台上唯一重要的行动单位吗？或如韦伯（Weber Max）所云，阶级不仅只是存在，而且其相互作用足以说明政治进程的三位一体——阶级、阶层群体和政党——中的一员？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自己的偏见，但像在我之前的其他人一样，我也认为，很难说清这些词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我越来越认为，这是一个观念的而不是经验的问题。至少在我的头脑中，我觉得要解决这场争端，必须把诸问题放在更大的思想背景中来考察。
第二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与第一个密切相关，即在一个社会中，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存在或实际存在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假设这种一致性存在，它的展现或消失又实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说这一争论与第一个争论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只有当人们否认市民社会斗争的原发性时，这个问题才会产生。
当然，价值观念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且我对不厌其烦地进行有关价值的理论探讨感到不安，这种探讨似乎经常既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又有伤公众感情。但人或群体显然要以意识形态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而且，这一点似乎也很明显：只有当群体具有自我意识，即拥有共同语言和共同世界观（Weltam-schauung）的时候，他们才变得更加团结，并因此更有政治作为。
我曾把进行经验考察的地区从我自己的社会转移到非洲，我寄予的希望是，通过揭示那些后来被我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所证实的各种理论，或者通过到遥远的地区去考察一下本来会忽略的问题，使自己的感觉敏锐起来。我寄望于前者，但实际收获却是后者。
我第一次去非洲是在殖民年代，因此我目睹了“殖民化”过程和随后发生的主权国家独立的浪潮。作为一名白人，我也承受着人们对长期居住在非洲的欧洲人的殖民意识的强烈谴责。但作为一个民族运动的同情者，我也暗自分享年轻的非洲运动战士的激愤而乐观的情绪。不久我就发现，这两个群体不仅在政治问题上有分歧，而且已经到了具有截然不同的观念框架的地步。
总之，在深刻的对立中，被压迫者对时局的看法比较尖锐，因为为了暴露统治者的虚伪，公正地看待社会恰恰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不大存有意识形态的偏见。非洲的情况正是如此。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生活在“殖民局势”中，在这里，他们的社会行动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但身为行政官员、传教士、教师、商人的欧洲人的社会行动，都由一个法律与社会实体的种种强制性规范所决定。他们进而认为，政治机器是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的，在这种制度下，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均取决于种族。
非洲民族主义者决定改变他们生活于其间的这种政治结构。关于这一点，我在别处已经述及，这里毋庸赘言。这里需要指出的只是，我借此了解到，作为抽象体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限于作为经验现实的政治法律制度中。有些人以“部落”之类的组织为单位，在分析其运作时完全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殖民形势下，“部落”的统治机构谈不上什么“最高权力”，它们受制于一个更大的实体的法律（和习惯），这个实体就是殖民地，“部落”的统治机构只是这个实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这些人忽略了这一事实，他们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由此我得到一个更加广义的结论：目前对社会组织所进行的研究总的来说都有缺陷，因为人们普遍忽略了这些组织及其成员活动于其间的法律和政治框架。
我曾试图揭示殖民形势的基本属性，并描述我视为属于其“自然的历史”的事物。但很快我就发现，我必须抓住世界体系固有特征中的某些要素。于是，我把自己的分析限定在19和20世纪欧洲海外殖民地的殖民制度运作方式。掌握了这一固有特征，我以为便可以就下列问题做出大体得当的描述：殖民当局的强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反抗殖民当局的行为动机和形式；殖民政权维持统治并力图使其合法化的手段；能在这种框架内活动的诸种势力的矛盾性；导致人们结为向殖民统治挑战的组织的原因；反殖民运动发展并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结构因素。在做这一切时，分析的单位都是执政当局法定的殖民区域。
我对这些在独立后成为“新国家”的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同样怀有兴趣。既然对殖民地的研究似乎以既存政治秩序的崩溃原因为中心，那么对独立后时代的研究似乎以相反的问题为中心，即合法的权威是如何建立的？民族统一体成员意识又是如何在公民中传播的？
但对上述后面那两个问题的研究遇到了困难。首先，研究独立后的亚非国家的政治似乎是一个追踪报刊标题的过程，因此必然缺乏历史的深度。再者，还有拉丁美洲这个棘手的问题。那里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似乎与亚非洲相类似，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把这三块大陆视为“第三世界”。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已有150年之久。它们的文化与欧洲传统比与亚非文化联系更密切。这项研究工作堪称举步维艰。
为了找到一个适当的分析单位，我转向那些“处于形式上已经独立但又无法称为民族整体时期的国家”。按照这种界定，迄今一切时期或几乎一切时期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拉丁美洲国家都包含在内。但是它显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地区。例如，它包括美国，至少内战前的美国。它肯定包括东欧，至少20世纪以前的东欧，甚至可能包括当今的东欧。它甚至还包括西欧和南欧，至少包括它们的早期。
按照这一逻辑，我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现代早期的欧洲。这使我首先遇到了这个过程的起点问题。这一过程因没有更好的定义，我暂时称之为现代化过程。非但如此，除了考虑这个过程的起点之外，我还要考虑它的终点，否则我就得把20世纪的英国和德国作为同样社会过程的例证也包括进去，而这样做显然难于把握，因此终点必须加以考虑。
于是，我必须涉及发展脉络和颇为含糊的发展阶段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提出两个新的问题：划分阶段的标准和跨阶段单位的可比较性。
曾经有过多少个阶段？可能存在多少个阶段？工业化是转折点还是某种转折点的结果？就此意义而言，类似法国和俄国那样的革命，其“革命” 一词的经验含义是什么？这些阶段是单向发展的，还是某个单位会发生“倒退”？我曾经在这些概念的泥淖中跋涉。
况且，走出这个泥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合理的评估手段。怎么能说17世纪的法国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20世纪的印度呢？外行人会认为这样的说法简直荒诞不经。他们真的错了吗？当然，我们可以重复教科书中的老生常谈，即强调科学抽象的价值，但在比较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毕竟是一重又一重。
运用这种“荒诞”的思想——对两个如此不同的单位进行比较——的方式之一是，允许有不同意见，同时再加上另一个变量，即特定时代的世界背景，亦即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所说的“世界时间”。这就是说，虽然17世纪法国的某些结构特征与20世纪的印度相同，但从世界背景的角度来看，它们又是迥异的。这样一来，概念就变得清晰了，但与此同时，评估也变得更加复杂。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某些社会经历了“诸阶段”，亦即经历了“自然的历史”，那么世界体系本身又如何？它没有“阶段”或至少“自然的历史”吗？如果它有的话，我们岂非在研究演变内部的演变？倘若如此，这种理论不是正在周转圆内变得头重脚轻吗？它不需要大大简化吗？
我认为的确如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彻底抛弃了以主权国家和那个含糊概念——民族社会——为分析单位的思想。我认为，这二者都不是社会体系，而人们只能在社会体系内谈社会变化，在这种结构中，唯一的社会体系是世界体系。
当然，这使问题大大简化了。我只用一类单位，而不是用诸多单位中的单位。因此我可以把主权国家的变化作为世界体系演变和交互作用的结果来解释。但这同时也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在现代，我可能只有一个这种单位的实例。假如我是对的，假如正确的分析单位是世界体系，假如主权国家应被视为这唯一的社会体系中的一种组织结构，与其他组织结构并存，那么我除了写一部世界体系史，还能做什么呢？
我无意于写这样一部历史，我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应具备的感性知识（就其性质而言，没有人可能具备这样的知识）。但可能存在关于这个独一无二的体系的规律吗？严格说来当然不可能存在。论述因果关系或或然性，应以一系列类似的现象或事例为基础，即使要把将来可能发生或极可能发生的事情包括在这一系列现象或事例中，最好也不要把将来可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强加在过去或现在已发生的事例网络里，而应把它们纳入一个单一的从古至今的事例系列。
历史上只有过一个“现代世界”。也许将来某一天会在其他星球上发现类似的现象，或在这个星球上发现新的现代世界体系，但目前在这个星球上，现实很清楚，只有一个。这使我感到它与天文学的相似之处，后者旨在解释支配宇宙的规律，虽然（就我们所知）只有一个宇宙。
天文学家是怎么做的？我认为，他们的论证逻辑涉及两个不同的方面。他们先通过研究较小的物质实体总结出一些规律，即物理规律，然后运用这些规律，并论证这些规律适用于（也许除了个别例外）整个体系中的类似事物。第二，他们采用后证法。如果整个体系将在某个时间具有某种状态，它一般在其他时间已有过这种状态。
这两种方法都有些不可靠。正因为如此，在研究整个体系功能的宇宙学领域内，某些知名的天文学家持截然不同的假说。在解释现代世界体系问题上，情形也是这样，而且这种状态可能要持续一个时期。其实，研究世界体系运转的学生比研究宇宙运转的学生遇到的困难要少一些，因为他们掌握更多的经验证据。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牢记洛赫尔（T.J.G.Locher）的名言：“人们切不可把整体与全体混为一谈，整体固然大于各部分的集合，但它肯定也小于各部分的集合。” [1]
我特别注意在某种抽象意义上来描述世界体系，即从世界体系结构的演变方面来描述它。当我提及某些特别事件时，只是因为它们作为某种机制的典型影响了这个体系，或标志着某种重要的机构或制度的变革中的转折点。
这种做法当遇到存在大量感性材料，而它们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矛盾的时候可做适当调整。所幸的是，目前在研究许多现代史问题时似乎都是这样处理的。
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努力把研究结果加以量化。根据大量的历史研究不厌其烦地加以叙述，这本身并不等于量化。那么量化统计的根据何在？人们怎么才能够依据有关这样一个体系运转的材料得出可靠的结论？ 20世纪社会科学的最大悲剧就在于面对这一困难，占相当大比例的社会科学家退下阵来。他们似乎认为，历史数据模糊武断，因此靠不住。他们对此束手无策，因而避而不用。而回避使用数据的最佳办法是在阐述问题时运用数据却又不表示出来。
这样，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的可行性就决定着研究课题的选择，这种选择导致人们形成某种固定的观念，而人们又是按照这种观念去解释和处理数据的。这显然与科学的程序背道而驰。应根据形成概念的需要决定研究手段，而不是反其道而行，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量化的程度仅仅应该反映在一定时间、凭借一定手段、就一定问题所能达到的最大精确性。量化程度越大越好，因为它有助于说明为了形成概念所必然遇到的问题。目前在分析世界体系方面，我们所能达到的量化程度仍是有限的，但我们将尽力而为，争取有所前进。
最后还有一个客观和杜撰的问题。我不认为存在非杜撰的社会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达到客观性。这首先是一个明确我们的词汇定义的问题。19世纪，在批判充斥于以前历史著作中的不实之词的过程中，人们告诉我们，最高的理想是原原本本地写历史。但社会现实是转瞬即逝的。此时的存在，彼时就会消失。历史只能按今天认为的那样去讲述，而不能按其本来面目来讲述，因为重构过去是今人今天的社会行动，因此反映今天的社会体系。
“真实”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一个特定时间内，一切都不具有连续性，一切都是当代的，包括过去的事情。今天的我们毫无例外地都是我们的生活背景的产物，都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个性和社会角色以及我们活动于其间的结构压力的产物。这并不是说没有选择的余地。事实完全相反。社会体系及其所有下属机构，包括现代世界的主权国家，都是无数社会群体活动的场所，这些群体互相交往、勾结，更多的是互相斗争。由于我们都属于多个群体，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选择应该首先效忠的对象。学者和科学家也不能逃脱这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并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在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非学术性的、纯政治性的角色上。
毫无疑问，做一个学者或科学家就意味在社会体系中充当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个角色完全不同于各个群体的辩护士。我并不想贬低宣传的作用，它是必要的、应该的，只是学者或科学家不应该那样做。后者的作用是在他所设计的框架内，识别出他所研究的现象的现状，然后根据这种研究找出普遍原则，最后再具体运用这一原则。就这个意义而言，一切研究领域都是与现实“相关的”。为了正确理解今天的社会动力，必须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这种理论概括只能建立在对最广泛的、跨时空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
当我说现象的“现状”时，我并不是说，比如一个考古学家，明明认为他所发现的物品属于某一个群体，但为了增进某个政府的政治权力，偏要说它属于另一个群体。我是说，考古专业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现实的职能，社会对这一科学分支的投资、它的研究方向、概括方式、它概述和交流成果的形式，都离不开社会。相反的看法只能是自我欺骗。在这里，客观就是诚实。
客观性是整个社会体系的职能。只要这个体系是有倾向性的，一些研究活动就会集中在个别群体的范围内，其结论就会向这些群体“倾斜”。客观性的要求决定着社会在这种研究活动中的投资分配，这样一来，研究工作就能以均衡的方式由分属于世界体系中各个主要群体的人来从事。根据这一定义，今天我们没有客观的社会科学。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个在近期内无法实现的目标。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世界体系研究非常不准确，因为不可能找到参照系。它非常不准确的另一个原因是，论述世界体系将产生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对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主要角色来讲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此一来，这个领域内的学者和科学家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就格外沉重，这种压力以对他们的活动加以相对严格控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学者们由于方法论的困境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原因之一。
但唯因如此，这种研究才变得非常重要。一个人理智地参与其体系演变的能力取决于他对整体的感受力。我们越是感觉到这一任务的艰巨，就越需要及时动手。当然，这样做不符合所有群体的利益，但我们应履行我们的义务，它源于我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正因为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加平等和自由的世界，所以必须了解它实现的条件。为此需要先剖析过去世界体系的性质和演变过程，进而指出其今后的发展趋势。这种知识就是力量。在我设计的框架中，它是对代表世界大多数受压迫人民利益的群体来说最有用的一种力量。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开始努力对影响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虽然本书只是一个序篇，但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也需要几卷的篇幅。
我把本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至少在起始阶段我是这样计划的。每一部分将与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主要时期相对应。第一卷描述世界体系的起源和早期状况，当时还只是欧洲的世界体系，其大体年代是1450～1640年。第二卷描述这一体系的巩固，年代大约是1640～1815年。第三卷描述世界经济受到现代工业技术变革的影响如何转化为全球企业。这一扩展是如此突然和巨大，以至世界体系实际上不得不重建。这个时期大约是1815～1917年。第四卷描述从1917年至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怎样得到巩固的，这一巩固又怎样引起了个别紧张的“革命形势”。
当代许多社会科学在乔装为社会心理学之前，都变成了研究群体和机构的学问，但本书并不研究群体，而是研究社会体系。一旦以社会体系为研究对象，以前的社会科学学科划分法便变得毫无意义。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划分，都是基于对国家及其与社会秩序的职能部门和地方部门的关系的一种含混概念，若以机构为研究中心，这种划分还有一定意义，若以社会体系为研究中心，它则变得没有意义。我并不主张对社会体系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是主张建立一个特殊的学科。我希望本书的实质内容将有助于读者理解我这番话的含义和严肃性。
第一章插图 “猎狐”
Master of the Housebook.Wolfegg （Schloss），Germany.（1475-1490）
“猎狐”，选自“中世纪家用手册”（Das Mittelalterliche Hausbuch），一位无名的德意志艺术家的墨水画，他活动于1475～1490年，以家庭手册大师而闻名。
[1] Die Überwindung des europaozentrischen Geschichtsbildes （1954），15，cited by G.Barraclough in H.P.R.Finberg，ed.， Approaches to History：A Symposium （Univ.of Toronto Press，196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