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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体系》是1974年出版的，实际是在1971～1972年写作的。在为它寻找出版商时，我费了一些周折。这本书是有关16世纪的历史，它研究的是一个当时还几乎不为人知的论题：一种世界-经济（world-economy），我拼写时有意加了一个连字符。该书的篇幅冗长，而且附有大量有实质内容的脚注。当它出版后，一位不太友好的评论者抱怨，脚注爬满了页面。最终，学术出版社（Academic Press）和它那时的学术顾问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决定冒险一试，将它列入他们新出版的社会科学系列丛书。
它出版时受欢迎的程度令所有人，尤其是令出版商和作者感到意外。它受到《纽约时报》的“周日图书评论”专栏（在头版）和《纽约图书评论》的好评。1975年，它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颁发的最优秀学术出版物奖，当时这个奖项被称为“索罗金奖”（the Sorokin Award）。获得这个奖非常出乎意料，我甚至都未能出席颁奖大会。该书很快被翻译成多种其他文字。就一本学术专著而言，它的销售也非常之好。从任何标准来衡量，它都是成功的。
不过，它也很快就被证明是一本引发很大争议的书。尽管它获得很好的赞誉，但却同时也是被激烈指责的对象，这些指责来自许多不同的阵营。在最初出版的37年之后写作序言，我认为值得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这些批判从何而来？到今天，它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有效性？我自己现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批判的有效性？这些批判又是如何影响我以后几卷书的写作？
开始回应之前，我须说明一下这些批判背后的一个未曾言明的特定背景。从专业上说，我是一位社会学家。对许多人而言，这本书似乎是一部经济史方面的著作。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社会学家并不被认为会对写作16世纪的历史或对经济史学家研究的问题感兴趣。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对来自大学其他学科的入侵者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当他们几乎完全依赖所谓的二手资料来写作的时候，就像我这样。进一步而言，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全球的空间关系，这被假定为地理学家的研究范畴。最后，在本书的早期爱好者当中有一个我意想不到的群体：一些考古学家。因此，我似乎是在反对那时对各种学术研究做出分类的学科划分，而未落入在知识结构中通常被明确规定的框架。
首先应该介绍一下在写作本书时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本书的导言中，我解释了我是如何写作它的。当时我有一个糟糕的想法，即通过研究在16世纪“新兴的”国家是如何“发展”的，也许能更好地理解20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之所以是一个糟糕的想法，是因为它假设所有国家都将遵从相似的演进路线，有时被称为“发展”。不过，这种糟糕的想法也有意外收获。它使我能够解读16世纪的西欧，将我的注意力转向一些我未曾预料到的史实。
那时，在我的思想中主要是要反驳韦伯学派的社会学——不仅反驳韦伯本身，而且反驳1945年之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社会学对他提出的许多范畴的应用。韦伯论新教伦理的著作在1945年以后的时期被广泛解释为，某些类型的价值观的存在是实现现代化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那时，通常的学术研究程序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考察这种价值观是否存在或将要存在。结果，就是构建了一种进步过程的编年时间顺序。哪个国家是最先进步的？哪个国家是接着实现进步的？哪个国家是现在将要实现进步的？作为一个衍生问题，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进步现在必须做什么？
我试图从几个方面对这种解释方法提出质疑。首先，我坚持认为，这种进程不能逐国地做出考察，而只能在一个较大的范畴内去考察。这个范畴，我称之为一种世界体系（“世界”一词并不是“全球”一词的同义语）——这里我用的是“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表述的那样。
其次，我提出，所涉及的价值观是伴随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我提出，只有通过将各个国家置于它们彼此的关系中来考察，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财富积累方面成为领先者。
最后，我反对1945年之后韦伯学派所强调的主要对立关系，即现代同传统的对立关系。相反，我赞同像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所谓依附论者（dependistas）不断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和“现代”一样都是近代的产物，两者是一前一后出现的。因此，我们能够用弗兰克著名的说法谈论“低度发展的发展”。 [1]
我预想会受到1945年之后的韦伯学派的指责。但他们只是不接受我所论证的观点，一般还是会大体有礼貌地听取我的论证，尽管他们似乎认为我是在重提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相信后者已经被严肃的学者所抛弃或应该加以抛弃）。我认为，他们是对下述事实感到惊诧，即我是真的在埋头钻研16世纪的历史，而他们中许多人只是简单地依赖对韦伯命题的简单化总结（有时是曲解）来对20世纪的材料做出解释。进一步而言，正如特伦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和我在此后不久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这种所谓的由现代化理论专家所做的比较分析，大多是将有关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当代数据同假设的（而不是通过经验研究获得的）有关美国（也或许是某个西欧国家）的数据进行比较。 [2]
尽管如此，但是最重要的攻击来自其他方面。有三种主要类型的批判。我也将这些批判视为主要的批判。这些批判，反对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理由在于它同他们的分析方法不一致，而他们认为他们的方法明显更胜一筹。还存在一些我认为次要的批判。这些批判，是由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世界体系分析合法性的人提出的。他们反驳我所做的详细历史描述的根据是说我对某些重要经验资料的叙述或解释是错误的，或者说我忽视了某些重要的资料。还有第三种类型的批判，它们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提出。他们试图通过去掉连字符和复数来修正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s），即坚持认为，在过去5000年一直只存在一种“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让我们依次地考察这每一种类型和亚类型的批判。
如果说1945年之后的韦伯学派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我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恰恰相反，是“新斯密主义者（neo-Smithian）”。 [3] 就这里所言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指的是某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即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由苏联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由大多数托洛茨基派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在他们的政治发展战略上和他们对20世纪各国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解释上，这些政党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别，但他们确实拥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前提。第一个是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性质，他们将它界定为本质上是在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商（主要是工业企业家）之间展开的。第二个是有关经济基础相对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而言具有首要性。第三个是有关在因果解释中内部因素（即一个国家内部产生的那些因素）相对外部因素（即在一个国家外部产生的那些因素）而言具有首要性。第四个是有关进步的必然性，即沿着一种由不同的所谓生产方式组成的序列做必然性的演进。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责是，世界体系分析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违背了所有这些前提。但这种指责，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分析的合理性。在提及《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时，这些批判者论证，我提出的是他们称之为“循环主义”的论证，而我应该根据在生产领域发生的现象来解释问题。那就是说，当我在讨论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时，我忽视用英格兰内部的阶级斗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赞成将之归因于某种被视为外部的因素，像美洲和西北欧之间贸易流动的特性。
当然，直接的问题是对于什么而言的内部性或外部性？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内部性一直被界定为一个国家政治边界内部的因素。“经济”是国家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阶级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正是国家能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或非资本主义的。这场争论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在争论过程中，我提出了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替代性观点。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是一种我称之为“世界经济”的特定类型的世界体系。国家结构是在这种世界体系中存在的。
来自这个阵营对我提出批判的人非常顽固地坚持他们的观点。不过，在这些年中，他们在数量上变得越来越少。这与其说是同我著作的影响有关，不如说是由现代世界体系中不断变化的情势造成的。至迟到20世纪60年代，持有这种观点的政治运动受到构成1968年世界革命的各种力量的深刻挑战。由于一些强大运动的兴起，他们被迫转入防御地位，这些运动在分析社会现实时坚持强调性别、民族、种族和性的重要性。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做出的反击和一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他们同样被迫处于防御地位。作为结果，在今天仍然信奉正统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所持传统分析方法的人，相对已经很少。
还有来自被我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最后一道防线的思想立场的批判。这些批判者来自被称为“多种生产方式互相联系”的思想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曾非常有影响。 [4] 在我看来，这个学派所做的是承认下述论点，即人们不可能仅仅在一个单一国家的限度内来分析社会现实。他们看到了在世界体系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尽管他们避免使用那种说法。从本质上看，他们所做的修正是提出，尽管一个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的，而另一个国家仍然是封建制的，但它们却以特定的和重要的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他们指出，两种生产方式是彼此“相互联系”的，因此每种生产方式都以某种方式受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影响。
我认为，这种折中方法既不令人信服，也没有给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的能力增添任何重要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在流行了十年左右之后，这个学派已经销声匿迹。我想不出在今天还有谁在继续利用这种框架进行分析。
另一个对世界体系分析持非常敌视态度——几乎完全敌视——的学派是由传统的、研究普遍性规律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对他们而言，当他们确实愿意关注它时，往好里说是新闻写作，往坏里说是意识形态论述。总之，他们轻蔑地否定了世界体系分析。他们甚至不屑对它做出讨论，除了当他们被邀请担任科研基金项目申请的匿名评委的时候。
他们蓄意的忽略掩盖了一种忧虑。这个学派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是危险的，正像他们将正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是危险的一样，尽管那是出于非常不同的理由。他们确实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岌岌可危的情势。斯蒂芬·门内尔（Stephen Mennell）最近正确地指出，我的书
实际上是从历史方面反驳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揭示的、永恒存在的“比较优势规律”的一次重大努力。它表明，最初在各种社会和经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不平等程度是多么的小，但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平等程度被不断加剧，以致产生在今天被委婉地称为“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巨大差别。 [5]
由于李嘉图所揭示的规律实际已经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前提，所以我的论点受到这个阵营如此负面地对待，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不过，由于世界体系分析在知识圈中获得的影响力，这个研究普遍性规律阵营中的一些人确实开始提出一些分析，意在从经验上反驳由我们提出的、被他们视为异端的假说。这些批判者特别渴望揭示，世界体系分析并未能解释在当代世界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也未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比其他欠发达国家更能改善其境遇。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来自这个阵营的反对同样顽固，而且影响也许会更为持久。
还有第三种主要的批判。它来自我视为新欣策主义（neo-Hintzian）的学派。奥托·欣策（Otto Hintze）是一位德国的政治史学家，他被认为在其著述中证明了政治领域相对于经济领域而言具有自主性。我遭到了两种主要的批判， [6] 他们都特别援引欣策的观点作为论据。他们都指出，我错误地将政治和经济两个分析领域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领域，实际赋予了经济领域以首要性。
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对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政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仅仅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种制度。尽管我试图在随后的几卷，尤其是第二卷，详细地说明这种将两个领域分割开来的错误，但这种批判已经表明它继续存在下去的能量。在今天仍有许多人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太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他们的意识中，这样说通常就是指它太过于“倾向马克思主义”。
总之，新欣策主义者对奥托·欣策的忠诚并不比新韦伯主义者对马克斯·韦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卡尔·马克思，或斯密主义者对亚当·斯密的忠诚程度更高。就奥托·欣策而言，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发表于1929年）中，他对他的观点做了这样的总结：
总而言之，战争年代和随后的十年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证明它可以完全脱离国家和政治。相反，它们证明，国家事务和资本主义事务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仅仅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或部分。 [7]
当然，这正是我在努力表述的观点。
最后有来自“文化”阵营的批判，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在分析文化阵营的兴起时，需要记住两件事。第一是传统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理论分析将现代生活分解为三个领域：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这反映在研究现代世界的三门独立社会科学学科的形成上：关注于市场的经济学；关注于国家的政治学；关注于所有其他方面（有时被称为市民社会）的社会学。
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必然导致就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因果首要性问题展开争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普遍性规律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将因果首要性赋予经济领域。新欣策主义者含蓄地将它赋予政治领域。可以预期，也会有人将因果首要性赋予文化领域。
需要记住的第二件事是1968年世界革命对理论争论的影响。对许多人而言，1968年所发生的是赋予经济因素以首要性阵营的最终失败（由此在思想上被否定）。在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对1945年以后世界的适用性所做的强有力批判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较早提到“意识形态的终结”。 [8] 1968年以后，一个新的学派开始着手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批驳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要求做概念上的“解构”，宣称“宏大叙事”（grands récits）或“总体叙事”的终结（和无益性）。 [9] 他们大体是在说主张经济因素具有决定作用的阵营，尤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忽略了话语在社会现实演进中的中心作用。
此时还有另外一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判。他们非常正确地指责后者忽略那些同性别、民族、种族和性相关的因素，而赋予阶级斗争和“革命”以首要性，其中革命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
我由于没有加入这个阵营而受到指责。 [10] 当这个学派谴责宏大叙事时，他们往往把世界体系分析纳入到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学派的现代化理论同样的范畴之中，尽管事实上世界体系分析已经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做出过几乎相同的批判。我们拒绝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一起泼掉。
这种文化主义批判的命运是同整个“文化研究”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阵营在逻辑一致性上存在着致命缺陷。一部分人主要关注于坚持文化的首要性地位，确实也是在维护知识分子特有的利益。但另一部分人却对“被遗忘的群体”感兴趣，即那些在以前的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群体。随着后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实际上也对宏大叙事感兴趣，只不过是一种不同于1968年之前时期所运用的宏大叙事，这个联盟走向解体。这个群体开始关注一种新的由三个问题共同组成的对象：性别、种族和阶级；或阶级、性别和种族；或种族、性别和阶级。一旦这种新的三合一研究在大学中被普遍推广，一些主要对“被遗忘的群体”感兴趣的人就会停止对世界体系分析的指责，并开始寻求能够同后者达成一致的方法，或对它做出修正以使它能够更多地考虑到他们优先关注的对象。 [11]
自1974年以来的这个时期，这些主要的批判都已经提出。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批判提出者中的许多人已经销声匿迹，尽管还有一些人仍在重复着相同的批判。但这些主要的批判已经众所周知，已经变成有关世界体系分析讨论的背景知识，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仅仅是当代世界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竞争性范式。而目前正是那些次要的批判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次要的批判以三个不同的问题为中心：现代世界体系的空间边界、现代世界体系的时间边界，以及需要考察的制度变量。《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它试图确立的空间和时间边界，但相关的制度变量究竟包括哪些也许没有交代清楚。
让我们首先从空间边界开始谈起。本书的论点在于，存在着实际的边界，据此能够区分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内部和外部。我主张，在这些边界的内部，人们能够划分出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不过，第六章专门考察了在这些边界之外的地区，我称之为外部竞争场。我试图确定人们怎样才能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和外部竞争场之间做出区分。
基本的论点在于，人们能够区分出大宗物品的贸易和贵重物品的贸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基于不平等的交换。稍后，我试图进一步详细地论证这种区分。 [12] 运用这种区分，我提出了特定的边界划分。在16世纪，波兰和匈牙利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不在该范围之内。巴西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印度次大陆在体系之外。
对这些经验论断有两种质疑。一种是提出，在大宗物品贸易和贵重物品贸易之间的区分要比我认为的更为模糊，因此这种区分不可能被用于确立体系的边界。另一种质疑非常不同于第一种。它提出，一些被断言在体系之外的地区事实上在从事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某些地区的大宗物品贸易，因此以我的区分标准为基础，它们应该被视为在体系的边界“之内”。
对我称之为主要批判的攻击，我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目前，我仍然拒绝承认这些对世界体系分析批判的合法性。但对有关空间边界的批判，我从一开始就指出，我愿意仔细听取经验论证，当它们变得足够强有力时，我愿意对经验论点做出修正。汉斯·海因里希·诺尔特（Hans-Heinrich Nolte）长期以来一直论证，在16世纪，俄国像波兰一样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 [13] 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论证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但他似乎没有给出详细的论证。 [14] 不过，在更晚的时候，法鲁克·塔巴克（Faruk Tabak）提出了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论证来说明，在16世纪，人们为什么应该将整个东部地中海地区（基本上都是奥斯曼帝国的组成部分）视为现代世界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5]
就大宗物品贸易和贵重物品贸易之间的区分，批判者做出各种尝试来反对这种区分的有效性。 [16]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种很难做出的区分。尽管强有力的批判促使我更细致地推敲我的观点，但我仍然认为我的基本观点是合理的。但无论如何，正如我稍后指出的， [17] 即使我必须承认就到底什么构成“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但在体系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外存在某些地区的观念仍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思想，尽管这些地区同体系存在着某种贸易关系。它为理解现代世界体系开始时在范围上并不是全球性的，后来（在19世纪中期）如何变成全球性的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就空间边界做出理论和经验上的探讨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时间边界问题甚至更难解决。许多稍后做出次要批判的学者试图将现代世界体系开始的时间向前推到13世纪。 [18]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19] 她试图在同欧亚大陆许多不同地区建立的贸易联系的背景下考察13世纪的欧洲，以对如何解释欧洲在16世纪的“兴起”提供一种稍稍不同的解释。
这种有关时间边界的争论大部分都聚焦到有关欧洲封建制度性质的争论上。我从根本上在两种封建制度之间做出了区分。我认为，“第一种”封建制度（中世纪欧洲的）是我们通常所意指的封建制度一词，“第二种”封建制度是16世纪的，我并不认为它是指带有强制性的生产商品作物劳动的正确名称。我自己后来承认，第一卷中最薄弱的一章是第一章“序幕在中世纪拉开”。在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和资本主义的书中，我撰写了相当于对那一章做出修正的一章。 [20]
在我看来，这里的基本问题在于，并没有哪种宏观的理论框架能够对欧洲封建制度的性质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制度通常被认为在1000～1500年间达到其鼎盛时期。一些分析家将它视为某种类型的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将现代世界体系开始的日期前推，以将这段时期包括在它的时间框架之内。其他学者则将它视为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制度，由此将资本主义开始的日期后推到被更广泛公认的现代世界开始的日期，即1800年前后。 [21]
我自己的观点认为，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最好被界定为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帝国，它由罗马天主教会非常勉强地结合在一起。当然，正如我在本卷书中所表明的，我确实相信，在其内部存在着一些试图将它转变为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力量，但未能获得成功。我视为是失败的尝试，其他一些人却视为是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
我认为关键是要明白，创建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试图解释使这种世界经济成为可能的一些特殊条件。
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中，我试图解释这种脆弱的开端是如何在17世纪得到巩固的。我并不将17世纪视为一场“危机”，它导致向“封建制度”的某种回归，而是将它视为加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我相信，正是这种巩固最终使体系的进一步扩张成为可能，无论是从强度看，还是从广度看，均是如此。
因此，尽管在面对这些次要的批判时我最终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让步，但我仍然坚信我对现代世界体系开始时期所做的空间和时间边界的界定基本上是正确的。
也许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制度变量在第一卷中未能得到充分的阐明，我把几乎所有精力都花在确定在何种意义上说在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现象在性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尽管工业还只是整个生产机构中一个小的组成部分，但我坚持认为人们不应过于集中关注农业。确实，雇佣劳动仍然只占劳动力获取报酬方式中一个相对小的部分，但我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并不仅仅包括雇佣劳动。尽管如经典作家所界定的那样，资产阶级似乎还是一个相对小的集团；但我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看到，贵族正在将自身转化为资产阶级。这就是我尝试对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分析所做的全部修正所在。自1974年以来，我已就所有这些论题进行了广泛论述，就目前而言，我在《世界体系分析：导论》 [22] 中对我的观点给出了简明的总结。
在1974年以后的时期，我被质疑忽略了经济以外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军事领域和环境领域。所有这些批判者都坚持认为，我的分析框架太过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就我忽略对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研究的批判，我已经讨论过我的观点。这里只提示，我试图在第二卷中更清楚地阐明我对政治领域的理解，在第四卷，以及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 [23] 中阐明我对文化领域的理解。
迈克尔·曼（Michael Man）和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都指责我忽略了军事领域，尤其是忽略了军事技术的重要性。 [24] 我认为这种指责是非常不正确的。在本卷和随后几卷的各处，我谈到了军事技术和它的作用。但一般而言，我认为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他著名的论断“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所表述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人们就应该谨防在分析中赋予军事领域以太多的自主性。 [25]
最后，我被批判忽略了环境领域。 [26] 最初我想说，我确实没有打算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我被贾森·摩尔（Jason Moore）所做的并未直言的辩解所拯救，他通过仔细研读第一卷，揭示了我已经将环境因素和它们在建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纳入到我的分析，而且指明它们对我的分析发挥着中心作用。 [27] 事实上，我对已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也感到惊讶。
对我在第一卷忽略了各种制度变量的指责，最好的回答就是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所有方面的研究。我认为，通过阅读我的主要著作，一个理性的人将会看到我忠实于我的认识论前提的程度，即只有一种真正的整体主义分析才能够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现实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重要知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一个重要的学派，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被严重忽视了，这导致一种对世界的非常扭曲的认识。一些学者强调中华世界从15世纪到今天的持续存在。 [28] 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在中国和西欧之间所做的经济比较错得太过离谱。 [29]
不过，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则更进一步。他早期参与了世界体系分析的理论建构。他本人写的著作论证了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6世纪。 [30] 不过，到20世纪90年代，他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在他自己写作和他同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合写的著述中 [31] 提出了如下假设，即世界体系（唯一的世界体系）起源于大约5000年前。他坚持认为，能够运用世界体系分析的许多基本工具来对这种世界体系做出分析，诸如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同时存在的各种长波。
他不仅希望坚持这种单一的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同时他还希望坚持，中国一直是（或几乎一直是）这种单一世界体系的中心。他认为，欧洲“兴起”的时间只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部分时间，并将它视为是这种以中国为中心体系的暂时中断。他指出，我们中的那些论证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欧洲——不管是在16世纪还是更早——的人是犯了欧洲中心论的错误。这一指责的对象不仅包括费尔南·布罗代尔和我，而且包括马克思和韦伯。
他的主要著作《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获得了广泛的阅读和讨论。他在世界体系分析阵营中的三位同事——萨米尔·阿明、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我——都在《评论》（ Review ）杂志的一期特刊中写了长篇文章来批评该书。 [32] 我自己提出的批评以三个问题为中心。第一，我认为，弗兰克的论点基本上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论点相同。不像世界体系分析的其他著作，它才真正配得上“循环主义”的称号。
第二，我认为，他对西欧和中国在16到18世纪关系的经验分析主要是基于贵金属的流量，但正是运用弗兰克提供的数据能够证明他的分析是不正确的。进一步而言，我试图表明，弗兰克较早期的经验分析——我认为是基本正确的——证伪了他在新近研究中提出的论点。 [33]
不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的分析模式将资本主义从整个历史图景中排除了出去。我已经论证，16世纪标志着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弗兰克或任何其他人都绝不可能论证资本主义可以前推5000年。它取消了这个词的所有意义。弗兰克实际上也承认这一点，他指出，他不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用的学术概念。
就这种世界历史的中国中心观而言，最后一个问题在于，弗兰克在整个分析中赋予印度一种模糊的作用，它似乎有时被包括在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有时又被排除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通过将他对印度近代史的分析置于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背景下，阿米亚·巴格奇（Amiya Bagchi）最近写的一本书揭示了这种模糊性。 [34]
这种对世界体系分析的根本修正是否将在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尚不清楚。也许它将取决于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在未来几十年的演变。
就我而言，写作《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是一次伟大学术探险的开始。从那时起，它在许多方面就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中心所在。我目前已经完成了第四卷。正如我在那一卷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至少还有两卷待完成，甚至也许还有第七卷。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完成所有这些卷的写作工作。下述事实也许可以作为补救，即我已经写作了许多论文，它们包含了将在第五和第六卷书中所使用的材料。因此，我发表的有关1873～1968年和1945～20？？年的研究成果都能够查阅到。但写作论文和建构一种系统的叙述是两回事。我希望能够完成后一种工作。
无论如何，我确信——我怎么可能不呢？——在克服19世纪社会科学狭隘的范式上，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在一份详细的学术计划中所指出的那样，它既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新的范式（即使其他人认为它两者都是），而是“呼吁对一种范式展开争论”。 [35] 在提出这种呼吁上，第一卷仍然是原创性的和发挥了关键作用的。
[1] Andre Gunder Frank，“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XVIII，4，Sept. 1966，17-31.
[2] Terence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Patterns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Review ，1，2，Fall 1977，111-146. （Reprinted in T.K..Hopkins，Immanuel Wallerstein，and associates，World-Systems Analysis：Theory and Methodology[Beverly Hills，California：Sage，1982，41-82].）
[3] Robert Brenn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04，July-Aug. 1977，25-93. Maurice Zeitlin， The Civil War in Chile，Or，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 That Never Were （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 Press，1988）.
[4] Harold Wolpe， 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0）. See also Barry Hindess and Paul Hirst，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
[5] Stephen Mennell，“Sociology”，in W.H.McNeil et al.，eds.， 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Great Barringtong，Massachusetts：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2005），IV，1746.
[6] Theda Skocpol，“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XXII，5，Mar. 1977，1075-1090.（Reprinted in Theda Skocpol， 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Cambridge Univ. Press，1994，55-71].）Aristide R. Zolberg，“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A Missing Link”， World Politics ，XXXIII，2，Jan.1981，253-281.（Reprinted in Aristide Zolberg， How Many Exceptionalisms：Explorations in Comparative Macroanalysis [Philadelphia：Temple Univ. Press，2009，132-157].）
[7] Otto Hintze，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elix Gilbert（New York：Oxford Univ. Press，197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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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领主收入的危机终结了中世纪并开启了现代的时代之门。
——布洛赫
（MARC BLOCH）
实际工资等级（在欧洲）的崩溃构成了16世纪相对应价格的革命性上涨。这种运作是以工作更加辛劳、艰苦、贫穷和大多数人的沮丧为其全部代价的。当代人普遍的感觉是情况越来越糟了。
——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与斯普纳
（FRANK SPOONER）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
——马克思
（KARL MA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