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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理论不是一种与经验资料分析相分离的活动。分析只能靠以理论范型或见解的方式做出。另一方面，事件或过程的分析必须包括以可变事物的特有确定价值的一整套系列作为出发点，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能解释最后结果是怎样得到的。为了清晰地表达历史的解释，情况往往是，人们必须假定或是避开对可变事物的形式上相互关系作出说明。
因此，在作结论时更为简短抽象地对资料再做一次考察，通常是合乎情理的。无疑这对读者有用处。但是对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在尽力使分析有一定的精确性时，在错综复杂的细节中却会易于将其忽略掉。上述处理的经验性资料当然是都很复杂的——确实远比可能描述的复杂得多。因此，我打算回顾一下我在这本书中的论证。
为了叙述一个世界体系的起源和最初的活动，我必须论证一个世界体系的确定概念。一个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有着它的边界、结构、组成成员群体、合法的规则和一致性。它的生命是由冲突的力量用其牵制力聚合在一起的，而当每个群体不停地寻求为其利益重组它时，就会将其分裂瓦解。它有着一个有机体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生命期，在其中它的特点在某些方面有变化，而其他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能够以他的机能的内部逻辑发展判定它的结构在不同时代是强还是弱。
以我的观点而言，成为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在于这个事实，它包含的生命力大部分是自立自足的，它发展的动力大部分源于内部。读者可能感到，使用“大部分”这个词是一种学术上故意模棱两可的做法。我承认我不能说得更明确。可能没有人会能够把一个基于违反事实的假说明确化：假如这个体系因为不管什么原因，会与一切外部力量隔绝（这从来没真正发生过），这种明确化就意味着这个体系会持续以实际上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再有，当然要把它变为严格可使用的标准实际上是困难的。尽管如此，这点是重要的，并对这本书经验研究的许多部分是关键的。可能我们应当认为自足是一种理论上的绝对化，一种社会真空，很少见到，人为创造更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虽如此，这仍是一条社会真实的渐近线，其间距离虽是可以设法加以衡量的。
使用这样一种标准，所需要辩论明白的是，大多数通常被描述为社会体系的实体——“部分”（tribes）、社团、民族国家——事实上不是完全的体系。确实正相反，我们所论证的唯一真正社会体系，在一方面是那些相对小的、高度自主的生存经济，而且是不属于某些常规的纳贡体系的一部分者，另一方面是世界体系。这后一类确实与前一类有区别，因为它们相对要大，也就是说按通常的说法它们是“世界”。但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由这个事实确定的，即它们作为一个经济——物质实体是自立自足的，这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和它们内部包含的一个多重文化。
这进一步证明，至今只存在两种这样的世界体系：世界帝国，其中有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大部分地区，但却减弱了它有效控制的程度；另一种体系中则不存在这样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所有的，或真正统治所有的空间。为了方便起见和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词，我们用“世界经济”这个名词来描述后者。
最后，我们论述了在现代之前，世界经济是高度不稳定的结构，它倾向于转变为帝国或是瓦解。现代世界体系的特点在于，一种世界经济存在了500年，还没有转变成为一个世界帝国——一个在于其力量之奥妙的特点。
这个特点在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政治方面。资本主义能够一直繁荣，正是因为世界经济在其领域内有着不是一个而是一种多重政治体系。
我在这里不是要论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古典理论，即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国家在经济事务中实行不干涉政策的体系。完全相反！资本主义是以不断地吸收政治实体的经济损失，而将经济上的所得分配于“私人”手中为基础的。我所论证的不过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是基于这个事实，经济因素在一个大于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完全控制的竞争场所中起作用。这给了资本家们一种以结构为基础的策略自由。这使得世界体系的持续经济扩张成为可能，虽然它的酬报的分配是很不均衡的。只有另一种世界体系能够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和改变分配体系，并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作决定的水平重新统一起来。这构成了世界体系的第三种可能形式，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政府。这不是一种现在存在的形式，而这在16世纪并非更为遥不可及。
为什么在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会产生，并抗拒了将其改变为一个帝国的尝试，其历史原因最终要进行解释。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它们。然而应当注意，一个世界经济的范围大小是与技术状况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在它的疆界内运输和交通的可能性。因为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现象，并不是总向好的方面转变，所以—个世界经济的疆界总是流动变化的。
我们将一个世界体系定义为一个有着广泛劳动分工的体系。这种分工不只是功能性的——即是职业性的——而是地理上的。这就是说，经济任务的分布范围不是平均地分配在整个世界体系之中。确实这部分是社会生态学因素造成的结果。但是大部分是劳动社会组织的作用，它扩大和合法化了这个体系中某些群体剥削其他人劳动的能力，也就是能得到剩余物的更大份额。
在一个帝国中，政治结构倾向于将文化与职业联系在一起，而在一个世界经济中政治结构则倾向于将文化与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其原因在于，在一个世界经济中，用于群体的政治压力的首先着重点在当地（民族的）国家结构上。文化同质化倾向于为关键群体的利益服务。并且这种压力对创造文化——民族同一体起到了增强作用。
这是世界经济先进地区特有的情况——我们称之为中心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一个强大国家机器的创造随之而生成一种民族文化，这是一种通常称之为统合的现象，即作为一种保护了世界体系内兴起的不均衡现象的机制，又作为一种维持这种不均衡现象的意识形态掩护和辩护口实。
于是世界经济便划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地区。我不将其称为边缘“国家”，是因为边缘地区的一个特点是本地国家是很弱的，其弱的程度从根本不存在（也就是殖民地状况）到只有低度的自治（也就是新殖民地状况）。
在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力量、文化的完整性等一系列层面上，在中心与边缘之间还有半边缘地区。这些地区中有一些是一个既定世界经济较早形态时的中心地区，一些会是边缘地区的后来上升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扩展着的世界经济中变化的地理政治学的变化结果。
然而，半边缘地区不是一种统计学上划分点的技巧，也不是一个剩余下来的类别。半边缘地区是一个世界经济必需的结构因素。这些地区起着类似于中间商群体在一个帝国起的作用，当然随着情况不同是不一样的（mutatis matandis）。它们是生存技巧的集合点，这在政治上通常是不得人心的。这些中间地区（像一个帝国内的中间群体）部分倾向于主要位于边缘地区的群体的政治压力，这些群体可能在其他方面是针对中心国家的。这种群体在它们国家机器的内部并通过其起作用。在另一方面，主要处于半边缘地区的势力位于中心国家的政治竞争场之外，并且很难达到寻求在政治上联合的目的，若是它们在同一政治竞争场中，就会有途径这样发展的。
一个世界经济的分工包括有一种职业任务上的等级制度，在其中需要高水平技艺和较大资本额的任务保留给较高等级的地区，因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本质上是对积累的资本的酬报，这也包括人的资本，它们要比“未训练”的劳动力得到更高比例的酬报。这些职业技艺在地理上的分配不均造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强烈倾向。市场经济的力量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些情况。世界经济缺乏一个中央政治机制使它很难对报酬的分配不当有着加以制衡的力量。
因而，一个世界经济的进程倾向于使其不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扩大经济和社会差距。一个会掩蔽这个事实的因素是，一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带来了技术进步，使得扩展世界经济的疆界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的特定区域可能会改变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角色，尽管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其不同部分的报酬差别在同时进一步加大。为了清楚地考察这个很重要的现象，我们要强调一个既定的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外部竞争场之间的区别。一个世纪里的外部竞争场经常在下一个世纪变成边缘或半边缘地区。而中心国家可以变为半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也可以变为边缘地区。
当中心国家的优势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不停扩展时，在中心地区内的各个国家的能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总是追逐野兔的猎犬才能成为头等的猎犬。确实，可能已是由于在这种体系中，在结构上没有可能避免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从统治某个时期的特定国家这个意义上的最杰出者发生流动变化，这样的国家总是或早或晚被另一个国家所取代。
我们已强调了现代世界经济是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排除用“封建主义”来称呼在世界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形式。此外虽然不在这一卷中进行讨论，由于同样的原因，在以后几卷中我们将以极大的审慎对待这种主张，即20世纪在世界经济的框架内存在着社会主义的民族经济（与此对立的主张是社会主义运动控制着世界经济内某些国家机器。）
如果世界体系是唯一真正的社会体系（与真正孤立的生存经济不同），就必然随之具有阶级和阶层群体的出现、结合和政治作用作为这个世界体系的因素，因而必须予以重视。并且必然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在分析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群体时，不只要看其自我意识的状况，还要看其自我确定的地理范围。
阶级总是潜在存在的（an sich，就其本质而言是自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它们成为阶级意识（für sich，自为的），也就是在政治—经济竞争场中作为一个群体起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文化实体。这种自我意识是斗争形势造成的一个机能。但是对于开展斗争的上层阶层，因而公开其意识总是一种不得已的事（faute de mieux）。在这头一种意义上阶级界限不是划得明显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更类似于一种要加以维持的特权。
因为在斗争形势中，许多派别由于组成联盟的作用而倾向于并为两个，从这个定义上说不可能有三个或更多（有意识）的阶级。明显地能够有多种职业利益群体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在社会结构内起作用。但是这种群体实际上是阶层群体的一个变种，事实上通常与其他种类的阶层群体，如那些由种族、语言或宗教标准划分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相重叠。
说到不可能有三个或更多的阶级，并不是说总是有两个阶级。可能一个也没有，虽然这是少见和过渡性的。可能有一个，这是最常有的。可能有两个，这是最具爆炸性的。
我们说可能只有一个阶级，这和我们也说过的阶级实际上只存在于斗争形势中，斗争会将其分为两面，在这里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一场斗争可以成为一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阶级设想自身是普遍性的阶级，所有其他的都是阶层。这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事实上普遍存在的形势。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the bourgeoisie）已经被称为一个普遍性的阶级，追求组织达到其目的的政治生活来反对其两个对手。在一方面，有那些为维护传统等级区分说话的人，他们不顾这些等级已经失去了与经济功能原本有的关联这个事实。这类因素宁愿把社会结构确定为一种非阶级结构。为了对抗这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就变成为一个有自身意识的阶级。
但是资产阶级有另一个对手：工人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工人一旦成为一个有自身意识的阶级，这在16世纪虽不是很经常的，这就会使他们把形势明朗化为一种两极阶级形势。在这种环境中，资产阶级发现自己深陷于一种战术上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维持着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由于这个事实他们煽起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由此冒着削弱他们自己政治地位的危险。在另一种程度上，为了应付这个问题，他们不谈他们的阶级意识，他们就冒着把其地位削弱到相当于传统的高阶层的佃户的危险。
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体形成的过程，即将自身看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阶级，从所有社会等级中吸收它的成员，这在我们讨论都铎王朝时的英国（Tudor England）乡绅作为一个社会类别出现，或尼德兰（Netherland）北部自治市公民（burghers）的兴起时，会加以论述。他们支持自己宣称是一个普遍性阶级的一个方法是靠民族感情的发展，这给予他们的宣称一层文化上的外衣。
激进派的暴动使资产阶级深深陷入了困境，也就是说，害怕在它的两拨对手之间结成联盟，并采取主张乡土主义的形式，这在我们讨论法国在“第二个” 16世纪时曾论述过。那里的资产阶级选择了暂时的退却。他们可能实际上别无选择。但是这种退却会有它的长期后果，它出现在法国大革命后期的社会激进主义中（尽管是暂时），并使法国在经济发展中长期落在英国后面。
我们这里的例子是变得有意识的资产阶级，但这是在民族国家疆界内的意识。这明显不是唯一的选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有自身意识的世界阶级。而有许多群体向这样一个目标推进。在另一方面，在边缘地区有许多资本主义农民派别。
在查理五世（Charles V）的全盛时期，在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南部德意志、北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有许多群体，把他们的希望系于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s）的帝国雄心上[一些群体谨慎地把部分希望同样系于瓦罗亚（Valois）王朝]。如果这些群体仍是个社会阶层，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意识的阶级，它们则正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随着帝国的失败，欧洲的资产阶级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未来系于中心国家。而这些人由于他们种族—宗教的亲密关系的性质，能够转而把民族国家作为他们政治斗争的竞争场，他们也这样做了。
至于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农民，他们会高兴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国际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乐于为了加入“世界”文化牺牲本地文化的根。但是要构成一个国际性阶级，他们需要中心国家资本主义阶层的合作，而这并没有实现。于是逐渐地这些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农民变成了腐朽而势利的西班牙属美洲的庄园主（Chacenderos）或欧洲东部后几个世纪的贵族，从潜在的国际阶级意识后退到本地阶层的结合——这对西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很适合的。
特定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对于阶层群体的形成造成了一种持续的压力。当地方统治阶层受到较低阶层任何萌发的阶级意识的威胁时，强调本地文化对于加强本地的内部斗争，创造一种取代本地团结以对抗外部的手段起了很大作用。并且，如果这些本地统治阶层感到自己受到世界体系中较高阶层的压迫时，他们加倍地激发了对创造一个本地同一体的追求。
明显地，构建一个同一体不能没有沉厚的气氛。它要建立在它能寻求到的方式上，如语言、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很明显，语言和宗教的同质性和感情（更何况对个别生活方式的热爱）是社会的创造物，而不能将其看作传统不变事物的简单继续。它们是在一个充满阵痛的时代，在困难中形成的社会创造物。
16世纪就是这样一个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充满阵痛的时代。这当然是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规模宗教内战的时代。这是一个国际性宗教“党派”的时代。但是最后当尘埃落定，所有这些宗教劫乱的结果是，在国际性放任政策（Laissezfaire）——“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框架内，以各个政治实体相对的宗教同一性形式确定下来。
我们在讨论各种特有的发展时，会试图指出，为什么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各种形式会最终成为中心国家的宗教（除了法国，而这又是因为什么），而天主教（Catholicism）则成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宗教。我们对各种神学的教条是否对此有很大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虽然它们可能为这个任务提供了便利。更确切地说，这些神学的教条当在实际中向着与它们最初概念相反的方向演化时，反映着并为维持在世界体系中各个地区中的作用服务。
经常听说查理五世（Charles V）由于企图保持在宗教分裂中作一个仲裁者而不是主角的地位，失去了创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基督教新教国家的大好机会。但是这种批评忽视了这个事实，查理五世寻求创建的是一个世界帝国，而不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中心国家。帝国的兴盛要靠多种宗教来反映多重的作用，而它们极少集中在特定的政治疆域之内。在国际的异质多样性中有着民族的同质性，是一个世界经济的常规状态。
至少这是在最开始时的常规状态。中心国家因为它们复杂的内部劳动分工，反映了这个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模式。在16世纪，英格兰已经向着变为不列颠（Britain）的方向前进，它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在有着相对异质多样性的国家中具有地区的同质性。
宗教不一定是主要阶层群体的明确文化特点。语言在16世纪确实开始起到了这种作用，它的重要性随着这个世纪的过去而增加了。但是，在一个世界经济中作用的专业化方面，宗教的增强作用要优于语言的增强作用。它较少干涉世界经济内部进行交往的进程，它也较少使自己参与（只是较少而已）孤立主义者的封锁，这是因为世界性宗教基本上是以普世主义为主题的。
16世纪的欧洲世界经济倾向于大体上是个一个阶级的体系。它是从经济扩张和资本主义体系中获益的能动力量。特别是在中心地区，他们倾向于具有阶级意识，也就是在政治竞争场中作为一个首先由在经济中的共同作用确定的群体起作用。这种共同作用从20世纪的角度看来，事实上确定得很宽。它包括农民、商人和工业家这些人。各个企业家经常在无论其中哪一个活动中来回转换，或是将其合并在一起。这些人之间的关键区别，不管他们的职业如何，主要是看一些人趋向于从世界市场中得到利益，其他人则没有这种趋向。
这些“其他人”以他们的阶层特权进行抵抗——那些传统的贵族，那些由封建制度产生的小农，那些由行会垄断产生的人都成为过时的了。在文化相似性的掩盖之下，他们能够结成奇特的联盟。这些奇特的联盟能够采取非常实际主义的方式，迫使政治中心考虑他们。在我们讨论法国时指出过这样的例子。或者，它们可以采取一种政治上消极的方式，这很适合世界体系中统治力量的需要。
这幅图画的细节是以阶层团体多种形式的甲胄、它们的力量和主音调充填的。但是大背景是以阶级形成的过程构成的。就此而言，16世纪不是决定性的。资本家形成了一个阶级，生存下来并取得了公民权（droit de cite），但还没有在政治竞争场中获胜。
国家机器的演变准确地反映了这种不确定状况。强大的国家为某些群体的利益服务而伤害其他人的利益。然而从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来看，如果有着众多的政治实体（就是说这个体系不是一个世界帝国），那就不会有所有这些实体同等强大的情况。因为如果是那样，它们就处于阻碍位于其他国家的跨国经济实体有效运作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劳动的世界性分工被阻止，世界经济的衰落最终导致世界体系的瓦解。
但是也不能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中，资本家阶层就没有机构保护他们的利益，确保他们的财产权利，保证各种垄断，和把损失分担到较多的人口中等等。
于是世界经济就发展出了一个模式，其中中心地区的国家机构相对强大，边缘地区的国家机构则相对弱小。哪个地区起哪种作用在许多方面是偶然性的。必然的情况是在某些地区国家机器要比其他地区强大得多。
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指其力量相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国家，包括其他中心国家强大，相对于国家疆域内地方政治单位强大。实际上，我们是指一种在事实上与在法理上同样的统治权。我们也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内的任何特定社会群体强大。明显地，这类群体在它们能够带给国家的压力程度上是有变化的。也很明显，这些群体的某种联合控制着国家。这并非说国家是一个中立的仲裁者。但国家并非只是现存力量的简单媒体，若这是因为这些力量中有许多是处于一个以上的国家内，或是因为其包括的范围与国家疆域的联系很少就好了。
因而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一个部分自治的实体，其意义是，它有一个它可以利用的行动余地，在其中反映了多种利益的妥协，即使这种余地的界限是由原生力量的某些群体的存在所确定的。成为一个部分自治的实体，就必然有一群人，他们的直接利益是由这样一个实体提供的，即国家的管理者们和一个国家官僚阶层。
这样的群体出现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框架之中，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两个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上最强大的群体：是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层和旧的贵族等级在两难之间的最好选择。
对于前者，以“绝对君主制”为其形式的强大国家是首要的顾客，是对抗地方上和国际上匪徒的保卫者，是社会合法性的一个模式，是防止在其他地方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家障碍的先发制人保护措施。对于后者，强大的国家代表对同样强大的资本家阶层的一个刹车器，一个阶层习俗的支持者，秩序的维护者，奢华的促进者。
无疑，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发现国家机器是对财富的一个沉重的消耗负担，还是一个好管闲事的非生产官僚阶层。但是他们有什么选择呢？尽管如此他们总是不安分的，而世界体系的现实政治，就是由这两个群体努力使它们自己与对它们而言是国家机器的负面影响相隔离的反复斗争而构成的。
一个国家机器包括一个倾斜的机制。在某一点上力量创造出更大的力量。赋税收入使国家能够有更大规模、更有效的文职官僚和军队，这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的税收——这是一个以螺旋形持续的过程。这种倾斜机制也向另一个方向起作用——弱小导致更加弱小。在这两个倾斜点之间就是建立国家的治术所在。就是在这个竞争场中各个管理者群体的技巧产生了差别。而正是因为这两种倾斜机制，在世界体系中某些点上一个小的差距就能够迅速变成大的差距。
在那些国家机器弱小的国家里，国家管理者不能起到协调复杂的工业—商业—农业机制的作用。他们只不过成为其他人中间的一拨地主，对全体人没有什么可以宣称的合法权威。
这些人便被称为传统统治者。政治斗争经常以传统对变革的方式命名。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误解和意识形态上的术语。这在事实上可以看作一个总的社会学法则，在任何特定的一个时间上，被认为是传统的事物有着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晚近的起源，主要代表着受到衰落的社会地位威胁的某些群体的保守本能。确实，似乎没有什么像“传统”那样，当需要指出它时就出现和发展得那么快。
在一个阶级的体系中，“传统的”是“其他人”与这个具有阶级意识的群体进行斗争的名义。如果他们能够用使其广泛合法的办法把他们的价值护卫起来，甚至更好地将其纳入立法的界限之内，由此他们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法变革了这个体系。
传统主义者们可以在一些国家中获胜，但是如果世界经济生存下来，他们必然在其他地区或多或少遭受损失。进一步说，在一个地区的所得是在另外地区所失的对应之物。
这不完全是一个总和为零的竞赛，但要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所有的因素都同时向一个既定方向改变其价值，那也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体系是建立在其中具有多重价值的各体系之上，它反映着在世界劳动分工中各群体和地区特有的功能。
我们在这里没有穷尽与一个世界经济中各种机制有关的理论问题。我们只是谈那些世界经济在创建时的早期要论述的问题。也就指16世纪的欧洲。许多在较晚阶段出现的其他问题，将在经验上和理论上于后面几卷中处理。
在16世纪，欧洲像一匹狂奔的野马。某些群体企图建立一个以特有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在中心地区创建作为这个体系政治经济担保者的民族国家，和得到不只能付出利益，还能付出维持这个体系的费用的工人，这是不容易的。做到了这些是欧洲的光荣，因为没有16世纪的冲击，现代世界就不会诞生，虽然它充满着残酷，但它诞生总比没有诞生要好。
它诞生的不易也是欧洲的光荣，特别是其不易是因为那些付出短期代价的人们，对其不公平毕竟发生了引人注意的呼喊。在波兰、英国、巴西、墨西哥，农民和工人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暴乱。正如托尼（R.H.Tawney）对16世纪英国的农业骚乱所说的：“这些运动是血与肉，高尚和勇敢精神的考验与证明……它的人民没有忘记如何反抗，是这个国家的一件幸事。” [1]
现代世界的标志是它获暴利者的梦想和被压迫者对这种专断的反抗。剥削和拒受剥削作为不可避免之事，恰恰构成现代持续的二律背反现象，它们共同处于一个辩证过程之中，到20世纪还远没有达到其顶点。
[1] 托尼，《农业问题》（Tawney， Agrarian Problems ），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