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体的范围，从政治的词汇来定义是较易于确定的。如果我们要知道中国在1600年所包括的领土，我们需要查阅一些档案，它们就会告诉我们那时在法律上宣称的权利。当然，总会有一些边缘地区，那里的主权为两个敌对的国家机构所争夺，或是那里帝国的权力在事实上几乎觉察不到其存在，可以使我们把这种权利看作是法律上的假定。但是这些标准差不多是直截了当的：将在某种程度上名义的权威（不管其有多大）和有效的权威（不管其有多小）结合起来考虑，一般而言就会得到我们所需的结果。

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一种社会体系的范围，它不能用政治意义来确定，像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世界经济”就是如此。谈到在16世纪存在一种欧洲的世界经济，我们所指的范围是比全球要小的。但是要小多少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欧洲”进行贸易的世界任何部分都包括进去。在1600年葡萄牙人与中非洲的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王国和日本都进行贸易，而很明显难于认为莫诺莫塔帕或日本是那时欧洲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我们却认为巴西（Brazil）（至少是巴西的沿海地区）和亚速尔（Azores）群岛是欧洲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还有在西欧和波斯之间穿越俄罗斯的过境贸易。 ^[1] 而我们认为波斯当然是处于世界经济之外的，甚至俄罗斯也是如此。俄罗斯在此之外，而波兰却在此之内。匈牙利在此之内，而奥斯曼（Ottoman）帝国却在此之外。这种区分是以什么根据来确定的呢？

这不是一个简单地有关贸易量或贸易成分的问题。弗塔多（Celso Furtado）认为：

除了金银，在殖民化的头一个世纪中，美洲人生产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能在欧洲市场上出售。不像东印度群岛人（East Indies），那里生产的物品每一磅都有很高价值，如香料、丝和薄棉布，美洲人却生产不出任何能够作为获利贸易来源的东西。 ^[2]

然而，美洲人在此之内，东印度群岛人却在此之外，至少我们是如此坚信的。

我们应把这种区分看作是一种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和它的外部竞争场的区别。一个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在地理上是其延伸部分，其产品主要是低级货物（也就是说，货物的劳务所获报酬较低），但它是劳务分工整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其中包括的商品对日常所需是不可少的。一个世界经济的外部竞争场由其他世界体系的各部分组成，使这种世界经济与其他世界体系有了某些贸易关系，主要是以贵重物品的交换为基础，有时这被称为“富人贸易”。我们将首先通过分析俄罗斯和东欧各个部分，印度洋地区和西班牙属美洲在16世纪的不同，以力图把这种区别展现出来。

初看俄罗斯和东欧似乎是非常类似的。它们都有经营商品粮生产、并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大领地兴起的历史。确实如布罗代尔（Braudel）指出的，在奥斯曼帝国那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3] 在这两个地区，对农民的强制首先是国家当局采取措施的结果。在这两个地区，地主阶级看来都在那个时代变得很强大，而市民阶层却削弱了。再者，这两个地区看来都受到价格革命的影响，并且与具有合理的精确性的总变量是相符合的。但是更准确的观察就会展现出一些区别。 ^[4]

我们在论述俄罗斯与西欧的关系和东欧与西欧的关系的不同时，将从以下三个主要题目出发：（a）贸易性质上的不同。（b）国家机器的力量与作用的不同和（c）作为以上两点的结果，其当地城市市民阶层的力量与作用的不同。

革命前的俄罗斯历史学大家克鲁契夫斯基（V.O.Kluchevsky），将他的俄罗斯史建构在这个前提之上，即“俄罗斯历史的主要基本因素一直是移民和拓殖，并且……所有其他因素一直是或多或少密不可分地与此联系的”。 ^[5] 在我们述及的范围内这是正确的，这是16世纪的一个现象，当时的俄罗斯像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了一个经济成长的新时代……” ^[6] 一般认为，1552年对伏尔加河（Volga）间的喀山（Kazan）汗国的征服，和紧接之后于1556年对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征服是一个转折点。 ^[7] 在接着的一个世纪中俄罗斯向南拓殖了森林草原地带，沿着顿河（Don）到达亚速海（Azov Sea），并沿着伏尔加河到达里海（Caspian）。俄罗斯也向横跨西伯利亚（Siberia）沿途的一大部分地区推进。在同时，乌克兰人（Ukrainians）（当时在波兰统治之下）沿着第聂伯河（Dnieper）推进，所有这些地区在1654年都成为俄罗斯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向南和向东的扩张是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重要的是要指出，这种扩张方向是由于环绕着俄罗斯的地区各个政权力量的作用。像瓦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提请我们注意的，这是“在俄罗斯人在西方被阻止和击退时开始向东朝西伯利亚推进的真正时刻。” ^[8]

因此，在俄罗斯这种情况下，西方贸易者面对的是一个比波兰、波希米亚（Bohemia）或梅克伦堡（Mecklenburg）远为广大的国家。也是一个本身有着明显的帝国结构的国家。然而波兰的外部贸易几乎完全是与西欧的，俄罗斯却既与西方也与东方贸易。正如布卢姆（Jerome Blum）说的：“东方贸易对俄罗斯可能比它与西方的商业更重要。” ^[9]

不只是东方贸易在数量上更大，而且它的性质和数量使其有形成一种世界经济的倾向，或者像一些作者以略有不同的理论框架所说的，形成了一种国家市场。曼科夫（A.G.Mankov）指出，粮食生产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概念：“在谷物变为商品之前，在封建社会内部是谈不上商品关系的有效发展的——这表明了农业和手工业（métiers）之间某种水平的分化。” ^[10] 因此让我们检验一下小麦生产扩大的现象，这在15和16世纪的波兰和俄罗斯是已知的，波兰正如我们已经论证的，已在16世纪并入欧洲的世界经济，它的小麦既为其市场出售，也为其市场种植。像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所说的：“这个世纪末具有压倒性的特征明显的是这个事实；波兰的小麦被吸收到欧洲的价格的总流之中。” ^[11] 这对波兰和欧洲其他地区是关键性的，因为波兰那时变成了“谷物的最大出口者。” ^[12]

波兰小麦出口经济的兴起，正如我们看到的，意味着用强制劳动生产商品粮的大领地的兴起。这也意味着贵族政治力量的兴起，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去除贸易障碍方面与西欧的商人相一致。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波兰维持了一种开放经济。 ^[13] 波兰贵族的繁荣是如何依赖于这种开放贸易，从1626～1629年间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封锁维斯杜拉河（Vistula）造成的经济困难可以清楚地证明。他企图以此“切断波兰的神经”。 ^[14] “经过波罗的海（Baltic）港口的谷物出口（在波兰）被迅速实行了，其比例足以支配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 ^[15] 这个事实被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用以解释波兰17世纪衰退的毁灭性影响，这种影响在波兰各地依其地方经济出口取向的程度而各有不同。 ^[16]

这可以用小麦的价值在欧洲的世界经济的总产品中只占相当小的比例来反驳，但是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对此回答说：“不是商品出口的数量（事实上不很大）应当成为学者只予注意的目标，而是在商业中间人和土地所有者剥削农奴劳动所分配的利润率。” ^[17] 霍斯佐斯基（Stanislan Hoszowski）指出，在16世纪的全面物价上涨中，不只是波兰的物价在西欧与中欧之前就开始上涨，并且在美洲的财富对物价造成冲击之前就如此， ^[18] 而在波兰内部，“土地所有者从（物价上涨）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和市民却只因此遭受了损失。” ^[19] 这种对农民经济榨取的反应是经常性的农民反抗斗争。 ^[20]

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当时在俄罗斯小麦生产的作用。让我们从曼科夫（Mankov）对16世纪俄罗斯的论断说起：“可以说在那时只有一个国内谷物市场。” ^[21] 也就是说，虽然几乎没有小麦出口，但“在16世纪已存在着地方市场间的一种联系，有时彼此之间是非常遥远的。” ^[22] 因而资本主义农业在那时就以类似的形式，一方面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出现了。但是当前者为扩大的西欧市场生产时，在俄罗斯“领主们为扩大的国内市场生产。” ^[23] 确实在16世纪，“将粮食装船运出国外需要沙皇的特许。” ^[24] 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专业化只以小规模在俄罗斯的世界经济中有所反应。俄罗斯世界经济的中心是出口制成品（金属器物、纺织品、皮货、武器和盔甲），以换回奢侈品、棉布、马匹和绵羊。 ^[25] 此外，他们把西方的制成品再向东方出口，“虽然这种活动在16世纪显然不是非常重要的。” ^[26] 俄罗斯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的集中地的愉快效应：“毛皮、盐、兽皮和其他物品从殖民地流入旧有地区，创造了新的财富，并刺激了商业和工业活动。” ^[27]

但是俄罗斯与西方的贸易又如何呢？它和波兰与西方的贸易不相似吗？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以18、19世纪的现象去推断16世纪，因为那时一个分立的俄罗斯世界经济确实已经消失，俄罗斯已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又一个边缘地区。 ^[28]

确实一眼看去，在16世纪发生的情况是，“在与西方的贸易中，俄罗斯用原料和半成品交换制成品。” ^[29] 俄罗斯出口用作军舰补给品的各种原料（亚麻、大麻、油脂、蜡）和毛皮，进口奢侈品和金属物品（包括军火）。但是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来，这种贸易似乎都不是很重要的。对西欧来说，直到17世纪前不能说俄罗斯重要到“粮食与森林产品的供应库”的地步。 ^[30] 威兰（T.S.Willan）认为对英国这个16世纪与俄罗斯贸易最多的西方国家来说，俄罗斯的主要价值是“作为海军重要物资的一个来源。”但是他又说：

有点难于说这种贸易对俄罗斯人是否有同等的价值。他们出口到英国的海军补给品所换回的，多半是这个公司所宣称送给俄罗斯的武器和军火，特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 ^[31]

“特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将回头讨论这个见解。阿特曼（A.Attman）认为重要的进口不是金属物品，而是以银条或工艺品形式的银。他提出在教堂、修道院、宫殿中银的非常积聚和对银条的重要发现来证实这个假设。 ^[32] 如果记得主要出口是毛皮，“那时尊严和财富的穿着”， ^[33] 所谓“富人贸易”的一种，我们就可以认为，16世纪俄罗斯—西方贸易的主要部分是贵重物品的交换，一种消费而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所以在紧缩时是不重要的，因而对经济体系的作用不是主要的。这并不是说它是不重要的。中间人靠它获利。无疑国家从此也得到了一些关税收入。无疑它也加强了社会声望积聚的体系。而关键是，如果发生了相当于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在1626年封锁维斯杜拉河同样的封锁，对俄罗斯内部经济的影响会远比在波兰要小。

我们一直用波兰作为欧洲的世界经济边缘地区的一个国家的例证（作为外部竞争场的一个对立面）。但波兰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边缘地区的其他国家，会有什么不同吗？回答是会有一些，但看来是不重要的。

例如，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农奴”的“强迫劳动”不总是完全用强制劳役（corveé）的形式，有时是用“强制工资活动”的形式。 ^[34] 瓦尔加（Josef Válka）指出这种中间形式的劳役在波希米亚是与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导向一个内部市场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 ^[35] 帕特拉内（Josef Petraň）同样指出，在中欧如波希米亚、西里西亚（Silesia）、萨克森（Saxony）、奥地利各种较小的领地上，大地产兴起的趋向较弱，他认为我们能够看到专业化的产生不只是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而且发生在农业本身的内部，但“很自然这其中的专业化不会是完全的。” ^[36] 马洛维斯特（Malowist）指出，在丹麦农业的专业化与在东欧相似，因为在16世纪期间，丹麦和霍尔斯坦（Holstein）贵族“发展出了一种以农奴劳动和以农业和乳产品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它也以他们农奴的产品为基础，因为农奴从事商业的机会被限制到最低程度。” ^[37] 但是他说这种贵族掠夺的社会进程“能够最清楚地在波兰、勃兰登堡（Brandenburg）、波美拉尼亚（Pomerania）、梅克伦堡（Mecklenburg）和立沃尼亚（Livonia）看到，在丹麦就显得微弱得多了。” ^[38]

由于这些例证我们可以说，它们显示出在16世纪，欧洲的劳动分工结构已经变得更复杂了。然而，对于波希米亚这个为欧洲的世界经济其余部分所包围的小国，低出口率的意义与俄罗斯这个在欧洲世界经济边缘的大帝国相似的低出口率相比，必然是十分不同的。波希米亚政治行动的自由毕竟要少得多，因而它的经济依赖性毕竟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分析者必须把绝对值看作最小因素而把比例看为最大因素的事例。 ^[39] 波希米西倘使贸易被切断，将比俄罗斯难以适应。因而它的经济活动必须更有意识地在欧洲世界经济需求的框架内发展。

让我们回到威兰（Willan）有关1550和1560年代的评论。我们的解释至此应是很明白的，在边缘地区和竞争场之间的界限是可变的，不论从分析者确定它的困难性还是它的易于变动的意义上都是如此。一种观察此期间的俄罗斯历史的方法，是看它在欧洲曾尝试将其包括在世界经济之内时的反应。这个尝试在那时失败了，因为欧洲的技术和经济还不够强大。在以后的时代里它最终成功了。雷诺兹（Robert L.Reynolds）以某种民族优越感提到了这个进程：

在我们能述及的范围中，是英国人开辟了一条通路并引发了俄罗斯人的扩张……英格兰开辟了（北方）通路（在1553年）给予俄罗斯一个巨大的毛皮市场，它刺激了边疆的哥萨克人（Cossacks）和施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s）用他们的资本和经营才能尽可能快地向东方和北方推进。每年他们占据了毛皮贸易的新地域，完全像法国和英国的毛皮商人和以后的美国人，越来越远地推进到北美洲的西部。用这个巨大的毛皮市场，开辟了从西欧购买精美纺织品、金属器物和其他东西的可能性。 ^[40]

英国人闯入俄罗斯人的世界，是与俄罗斯内部政治发展相协调的吗？对这幅图景我们必须翻转过来，看看俄罗斯对“带入欧洲”作何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如何将俄罗斯与东欧进一步区分开来。马洛维斯特（Malowist）指出，在俄罗斯中部种植的粮食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北部与东北部和西伯利亚出售。 ^[41] 因而俄罗斯小麦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拓殖和征服”它本身很富庶的北方和东北领土，这些领土又“供应了无数的财富，首先是为沙皇们的财库，然后就是商人们的财产。”

要评价俄罗斯国家的作用，我们要简要说明我们在前一章所论述的西欧中心国家中国家的作用，再来考察东欧边缘国家中国家的作用，以两者与俄罗斯国家的作用进行比较。我们将绝对君主制描述为这样一种结构，其中国王和他的臣仆靠着一个世袭的和贿买的官僚阶层和雇用常备军的帮助上升到政治上的首要地位。一方面国王寻求城市商业市民阶层中有势力的部分的援助，他们供给国王金钱和对于有离心倾向的旧贵族某种政治上的制衡。另一方面，国王是传统社会阶层体系的顶峰，并最终是贵族反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体系侵蚀作用的保护者。

因而对这两个社会阶层旧贵族和商业市民阶级而言，绝对君主制对每一方都是较小的祸害，它力量的发展建立在他们都没有其他选择的基础上。它创造了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实体的可能性，以从整个欧洲世界经济的剩余产品中得到不成比例的份额，为这两个阶层很好地服务。在16世纪，我们至多可以说是国家“财政主义”（fiscalism）或“早熟的重商主义”。从大约1650年起，西方国家实行全面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图进一步加强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

16世纪在西欧是一个国家力量兴起的时期，而在东欧是一个国家力量衰败的时代，这既是东欧经济地位的原因也是其后果。这是社会变化累积影响的又一个例证。当波兰的土地贵族通过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作用变得强大时，本地的市民阶层则变得衰弱了。国家征税的基础消亡了，这意味着国王不能供给维持一支足够的军队。 ^[42] 这样大地主需要确保能保护自己，但是这必然造成了私残的条件。 ^[43] 这些私人军队中有一些在数量上与王权的军队相等。 ^[44] 国王变为由选举产生，中央立法机关议会（Seym）开始把它的许多权力转交给地方会议（diets）。

从这时起，国家机器分解就加速进行了。塔兹比尔（Janusz Tazbir）揭示出这一步如何导致下一步的：

从1613年起有关税收的决定权作为一种常规转到地方会议了。财政系统的权力分散导致一种情况，一些地区必须比其他地区交纳更多的税。当地方会议被赋予投票决定甚至有关国家防务的税收时（1640年），混乱进一步加剧了。所有这些必然导致国库资金的衰竭，最终使供养军队完全变为不可能。

士兵由于军饷被拖欠，组织了军事同盟或联合蹂躏国家，构成了政治动乱的危险中心。 ^[45]

在西欧，王室财产的增长是靠牺牲教会财产得到的，甚至在天主教（Catholic）的西班牙，但在波兰不是这样。在宗教改革的第一次冲击中，一些教区的教会土地被新教（Protestant）的乡绅没收，但甚至在那时主要教会财产的大部分未被触动。此后反宗教改革因我们已阐明的原因获胜。然而因为国家十分衰弱，王室财产也减少了。 ^[46]

类似的进程也发生在东欧的其他地方。今天大多数人把普鲁士（Prussia）国家与两个现象联系在一起：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容克（Junker）贵族阶级。在16世纪严格地说，在后来构成普鲁士的那个地区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容克贵族阶级。但这也是一个国家变得更弱而不是更强的世纪。

首先，大地产体系是以极小的小屋农保有地和强制劳役（corvée） ^[47] 为基础的，它于那时在易北河（Elbia）以东发展，被称为庄园主地产（Gutsherrschaft），取代了被称为领主地产（Gutswirtschaft）的旧封建形式，正如这个名字所表示的，在权力的内部体系上与旧的形式有极明显的不同。在这个新体系中，像吕特格（Friedrich Lüutge）所说的，“这种地产有些像国家内的一个小政治单位：它的居民只间接是本国君主的属民。” ^[48] 其次，像在波兰那样，霍亨索伦（Hohenzo-llrns）家族用他们的王室领地甚至以前教会的土地 ^[49] 作为借债的担保，这是一个持续地削弱其力量的进程。这些由王权采取的极端（in extremis）措施，非常有利于容克贵族阶级。 ^[50]

在德意志（Germany）君主权力的衰退进程在16世纪一道继续着，在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结束了三十年战争时达到最低点，泰勒（A.J.P.Taylor）认为这是一个“与其说是德意志衰弱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的和平。虽然和平是外国列强“强加”的，没有它们的干预事情会更糟。“在1648年的唯一选择不是外国的干涉少一些而是多一些——继续这场战争会直到将德意志的大部分实际上在瑞典、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s）之间瓜分掉。” ^[51]

瑞典的地位值得简要地注意一下，因为瑞典的国家机器的演化接近于西欧而不是其边缘地区的模式，虽然当时它在经济上是很落后的。它的强大不是因为其商业和工业强大，虽然铁产量从1540年起就稳步上升。 ^[52] 看来矛盾的倒是由于它农业的落后，它的贵族希望靠其他土地上的获利立足，因为他们缺乏靠自己土地获得地位的能力。或者至少如马洛维斯特（Malowist）所论述的：

这值得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瑞典控制波罗的海的某些方面。事实上，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扩张开始时是小规模的，但在15世纪就能察觉了。并且瑞典在15和16世纪是经济上非常落后的国家，不只是与西欧比较，甚至与德意志东部或波兰相比也是如此……因而应当说，就瑞典商人的地位而言是不能用来解释瑞典对邻国的侵略的，因为这些商人从瑞典的征服中只得到微不足道的利益，甚至有时还要反对征服政策，认为它不过是不断增加税收的一个缘由。

相反地，强烈支持扩张的群体是贵族阶层。贵族当时不能够用牺牲农民阶层来增加他们相当少的收入，因为农民阶层是强大而组织良好的。对于大领主和贵族而言，正是征服和统治被征服领土带来了新收入的重要来源。 ^[53]

而我们若要问为什么农民阶层如此强大，可能不正是由于这个事实，即瑞典在那时只有着“一种几乎不能供应自己需要的农业，”因而它直接财富的唯一真正来源就是“某种靠它邻居的衰弱的寄生生活，是贵族权力巨大增长的结果。” ^[54]

瑞典作为一个适中的反常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有着弱小的市民阶层的边缘国家，它是一个贵族政治权力随着16世纪经济扩张而增长的竞争场。但是小麦的增长由于那时气候逆转被遏止，特别对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国家造成了不利影响。 ^[55] 因而贵族需要征服，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强大而不是衰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强大的国家，他们就能在17和18世纪用重商主义作为工业进步的楫杆，因而避免了波兰的命运。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俄罗斯。俄罗斯不是欧洲世界经济一部分这个说法的一个关键根据，就是在俄罗斯绝对君主制的成长具有与其在西欧的发展在某方面本质相同之处，而与东欧有着明显的不同。

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16世纪商品粮生产强制劳动的兴起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直接与被称为（军事）“领地制”（pomestia）的军事采地的创设相联系，它被用来酬劳沙皇的支持者。在某种意义上，这与西班牙属美洲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s）有一些类似之处，然而这种强制劳动制度不能够立即实行，因为土地首先要从旧贵族（the boyars）和修道院那里征用。也没有任何相当于部族酋长（cacique）的中间人，除非将俄罗斯东正教（Orthodox）教士在某些地区所起的类似作用也算进去。确切地说，“农奴制”的法律强制是在农民债务的增长进程使“再封建化”的过程进行到最后时才实施的。克鲁契夫斯基（V.O.Kluchevsky）描述了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

地主的借贷产生了这样的关系，在其中领主的农民必须二者择一，或者作个有着明确偿还期的破产农民，或者作个没有明确偿还期的奴隶（就是用自己劳动的形式偿还债务）。而这种限制不是用警察拘留在居住地……而只是在国家总的民法之下，由于债务工人对个人（也就是对土地所有者）的一种隶属关系。因而到16世纪末，农民的移居权没有法律的取缔就自行消失了。

农民自己在为一小块土地和一笔贷款与土地所有者做交易时，永久放弃了（通过佃户契约）曾经拥有的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有终止他承担的契约义务的权利。 ^[56]

但是当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在16世纪中期的军事成功，将今日俄罗斯欧洲部分东南部的大片无主土地并入后，自愿的农奴化在俄罗斯就不够用了。为阻止农民人口跑到那些新土地上，致使军事“领地制”（pomestia）的持有者失去劳力，引起政府失去纳税者，“采取了对农民迁移自由的限制措施。” ^[57] 如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指出的：“农奴化的进程不靠国家权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个敞开面对着在南方和东方如同俄罗斯大平原那样的巨大空间的国家中，其他方法怎么能行呢？” ^[58] 国家机器的积极作用因此很紧密地与俄罗斯卷入征服战争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

当然在西班牙也是这样。但是西班牙由于金银、意大利的借贷人和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的联系，与欧洲世界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保持了下来。俄罗斯则寻求创立它自己的世界经济。然而俄罗斯国家创立的最初过程与西班牙有某些相似之处。西班牙的创建是“光复运动”（reconquista）的结果，它的领土是基督教十字军从由北非洲来的穆斯林征服者那里夺回的。俄罗斯的创立是一个推翻“鞑靼（Tartàr）奴役”的过程，是基督教十字军从中亚细亚来的穆斯林（或伊斯兰化的）侵略者那里再征服的领土构成的。莫斯科公国（Muscovy）的作用类似于卡斯提尔王国（Castile），共同斗争的激情（élan）极大地帮助了莫斯科公国的胜利。 ^[59]

作为得到传统旧贵族（boyars）帮助的代价的一部分，在这场再征服中，莫斯科公国的沙皇们必须承认他们根据在早期历史上的阶层秩序所宣称的永久性首要地位。 ^[60] 这种制度被称为“任官等级”（mestnichestvo），是变革进程中创立的那些重要传统之一。为了平衡贵族的这种新力量，伊凡三世（IvanIII）在15世纪晚期创立了一种非完全私有采邑的新制度，称为军事“领地制”（pomestia），它作为回报军事服役的俸禄赐予。“领地制”由征服的边疆土地，从修道院和游荡的旧贵族（boyars）处没收的土地，也从自由农民处夺来的土地中创设。 ^[61]

但是因为没有宗教改革，教会能够进行抵抗，所以存在着两种土地租佃制，军事“领地制”和被称为“世袭领地”（votchina）的旧庄园制度，这给了修道院一个很大的机会，使“世袭领地”（votchina）的拥有者开始把他们的土地出售或捐赠给教会（特别在1550年之后），以换取终身的租佃权。确实这有着宗教上的缘由，但关键的因素看来是社会与政治方面的。 ^[62]

正是创立了军事“领地制”这种租佃的新形式，它不是以传统的相互封建义务为基础，通常位于边疆地区，再加上领土扩张和因此而来的现成可用的土地这个事实，导致政府于整个16世纪一直在推行加强农民劳动与居住束缚的强制性的措施，始于1497年的法典（Code），到1649年的大会法典（Assembly Code）达于顶峰。 ^[63] 没有这样的限制，农民将会拒绝服劳役。教会的政治力量意味着国家不能阻止土地从赋税体制中流失。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增加剩下土地的赋税，进一步压榨农民。 ^[64] 再加上因为农民在修道院土地上被给予较优惠的条件，增加的赋税就更进一步起到了促使农民移居的作用。

这就是“50年代与60年代”问题的背景。“恐怖者”伊凡四世（Ivan IV，the Terrible）从1547年到1584年的统治期间，是俄罗斯历史的关键时期，因为伊凡一心一意专注于固定内部社会结构以达到增强国家权威的目标，这种结构的俄罗斯在此后几个世纪为人所熟知，这也是企图建立俄罗斯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中的自身地位。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暂时在后一个目的上取得了成功。或者换一种说法，他把门口的狼赶走了足够长的时间，确实使俄罗斯在以后被吸收进世界经济时，它是作为一个半边缘国家（像17、18世纪的西班牙）而不是一个边缘国家（像波兰）进入的。

在俄罗斯内部，沙皇增加国家权力的主要武器是创设一个世袭性的国家机器（像在西欧那样），在俄罗斯它要比在法国更多地与土地权利的再分配联系在一起。一个关键性的改革是废除地方当局的“食邑”（Kormlenie）制度，即一种以承包赋税作为薪俸的制度，而用一种部分付给现金部分赐予土地的官僚体制来代替它。 ^[65] 这个改革不只创立了一个中央官僚体制；同时也创立了它的赋税基础。 ^[66] 与此一同创设了地方政府机构，它紧紧掌握在地方乡绅的手中，他们的兴起受惠于沙皇权威的扩张，并是其一部分。 ^[67] 正是在那时（1556年）军事服役牢固地与军事“领地制”（pomestia）的持有联系在一起，使得沙皇确保有一支相对忠诚的常备军。 ^[68] 军事“领地制”的发展和由此增加的监督这个制度经营的复杂性，导致在莫斯科为军事“领地制”创设了一个中央土地部门。

与此同时，伊凡四世在外部推行的扩张政策不只是在南方（那是在克里米亚，the Crimea）的边疆土地，而且向着西方的波罗的海（Baltic）地区，所谓立沃尼亚（Livonian）战争拖延了25年（1558年～1583年）。它的目标是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波罗的海强国。它是一场漫长的实质上无结果的战争。 ^[69] 假若它有更多成果，俄罗斯就会在那时被明确地吸收到欧洲世界体系之中。

可以理解为什么向西方扩张激发了沙皇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能力。不像东欧各国的统治者们，沙皇处于直接从贸易扩张中获利的地位，因为已有了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波兰是贵族操纵着从出口贸易的垄断性控制中获益。在俄罗斯则是沙皇，他为自己和他宠信的人保留这些权利。 ^[70] 因此对外贸易的沙皇对利益不只是作为关税收入的来源，而且是作为农民以物代钱交给他的非常大量货物的销路。正如城市为中世纪封建领主服务那样，伊凡四世寻求使全欧洲为其服务。因为这个计划是庞大的，他发现得到商业市民阶级（包括外国和本地的）的合作来买卖商品是方便有利的。当波兰的贵族除去波兰的商业中间人，借以避免为他们的货物付某些税时，就使国家丧失了财政收入，波兰的市民阶级也衰落了。当地主就是君主时，任何税收的减免只不过是记账上的事情。因此在俄罗斯，相对于独立的企业家而言，管理货物转运的人——商号的成员，在财政上没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是以这种身份起家的，让他们仍保持下去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在俄罗斯像在西欧那样，本地的商业市民阶级存在下来了，国家机器也同时加强了。 假若沙皇伊凡四世成功了，不能肯定俄罗斯商人的处境会如同他们预想的那么好。我们永远不能知道会如何，因为当立沃尼亚（Livonian）战争以表面上的停战结束时，所有这些事中真正实现的，是在俄罗斯引发了一场国内社会和经济危机。

在那时本身包含不稳定性的政治竞争场中，一个国家在国际领域缺少持续的成功，会导致国内展开利益斗争，常常使国家经受分裂的危险。为了抵消这种内部的动乱，伊凡四世诉诸强大的警察手段——臭名昭著的“禁卫军”（Oprichnina），因此他得到了“恐怖者”的称号。它主要包括创立一支特别的宫廷卫队，靠其帮助沙皇用激烈手段清除他的敌人，特别是在贵族当中。武器有两种：处死和没收财产，后者使沙皇能够重新分配土地给那些他希望对自己保持忠诚的人们。

在结束有政变（coup d’état）的危险状况方面，它在政治上是成功。但从许多人的观点看来，它招致了相反的结果。例如布卢姆（Blum）就说：

禁卫军（Oprichnina）的恐怖，与不成功的漫长的立沃尼亚（Livonian）战争的持续消耗着国家资源加在一起，搅乱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没收大土地集合与它们的分支，将其并入“领地制”，搅乱了这个国家经济作为根基的农业体系，阻碍了技术发展，减少了产量，制造了领主与农民之间新的紧张状态。 ^[71]

布卢姆也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加上瘟疫，庄稼歉收和侵略引起的农民大批逃亡。 ^[72] 在1575年到1590年之间，剧烈而突然的物价上涨反映并突出了这些事件。曼科夫（A.G.Mankov）在他研究16世纪俄罗斯物价波动的基础上，乐于得出更进一步的认识，“把1580年到1590年的危机看作国家经济的综合性危机，” ^[73] 这是一个他确信苏联历史著作也普遍持有的观点。

瓦尔纳茨基（Vernadsky）以类似的语气论证立沃尼亚战争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俄罗斯除了继续在克里米亚（Crimean）边疆继续作战别无选择，因为选择了在立沃尼亚作战，俄罗斯就选择了两面作战这种有着灾难性后果的政策。 ^[74] 在我看来，这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即俄罗斯在立沃尼亚可能同样也是别无选择的。瓦尔纳茨基将立沃尼亚战争看作是一场失败，在其中俄罗斯人“有幸能在1583年8月5日与瑞典达成了休战协议，尽管其条件是非常不利的。” ^[75] 也许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俄罗斯没有被拖入欧洲的世界经济中。它的市民阶级和君主，至少在当时避免了他们在波兰的同类人物的命运。

这完全不足为奇。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分析了16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模式，认为在其中哈布斯堡家族——天主教会（Habsburg-Catholic）有创立一个单一帝国体系的目标，而其反对者们则企图促成一道东方国家屏障的建立——瑞典、波兰（后来的波兰—立陶宛Poland-Lithuania）和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主要是针对东欧，”但它也成为“一道与欧洲其余地区隔离的屏障，它孤立了变得更强大的俄罗斯。” ^[76]

当天主教再度得到在波兰的地盘时，波兰—立陶宛国家却成为西班牙的盟国。当伊凡四世之后的年代里，当俄罗斯国家被内部纷争所分裂，在所谓“混乱时代”（Time of Troubles）（1610年～1613年）达于极点时，波兰在哈布斯堡家族和另有动机的瑞典的秘密支持下，进行了“肢解和征服俄罗斯的尝试，” ^[77] 这个尝试失败了。还有，瓦尔纳茨基（Vernadsky）相信，英国在那时也有兴趣建立“一种对全部或部分俄罗斯的保护权。” ^[78] 无疑，造成失败的主要因素是存在着“三十年战争”的尖锐对立分野，它一直使俄罗斯的直接敌人们转向更为迫切的事务。

但是俄罗斯正在越来越接近于被欧洲吸收。伊凡四世的“灾难性”政策延缓了它。看一下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ky）叙述在“漫长的” 16世纪的末尾发生了什么吧：

我们看到英国与荷兰帮助（沙皇）米哈伊尔（Michael）（1613～45）与其敌人波兰与瑞典和解，其原因是莫斯科公国是英、荷一个有价值的市场，也是到东方一条方便的道路——到波斯，甚至到印度。再者，我们看到法国国王建议与米哈伊尔缔结同盟，以符合法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在那里它在与英国和荷兰竞争……沙皇米哈伊尔的帝国比沙皇伊凡四世和提奥多尔（Theodor）（1584～98）的帝国要弱，但在欧洲却远不那么孤立。 ^[79]

“但”这个词不是应说成“因此”吗？伊凡（Ivan）所追求的是创立一个俄罗斯帝国，而不是欧洲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也是后来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目标。

俄罗斯与东欧间第三个重大的不同，正如我们已指出的，是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商业趋向和国家机器不同力量造成的直接后果。在俄罗斯城市和本地市民阶级在“漫长”的16世纪存在了下来，而在东欧市民阶级则大部分却没有。而土地，虽然在东欧大部分以同样的大地产形式发展起来，在俄罗斯却落入有时被称为“乡绅”，有时被称为“小贵族”（我们已看到这种区分是多么不得要领）的“新人”手中。这些人不是出身于旧贵族（boyar）阶级，而是来自两个群体——“宫廷贵族”（dvoriane）（一种宫廷贵族）和所谓“旧贵族（boyars）之子”，他们在较早的时代是较小的和偏远地区的贵族。那些存在下来的“旧贵族”大部分是“沙皇的非王室亲戚”。 ^[80] 因此，特别是在“混乱时代”（Trouble Time）之后，当沙皇米哈伊尔能够完成伊凡四世政策的必然结果时，一个新的巨头阶级出现了。 ^[81] 最终拿到了旧贵族一切正式的附有权利。“任官等级”（Mestnichestvo）在1682年废除了。军事“领地制”事实上可以由出售和继承转让，于是与“世袭领地”（Votchini）的区分便破除了。1649年的《法典》（Code of Laws）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这两种财产形式的区别， 在1731年这种财产形式在法律上合并了。 ^[82]

“新人”的兴起当然在各地都出现了——如我们在西欧确实见到的那样，在东欧许多情况也是这样。但布卢姆（Blum）抓住了要点：

俄罗斯经验……在一个重要方面与东欧其余地区不同（而类似于在西欧的情况）。在其余东欧地区小贵族的得势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君主权力的衰弱。在俄罗斯乡绅的兴起有赖于沙皇权力的增长。它是新绝对君主制风筝的尾巴。 ^[83]

最后，在东欧与俄罗斯之间的明显差别在城市地区是清楚的。城镇在东欧进一步衰落了。本地城市市民阶级和本地民族工业也进一步衰落了。这确实是一个相对而言的问题。俄罗斯与西欧比较可以被认为是相对衰落了，如果不是绝对的话。而这种衰落在东欧也不是完全性的。而有证据似乎表明，在东欧与俄罗斯之间有一种本质上的差别。

这种区别在“第一个” 16世纪可能一直是较小的。 ^[84] 但是当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多地从事直接贸易，他们在东欧公然进行“反城市活动。” 随着在波兰“小国王们”和易北河（Elbia）以东“庄园主”（Gutsherrschaft）的兴起，作为地主的君主认为没有直接的需要使他对市民表示同情。 ^[85] 当城镇衰落时贵族变得更强大了。 ^[86] 在俄罗斯，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ky）能够谈到“在16和17世纪，俄罗斯城镇和城镇工业格外缓慢而艰难的增长，” ^[87] 但至少是增长而不是衰落。布卢姆更为确定这一点。他说：

（在16世纪）的经济生活中交换的新重要性表现在城市作为工业和商业的中心重新出现，并作为在俄罗斯和外国的农产品及其他货物的市场。旧的市镇复兴了，新的建立了，一些农村定居点[像诺夫哥罗德（Novgorod）土地登记簿所显示的]开始抛弃农业转向贸易和工业。 ^[88]

与市镇力量俱增的是本地商业市民阶级的力量。地方贵族不只从地方商人那里夺去了出口贸易，“把他们贬低到代理人的角色”， ^[89] 并且与外国市民阶级分享进口贸易。 ^[90] 一个国家的本地市民阶级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外国市民阶级。德意志商人在易北河以东的经济中找不到地盘，在波兰却大受欢迎，并在政治上恰当地表示感谢。 ^[91] 确实可以推测，后来德意志市民阶级恢复权力是否是由于这个事实，即他们在像波兰和斯洛文尼亚（Slovenia）这样的地方存在了下来。相反在俄罗斯，虽然本地商人卷入来自大土地持有者，包括修道院，特别是沙皇本人最大的竞争，然而他们生存了下来。 ^[92] 一个有利因素是主要的商人被称为“客商”（gosti），被允许充当沙皇商业和财政代理人，和商人本身利益代理人的双重角色。 ^[93] 最终他们能够摆脱他们与沙皇的联系，甚至变为其有力的竞争者。而终于，“私人企业在事实上的确获得了俄罗斯向太平洋扩张的一大部分成果，虽然很少得到国家的支持，反而要与国家竞争。” ^[94]

至于手工艺工业，看来在各地都衰弱了，大部分是因为没有关税屏障，使得西欧工业更多更经济的产品在销量上胜过本地产品。 ^[95] 在某种程度上本地工业存在下来，例如捷克（Czechia）的花边，它被看作是为商人在他们所住地区之外服务的农舍工业。 ^[96] 虽然如此，因为它促进了农业的多样化，并为波希米亚（Bohemia）后来的工业发展准备了途径，它还是有所不同的。 ^[97] 但在俄罗斯，因为它有它自己的世界经济，有些积累的资本投入了工业发展。 ^[98] 甚至在欧洲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出口工业纺织业的情况中，人们会认为俄罗斯工业在竞争中垮掉，而地方工业却保有了大部分大批量市场，甚至一部分优质品市场。 ^[99]

我们能够对为什么奥斯曼（Ottoman）帝国不是欧洲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作类似的分析。 ^[100] 我们的注意力看来应当更多地转向葡萄牙的印度洋贸易和它与西班牙的大西洋贸易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首先摒弃土耳其人（Turks）在葡萄牙的印度洋贸易兴起中的作用的神话。绝非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导致了地中海东部对西欧的封锁，因而促使葡萄牙寻求到亚洲的好望角（Cape）航路，现在普遍承认，葡萄牙的海外探险实际上早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地中海东部香料贸易的衰落实际上也早于葡萄牙进入该项贸易。确实，莱比尔（A.H.Lybyer）正确地将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Levant）的“衰落”归因于不是对现代技术的文化上的抵制，而是由于贸易的结构性转变，使其不能包含在扩张中的欧洲世界经济之中。

〔土耳其人〕不是有意阻碍这些道路的积极行动者，这大部分不是由于他们臭名昭著的漠不关心与保守主义，若是这毕竟总体来说增加了东方交通的困难的话。他们也没有使新航路的发现成为必需的。相反，他们由于新的和更好的航路蒙受了损失。假若没有绕过非洲的航路，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Levant）从1500年的整个历史就会非常不同。首先马木鲁克（Mameluke）苏丹（Sudan）们就会发现，他们没被中断的贸易足以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使他们能够成功地抵抗土耳其人在1516年的进攻。但假若土耳其人征服了埃及，而东方贸易的主流仍然涌穿其中，他们必然或者会远比实际上控制这些道路的时间早得多地被赶走，或者使自己适应这种穿越他们领地的巨大而增长着的贸易。在后一种情况中，他们会被迫采用现代的方式，并加上他们使领地统一的奇妙才能，用类似的计划组织他们的贸易……贸易路线的改换实现了，但不是由于土耳其人，但是却由于他们的无所作为而使他们受到了损失。 ^[101]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研究了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内部导致15世纪探险和16世纪海外贸易与建立帝国的力量情结的解释，引人注意的是，考虑到伊比利亚人（Iberian）扩张的经济动力是多么大地面向大西洋地区（西半球，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概念，还有西非洲）而不是亚洲，尽管探险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始于寻找到东印度群岛（Indies）的航路。例如，当戈丁诺（Vitorino Magalhǎes-Godinho）列举了一长串支配葡萄牙扩张早期阶段的因素（从缺少黄金，粮食短缺，到对生产糖的土地和奴隶，捕鱼海域的需要），没有提到胡椒、香料、药材、丝绸、瓷器或宝石，简而言之，即所有葡萄牙人将在16世纪实际上从亚洲进口的物品。 ^[102] 但是到15世纪的后25年时，葡萄牙人对香料贸易的兴趣被唤醒了。 ^[103] 而且寻找约翰王（Prester John）在国王约翰二世（John II）的心目中与这种兴趣开始联系起来了。“因为（约翰的）这个王国将会为他用来作为到印度道路上的一个中间站，从那里葡萄牙的船长们可以带回那些至今由威尼斯（Venice）散布的那些财富。” ^[104] 并且西非洲的黄金加上亚洲的胡椒和香料事实上到1506年构成葡萄牙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加上此后亚洲贸易比例的增长，就构成了“帝国经济的支柱”。 ^[105]

达伽马（Vasco da Gama）来到，看到和征服到的地方，比恺撒（Julins Caesar）要多得多和快得多。这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在很短的一些年中，葡萄牙的船只完全主宰了印度洋的大规模贸易。这个事业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这么快地建立起来的？

后一个问题回答起来要相对容易些：备有火炮的船只的技术优势，在大西洋沿岸欧洲地区在前两个世纪就发展起来了，对其关键性的技术发明，即在船的实际船身上而不是在船甲板上面开炮口，在1501年实现了。 ^[106] 是这种技术上的优势足以解释葡萄牙人的成功呢，还是我们必须另外加上这种为桑塞姆（George B.Sansom）所坚持的意见，即葡萄牙人“用一种决心获得成功的精神来到亚洲，它比亚洲各民族进行抵抗的意志更坚强。” ^[107] 呢？或许，虽然我倾向于认为文化特质像共同心理的精神这一类，是非常特有的社会结构集合的产物，不会比它们的基础维持得更为长久的多。

无论如何，约从1509年起，当葡萄牙人在第乌（Diu）打败埃及（Egyptian）舰队时，葡萄牙海军在印度洋保持了“无可争议的霸权” 。 ^[108] 加上在16世纪中[但在马六甲海峡（Straits of Malacca）只是到1570年]，葡萄牙商人们将不只是出现在那里，而且出现在中国海（China Sea），在非洲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在南大西洋（Atlantic），在纽芬兰（Newfound-land），当然也出现在欧洲。“因此，一个葡萄牙人的经济出现在每个地方。” ^[109]

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控制系统基本上是很简单的：一支有两个分遣队的舰队[一个封锁红海（Red Sea），另一个在印度西海岸巡逻]，一位在果阿（Goa）的总督和七个在其边缘地区的堡垒。 ^[110] 为着商业的目的，他们维持着一系列商站（feitoria），并建立了三个大的中间市场：马六甲（Malacca），卡利卡特（Calicut）和霍尔姆兹（Ormuz），及一个在亚丁（Aden）的辅助站。 ^[111] 它们中最大的是马六甲，它成为一个巨大的仓库货栈和集散地，它所处的位置几乎是势在必然的，因为季风迫使航船由东而来者在那里卸货。 ^[112] 这种结构是由葡萄牙在这种背景中的主角地位发展而来的，阿尔布奎基（Affonso Albuquerque）努力建构它，以作为对这个事业的军事困境的一种解决办法。 ^[113]

从整体上说这种贸易掌握在国家手中， ^[114] 而当葡萄牙的作用在16世纪后期开始减弱时，私人方面完全从减少的贸易中撤了出来，因为危险性增加了。 ^[115]

在少数小的地区，葡萄牙人实行直接的统治。在几个地区像交趾（Cochin）或锡兰（Ceylon），当地统治者处于葡萄牙的“保护”之下。但是在大多数地方，葡萄牙没有号称进行政治统治，而是“在流通和贸易上与他们所了解到的国家中的法律、惯例和习俗遵从一致。” ^[116] 如拉什（Donald F.Lach）所说，欧洲人在那时“主要对那些有着有效的统一与中央政府，有助于提供利于贸易稳定状态，及传播基督福音的有利环境的国家有兴趣。” ^[117]

要弄清为什么我们不把印度洋贸易地区看作欧洲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尽管在事实上它完全被一个欧洲强国所控制，就必须继续注意这种控制对有关亚洲国家的意义，它对于欧洲的意义，及如何将其与那些在伊比利亚（Iberian）人统治下南北美洲的部分相比较。

看来几乎无疑的是，葡萄牙首先在印度洋，其后在中国海迅速取得优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如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所说的“海上贸易的真空”，它在当时在两个地区存在：“亚洲的巨大贸易——其中与欧洲的长途贸易只是很小一部分，它向第一个到来者开放，葡萄牙人来到并获取了它。而当这种真空持续到欧洲压倒了葡萄牙人或亚洲抵抗了他们之前，是由他们来独占的。” ^[118] 这个真空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因为它是理解葡萄牙人没有创造这个贸易这种情况的中心。他们获取一个先已存在的贸易网，在那时掌握在印度洋的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和古吉拉特（Gujeratis）人]和中国海的倭寇（Wako）海盗手中。 ^[119] 驱逐首先及时到来的穆斯林商人，“靠的是野蛮的武力而非和平的竞争。” ^[120] 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和海军上的优势。 ^[121]

从亚洲到里斯本（Lisbon）的大宗进口是胡椒，或胡椒和香料。在15世纪末葡萄牙获胜之前，欧洲已经大约消费了亚洲产品的1/4； ^[122] 并且，为了满足欧洲增长的需求，亚洲的生产量在这个世纪进程中增长了一倍； ^[123] 作为交换，亚洲从欧洲主要得到的是银锭和金锭。 ^[124] 银大部分来自南北美洲和日本， ^[125] 金似乎首先来自西非洲， ^[126] 其次来自东南非洲、苏门答腊（Sumatra）和中国。 ^[127]

欧洲囤积金银的热情是众所周知的，因而这种在形式上支付的不平衡能持续这样长的时间，确实是奇怪的。但是如果欧洲需要亚洲的供给，看来这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与亚洲那时不是欧洲世界经济一部分这个基本想法相符合的，因为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通常为亚洲各国所建立的框架和条件所规定。除了那些生活在少数殖民据点的人们，欧洲人在那里都只是被容忍而已。” ^[128] 尽管欧洲有着军事优势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必须记住，这种军事优势只是一种海军优势。 ^[129]

从亚洲人的观点看，这些葡萄牙商人在一个重要方面与那些此前历史上的商人不同。这些购买者“不是商人——私人企业家，而是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从一个外国的名义，作为其商人与国家的代表行动。” ^[130] 这意味着贸易关系（确实其价格）是由国际法所承认的条约来规定。但是国家必须与国家打交道。而这需要使葡萄牙人有一段时间使他们习惯于他们遇到的高水平的国家尊严。 ^[131] 最初，葡萄牙人乐于用掠夺带来巨额的利润，但是在短短10年后，他们认识到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政策。 ^[132] 他们转而变为亚洲内部贸易的仲裁人和中介，他们用以此得到的利润投资于好望角（Cape）航路贸易，把香料和金银都带到葡萄牙。像戈丁诺（Godinho）说的，这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个“超乎它的可能性的（过分的démesurée）的事业。” ^[133] 他们牺牲了金银（和更多的东西）来得到香料，但是他们没有达到一种“集中的亚洲间贸易”，这是一种“在亚洲全然新奇的事物。” ^[134] 将它翻译为欧洲世界经济的用语，葡萄牙作为中间人的角色意味着“欧洲进口的一大部分得自船运和商业服务的无形出口。” ^[135] 亚洲间贸易对于葡萄牙卷入亚洲的经济成效的重要程度，为这个事实显示出来，只是在75年之后的1578年，第一艘直达的快船（一个笔直的“跑马场”，une carriére de droiture）才从里斯本（Lisbon）到达马六甲（Malacca）。 ^[136]

因而对亚洲而言，葡萄牙商人意味着两件事：亚洲商人必须与一个作为商人代理者的国家打交道，亚洲间的贸易要符合经济原则。而范吕尔（J.C.van Leur）不认为这些加起来足以证明其可称之为社会变化：

葡萄牙殖民政权……没有把一种独特的新经济因素引入南部亚洲的商业……葡萄牙政权只是给现有的航运和贸易结构引入了一个非密集型的出口。下一个时期[荷兰人（Dutch）的时期]才及时组织了对外贸易和对外航运的新体系，它创生了有效的殖民关系，它也在欧洲创造了新的经济形式——这大概不是直接的结果，而是这种体系所支持的一种平行发展……

贸易在国际间的亚洲特性保留了下来，而东方国家的政治独立实际上未被欧洲的影响所侵犯。大的亚洲间贸易航路保持着它充分的重要性。 ^[137]

文献倾向于支持范吕尔（van Leur）的评价。 ^[138] 葡萄牙人到来并发现了一个繁荣的世界经济。他们把它组织得更好一点，并带回国内一些货物作为他们努力的回报。经济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的上层结构一样，大部分保持未被触动。主要的变化发生在胡椒生产上，这是唯一“出现大规模生产”的香料。 ^[139] 但种胡椒的技术是如此简单，它只需要很少的劳动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扩大生产，因为胡椒有一个重要的特质：“一旦种下去就不需要照看它。” ^[140] 所以，葡萄牙控制下的一个世纪对亚洲大多数人意味着，是葡萄牙人而不是阿拉伯人获得了利润。印度史学家潘尼迦（K.M.Pannikar）的说法总结了这种见解：

对印度统治者们还是他们的商人而言，把他们的货物卖给葡萄牙人或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葡萄牙人具有他们能够卖给印度统治者所需的武器装备的优势。就有关的印度商人而言，不久他们就努力获得了一种许可制度，通过它他们能在没有阿拉伯商人竞争的情况下进行贸易，在这种意义上，葡萄牙的垄断可以说帮助了他们。 ^[141]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事实上，“葡萄牙国王们的事业……把保护、运输和货物转运的垄断结合在一起，” ^[142] 博克塞（Charles Boxer）能够将葡萄牙的海上霸权称为一种“本身脆弱的上层结构。” ^[143] 亚洲或甚至印度洋的边缘地区，在16世纪没有变为欧洲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亚洲是欧洲贸易的一个外部竞争场，确实是基于某些不平等的条件。这就是说，靠武力强加的垄断因素介入了市场的运作。用肖努（Chaunu）的话来说，有着一场葡萄牙的“制海权征服”（Conquista）。 ^[144] 但是亚洲的内部生活虽有这种接触却基本保持未变。确实难于证明，亚洲的农业生产是欧洲劳动分工在当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葡萄牙亚洲贸易对欧洲的影响，就能找到进一步的证据。欧洲在16世纪没有征服亚洲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它的军事优势只是在海上。 ^[145] 在陆地上它面对奥斯曼帝国（Ottoman）的攻击仍在退却， ^[146] 这种军事均势只是在工业革命时才改变。 ^[147]

亚洲那时供给欧洲的是奢侈品。现在奢侈品是重要的而不应加以蔑视，但它们比起食品（粮食、牲畜、鱼、糖）处于第二位，需要人力来生产它们。它们比起金银也处于第二位，不是指贮藏的金银，而是作为货币的金银（虽然只有魔法使金银能用作货币，这个魔法是由于如果需要，它最终可以用作一种商品的可能性。）与食品甚至金银相比较，一个世界经济能够相对容易地转换奢侈品的供应。

胡椒已可以证明不完全是一种奢侈品，甚至香料也不是，因为它们对保存食物是重要的，还可以作为药品。 ^[148] 这又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要保存的食物大部分是肉类，不完全是一种奢侈品，但也不完全属于那些维持生命的食物，药品也是如此。 ^[149] 当然如肖努（Chaunu）所论证的，随着欧洲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世界力量均衡的改变，胡椒变得更不是一种奢侈品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于它是在多大程度上如此：

（胡椒）是什么时候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传统上显示有几个转折点（jalons）。其中第一个是在12与13世纪东方和西方在地中海的接触，即是在十字军（Crusades）的时代。要说出实际情况有两个因素必须予以考虑。胡椒消费的增长必然一定与14、15世纪肉类消费的增加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被清楚证实的现象。然而包括遥远的和昂贵的产品的消费类型更为持久得多的发展，在我看来与从12和13世纪以来的权力状况的转换是不可分的。在13（世纪）的状况下香料的获得构成了一种奢侈品。为了得到它们需要发展力量。它使得西方基督教世界慢慢地发展其潜力，（慢慢地揭示其能力le lent décollement de ses moyens）。这种力量使得西方产生具有一个又一个各种对味蕾和神经系统的刺激，这是拉丁基督教世界比起东方文明来不那么敏感产生的。 ^[150]

无论如何，在这种程度上胡椒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半必需品，正是西非洲的几内亚胡椒（Malagnette）而不是亚洲的产品，在数量上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是在价格上的话。 ^[151]

当然对葡萄牙而言，亚洲的贸易有利可图是没有问题的。这毕竟是其目的所在。戈丁诺（Godinho）用了25页来估算它。一个也许是特别的例子就足够了。阿尔布奎基（Albuquerque）在1512年估算商品的获利价值为葡萄牙送出货币的8倍。 因而易于看到，为什么胡椒是“（16和17世纪）最著名的投机商品，吸引着那个时代最大的商人和资本家们的注意力。” ^[152] 胡椒的可分性和耐久性如同其带来的利润一样，“使它成为投机的一个极好目标。” ^[153]

这种投机不只是属于那些作为个人企业家的资本家们。突出的是葡萄牙国家寻求“使用军事力量来增加国家财富，”莱恩（Frederic Lane）对此作了系统论述。 ^[154] 我们下面将考虑一下这种政策的代价。但是在这里插入一段莱恩（Lane）对这种集体“投机活动”的估计是恰当的：

在50年或100年这个长时期内，一种更和平的政策能助长东方贸易一个更大的发展，可以使国家更富有。虽然征服印度在一段时间内增长了葡萄牙的国家收入，后来却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因此它不能为使用武力增加国家的繁荣提供一个清楚的成功范例。 ^[155]

但葡萄牙能够推行一种“更和平的政策”吗？这是令人怀疑的，部分正如莱恩（Lane）自己指出的，是因为在1500年在葡萄牙存在的资本和劳力的性质。 ^[156]

然而，对获利可能性的讨论使得我们清楚了在外部竞争场经商获利的局限。这种利润就当时所说到和做到的都是属于掠夺而来。而掠夺是从长远看于己不利的，在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框架中进行剥削才能加强自己。

如果我们对在亚洲的伊比利亚人（Iberia）和在南北美洲的伊比利亚人试图作系统的比较研究，可能这一点就会更清楚了。首先应当讲一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关系。教皇的圣谕“共存中间线”（Inter Coetera）在1493年6月的第二个文本中划了一道著名的界线，妄自将非欧洲人世界分配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照管，以达到传布基督教的目的。 ^[157] 在大西洋地区，它就意味着承认葡萄牙对巴西（Brazil）和大西洋上不属加勒比海（non-Caribbean）岛屿的主权，而西班牙则统治大部分大陆。亚洲则妄自“分配”给葡萄牙。但是麦哲伦（Magellan）说服了查理五世（Charles V）重新解释这幅地图，在16世纪估算经度是件困难的事，他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在1520年对菲律宾（Philippines）宣称其占领权， ^[158] 但直到1564年占领才成为事实。确实，只是当葡萄牙作为胡椒供应的来源的地位因威尼斯（Venice）作用的复兴而开始动摇时，西班牙才派出它的远征队去菲律宾寻找胡椒，并到达中国。 ^[159]

于是我们面对的就是在南北美洲西班牙起着大部分作用，葡萄牙则占据了一角，在亚洲葡萄牙起着大部分作用，西班牙则占据了一角。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地区伊比利亚人（Iberian）的政策是多么大致相似。因为在16世纪，伊比利亚（Iberia）在南北美洲建立的是殖民地，但在亚洲建立的是贸易商栈。 ^[160]

我们已经写到了西班牙在南北美洲的政策和葡萄牙在亚洲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各自都寻求把它统治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但认识到它的错误后，两国都去使自己适应那个地区的需要。葡萄牙人企图在巴西把他们的卷入限于安排一个货物集散地，但在1530年被迫将其殖民地化，以作为一个先发制人的措施。 ^[161] 与此类似，西班牙人企图在菲律宾运用委托监护（encomienda）制度，但国际商业不够支付维持它的代价，他们就改用了葡萄牙的模式。“马尼拉（Manila）于是就固定于从事以新西班牙（New Spain）运来的银直接交换中国的制成品。” ^[162]

这两种不同政策的原因看来正如我们已经暗示的，是两重性的。一方面，美洲殖民化的获酬报在某种意义上要更大。另一方面，在亚洲实行殖民的困难要大得多。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南北美洲成为欧洲16世纪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而亚洲仍是一个外部竞争场。

我们说的酬报并不意味着短期的利润，虽然即使当时南北美洲看来比亚洲可获利要多大约50%。 ^[163] 但是长期利润要依机运而定。亚洲贸易是进口贸易，特别是那些绕过地中海东部沿岸（Levant）的部分。确实，西班牙最终放弃马尼拉大型帆船队（Manila Galleon）的原因之一，的确是国内对其造成金银外流的反对。 ^[164] 当然正如我们已指出的，这不是没有一些例外。例如看来印度的柚木森林在某种程度上并入了欧洲世界经济，作为在果阿（Goa）造船所造船的木材供应地。 ^[165]

但这比起从新世界（New World）所获的金银、木材、皮革和糖看来是次要的，这些产品在这一个世纪中从收集技术发展为一种使用廉价劳力在欧洲人监督之下稳定的生产形式， ^[166] 因而改变了有关地区的社会结构，将它们并入欧洲世界经济之中。 ^[167]

只是当欧洲别无选择，不能在它自己的世界经济体制内得到一种产品时，才以较高代价去外部的竞争场中获得它。以丝为例，博拉（Woodrow Borah）描述了在16世纪晚期，墨西哥（Mexican）生丝生产的失败原因。 ^[168] 正如肖努（Chaunu）指出的，正是那时，我们才有了“大帆船队（Galleon）贸易的高峰，中国的丝大量、突然而短暂地到达东印度群岛（Indies）的市场上。” ^[169] 当然，当西班牙人再没有美洲的银提供给中国人，他们就不能再买丝，马尼拉大帆船队贸易也就约在1640年停止了。 ^[170]

作为一条总规律，一种世界经济的地理界限是一个对抗均势的问题。在中心地区力量的驱动力可能导致扩张主义的压力（如我们所知，15世纪在欧洲发生的那样）。这个体系向外扩张直到它达到失大于得的地点。一个因素当然是距离，一个与技术状况有关的变量。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60天世界的概念。有许多估算时间的方法。比较一下肖努（Chaunu）所描述的从伊比利亚（Iberia）到南北美洲的时间和从伊比利亚到亚洲的时间，对于前一点，他说“出发的旅程是一个月，返回是六个星期，往返旅行包括装货和卸货，在两个冬季停航期之间要做的一切事，要以一年为周期。” ^[171] 对于后一点他则说：

最长的距离——我们可以说就是塞维利亚（Seville）在1565的情形——马尼拉轴心——15和16世纪的长期变化所产生的世界是一个5年世界。这就是说，5年是从西班牙到菲律宾作一次往返旅行所需的平均时间。 ^[172]

这种差别明显是很大的。

但是距离的阻力还与已建立的政权的抵抗结合在一起。南北美洲是易于征服。甚至像阿兹特克（Aztecs）和印加（Incas）这样有组织的国家，也抵抗不了欧洲的军队。亚洲完全是另一回事。无论葡萄牙还是它在17世纪的后继者，都不能运用武器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征服。因为缺乏这种手段，他们不能建立像在南北美洲和欧洲东部那种体系，在那里，一小股力量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剩余产品剥削。与这相反，它需要大量军队（葡萄牙人对付他们的海上对手）以达到获取较少量的剩余产品的目的（因为当地统治者能够坚持要大得多的百分比）。了解此事的一个方法是估计选择使用武力的有利可图性。莱恩（Frederic Lane）于是将其概念化：

我胆敢于提出一个假说，（殖民地）的事业使用武力掠夺和阻止对手的贸易（例如葡萄牙人在亚洲），在总的方面引起了利润的减少，但是许多使用武力形成保护（而不是破坏或夺取它的首都和瓦解它的劳动力）的事业，包括许多强迫劳动（例如葡萄牙人在巴西）制，享受到利润增加的好处。 ^[173]

在边缘地区和在外部竞争场把握自己是两种不同的技巧。只有在边缘地区经济上更强大的群体能同样靠文化上的统治巩固它的地位。葡萄牙人远比西班牙人更懂得这一点。西班牙人比葡萄牙人把基督教皈依事业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葡萄牙人在16世纪亚洲基督教徒—穆斯林的大碰撞中更意识到他们力量的限度。肖努（Chaunu）指出，西班牙人把很大力量投入到阻止穆斯林对菲律宾的渗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但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这种对伊斯兰教深怀的敌意，这种缺乏与摩鹿加群岛（Moluccas）穆斯林小王公做交易的能力，这难道不是要比葡萄牙人的敌意远为真实得多的解释，说明为什么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不能获得香料贸易的成功吗？” ^[174] 这可以与葡萄牙人在刚果（Kongo）的决定作比较。在那里他们首先进行传教、殖民甚至商品化作物农业，但后来他们认识到代价过高，退而将其作为一个货物集散地（entrepôt），在那里他们首先寻求的是奴隶和象牙。 ^[175]

在亚洲，印度洋的葡萄牙控制权及其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随着“漫长”的16世纪的发展，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挑战——来自阿拉伯人连同威尼斯[老的地中海东部沿岸（Levant）航路]，来自欧洲西北部升起的新星（英格兰和荷兰），和来自亚洲复兴的本地力量。

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经论述了在“第二个” 16世纪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复兴。因而，让我们在此只是简略回顾一下这件事。隔断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需要代价高昂的封锁。事情的中心是“葡萄牙不足以富有到能维持这个巨大的网络，它的堡垒，它花费昂贵的分遣舰队，它的官吏。” ^[176] 到1530年代，土耳其人（Turks）再度能够在波斯湾（Persian Gulf）登陆，从这时起葡萄牙的贸易份额下降了。 ^[177] 到1560年，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出口到欧洲的香料如同15世纪晚期一样多， ^[178] 虽然确实在所占比例上比以前要小。而且葡萄牙人不愿意或是不能够降低他们的价格来与威尼斯人（Venetian）竞争。 ^[179] 当然我们只是谈到胡椒贸易，因为药材贸易似乎没有这样为葡萄牙所垄断。 ^[180] 确实葡萄牙的衰落可以由这个事实来衡量，最终于1580年之后，他们寻求在威尼斯的贸易中获得一份给自己。 ^[181] 葡萄牙的衰落因而是很确实的。戈丁诺（Godinho）警告我们不要走另一个极端，将威尼斯的上升看作一幅乐观的图景。 ^[182] 这个观点我们已有机会论述过了。因为威尼斯不能拿到所有葡萄牙所失去的东西。

一个更有力的竞争是来自欧洲西北部。我们不会忘记当西班牙和法国的国王都在1557年宣告破产，葡萄牙国王就在1560年加以仿效，我们将不评论荷兰和英国兴起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香料贸易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事实上有两种香料贸易，通常称为“亚洲包卖贸易”和“欧洲包卖贸易” 。这就是说，把香料从亚洲带到里斯本（Lisbon）或威尼斯及后来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有利可图，把同样的香料再出售给他们最终的欧洲消费者也有利可图，这些消费者主要要到欧洲北部去找。 ^[183]

葡萄牙人没有在欧洲出售胡椒的网络，特别是在安特卫普（Antwerp）衰落以后。他们与其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肖努（Chaunu）谈到1585年的葡萄牙：

西班牙国王从1580年起统治着里斯本，但由于切断了与北方的关系，提供了不在欧洲的贸易机会。意大利不够强大（nést pas du taille），在西班牙没有人会寄希望于它。他必须以德意志（German）资本主义的一切力量替代安特卫普，这就是韦尔塞家族（Welsers）和福格家族（Fuggers）。

难道还能比这说得更清楚吗？欧洲的贸易最终比亚洲贸易取得了优先地位。 ^[184]

但是韦尔塞家族（Welsers）和福格家族（Fuggers）也同样不够强大到足以对抗英国人和荷兰人（Dutch）。 ^[185] 荷兰的兴起事实上是对威尼斯的最后一击，因为阿姆斯特丹“比（里斯本）更有效地折断了旧地中海商业的脖子。” ^[186]

荷兰人（和英国人）不只在欧洲具有优势。他们在印度洋的海军优势有着分外的财富收益。他们能够不仅从贸易，还从掠夺葡萄牙船只获取利润。 ^[187] 尽管如此，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没有在亚洲的总背景上纳入新的因素。他们继续扮演葡萄牙人那种中间经纪人的角色。 ^[188]

这就使我们要看看在亚洲到底发生了什么。当葡萄牙人垮台时，亚洲统治者恢复了某种控制。例如，从1570年起在马六甲海峡，爪哇人（Javanese）至少在荷兰人于1596年闯入之前获取了香料贸易。有一段时间葡萄牙人因他们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运货贸易的新垄断作为补偿。 ^[189] 但是当日本人开始克服其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时，他们就不再需要葡萄牙人。起初明朝皇帝（Ming Emperors）因为愤恨倭寇（Wako）海盗，禁止日本人贸易。一旦倭寇受到控制，直接贸易就再度成为可能。此外，此时荷兰人和英国人来到这个场所，对西班牙（及葡萄牙）绝非好消息。日本人对耶稣会士（Jesuits）越来越感到不安，这是日本有可能与世界隔离的时候了，特别是因为本地的手工业者正在削减对中国丝的需求。 ^[190]

可能日本的隔离这种事态是由基督教会的传教活动过于积极引起的，如博克塞（C.R.Boxer）所认为的。 ^[191] 人们必须认真地看待博克塞（Boxer）提出的这个说法，他广博的知识和历史的判断力博得了尊重。然而，他几乎没有提出具体的经验性证据来支持他的判断。为什么他们在内部力量进一步增强，与任何世界经济联系薄弱的情况下，非要采取隔离政策呢？

葡萄牙公民自己吸取了货物集散地繁荣衰落的教训。他们开始自己切断与母国的关系，并调整自己以适应在亚洲生存。他们在经济关系上大部分成为欧洲血统的亚洲人，虽然在政治关系上并不如此之甚，而在文化关系上无疑绝非如此。哈里森（J.B.Harrison）描述了印度小邦（Estado da India）在16世纪进程中日益增强的军事和政治上的自治，这是一个与葡萄牙人在亚洲间贸易中重要性的增长相伴随的过程。 ^[192] 随着葡萄牙人在国内和在印度之间利益日益增加的冲突，

葡萄牙人嵌入了东方世界，作为“已成家者”（Casados，在字义上指那些维持一个家庭的人）定居在各个地方，他们使自己与地方或地区的利益相适应，投入地方或地区间的经营交易中去。 ^[193]

当西班牙于1580年合并了葡萄牙时，这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过程。当地的葡萄牙人不希望卡斯提尔人（Castilians）打进他们的市场，西班牙国王也没有力量强迫他们。 ^[194] 但这意味着伊比利亚人（Iberian） 一个世纪的卷入没有把亚洲纳入一个边缘地区的行列，而是将其推开得更远了。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欧洲才强大得足以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吞并。

David Vinckenboons的油画作品。（1600-1625）
Cambridge：Fitzwilliam Museum.

“里奇蒙的宫殿”（Richmond Palace），或“里奇蒙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at Richmond），一幅17世纪前25年中的油画，文肯彭斯（David Vinkenboons）（1578～1629）所作。他是一位佛兰德的（Flemish）艺术家，他移民到英格兰，在詹姆斯一世（JamesI）和查理一世（CharlesI）时代受王家委托绘画。

---

[1] 对于这种贸易的一个总结，请看克伦本兹（H.Kellenbenz）：《欧洲贸易的陆上交通，江河与海上航运》（Landverkehr，Fluss-und See schiffahrt im Europaischen Handel），见《15～16世纪世界大规模海上贸易，海洋史国际委员会第七次讨论会》（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 lemonde，XVe-XlXe siècles，VII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巴黎，1965年（Parisi S.E.V.P.E.N）132～137页。

[2] 弗塔多《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Celsu Furtad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

[3] 如果历史学家们说到西方在16到18世纪之间有“再封建化”，……一个类似于在土耳其（Turkey）发生的现象……布希—赞特纳（Busch-Zantner）开拓性的著作指出……这些自营地（tschifitliks）从他的观点看来，是在产粮地区出现并作为改良过程的一部分而创建的。巴坎（Ömar Lutfi Burkan）和他的学生们……考察到现代财产的这种增长对苏丹们（sultans）和巴夏们（pashas）有利，我们知道他们已专心于粮食的“繁荣景气”……他们为自己保留了出售小麦给西方购买者的权利而禁止“人民”这样做。我们能够推测这种改变的程度。土耳其像西欧一样，在一个价格“革命”和农业革命的时代生存下来了，作为其结果，那里像其他地方一样人口增长了。“布罗代尔”（Braudel）《地中海》（ La Méditerranée ）第1卷，357页。

[4] 我们见解的实质艾略特（J.H.Elliott）提到过。他承认，“在欧洲边疆地区（就是东部欧洲）生活的几个特点在俄罗斯的土壤上发现了。”由此他谈到这个事实，在这两个地区在那时都发现了用强制劳动为市场生产高品粮的大领地生产。尽管如此，艾略特说：“莫斯科公国（Muscovy）的农奴社会仍保持着一个它自己的世界，威胁它的邻居，因为它的军事力量在增长，但在经济上仍与欧洲世界无关。在另一方面，波兰，西里西亚（Silesia），勃兰登堡（Brandenbury）和普鲁士（Prussia）无可挽回地被拉入西欧生活圈……”《欧洲被分裂》（ Europe Divided ）47页。见瓦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从地理政治学上说，俄罗斯的背景不是欧洲的而是欧亚大陆（Eurasian）的。中世纪的俄罗斯不那么属于东欧，而更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封建主义在俄罗斯》（Feudalism in Russia）《镜刊》（ Speculum ）14卷，306页。

[5] 克鲁契夫斯基（V.O.Kluchevsky）：《俄罗斯史》（ A History of Russia ），第1卷，（London，Dent，1911）2页。

[6] 布卢姆（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和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nton Univ.Press，1961） 120页。他说：“这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这个国家面积和人口的增加。俄罗斯像西欧的大西洋沿岸国家，在16世纪从事于殖民扩张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蒙古人（Mongol）权力的崩溃，在莫斯科（Moscow）领导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在莫斯科公国边界之外巨大的欧亚大陆土地上，似乎能够获得无限领土的机会。”

[7] “对喀山（Kazan）的征服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胜利和重要的政治成就。从宗教的观点看，它被理解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瓦尔纳茨基（George Varnadsky），《莫斯科公国的沙皇制，1547～1682年》（The Tsardom of Muscorg，1547～1682）《俄罗斯史》第5卷（Vol V of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Connecticut，Yale Univ，Press，1969）第一部分（Part I），58页。
“喀山（Kazan）的陷落突然扫清了斯拉夫人（Slavs）向东方前进的障碍。”波特尔（Roger Portal），《斯拉夫人》（ Les Slaves ，Paris Lib，Armand Colin，1965） 110页。

[8] 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 Tsardon ），V，I，175页。

[9] 布卢姆（B1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resant ），128页。见费克纳（M.V.Fechner）《俄罗斯国家在16世纪对东方地区的贸易》（ Torgovlga russkogo gosudarstva so stranani voctoka UXVI veke ），这为摩拉（M.Mollat）等人引用来述说俄罗斯与东方通过河流和商队的贸易比它与西方贸易“要重要得多”（“总是估计过分了”），《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告》 （ Relazionidel X Congresso Internat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II）第3卷，780页。摩拉（Mollat）等人自己不愿采取有关著作中“没有数字”的立场。

[10] 曼科夫（A.G.Mankov）：《俄罗斯国家在十六世纪的价格变动》（ Le monuement des prix l’etat russeau XVIe siècle ）（Paris：S.E.V.P.E.N，1957） 28页。

[11]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Braudel and Spooner）《剑桥欧洲经济史》（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第4卷，398页。

[12] 霍斯佐斯基（Stanislaw Hoszowski）：《中欧在价格革命中：16和17世纪》（L’Europe centrale dans larévolution des prix：XVIe et XVIIe Siècles）《年鉴》（ Annales E.S.C .XVI.3）14卷3期，1961年3月至6月，446页。

[13] “然而贵族的经济政策在著名的1565年政令法令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它禁止波兰商人出口波兰产品和进口外国货物，并从官方鼓励外国商人进入波兰。确实这个法律一直无效。尽管如此，它是那个时候波兰贵族政治经济政策倾向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表述，并且我们相信，这也是其他波罗的海（Baltic）国家贵族的倾向，除了瑞典之外。我们可以认为，那个时代这些贵族对待资产阶级工商业态度的特征是一种独特的（suigeneris）反重商主义。”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15和16世纪东部地方贵族操纵政治问题讨论》（über die Frage des Handels-politik des Adels in den Ostseelandern im 15，und 16，Jahrhundert）《汉萨历史文稿》（ Hansische Geschichts blatter ），75Jh.，1957，39页。

[14] 波兰各物的出口立即被禁止。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完全理解这个措施对波兰贵族的重要性。他对加博（Bethlen Gabor）的使节说：“占领这条河（维斯杜拉河），就关上了德意志和所有波罗的海地区交往的大门，砍断了支持波兰的神经。”[Occupato hoc flumine（the Vistula），praecluso etiam portu Dantiscano et omni maris Baltici aditu prohibito，ipse iam nervus reigerendea Poloniae in cisus est.]他是正确的。停止出口小麦使得国内的价格下落，影响到贵族和农民这些波兰的主要纳税者。在国家花费增加以支付召集军队的需要时，提高赋税变得更困难。只是由于国王和他的仆从的努力波兰才能参战整整三年，尽管有财政的困难，这场战争是需要如此之大的努力的。沙尔平斯基：《 16和17世纪的波罗的海问题》（Le probléme baltiqu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历史科学国际会议，斯德哥尔摩，1960年，报告，第四部分，现代史》（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ire moderne ，Göteborg：Almqvist & Wiksell，1960） 41页。

[15] 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波兰的经济退化》（La régression economique en Pologne）《波兰历史年鉴》第七期，1962（ Acta ploniae historica ，VII，1962）40页。

[16] 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波兰的经济退化》（La régression economique en Pologne）《波兰历史年鉴》第七期，1962（ Acta ploniae historica ，VII，1962），47～48页。

[17] 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三十年战争时期西欧和东欧的政治报告》（Les repports politiqu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et de l’Europe Oricutale à L’epoque des La Guerre des Treate Ans）《十一届历史科学国际会议，斯德哥尔摩1960年，报告第四部分，现代史》 （ XT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ire moderne ，Göte Borg Almqvist & Wiksell，1960） 137页。

[18] 见霍斯佐斯基（Hoszowski）《年鉴》（ Annales E.S.C.XVI ） 16卷，446页。

[19] 见霍斯佐斯基（Hoszowski）《年鉴》（ Annales E.S.C.XVI ） 16卷，453页。

[20] 见帕斯库（S.Pascu），马夫罗丁（V.V.Mavrodin），鲍里斯，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和安特列娃（I.G.Anteleva）《中欧和东南欧15到20世纪的农民运动》（Mouvements paysans dans le centre et le Sudest de l’Europe du XVe au XXe siècles）《十二届历史科学国际会议，报告第四部分：方法论和当代史》（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Rapports ，IV： Méthodologi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 ，Wein Verlag Ferdinand Berger & Sohne，1965） 21～35页。

[21] 曼科夫（Mankov）《价格变动》（ Lemouvement des prix ）28页。

[22] 曼科夫（Mankov）《价格变动》（ Lemouvement des prix ），38页。见38～43页的讨论。

[23]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205页。

[24]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28页。

[25] 见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28～129页。见希尔顿（K.H.Hilton）和史密斯（R.E.F.Smith）：“应当注意，偶然地，广泛系列货物在16世纪与伊朗、土耳其、诺盖帐汗（NagaiHorde）和乌兹别克（Uzbek）汗国的地区贸易中的发展是特别重要的。而俄罗斯有时被看作是当时一种半殖民地式的西方原材料供应者，对于东方俄罗斯既是制成品，也是原材料的供应者。”史密斯（R.E.F.Smith）《俄罗斯农民的农奴化》（ The Enserfment of the Russian Peasantny ）一书的引言。（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 1968） 27页。

[26]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 129页。

[27]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22页。

[28] “从伊凡大帝（Ivan the Great）的时代即15世纪末，我们能容易地追溯俄罗斯与西欧联系的增长……在这个方面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统治没有带来突然的改变。但这仍是确实的，外来人心中的印象（无疑在他们国内的人也如此）是俄罗斯从此后非常不同了。”巴拉克勒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变革世界中的历史》（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Blackrell，1957） 192～193页。

[29]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28页。

[30] 马洛维斯特（Malowist）《经济史评论》第12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80页。

[31] 威兰（T.S.Willan）《16世纪下半叶英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Trade Betwee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英国历史评论》63卷，247号，1945年7月（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III No.247，July，1945） 320页。

[32] 引自摩拉等人（Mollat et al）《第十届历史科学国际大会报告，第三部分》（ Relazionidel X Congresso Internationale de Science Storiche ，III）782页。

[33] 帕里（Parry）《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167页。

[34] 〔在16世纪捷克（Czech）的领主〕事实上不只利用强迫劳役（corvée），也利用工资劳动和强迫工资劳动……因此存在着工资劳动。但它是一种用封建关系重压下的工资劳动形式：“在领主领地上的工资劳动不过成为农奴的又一个义务。”瓦尔加（Josef Válka）《捷克领地制在16世纪的经济结构》（La structure économique de la seignurie tchèque au XVIe siècle）《第二届国际经济史会议，第二部分，中世纪和现代》 （ Deuxie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II.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Parisi Mouton ，1963）214～215页。
“工资劳动与强迫劳役（Corvée）合并在一起，尽管有这一切，但总是在封建政权之下并受其束缚。因此，16世纪匈牙利（Hungarian）农业的新倾向是以领主领地靠侵吞农民所有地扩张为特征的，并以领主领地的市场化生产，和使用工资劳动的形成为特征。”帕克（Zs.S.Pach）《年鉴》21卷（ Annales，E.S.C .XXI） 1229页。

[35] 见瓦尔加（Valka）：《经济史第二届国际会议，第二部分》（ Deuxie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II）212～213页。

[36] 帕特拉内（Josef Petráñ）《经济史第二届国际会议，第二部分》（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que II） 222页。

[37] 马洛维斯特：《经济史评论》 第12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180页。

[38] 马洛维斯特：《经济史评论》 第12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188页。斜体字附言。

[39] 见例如马洛维斯特（Malowist）：“外国制造品的巨大重要性没以同样的方式如在波罗的海（Baltic）国家那样阻碍俄罗斯工业的发展，因为这个国家有巨大的面积，即使这样，首先，俄罗斯的工业几乎没有发展。”《经济史评论》第12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89页。

[40] 雷诺兹（Reynolds），《欧洲的出现》（ Europe Emerges ），450，453页。

[41] 见马洛维斯特（Malowist）《过去与现在》13期（ Past & Present ，No.13）.35～36页。

[42] （波兰）在16世纪缺乏的不是活跃的精神，这方面有许多证据，缺乏的是大规模和活跃的货币经济。如果说波兰国家是如此从根本上是脆弱的，并且国王的存在“更多的是镇压而不是行使权力”，这个解释可以在“共和国” （Republic）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中发现，也可以从不可能积累大量的银货源以拥有一支现代化军队中得到说明。布罗代尔（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第1卷，184页。

[43] 宫廷改革（原文如此！）的愿望使得贵族院议员寻求进一步削弱行政当局。王家特权的逐步受限制加上大贵族特权的增长，特别是东乡边疆的大贵族，他们有在其掌握中的自己的军事力量，大量财富，和许多依附的地方乡绅作为其随从。因此，个别的大贵族拥有一切临朝君主被拒绝拥有的东西——充足的财政资源，强大的军队和政治党派的支持……在17世纪开始时，个别大贵族家族已经进行相互间的私战，毁灭了这个国家并吞没了它的资源。塔兹比尔（Janusz Tazbir）《波兰史》（ History of Poland ），209页。

[44] 宫廷改革（原文如此！）的愿望使得贵族院议员寻求进一步削弱行政当局。王家特权的逐步受限制加上大贵族特权的增长，特别是东乡边疆的大贵族，他们有在其掌握中的自己的军事力量，大量财富，和许多依附的地方乡绅作为其随从。因此，个别的大贵族拥有一切临朝君主被拒绝拥有的东西——充足的财政资源，强大的军队和政治党派的支持……在17世纪开始时，个别大贵族家族已经进行相互间的私战，毁灭了这个国家并吞没了它的资源。塔兹比尔（Janusz Tazbir）《波兰史》（ History of Poland ），224页。

[45] 宫廷改革（原文如此！）的愿望使得贵族院议员寻求进一步削弱行政当局。王家特权的逐步受限制加上大贵族特权的增长，特别是东乡边疆的大贵族，他们有在其掌握中的自己的军事力量，大量财富，和许多依附的地方乡绅作为其随从。因此，个别的大贵族拥有一切临朝君主被拒绝拥有的东西——充足的财政资源，强大的军队和政治党派的支持……在17世纪开始时，个别大贵族家族已经进行相互间的私战，毁灭了这个国家并吞没了它的资源。塔兹比尔（Janusz Tazbir）《波兰史》（ History of Poland ），225页。

[46] “与教会，特别是修道院地产形成明显对照的是，王室财产在现代时期继续萎缩。亚历山大（Alexander）国王的法令（1504年）限制了王室给予、出售或抵押王室领地的权利，但是长期缺乏货币迫使他的继承者西格斯蒙德一世（Sigismund I）（1506～1548年）继续他哥哥的政策，虽然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实行。王室领地是城镇的主要安全保障。在西欧货币大部分是由商人和银行家借出的，债权人使用接管王家财政作为担保——关税或税收。但在波兰，贵族债权人和一些富有的商人——银行家一样，利用大部分机会获取王室领地。”马查克（Antoni Maczak）：（从16世纪到18世纪波兰土地财产的社会分配）（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onded Property in Poland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第三届经济史国际会议》（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Parisi Mouton，1968 I）第1卷，456～457页。

[47] “庄园主地产（Gutsherrschaft）包括逐渐消失的旧庄园租佃地和创建的大量小屋持有地……”赫雷纳（Helleiner）《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26页。

[48] 吕特格（Lütge），《新剑桥现代史》第2卷（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36页。西蒙斯基（J.Siemenski）用类似的语言说到波兰：“在短期内（在16世纪）大地产变成了小国，由其领主和骑士统治，他们决定向农民阶层的征税（以劳役和运用专贵权的形成）和农民自治政府的范围。” 《15和16世纪的宪政状况》 （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剑桥波兰史》第1卷（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 ）雷德韦（W.F.Reddaway）等人编辑，《从起源到苏比斯基（到1696年）》[ 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0） 427页。

[49] 甚至没收教会土地也没有帮助，除非这个地区的经济性强大到足够提供一个充分的赋税基础：“恰如在英国那样，［在易北河（Elbia）以东］解散修道院没有使得统治者独立于等级会议（the Estates）给予的信任投票。君主增长的货币需求和迅速上涨的价格迫使他们把许多修道院地产出售或抵押给贵族。……因此，与广泛持有的观点相反，君主们的权力没有为宗教改革所加强，而是继续衰落。”卡斯坦（F.L.Carsten）：《普鲁士的起源》（ Origin of Prussia ）（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Clarendon，1954），166页。

[50] “债务的偿付是以土地的方式，特别是领地，明显地对价格革命时代的借贷者最为有利。流行的借贷制度通过以王家地产为抵押，并将其经营权转交给借贷者作为担保而创立，它以契约和货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偿还借贷为基础。从地主的观点看，对‘公营’借贷的需求开辟了一个机会，通过在土地上进行投机性投资的手段，使资本以格外高的速度增值。借款者收到的现金通常远远低于抵押的物品的实际资本价值。这个利润额趋于加大，因为土地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扬。因而借贷者得到过高和有伸缩性的经济租金作为偿付。而当将其作为担保而拥有时，能够以更有效地利用和无情的剥削使其进一步增值。只有严重的财政失调的持续和资本市场的受限制特点，它造成了市镇经济衰落的后果，使市镇更多地受到大土地所有者和高级政府官员影响的控制，迫使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s） 一再地求助依赖于这种方法。”罗森堡（Rosenberg）《美国历史评论》第一部分，49卷（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art I，XLlX，）22页。
君主权力有利于土地贵族的同样衰落，可以在西班牙人的那不勒斯（Naples）王国见到。因而给予出现的经济作用和政治结构之间紧密联系以进一步的证据。在那里地主转向了粮食生产，特别是在17世纪初。他们维护和增加了他们的议会特权，特别是有效地削减了西班牙总督的权力范围，用他们自己人置于高级职位来维持对官僚阶层的控制，只将较小的职位留给人贿赂，并保持了对国家军事组织的绝对最高权威。见维拉里（Villari），《反西班牙人的反抗斗争》（ La rcvolta antispagnala ）3～5页、14页、17页、24～25页、28页。

[51] 泰勒（Taylor），《德国史教程》（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23页。

[52] 斯普纳（Frank C.Spooner）《新剑桥现代史》第4卷（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97页。

[53] 马洛维斯特（Malowist）《年鉴》18卷（ Annales E.S.C .XVII），926页。

[54] 马洛维斯特（Malowist），《经济史评论》第12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89页。

[55] 因此看来北欧（Nordic）国家的情况必须认为是特殊的：“一种太严酷的冬季寒冷对耕作粮食极为有害，一连串严寒的冬天会有严重的后果，而它在法国却实际上无害，甚至是有益的。”拉杜里（Le Roy Ladurie）《气候史》（ Histoire du climat ） 281页。

[56] 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hy）《俄罗斯史》第2卷（ A History of Russia II）233页，241页。

[57] 肖夫特尔（Marc Szeftel）《俄罗斯史中封建主义情况》（Aspects of Feadalism in Russian History），库尔布恩（Rushton Coulbourn）编：《历史上的封建主义》（ Feudalism in History ） （Princeton，New versty：Princeton Univ，Press，1956），176页。

[58] 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评论文：从9到19世纪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 （Review Article：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经济史杂志》第二十四卷，第1号1964年3月（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V，l，Mar，1964）56页。

[59] “这是莫斯科（Moscow）从15世纪中叶起吞并罗斯（Rus）时突然浮现的新现象。首先地方团体开始公开转向莫斯科，不管是出于他们自愿还是出于他们为自己政府的要求，这使得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统一这个国家获得了一种不同的特征和更快速的进度。这就是说，它不再是一种掠夺活动或私人谈判，而变成一种民族的，宗教的运动。”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hy）《俄罗斯史》第2卷（ A History of Russia ，II），8页。

[60] “这是莫斯科（Moscow）从15世纪中叶起吞并罗斯（Rus）时突然浮现的新现象。首先地方团体开始公开转向莫斯科，不管是出于他们自愿还是出于他们为自己政府的要求，这使得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统一这个国家获得了一种不同的特征和更快速的进度。这就是说，它不再是一种掠夺活动或私人谈判，而变成一种民族的，宗教的运动。”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hy）《俄罗斯史》第2卷（ A History of Russia ，II），第2卷，44页。

[61] 这种转变所需要的不只是缩减世袭的领地（Votchina），还有暂时拥有的土地（pomestye）的出现，它是以拥有者单方面对国家执行服务为依据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大量面积的以前“黑色”（也就是自由的）农民的土地被国家再分配给它的仆人。这个突出的政治发展在一个扩张中的国家的结构和它增长的需求中，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节约。格申克龙（ Alesander Gerschenkron ），《俄罗斯经济史》（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经济史杂志》第12卷，第2号，1952年春（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2，Spring，1952）131页。对这个制度的财政根源，参见阿丹特（Ardant）：《捐税》第2卷（ Impôt ，II） 1089～1097页。

[62] “修道院获取土地在16世纪后期的政治经济危机中达到了顶峰。许多世袭领地持有者（votchinniks），为防止由于经济灾难或王家没收失去他们的土地，把他们的财产给予修道院，换取对他们捐赠的全部或部分土地，或是修道院拥有的一些其他土地的终生租佃权。于是以前的财产所有者能够在修道院保护下平安地度过一生，享有他们财产的收入，避免在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统治时期包围着世袭领地持有者（votchinnik）阶级的危险。”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91～192页。

[63] “修道院获取土地在16世纪后期的政治经济危机中达到了顶峰。许多世袭领地持有者（votchinniks），为防止由于经济灾难或王家没收失去他们的土地，把他们的财产给予修道院，换取对他们捐赠的全部或部分土地，或是修道院拥有的一些其他土地的终生租佃权。于是以前的财产所有者能够在修道院保护下平安地度过一生，享有他们财产的收入，避免在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统治时期包围着世袭领地持有者（votchinnik）阶级的危险。”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247～268页。希尔顿（Hilton）和史密斯（Smith）把其开始时间定为从1460年起〔见《农奴化》（ Enserfment ），18～19页，42～46页，73～75页〕，但同意它在1649年变得明确了。（见25页，141～152页）。

[64] “在修道院的世袭领地（votchini）问题和农民阶层的命运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二重性之事。一方面，事实上从国家财政的财务中，宫廷和服役土地中形成了修道院的世袭领地（votchini），而所有防止这些土地流失到修道院，并将其复归于国库和服役地的尝试，证明都是徒劳的，这迫使政府以农民的劳动（通过增加税收）以抵偿它在修道院所有权上受到的损失，而在另一方面，事实是修道院的租赁土地对国库和服役地产财政生产的可能性构成持久的威胁（由于前者便易的租赁条件诱使农民阶层离开后者），迫使政府试图减轻对农民移居权利强加限制造成的灾难。”克鲁切夫斯基（Kluckevshy），《俄罗斯史》第2卷（ A History of Russia II） 197页。有关农民阶层的总的情况，参见布卢姆（Blum）的《领主与农民》1（ Lord and Peasant ） 219～246页。

[65] “在修道院的世袭领地（votchini）问题和农民阶层的命运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二重性之事。一方面，事实上从国家财政的财务中，宫廷和服役土地中形成了修道院的世袭领地（votchini），而所有防止这些土地流失到修道院，并将其复归于国库和服役地的尝试，证明都是徒劳的，这迫使政府以农民的劳动（通过增加税收）以抵偿它在修道院所有权上受到的损失，而在另一方面，事实是修道院的租赁土地对国库和服役地产财政生产的可能性构成持久的威胁（由于前者便易的租赁条件诱使农民阶层离开后者），迫使政府试图减轻对农民移居权利强加限制造成的灾难。”克鲁切夫斯基（Kluckevshy），《俄罗斯史》第2卷（ A History of Russia II） 197页。有关农民阶层的总的情况，参见布卢姆（Blum）的《领主与农民》1（ Lord and Peasant ），142-143页。“食邑”（Kormlenie）这个词在史密斯（R.E.F.Smith）在《俄罗斯农民的农奴化》（ The Enserfment of the Russian Peasantvy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8）中被翻译为“生计”（living），156页。

[66] 正是在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的统治下，俄罗斯第一次由国家建立了直接税制度。见米勒（A.Miller），《16、17世纪莫斯科公国国家财政机构述评》（Considerations sur les institutions finɑcièves de l’état moscovite au XVle et XVIIe siècles.）《社会学国际杂志》第12卷，7～8号，1932年6～8月，1932年（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XI，7～8，juil-aout，1932）374～378页。米勒（Miller）清楚地揭示出这与取消“食邑”（Kormlenic）的联系：“因为这些人口不再必须给‘食邑贵族’（Kormlenshchiki）交付租赋，替代的是此后为中央政府获益而收取的一系列赋税。1378页。”

[67]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度》第1卷（ Tsardom ，I）84～85页。

[68]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度》第1卷（ Tsardom ，I），85～86页。

[69]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度》第1卷（ Tsardom，I ），87～174页。

[70] “沙皇伊凡四世（Ivan IV）从外国人的观点看被认为是欧洲最富有的封建领主之一……非常有利可图的王家贸易垄断为外国贸易，完全依赖沙皇本人和他的仆从的庄园经济。”拉什琴柯，（Peter.I.Lyashchenko）《到1917年革命的俄罗斯民族经济史》（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to the 1917 Revolution ，New York：Macmillan，1949） 213～214页。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伊凡四世（Ivan IV）首先似乎对与英国商业联系的发展如此赞助。确实，鲁比曼科（Inna Lubimenko）证明他比伊丽莎白（Elizabeth）对其需要得多，而是英国的冷漠致使伊凡（Ivan）作出强烈反应。见《彼得大帝之前英国与俄罗斯的商业和政治关系》（ Les relations commercuales et politques de L’Angleterre avec la Russie avant Pierre le Grand ，Parisi Libi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1933） 40～53页。

[71]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46～147页。布卢姆也说道，“在1570年代和1580年代生产的灾难性下降。”布卢姆《16世纪俄罗斯的价格》（Price in Rus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经济史杂志》第16卷，第2号，1956年6月（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2，June，1956），196页。见拉什琴柯（Lyashchenko）：“从大规模的，封建的，自足经济的旧形式转变为农奴劳作的领地制（pomestye）的新形式，根植于最大限度剥削劳动力的驱动力，这不能不在16世纪的莫斯科国家整个民族经济中产生一个长期的普遍衰落……”
“通过他们的免税权，世袭领地（votchini）有着如此之多的特权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使他们能够容易地聚集起大量的劳动力，将农民逐步农奴化……普通的服役领地（pomestye）经济不能由农奴（kholop） 〔维兰（villein） ——见史密斯（Smith），162页〕劳动操作，很少有服役领地拥有农奴，更不用说其贫乏的品质了，这特别在货币经济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但是它也不能把它的生产建立在完全在经济上依靠农民劳动的基础上，因为服役领地（pomestye）经济的经济力量通常不是很大的。服役领地劳动组织的需要只能够通过超经济强制得到，用将劳工奴隶化把劳动力‘束缚’在服役领地上，不只是通过债务、货款、劳役期等等，也通过‘认可’服役领地主（pomeshchik）对农民实行强制劳动的‘权利’……”
“农民阶层的毁灭和服役领地主（pomeshchik）方面增长着的经济压力，迫使农民减少他们的可耕土地〔已经‘在16世纪中叶达到95%以上’它衰落到‘在中央省……为31.6%，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省只有6.9%’这是在1580年代〕，并从农奴化地区逃到‘自由’土地以寻求挽救，结果是衰落的不只是服役领地本身，还有与其联系的农民经济，这在16世纪期间变得明显了。”《俄罗斯的民族经济》（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191～193页。

[72] 见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58～159页。

[73] 曼科夫（Mankov），《价格波动》（ Lemouvement des prix ），126页。法文本中说是1570～1580年，但是从上下文看似乎显示出这是一个印刷错误，因此我予以改正。

[74]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第1卷（ Tsardom ，I）94～95页。

[75]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第1卷（ Tsardom ，I），156页。他又说：“由于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立沃尼亚（Livonian）战争的结束，在俄罗斯人民这方面需要忍受许多艰苦和牺牲，与禁卫军（oprichnina）造成的后果一道，使俄罗斯陷入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76] 波尔什涅夫（Porchnev），《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60年，第4卷（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960，IV）140页。

[77] 波尔什涅夫（Porchnev），《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60年，第4卷（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960，IV），142页。

[78] 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第l卷（ Tsardom ，I），291页。

[79] 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ky），《俄罗斯史》第3卷（ A History of Russia ，III）128页，斜体字附文。

[80] “17世纪的大贵族主要是新人物。在这个世纪中叶23个为沙皇服务的最富有的商人，只有9个是旧王公家族的后裔。其余的是沙皇非王室的亲戚，他们的家族出自莫斯科旧贵族（boyar）和其他无头衔的服务阶级的成员，包括来自小乡绅的人。”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212页。见马洛维斯特（Malowist），《经济史评论》第12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189页，卢布林斯卡亚（Lublinskaya），《法国绝对君主制》（ French Absolutism ），60页。

[81] “但作为一个阶级，乡绅分享了绝对君主制的胜利。作为沙皇们在反对大贵族斗争中的王家工具，在混乱时代（Time of Troubles）〔17世纪的头几年〕国家复兴的领袖，和米哈伊尔（Michael）（沙皇）的选举者〔1613年〕，他们得到的酬报是代替了世袭贵族（Kniazhata）和旧贵族（boyars）作为统治阶级。旧贵族的成员使用他们保留的部分权力徒劳地与占据国家最高职位的乡绅的这种征服斗争。他们试图坚持当时已无希望且过时的‘任官等级’（mestnichestvo）制度，但是系谱学的主张不再能抵抗沙皇的意志。任命和擢升由王权作出命令，且是经常基于功绩，可能更经常是按偏爱的根据，而不是按其血统。最后在1682年，已长期废弃的任官等级（mestnichestvo）制度被取消了。”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51页。

[82]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镜刊》第14卷（ Speculum ） XIV，321～322页。

[83]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51页。注意布卢姆偶尔不严谨地使用“乡绅”（gentry）这个词作为“小贵族”的同义语的。见塔兹比尔（Tazbir）论波兰乡绅与君主制的关系：“这在1537年引起了‘母鸡战争’（Hen’s War），乡绅们公开表示反抗，聚集在利沃夫（Lwo’w）附近准备一场武装征讨，迫使国王、王后博纳（Bona）和他们周围的大贵族接受妥协。乡绅们成功的根源也在于他们经济地位的巩固。这是使用农奴工作的地产发展的结果，它增长的幅度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将他们从他们持有的土地上迁走，给予他们较小的或产量较少的地块而得来的。”《波兰史》（ History of Poland ），176页。

[84] 例如塔兹比尔（Tazbir），论述波兰说“城镇的经济繁荣不能被议会（Seym）的法律所妨碍，这些法律免除了乡绅购买的所有货物和他们地产上那些产品的捐税。同样的法律在其他国家对城镇人民的处境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这在那时的波兰也存在，许多市民与乡绅混合的公司生意做得很好。 1565年的法律禁止人民的粮食贸易，并禁止波兰商人出售波兰货物到海外和进口外国货物到波兰，将大城镇置于相当优越的地位，因为他们由此成为这种贸易仅有的媒介。外国商人只允许在那里展示他们的货物。然而，1565年的法律从未发生效力，禁止市民购买土地的禁令由议会（Seym）颁布了几次，也没有能阻止城镇的发展。相反地，它有利于从商业而来的资本投资到制造业中。”《波兰史》（ History of Poland ），177～178页。
但是他也同样注意到：“在16世纪末波兰的城镇开始感受到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庄园农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一种不同的城镇在16世纪末出现，建立在大贵族的领地土地上……这些市镇是属于地方领主的财产，自然归他们用于增加剥削。贵族阶层的最高权力的产生也在其他城市中心可以感受到……乡绅的政治霸权和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农场经济的扩张，对波兰城镇和手工业的不利影响只是在较晚年代变得明显，但是一场经济危机的头一批征兆在17世纪前半期已经表现出来了。〔226～227页〕。”

[85] 宗教改革有另一个后果〔在易北河以东（east Elbia）〕：“在普鲁士（Prussia）之外，统治者变成了大领地的所有者，因此他们作为地主的利益此后与那些贵族相一致，而与城镇的人在商业事务上相对立。”卡斯坦（Carsten），《普鲁士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Prussia ）166页。

[86] “最重要的是，长期持续的衰落和对东部城镇的压抑消除了对贵族阶层兴起的一切抵抗……”
“这种压抑和城镇的衰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世纪的社会平衡，开辟了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道路。在普鲁士，同样的结果靠在1466年把所有重要城镇放弃给波兰〔除了柯尼斯堡（Konigsberg）〕而达到了。”宗教改革有另一个后果〔在易北河以东（east Elbia）〕：“在普鲁士（Prussia）之外，统治者变成了大领地的所有者，因此他们作为地主的利益此后与那些贵族相一致，而与城镇的人在商业事务上相对立。”卡斯坦（Carsten），《普鲁士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Prussia ），116，147页。

[87] 克鲁契夫斯基（Kluchesky），《俄罗斯史》第2卷（ A History of Russia ，II）145页。

[88]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23页。

[89] 马洛维斯特（Malowist），《经济史评论》第12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86页。见卡斯坦（Carsten）：“直到16世纪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谷物出口掌握在城镇手中，它们的市民从这种贸易中大量受益。当贵族对生产在市场出售的谷物更感兴趣时，就开始侵入城市企业的领域。〔170页〕。”
见格斯特里（Ferdo Gestrin）：“斯洛文尼亚的（Slovenian）资产阶级以相反的意义卷入了可能是他们希望得到的总进程。比非农业生产它更多地保留与商业的联系，特别是过境贸易，但是他们在这个竞争场中被农民和领主的双重竞争所击败。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16）世纪……他们从未停止慢慢地衰落下去，尽管在他们的境况中有一些一时的改善。”《16世纪斯洛文尼亚的经济与社会》（Economic et scoiètè en Slovénie au XVIe siècle） 《年鉴》第17卷（ Annales E.S.C .XVII） 687页。
见霍斯佐斯基（Hoszowski）：“〔波兰的乡绅〕不只要他们土地上产品的收入，也要他们产品的贸易而得到的收入。因为这个理由他们通过适当的议会（Seym）立法来设法确保维斯杜拉河（Vistula）上的通行自由（及它的支流），还有农业和林业产品由他们自己的领有地出口到国外的免税自由，以及从国外进口的所有用于他们自己的地产和农场的货物免于必须付税的自由。在实际活动中，封建阶级扩展了这种关税特权，不付由于他们出口粮食、牲畜和其他农场产品而应付的关税，而这是在村庄或农村市场上从农民那里买来的。他们也带着一些外国商品沿着维斯杜拉河（Vistula）不付关税进入国内，然后把这些商品出售给生活在他们地产上的人们。用这种方法，乡绅们把农产品，木材和林业产品的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把市民从这种贸易驱赶出去，严重地毁掉了城镇商人从进口货物中获利的机会。”《波兰在第十一届国际大会中》（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 。127页。

[90] “波罗的海（Baltic）国家贵族的经济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城镇的衰落。这个政策包括加强食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给予外国贸易以强有力的支持以利于制造品出口。这个行动的方针是打算确保外国货物的丰富和压低它们的价格。”马洛维斯特（Malowist）《经济史评论》第12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188页。马洛维斯特称这种政策为“反重商主义”。
“波兰出口贸易的主要特征是在有关整个国家的范围内为乡绅所控制……而从国外进口大部分掌握在外国商人手里。”霍斯佐斯基，（Hoszowski）《波兰在第十一届国际大会上》（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eess ）129页。
“对于商业资产阶级和城市繁荣来说，在农村地区比竞争更可怕的是外国资本〔从意大利和南部意志〕的到来。”格斯特里（Gestrin）《年鉴》第17卷（ Aunales.E.S.C .XVII）680页。

[91] “格但斯克（Gdańsk）的城镇居民很清楚经济优越性源于与波兰的政治联合，因此，尽管在格但斯克的贵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大多数中是德意志人血统和使用德语，却有着强烈的亲波兰倾向……〔格但斯克的人民〕渴望维持他们与波兰的联合，这是他们繁荣的来源。”霍斯佐斯基（Hoszowski）：《波兰在第十一届国际大会上》（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141页。

[92] “不像在西欧，那里贸易主要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职业，俄罗斯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从事商业……沙皇本人像他古代的祖先基辅（Kiev）的王公，是全帝国唯一最重要的生意人……沙皇们不限于经销他们自己领地的产品，他们维持着对许多物品的垄断……有时沙皇通过他的商业代理人和官员，垄断一种商品的全部产品，提高它的价格，然后迫使商人购买。”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29页。

[93] “除了为他们自己获利进行贸易之外，客商（gosti）还是沙皇的商务代理人，从国内最成功的商人中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个职责。他们也被给予收取某些税的责任，被要求交付由政府规定的一定数目。作为对这些职责的酬报他们被给予一种类似于服役贵族的地位。在商人中斯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s）是最有名的。来自农民出身，他们在14世纪后半期在盐贸易上开始兴起。随时间推移他们把活动扩展到其他工商企业。他们成为北方殖民区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对西伯利亚财富的商业剥削上起着主导作用。”“不像在西欧，那里贸易主要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职业，俄罗斯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从事商业……沙皇本人像他古代的祖先基辅（Kiev）的王公，是全帝国唯一最重要的生意人……沙皇们不限于经销他们自己领地的产品，他们维持着对许多物品的垄断……有时沙皇通过他的商业代理人和官员，垄断一种商品的全部产品，提高它的价格，然后迫使商人购买。”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30～131页。

[94] 福斯特（Foust），《经济史杂志》21卷（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475页。

[95] “这些与尼德兰（Netherlands）活跃的商业关系，还有与其他西方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商业关系，使我们顺便注意到，例如如果波兰贵族的财富与出口小麦到荷兰（Holland）有密切联系，相反地西方商品的自由进口，以较高的质量（特别是荷兰和英国的呢布）和较低的价格出售，促使了民族工业的毁灭。由这同样的途径，荷兰（Dutch）舰队越来越大的垄断倾向逐步导致了波罗的海域镇舰队的毁灭，包括格但斯克（Gdańsk），波兰的主要港口……”
“从他在波罗的海的特权经济地位获得了大量利润，尼德兰、英国，和不久以前的法国对欧洲这个部分发生的事情越来越严重关注。首先，这些国家希望保持他们的贸易不受战争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能注意到在斗争中（在1617，1629，1635年）进行调停的新努力……”沙尔平斯基（Czalpinski），《历史科学第十一届国际大会报告，第四部分》（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Rapports ，IV），37页。

[96] “从16世纪后半期起，在以纽伦堡（Nuremberg）和其他城市的德意志商栈为一方，捷克（Czech）的花边公司为另一方之间就开始缔结集体契约，其中包括这些公司做出的保证，运交规定质量水平特定数量的花边，价格由契约确定。”
“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看来是这种情况，由公司集体交货给商栈这种形式，在那时的新情况下，不再能确保充足数量或货品供海外出口。人们必须发展生产和商业的新形式，这就是被称为批发制度（Verlagssystem），它的起始在16世纪就可以发现，但是它的充分发展只是发生在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克里马（Klima）和马库里克（J.Macurek），《中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问题（16到18世纪）》（La question de la transition du féodalisme am capitalisme en Europe centrale《16e-18e siècles》）《历史科学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1960年，报告，第四部分；现代史》（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rire moderne ） （Göteborg，Almquist & Wiksell，1960） 87页。

[97] 一个特有的特征区分开来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捷克大地产。在那里人们也看到粮食生产和初级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同时，他们继续加工农业产品，例如从粮食生产啤酒和其他初级工业产品。特别是酿造业给予了捷克的大地产，作为与相邻的德意志、波兰和北部匈牙利（Hungary）（也就是斯洛伐克Slovakia）大地产的区别，它特有的特点……捷克农业生产另一个杰出的特点是特别在16世纪与相邻国家比较，发展了池塘养鱼业……此外，封建大地产在捷克土地上企图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在16和17世纪，他们特别卷入了探寻金属矿、采矿业和产铁业。“从16世纪后半期起，在以纽伦堡（Nuremberg）和其他城市的德意志商栈为一方，捷克（Czech）的花边公司为另一方之间就开始缔结集体契约，其中包括这些公司做出的保证，运交规定质量水平特定数量的花边，价格由契约确定。”
“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看来是这种情况，由公司集体交货给商栈这种形式，在那时的新情况下，不再能确保充足数量或货品供海外出口。人们必须发展生产和商业的新形式，这就是被称为批发制度（Verlagssystem），它的起始在16世纪就可以发现，但是它的充分发展只是发生在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克里马（Klima）和马库里克（J.Macurek），《中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问题（16到18世纪）》（La question de la transition du féodalisme am capitalisme en Europe centrale《16e-18e siècles》）《历史科学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1960年，报告，第四部分；现代史》（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rire moderne ） （Göteborg，Almquist & Wiksell，1960），99～100页。

[98] 在本国商人阶级手中资本积累的情况，因而在俄罗斯要比在波兰有利得多，一个优势甚至要更大，因为俄罗斯贵族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经历了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危机，没有很多参与大规模的贸易。
“还有，看来当地积累的资本用于生产性目的比起波兰程度要大得多。它的投资加速了俄罗斯经济落后地区和北部与东南部边疆殖民化的步伐。它确实有助于增加对国家的内部需求和它的对外贸易至关重要产品的数量。而且，商人们重点投资于某些工业，例如盐矿业和乌拉尔（Urals）的铁工业，这对俄罗斯军队的装备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对国家人口整体而言至关重要的商品数量因而也增长了，甚至大量农民也被卷入商品经济网中。”马洛维斯特（Malowist），《过去与现在》第l3期（ Past & Present ，No.13），39页。

[99]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在羊毛丝呢中，麻棉毛织品和长袍（svitka）绒布在16世纪是最常见的，这为外国访问者巴尔贝里尼（Barberini）提供的证据所证实。他带着一种傲慢强调，俄罗斯人不知道制造毛呢，是从海外进口的。他告诉我们：“在俄罗斯乡间，所有地方都同样，他们制造普通的布供下层阶级使用，主要是农村的人们。这些是麻、棉毛织品，他们区分为较好的，中等的和较差质量的几种，在农村市场上出售。”
“第二类远不那么重要，其中包括质量好的毛呢，由人口中较高的阶级和沙皇宫廷使用。这主要是进口毛呢；来自佛莱米（Flermish） 〔从布鲁日（Bruges）、伊普雷（Ypres）、布拉邦（Brabant）〕后来是英国。但是这一类也包括在俄罗斯制造的毛呢。特别是诺夫哥罗德（Novgorod），以其高质量的毛呢闻名。”曼科夫（Mankov），《价格变动》（ Le mouven ent desprix ），102页。

[100] 讨论16世纪奥斯曼（Ottoman）帝国与欧洲关系的两篇文章是刘易斯（Bernard Lewis）《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某些反映》（Some Reflections of the Decline of Ottoman Empire）《伊斯兰教研究》第11卷，1958（ Studia is Lamica XI ，1958）111～127页和巴坎（Ömer Lutfi Barkan）的《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所见的伊斯坦堡》（La Méditerranée’ de Fernand Braudel vue d’Istam boul）《年鉴》第9卷第2号，1954年4月6日（ Annales E.S.C.IX .2，avrjuin，1954），189～200页。
布伦纳（Otto Brunner）的评论“在基于政治权力的紧密联系方面，拜占庭（Byzantium）的长途商业和奢侈品贸易无疑比西欧（类型）更为接近俄罗斯类型（的经济）得多。”《欧洲与俄罗斯的市场阶层》（Europäisches und Russisches Bürgertum）《社会经济史季刊》第11卷1号，1953年（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haftsgeschichte，XI，1，1953） 15页。

[101] 莱比尔（A.H.Lybyer）；《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东方贸易之路》（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Reutes of Oriental Trade）《英国历史评论》第120卷，1915年10月（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Oct，1915）588页。

[102]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e ）40～41页。对于一件事，即欧洲似乎通过地中海东部（Levant）得到很好的香科供应（见537页），戈丁诺怀疑在那时葡萄牙人对香料有着比短暂和浪漫的兴趣更多的想法：“亨利〔Henry]或他那时的其他葡萄牙人确实把他们的活动指向这些〔在东方〕有着奇异事物的国家吗？看来很难说如此；为什么葡萄牙商业在那时会有兴趣企图改变对其有利的香料之路呢？”（548页）

[103]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e ）40～41页。对于一件事，即欧洲似乎通过地中海东部（Levant）得到很好的香科供应（见537页），戈丁诺怀疑在那时葡萄牙人对香料有着比短暂和浪漫的兴趣更多的想法：“亨利〔Henry]或他那时的其他葡萄牙人确实把他们的活动指向这些〔在东方〕有着奇异事物的国家吗？看来很难说如此；为什么葡萄牙商业在那时会有兴趣企图改变对其有利的香料之路呢？”，43页，550～551页。

[104]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e ）40～41页。对于一件事，即欧洲似乎通过地中海东部（Levant）得到很好的香科供应（见537页），戈丁诺怀疑在那时葡萄牙人对香料有着比短暂和浪漫的兴趣更多的想法：“亨利〔Henry]或他那时的其他葡萄牙人确实把他们的活动指向这些〔在东方〕有着奇异事物的国家吗？看来很难说如此；为什么葡萄牙商业在那时会有兴趣企图改变对其有利的香料之路呢？”，551页。

[105]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e ）40～41页。对于一件事，即欧洲似乎通过地中海东部（Levant）得到很好的香科供应（见537页），戈丁诺怀疑在那时葡萄牙人对香料有着比短暂和浪漫的兴趣更多的想法：“亨利〔Henry]或他那时的其他葡萄牙人确实把他们的活动指向这些〔在东方〕有着奇异事物的国家吗？看来很难说如此；为什么葡萄牙商业在那时会有兴趣企图改变对其有利的香料之路呢？”，831页。见830页上的图表。

[106] 〔开凿炮门〕有着很大重要性。它使较大的船只有大量增加其大炮的可能性。把炮装在主甲板上，不只使其可能装置得多得多，也使得使用大得多的炮、而又不危及船的稳定性成为可能……
“当大西洋沿岸欧洲地区的航行船只到达〔印度洋〕，几乎没有什么能抵抗他们。当1513年阿尔布奎基（Albuquerque）骄傲地写给国王的信说，‘谣言说我们来到时，所有（当地的）船只都消失了，甚至鸟儿也不再掠过海面，’它不是夸张的文章。在他们初次来到印度海面后15年内，葡萄牙人完全摧毁了阿拉伯人的海军力量，国王能够有理由自称为‘埃塞俄比亚（Ethiopia）、阿拉伯（Arabia）、波斯（Persia）和印度的征服、航海与商业之主。’”奇波拉（Carlo M.Cipola），《大炮与航海》（ Guns and Sails ） 82，137页。
对这个时代葡萄牙船只的详细描述，见莫罗（Francois Mauro），《16和17世纪葡萄牙在大西洋的船只类型和海军建设》（Types de navires et constructions navales dans L’Atlantique portugais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现代与当代史杂志》第4卷，1959年7月～8月（ Revue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I，juil.-août 1959）185～193页。

[107] 这被博克塞（Boxer）赞同地引用，他提出了怀疑技术解释是否充分的理由：“但这种垄断不像它表现得那样如此包括一切。除了葡萄牙从来没有拥有足够的战船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强制实行它之外，腐化的殖民地官员很容易贿赂，并且当地的船只经常为葡萄牙商人（或以他们的名义）运货。”《葡萄牙人在东方，1500～1800年》（The Portuguese in the East，1500～1800）在利弗莫尔（Livermore）编辑的《葡萄牙和巴西，一个介绍》（ Portugal and Brazil，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Clarendon，1953），193页。

[108]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18页。

[109]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19页。

[110]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71页。

[111]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91，595页。

[112]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94页。

[113] “当有着相等的海上力量的欧洲竞争者们向葡萄牙人的权利挑战时，保卫巨大的已往赢得的贸易需要有严密的组织，这些驻防要塞需要军队来抵抗欧洲人的攻击，并在缺乏海军支持时能坚持下去。葡萄牙的回答是由他们的总督（Governor）阿尔布奎基（Affonso Albuquerque）以论文的形式精密计划的，他发展出建立一系列独立堡垒的计划，并为了通过果阿（Goa）的货物集散地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沟通贸易，对欧洲通过唯一的港口里斯本（Lisbon）在欧洲贸易，他将防卫系统集中在波斯湾（Persian Gulf）和亚丁湾（Gulf of Aden）易受攻击的地区，他建设发展混血人口来解决人力问题。”里奇（Rich）《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204～205页。

[114] “由国家进行的最大规模海外商业是葡萄牙的印度人的贸易，还有在非洲海岸的中介港口——一种完全开辟了新领域的贸易。从最早期直到1577年，这种殖民地贸易一直进行，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这种贸易的法律制度被保持了下来，它完全为国王的利益进行，由他自己承担风险，用他自己的船，发给私家商人印度贸易的许可证只是例外的情况，虽然在非洲贸易中更为往常一些。”赫克谢尔（Heckscher），《重商主义》第1卷（ Mercantilism ，I），341页。

[115] “然而，从16世纪末起，不幸落到了好望角（Cape）航路上，它的交通大幅度衰落了。现在英国人和荷兰人带着大量货船的胡椒，和其他香料和药材到欧洲，这就是为什么从1597年开始，贸易回到国家掌握的根本原因。私人企业家不再敢于冒险组成公司来‘收获’退回货品〔‘laferme de trazida’〕……荷兰人在进行早期避免不了的战争，以图从贸易和接获葡萄牙船只中获利；他们的船往返旅行不怕攻击，而葡萄牙人不是如此。因而私人企业家不希望投入他们的资本，一共只有少量资本投入。大多数资本是国家投资的，不足以组成一个公司。”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696～697页。

[116] “然而，从16世纪末起，不幸落到了好望角（Cape）航路上，它的交通大幅度衰落了。现在英国人和荷兰人带着大量货船的胡椒，和其他香料和药材到欧洲，这就是为什么从1597年开始，贸易回到国家掌握的根本原因。私人企业家不再敢于冒险组成公司来‘收获’退回货品〔‘laferme de trazida’〕……荷兰人在进行早期避免不了的战争，以图从贸易和接获葡萄牙船只中获利；他们的船往返旅行不怕攻击，而葡萄牙人不是如此。因而私人企业家不希望投入他们的资本，一共只有少量资本投入。大多数资本是国家投资的，不足以组成一个公司。”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656页。

[117] 拉什（Donald F.Lach）《欧洲成长中的亚洲》第l卷《发现的世纪》（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Chicago Illinois Vniv.of Chicago Press，1965）第2本（Book II），827～828页。

[118] 特雷弗-罗珀（H.R.Trevor-Raper）《历史文集》（ Historical Essays ），120页。

[119] 关于在印度洋上驱逐穆斯林（Moslems），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uese ）630页。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45～48页。关于葡萄牙人取代倭寇（Wako）海盗，见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历史文集（ Historical Essays ）》 120页，它依次根据博克塞（Boxer），《日本的基督教世纪》（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和桑塞姆（Sansom），《日本史》第2卷（ A History of Japan ，II），208页。

[120] 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 Poutuguese Seaborne Empire ），46页。

[121] “对于葡萄牙人幸运的是，当他们出现在亚洲海面时，埃及（Egypt）、波斯（Persia）和维贾亚纳加尔（Vijayanagar）各帝国在印度洋没有武装船只，如果它们确实拥有任何船只，而中国船只由皇帝诏令官方限制其沿着中国海岸航行的话。”博克塞（Boxer），利弗莫尔（Livermore），《葡萄牙和巴西》（ Portugal and Brazil ） 189～190页。

[122]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96页。

[123]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81～582页。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59页。

[124] “胡椒是从东方进口的主要商品，而银锭是向‘黄金果阿’（Golden Goa）的主要出口……在16世纪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中，马拉巴尔（Malabar）的胡椒商人拒绝接受除黄金之外的任何东西作为付款……”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52页，60页。
应当提到，肖努（Chaunu）认为这种贸易对欧洲是个好交易：“购买了120，000到150，000吨香料，却几乎没有什么货品交换。只有150吨黄金，主要是从弱小的非洲社会掠夺而来的，香料的数量难于统计，但是绝不能与留在那里作为补货的相当于6000吨的银相比。”《新世界的征服与剥削（16世纪）》[“Conqête et exploitation des nouveaux mondes”（XVIe siècle）]，《历史动态集刊》26号（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26 bis） （Paris：Presses Univesitaires de France，1969） 323页。

[125] “与美洲的贸易使得欧洲能发展它的亚洲贸易。因为若没有新世界的银的话，香料、胡椒、丝绸、宝石、后来的中国瓷器，所有这些珍贵的奢侈品西方是不能得到的。”肖努（Chaunu），《塞维利亚》第1卷（ Séville ，I）13～14页。
“与西方的贸易在开辟墨西哥—秘鲁（Mexican-Peruvian）的银砂后的时期达到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们的出产很大一部分流入中国，以交换丝绸、瓷器和茶。”韦伯（Max Weber）《中国的宗教》（ Religion of China ）5页。韦伯指出在那时中国银与金的比价贬值，从1368年的4∶1到1574年的8∶l，1635年的10∶1和1737年的20∶1。
“次于中国与葡萄牙进行贸易的主要国家是日本。澳门（Macao）［在16世纪］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这个国家的金银出口。”张（Chang），《中国—葡萄牙贸易》（ Sino-Portuguese Trade ），117页。是葡萄牙人的能力控制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给予她用于在东南亚和印度贸易的金银。
“金银产量的突然增加，特别是在16世纪之后银的增加，与对外贸易的新发展有紧密联系。”
“葡萄牙船只与日本贸易的发展和由此增长的利润，事实上是用日本的银交换中国的生丝和其他商品构成的中介贸易的结果。”
“这是丰臣秀吉（Hideyoshi）特许贸易以确保在第三国获得中国商品的主要目的。因为明朝的政策禁止外国船只登陆大陆，特别是日本船只。日本对外贸易享受到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贵金属生产达到了它最繁荣的顶峰。”科巴塔（A.Kobata），《16和17世纪日本金银的生产和使用》（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Japan）《经济史评论》第二系列，第18卷，2号，1965年10月（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VIII，2.Oct.1965） 245～246页。

[126] 见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 ）316页。

[127] 见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60页。

[128] 拉什（Lach），《欧洲成长时期的亚洲》第1卷（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Book I）第Xii页。见布罗代尔（Braudel）：“在16世纪和以后的世纪里，在生产香料、药材和丝绸的广大土地上，因此流通着宝贵的金币特别是银币［在地中海地区铸造］……大发现可能使道路和价格变得颠倒混乱；但它们不能改变基本的事实［支付上的赤字］”《地中海》第1卷（ La Méditerranée I）422页。

[129] “虽然欧洲人沿着海路到亚洲旅行似乎是容易的，他们深入到主要大陆国家是不经常和困难的。并且在16世纪，他们从未处于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印度或中国的帝国统治者的地位，亚洲大陆大的政治文化中心绝没有受到他们武力的威胁。”拉什（Lach），《欧洲成长时期的亚洲》第1卷（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Book I）第Xii页。

[130]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artugais ），619页。

[131] 见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第一次遇到卡利卡特（Calicut）国王时失礼的奇妙故事，载戈丁诺（Godinho），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artugais ），588～590页。

[132] 见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第一次遇到卡利卡特（Calicut）国王时失礼的奇妙故事，载戈丁诺（Godinho），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artugais ），627～629页。

[133] 见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第一次遇到卡利卡特（Calicut）国王时失礼的奇妙故事，载戈丁诺（Godinho），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artugais ），630～631页。

[134] 迈林克-罗洛夫茨（Meilink-Roelofsz），《亚洲贸易》（ Asian Trade ），119页。

[135] 奇波拉（Cipolla），《大炮与航海》（ Guns and Sails ），136页。

[136]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655页。

[137] 范吕尔（J.C.Van Leur）《贸易与社会》（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Hoeve Ltd 1955） 118～119页，165页。甚至迈林克-罗洛夫茨（Meilink-Roelofsz），他在总的方面对范吕尔的分析有保留，也看到主要的变化只是在17世纪才发生：“现在的研究其目的只是显示早在17世纪前半期……欧洲的优势地位就开始表现出来——就算可承认它——这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如此。”《亚洲贸易》（ Asian Trade ） 10～11页。

[138] “如果葡萄牙人不组成公司并超越千年之久的经验，如果他们不能大大加强已经存在的事物，葡萄牙人就不能在十五年中成功地控制印度洋的一半贸易。他们的道路分成一种新的阶层系统；他们转向最重要的贸易趋势。但是从根本上，他们没有能动千年之久的交往和交换。葡萄牙人的革命是迅速的，因为它局限于最高点。”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 ），177页。
“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出现很少被感受到，除了在少数地方的少数个人之外……可能若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末放弃了他们印度帝国，他们留下的痕迹比希腊人（Greeks）、塞西亚人（Scythians）和帕提亚人（Parthians）还要少，——可能有些钱币，有些在集市语言中残缺不全的词汇，有些萎缩的混血人社团，有些外国武士和教士的流行传说。”桑塞姆（George B.Sansom）《西方世界与日本》（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New York Knopf，1950） 87页。
“马六甲（Malacca）做为贸易的中枢连结点，甚至在它被葡萄牙人夺取后，继续进行长期建立的商业活动。”拉什（Lach）：《欧洲成长时期的亚洲》第2卷（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BookII），829页。
“只是由于其海岸葡萄牙人才支持住自己的地位，甚至那时他们的地位也是不稳固的。在陆地战争中，他们的优越装备用处很少，在事实上比当地武器更不适于在热带地方作战。此外，欧洲人对抗的是数量上大大超过他们的本地人，他们熟悉农村和习惯于当地气候。因此在整个16世纪期间葡萄牙的影响仍限于海岸定居地周围的小块地区。”迈林克-罗洛夫茨（Meilink-Roelofsz），《亚洲贸易》（ Asian Trade ），124页。

[139]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77页。

[140]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78页。

[141] 潘尼迦（K.M.Pannikar），《亚洲和西方的统治》（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53页。

[142] 莱恩（Frederic C.Lane），《威尼斯和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426～427页。

[143] 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57页。

[144] 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 ）205页。见博克塞（Boxer）：“旧的葡萄牙殖民帝国本质上是一个海上霸权，一个航海和商业帝国，不管是主要与东方的香料，非洲西部的奴隶，或是与巴西的糖，烟草和黄金有关。然而它是一个以军事和教会模式造就的海上帝国。”《葡萄牙殖民帝国的种族关系，1415-1825年》（ Race Re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mpire ，1415-1825） [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Clarendon），1963]2页。

[145] “欧洲人的相对优势是在海上。在陆地上，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是非常易受攻击的……欧洲人直到1840年代还不能生产能作战的可移动野战炮……”
“欧洲人总体的感觉是，任何将他们的控制扩张到亚洲内地的尝试没有成功的机会……”
“晚至1689年，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势力才完全通过印度的陆地发展。”奇波拉（Cipolla）《大炮与航海》（ Guns and Sails ），138，141，145页。

[146] “当欧洲大胆地向海外扩张，并侵略性地将她的支配势力强加给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大陆时，在她的东部边疆在精神上却在土耳其军队的压力下退却。”“欧洲人的相对优势是在海上。在陆地上，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是非常易受攻击的……欧洲人直到1840年代还不能生产能作战的可移动野战炮……”
“欧洲人总体的感觉是，任何将他们的控制扩张到亚洲内地的尝试没有成功的机会……”
“晚至1689年，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势力才完全通过印度的陆地发展。”奇波拉（Cipolla）《大炮与航海》（ Guns and Sails ），140页。

[147] “欧洲人有效地征服或控制巨大的内陆，后来就成为工业革命的副产品之一。”“当欧洲大胆地向海外扩张，并侵略性地将她的支配势力强加给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大陆时，在她的东部边疆在精神上却在土耳其军队的压力下退却。”“欧洲人的相对优势是在海上。在陆地上，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是非常易受攻击的……欧洲人直到1840年代还不能生产能作战的可移动野战炮……”
“欧洲人总体的感觉是，任何将他们的控制扩张到亚洲内地的尝试没有成功的机会……”
“晚至1689年，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势力才完全通过印度的陆地发展。”奇波拉（Cipolla）《大炮与航海》（ Guns and Sails ），146页。

[148] “今天我们发现很难想象在16世纪香料的重要性……并且，当全然不知道糖时，当既没有电冰箱也没有冬季牲畜饲料用以供应除了香料调制或盐腌肉之外的任何食物时，当几乎没有蔬菜增加维生素和多种食物用餐时，当香料和其他东方药材构成了主要的药物（materin medica）时，它们在欧洲商业中有着确实重要的地位。”罗伯逊（Robertson）《南非经济期刊》第18卷（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42页。然而如我们看到的，说糖在那时完全不为人所知是不真实的。蔗糖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上广泛生长，并被引入巴西，后来又引入加勒比海地区（Caribbean）。

[149] 然而应当牢记这种阶层制度的重要性。胡椒相对而言比香料更重要。肖努（Chaunu）观察到：“在16世纪贸易中胡椒不被视为是一种香料，胡椒是宫廷和肉类保存的卫士，此外没有香料或药材在这词上有狭义的声望。”《征服》（ Conquête ），200页。

[150] 然而应当牢记这种阶层制度的重要性。胡椒相对而言比香料更重要。肖努（Chaunu）观察到：“在16世纪贸易中胡椒不被视为是一种香料，胡椒是宫廷和肉类保存的卫士，此外没有香料或药材在这词上有狭义的声望。”《征服》（ Conquête ），316～317页。

[151] “非洲的香料贸易对于葡萄牙而言，显示出其交易量明显地高于除胡椒和姜之外的任何亚洲香料，并经常比它们加在一起的总量还大。单独看来，几内亚胡椒（malaguette）几乎总是超过姜的交易量。当然，白豆蔻荚的价格是衡量东方香料价格唯一的可比量，在1506年3月，每百公斤（guintal）白豆蔻荚价格为8克鲁赛多（cruzados），而胡椒为22克鲁赛多、肉桂为32和33克鲁赛多，姜为18到19克鲁赛多。尽管几内亚胡椒的价格低，它的总价值通常等于，有时大于其他香料各自的总价值，胡椒和姜除外：因为百公斤白豆蔻荚为8克鲁赛多（cruzados）时，如1506年，1511年2000公斤的价值等于价格为32克鲁赛多的5000公斤肉桂或价格为19克鲁赛多的8400公斤的姜。”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47页。西非洲产品植物学上的描述和地理分布见539～542页。

[152] 格拉曼（Glamann），《欧洲贸易》（ European Trade ），52页。

[153] 格拉曼（Glamann），《欧洲贸易》（ European Trade ），53页。

[154] 莱恩（Frederic C.Lane），《国民财富和保护价格》（ National Wealth and Protection Costs ），载《威尼斯和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Marylan：Johns Hopkins Press，1966），376页。

[155] 莱恩（Frederic C.Lane），《国民财富和保护价格》（ National Wealth and Protection Costs ），载《威尼斯和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Marylan：Johns Hopkins Press，1966），381页。

[156] “葡萄牙人那时所表现的对于其他民族的优势的活动，不是精明的贸易，而是在航海和战争中大胆的冒险。由于葡萄牙人军事和宗教的传统与其阶级结构，因在印度推行的传教政策所良好地刺激起来的活力所得到的财富，比葡萄牙人通过较少的战争手段所得到的更多。一个威尼斯人（Venetian）在1500年似乎相信，葡萄牙人通过更和平的政策就能得到的更多，因为如果葡萄牙的统治阶级有着类似于1500年的威尼斯人的特色的话，就会是这种情况。在那时许多威尼斯贵族已变为投入和平的贸易和经营乡村地产。他们不再像三、四百年前威胁拜占庭（Byzantium）时那样，作商人或海上袭击者同样胜任。”莱恩（Frederic C.Lane），《国民财富和保护价格》（ National Wealth and Protection Costs ），载《威尼斯和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Marylan：Johns Hopkins Press，1966），395～396页。

[157] 这个故事因为外交密谋是复杂的。见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大洋的海军上将》（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Boston：Little Brown，1942） 367～374页；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 ）251～254页。

[158] 见肖努（Pierre Chaunu），《马尼拉的大帆船队》（ Le galion de Manille ）《年鉴》第6卷4号，1951年10月～12月（ Annales E.S.C .VI4，oct-déc，1951）449页。

[159] 见肖努（Pierre Chaunu），《马尼拉的大帆船队》（ Le galion de Manille ）《年鉴》第6卷4号，1951年10月～12月（ Annales E.S.C .VI4，oct-déc，1951），450～451页。

[160] 西班牙最初的打算是在南北美洲建立贸易据点而不是殖民地，只是由于缺乏容许这样一种关系的政治经济条件，使得西班牙开始殖民化。阿兹纳尔（Luis Aznar）描述这种发展说：“既不是未发掘的黄金矿床，不是奴隶贸易，也不是人头税……赚到了相当于哥伦布（Columbus）在15世纪前三次远航的花费和付给第一批定居者薪金的钱。在小西班牙（Hispaniola）遭到不幸的新闻很快传播开来，并导致了宫廷圈子中的不信任……”
“［宫廷改变了它的政策，并因此］以这种方式，将以封建性事业起步的东西在16世纪初变为一种政府的组织系统，作为在现代的头两个世纪的过程中殖民化国家中所建立的系统的原型。”《对印第安人立法的最初阶段》 （ Las etapas iniciales de la legislacion sobre indios ）《美洲笔记》第7卷，五号，1948年9月～10月（ Cuadernos americanos ，VII，5，sept-oct.1948），177～178页。

[161] “在16世纪前半期葡萄牙人认为发现巴西（1500年）是件次等重要的事。事实上，努力加强对现在的巴西的海岸的控制，大约在现在的港口桑托斯（Santos）和累西非（Recife）之间，是一种大部分是自然而然采取的行动，以防止法国和英国从它们所建立竞争海岸地出口巴西产颜料的树木，以用于低地国家和英国的毛呢制造业，只是由于害怕竞争导致在这个世纪后半期维持了占领并建立了一种种植园经济。”S.J.斯坦（Stanley J.Stein）和B.H.斯坦（Barbara.H.Stein）《拉丁美洲的殖民遗产》（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22页。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 ），222页。
见葡萄牙对巴西态度的分析：“缺乏能够易于惊奇的财富，减少了葡萄牙在较早年代对巴西的兴趣，特别是当她与东印度（East Indies）的贸易那时正处于高峰，为了吸引私人资本到她的美洲殖民地，葡萄牙王室把它分为十二个可继承的捐赠领地（donatários），它们可以接管许多王家特权。除了在引进蔗糖种植的地区外缺乏任何经济基础，导致了这个实验的垮台。王室不得不担负起直接责任，花费费用来保卫长期只有很少经济价值的巨大领土。虽然形式上以葡萄牙封建机构为模式，可继承捐赠领地制度应当看作是在王室引导下，吸引私人资本完成商业扩张的努力，可以与16世纪后半期在英国和荷兰建立的贸易公司相比。”弗塔多（Celso Frutado），《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 9～10页，注脚2。

[162] 哈里森（Harrison），《新剑桥现代史》第3卷（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554页。

[163] “尽管如此，我们对16世纪有一个度量等级……如果里斯本（Lisbon）和远东的值为1，巴西的值在0.5和1之间，塞维利亚（Serville）的值为1.5。在17世纪初，塞维利亚的值或多或少为里斯本的1.5倍。”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 ），209页。
然而这对于这种贸易对整个欧洲的重要性而言没有说明什么。“衡量塞维利亚和里斯本的份额是困难的，这是这种垄断的份额，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西南角的份额，因为这种垄断比起支持它的欧洲世界更易于衡量。对有关估价由塞维利亚控制的美洲贸易和里斯本控制的亚洲贸易的重要性方面，衡量其程度的可能性之不同，不是由于衡量垄断本身的某些不可能性，而是更多得多地由于我们目前不可能衡量其余的部分（也就是不属于垄断的部分）”哈里森（Harrison），《新剑桥现代史》第3卷（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273页。

[164] “马尼拉（Manila）大帆船队最大的敌人无疑是西班牙政府本身。在塞维利亚（Serville）的商人们的抱怨很容易传到国王的枢密院（Council of the King）中，在他们和宫廷的金银通货主义信奉者的眼里，大帆船贸易是所有与远东的贸易中最坏的：它的赤字要由出口贵金属来补偿。”肖努（Chauna），《年鉴》第4卷（ Annales E.S.C .VI）458页。
反对这种金银流失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流失逐渐地甚至不经过里斯本和塞维利亚：“通过好望角（Cape）航路，（银）里亚尔铸币（reales）流往整个东方地区。正是靠着它们，中国贸易——瓷器、生丝和丝织品、黄金——胜过了其他贸易，导致经常来往的日本，这个丝绸的市场和银的来源的出口。一方面是中国对白银深深的渴求，西班牙属美洲的发展是另一方，共同建立了从阿卡普尔科（Acapulco）到马尼拉的直通航路，这引起了果阿（Goa）和里斯本的敌意，使他们都接近了同样受到其伤害的塞维利亚。”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c de l’empire portugais ）833页。
西班牙的立场与英国的立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7世纪早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同样处于由于它的贸易带来了银的流失的攻击之下，许多人认为它对那时贸易的萧条负有责任。“对这种攻击通常的回答是，因为公司向欧洲大陆和中东地区的再出口在价值上超过了送往东印度群岛的金银，这整个问题与这个国家整体上的支付平衡是不可分的。”乔杜里，《东印度公司与17世纪早期的金银出口》（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xport of Treasure in the Early 17 th Century ）《经济史评论》第16卷，第1号，1963年8月（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1，Aug 1963）25页。公司当然是完全正确的。“欧洲”丧失了金银，而英国没有。是西班牙没有能力把她自己置于欧洲地区间贸易的联结点上，如英国当时那样，这造成了不同之处。

[165] 见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56～57页，也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c de l’empire portugais ），673页。

[166] 见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 ）290～296页，300～311页。

[167] 见博克塞（Boxer）对糖在巴西社会结构中的冲击作用的描述。《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84～105页。对矿业经营，见加拉（Alvaro Jara）：“毫无问题，在南北美洲的许多地区，矿业是有着重新组织甚至破坏人们在前殖民时代所具有的结构的巨大力量。当地人口新的集中是由创建矿业中心产生的——我们想到的不只是玻托西（Potosi），还有许多其他银、金和水银生产中心——可能是第一次创造了这种社会现象：那些流动的被剥夺了产业的群众，被夺去了一切东西，没有未来或任何对明天的安全保证，集中在伪城市地带，在那里城市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没有那样的重要意义，即至少在城市生活的范围内可能使他们比以前的生活水准有所提高。”加拉（Jara），《西班牙属美洲矿业经济的三次实验》（ Tres ensayos sobre economia minera hispano-americano ），28页。

[168] 博拉（Woodrow Borah）指出，发展产丝业最初是因为它“由搬运夫或骡子成捆地容易地搬运，可望其运输费用低廉，在殖民地有肯定的市场，或是在西班牙，还有大量的利润。”《产丝业在殖民地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 20号。（ Silk-raising in Colonial Mexico，Ibero-Americana ，20） （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43） 15页。博拉（Borah）提供了这种衰落的三个解释，在印第安人（Indians）中的衰落是因为受虐待，荷重的征税和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导致他们退出和毁坏桑树林，利润的丧失是因为从菲律宾（Philippines）向世界市场的补充供应。见他对衰落的这些原因的长篇讨论，在85～101页。

[169] 肖努（Chaunu），《年鉴》第6卷（ Annales，E.S.C .VI） 462页，（注脚1），虽然博拉（Borah）似乎在一点上指出，菲律宾贸易的兴起是墨西哥产丝业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另一点上他论证这种逆转是真实的，由此支持了肖努：“形成对照的是，菲律宾贸易的发展与墨西哥产丝业的衰落在时间上相合，中国丝的大规模进口于1579年开始，而大约在这个时候国内的产丝业开始衰落。”博拉（Borah），《产丝业》（ Silk-raising ），90页。

[170] 见肖努（Chaunu），《年鉴》第6卷，（ Annales，E.S.C .IV）460～461页。

[171] 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 ），290页。

[172] 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 ），277页，一个关于距离—时间的长篇讨论可以在277～290页找到。

[173] 莱恩（Lane），《威尼斯和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28页。

[174] 肖努（Chaunu），《年鉴》第6卷（ Annales，E.S.C .VI），455页，（注脚2） 。

[175] 马尔卡里多（Alfredo Margarido）提到：“‘异教的’刚果（Congo）拒绝天主教（Catholicism）给其打上印记，并对殖民地经济的迫切需要（贩卖人口经济économie de traite）进行抵抗。葡萄牙人不得不摧毁这个王国，为了创造必不可少的剩余价值，在那里需要推行他们在南美洲的殖民化政策。”《刚果的古代王国》（ L’amcien royaume du Congo 《年鉴》第25卷，6号，1970年2月12日）（ Annales E.S.C .X X V nov-déc，1970），1725页。
博克塞（Boxer）也说道，他称之为“有希望的实验”，在1543年国王阿丰索一世（Dom Affonso I）死后垮台了，“部分是因为葡萄牙在亚洲和南美洲增长的承诺，但主要是由于奴隶贸易的扩散和加强。”《种族关系》（ Race Relations ）20页。也是博克塞，《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s ）97～103页。巴兰迪尔（Georges Balandier），《刚果王国的日常生活》（ Daily Life in the Kingdom of the Kongo ）（New York，Pantheon，1968）。

[176] 布罗代尔（Braudel）《地中海》第1卷（ La Méditerranée I），496页。另一个因素是在这种高利润贸易中的腐败：“在1500年之后的几十年中，葡萄牙人在红海（Red Sea）贸易的道路上设置了严重的障碍，迫使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的香料价格涨到15世纪的水平之上。后来葡萄牙官员在印度变得如此无能或是易于腐化，他们不再在经过红海和波斯湾的贸易道路上设置花费很大的障碍。”莱恩（Frederic C.Lane）《威尼斯和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33页。

[177] 见莱比尔（Lybyer），《英国历史评论》第30卷（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XX） 586页。

[178] 莱恩（Lane），《威尼斯和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31页。

[179] 戈丁诺（Godinho）引用一位16世纪威尼斯商人费德里切（Cesare de Fedrici）的话说：“运去里斯本的胡椒不像经过美加（Mecca）海峡（或许是红海）运来的那样好，因为葡萄牙国王的使节在许多年以前，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与交趾（科钦）（Cochin）的国王订立了契约，确定了胡椒的价格，结果是这种价格既不能涨也不能落。由于这个价格是很低的使得农民非常不愿意地交付胡椒，造成其品质是不成熟和肮脏的。因为阿拉伯（Arab）商人所支付的价格较高，他所得到更好的胡椒和更好的对待。”《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638～639页。
戈丁诺（Godinho）主张在好望角（Cape）航路上的损失不是葡萄牙衰落的一个解释：“总之，在136年的过程中，这种损失总计起来在外出航行中少于11%，在回归航行中少于15%。在1558年，当草拟一份香科贸易的预算时，包括有一项每年在五只船中损失一只于归程之中（20%）。这个计算是很有余地的。意大利人萨塞蒂（Sassetti），他熟悉地中海，并有着被迫回到他前一年离开的港口的经验，从交趾（科钦）（Cochin）写信说，从里斯本去印度比从巴塞罗那（Barcelona）到热那亚（Genoa）相对而言的危险性要小。（671页）”
可以如乔辛瑙-诺加里特（Guy Chaussinaud-Nogaret）那样，在评论戈丁诺（Godinho）的书时问道，为什么葡萄牙人在那时从未像后来的英国人和荷兰人那样发展起大的私人公司，这样就可以用更有效的商业手段超过他们的欧洲竞争者（在1628年建立这样一个公司的企图失败了。）“为什么葡萄牙看来是处于一个发现了现代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的伟大运动的前哨，却在17世纪初发现其不能遵行北方（欧洲）（那时已存在的）模式？部分的答案难道不是在于里斯本在国际资本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如劳（Virginia Rau）所称的‘世界性投资交易’（agiotage）？这将我们带回到这个问题，谁是香料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明显地不是掌握这种垄断的国家：‘胡椒国王’看着他的财富被所需投资的巨嘴吞没了。”《黄金，胡椒，葡萄牙与世界经济》（L’or，Le poivre，le Portugal et L’économic mondiale）《年鉴》第25卷，6号，1970年11～12月（ Annales，E.S.C ，XXV，6，nov.-déc.1970）1595页。见对这个评论的观点。弗塔多（Furtado）的观点，已写在注脚(170) 中。
葡萄牙人建立这种私人公司的一个尝试完全是由国家发起的。于1628年建立，在1633年解散了。见席尔瓦（Da Silva），《论西班牙》（En Espagne），140～141页。

[180]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96～616页。他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行动，甚至在他们最为有效的时候，“也没有对药材供应造成冲击（616页）。”

[181]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96～616页。他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行动，甚至在他们最为有效的时候，“也没有对药材供应造成冲击（616页）。”，771页。因为土耳其人（Turks）禁止西班牙国王的臣民（在1580年以后包括葡萄牙人）在他们的领地中贸易。葡萄牙商人冒充法国人、英国人或威尼斯人的姓名。

[182]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96～616页。他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行动，甚至在他们最为有效的时候，“也没有对药材供应造成冲击（616页）。”，714页。戈丁诺（Godinho）也说到最初威尼斯人（Venetian）的困难是在1502年：“这个危机不是由葡萄牙人的航行引起的，因为它发生在这之前……这就是说东印度（Indies）航路的建立和所进行的反对红海（Red Sea）商业的行动，是用以对准一个有着极为敏感的伤口的躯体的，这比危机爆发的原因更为持久，将其转变为持久的衰退［ 729］页。”

[183] 见克伦本茨（H.Kellenbenz），《年鉴》第11卷（ Annales E.S.C .XI），8页。

[184] 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 ），358页。

[185] “汉堡（Hamburg）只享受了短暂的在国际香科贸易中的领先地位。1590年代表殖民地贸易扩张中有很大的重要性。荷兰人和英国人成功地寻求到了扩大他们在世界香料市场中的参与的目的。”克伦本茨（Kellenbenz），《年鉴》第11卷（ Annales，E.S.C .XI），23页。
荷兰人在欧洲的网路也被用来在那时涉足巴西的糖贸易：“巴西是欧洲消费的糖的主要来源。大多数糖与奴隶在巴西与葡萄牙之间，或西部非洲与巴西之间的贸易，仍掌握在葡萄牙商人和承包商手中，他们中许多人是犹太人（Jewish）血统；但是糖从葡萄牙向欧洲其余地区出口却在荷兰人掌握之中，而荷兰船长也与巴西的港口经常从事秘密贸易。当地的葡萄牙人纵容这种贸易，并抵抗西班牙官僚机构防止它的企图。在葡萄牙的商人们将他们的名义出借给荷兰商业企业，以委托制为根据，而在这个时期荷兰的贸易在伊比利亚（Iberian）的港口是官方所禁止的。”帕里（Parry），《发现的时代》（ Age of Reconnaissance ），277页。

[186] 肖努（Chaunu），《塞维利亚》第1卷（ Séville ，I）13页。

[187]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artugais），696～697页。但是戈丁诺对这真正因素的重要性如何提出了慎重的警告，至少从一个葡萄牙人的角度而言。见671页。
荷兰人和英国人也在那时开始移入南北美洲。当西班牙于1595年在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开始了对荷兰船只的封锁时，荷兰人遭受了严重的盐短缺，这是一种伊比利亚的出口产品。克伦本茨（Hermann Kellenbenz）强调了这个事实，那盐“对（荷兰的）鲱鱼加工业是很重要的……”《1600年前后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西班牙，北尼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地区》（Spanien，die nördlichen Niedevlande und die Skandinavisch-baltische Raum in der Weltwirtschaft und Politik um 1600），《社会经济史季刊》第41卷，4号，1954年（ Vieteljahrschrift für die Sozial-und Wirtchaftsgeschichte ，XLI，4，1954），293页。
荷兰人发现在南美洲的加勒比（Caribbean）海岸阿拉亚（Araya）半岛的盐可以利用。他们开始对其进行开发，并用运回的船只附带进行走私和抢掠。这个后果对西班牙是严重的？“对西班牙本身，首先它意味着她对盐的限制性政策〔对北尼德兰‘叛乱者’的政治压力〕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她失去了以前通过把半岛的盐卖到荷兰所得到的现付批发价格和税收。现在荷兰人免费免税得到了美洲的盐，它们估计一年价值一百万弗罗林（florin）。”《西班牙属美洲历史评论》第28卷，2号，1948年5月（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VII，2，May 1948），181页。
西班牙人试图驱逐荷兰人，并一时间成功地这样做了，但只是在付出配备一支大舰队，和于1609年的休战（Truce）后对荷兰重新开放伊比利亚半岛的代价之后。从某方面来说挽回这种破坏为时已晚。“对西班牙而言，荷兰人大规模闯入加勒比海，与他们在远东、西非洲、巴西、圭亚那（Guiana）和半岛本身施加重大的航海—商业压力同时发生，是又一个使得伊比利亚人（Iberian）保卫他们的热带殖民世界复杂化的因素……西班牙暂时在加勒比海地区，并在某个花园内在其他地区修补上了她的筑笆，但这付出了多大代价！被荷兰人突然逼得在殖民地世界这里那里到处防守的这个时期，她为了保护其要害的热带地带耗尽了自身的力量，没有剩余精力维护她对在其帝国边缘仍未占领地区的独享权利。只有看到这种关系才能够理解，例如，为什么英国能够建立和保持弗吉尼亚（Virginia），她在美洲第一个微小的前哨站，而没有受到来自西班牙人（Spaniards）方面的干涉，他们在加勒比海和佛罗里达（Florida）有着稳固的基础。”斯鲁伊特（Sluiter），《西班牙属美洲历史评论》第28卷（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VII），195～196页。

[188]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 814～817页。

[189] 见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65页。

[190] 见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历史文集》（ Historical Essays ），120～123页。

[191] “但是对于在16和17世纪好战的基督教（Christicmity）的引入，成长和强有力的镇压，似乎有可能德川时代（Tokugawa）的日本不应退回到孤立主义的外壳中。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在这个时期的海外扩张不会终究失败。日本人不管是和平地或是用其他方式，会在17世纪开始时在菲律宾（Philippines）、印度支那（Indo-China）和印度尼西亚（Indonesia）部分地方定居；他们就有一切可能能够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果实中分享一份，比他们确实做到的要早几十年。”博克塞（Boxer），《日本的基督教世纪》（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第vii页。讨论“假如”的分析总是困难的。但在我看来，人们可以完全不同地解释后来的结果。人们难道不能论证，只是因为日本如此有效地在那时进入它的外壳中，它才能在19世纪以足够强大的形态，抵抗住在世界体系中只扮演边缘的角色，因而迅速地工业化。
与博克塞类似的对于这种隔绝政策的动机的观点，由本所荣次郎（Eijiro Honjo）表达说：“随着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在日本的传播而带来的祸害，使得德川（Tokugawa）幕府采取了隔绝政策……”《明治复兴之前日本海外发展的事实和思想》（Facts and Ideas of Japan’s Oversea Development Prior to the Meiji Restoration）《京都大学经济评论》第17卷，1号，1942年1月（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XVII，1，Jan 1942），1页。

[192] 见哈里森（Harrison），《新剑桥现代史》第3卷（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538～543页。戈丁诺（Godinho）谈到，摩鹿加（Moluccas）总督区在1570年左右它“实际上是独立的”。《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tugais ），812页。

[193]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tugais ），783页。

[194] “在澳门（Macao）受到恐慌打击的葡萄牙居民的第一个步骤（当他们在1582年得知葡萄牙与西班牙1580年的合并时）是将这个殖民地置于西班牙总督的势力范围之外。因为如果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降为西班牙普通臣民的地位，如果澳门港在那时如西班牙人所希望的那样向他们开启，葡萄牙人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就会立刻完结，他们的损失将会是无可弥补的。”张（Chang），《中国—葡萄牙贸易》（ Sino-Portuguese Trade ），100页。
达成了一个妥协。澳门的葡萄牙人被许可有半独立的地位，宣誓对西班牙王室效忠，但悬挂葡萄牙旗帜，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个二品官的地位。张（Chang）清楚西班牙人接受这个妥协的动机：“卡斯提尔（Castiliom）的国王……害怕干涉澳门的内部事务会导致反抗甚至公开叛乱，只好勉强同意它名义上的效忠。”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tugais ），101页。 6NRYG0H4bAYlrvXiL/AcQAbAy0SusJJmx4VJeUDXapTNaSK0VvTv+vYHrDHu/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