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恒久的主题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跷跷板式的起伏。我不谈论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游戏，尽管它当然存在，只是谈谈体制方面的这种游戏。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那些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机构适合在国际舞台上运转，同时也能感觉地方的利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另一些时候，社会活动家们则注重本地方的直接效益，注重国边界的稳定，对与之无关的事件则相对淡漠。当然，这些仅仅是“趋向”而已，而且并非所有的活动家们都崇奉这些主要的趋向。对于这些活动家来说，也没有类似的义务。

我应该强调一下，我是在谈论组织上而不是结构上的趋向。问题在于世界经济是否更加完整或是不完整，前景是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财产权受到更多或是更少的注意。这些结构方面的可变性加强了组织上的选择权，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长期而不是暂时的。组织上的选择权是政治方面的选择，是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所做出的决定。

在“第二个” 16世纪，在“卡托-坎布雷”和约之后，经济平衡开始摇摆起来。西北欧变成了欧洲经济的心脏地带。现在正是考察究竟是什么给了法国和英国如此重要力量的时候。既然在这幅图景中工业部门的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让我们看看何种类型的工业转换会出现，以及英国看上去是如何大大地受惠于它的。

“第二个” 16世纪工业转换最重要的方面既不是它的技术革新（尽管有一些），也不是它的社会组织。工厂和大宗产品从根本上说仍是未为人知的。欧洲世界经济的工业产品的综合水平增长多少亦不清楚。塞拉（Domenico Sella）提示我们尽管有漫长的16世纪的经济发展，但是“1700年的欧洲工业部门与其中世纪的前驱相比要比19世纪的继承者相似得多。” ^[1]

关键的变化在工业地理的分布方面。到1550年，在许多欧洲地区仍然有一些工业活动的中心地区。“欧洲经济的脊背……从佛兰德直到托斯坎尼（Tuscany），” ^[2] 但各地仍然有一些工业。从大约1550年起，工业活动开始集中在欧洲“西北”的某些国家，而在其他欧洲国家衰落。非常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衰落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查理五世的帝国版图。 ^[3]

随着工业在某些地区戏剧性的衰落，欧洲的其余地区似乎分成两大类型。内夫（John Nef） 一方面区分了北部意大利、法国、瑞士的不同，另一方面亦区分了欧洲“北部”（英国、荷兰共和国、瑞典、丹麦和苏格兰）的不一样。照内夫（Nef）的说法：

（前者）在手工与奢侈品工业方面有明显增长，在艺术与工艺品方面有明显的进步，但重工业产量不多，结果，在产品的量上没有显著的变化；（后者）由于重工业扩大，相应地，产品的量度达到空前水平。

塞拉（Sella）绘制的地理区画线稍有不同。他将佛兰德、南部德国至北部意大利画入衰落区内，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他这样做有充足的理由。他没有提到瑞士。他宁可比较瑞典和法国，两者有一定成就；也宁可比较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在这里“成就卓著”； ^[4] 在以上每一个国家都建立了“一个宽阔的工业活动范围”。 ^[5]

然而不管怎样，两位学者都认可英国的伟大增长。当我们回顾许多关于相对欧洲大陆来说，英国就像“殖民地”的描述时就更令人吃惊了， ^[6] 而且内夫坚持认为迟至1547年，“与多数大陆国家，包括法国在内比较起来，英国在工业方面仍是死水一潭。”然而，因为英国的工业扩张，尤其是1575至1620年之间工业增长；“两国的地位开始逆转……” ^[7]

我们看到了晚期中世纪历史构图的一个重要变迁以及英国出口贸易的最终目标。它最初是作为原材料的供应者——谷类、羊毛以及少量的金属品和皮革。到14世纪，这些物品的出口相对衰落，谷类是完全衰落了，布料成为英国主要出口物。

谷类（特别是小麦）从14世纪以后地位日减。这部分归咎于东欧开始出口谷物，吸引了大部分国际市场。这本来有助于抑制英国产量过分扩张的任何趋势。 ^[8] 然而，如我们也知道的，英国的封建领地趋于解体，通常认为是由于人口数下降，导致价格（尤其是谷物类）下跌，生活费增多。可以肯定，15和16世纪伦敦市场的增长导致一种新的对小麦的需求， ^[9] 但是那时，英国的封建占有制已然解体，谷类部分由海外进口提供。 ^[10] 爱尔兰和挪威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虽然英国仍然是大陆的“殖民地”。 ^[11] 这也是威尔士（Wales）从法律上并入不列颠王国的时期，它给英国提供了一个内部的殖民地，在这段时期重点发展牲畜饲养。 ^[12]

羊毛出口贸易在14世纪“不可逆转地衰落”， ^[13] 因为西班牙人的竞争，纺织品出口的增加及英国织布工业自身对羊毛的吸收。尤其是羊毛出口税被国家作为一笔财政进项，“对新生的英国纺织工业是起一种关税保护作用。” ^[14] 到1614年，羊毛出口正式被禁止，在这时期，英国试图调整爱尔兰的羊毛贸易，将爱尔兰变成一个羊毛出口者而不是布料输出者，这种输出反对英国而不是其他地方或国家。 ^[15]

英国的纺织工业对浮现的世界经济来说有两个特征尤为重要。在英国，乡村工业越来越多，这使得英国探索广阔的出口市场。

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里提到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的理论，在英国，正如在欧洲的其余部分，14、15世纪的萧条引起农业收入的急剧减少，导致了提供收入的纺织工业的诞生。从资本家的角度看，乡村工业也有避免支付由城市行会抬高的高工资的优点， ^[16] 并且可以利用水力转动漂洗机。 ^[17] 这些乡村工业生产的纺织品“质量不是最好……但廉价，所以能卖到那些没落的贵族和其他并不富有的顾客手中。” ^[18] 英国这种乡村工业的扩展远远补偿了城市中心的任何衰落。 ^[19] 但是在经济收缩阶段，内部市场太小，以致不能维持工业。“自此以后，工业不得不寻求海外市场。这种情况……从14世纪下半期起在英国和荷兰没有失败过。” ^[20]

这样，纺织品成了英国出口贸易的中心，这是一个自13世纪以来谷类出口一直居较大地位的大转变，也就是波斯坦（Postan）所说的“早熟的重商主义”的来由。 ^[21] 其中一个方面是挤出海外商人，尤其是意大利商人，该过程到15世纪完成。 ^[22] 不敢肯定进行得是否顺利。 ^[23] 挤掉汉萨商人更困难，但那也在16世纪得以完成。 ^[24]

布料贸易给英国产生极大的困难。在众多的市场上出售的需要意味着英国将因竞争受到更多的损失和遭到更大的政治困难，这是相对受到保护的羊毛贸易而言。 ^[25] 事实上，由于以上原因，布料工业在15世纪一再倒退。

波斯坦和宾多夫（Bindoff）将这些退步看作是新的海外贸易者商业组织——伦敦商人冒险家同业公会（Fellowship of Merchant Adventurers）产生的主要原因。该组织正式产生于1486年并垄断了与安特卫普的联系。 ^[26] 但是英国人在市场幅度上遭受的损失，在数量上补了回来。进一步说，他们被迫合理化和讲求效率，如宾多夫所说，既然“新的形势意味着不仅仅是对布料的需求，尤其是对那些外国买主特感兴趣的产品的需求，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的布料在特定时间里供给海外市场。” ^[27] 而且，英国这一方比尼德兰那一方更团结一些（尼德兰受城市内部间相互的竞争所干扰），因此，商业冒险家协会可以“准确地避免相互冲撞”， ^[28] 这就处于一种有利的贸易地位。

关于英国的贸易地位还有有利的一面。它的税收压力比起那些旧的商业中心（佛兰德、北意大利）要小，而且，它的技术组织最先进因而也更经济，这样，就使其早在“第一个” 16世纪就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29] 在“第二个” 16世纪的开端也是如此，英国有繁盛的出口贸易，其2/3的产品进入安特卫普，剩下的1/3进入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它与法国的纯赤字贸易被与哈布斯堡地域内的金银贸易所产生的有利的平衡掩盖了。在伊丽莎白时代（Elizabethan era）之初，英国的海外贸易已然受到高度称赞。 ^[30]

随着“第二个” 16世纪的开始，英国既有政治优势亦有经济优势。可以说，英国内部异常统一，而且时间相对较早。 ^[31]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为它回顾理由，我们在前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讨论过，可以注意一下两种主要的解释：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形式据说已然为强大的君主制度所用， ^[32] 海岛英国的自然地理在集中君主权力方面比大陆更少障碍。 ^[33]

既有以上解释，让我们看看都铎（Tudor）的君主们是用什么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自然的”机遇，这也可以解释英国在“第二个”16世纪追求暂时性工业利益的能力。

一个因素是埃尔顿（G.R.Elton）所谓的发生在1530至1542年之间的亨利（Henrician）或都铎政府革命。这是在“最激进的现代人”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天才指挥下进行的。埃尔顿认为这是一个确实发生变革的时期，一个现代君主国产生的时期：“都铎时代的国家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新的民族的君主国，在看到君主制的表象时，实际上应注意它的民族特征。” ^[34] 政府革命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利益要求的更多协调的伴随物。如果英国在世界经济的网络中保持一贯的统一，它的经济就不再会被切割和分散。

埃尔顿看到一系列体制的程序——一种新的管理财政的模式，一个在国务秘书指挥下的管理权的集中，作为协调组织的枢密院，王室的合理化——每一个方面都与重组一个“更具体、专门的官僚机构” ^[35] 的努力有关。埃尔顿的研究引起种种永无休止的争论之一是，历史学家们认为，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在何种程度上，“差异”构成了质的飞跃。 ^[36]

亨利宗教改革（Henrician Reformation）是新的还是陈旧的？行政变化的确是一场革命，抑或仅仅是14到17世纪持续不断的行程上前进了一步？在我看来，希尔（Christopher Hill）对发生的一切有一种敏锐的适度的把握：

通观整个中世纪，都有“跷跷板”式的力量此起彼伏：当国王软弱或是无足轻重时，“官僚”政府在诸侯控制之下；当他强大时，“王室”政府在国王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在16世纪这个循环被打破了。“宫廷以外”的部门仍在国王控制之下…… ^[37]

这与国家行政管理力量的加强是同期的。正如希尔告诫说，这是“1066年以来英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海外领地的时期（爱尔兰例外）。” 这样行政才能可以全力集中在内部。结果是一帆风顺而且非常重要的。

英国能够发展成一个作为文化与经济联合体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城市。 ^[38] 而且在没有一支常备军的情况下，在大陆上战火燃烧之际，英国能够维持内部和平，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工业增长。 ^[39] 为何英国摆脱了大陆上的宗教战争，正如沃纳姆（R.B.Wernham）所说，在“卡托坎布雷条约”之后的时期，“不列颠诸岛内部的不稳（主要是由英国的继承权不稳引起）使他们……成为西欧竞争中危险的地区和焦点。” ^[40] 这种残酷的较量及法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相对疲惫（我们已经提到），还有1559年在作为安立甘（Anglican）教的英国 颁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的大胆，这“使得在西欧出现第三个权力大国，并最终在一系列权力平衡中取代哈布斯堡和瓦罗西亚这两个孪生帝国成为可能。”

相对的内部和平，不设常备军意味着税收的降低，也无需靠出售官职而膨胀的官僚机构。 ^[41] 中央权力的扩展是通过更有效力的官僚机构而不是通过扩大官僚机构（负担更重）。这也由于君主本人的经济地位、英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使其成为可能。 ^[42] 但是在一种相对孤立和统一的，其力量在于新的工业发展之上的民族经济中，作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国王的利益何在呢？无疑，国王的利益是模棱两可的，既然作为土地所有者，国王当然尽力从他的土地上扩大他的收入，作为国王他又必须寻求从土地所有者那里扩大他的收入。 ^[43] 王室试图解决难题的方法是试图减弱他作为一个地主的角色。但是君主不得不找到另一个收入来源。末了，在1610年，国王向国会提出“大契约” （Great Contract） ——封建权力与年津贴的交换。 ^[44] 因为在年津贴的数量上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这个提议失败了。因为皇家租金量正在减少，这个失败导致了该时代政治上的紧张。

内部的不稳与内部的和平，一次行政管理的革命，而牵涉到的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官僚机构，一个民族的市场网络和作为大土地领主的国王——这种奇妙的结合，导致了艾尔默（G.E.Aylmer）所说的“早期斯图亚特（Stuart）的英国‘统治的程度很广’，同时统治机构又极弱小的那种看似矛盾而又不言而喻的状态。” ^[45] 这种看似矛盾的状况其实正是英国相对成功的秘密。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转到现代英国历史学的中心议题：在英国革命前一世纪，上层阶级的本质以及争论不休的“乡绅”的地位。

综览这些争论的文献，赫克斯特（J.H.Hexter）所谓的“乡绅风暴” ^[46] 引起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争论轰动，其中每一次都有漂亮的反驳论据相互无休止交锋，要想认识这两个纠结在一起的争论，与其说是要集中毋宁说更需将它们拆开：一个是关于“第二个” 16世纪英国历史的实质性的讨论，另一个是现代社会科学中关于斗争的根本路线的讨论。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要求在讨论中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人身份的转换非常迅速上，这种转换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单纯、简单的球赛式的错觉。

如果争论难于澄清，这是因为事情本身复杂的缘故。让我们从观察土地所有制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开始吧。

斯普纳（Frand C.Spooner）认为大约1540年到1560年间，震动欧洲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就英国而言尤其严重……” ^[47] 毫无疑问，这是导致官方宣布改革的因素之一，它使没收修道院和其他教会财产成为可能。国王然后出售了这类土地的大部分，一方面提供了现成的收入，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强化的手段。购买者是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谓的“拥有既得利益的新教徒。” ^[48] 这个政策戏剧性地扩大了在市场上可利用的土地的数量，它加速了整个资本主义运转模式的扩展过程，而且，在那段时间，可以说没有别的欧洲国家（可能除北部尼德兰）有这种经历。 ^[49] 曾经出售的土地再度被出售（常常重复若干次）。以后的75年该将如何？这似乎是争论的关键之一。

对托尼（R.H.Tawney）在其最初的论文里提出的两个论点争论似乎相对较小。一个论点是“活跃的土地市场趋势是，总的来看，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目，同时也减少了那些巨富的数目。” ^[50] 然而要注意，并没有一定说是关于谁，贵族或是“乡绅”拥有这些中等财产。 ^[51] 托尼的第二个论点是这种土地转移导致了“农业进一步商业化”。 ^[52] 在此不作过多讨论。

但是那些拥有土地的社会阶层都有哪些？争论激烈。它远非一个语义学问题，但语义学有作用，因为每个人都给予贵族、乡绅〔上层乡绅（upper gentry）、下层乡绅（lower gentry）、纯乡绅（mere gentry）、绅士（gentlemen）〕以及约曼（yeoman）以各种含意。学者们对此争论激烈并非偶然，因为总的来看，这时期的英国历史不仅是经济变迁的时刻，个人社会流动的时刻，也是范畴概念变化的时期。不仅我们不敢肯定如何称呼那些含意复杂的社会集团，即使同时代的人也不能。 ^[53] 然而指出一定时代概念的可变性并非意味着这些概念无用。应鼓励学者们怀疑的胆量。

为了理出线索，我们必须从下列概念序列开始。让我们有效地考察一下贵族、乡绅及约曼。但在我们这样做时，必须记住“经济的变化正在促使更多有事业心的人（那些拥有土地的人，不管如何称呼他们）来用新的庄园管理方法……如果他们的农场适应新的商业环境，他们会获取更多。如果他们竟然保守到固守旧的一套方法，无疑会失去更多。” ^[54] 似乎相当清楚，各社会等级之间没有全面的相互关联，以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斯通把贵族们在大庄园上“无能的管理”和“日益明显的浪费”描绘成一幅罪恶的图案，“以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从一条细缝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裂口。” ^[55] 另外，贵族不得不支付高昂的诉讼及公共服务设施的费用，“因为都铎王朝的运转依靠的是一个无薪俸的官僚体系。” 但他们增加收入的努力却徒劳无益：为了让现金尽快回手，他们出卖长期租借权；他们负债累累；他们依赖国家的恩惠，直到政府不能或是不愿再给为止。这一切都无用：

贵族经济资源消耗的过程……几乎不间断地延续整个伊丽莎白时代……到1603年，都铎社会整个的等级结构似乎濒临解体的边缘。 ^[56]

然而，也是同一作者，几年以后，对同样属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却大唱赞歌：

这时期贵族承担着没有别的阶级，无论是乡绅或是商人能够或是愿意匹敌的职责……这时期贵族的重要性应归功于他们愿意鼓励和以财力支援新的冒险，这些活动被视为冒险，所以未能保证得到更多的小心谨慎的社会团体的支持。既然大规模的采矿和冶金工业在都铎时期仍是新事物，他们便起了开拓作用；既然海外贸易和探险是新事物，他们便一再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 ^[57]

在他们的领地（庄园）里，似乎也不缺乏最初的开拓者：

〔那些〕旧的贵族显示了惊人的敏捷……在自己的领地上发展新的资源……1558至1642年间，相对乡绅而言的贵族的衰落肯定不能归咎任何最初企业者的缺乏。

很难将斯通所描述的两个画面调和起来，既然史东关于贵族财政危机幅度的统计数字一直是招致攻击的主题，既然他部分而不是全部放弃他的说法。 ^[58] 我们也可看看特雷弗-罗珀（H.R.Trevor-Roper）是怎么说的：

如果“2/3以上的英国贵族在1600年不是生活在中上水平而是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我们怎么能够解释这样的事实：他们不仅仅从这种接近破产的状态中恢复，而且在以后60年更加深重的危机中存在下去？在那些年月，他们的奢侈并没有减少……他们是怎么维持的呢？ ^[59]

特雷弗-罗珀的解释是，贵族的困境“尽管是事实，但决非如斯通先生所夸张和想象的那么严重”，他们附着于土地，1600年后地价上涨，为维持财产，他们“做得比詹姆斯国王（King James），甚至任何国王所能做都要多”。 ^[60] 不管怎么样，斯通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尽管他把它从1620年算起，他说：

甚至最无能的土地阶层成员都能从17世纪普通租金的大规模上涨中获利，这样，价格稳定就削弱了那些低效率的庄园管理的重要性。 ^[61]

至于赫克斯特（J.H.Hexter），他一方面攻击斯通和托尼，另一方面也攻击特雷弗-罗珀（Trever-Roper），他说：

大约1580年代，土地市场开始繁荣，这种兴旺似乎可以延续至下半个世纪……土地价格的总增长对于那些拥有土地并借以牟利的人来说，当然是相当的有利可图，这就是托尼和特雷弗-罗珀所归属的在经济上无能的土地阶层的那部分。 ^[62]

然而，撇开含混不清的日期不论，赫克斯特在这个概念上所采取的立场与斯通和特雷弗-罗珀并没有什么差异。现在，让我们转向希尔所提出的第四个观点。这在多方面与其他观点不一样，对这个问题他说：

所以，对一部分贵族而言，宗教改革导致了经济损失，尽管并非整个阶级。我们应该小心，不要把这个过程中（土地转移）的任何事都视为“反封建的”。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修道院）的解散导致了封建主义的加强，既然土地成倍地增加……教会财产（转移到君主手中的）很快被分割……这样，在短短的过程中，宗教改革加强了世俗土地统治阶级的地位，尽管对某些成员的既有权力有所削弱。 ^[63]

如果对初看似乎争论不多的贵族不做一些讨论，我们又怎能在争论焦点之源的乡绅上统一呢？乡绅当然是一个含混得多的概念。库珀（Cooper）清楚地谈到一些困难：

贵族是一个由享有一定法律地位的个人组成的群体，这种法律上的地位……属于每一个大家庭的唯一的男性成员。这样，贵族的长子之外的儿子及他们的后代将会在托尼教授的分类中作为乡绅而出现。大的土地所有者只要力所能及，对他们的儿子在现金或是土地方面比通常想象的要慷慨……这样的慷慨肯定会影响财产的分配……（那些）乡绅不仅仅从下面（像贵族们一样）得到补给，也从上面得到补给……进一步说，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群体是不和谐的：贵族被法律地位严格限制，而同时乡绅则没有任何限制。这是一个按财产的分类，某种程度上又是按生活模式来分类……尽管贵族爵位在1603年后可以被出售，然而晋升至贵族阶层从来不以简单的财产标志和生活风格来决定。 ^[64]

那么，谁是乡绅？乡绅不是贵族，更不是约曼（yeoman），定义后者就像定义乡绅一样困难。而且，我们发现，包含在“乡绅”之中不仅仅是贵族的儿子们，也有诸如骑士、小地主、地方绅士等等杂色类属。这表明什么将会发生。在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中衍生着大量的名目，诸如法定的社会等级、职责、特权以及荣誉等等。等级经常在变化，当然家庭延续性亦不稳，与之相关的收入也不一样。资本主义农业的扩张在由新的“土地所有者”构成的分层中反映出来（新的土地所有者肯定将会因持有土地的规模而出现再分配）。乡绅作为一个包括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的概念而出现。其他的概念没有消失。但是“乡绅”是一个组合标签，它缓慢地吸收和抹去其他的概念。在伊丽莎白时代，除了“乡绅”之外至少仍然还有“贵族”和“约曼”。在20世纪，仅仅只有“农夫”（Farmers）。如果我们要使乡绅这个概念具体化，如同给它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以特定含意或是给特定的社会现实下定义一样，将会无从着手。关于“乡绅”，整个说来，它不仅仅是形成中的阶级，而且是一个形成中的概念。它是旧瓶中的新酒。在我看来，费希尔（F.J.Fisher）似乎说得不错：“16、17世纪新的经济变化的后果不是增加了新型的人，而是给现存类型的人以新的机会，并以新的精神去激发他们。” ^[65]

相比之下，希尔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的形成中增加了混乱：

我们必须从“乡绅”不是一个纯经济阶级这样一个事实出发。他们是一个社会、法律的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是不统一的。1640年以前通货膨胀时代是一个大的分水岭，所有的共同体都发生了经济分散。一些约曼形成为上流社会的绅士，其余的则正在消失。一些贵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其余的濒临破产。如果我们视之为一个阶级，那么讨论“乡绅”的“兴起”或“衰落”并不困难。因为一些家族的情形是这样，另一些家族的情形则是另一个样。 ^[66]

然而在我看来，经验主义的社会现实的描述没什么差错，试图建立理论模式却有可能忽略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关键性地方。“乡绅的标志”，康沃尔（Julian Cornwall）说，“是土地的所有权”。 ^[67] 乡绅这一概念将涵盖所有在生产方式上关系相同的一批人：为市场而生产的非法定的土地所有者。这个过程的清晰性被人们仍然看重旧的法律等级的社会身份特权这个事实弄混乱了， ^[68] 但它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冲击，这是16世纪及以后的时代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主题。在一个经济阶级内，有些人比别人更富有，在市场上比别人更成功。收入的差异并不证明一个团体不是一个阶级。

那么，这一点会给关于乡绅的传统的讨论以什么启示呢？托尼的基本观点是，乡绅是一个具有较好生活习惯的团体，比起那些挥霍的贵族和无信的投机商在通货膨胀的年月更有生存能力。“与那些图谋他们自己从未看见的财产的冒险家比较起来，地方上的乡绅属定居的人口，他们面临的纯粹是些掳掠者。” 他们高于其法国同道的优势在于“人数不多、具有英国家庭制度的冷酷所决定的韧性，那种冷酷要求牺牲个性以服从制度。” 他们在政治上比被“整个割断了与农村的根基” ^[69] 的荷兰同道更加强大，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角色将并非货真价实的贵族品味与当地的、大众的基本权利混杂在一起，以其老练的现实主义态度按部就班地打出每一张王牌，而且从不后悔。” ^[70] 这样，他们成为皮朗（Pirenne）所讨论的精英延续不断的缩影，这种延续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本质。 ^[71] 结果是“政治体制不与经济现实协调”，它无情地导致了由“新兴的”的乡绅领导，由于“非个人的力量太强大（对于议会和统治者而言）” 引起的英国革命。

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诘难的基础，众所周知，除了向托尼（Tawney）的统计数据、程序编制挑战外， ^[72] 还认为政治舞台的基本模式是大错特错的：

我已经说过，是官职而不是土地是许多无疑是“新兴”家庭的基础。现在我将进一步来谈。在贵族与乡绅之间没有“新”、“旧”地主之间的差别，我的意思是，在都铎和斯图亚特土地社会中有意义的差别，是在“宫廷”与“农村”之间，在官职占有者和纯粹是大土地主之间……

从事修道院的财产国有化的亨利八世（HenryVIII）的官员们发了财！很自然，最好的地价会落入他们及他们的地方代理人之手，在政府拥有官职的乡绅之手……

但那些没有如此地位的纯粹的乡绅们又怎样呢？随着每一次馈赠的到来，价值越大，离他们也就越远。 ^[73]

这样，英国内战（Civil War）至少部分被看作是“负担过重的”纯粹的“乡绅”反抗新兴王权（Renaissance court）的起义。

赫克斯特（J.H.Hexter）最终坚持“有第三个英国土地主集团” 。 ^[74] 他说看一眼议会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对就知道，他们并非是从托尼所谓的“有权而又富有野心的乡村中等阶级”中选拔而来，因他们是“富有的农村乡绅”（这与托尼的说法确有不同吗？）；他们也不是特雷弗-罗珀所谓的“愤怒的、压迫深重的土包子”，因为他们是一群“受过不寻常教育的人”（这与特雷弗的说法不一致吗？） ^[75]

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接受赫克斯特充满自信的断言，就会在事实上被引入一个乡绅的社会地位非常清晰的图景。他在其评论中谈到：“我们仍然有托尼探索的问题……在这特定的历史转折点，农村为何能在最高权力之下的社会阶层中找到领导地位？为何是在乡绅之中而不是在贵族之中？” ^[76] 赫克斯特的答案中心点是，乡绅政治力量的兴起与国王增长的军事权力与守土大臣军权的同时衰落有关。“结果，都铎时代的乡绅比起他们在兰开斯特（Lancaster）和约克（york）时代的先辈们拥有大得多的行动独立性……” 这一点很多人已然注意到。谁还会经谈到过别的方面？正如斯通（Stone）中肯地评论：“赫克斯特先生关于乡绅政治权力的兴起的解释总的来说是太表面化了：贵族失去了军事控制。这是当然的；但是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种种中心点上（正如托尼和特雷弗-罗珀所讨论的）：官僚国家机器的扩充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77] 赫克斯特随后就开始反对“中产阶级的神话”。但是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在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挑战，尽管他引证了那么多现代经济史，他也不是一个“无意识”（uncousious）的马克思主义者。 ^[78] 事实上，他自己的分析在现实中与托尼和特雷弗-罗珀的分析相去不甚太远。都铎人（Tudors），他说，不是一个先定的中产阶级，除了“一个极小的都铎商业银行家内部小圈子”，一伙“与王权搅和在一起的资本主义者”。 ^[79]

都铎政策实际上是非常连贯的：

既得利益通常相当敏感。在企业形式形成过程中，它既创新也护旧……墨守陈规或放任自流都不是都铎的政策，而是引导它，如他们所说，使一些规则符合良好的秩序。

而且，赫克斯特附带还说，“都铎人认为中产阶级是共同福利仰给之源”。

但恰恰是斯通强调，总的来说，都铎统治者一定程度上实行经济控制，赞助一小批企业家，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且极其重视国家军事力量的加强， ^[80] 这也是特雷弗-罗珀认为的乡绅反对这个仰给之源的本质。

最后，赫克斯特说，情况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仅仅出现在16世纪，因为它一直都存在着，也不是“16世纪的土地所有者期待城镇商人领头和鼓励” ^[81] 去从事资本主义的农业。事实的确如此。但是，我们该回到来源于种种社会背景的、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图景上去。 ^[82]

这一点为何有点奇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它发生在整个欧洲世界经济之中。 ^[83] 毫无疑问，在“乡绅”内部，不同的群体有种种政治要求。例如，摩尔（Barrington Moore）关于特雷弗-罗珀的“没落的乡绅”的政治上的反抗就有一个看法，总的说来，它在表面上与托尼“新兴”的乡绅的政治反抗是一致的。他引用托尼的话：“大量乡绅流动或是走下坡路。要发现些应时而变并尽最大努力利用其财富的贵族土地主是容易的。” ^[84] 然后摩尔谈到那些“流动”（stragnated）的人：

这些“狂人和牢骚者”也许为克伦威尔（Cromwell）和清教革命（Puritan Revolution）提供了部分激进因素，尽管这种刺激有其主要的远非社会表象的原因。这样，在商业和部分工业的冲击下，英国社会正在解体，它正在以一种方式下滑，即放任那些偶露面的共同的社会力量所产生的激进主义的不满……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旧的秩序的崩坏，部分由于沿习已久的经济潮流而失落的社会力量浮出社会表层，并大量从事毁灭旧体制（ancien régime）的激烈而又“肮脏的活动”，为新的体制的建立扫清道路。在英国，这类主要的下流的活动正是将查理一世（Charles I）送上断头台的象征性行动。 ^[85]

赫克斯特在谈到有三种类型的土地贵族——“兴起”、“衰落”以及其他时或许是对的。而且，政治上的反抗使前两者比第三类相互联系更多，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在解释早期斯图亚特时代的政治时，这些细节是至关重要的。 ^[86] 在评估社会变迁趋向时，勿将乡绅的兴起视为一种经济力量，也不要视为一种政治力量，而是一个社会团体，这一点相当重要。

在时常进行纯属空洞无力的抽象概括时，专注于细节也会模糊现实的变迁。斯通在对该时期英国的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作了如此详细的分析后指出，这种分析来自对英国社会两个重要的方面的认识：

首先是社会分化为贫富两个极端：上等阶级数量相对较多，收入增加；贫困者数目亦增加，实际收入下降。其次，在上层阶级中有更多的平等：先是大的乡绅们的财富与权力相对旧贵族来说得到了增加；其次是贸易及其他种种职业的成员在财产、数目及社会地位方面相对土地贵族都增加了。 ^[87]

在强调它对“第二个”16世纪的政治影响时，赫斯特菲尔德（J.Hurstfild）有类似的看法：

在英国，旧的贵族从未变成一个等级，土地乡绅从未成为次等贵族。因而，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相互之间比他们与君主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样，在危机时代，他们相互之间比起与王权来，就有多得多的共同者。 ^[88]

斯通和赫斯特菲尔德俩人在这里都论证一个关键之点：一个新的阶级种类出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贵族与乡绅之间“往昔的”区别正在失去它的意义。正如扎戈林（Perez Zagorin）对形势的概括，在英国，在漫长的16世纪中总的趋势，“是给人……在农业、贸易和工业方面的投资一个位置……从支配社会生活。” ^[89] 而且这几乎联合了那些靠牺牲农民利益获利的所有阶级。 ^[90] 英国的情形是拉铁摩尔（Lattimore）概括的一个极好的图解：“在任何渐进的变化的社会中，拥有优势总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紧紧把握旧体制残存下来的精髓，同时也能抓住新体制提供的精髓，并适时进行灵活的变通……” ^[91]

如果“乡绅”在成为一个阶级时，简单地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的代名词，那么，约曼（yeoman）又是什么呢？约曼如同乡绅，是一个早已存在的社会法律概念，其内涵在16世纪不断变化。坎贝尔（Mildred Campbell）在她讨论英国约曼的书中，考证了该词的各种用法及其与诸如农人（farmer）、绅士（gentleman）、完全地产拥有者（freeholder）、农民（husbandman）以及劳动者（laborer）等等概念的关系，并尖刻地评论：“人们在最初可以说一切都无所谓，就像没有差别那么简单。” ^[92] 她的结论是：

就与社会结构中其他集团的关系来看，约曼的地位具有相当明确的特点。他们是一个真正的农村的中产阶级，其领头关心土地和农业，是“生活适度”、顺服英国的一群，正如他被说成是“中等人”……处境在乡绅与农民之间。

为了评价这个团体的地位，我们必须回到前面章节里讨论的一个问题，即英国农业中的所有制的演化。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时，有一个锐利的看法，这在注释他的观点时常常被人忽略：

当租金采取货币形式时，支付租金的农民和土地主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通过契约固定的关系——在世界市场、商业、制造业达到相对高的水平时，这是一种进步——对资本主义者来说，也不可避免地要使这种形式出现。后者迄今已然不仅仅限于农村，并超越农村跨入城市需要的资本主义农业，使之成为资本主义运转模式——它可以制造纯粹商业性的产品，作为一种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这种形式在那些统治世界市场的国家在由封建向资本主义产品模式的过渡时期变成了一个总的规则。 ^[93]

马克思的观点的中肯之处在于，显而易见，土地所有制中的转移过程并非是英国独一无二的现象。但是随着英国（及荷兰共和国）在“第二个”16世纪（甚至更多是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日益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该过程在这些地区越走越远、越来越快，恰恰因为他们是中心国家。为了从世界经济的中央贸易与金融地位中获利，有效地利用资源是非常关键的。在英国，向完全可让渡的土地制度的转向使土地阶级受惠，正如在波兰（甚至在南部法国）限制这种转向使土地阶级受惠一样。

为了使土地可以被充分让渡，如同为了商品生产而毫不顾及农业一样，人们不仅取消各种封建占有制，也不得不取消农民式的农场主，因为农民可能固着于土地，从事那些边际类型的生产活动而无视高额的近期利益。事实上这种消除是怎样完成的呢？

哈巴库克（H.John Habakuk）指出有三种剥夺农民财产的方式：将他们从租地上赶走并吞并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放弃终生租佃权只给予有限的租期；削减农民的共有地权利。他认为在“第二个” 16世纪只有那些租期有限，或是终生租佃或无权重续契约的承租人属于这类剥夺形式，他估计加起来大约占农民总数的35%左右。 ^[94] 至于土地的出售，情况是很复杂的：

在这个时期……有某些贵族（封建诸侯）购买农民的土地；也有一些农民积累相当数量的财产上升到乡绅行列。在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农民财产的减少。但是也有些农民当这些领地被公开拍卖时，购得大块领地，或是获得公簿持有租佃权（copyhold lease）。此类交易的详细结果尚不清楚。但是总的来看，对农民而言，得多失少是有可能的；反过来说，贵族一方面剥夺农民，另一方面，农民也通过啃噬领主的土地获取财物。 ^[95]

随之而来的就是英国农业的完全的资本主义化。在16世纪，约曼仍然有其扮演的角色。这时期农业日益商品化给那些小土地主提供的不仅仅是“危险”，还有“机会”。坎贝尔以一种浪漫感触，将约曼夸张为英雄：

老谋深算的土地主及其渴望土地的邻人都曾经打算从人们的不幸中牟利。尽管价格总体来看呈稳定上升之势，但有时候仍有毫无先兆、前景难测的波动，别的种种灾难更使得这时期风雨飘摇。不能控制的瘟疫是一种永恒的恐惧感。因火灾而遭损失是家常便饭的事，而且实际上不知道有任何类型的保险。一个人或许会因如此多雨的日子而稳获拯救，也有可能陷入债务……

但是在要么下沉要么泅渡的情况下，除非重负过甚，他通常会尽力泅渡……尽管有前述种种不测，在英国土地持有的历史中，那些拥有工业和丰富企业的平民正前所未有地获得他们的机会。那些能够经受暴风的人能够在更高的价格和更好的市场中找到使他们付出更大努力的牟利的机会。然而欲壑难填。 ^[96]

即使约曼不是修道院解散的直接受惠者，他也可以从中分得一份好处。 ^[97]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时所进行的圈地有两种类型：大的领地圈作牧场，合并小块土地以便更有效率地耕作。正是在后者这个过程中约曼扮演了主角。这个角色至关重要是因为它有关系到增加食物提供的重要的社会后果。它不会招致牧场圈占所遇到的政治性的反对。 ^[98] 部分改善来自别的增加劳动效率的因素。瑟斯克（Thirsk）将它归因于：

与大量施肥相伴的更深入的轮作的运用；改善各种谷物品种的运用；或许，最重要的，是由于开垦荒地和改换牧场占耕地总面积给人印象深刻的增加……可耕地的大量施肥，当然，由于豢养大量牲畜变得可能，这又引起肉类、羊毛及其他畜业产品供给量的增加，牧畜比重的大量提高由于一系列原因成为可能：牧场和因施肥而导致的牧草的改善，因通过在西部农村给草地浇水及其他地方种植野蚕豆，春天牧养得以增加；夏季牧养通过利用泥塘及治海沼泽而得以增加。这样，耕地与畜牧管理的改善携手并进，相互帮助，使各个地区更加专门化，更加相互依赖。 ^[99]

威尔士在这时期英国劳动力分布中的地位推动了农业改进的进程。因为一件事，即英国强加的法律形式，特别是对长子继承权方面的过分要求，导致了土地占有权制度的极大的不稳定性。在威尔士，这有利于大的领地的产生。“在整个威尔士都在进行地产的重建和家族财产的分配。” ^[100] 这在那些“英格兰化的低地地区”尤其如此，它表明“财产所有的明显的不平等……” 我怀疑土地贵族中英国人比例大得多。在威尔士，因圈地而导致的农业改进的程度比在英国更大一些。到那时为止，威尔士仍然受“接受性的技术”之苦。 ^[101] 然而，这意味着移居英格兰的人口的更大的变动，在英格兰，极有可能成为缺乏意识的无产阶级，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充当佣兵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出路。

坎贝尔说，这是一个“土地饥渴”的时代。 ^[102] “在土地渴望者中，没有谁会比约曼更贪婪。” 这已经被1570年至1640年，即“伟大的重建”时期英国农村的住房建筑清楚地表明。根据霍斯金斯（W.G.Hoskins）的看法，“略富的农民、约曼以及小乡绅在中世纪几乎有共同的社会根源。” ^[103] 然而，斯通引用相同的事实，作为“乡绅兴起” ^[104] 的又一个证据，再次表明我们正在使用的名称的变通性。这些约曼难道不是那些已是资本主义农场主的乡绅的另一个说法吗？

如果我们知道事实上（在两种）圈地的过程中谁受损失，这便会更加清楚。随着圈地的进行——无论是牧羊人的大规模圈地或是地位逐渐改善的约曼小规模圈地——从前依土地为生或是靠土地养活的人都被迫离开它，其余的人则降为无地的农村劳动者，他们为工资而工作。 ^[105] 这一直被认为是产生剩余劳动的中心因素，它也是“英国生活商业化” ^[106] 的关键因素。这个转移过程发生在1540年至1640年之间。在经济榨取的过程中，少数人获利，但更多的人则是破产。 ^[107] 的确，将农民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或许是贫困化的又一方式。萨文（Alexander Savine）在其讨论都铎英国时封建农奴（Villeinage）残余的文章里评论了这种矛盾现象，即“对于16世纪的农奴来说，在他获得自由之时，其对领主的个人依附反而变得最为繁重。” ^[108] 要解释这种矛盾现象是很简单的。解放不是无条件的，它是通过赎买的。实际上，赎价肯定较高，因为萨文评论道：

解放农奴被认为是封建主的一项通常的收入来源……最后的农奴的解放是一种补偿性的政策。在16世纪，事情作得是如此公开，以致伊丽莎白时代的廷臣们可以从君主那里得到一种特别的恩惠，那就是在王室庄园上解放一定数量的农奴家庭；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因农奴解放所得到的补偿而恢复他们的财产。

农奴不再在领地上为领主作周日服务。 更确切地说，“农奴的人身依附变成了敲诈他们的纯粹的托词。” 这样，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许多人成为了无地的贫民。

我们在各类农民的实际消失中找到这种贫困化的进一步证据。一方面，一些农民“上升为约曼，而且约曼与农民的差异正变得模糊。” ^[109] 另一方面，那些更贫困的农民则正变得比许多本是村民的农村劳动者的情况更糟糕，需要从事部分时间的工资劳动以敷支出。 ^[110] 被间歇雇用的农民难道没有想过成为定期的受雇者？

在任何情况下，这两类农民都是那些易受圈地和侵占公共权益伤害的人。尤其是对公共权益的侵占容易导致人们背井离乡、四处迁徙。 埃弗里特（Everitt）指出，在农民——约曼与“无地、被从别处驱赶来的农人和流浪汉”之间日益增加的区别尤其在更多的、新近定居下来的农村森林地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111] 而且，“这后一种人，由于他们半漂泊的身份，大部分被补充进由于商业化农场的需求而日益增加的季节性工人的大军。” ^[112]

这样，就产生了乞讨和流浪者这两个极为严峻的政治问题，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征。 ^[113] 艾德洛特（Frank Aydelott）认为可以三个各不相关的因素来综合解释伊丽莎白时代的流浪汉高潮：圈地是肯定的，并且是最重要的因素；都铎的和平及过去由贵族拥有的大量封建家臣的遣散；还有是修道院的解散及他们作为账济分配者地位的消失。艾德洛特关于这些流浪者的观点与当时的统治者的观点不会相去太远，也是将这些流浪者视为社会问题：

他们远非一个软弱无能或是没有危害的阶级，16世纪的流浪汉们代表中世纪英国的基础力量中的相当一部分。他们中许多人有较好的出身，但是在现代英国的经济方案中找不到有用的位子。他们有策划犯罪与冒险并将它付诸实行的头脑。他们的队伍中包括政治，宗教、社会的反叛者和鼓动家。因而，他们就像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瘟疫一样危险。流浪者构成的威胁足以使从亨利七世开始的法律制订者花很大的心思给予补救，一方面制定法规并准备付诸实施，直到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直到通过1572、1597、1601年令人称赞的济贫法从立法上解决问题。 ^[114]

令人称赞吗？或许，艾德洛特想要我们称赞的部分即使从最简单的意义而言都不是无疑问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些法律有助于理解国家机器正在扮演的角色。首先，让我们解释一下“社会福利”立法，这在以前的欧洲尚不知道，在这时却出现在许多地点和场合。进一步说，它甚至不是一件同时出现的新鲜事件，而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文化扩散活动。 ^[115] 其次，这样的立法与经济转移的关系并不明确。可以肯定，它是对由经济变迁引起的社会危机的一种反应，一种转移政治反叛的方式。 ^[116] 但是它的经济含意并没有直接向资产阶级倾斜。这是一种政治稳定的方式，其作用是如同抑制工人一样甚至更为抑制雇主的对象。 ^[117] 这种16世纪君主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施展进行约束的经济政策，与18世纪在一些大而明确的圈地过程中国家实施干预的行为形成明显的对照。 ^[118]

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常被设想为“失败了”，因为他们政策的最终结果是英国革命。然而，或许英国革命应被理解为都铎—斯图亚特君主们“成功”的尺度，因为他们将暴乱推迟了如此之久。让我们看看16世纪的英国农民在重压下的反应。许多人选择流浪。另一种可能是农民起义，可以肯定确有起义。但必须注意，在英国，这时的起义比从前要少，比法国或欧洲大陆上别的地方要少。

每一个类似的对比都值得观察。希尔顿（R.H.Hilton）认为16世纪的圈地具有一种“前历史”（pre-history）性质。离开土地的过程可追溯到13世纪。当然有人口减少的现象，但希尔顿感到贫困是乡村人口大批出走的基本原因。 ^[119] 随之是“漫长的” 16世纪的通货膨胀。在东欧，无论在什么地方，土地主们都强迫劳动者回到土地上，因为扩大的专供销售的农产品（cashcrop）需要这样做。英国则走上一条养羊（需要较少的劳动力）和增加可耕地产品的效率之路（劳动力需求亦相对较少）。这非直接掌握农场财产，大的土地主寻找承租人，而且比起“农民”来，宁愿要“资本主义农场主”作为承租人。 ^[120] 既然这会给农村地区带来诸多损害，为何农民们不起来反抗他们不堪忍受的一切？希尔顿认为，他们太软弱，不能抵抗。 ^[121] 戴维斯（C.S.L.Davies）在他的观察中进一步证实，相对而言，农民抵抗在“第一个”16世纪要比“第二个” 16世纪多，反之，如果条件恶劣足以解释农民的反抗，那么，对抗肯定发生过。仅仅是在1590年之后，租金上涨的幅度才超过价格上涨。戴维斯对此作了两方面说明，一方面，种种租金概念相对较新，因而在“第一个” 16世纪令人厌恶，而到“第二个” 16世纪，农民们则习惯了这些概念。 ^[122] 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一些，就是“约曼”并非消极地受圈地影响。

让我们回到同一时期英国与法国的“约曼”的命运的比较问题上。对此，戴维斯注意到，是税收的负担直接导致了对中央政权的反叛，这个负担在英国要比在法国轻，因为政府规模较小，贪污受贿相对较少，敲诈勒索相对较轻，同时，该地区制度的相对软弱也使国家机器的重要性下降，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反叛的焦点。 ^[123]

最后，让我们比较一下16世纪与18世纪的英国农民起义。托尼指出，这是一种“16世纪中期……流行”与“200年以后相对罕见”之间的比较，尽管相同的潜在的原因，圈地仍然存在。 托尼认为，16世纪的农民骚动“标志着从15世纪的封建起义向一种基于地方上各个阶级联合反对中央政府的转移，这些阶级也因经济利益的差异而相互摩擦。”

那么，我们在谈什么呢？16世纪，尤其是1540年至1640年之间是资本主义农业阶级（较富有的成员叫“乡绅”，不富裕的叫“约曼”）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英国土地合并的社会化过程，总的来看，就是这个阶级增加收入的过程，包括里面不富裕的那部分成员，同时也带动了无产阶级形成的开始，他们中的多数仍然没有定居在城镇，而是“流浪汉”，他们是拥有维持生计的小块土地的季节性雇佣劳动者，城镇里的游民无产者。

政府机关不是一个紧湊有力的独立力量，而是两种矛盾势力——那部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传统地位较高的人和那些新兴的力量之间冲突的战场，这些新的力量（不论就其传统地位的背景或是现在相对的富有）极力推动经济生活的全面商业化。

在这两种势力寻求并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政府的帮助时，都没有把握能从政府机构的大力加强上占便宜。主要因为双方都害怕对方控制政府官员。“社会福利”政策有利于维护现存秩序的利益，却干涉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它减缓了新旧转移的势头，因而有利于尚在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

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恰恰使其有可能玩弄这种平衡游戏。它避免了因两大军事强国——西班牙和法国的争斗所造成的太多的外部干扰。它亦不受帝国义务的妨碍。 所以，它可以自由地从事它的经济专业化（economic-specialization），尤其它可以得到东欧原料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与荷兰共和国的商业联盟；荷兰人也想得到军事强国的庇护，这是它保持世界贸易机体运转所“付出的代价”。英国的国家机器恰好强大到足以摒除致命的外部影响，但仍然软弱，不足以剔除“因循守旧者”或是新产生的官僚主义寄生虫，以至于两者都不能完全吞掉最富生产性的阶级的剩余物。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地位：相对的政治孤立兼有世界经济的经济优势；内部各种势力的相对平衡，这能使它极大限度地保持国内和平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专横的国家机器的错误。

那么，有人或许会问，英国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可以说，我们正在试图证明，在这个时代英国“成功”的证据是英国革命发生的时间——不早也不晚——和现代英国资本主义力量产生时显而易见的胜利，尽管他们曾被设想为“失败”和“保守”。为了正确评论英国革命这个时机的选择问题，我们看看三个相关的现象：该时代的政治联盟、移民模式及所谓的早期斯图亚特时代的商业危机。这使我们能够谈论有关英国革命背景的“真实情况”。

特雷弗-罗珀坚持认为，最中心的矛盾在宫廷与农村之间。如果这是他的关键性的论点，那么，他占了上风，因为这种说法可能出现的诘难者——例如斯通（Stone）和希尔（Hill）——已然对此作了让步。然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宫廷玩弄什么样的政治游战，这些游戏与正在进行的社会与经济过渡有何关系，以及它对英国在欧洲世界的地位的原因与结果的影响。

政府机构、宫廷既是戏剧的主角，也是不同力量之间的调停处、沟通者。这是一切所谓绝对君主们的本色。他们平衡各种势力；他们是权力的代理人，他们达成种种妥协。但是他们希望的结果之一是强化自身，实现真正的绝对统治，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精神抱负。由于地位与目的不明确，宫廷对资本主义势力的兴起处于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王权要讨好“资产阶级”（bourgeoise），他们是土地资产者、富有的农场主、各种专业人员（律师、牧师以及开业医生）和富商的混合体。 ^[124] “由于被封建起义的恐惧所缠绕”， ^[125] 如托尼所说，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在他们中间寻求同盟。但是宫廷，归根究底，是被贵族所控制的，在他们——旧贵族、新授贵族头衔和更为看重这种头衔的人，以及其余为国王服务梦想成为贵族的人中间，国王是头号贵族——宫廷不愿意破坏这种自己居于顶端的等级地位制度。它也不可能破坏它。它珍视这种制度，强化之，完善它，并为之付出代价。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王权光华夺目，名闻欧洲。

出于对货币与政治同盟者的需要，宫廷进一步趋近商业和自身的商业化。出于对政治稳定与自身尊严的需要，又使其对新的阶级咄咄逼人的成功感到忧虑。在一定程度上，宫廷是有能力的，它试图缓慢地刹住资本主义过度的飞速进程，同时加强国家制度的权威性。都铎英国在这一点上与瓦罗亚（Valois）家族的法国和哈布斯堡的西班牙并无不同。不同的是16世纪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地位。它使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相对强大，并更有能力在其内部吸收大量旧贵族的成分。

许多作者谈到，大约在1590～1600之间，在英国的政治中有一个危机时刻。托尼写道：

在权力的基础是经济的信条上，少数统治者们没有早期都铎的君主们那么无情。他们扩大王室领地，保护种地的农民，这是新君主政体（New Monarchy）的两点基本政策。到伊丽莎白时代的晚期，前一政策已然支离破碎，后一政策总是令大土地主不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的反抗。 ^[126]

王权决策的重心一直向资本主义农场主倾斜，抑制贵族。 ^[127] 后者为了生存，也变得越来越像“兴起的乡绅”，这样，在农民眼里，他们越来越像雇主。 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关系逐渐松弛，在民族矛盾中，后者对地方权力人物的号召不再轻易响应。 王家官僚机构本身正变得不合时宜和“多余”，正如特雷弗-罗珀所说，这个过程有其自然的界限。 ^[128] 斯通和特雷弗-罗珀都同意，到1590年，浮滥的经费渐被减缩。欧洲的和平（1598～1618年）为所有国家减轻了开支。 在英国，因詹姆士一世的爵位出售增加了收入， ^[129] 危机因而得以避免。危机虽然避免，但因王室的“双重政策”（dual-stranded），浪费增加。 ^[130]

正如托尼原来所想，一个世纪的都铎统治也许并没有引起贵族土地所有权的急剧衰落。最终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是，皇家领地被部分分给非贵族的资本主义农场主。 ^[131] 都铎统治的受益人无疑是那些能够掌握新经济的贵族和非贵族。 ^[132] 都铎的把戏使他们的形势岌岌可危。但是，“漫长的” 16世纪正接近它的终端。而它的矛盾的紧张将被早期斯图亚特感受到。这正是特雷弗-罗珀所谈的论点：

甚至在1590年代，甚至一个廉洁、有效得多的官僚机构也仅仅是靠和平拯救的：如果没有16世纪漫长的繁荣和17世纪救命的和平，那么，如此残暴的政体（早期斯图亚特和这时期其他的欧洲君主）又怎能维持？

事实上在1620年代，这两者都没有。1618年，布拉格（Prague）的一次政治危机将欧洲的权力国家置于动荡之中……同时欧洲经济……遭到一次大萧条，即1620年的普遍的“贸易衰落”（decay of trade）的突然打击。 ^[133]

所以，我们再次回到世界体系的作用上。英国对所谓的“17世纪的危机”的反应与其他国家有点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带着如此强大的力量进入重商主义时代的原因。这种力量的一个方面是它的农业高度的商业化，这是一个我们一直在描述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它的“工业化”。

内夫（John Nef）认为，英国在1540～1640年间从事了一次“早期工业革命”，比较起来，法国就没有。 ^[134] 他断言在英国有三个方面的发展。大量以前在欧陆上闻名而英国没有的工业被介绍进来（造纸和火药厂、火炮铸造、明矾和绿矾工厂、糖的冶炼、硝石和铜制品生产）。新的技术从欧洲大陆上引进，尤其是采矿和冶金方面的技术。最后，英国人自己积极致力于技术改进，尤其是以煤代替木材方面。 ^[135] 内夫进一步认为“对技术发明创造方面的资本投资，正前所未有地转向以质量为目的的产品生产。” ^[136] 不管怎么样，当有人问内夫英国为何由这种工业“死水”状态突然转向相对进步的状态时，内夫主要从地理方面解释。大的国内市场，一个工业集中的先决条件得以具备，主要因为“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仅次于荷兰的岛国位置和良港之利，这使其拥有廉价的水上运输工具。” ^[137] 毫无疑问，这是事实，但是既然地理条件在更早的年代亦是如此，对这种突然爆发的原因我们仍不能肯定。

似乎清楚的只是这种突然的爆发在工业技术方面，在工业化的程度方面以及相对而言在人口的增长方面。泰勒（K.W.Taylor）在观察英国人口在都铎统治时期翻倍时，提出两个方面的解释：国内和平和世界贸易的新布局，后者改变了英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从此以后，人口不再完全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就像一株盆景植物，在窗台上自由地伸展，然后，移到露天的园地，英国的经济长出了新的树叶和枝条。” ^[138] 泰勒的地理方面的解释，因为谈到英国的位置与世界经济相关，这与内夫的国内地理条件有利论不一样，它论述了恰恰发生在16世纪的变化，因而更令人信服。进一步讲，如果我们记得波罗的海新的重要性，同时也记得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性，这种说法就更为有力。然而，这种说法本身仍然不足以解释与法国的差异，或许我们将不得不在法国内部寻找因素，这些因素使其没有获得英国人在新的地理区划中所占的那么多的便宜。

让我们进一步解释一下，英国的人口加倍是有选择性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增长，而且关系到优质的外来移民和有益的出境流动。一方面，有广为人知的欧陆匠人的流入——佛兰德（Flemish）的织工，德国的冶金学家等等——这些人的到来通常被归咎于大陆宗教战争的烽起。但是，如果他们去英国，正如克拉克（G.N.Clark）所言，是因为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本及经营才能够获取酬劳更为丰厚的地方。” ^[139] 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记得，伊丽莎白时代的最后时刻正是经济及社会紧张之时——宫廷过于庞大的开支、伴随圈地的人口增长及由此涌现的流浪大军。正如费希尔（F.J.Fisher）提醒我们的，当时人们就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是一个人口压力正逐渐使许多人沦为贫困因而也可能使按人数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的国家。” ^[140]

在一国之内，处理过剩的人口问题有两种方式：将他们从城市中疏散出去（即从地理上分开他们），或是集体向国外疏散。在都铎—斯图亚特的英国，两者都尝试过。一方面济贫法，即布罗代尔（Braudel）所说的“反对穷人的法律”， ^[141] 将他们赶到农村地区，过一种边区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正好在此时，英国开始考虑海外殖民——首先从大约1590年向爱尔兰殖民，然后向北非和西印度群岛。就对外移民而言，吸引移民的是它的社会流动。 ^[142] 马洛维斯特（Malowist）建议我们对开始于16世纪末的欧洲第二次扩张浪潮做出解释——包括英国、荷兰，甚至法国的扩张——不仅仅是我们常常引证的商业因素，而且也是甩掉人口过剩包袱的需要。他评论，有许多人将人口数目的膨胀视为经济发展的刺激，但是，他提醒我们，有一种最令人接受的看法。“困难的经济形势和某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形势似乎能创造一种有利于对外移民甚至对外冒险的条件。” ^[143] 让我们再以这种观点考察一下那些“早熟的、人口过剩的” ^[144] 国家。像英国一样，法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将它的人口输往西班牙（取代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人Moriscos），以后又输往美洲“诸岛”，并在迫害新教徒时屠杀了许多人。 ^[145] 到18世纪末，可以肯定，法国的人口再次趋于平衡。 ^[146] 但比起英国来，它达到这一步要困难得多。而且，这仅仅是国内战争的代价——战争加强了某些不利的势力，也赶走了某些有利的势力——有利与不利是从工业化观点的角度来看。英国在发展中的这些附带的好处在1620年代欧洲经济危机的后果中变得更加清楚。然后，在我们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看看法国在卡托-坎布雷条约签订之后到危机爆发之间都发生了什么。

在斯普纳（Frank C.Spooner）看来，“1550～1560年的10年是决定性的（对法国而言）。” ^[147] 这时期黄金突然明显的短缺，使法国的注意力转向对非洲的探险，并导致了西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它标志着巴黎作为一个金融中心（里昂到1580年已完全衰落）的兴起。 ^[148] 而且，这时期还有内部宗教战争的爆发，法国将在这世纪余下的时间被这些战争所纠缠。这种双重的发展（沿海地区及巴黎）与宗教战争并非没有联系。

通货膨胀影响了贵族的收入，尤其是那些靠固定租金生活的准贵族的收入。但是，由于内战造成的破坏，农民并没有获利，尽管按照常规设想，通货膨胀会使他们受益。一个主要的后果是国家机器大大增加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发生在这时的农业税收的大幅度增加，也因为那些愿意在经济上生存下去的贵族，他们通过将自己与宫廷联系在一起寻求金融上的庇护。卡托-坎布雷条约之后，法国在寻求重新转向新的欧洲世界时面临一个主要的难题。它非驴非马，帝国不复存在，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它仍有活力，一半靠陆上运输，一半靠海上运输。它的国家机器一方面过于强大，一方面过于软弱。

在两种领域内，可以相当清楚地见到这种选择的模棱两可性。一个是贸易领域，另一个是政治和宗教领域。贸易领域的真实情况并不与政治疆域纠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是当然的事实（某种程度上总是事实），但是，法国尤为引人注目，如果将其在经济上的强大对手，英国与北部尼德兰与之进行比较时尤为明显。考尔纳特（Emile Coornaert）是这样描述16世纪开始的情形的：

在从巴黎和卢瓦尔（Loire）的弯曲地段到地中海地区里，法国是那些仍受意大利人操纵的经济区域的一个部分，这些意大利人是整个西欧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各类事务的主人和商业技术的拥有者。幸亏由于他们，该地区就组织与工作模式而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法国，其端点同时又是国家在该地区的出海口的是里昂，它联系南部和大陆的中部，并相当活跃地与大陆西北部进行联系。后者包括法国的北部、波南特（Ponant）的法国沿海一带、低地国家、英国及构成帝国另一区域的莱茵（Rhenish）边缘，其端点是安特卫普，它控制了与北欧及大部分与德国的接触。从技术角度而言，该地区正在接近南欧地带的水平。 ^[149]

这种经济上的分裂意味着，就拥有“民族”经济而言，法国不如英国，在这一点上它与西班牙要接近得多。而西班牙的问题是，西班牙是更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个部分，至少在查理五世统治之时，西班牙没有真正控制该帝国；法国的问题是，在1557年之后，它至少被三个不同的方向所吸引。国家的政治心脏——大体上指的东北部，包括首都——被欧洲大陆的大片陆地所吸引，这些地区的经济在“第一个” 16世纪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它与安特卫普相联系，甚至在它衰落之后。 ^[150] 法国的西北部和西部被新的欧洲世界经济及它的大西洋与波罗的海贸易所吸引。 ^[151] 法国的南部正在发展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分益耕种体制（métayage），这部分是基督教地中海地区致力的初级生产，和产品的对外出口及资本主义农业的总体运动。

在豪泽（Henri Hauser）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活动和方向合起来就达到了一种“巧妙的状态，（法国）既忽视它的邻居，同时他们又不能没有它。” ^[152] 他甚至希望把此种状态称作“独裁”（autarchy）。在我看来，情况似乎相当不一样，法国正好是各种经济离心势力的总和。为了反对这种分化，国家机器的操纵者们对国家机器本身进行了极大的加强，创造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以致无论从当代人或是历史角度来看，在路易十四（Louis XIV）的统治下的法国，都堪称绝对君主制之典范。

法国经济困境最根本的根源之一在于欧洲世界经济技术基础的变化。为了评估它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首先解析一下一些前工业化时代有关欧洲海上和陆路运输成本的相互矛盾的材料。一方面，有一些常见的、表面上非常明确的论述，在工业化之前的欧洲，“陆路运输仍然相当昂贵，那些拥有最好的海运贸易之利的民族，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153] 格拉曼（Krist of Glamann）认为，因经济交往而产生的范围扩大的理论尤其适用于海上贸易。的确，他说，“国际贸易（经由水路）在很多情况下比内陆贸易更为廉价和容易。” ^[154] 另一方面，布鲁勒兹（Wilfrid Brulez）指出：

在16世纪，……陆路运输拥有其本来的地位。这个事实对低地国家与意大利之间的贸易来说是无可争辩的：尽管他们有安特卫普，一个第一流的海上运输出口，甚至于像一个世界中心，然而，低地国家与意大利的绝大多数商业关系是经由陆路进行的。两国之间也有海上船只往来，但其重要性微乎其微。 ^[155]

情况到17世纪似乎变得相当不一样了。发生了什么呢？非常简单。似乎在这个时期尽管在陆路和水上运输方面技术都有进步，但是改进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出现了“对于笨重庞大的货物来说，水上运输在一切情况下（除了运输活牲口）是最经济便宜的。” ^[156] 以前提到的荷兰弗鲁特（三桅快船）（Fluyt）的发展或许在此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反过来说，在16世纪，对于轻便而价值昂贵的产品以及贵金属来说，陆路仍然是廉价、有效、安全的运输工具。 ^[157]

这一点对法国有何意义？我们说过，“第一个” 16世纪的政治是围绕西班牙和法国试图将欧洲世界经济转化为世界帝国的念头而转动的。尽管有大西洋的探险，这些企图主要瞄准的是陆路。的确，这或许是对他们失败的一种附加的解释。“第二个”16世纪的政治转向在一个非帝国性的世界经济的网络内，为了获取政治经济利益所需要的共同的民族国家的产生上。这些企图的焦点又主要集中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海路上（外部及内部两方面）。北部尼德兰和英国的天然的地理优势对他们帮助极大。法国的政治关系紧张，常常分不清谁是陆路派，谁是海路派。 ^[158] 法国一方面与英国，另一方面与联省之间关键的差别在于，在英国和联省转向海路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体及民族已经是一些互不矛盾的抉择，然而，对法国而言，因为地理方面的原因，这些抉择之间有矛盾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第一个有力的暗示来自从1560年法兰西斯二世（Francis II）之死开始，到1598年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宣布休止一直折磨法国的宗教冲突和内战。

我们要在这里简单地考察一下某些阶级和宗教战争在地理方面的共同性。只要法国将其注意力转向与哈布斯堡帝国作斗争，以及依靠里昂来与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竞争，宗教宽容是有可能的。 ^[159] 在卡托-坎布雷条约之后，国际金融对宗教宽容的需要消失了。同时，里昂的繁华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它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降低，同时也因为它是宗教战争的主要战场。 这些战争同时产生了许多完全不同的力量，他们的政治观点常常与他们本来的动机脱节，而且通常发生在旷日持久的政治骚乱的高潮之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理清一些线索。赫斯特菲尔德（Hurstfield）在《新编剑桥近代史》中对内战的起源是这样论述的：

这时期的法国，君主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化成一场持久的流血战争。当然，众所周知，法国的内战源于世俗的因素并不少于宗教的因素……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运动在16世纪中期首先吸引了商人和工匠；它的早期的殉难者——就像在玛丽统治英国（Marian England）时期的殉难者一样——来自身份最卑下的集团。但是，到1562年内战开始时，贵族包括高级的以及地方上的，已经参加进来并在实际上取得了领导权。当时的法国人就认识到区分运动两翼的重要性，将一部分说成是“宗教的胡格诺派” （Huguenotes of religion），另一部分说成是“国家的胡格诺派”（Huguenotes of State）。后者远非意味着宗教方面的分歧。他们表达了地方上的显赫家族对身居巴黎权位的贵族长期以来的敌视；对国王及其同盟者——天主教会的恨；并且，尤其是对吉斯家族（Guises）的敌视，该家族与教会打得最为火热，最为强烈地反对那些外省的，常常是趋于没落的家族的目标和利益。[表达“外省贵族”（provincial nobility）的传统用法在某种程度上有争议：它的大部分成员在英国被认为不属于贵族，而是属于骑士及乡绅家族。 ^[160] ]

这样，赫斯菲尔德就勾勒了一幅法国的画面，这个画面与特雷弗-罗珀勾勒的英国画面极其相近，这是一个不包括宫廷在内的整个国家的画面。而这样的画面引起了对英国那些相近的概念认识不清——贵族（或是乡绅）、“兴起”或是“衰落”？国家在实际上代表谁的利益？

让我们看看科尼斯堡格（Koenigsberger）在《剑桥史》同一卷里紧接着赫斯菲尔德所勾勒的画面：

在1557年银行破产之后，亨利二世（HenryII）从他不幸的臣民身上榨取了700万非凡的税收。不管怎么说，这已经达到极限。在诺曼底（Normandy）和朗格多克（Languedoc）有农民的起义。贵族虽然免税，为了忠于国王，支付在圣昆廷（St.Quentin，1557年）灾难之后贵族俘虏们所需求的大笔赎金，也花掉了收入，或是抵押，或是卖掉了他们的财产……

在城镇，小手工艺人和商贩遭到沉重的税收和如像1557年的农业歉收所导致的农村购买力周期性的崩溃的打击。雇工看见食物价格的上涨要比工资增加快得多，并且发现，行会日渐增加的影响及其规定的严格堵死了多数人晋身师傅之路……

在1559年之后，贵族大量参加运动，尤其是在南部……

仅仅是在（1573）年，胡格诺组织达到全盛阶段，蔓延在从多斐内（Deuphiné）经普罗旺斯（Provence）和朗格多克到贝亚恩（Béarn）和基恩（Guienne）的广阔地带。如同在尼德兰一样，成功的革命趋向于地方主义化，这一方面是由于与地方上反对多管闲事的中央政府的情绪相吻合，同时也有可能是因军事形势的需要。 ^[161]

对此作出反应的是天主教的地方同盟的兴起，也强调他们的地区身份和（传统的）地方自治的要求。巴黎的地方主义者站在天主教同盟一边。 ^[162] 进一步说，两大营垒都与外部势力相联系，胡格诺派与英国和德国的新教诸侯有联系，天主教徒则与罗马和西班牙、萨瓦（Savoy）的统治者有联系。“这样，这时期的一切革命运动都与民族疆界之外的权力及其利益联系起来了。”

国王亨利三世（HenryIII），试图仲裁这场斗争，最终目的是打击和疏远两派。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寻求使冲突降级的非常漂亮的一招，因为如果他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他认识到有来自他的继承人——纳瓦尔（Navarre）的亨利（亨利四世），一个身为新教徒的王位觊觎者的威胁。后来亨利四世果然口出名言：“Paris vaut une messe”（巴黎值得作弥撒）。注意，是巴黎，而不是法国，而且说的是纳瓦尔的亨利。

亨利四世动摇了他的阵营，既然他的本意与他的大众基础的要求不一样，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相当容易的。贵族们基本上都从冲突中退了出来，变成了天主教徒。这拔掉了宗教冲突的导火索，而且，也削弱了政治性反抗的力量。 ^[163] 它也挫败了下层阶级，他们转化成了愤怒然而相对无效的扎克雷起义（Jacqueries）。 ^[164] 最终，胡格诺派的地盘反而比以前更加坚固了。他们失掉了北部和东部的势力，然而在南部却大为加强。 ^[165]

非常明显，地区性是潜在的紧张关系之一。一方面，诺曼底和布列塔尼（Brittany）正逐渐脱身；另一方面，整个南部的分离主义者也是如此，自从13世纪失败以后，该地一直潜藏着分离主义势力。脱身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强大的民族经济的产生有利于限制而不是扩大地方显贵牟利的机会：那些西部沿海的资产阶级试图利用金钱开拓大西洋——波罗的海贸易，而不愿建立国家官僚机构和政府军队；南部的土地资本家寻求一个自由的国际市场。中央的大员们并不倾向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在本质上行中庸之道：首先加强政府，再考虑商业的可能性。

如同在英国一样，法国的君主制度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愿意创造一种能够在新的世界经济中进行成功竞争、以新的社会力量为基础的民族经济，同时自身又位居等级制度的顶端，其特权的基础则是保守的社会力量。不想做出草率的选择，国王——在法国正如在英国一样——感觉沉湎于贵族的雅好之中要比扮演新事物的先驱者角色愉快得多。然而，不同的是，在英国，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无论在农村或是城镇，都感到他们能够从更为强大的民族经济中获取养分。但是，法国也有商人阶层，他们感觉正被遥远的巴黎出卖，而且，南部的资本主义农业与领地内乡村工业正在增长的英国土地主相比，他们的结构和需要更接近像波兰（只需要开放的经济）这样的边缘国家的土地主。在英国，国王有点利用反对者去抑制反对者的意图，既然国王的“民族的”姿态寓于这些反对者的“眼前”利益之中。法国国王则不能这样做，而且，他不得不用更为严厉的手段去统辖整个国家：因为16世纪后半期的内战，17世纪的前半期便出现了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主义。

然而代价是沉重的。可以肯定，宗教战争促进了绝对主义的兴起。正如穆斯尼尔（Mousnier）所说：“不像在英国，法国的贸易、工业以及资产阶级的发展都被延迟了（freiné）。” ^[166] 代价并没有全部偿还。路易十三（Louis XIII）及黎塞留（Richelieu）时代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不管怎么样，为了估计这个代价，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总的世界经济形势上。

“漫长的”16世纪现在就要结束。并且，大多数历史学家这样说，出现了危机。一种危机或是多种危机？因为在1590年代有一次经济衰退，在1620年代出现了一次更大的衰退，而被一些人视为致命一击的发生在大约1650年。我们不想在时间的争论上停留太久——无论是理想的日期是1622或1640，或1650年。斯普纳（Spooner）坚持认为，谈到漫长的16世纪这个“终端和分水岭”时，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这个转折点“覆盖了相当广阔的时间周期。” ^[167] 因种种理由，我们选择1640年作为最后的日期，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保证不会越过此界。然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事实上无任何例外，历史学家都接受这个意见，即大约在这个时间的某个地方存在某种类型的关键性的转折点。 ^[168]

它由什么构成的？首先，是价格运转，是曾经支撑了欧洲世界经济扩张的物价飞涨的结束。这种价格潮头并非突然逆转的。这一点对理解这个时期及世界经济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看到，总的来说，逆转在南部比在北部发生更早，西部比东部早，在沿海比内陆要早。 ^[169] 前后的断层不仅仅是几年时间。

在无敌舰队（Armada）失败后不久，麻烦就在西班牙开始了。贸易仍然时起时落。肖努（Chaunu）的资料表明，1608年是西班牙大西洋贸易的顶点。然后就是持续到1622年的平稳期，肖努认为是这时期暂时的和平具有经济特质的裨益创造了它，随后是明确的衰落。然后，无敌舰队的军事政治的失败仅仅是刺破了一个气球，这个气球是被西班牙繁荣的资源基础的耗竭吹胀的。西班牙对美洲的开发具有种种破坏作用，近似于一种野蛮的猎取和搜括，只不过采用的是发达的技术。 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耗尽了土地和人力。进一步说，西班牙不仅仅耗尽了印第安人的劳动力，正如我们知道的，它也用别的方式耗尽了它自己的劳力。

一个重要的后果是贵金属进口的下跌。例如，在1641～1650年间，从美洲进口到塞维利亚的贵金属每年平均是1591～1600年进口的39%，主要是白银，黄金只占8%。贵金属产量的下降是“无情的边缘地区价值递减律和利润下降的后果。” ^[170] 然而，既然贸易没有突然减少——实际上它仍然在扩大——货币贬值就不可避免。

这是第一次，一个不平衡的民族发展的单一的世界经济的存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差异。西北欧国家货币贬值的程度比起南部、中部及东欧的国家要轻微得多。 这些当然就是贵金属价格。贝莱尔（René Baehrel）有一个精彩的附论，他证明，贵金属价值的变化与物价的变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人们主要依据后者来做现实的经济决策。 ^[171] 不管怎么样，他在一本书里深入地讨论了17、18世纪的经济是有意义的。卢布林斯卡亚（A.D.Lublinskaya）有一个看法，从16世纪与17世纪的分别恰在于这个事实，在1615年之后，第一次有一个“独立的价格运动，而不依靠金、银的流入量。” ^[172] 她断言，这个事实确立了“价格革命”的结束。罗曼诺（Ruggiero Romano）坚持认为，在1619～1622年发生了价值贬值的突然加重：“事态是严重的……” ^[173] 在1619年有如此富足的货币以致利率降至1.2%，“在整个1522～1625年间，绝对是最低的利率比率。”

从总的不景气情况看，只有荷兰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到什么程度，我们将会看到）英国得以幸免。 ^[174] 罗曼诺坚持认为，荷兰不仅得以幸免，而且1590～1670年间或多或少是荷兰农业扩张的一个时期。 ^[175]

为什么西北欧相对远离厄运狂风的侵袭？肖努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解释。 16世纪，因为贵金属到来的滞后，西北欧价格的上涨远非西班牙那么迅猛。然而，西北欧通过走私总是获得部分贵金属。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私的贵金属比例在上升。因此，走私贵金属所引起的物价上升的冲击力在总的冲击力比例中处于上升之时，西班牙的价格正开始下跌。“北欧的价格由于非常不易受不景气因素的影响，这样，就有可能接近西班牙的价格水平。” ^[176] 这似乎扯得太远了，因为它立足于绝对意义上不重要的衰落的与走私贵金属的相对提供相对立的似是而非之论，根据斯普纳提供的数据，这就可能与事实不符。

詹宁（Pierre Jeannin）对西北欧抵制不利因素正如它源于从这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的分析似乎更中肯一些。 ^[177] 他引证其地理位置（临大西洋，处于东北部谷物、森林产区及需要进口它们的国家中间的十字路口上）；引证工业能力（植根于过去，像荷兰、英国的纺织；或是由于国际经济的扩展而释放经济潜能，如像瑞典的铁）。进一步讲，北部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扩展意味着人口的持续增长，而这时正是地中海地区人口数下降之时。肖努（Pierre Chaunu）估计，在1620到1650年间，帝国的人口从2，000万降至700万，意大利的人口从1600到1650年降至200万。相对而言，英国（还有法国）避免了人口的下降。 ^[178]

由于地理政治现象，就意味着西班牙人的大西洋时代的结束，欧洲人的大西洋时代的确立。 ^[179] 随着荷兰人对巴西的葡萄牙殖民地的攻击，在1624年重新开启了给予西班牙经济以毁灭性打击的战争，当时葡萄牙隶属西班牙王室。 ^[180] 至于亚洲的贸易尤其是胡椒，在1590到1600年，荷兰人和英国人打破了西班牙—葡萄牙人的垄断，导致了香料价格的暴跌。 ^[181] 人们能良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展现了一个重商主义前景，这个前景使他们感到“世界繁荣总体而言是持续前进的，商业政策的目标……对每一个别的民族而言，是保证尽最大的可能性去分享这个繁荣。” ^[182]

但是事实上这种繁荣并不是持续的。一方面，有人认为，16世纪的结束意味着全欧“利润的惨跌、租金飞涨、经济停顿。” ^[183] 但此人肯定比较片面。罗曼诺（Romano）坚持认为，16世纪“正如12、13世纪一样，是一个广阔的农业利润的世纪。” ^[184] 它是小康农业利润的衰落期，这种衰落将说明17世纪晚期及18世纪奠基在前所未有的强制与廉价农业劳力基础之上，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地位增长的原因。罗曼诺的评论是中肯的：

如此宏大景象，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一方称作“faillite”（破产），“trahison de la bourgeoisie”（资产阶级的背叛），另一方面称为“réaction seigneuriale”（领主制的反动），仔细察看，似乎不是两种分开的、截然不同的类型，而是一个整体：几乎是相同的人，或者至少是背叛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首先是他们的资产阶级职能）的家族的后代，进入réaction seigneuriale（领主制反动）的体制，在论述意大利的情况时，我将它称之为“封建主义的再版”（refeudalization）。 ^[185]

但是，正如罗曼诺所观察的，荷兰及仅次于荷兰的英国再度成为例外。但是，我们不想超越我们的故事本身。仔细地看看英国和法国是怎样处理“漫长的” 16世纪临近的灾变，对理解后来的时代至关重要。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是围绕英、法对最高权力的竞争进行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关键性的牌是在1600～1640年间打出的。

当克拉克（G.N.Clark）试图解释英国在“第二个” 16世纪工业的“明显”进步时，他认为，根源在于国际商业。他在分析这时期的英国国际商业时，发现在这时期的结束与开始之间有三个主要的差别：（1）虽然英国国际贸易绝对地扩展了，但是在有关国内提供消费的需要的工业方面却衰落了；（2）尽管阿姆斯特丹继承安特卫普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枢纽，英国对尼德兰的关系还是从一种依附和补充状态转化成了竞争对手；（3）尽管英国在欧洲内部的对外贸易日渐多样化，英国还是与俄罗斯、利凡特（Levant）、印度洋地区及美洲开始了有系统的贸易。 ^[186]

在伊丽莎白统治结束之前，不管怎么样，这些变化的出现还没有到引人注目的程度。正如克拉克所暗示的，他们也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平稳的方式。因为这些变化打翻了都铎统治者们殚精竭虑所创造的精致的社会与政治平衡，而且展示的是赤裸裸的令人争斗的利益，这将撕裂英国的政治体制。让我们依次谈谈这些变化。

毫无疑问，在国民产品总数中国际贸易部分的比例的衰落是事实，这可被解释为英国长期的经济健康的标志。但是这一点忽略了英国国内工业化的最初的进程使英国的社会结构更多而不是更少依靠变化莫测的世界市场。萨普尔（Barry Supple）指出，不像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时期，固定资本在工业经济中扮演次要角色，所以，民族经济中的波动不是因超常的能量引起，也非由于资本的产品工业的波动而加剧。比起后来，信贷里的波动也是一个更次要的因素。所以，国内市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收获波动的一个作用（由气候变化导致）和“海外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是国内活动变更的策略方面的决定因素。” ^[187] 而且，恰好因为英国工业的发展，这些变化在政治方面是非常迫切的：

布料生产由于太先进而停止发展，主要成为占绝对优势的农业人口的一项副业。这样，总体来看，对政府和国家共同体而言，纺织工业的存在意味着在一个没有土地甚至没有任何财产的阶级中，长期存在着痛苦与混乱爆发的威胁。这种情形促使伊丽莎白时代济贫法的出现，并造就了数代鼓励工业增长的谨慎的政治家。 ^[188]

那么，英国会做什么去保证经济，也是政治的稳定呢？萨普尔提出一个答案：仍然是进一步地收缩。费希尔（F.J.Fisher）注意到“培根（Bacon）回顾伊丽莎白的统治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这时期英国一直危险地依赖外国的谷物……” ^[189] 很大程度上，这是北意大利所实行的一条非工业化道路。另一个答案或许是向外扩展，并借由获得别的供给资源来克服供给压力，借由控制新的市场来克服需求的压力。 ^[190] 这是北部的尼德兰人所实行的道路。这一个又一个的答案事关英国社会结构的决定性的选择。这一切恰恰是都铎统治者竭尽全力回避的决策。结果走的是折中道路。斯通（Lawrence Stone）对伊丽莎白时代海外贸易量的考察使他得出结论，“伊丽莎白统治时著名的贸易扩展好像是一个虚构的神话。” ^[191]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英国到1600年之时将自己从荷兰的经济监护中解放的程度，可以肯定，我们会发现，英国商业资产阶级对英国内地贸易增加控制的过程一直或多或少被诸如先是在1552年，决定性的是在1598年对汉萨（Hanseatic）的特权的取消这类行动完成了。 ^[192] 这有利于像“商人冒险家” （Merchant Adventurers）这样封闭的垄断集团。 ^[193] 这类组织的利益主要来自不稳定的折中平衡。

在斯图亚特时代，当别的商人获得了法律权力向荷兰在纺织制成品工业的角色挑战时——所谓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科克因计划） ^[194] ——他们失败了。在萨普尔看来，这种失败证明了：

由荷兰人染色与梳理英国纺织半成品所形成的国际劳动分工，并不是一种靠人为的合伙关系所维系的专断现象。相反地，到17世纪早期，它反映了经济现实对英国可能只在她危险时才稍动摇的反抗。 ^[195]

因此，伊丽莎白时代迟疑主张对外扩张或许并非不明智的。 ^[196] 所以，都铎统治者们将内部的社会矛盾一直推延到他们从外人那里得到帮助加强了国家机器的政治自主之时，以使英国有力量容忍爆炸性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调整。

最终，伊丽莎白时代海外的多样化活动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肯定，在这时期，英国的船只回到了波罗的海，并开始向地中海、俄罗斯和非洲航行。而且，这是第一批特许公司组建的时代。但是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夸大。一方面，比起英国来，东欧仍然与法国和西班牙（经阿姆斯特丹）有更加密切的联系， ^[197] 而且，另一方面，在伊丽莎白时期，对英国来说，与法国和反叛的荷兰诸省的贸易仍然是最主要的。 ^[198]

英国商业景象的现实既是都铎君主们政策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他们仍采取骑墙姿态。 ^[199] 1590～1640年的国际经济危机使这种姿态日渐变得不可能，这样，君主制度的政治稳定性及其所庇护的专制权日渐变得虚弱。稳定并不总是每个人的“至善”（Summum bonum）。对某些人而言，它是“令人厌倦的”。 ^[200] 到1640年，那些试图实现商业扩张可能性的跃跃欲试的商人们在议会推出的种种自由贸易法案中找到了知音。最直接的促进或许来自与西班牙的和好，如同和好惯常的作用那样，它打开变化的贸易前景，一方面可排除某些贸易方面的阻塞，同时也可以说，意味着从前繁荣的私掠船队的失业。 ^[201]

对下一个10年来说，英国的织布工业看上去比较光明，它在1614年达到了出口顶峰。但是用萨普尔（Supple）的话来说，也将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宜人的晚秋。” ^[202]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经济萧条，它“造成了海外市场对过去的布匹的长久的限制，”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突然的滑坡？实际上它并不是如此的猝不及防，而是如欣顿（R.W.K.Hinton）所说，“一种已然一直不景气形势的加速的恶化。” ^[203] 发生的事是，相对于英国而言，大陆通货的贬值产生了一种更加不利的贸易条件，它使“（英国的）布料价格过高而失去了（他们在北部、中部欧洲的）市场。” 这导致了贵金属的外流，这种外流由于1621年和1622年农业的歉收需要外国谷物而加剧。 贵金属戏剧性的流失“对一种简单地依靠一种固定的金属货币的供给的经济，意义非同小可。”

古尔德（J.D.Gould）认为英国现在是在为1550～1600年间“争夺特权”中，国际价格优势的浪费付出代价。结果，既然价格优势已然逆转，“英国就不得不背负一个刻板及代价高昂的经济，不宜对付一个已在低成本、适应性强且先进的基础上复苏起来的竞争者（荷兰）。” ^[204] 荷兰人现在能够打入英国自身的进口贸易， ^[205] 而且英国对德国和东欧的纺织品出口也受荷兰人和地方上的竞争者所冲击。 ^[206]

商人们与政府都惊恐起来。商人们的反应是要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如像限制非英国人向英国进口商品的权力，强制性地采用英国船只，向波罗的海谷物再输出的自由，这可以扩大织布贸易并为谷物的需要带来通货。 政府则有相当不同的看法。首先，在议会里呼声较高的农业利益政策正因谷物进口的禁止得以推行，因为农业需要价格保护。 其次，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为了预防暴乱和骚动，为了维持经济上的稳定与权力，如何将它的需要与减轻地方匮乏调和起来，与商业恢复调和起来。” ^[207] 为了第一个方面，政府试图采取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办法，即创造就业机会。但是，如同在今天一样，此种办法绝非易事。 与其提供新的保护，政府还不如转向放松垄断，看看这是否会使商业和工业复兴。 但是他们不可能在此路上走得太远，因为特许公司的设置对政府有太多的好处。它保证私营公用事业的官僚机构的忠诚，它们行使领事或海关职能，通过贷款和税收是一个收入的来源，甚至代替海军在国际性的商业中起保护作用。 “专利产品及其垄断，将自私的目的包里在迂腐的陈腔滥调之中，是斯图亚特政府机构总体组织中的一个部分。” 如果政府坚决地转向反垄断主义，事实上也仅仅是在议会的压力之下，“那是些对外输出港和较小乡绅们的吵吵嚷嚷的代理人。”

英国也没有上帝保佑的运气。1623～1624年，贸易的复苏又因1625年的瘟疫以及歉收遭受打击。与西班牙战争的恢复，正如我们已经看见，对西班牙损害极大，对英国也没有好处。对谷物的新的需求导致了支付危机趋于另一种平衡。 ^[208] 这样，英国工业的保守的内心就发现“衰落、煞费苦心的调适以及漫无边际的弊端是那么无穷无尽。” ^[209] 政府干涉不解决问题；它只是通过制造“商业信心的危机” 来恶化形势。

非常明显，对英国纺织工业而言，要降低成本绝非易事。部分原因是，对国王来说，商人们与国家机构牵涉太深，以致不能强迫企业家们去经营一个亏损的工厂。 肯定也因为工人们相对强大，足以打消任何削减工资的念头。 所以唯一的办法除了非工业化外，是通过发展新的工业来对付那些既得利益者。事实上，英国正是在这里，在所谓的“新布匹” （new draperios） ^[210] 中找到了商业上的生机。“新布匹”作为一个出口项目走红之引人注目恰如“老旧布匹”（old draperics）之衰落。 ^[211]

对高价格的困境有第二个解决办法：英国发展一种再出口贸易。正是英国这方面的商业政策，组成了17世纪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殖民扩张和英/荷之争。两种趋势在内战（Civil war）之后明朗化，但是内战之前已露端倪。 ^[212]

新的产品要求新的市场。总的来看，为英国提供最重要的新的竞争场所是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 ^[213] 这是一个相对不受过去英国的垄断限制的地区。 ^[214] 尤其是西班牙市场具有吸引力，因为“国内的通货膨胀和殖民地的购买力。” ^[215] 英国这只鹫鹰开始吞食西班牙帝国这具腐尸。在意大利工业的衰落之际，英国的出口部分地填充了差额。 ^[216]

至于殖民化，我们必须记住，对英国（法、荷）来说，很长时间没有从事直接殖民的必要。卡托-坎布雷和约毫无疑问部分作为帝国扩张疲惫的结果，包含了令人吃惊的条款：“本初子午线的西部和北回归线的南部……双方的暴力行为将不被视为触犯条约。” 这个概念广为人知，“界外无和平”在1598年于弗尔文斯（Vervins）又得以重新肯定。可以肯定，它意味着建立新的殖民地的自由，也意味着劫掠的自由。而且长达50年的劫掠其收益远远超出殖民地的收益。 ^[217] 比较起来，建立殖民地似乎是一种前景未卜的冒险。可以设想，西班牙人已然捷足先登，而且“甚至狡诈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尤其是女王本身——都感觉到在欧洲大陆上已然没有左右逢源的希望。” ^[218] 再说，英国已有爱尔兰作为对外移民的一个出口。 ^[219]

这种态度在1600年之后发生了变化。以詹姆斯一世（JamesI）名义的英国两个王位的联合加强了与苏格兰的联系。爱尔兰的殖民地化对英国和苏格兰都有一种新的严重性。 ^[220] 爱尔兰与不列颠的劳动力分布已然并为一体。为了供给英国木材，它的森林已经伐光。 ^[221] 在未来的100年，它变成了一个受英国人控制的以铁为主的工业基地。 ^[222] 而且，英国将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帕里（Parry）将变化归因于西班牙声望的衰落，归因于对原材料——廉价的食物，尤其是鱼的寻求， ^[223] 归因于战略物资的提供（木材、麻、沥青），它们的波罗的海来源有可能在战争期间被截断。进一步说，它们将成为新的产品市场和出口贫民的地方。 ^[224] 这一切无疑是事实，如果不是考虑到西班牙的军事力量，这一切的实现或许会提前一个世纪。西北欧三个强国对殖民的新的抢夺难道还不是他们竞争的信号吗？在西班牙衰落之时，它难道不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行为？

这类国际经济灾变的影响加深了英国的政治危机。我认为札戈林（Perez Zagorin）相当准确地抓住了冲突的本质：

英国革命的起源不应在阶级斗争中寻找——因为内战中双方的领导集团都包括同一个经济阶级中的许多人，他们的发展随时代的推进而稳步发展。而应该去英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中寻找。 ^[225]

而且，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残杀不仅仅被国际经济领域内的突发事变促成，还因英国政治体制的两大危险的提早解除而成为可能，正如斯通断言：“来自贫困或是西班牙人威胁的钟声消失了……” ^[226]

关于内战的开始有两点稍显愚蠢的讨论。一是它可不可以避免。对于托尼“君主制的没落是因都铎统治者为保有它而采取的措施而加速” ^[227] 的论断，特雷弗-罗珀断言，主要的问题是超支的行政管理，这本来应被议会改革完善的。“因为君主制本身当然不构成障碍，说这样的政策没有革命就不可能推行是荒唐的。” ^[228]

我们简要地看看特雷弗-罗珀回顾性地推荐给长期国会的改革在法国的结果。但是说“必然”是在玩弄一种无意义的游戏。如果一种原因不一样，结果当然也会不一样，除了“一种”，为什么不是两种或是三种原因呢？事实是内战的确已经发生，学者们的任务是解释它。

另一个愚蠢的问题是，关于自由或是宗教的信奉是否是分裂英国的“真实的”原因。赫克斯特（Hexter）先生坚持认为它们是，令人惊讶的是，在争论中竟有他的许多伙伴及论敌同意[欣顿、斯通、波卡克（Pocock）、希尔、罗珀支持他本人和托尼]。他欢迎他们去他的“辉格党”（Whiggish）公司。 ^[229] 波卡克（J.G.A.Pocock）至少有些生气，坚持认为他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新辉格”成员。 ^[230] 但这是一个愚蠢的争论，因为内战的主角们当然会用意识形态方面的术语就政治自由和宗教问题表达不少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当然对此作了解释。而且，内战的结局当然会有一个统治英国政治生活的正常的制度。

要仔细分析一种政治和社会冲突的意识形态的共同点从来没有太多的意义，除非将这种分析植根在当时盛行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样才能理解这些关系中意识形态的真实内涵。讨论的确是围绕这些关系的全貌展开的，是围绕他们的本来面目或是某些特定方面的变化展开的。

如同所有的社会剧变一样，英国内战是一场复杂的冲突。其中最主要的冲突是在两类人之间进行的。一类是那些强调君主制地位的人，他们希望维持一种特权以及尊重特权的正在没落的制度， ^[231] 他们对社会革命的恐惧超出了别的任何考虑，他们在世界经济的强制性的选择面前显得有些麻木不仁。另一类人是那些将农业商业化视为至高无上的人，他们欢迎社会模式中的一些变化，几乎看不见宫廷浪费有什么美德，他们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

让我们转向法国，在那儿情况是相同的，但最重要的不是相同。比滕（Davis Bitton）谈到1560～1640年是“一个从晚期中世纪的法国贵族向旧政体（Old Régime）的法国贵族过渡的至关重要的阶段。” ^[232] 在英国也是如此。但是法国发生了不同的过渡。在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和穆斯纳（Roland Mousnier）的大论战中——我们将马上谈到——波尔什涅夫认为这时代法国发生的是“买官鬻爵没有导致权力的‘资产阶级化’，而是资产阶级的‘封建化’。” ^[233] 对此，穆斯纳的回答是：“没有诸如‘封建绝对主义’秩序之类的事，只有某种与反封建秩序斗争相关的封建绝对主义趋向。残余的封建秩序会使绝对主义瘫痪。” ^[234] 尽管我认为争论部分属于语义学范围，在一些方面波尔什涅夫有道理，但也有可能是穆斯纳更接近真相，如果人们用他的理由去解释英国，用波尔什涅夫的观点去解释法国。就是说，以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公式，一个人也能断言，在英国，贵族借着将自己变成资产阶级的暂时损失，来得到长远的利益；同时，在法国，贵族以强迫资产阶级放弃其特定的职能来获得短期利益，失去长远利益，某种程度上，这是法国经济停顿的原因。为何这样，我们将讨论，本质上是两者相对世界经济职能的不同。

但是首先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在何种程度上，这对法国社会体制是一种公正的描述。因为我们已经勾勒过1600年的法国国家比英国更强大。这就意味着官僚机构“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在社会等级制度里往上爬的一个主要途径，” ^[235] 在英国更是如此。反过来，这种金钱的效力导致法国资产阶级对君主制产生更大的兴趣。 ^[236] 这也使穆斯纳认为在这时期的法国存在着一个相对开放的阶级。 ^[237] 但是穆斯纳本人认为要往上爬非常困难。他指出，对于贫民而言，要达到mãítre des reqúetes（行政法院审查官）的地位，需要四代人的努力。 ^[238] 我认为，事实上波尔什涅夫更深刻地看到了阶级地位的本质。比那些阶级感情随具体的地位变化而变化的社会阶层有更多的等级之间的流动情况是不多的。最具意义的这样的阶层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官僚——noblesse de robe（穿袍贵族）。

当一个与原来的村庄仍保持联系的工人失去其工厂里的工作时，他会再次变成一个农民。同样，当人们试图收回官员们的财产和特权，即剥夺他们作为特权贵族的地位时，这些官员自然在实际上又回到了资产阶级的地位……那些受马札林（Mazarin）的决策消极影响的官员感觉自己是资产阶级，在投石党运动（Fronde）的开端，他们的态度简直就像整个资产阶级的态度一样。 ^[239]

恰恰是因为在法国获取正式的贵族地位的相对容易度（在斯图亚特时代的英国也是这样，但没有这么多）导致了16世纪法国贵族所抱怨的“贵族地位的模糊”，这种情形引起他们“对光荣的特权强烈而又执著的关注，” ^[240] 而且也导致他们大力强调行为的严格准则和dérogeance（丧失贵族资格行为）的理论。

将绝对君主制视为一种与资产阶级结盟反对贵族的传统说法总是会碰到这样意外的事实，即所谓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典型的绝对君主制政体也是一个重新肯定封建领地之特权的最好的例证。布洛赫（Mark Bloch）是这样解决这种矛盾现象的，他认为，这两种现象中封建领主特权的恢复是更为主要的一面，而且，没有绝对君主制，这种趋势也将势不可挡。换句话，人们可以说是“绝对君主制的胜利限制了‘封建回潮’的程度。” ^[241]

卢布林斯卡亚（A.D.Lublinskaya）基本同意如此勾勒“第二个” 16世纪的法国画面。 ^[242] 1559年之后，法国的外国银行家衰落，一方面因为意大利和德国的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宗教战争。这些战争给法国商业资产阶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差距。为了获取财力，所以，法国政府创立了一种包税制度。包税商们甚至完全渗进了国家财政机构。“包税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它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政府依靠包税人建立一种强制性的贷款体制，将这些主要的包税者变成政府的信贷者。” 这样，“金融家”与国家之间的亲密联系如此亲密，以至于他们自己的生存依赖于国家的强大，就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仍然强大到需要向他们贷款的政府。” 尽管君主政体不向贵族征税的说法不符事实， ^[243] 这完全是因那些贪官使这种情况变得非常困难，卢布林斯卡亚仍断言，税收改革必然会导致重新购买官职的昂贵的现金支出。 ^[244] 增加国家债务的任何事都会加强这类官员的地位。尤其是“对财政官员们非常有利的战争。” ^[245]

这里的部分理由可以直接从英国那里看出，在英国，在伊丽莎白和早期斯图亚特时代，“财政封建主义”或是由商人联合组织（辛迪加）负责的包税岁入成了一件平常事， ^[246] 没有宗教战争可以解释，也没有紧随其后的贪官阶层的大规模增加。进一步说，谋取税款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是行政管理改革的结果。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战争支出的紧急状态和需要在国家和纳税者中间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削减财政中间人。 ^[247]

然而，没什么根据。对此进行最主要的攻系来自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对“行贿是资产阶级政治最高权力的一种形式” ^[248] 这种说法发出了颇有分量的攻击，他将这种理论归属于佩奇斯（Pegès），然后是穆斯纳（Mousnier）。波尔什涅夫试图证明，17世纪的法国“在其主要特征方面，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这由封建生产关系占绝对优势和封建经济形式所决定。”

波尔什涅夫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形式是存在的，但是资产阶级“参加封建国家的政权是有限的，其行动不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阶级。” 资产阶级为了受贿、贪财和过一种贵族式的生活而寻求各种官衔。再说，他们被引诱放弃了真正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为了经济上的便宜，他们将钱用作信贷资本，而不是用作工业和农业资本。

因此，当农民起义在1623～1648年间发生时（我们将很快谈到），资产阶级左右摇摆。一方面，他们也不满高额税收；另一方面，他们与贵族有共同的利益因而害怕平民。一些人起而反抗；一些人逃离国家；另一些人则以购买官职和将钱置于信贷运转的方式来与国家达成妥协。

如果有人问英国和荷兰是怎样产生一种“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ée）的贵族阶层，而法国却没有，答案是“在法国，封建主义有一种完善的、传统的生命力，这阻止任何贵族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的形成。” 不是因法国更落后，而是“法国经济性质的特殊性使那种阶级组合不可能，这种组合导致了英国模式的、不彻底资产阶级革命。” 波尔什涅夫看法的清晰性在这种关键性的比较中显得站不住脚，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不可解释的完善性、无法界定的特殊性以及“不彻底革命”这类模糊的概念。

正是在这一点上，维范迪（Corrado Vivanti）支持波尔什涅夫，完全同意波尔什涅夫对穆斯纳关于“投石党”（Fronde）在法国史中是一种孤立的因素的论点的反驳，他认为波尔什涅夫没有跟随自己观点的逻辑坚持到底，而是陷入了斥责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泥潭。他们不能有进一步的行动，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为足以强大和自立”到有进一步作为的社会集团。 ^[249] 维范迪采取一种提问的方式作出这样的假设：

因为16世纪的［法国］经济没有成功地创造那种资本积累，那么，在何种程度上，17世纪的“封建反动”或是“复辟”以及全然的“资产阶级的背叛”可以说是奠基于一种人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即相似的危机状态中找到的不同的方式？

那就是说，列举的“那些最终阻止第三等级（Third Extate）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从事独立行动的客观障碍” 是毫无疑问的常识吗？即使法国达不到英国具有的发展水平，它也不会降到像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半边缘国家的地位。甚至南部法国，虽然滑到了交谷租种的道路，在经济上并没有退步到紧邻的地中海地区的程度。拉杜里（Le Roy Ladurie）坚持认为，人们可以不像谈论北部意大利和卡斯提尔那样谈论南部法国（以及加泰隆尼亚，Catalonia），经济状况“停止不前，备受限制，正在改善和缓缓发展，但仍然没有翻过身来……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戏剧还没有落幕，但是农业生产僵化而缺乏弹性；没有倒退（décroissance），但是缺乏明显的增长。” ^[250] 南部法国可能最终会改变，但至少比别的地区晚50年。

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对绝对君主与资产阶级联盟的理论作了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正好相反，基本的同盟是君主与贵族之间，然而，经过创造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君主保证了侧翼的安全。然而，不管怎么样，戈德曼认为，恰好是借由维护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市民而不是伪贵族者，君主制才到17世纪初期引进官职税改革（Paulette）。 ^[251] 实际上通过对官职设立税收制度——官职税（Paulette），使得官职可用金钱买得，既维护了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性质， ^[252] 又使其依靠君主制度。

戈德曼的论说中心点在于区分二类国家官员：一类是老的，由显贵和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组成，他们是最高法院（Cours souverains）和各地区法院（Parlerments）的成员；一类是新的，他们是特派员（Commissaire）和行政法院法官（Conseillers d’Etat），还有的担任总督（intendants）和行政法院审查官（maîtres de requêtes）。戈德曼看见“在17世纪的前半期，尤其是从1620至1650年”后者将取代前者。 戈德曼分析了这个新体制的动力源于君主制“在1598年亨利四世登上宝座之后重新获取社会基础”的企图， 这种基础在宗教战争中已经失落。

既然官员们在宗教战争中对君主制帮助极大，他们便期待他们的权力和重要性将会上升而不是下降，他们因官职税（Paulette） 和特派员（Commissaires）的兴起而极感不快。官员与特派员（Commissaires）的关系日渐紧张。大约在1637～1638年达到极点。戈德曼将在官员中兴起的詹森教徒（Jansenism）与此联系起来，这种意识形态主张“世界从本质上说来是虚无的，只有在孤独与退隐中才能获救。”

在戈德曼对君主制的勾画与波尔什涅夫接近时，他对资产阶级的勾画与穆斯纳更接近，后者声称“对将17世纪说成是一个‘封建的’时代的说法极为反感，既然这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已然深深地扎根和渗透国家的时代” ^[253] ——是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城镇。专利权并非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突破口。而是“它在这个阶段一个发展条件。” 但是穆斯纳对官员与贵族已然同化的说法极为愤慨。他以一种真正的贵族式的炫耀进行反击。

一个官员的某些重要的方面在司法上接近一个贵族。一个贵族，而不是一个绅士或一个领主（unféodal）。波尔什涅夫从未做过区分。我们难道会将威尼斯贵族、那些大商人称为封建团体？在法国，公众坚持进行区分。一个因官职而被封为贵族的官员，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人们悲痛这样的事实，即那些真正的绅士式的贵族不为国家所用，而公共官职竟然成了那些被戏谑地称为“笔墨绅士”（gentlemen of pen and ink）的人们的特权。资产阶级不论是官员或是特派员（Commissaire），就算他位居百合花徽（fleur de lys）上，身穿显贵紫袍，就算他头顶骑士、男爵封号，身为议院议长或是皇家议事会成员，他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 ^[254]

穆斯纳由否定他或是佩奇斯曾经认为资产阶级控制了君主制的观点得出结论。“在重建国家时，正是君主制降服了所有的阶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君主制得到了资产阶级的帮助……” ^[255]

注意到在这场争论中大量的问题已经搅和在一起非常重要。一个是体制的本质；另一个是阶级之间关系的本质；第三个是君主制的地位。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经解释了，考虑到这时期的农业生产（向市场方向转化的现金收成，即使是基于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劳动之上），我们为何相信“封建主义”这个概念是混乱的，无助于分析。坚持法国在这时期最早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管怎么样，并不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运用了物质性的政治权力。显然没有。在东欧，贵族们是资本主义农场主，而那些土生土长的商业资产阶级则正趋于死亡。它也不意味着在这个世界经济中，法国君主扮演的是反对别国的角色。萨尔蒙（J.H.M.Salmon）评论道，“就像围绕英国的乡绅与贵族进行讨论一样，这场讨论（对17世纪早期的法国）关系到早期现代社会与政府的特征。” ^[256] 精辟！

穆斯纳或许比波尔什涅夫更正确地将君主制视为这样一种体制，即它远非清楚地对形势起支配作用，而是竭力争取维护它在政治上的卓越性，即使在法国亦是如此。但波尔什涅夫比穆斯纳更正确地看到法国明显不同于英国的一个发展方面是旧贵族的法国在政治上的相对成功，法国旧贵族的眼前利益并没有使法国具有从世界经济的劳力分配中最大限度地获利的长远能力。

现在让我们转向“漫长的” 16世纪临近的“危机”，并准确地看看它给法国的政治领域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从1600～1610年法国价格下跌这个事实开始，事实上，它在经济意义上深受法国及其资产阶级的欢迎。 ^[257] 甚至波尔什涅夫也承认，没有必要讨论工业资本家在法国不具重要地位。他承认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在其道路上继续发展，但是步履稍缓。” ^[258]

问题主要在对外贸易中，对外贸易对于民族经济的重要性在前面我们讨论英国对商业危机的反应时曾经讨论过。尽管1600～1610间的法国补偿了因宗教战争所造成的损失，然而，1610年之后，又一次大衰落出现在法国，这一次主要因荷兰人、一定程度上英国人竞争的结果。使荷兰人、甚至英国人能够在这时期操纵法国价格的，在订立分配世界市场的契约时，是积累起来的工业资本的优势，而且50～60年之前的技术是关键性的：

就所有重要的指数而言，法国落在了它的竞争者之后。法国工厂中的劳动力处于较低的水平，技术工人的短缺不允许企业家设立一种适当的工资水平等级。国家补贴在那时是绝对必要的，只是偶尔的、零星的，而且数量较小，这样，资金积累规模较小；法国被排拒在直接的殖民掠夺之外，而这些殖民掠夺滋养了荷兰和西班牙的野蛮积累，也滋养了英国的工业。

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法国工业品的相对昂贵。结果，法国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不能在国内市场上与荷兰和英国人进行成功的竞争。被迫以别的方式进行投资……法国的造船业和航海，因而法国的海上贸易也落后于英国人和荷兰人，在技术上和经济上……

因为这一切，法国的资产阶级的确非常关心增加保护，而法国政府亦尽力在这方面满足他们的需要。 ^[259]

这样，这种情况就使法国在一种中间层次上进入世界经济。在法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开拓西班牙和德国的市场时，英国人和荷兰人也能开拓法国和西班牙的市场。 ^[260]

法国的国家机器与英国和联合省比较起来相对的强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会在对付这种困境时发挥较好的作用。如果当时的法国君主们毫无保留致力于工业的发展和保证资产阶级的利益，毫无疑问，法国很有可能会超过另外两个国家实际上并非过于雄厚的优势。他们的对外入侵并非总是会使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商业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实际上，内夫（Nef）没有将英国成功的秘密归因于王室意图的差异上，而是归因于这种事实：即法国在干涉资产阶级企业时具有较高的效率。 ^[261] 当此同时内夫认为：英国在这时期相对游离于欧洲战争之外意味着在英国比法国较少强调“皇家当局服从的习惯”。 得到那些免税贵族支持的法国君主们的征税能力不仅意味着大众的负担更重，而且资产阶级的负担也更重。

最后，我们不能忽略在世界经济中如1610年时已有的地位与未来的地位之间的联系。法国人在国内市场上与荷兰人和英国人进行竞争中的困难，促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产品的生产上，这些产品他们有历史优势，比其他欧洲国家有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奢侈品；尤其是丝织产品方面。 ^[262] 但是，面向广阔市场的廉价产品将在长时期的积累中为工业发展打下基础。

三十年战争给法国造成极大的压力。随着军费的膨胀、军队的扩充，国家官僚机构的规模亦随之扩大；两者互为因果。征税程度一方面直接由国家决定，另一方面是在事实上依靠军队在农村的掠夺（de facto）。 ^[263] 我们已经提到过战争对波罗的海地区谷物价格的影响，因而也是整个食物价格的影响。这一切又因流行于1628～1633年之间，尤其是1630～1631年的大瘟疫大大地加重了。或是歉收导致了疾病的扩散，或是疾病导致了谷物的短缺，这两者同时发生，极为严重地打击了法国。 ^[264]

在做出这个分析后，便很容易理解在这时期的法国农民起义是那样的广泛，不仅是国家对起义农民的强制性的税收，而且由于那些贵族们的经济压榨，他们也很难从农民那里得到租金和其他收入。 ^[265] 毫无疑问，这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同一地区的贵族和农民同时对君主制不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效忠的意识和相互的责任〔封建主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于” ^[266] 17世纪早期的法国，但是对此夸大是一个错误，正如某些人试图所为。可以肯定，不仅仅是今天的分析家，而且包括当时的农民也能看出，宗教战争之后，封建领主正如萨尔蒙（Salmon）所说，“不论是旧贵族或是新贵族，再不是农民苦难的伙伴，而是它的部分原因。” ^[267] 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毕竟恰恰是贵族的政治行为。 ^[268] 同时，法国不完全的工业化也使这种不满从农村向城市扩散，这两个地区是由那些增加的人数联系起来的，这类人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氓无产者，他们来回流动，生存空间太小以致无法承受危机的加重。 ^[269]

芒德鲁（Robert Mandrou）对这个争论有贡献，他要求我们将1623～1648年中，大众的起义置放在整个法国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起义在更早和更晚些时候都发生过。他提醒我们，各种税收“应被视为极为恶化的经济形势的标志，而不应简单地视为农民起义唯一的或是最直接的原因。” ^[270] 芒德鲁极力主张我们回到一条最高成效的途径上去。他要求我们：

注意局部，注意地图上的位置：西部〔诺曼底圭因（Guyenne）〕 、 中部 〔马尔凯 （Marché） 贝里（Berry）、布邦内斯（Bourbonnais）〕是最易受到那些麻烦的连锁反应影响和刺激的地区。在面对“漫长的16世纪”中出现的灾变，这些省份大规模参与的后果中，我们难道看不见：1620～1680年的衰落导致了这些地方比那些更具大陆性的更不发达（fruste）的地区出现了更为明显的不景气吗？但是，这些17世纪动乱的农村和城市地区难道不也是那些在从前的世纪宗教战争时战况激烈的省份？

这的确是一条珍贵的线索，也与我们整个的假设非常接近，而且，穆斯纳和波尔什涅夫也同意。穆斯纳说：

每种对起义的研究都不能与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分离。为什么农村的起义主要发生在西部、中部和西南部？难道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在那里的发展程度对城市进行归类，考察一下它与起义中的某些常数是否有关？ ^[271]

波尔什涅夫指出，1623～1648年的起义已经在16世纪的三个序列中发出了先声。前面两个序列是1520～1550年，与宗教改革有联系，1570 ～1590年；在这期间，大众的运动“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宣称自己是同志的天主教同盟身上。”然后是从1590～1600年，是最后一次浪潮，它现在已经变成了非宗教形式。 ^[272] 的确，波尔什涅夫进一步证明，对宗教战争普遍的厌恶导致了权威的世俗化，它反过来说明了在17世纪早期极需重新肯定国家权威的原因。

波尔什涅夫的这个论断，在宗教运动的含意及其在早期现代欧洲的渊源，以及他们与维护民族统一体及与此相反的宗教离心力量的关系上，再次引发了一些疑问。我们早已谈论过科尼斯堡格（Koénigsberger）将胡格诺派视为法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观点。 ^[273] 在理性思维的王国范围之内可以肯定，胡格诺派很有可能在法国的南部和西部得到了加强，这类似于加尔文主义者在尼德兰的北部得到加强一样，它也有可能导致发生在尼德兰那样的分立。在当时，这肯定是一种忧虑。 ^[274] 在这样一种观察框架中，就不会对胡格诺派有时会向天主教的西班牙寻求帮助感到惊讶。然而，胡格诺教派的肃清只是在部分地区，这就为法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留下了隐患。 ^[275] 穆斯纳指出，官职的可以购买在1620年之后起到了收买加尔文主义骨干的作用。 ^[276]

地方主义比宗教分裂更严重，在南部法国已是胡格诺堡垒的奥西塔尼亚（老西部）（Occitania of Old）脱离过程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埃斯皮优克斯（Henri Espieux）说宗教改革找到了它的堡垒“一是在奥西塔尼亚，一是在6世纪时古代罗马高卢（Gaul）地区的边缘，当此同时，天主教基本上是在北方……” ^[277] 但是，他解释说，当纳瓦尔的亨利成了“对奥西塔尼亚人的目标不利的国王，‘继而’又单独妥协时，奥西塔尼亚对同盟〔league（ligeuse）〕同情起来——这是留下的寻求其差别的唯一方式……” 最终，埃斯皮优克斯认为，奥西塔尼亚人以同样的“非国教主义者精神”接受了詹森教派（Jansenism），“这是一桩对维持他们的反叛态度（humeur frondeuse）有利的事。” 埃斯皮优克斯将这种反叛视为奥西塔尼亚人抵制法国统一的方式，它曾在16世纪向奥西塔尼亚征税；反抗因奥西塔尼亚承受的财政负担得以发生和加强，这种负担因在“第二个16世纪”马赛（Marseilles）和波尔多（Bordeau’x）的经济衰落变得更加令人讨厌，衰落不仅仅与巴黎有关；而且与巴塞罗那（Barceeona）和热那亚有关——这一切使奥西塔尼亚成为最底层的垫脚石。

波尔什涅夫关于1639年诺曼底起义的描述记载了类似的主题。如他所追溯的历史；14、15世纪诺曼底的农民承担比法国任何地方的农民都要沉重的封建负担。因为这个事实，也因为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的破坏，农民逃亡，产生了严重的劳力短缺，这就导致了建立在对农民有利的条件之上的长久的地租相对急速的衰落。价格革命以及法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崛起，使农民受挫——租金更高、地方更小，部分回到自然经济，简言之，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278] 一时间，当英国的约曼（yeoman）正从可耕地的圈占中获取利益时，他的诺曼兄弟正在遭受损失。至于资产阶级，波尔什涅夫谈到不同的两个部分：地方行政官与地方利益联系在一起，参与起义；金融家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因而倾向于扶植地方贵族。 起义可以看作是对中央的政治的不满，中央政府正在剥夺诺曼的农民业主（和当地资产阶级）参与新的世界经济的利益。

在西部，如像在奥西塔尼亚，君主制被视为正在追求法国的“民族的”前途，这会导致经济上的退步。凭借传统，外省正在要求更大而不是更小的经济进步。 ^[279] 继1639年诺曼底起义之后，布列塔尼（Bretagne）、朗格多克（Languedoc）以及普瓦图（Poitou），这些省相继起义绝非偶然。 ^[280] 它也不是偶然的，诺曼底起义的直接背景是君主不愿减轻1632～1633年瘟疫之后，身处经济困难中的诺曼底的税收负担，因为“陛下沉重的支出负担使他不可能缓解他的人民，即使他愿意。” 他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正在把钱花在为法国创立一个民族统一体上。

设想一下——一种伟大的历史游戏——法国本是一个外形不同的地理整体，只包括法国的北部和西部，以鲁昂（Rouen）作为首都。设想一下，奥西塔尼亚自13世纪起，一直就是一个分离出去的国家。如果知道中央政权的民族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彼此并不矛盾，法国就不会是这样一副支离破碎的模样吗？如果像英国那样——通过创立工业基础而响应形成中的世界经济，法国在表面上就不是如此软弱吗？或许。

但是，这样一个法国并不存在。存在的法国如我们所说，非驴非马，被宗教——地区性的冲突搞得四分五裂。在16世纪的欧洲试图建立单一的宗教国家就像在20世纪的非洲建立一党制国家那样不容易，为了同样的理由，都需要与分裂势力作斗争，但是代价是沉重的。对法国而言，主要以这样的条件——“领主制反动” （réaction seigneuriale）及资产阶级的“封建化”（féodulisation）与贵族达成妥协。17世纪避免了内战的，只有“投石党运动”（Fronde）。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1789年，在另一个时代，为另一个目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太晚了些。在17世纪，当权的资产阶级、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自知不能提供过多的奢侈品以此追求其狭隘的利益，既然它这样做会威胁国家的统一，因而也会威胁它这个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英国、法国君主的不同地位（是地位不是目的）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对此进行观察的一个方式是，将政治斗争限定为，该时代的君主试图侵蚀所有非国家集团的特权，正如库珀（Cooper）所看到的，他们在反对城镇阶级（当然包括部分资产阶级）方面要比反对土地阶级更加成功。 ^[281] 布罗代尔（Braudel）谈到过城镇被君主“控制”或是“约束”住了。 ^[282] 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阶级正在利用国家去帮助他们避免经济扩张激流的冲击。这样看来，投石党人（Frondeurs）虽然他们暂时失利，最终却胜利了，反之，英国的贵族虽然有所谓的复辟（Restoration），但最终也失败了。最后，布罗代尔认为，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是伦敦的霸权，“在1688年和平革命之后；它将英国按自己的要求（ása quise）建构起来。”

在资产阶级的要求和贵族要求的摇摆之中，英、法两国的君主都更趋近贵族的要求。不同之处在于，在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强大的中央政府联系在一起，而在法国，某种程度上，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民族的边缘地区联系在一起。这种差别是在欧洲世界经济的网络中地理条件不同的结果。

一个结果是，为了从根本上控制桀骜不驯的资产阶级，法国君主一方面加强自己，同时售以官职收买资产阶级，这就渐渐地转移了他们对工业投资的兴趣。在英国，为了生存的贵族不得不寻找与资产阶级不太公平的融合途径。法国，正好相反，这种紧迫感落在了为了生存的资产阶级身上。在法国和英国，中央政府都赢得了民族统一的胜利，但是在英国，这意味着民族的资产阶级的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而在法国，对资产阶级而言，这是一种退步。

英国内战最终在它可能发生的时刻发生了。在以后的150年间，土地阶级的复兴在各地声势浩大，甚至在英国亦是如此。但是，资产阶级至少赢得了公民权（droit decité）。而且，土地阶级的贵族色彩越来越淡，乡绅味越来越浓，最终成为地道的资产阶级人物（bons bourgeois）在法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太弱小，以致不能产生一个克伦威尔。直到1789年，他们才发现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并不矛盾，正如国家这时的发现一样。但是，到这个时候，世界经济体系已然形成，对法国而言，要在这个体系内充任主角已经太迟了。

一本（出版于1651年的）杂志插图。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荷兰）舰队从莫桑比克（Mozambique）出发，并在果阿（Goa）附近掳获了一艘（葡萄牙的）大帆船，”摘自“波米兰的克莱松（Corneilis Claezoon of Purmerent）的东印度航海观察日志（Uournal of Obeservation of an East Indian Voyage） ，他是万丹（Bantam）船的舵手，为联合公司（United Company）的巨头作航行服务，”165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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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menico Sella，“ European Industries ，1500～1700”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5，1970.5.罗曼诺（Ruggiero Romano）断言，16世纪几乎没有“真正的工业”，只有“必要的纺织产品、冶矿业以及航海船舶制造业。所有别的生产性活动本质上都建立在个体手工劳动基础之上。” Revista Norica Italiana ，LXXIV，p.500.

[2] Sella，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5，p.64.

[3] “产品明显下降，工业企业规模缩小，工业重要性相对降低……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帝国与西班牙人的领地内，包括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和南部尼德兰——所有的版图曾经在名义上都属查理五世统治……”John U.Net， War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Norton，1963）6.内夫（Nef）对前哈布斯堡帝国的各部分都在6～7页上给出衰落日期。

[4] Sella，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5，p.65.

[5] Ibid.，p.66.See Heato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pp.314～319.赫克谢尔（Eli F.Heckscher）在他所谓的“中世纪经济的成熟期”，即1520与1600年之间，勾勒了一幅瑞典（Sweden）的图画，倾向于肯定塞拉（Sella）所说的：“16世纪瑞典经济的显著之点，不是在程度上有一个变化，而是变化来得太迟。在该时期，瑞典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纪水平。正如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离群索居一样，该国仍然在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政府所做的努力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无论是统治者或是纳税者都没有被自然经济的继续存在所妨碍。既然政府在海外没有实质性的付出，它就没有通过出口获取外国通货的需要。人们的生活方式普遍没有变化，以致除了盐以外，进口贸易几乎无人问津。”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Press，1954），77～78.
莫罗（Francois Mauro）坚持注意关键性的工业现象以解释英国和荷兰的领先地位：“是……采矿和冶金工业在商业革命中起作用，类似于钢铁工业在当代第三世界所起的作用。与商业阶级相伴的是工业主义者阶级的出现。英国和荷兰的伟大财富是两者都有：相互帮助，一个供应机器，另一个为工人大众供应消费品。安特卫普—列日（Liege） —洪德斯库特（Hondschoote）：即是比利时人成功的三角区。伦敦—纽卡斯尔（Newcastle），那是伊丽莎白统治之下英国前工业革命的轴心。”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pp.298～299.

[6] Posta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233.然而，在别的地方，波斯坦（Postan）在看待中世纪英国与意大利的关系时，很不愿意将之视为像20世纪，随着殖民统治者的被驱逐，殖民主义者的技术与资本输入循环。他认为，不同点在于英国的增长是逐渐的，它的原因最初在人口扩张和其他国内因素中发现，或许综合了一点借贷和外国投资。他进一步说，当民族经济的盈亏大致持平时，意大利人的统治是相当次要和相对不重要的。的确，完全有可能，意大利人的影响最深的地方不是他们的直接投资，也不是他们的高技术的传导，而在于他们帮助国王调整国家的经济生活。从前从土地拥有者阶级和土地劳动者阶级榨取大量财富的皇家税收和皇家财政流入了商人、金融家、军队承包者及战争牟利者之手。这样，一部分本来应被囤积起来的国家财富得以被商业和工业利用。”“Ital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4，Fall 1951，345.

[7] Jonh U.Nef. Iu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1640（Ithaca：Great Seal Books，1957），1.

[8] “通观早期中世纪，尤其是13世纪，英国是一个食物包括谷物的出口者。以后，另一个更重要的谷物来源出现了。作为在易北河（Elbe）那边斯拉夫土地的德意志殖民化的结果，巨大的新的农业资源被开发了，并且，从13世纪来以后，东部德国和波兰的裸麦开始涌入西部。到14世纪初，波罗的海谷物开始为佛兰德（Flemish）提供食物，而且到这时，英国谷物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市场上出现。”Posta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121.
参看迈尔斯（A.R.Myers）：“直到16世纪，英国的出口，除了布以外，大部分由原料构成——金属、小麦和别的粮食、羊毛以及皮革——到14世纪，英国的这些出口品，尤其是小麦，面临东部德意志新的殖民地日益增加的强有力的竞争。” 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Volume IV of The 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Penguin Books，1952）.57.

[9] See F.J.Fisher，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I，pp.197～207.

[10] See M.M.Posta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of England and the Hanse （1400 to 1475）”in Eileen E.Power and M.M.Postan，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Barnes & Noble，1966），esp.139～141.参见格拉斯（N.S.B.Gras）：“在都铎（Tudor）时期，有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伦敦打破了早期不依赖外国谷物的状况……伦敦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需求，这反过来又导致发展有组织的进口贸易……当认识到16世纪谷物出口总的来说是增加时，这一切就更有趣了。”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Press ，1915），101～102.See Marian Malowist ，“ Histoire Sociale：époque contemporair ” in IXe congrès Internatia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I.Rapports（Paris：Lib.Armand Colin，1950），310.
但是参看迪伦（Van Dillen）：“〔在17世纪〕英国是自给自足的，但在尼德兰却不是。这就是为何最初出口的谷物命中注定主要是给尼德兰的。”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p.134.See also Alan Everitt in Agrarian History ，IV，pp.524～527.

[11] G.N.Clark， 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London：Oxford Univ.Press，1946），27～28.但是挪威也向苏格兰、丹麦和尼德兰出口初级产品，这减少了它对英国的依赖性。See Lythe， The Economic of Scotland ，p.147.

[12] “都铎时期通过平定在威尔士边区（Marches）的骚乱，威尔士（Wales）行政管理的变化有利于牲口贸易的发展。”Carolime Skeel，“ The Cattle Trade Between Wales and England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the Ser.，IX，1926，138.

[13] Eileen E.Power，“The Wool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in Eileen E.Power and M.M.Postan，eds.， Studies in the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teenth Century （New York：Barnes & Noble，1966），39.

[14] Myers， 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 ，p.132.

[15] See P.J.Bowden， The Wood Trade in Tudor & Stuart England （London：Macmillan，1962），pp.203～212.

[16] See Posta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244.See Ramsey，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p.101.

[17] “12世纪晚期，由于水力代替了以前一直用手或脚的人力，漂洗机得到了广泛而快速的应用。以流水推动漂流机在科茨沃德（Cotswold）、奔宁山区（Pennines）以及湖区（Lake District）发现，到14世纪开始，织布工业已然移到这些地区。绒布，尤其是在东盎格利亚（Anglia）制造的绒布，不需要漂洗，所以不是太依赖水力，但甚至绒布制造业也因城市手工业价严的政策而转向村庄，他们保持产品价格的企图加速了他们的衰微，因为无组织的村庄织布工人愿意拿低工资……这样，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织布工业的发展主要得力于这种技术和组织的进步，而不是（像有时断言的那样）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对佛莱米（Flemish）织工定居英国的邀请。”Myers，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s ，p.56.

[18] M.Malowis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p.178.

[19] “13世纪织布工业在其一向繁荣的城市中心的衰落就像在同一时期它在农村地区扩展一样明显，但是迄今为止吸引历史学家注意的是城市这一边，他们据此错误地推断织布工业总的衰落。”E.M.Carus-Wilson，“An L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1941，59.参见米勒（Edward Miller）：“〔英国纺织工业的〕产品在被许多学者视为经济萎缩期的14世纪快速增长。”“The Fortunes of the English Textile Industry During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VIII，1，Aug.，1965，39～60.

[20] Malowist， Economic History ，p.179.参看波斯坦（Postan）：“只要英国的出口以羊毛为主，对英国商人而言，就没有必要远离故土去寻找市场和顾客。羊毛是一种工业原材料。它的主顾是外国的织布制造者；而且仅有的织布业中心不仅高度集中，而且近在咫尺，主要在低地国家。另一方面，加工好的布料必须出售给潜在的主顾，主要在潜在的消费中心，换句话说，出售给欧洲大陆及大陆以外的男人和女人们。”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245.

[21] Postan，in Power and Postan，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p.103；cf.Clark， Wealth of England ，pp.39～40.

[22] See Alwyn A.Ruddock， Italian Merchants and Shipping in Southampton ，1270～1600（Southampton，University College，1951），passim.

[23] See Jacques Heers，“Les Génois en Angleterre：La crise de 1458～1466，”in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Instituto Edit.Cisalpino，1957）.II，812，824.

[24] See Postan，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p.101.

[25] “15世纪羊毛与织布贸易之间显著的区别是由每一种商品都要出售这一条件决定的。除了意大利人的装运外，羊毛被英国人在加来（Calais），一个英国人拥有、被政府公开保护的商业中心卖给大陆上的买者。相比之下，外国人在大陆上出售的织布与英国人一样广泛，市场遍布从欧洲西海岸、普鲁士到意大利。这种展开和不设防的市场区域比起在加来的集中的、受保护的羊毛市场及其与意大利人的其他辅助性的贸易更易受到打扰。英国人更大的织布市场是波罗的海地区，尤其是普鲁士、波兰、低地国家及下莱因（Lower Rhine）地区，最后是法国北部和吉恩（Guienne）。在1448～1476年期间，不仅吉恩人（Guienne）输给了英国，而且，由于政治上的纠纷，波罗的海及低地国家的市场亦动荡不宁。所以，在估计织布贸易衰落的原因时应注意三个市场地区的状况。”H.L.Gray，“English Foreign Trade from 1446 to 1482”in Eileen E.Power & M.M.Postan，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Barnes & Noble，1966），25.

[26] “到15世纪中期，英国的织布商被所有较远的出口点所排拒。斯堪的纳维亚市场在该世纪初即已失去。与普鲁士的联系，以及通过普鲁士与整个中部及东部欧洲的联系最终也由于英国—汉萨同盟（Anglo-Hanseatic）之间在30和50年代连续的争斗而中止。英国贸易在尼德兰的集中，英国的半成品布料加工业的专门化，公司及商人冒险家协会的兴起——所有这一切中世纪末期英国贸易熟悉的特征都可追溯到百年战争结束后中古英帝国的崩溃那里去。” Post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1942，3.See also Postan in Power & Postan，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p.153.
“但是毫无疑问是英国人把持了这个时期安特卫普‘各民族商人（na-tions）’中的地方价格，而且对安特卫普作为英国织布‘商城’的选择仅仅次于香料贸易中心的建立，这就是为什么全欧的商人们麋集此地的原因。在面对阻挠的情况下，英国的织布贸易通过斗争在15世纪的尼德兰获得贸易中心地位。这种可得到丰厚报偿的固执是一种由必须而产生的勇气。他们如不在欧洲海岸立足就是一种失败。正是这种勇气驱使那么多的英国商人去尼德兰碰运气。关于那种认为英国与安特卫普织布贸易的兴起就像商人冒险家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 Company）的兴起那样，总体来看，不是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而是收缩的观点争论很多。”S.T.Bindoff，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pp.53～54.

[27] S.T.Bindoff， Tudor England ，Vol.V of the 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Penguin Books，1950），20.

[28] Bindoff，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p.54.

[29] “就国际贸易或国际交易而言，装、卸、运输、法律程序和税收加起来的费用仅仅是成本费用的小一部分。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事实。这种西部的商业在15世纪，比实行一种远要沉重得多的税收政策的热那亚要更为有利。在任何情况下一定的商业技术（运输或相应的操作）其进步之快的程度足以允许相对的低价。无论是像英国织布那样昂贵的货物或像明矾这样廉价的产品，成本都不高：一种更为现代的经济的标志……”
“信贷条件也非常重要。在伦敦，无须繁琐的手续，也无须或多或少的秘密关系即可轻易得到贷款。”Heers，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p.832.

[30] “英国的海外贸易……由单一的产品交换构成，织布——对于该时代而言，的确是大规模工业化的结果，酿成一场伟大的农业革命和整个内在经济模式的变迁——反过来，英国的大量商品连同满足文明而又爱好奢侈的中上层阶级需要的各种工业成品，皆受此种风气影响不能生产。英国为北欧农民提供了服装，反过来，吸引了大量欧洲技术设计的产品，主要由欧洲的海运商人从东部和南部输入。贸易的平衡完全取决于欧洲操纵、运输及购买英国无限量供应的织布的能力。” Lawrence 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p.32.

[31] See 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p. 44～45.赫克谢尔（Eli F.Heckscher）谈到，英国早在12世纪后半期亨利二世（Henry II）统治时就有了统一的币制，而法国则在1262年才有。Mercantilism，I，p.119.

[32] 例如，布洛赫（Marc Bloch）说过：“〔威廉（William）的征服〕恰好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即整个西方的经济及知识状况处于开始赞同反对分裂斗争的过渡时期。这种由于成功的战争产生的君主制度几乎从一开始就有意义，它似乎在早期就能支配全体受教育的成员和官僚机构……虽然〔不应读为因为？〕在某些方面国家并非完全封建化，但是封建主义最终会增加国王的威望。在这个每一片土地能出租的国家，国王名义上是一切领主的领主。没有什么地方实行井井有条的军事采邑制。” Feudal Society ，pp.429～430.

[33] 例如，赫克谢尔（Hecksher）说：“〔在中世纪难于产生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两个主要因素之一是当时的交通工具，尤其是陆路交通工具状况，在原始的技术条件下，它比内陆水路或是沿海的交通有更大的困难，当时尚未产生交通的伟大发明。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由于有显而易见的漫长的海岸线（就其陆地区域而言），就比大陆国家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政治上的统一，而在这些大陆国家中，又没有哪一个比德国更加糟糕了。” Mercantilism ，I，p.36.see Clark， The Wealth of England ，pp.4～5，44～45.

[34] G.R.Eiton，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3）.4.

[35] Elton， Tudor Revolution ，p.415.埃尔顿也认为“基本的改变是从教会或国王家务服务训练的官僚转为在大臣家中训练官僚，以便此后受雇为国家服务的变化〔p.308〕 。”

[36] See Penry Williams and G.L.Harriss，“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 Past & Present ，25，July 1963，3～58；G.R.Elton，“ The Tudor Revolution：A Reply ，” Past & Present ，29，Dec.1964，26～49；G.L.Harriss and Penry Williams，“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 Past & Present ，31，July 1965，87～96；G.R.Elton，“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 Past & Present ，32，Dec.1965，103～109.

[37] 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p.28.总的来说，我认为这种说法比埃尔顿（Elton）那些有点极端的说法更有道理一些。埃尔顿说：“1530年代的改革，政府的官僚化，在取得那种标志现代政府的连续性方面是成功的，它甚至在内战时期阻止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 Tudor Revolution .p.417.

[38] “16世纪，英国的城镇已开始并为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这并不与大陆国家同步……伦敦有意义的扩张，以及它作为一个凝聚力量增长的地位，可以追溯到改革之后的时代……由于法律、社会秩序、内部政策的设立，在威尔士和北方私人战争的结束，特权区（franchise）的消除以及缓慢的交通的改善，来自城市的商人逐渐打破了地方联合体的特权。同时，在财力上得到伦敦支持的新教牧师致力于将王国愚昧的角落带入为首都所接受的对宗教的真正理解之中。”Hill，ibid.，pp.25～27.
赫克谢尔（Heckscher）也强调与大陆相比伦敦的例外地位：“建立一个统一的捐税制度在任何国家相对说来都不如在英国那么容易，主要有两点因素。首先，正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英国的君主制是统一的和连贯的，其次，是其海上运输至为重要，这使得它的陆路和水路比起像德国和法国那样在地理上是密集的板块的国家来远非那么重要……”
“英国占据了独一无二的有利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陆路、河道税的非重要性，也能够发展一种民族的海关税制，完全不依靠市政税制，并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关税既不被大量的免税人所减少，也没有被正式承包……”
“况且，它具有这样的特点，不仅掌握在政府之手，而且在国外和国内贸易之间显示了一种早熟的特质。” Mercautilism pp.46.51.52.See Gino Luzzatto， L’ età moderna （Padova：CEDAM），p.14.
萨普利（Barry Supple）更为保守地阐述了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就生产和大多数消费品而言，我们还不能提到民族市场。但是地区的专业化和贸易已足以发展到产生一种会对商业性的骚扰极为敏感的平衡。” Commercial Crisis .p.3.关于伦敦市场刺激民族发展的增长，参看两篇文章。F.J.Fis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40，”in Carus-Wilson，ed.，I，135～51；“ The Development of London as a Centr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the 16 th and 17 th Centuries ”in Carus-Wilson，ed.，II，197～207.

[39] “在由中世纪向现代过渡之际，与西欧及中欧的部分国家，包括西南德国相比，英国人在文化上相对落后；无论这种过渡时代是从15世纪末或是从更早的时候起，也不论这种比较是针对工业的、物质的文明或是非物质概念的知识成就及生活艺术方面。但是在接下来的世纪，这个英国共同体已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以致到它的末期，他们已与（或许值得怀疑）他们的大陆邻居比肩而立了。这种不列颠成就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两者都归因于岛国领土上高度的进步，尽管大陆上的迟滞在17世纪比16世纪更显而易见……”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拥有不同的优势，就企业而论，别的基督教世界正陷入毁灭性的战争，这对英国工业团体的发展是幸运的，而对可能成为他们的工业和商业上的对手们却是一种灾难。”Thorstein Veblen，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n Arbor，Michigan Ann Arbor Paperbacks，1966），92，98.

[40] R.B.Wernham，“ The British Qustion 1559～1569”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R.B.Wernham，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209.

[41] 参看赫斯特菲尔德（Hurstfield）对欧洲，包括英国的通论：“那么16世纪欧洲的政府发现他们自己与承担的职责相比，资源相对薄弱……〔他们〕面临一种形势，即中等阶级不能，也不可能分担民族政府主要的负担。但是如果中等阶级自身互不合作，那么君主们与中等阶级的关系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一系列广泛的企图……遍及欧洲的巧立名目的税收；视现存的商业和工业化过程作为国库收入的来源。它们必然会导致经济畸形。而且，它的规模很大。最好的现象是官职的广泛出售。”J.Hurstfield，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p.139～140.
但是参看希尔（Christopher Hill）对英国的评论：“都铎的和平，以及在英国一支坚强的军队的不存在，意味着税收比起大陆的标准来相对要轻……税收数目不多反过来成了未能建立法国那样相对强大的官僚机构失败的原因。”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01.

[42] “恢复王室权力的基本事实是王室财富的恢复，为了在王国中成为最有权力的人，国王必须是最富有的。事实上，这在15世纪末，意味着他不得不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Elton， Tudor Revolution ，p.25.

[43] “专制主义时期是由修道院的解散开始的，它从经济上使统治阶级重新浮起，并通过资助新的家族补充新生力量。在此之前，土地主一直试图通过圈地和提高租金重建他们的经济权力，但是这种措施激起农民的不满，必然使得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从政治上致力于加强土地主的经济和社会权力。然而，这却导致了绝对君主陷入了两难境地，它从未解决，并因此倒台。如果它给土地主以自由，它会面临可能推翻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如果它限制土地主，保护农民，它就会面临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可能威胁君主的反抗。” Brian Manming，“The Nobles，the People，and the Constitution，” Past & Present ，9，Apr.1956，48.

[44] See Gordon Batho“Land Lords in England.A.The Crown，”in the Arg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ed.，IV：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273.

[45] G.E.Aylmer， The King is Servants （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61），7.

[46] J.H.Hexter，“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udor England，”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Harper，1963），117～162.

[47] Spooner， New Co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15.斯通（Lawrence Stone）说：“从1540年起存在一个大起大落的繁荣、暴跌循环期，直到1553年以财政崩溃告结束。”“State Control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1，1947，106.

[48] Christopher Hill，“Som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Henrician Revolution”in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Schockon Books，1958），44.布洛赫肯定“修道院的解散（1536～1539）加速了阶级的融合。国王奉送或是出售的部分最多。所有的阶级、贵族、乡绅（他们中的很多人作为管理人为僧侣服务或是耕种自己的土地），（伦敦的商人团体）都是受益者。” Seigneurie francaise ，p.122.

[49] See Clark， Wealth of England ，pp.64～65.斯通认为，另外，家族的突发事件导致了贵族出售相当多的土地。Se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abr.ed.（London：Oxford Univ.Press，1967） 76～88.

[50] R.H.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1558～1640，”in E.M.Carus-Wilson，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St.Martin’s，1965），I，202.

[51] 这是批评托尼（Tawney）最严厉的论点，库柏（J.P.Cooper）认为，许多贵族拥有中等规模的庄园，许多俗人（Laymen）有10个以上的庄园。See“ The Counting of Manor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ser.，VIII.，1958，381～383.

[52] Tawne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p.189.

[53] “一个人不能在没有误解的情况下，认为现代社会的开始有其严格的‘阶级”概念，尤其是当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阶级划分的三段论法来定义阶级概念时。在某些时候，工资劳动者可能反对他的师傅，然后，他们也可能会反过来与雇主联合反对商业资本或是政府的压迫。有时农民会揭竿而起，同时也有可能反对国王削弱他们的领主的权力的政策，也反对贵族增加封建税收的企图。总的看来，农村的水平而言，农民从未成功地建立一个团结的整体；相反，人们常会发现城市居民是他们的压迫者。每一个人都属于几个社会团体：他的家庭、他的行会（corps de metier）、他的城镇或是乡村，他的郡——16世纪被称为‘乡村’（Country） ——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以及他的经济阶级。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常常认为自己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成员联合体中的一员。一个人宁愿说‘诺福克’（Norfolk）的织布工人而不愿笼统地说织布工人或是诺福克人。个人给自己定义的社会成员或是忠诚的概念，很简单，取决于其时的社会环境。要想知道什么是一个人的‘原则性’的忠诚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资料难于评价，也因为这类抉择极少从理论上而是根据相对的特定的环境做出的。”C.S.L.Davies，“Les révoltes populeires en Angleterre（1500～1700）” Annales E.S.C .24，I，jam-fevr.1969，59～60.戴维斯（Davies）谈到的社会隶属的自我指派的模式和复杂性当然是事实，但纯属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模式。马克思同样精确地考虑到这一点。然而戴维斯的看法在提醒我们注意在这时期许多阶级成员是地区的而不是民族的，这一点上是有用的。

[54]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p.195.

[55] Lawrence Stone，“The Anatomy of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I，1 & 2，1948，3～4.

[56] Ibid.，pp.37～38.参看托尼：“综合性的材料几乎还没有收集到一起；但谈论许多贵族家庭——尽管不是单一的——在百年战争之前的两代中所遭遇的财政危机或许不是一种夸张。”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p.181.

[57] Lawrence Stone，“The Nobility in Business，1540～1640”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X，2.Dec.1957，61.

[58] See H.R.Trevor-Roper，“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An Anatomy Anatomiz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II，3，1951，279～298.并回答说：“但是特雷弗-罗珀先生在指责我夸大了1950年代危机长时期的严重性方面，可能是正确的。” Lawrence Stone ，“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 A Restatement ，” Economic History Reuiew ，2nd ser.，IV，1，2，&3，1951～52，311.在结尾部分斯通说：“〔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否定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处于全面的经济衰落似乎与证据有矛盾……〔p.320〕。” See also Cooper， Encounter ，XI，p.388，Lawrence Stone，“Letter to the Editor” Eveounter ，XI，1，July 1958，73，J.H.Hexter，“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2，Ang.，1958，176.

[59] Trevor-Rop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pp.292～291.

[60] Ibid.，291～292.P.J.鲍登（P.J.Bowden）对为什么衰落比某些假设的不那么严重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管怎么样，土地阶级也未必会遭受实际收入的损失。那种预定的假设，即地租是土地主唯一的收入来源，事实上并不真实。16、17世纪的土地主有种种收入。大多数土地贵族或许直接经营农业以维持家庭的支出，如果不是为了市场……（cont.）”
“除了租金收入及直接的农业经营外，……对于绝大多数土地主，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木材。”“Agricultural Prices，Farm Profits and Rents”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ed.，IV：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675，677.鲍登（Bowden）断言，因为有些租金是固定的，有些不是，实际的结果有两方面：“租金在范围两者之间〔被放宽了〕；”以及“贫瘠与肥沃土质的差别〔被缩小了〕。”

[61]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94.

[62] J. H. Hexter，“The Storm Over the Gentry”in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Harper，1963），133.如果一个人要相信赫克斯特（Hexter），那么对此争论可能有两方面——托尼和特雷弗-罗珀——但是他，赫克斯特，有正确的观察，两方争论者都是反对他自己的“辉格式解释”（Whig interpretation）的“伪马克思主义者”（pseudo-maxiams）。然而更为奇怪的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赫克斯特的论证事实上分成了三类——一个是亲托尼的（“糟糕”的是与希尔一致），第二个是亲特雷弗-罗珀的，第三个与两者皆异。完全不能肯定这三者谁的分量最重。进一步说，正如引证所表明的，赫克斯特有时发明了一些非真实的不同。

[63] Hill，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pp.36～37.

[64] Coop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p.381.赫克斯特也愿意区别有爵位贵族（peerage）和贵族阶层（aristocracy），将有爵位贵族（peers）更年轻的儿子们也算作“贵族阶层”（aristocrats）而不是“乡绅”。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127.

[65] F.J.Fisher，“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The Dark Age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a，N.S .，XXIV，93，1957，17. 费希尔（Fisher）也提醒我们，不管怎样，分类的传统含意仍然不是社会重要地位的被剥夺（bereff）：“如果土地本身不足以成为通向社会天堂的护照，绅士们也无能为力。乍一看，16、17世纪的等级制度似乎并不对那些新兴者有利。如我所理解的，至少在其最表面的现象，这种体制基本上是生物学上的。它基于一条彩带之上；尽管有关的颜色是血液的而不是皮肤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太取决于自己的物质，而是取决于在他之前已然被区分的先辈的地位。先辈越遥远，他那通过伊丽莎白时代的静脉的血液就越少，他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地位就越高。16世纪最为动人的故事之一，我认为，是柏立（Burleigh）勋爵奋斗的故事——按任何标准看都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为了证明或许从不存在过的威尔士（Wales）的王侯血统，即使存在，或许也很难与他本地山头上那些羊群区别开来（pp.13～14）。”

[66] Christopher Hill，“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ivil War”in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Schocken Books，1958），8.

[67] Julian Cornwall，“The Early Tudor Gent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ser.，XVII，3，1965，470.他补充说：“他们事实上是土地所有者阶级，远远胜过有爵位贵族（peerage），后者在该时期几乎没有了。”

[68] 托尼也偶尔讨论乡绅，或许讨论更多的是那些地方上的乡绅，他们“拥有不是根据法律确认而是通常评估的地位……”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p.174.

[69] Ibid.，p.175.这种对荷兰形势的估计与一篇最近的博士论文有矛盾，这篇论文简要的结论已经发表，它认为，该时代荷兰经济每一片农民土地都是重要的，正如英国人心目中的农村土地一样。See Jan de Vries，“The Role of the Rural Se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utch Economy：1500～17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1，Mar.1971，266～268.

[70] Tawne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p.175.

[71] “皮朗（Pirenne）教授在一篇众所周知的论文里指出，每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者都会得到补充，不是从前一时代的人，而是从那些出身低微、靠奋斗拓展的个人，这些人形成新的富豪；他们重又变成尊贵的寄生虫，因而被新一代取代。这种后浪逐前浪的变化在土地阶级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在哈林顿（Harrington）写道的之前三代就是这样的例子。”R.H.Tawney，“Harrington’s Interpretation of His Ag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41，218.

[72] See H.R.Trevor-Roper，The Gentry，154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ement 1，1953，4～24.对于这场辩论这部分继续的情况，see R.H.Tawney，“Postcript”in E.M.Carus-Wilson，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St.Martin’s，1965），I，206～214；Coop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pp.377～81；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p.124～129；Hill，“Recent Interpretations”p.9.

[73] Trevor-Rop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pp.26，27，30.

[74]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131.

[75] Ibid.，pp.135～136.从不因想象而糊涂，但讨厌统计数字的赫克斯特，在另一点上谈到早期斯图亚特（Stuart）的英国：“因当时显贵们的无能而出现的真空中源源不断涌入农村乡绅——不是托尼教授所说的冒险的、顽强的小乡绅，也不是特雷弗-罗珀所言的陈腐的、跳蚤般的小乡绅——而是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坐在詹姆斯一世（James I）和查理一世（Charles I）的议会中的骑士和绅士们〔p.48〕。”参看库柏（Cooper）对赫克斯特对统计数字态度的评论：“最后，与赫克斯特教授所言不同，我相信如果对第一个例子中的报导和租赁及统计不多的庄园作更仔细的研究，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的矛盾形式。对斯通先生，我应公正地补充一点，既然他首先切入该主题，他肯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它。我想斯通先生与我至少能在继续这类研究的必要性上达成共识，而不是像赫克斯特所言，抛开它们。”“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3，Sept.1958，74.

[76]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142.

[77] “如果我们不再毫无保留地接受托尼教授的观点，即乡绅在1540至1640年之间的兴起是以贵族的牺牲作代价的，或是在庄园的管理上詹姆斯一世（James I）时的贵族明显有别于伊丽莎白的人，那么，就无可否认在某些家族中土地阶级的兴起，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是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将已经改善的地位归功于官职、贸易而不是土地的收益。”Gordon Batho，“Land-Lords in England.B.Noblemen，Gentlemen and Yeoman”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Joan Thirsk，ed.，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285，但是巴索（Batho）补充说：“在抬高某些家庭在社会等级中拥有官职和政治影响的重要性时，不管怎么样，不应夸张。在大宗的收入被极少数幸运者所享用时，大多数家庭及政治的职位收入不多，并且不允许除了薪俸之外有大量收入，甚至在斯图亚特时代〔p.289〕。”

[78] J.H.Hexter，“A New Framework for Social History” in the Reappraisals ，p.14.

[79] J.H.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p.103，105.

[80] “16世纪的前半期是一个在经济控制中进行大量实验的时期，但是在商业自由方面没有明显增加的证据……”
“可靠而非繁荣，是都铎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
“但是都铎政府的自相矛盾及可能是整个体制崩溃的最后的原因，可以进一步在与之相关的家长式统治的方案和社会公正中找到，而且，保守主义已成为满足有计划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机会主义的战争财政日趋增多的需要的祭品。历届都铎政府都是那些社会变迁和那些被设想提供了大量援助的新的资产阶级坚定理论上的反对者。”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pp.109，111，115.

[81]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91，cf.also pp.83～84.

[82] 它可能是这样的情形，正如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说：“在通货膨胀的时代，似乎是农民、约曼（Yeomen）、小土地主首先发展了那种必然成功的资产阶级品质——节俭、勤奋，敏于寻找市场，有节制的消费及利润的再投资。那些维持传统消费标准的贵族和大乡绅则相对较慢地自我适应，并继续花费那部分他们的地租已不能提供的金额。这样的人为了经济上生存下去越来越依靠王室。”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pp. 65～66.但它至多是一个程度问题。

[83] 参看帕赫（Zs.S.Pach）关于匈牙利（Hungary）和英国特定的比较：“〔作为商人的土地所有者〕不是原本的现象，如果我们将匈牙利与这时期英国的发展比较一下，在那里，类似的过程正在发生。我们正在考虑‘新贵族’即那些基本上以租金形式接受他们应得的封建收入的英国‘乡绅’。他们从事羊毛、小麦及其他物品的出售，并剥夺农民和自耕农的财产，使他们受自己资产阶级特征的直接剥削。” Annales E.S.C .，XXI，p.1230.

[84] Tawne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p.186.

[85] Barrington Moore，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Beacon Press，1966），16.

[86] 在这一点上，希尔绝对正确：“我们应该停止对乡绅的概括。”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p.27.

[87] Lawrence Stone，“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1500～1700” Past & Present ，33，April 1966，28～29.

[88] Hurstfield，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148.

[89] Perez Zagorin，“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3，Sept.1959，388.他补充说：“根据现实利益而形成的阶级正持续不断地得到补充，而且自然包括形形色色的因素诸如地位、财富及收入来源之类。但是尽管有这么一些及别的区别，它的成员都是同类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阶级；因为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资本的占有，这些资本以盈利和进一步积累为目的〔p.389〕。”

[90] “1500及1700年之间，伟大的土地转移活动的结束的结果就像一切土地区域内穿越社会边界的网球运动，有时一个土地所有者可以携地越界，有时则在越界中将所有权易手。在这个过程中，赢家是大土地所有者和乡绅，输家则是制度拥有者——国王和教会，农民或许粗略的得失比例相等。”
“16世纪土地所有者的结构对正在对农业生产增长的市场需求的压力有反应，它伴随着一种趋势，即偏离维持生活的农业，趋向商业性的农业，这时农民的构成产生了影响。它不仅使许多庄园主最大限度地行使他们的法律权力，而且也给那些幸运的、有事业心的约曼以成功的机会。但是这种结构也对富有竞争性的等级世界的压力有反应，和驱使新生的商业财富在土地中寻找安全。地位需要在消费中，而不是在大量的家臣和随从的团体中寻求新的保护，这是对农民地位压力的另一个根源。”F.M.L.Thompson，“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England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ed.，XIX，3，1966，515.

[91]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p.123.

[92] Mildred Campbell， 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 （New Haven，Connecticut：Yale Univ.Press，1942），25.

[93] Karl Marx， Capital ，III，Chap.XLVII，Sect.IV，p.799.Italics added.他补充说：“这种农业中独立和起主导作用的资本的出现并不是突然的和大规模的，而是逐渐地，尤其是在生产部门。首先，它不包含一般的农业，而是像牲畜饲养，尤其是养羊业这样的生产分支，它的主要产品、羊毛，在最初阶段提供了较工业兴起时期生产价值超出的市场价值，这在以后也没有持平。 16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p.801〕。”

[94] See H.John Habakkuk，“La disparition du paysan anglais，” Annales E.S.C .，XX，4，juil-aoùt 1965，652～654.托尼指出它的合法性：“如果经济原因造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农业体制，那么，使一些人有利可图的法律原因当然也存在……任何传统的自耕农都从事过相当规模的养羊农业，而且，要找出为什么低廉的羊毛需要纺织工业发展的经济理由并不容易，织布工业本不应被农民支持，在他们的农舍里，布是被纺织而成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这样的事实，即大量的小开垦者的土地占有权使他们被过高的罚金随意榨取。他们中的大多人赖以生存的公簿一旦到期，他们便被驱逐。他们的不幸在于，15世纪以来法庭提供给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的保护不及现存的庄园制加强的限度……他们仍然带着农奴（villein）的标记生活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自耕农被中世纪法律权利的残余束缚着，没有享有中世纪习惯法的实际安全，倒是感受到了现代商业主义的痛苦，一切全能的现代国家唯独容忍了它，而不予保护。” Agrarian Problems ，p.406～408.[注意托尼提到“大量的小自耕农。”然而，他没有像哈巴库克（Habakkuk）那么仔细地考察这个经验主义的问题。]所有权制的含混不清是城镇中律师阶层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更多的土地变得可以让渡，个人确切的权利更需被限定。对于小自耕农来说，无论是谁强制性出售他的土地或是在他的土地上做他不愿意的事，他都可以雇用律师控告这种非法的侵权以保护自己。
“除了私人商人以及他们的管家、仆人之外，一个规模不大但强有力的职业精华团体出现在16世纪。每一个规模不等的地方城镇都有其公证团体、律师及掮客；北安普敦（Northampton）或梅德斯通（Maidstone）这种规模的自治市或许有半打这样的人，他们常常自命‘绅士’，出身小土地主家庭……”Everitt， Agrarian History ，IV，p.555.

[95] Habakkuk， Annales E.S.C .，XX，p.657.

[96] Campbell， English Yeomen ，p.68～69.伍尔夫（Eric Wolf）对农民转向增加市场生产的分析更加固执：“这样，农民多年的问题在于平衡外部世界的要求与农民家室生活的需要。然而在遇到这个根本的问题时，农民可能会采取以下两种相反的战略，第一是增加生产，第二是削减消费。”
“如果一个农民采取第一个策略，他必须提高自己土地上的劳动量，以便提高生产和增加产量以进入市场。他这样的能力大部分取决于他动员生产因素的容易程度——土地、劳力、资本（无论是存款、现金或是贷款）——当然，还有整体的市场情况……”
“首先，〔这个策略〕在传统的农民租金方面的扣押权削弱时变得可能——当传统的领主吸吮租金的权力结构遭削弱时，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其次，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现象，即对农民而言，要摆脱加在他身上与他的身份相联系的传统的习惯消费是可能的。如果他能拒绝将他的余钱花在习惯的支出上，他就利用这部分资金促进他的经济发展。二者殊途同归。随着超经济权力结构的削弱，许多传统的社会联系也失去了它们特别的约束力。农民共同体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会看到那些富裕农民的兴起，这些农民将他们比较不幸的同伙抛在一边，步入由退却的超级权力拥有者留下的权力真空。在他们兴起的过程中，常常践踏传统的社会关系——他们常常不惜损害邻人，利用新近得到的权力使自己致富。这样的人是16世纪英国新兴的约曼，中国的富裕农民以及俄国革命前的‘富农’ （Kulaki）或‘拳头’（Fists）。” Peasants ，p.15～16.

[97] “在解散后的最初年代，或许几乎没有约曼能从修道院的土地解散中得益；因为这部分财产最先是作为礼物进入大土地主之手，或是作为薪俸，或是通过购买得到。但是它大部分落入投机商手中，经过在市场上不断分割，到16世纪晚期它才进入小的购买者之手。”Compbell， English Yeoman ，pp.70～71.
尤因斯（Joyce Youings）警告勿作夸大的评论：“大量修道院的土地被最初的土地接受者重新卖掉，其中有一部分多次易手，但是市场并非如此活跃，投机亦非那么普遍，正如许多作者所指出的……并非所有这类土地所有权的易手都是清楚的出售。合伙人之间被转让的部分财产被忽略了，但部分‘再出售’财产清楚、简单地被代理人转让给了他们的委托人。”“Landlords in England C.The Church，”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ed.，IV：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349～350.他进一步指出：“对大多数非宗教群众，无论是乡绅或约曼，更快的获利是租用而不是购买修道院的土地〔p.348〕。”

[98] “但是通常约曼是一些在同时代的人，更主要是在后世的作者中相对不挨辱骂的土地蚕食者。小规模的圈地通常是指望靠种地获利而不是转换成牧场的事实，也有利于他们摆脱堆积在那些促使人口减少过程的人身上那么多的责骂。” Campbell， English Yeomen ，p.91.

[99] Joan Thirsk，“Farming Techniques，”in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Joan Thirsk，ed.，1500 ～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199.Italics added.然而，在英格兰，正如英格兰与威尔士之间一样，不能肯定有太大的地区专门化。至少巴凯茨赫（E.J.Buckatzsch）在他的税收估计的研究中表明“英国财富的地理划分模式……从13世纪末到17世纪末没有本质的变化，〔反之〕在18世纪才有根本的变化。”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ngland，1086～184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2，1950，195.

[100] Frank Emery，“The Farming Regions of Wale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ed.，IV：1500 ～1640（London and New York：Combridge Univ.Press，1967），124.

[101] T.Jones Pierce，“Landlords in Wales.A.The Nobility & Gentry，”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ed.，IV：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380.

[102] Campbell， English Yeomen ，p.65.

[103] W.G.Hoskins，“The Rebuilding of Rural England，1570～1640.” Past & Present ，No.4，Nov.1953，30.

[104] Stone， Past & Present ，No.33，p.26.

[105] 意思是压榨有一种方式：“概括起来：小农实际的数目在都铎英国很难确定。在那些圈地的郡，他们的财产易被剥夺，这是16世纪的开端和末期密德兰地区（Midland）的真相。在那些不鼓励圈地的地方，他们要承受高额的租税、专横的罚金以及对普通人牧养的权利的践踏……不安全非常普遍，而且构成（正如当时人承认的）农业英国的脊梁的公簿持有者只能得到都铎政府部分和间歇的保护。” Ramsey，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p.36.

[106]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16世纪的农业变化可以被认为是英国生活商业化的长足进步。纺织工业的增长与畜养农业有密切关系，是羊毛织品的出口，‘贸易的奇迹’引人注目地将英国带入世界经济，而且动机不仅仅是寻求市场的早期探险，还有发展新的大农场、殖民地、帝国……相当数量的家庭从土地上离开，即使不是启动，也是加速了中世纪工资问题的转移，这个问题在现代在于劳动力的过剩，而在当时则在于劳动力的匮乏。” Tawney， Agrarian Problems ，p.3，See Joan Thirsk，“Enclosing & Engrossing，”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ed.，IV：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210，Bowden，Agrarian History，IV，p.598.

[107] “少数农场工人拥有相对较多的东西或是普通的权利，能够受益于该时代新的商业开放，在一、二代人中打开出路，进入约曼阶层。然而，中、下阶层的小屋农则正在失去他们最简单的财产，沦为无地的无产者。”Alan Everitt，“Social Mob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st & Present ，33，Apr.1966，157.

[108] Alexander Savine，“Bondmen Under the Tudor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s.，XVII，1903，268.

[109] Batho， Agrarian History ，IV，p.303.

[110] “在那些为自己的产业工作，并通过季节性的工资工作增加收入的状况较好的劳动者，与那些产业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须靠偶尔的工资工作去扩大财源的贫穷农民之间有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前者的雇佣逐渐规律化，而后者则是间歇的、不定期的。” Everitt，“Farm Labourers，”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ed.，IV：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397.

[111] 林区的吸引力之一是可以从事副业（forest & woodland crafts；spinning & weaving of flax，hemp or wool） See Everitt， Agrarian History ，IV，pp. 425～429；Thirsk， Agrarian History ，IV，pp.109～110.

[112] Everitt， Past & Present ，No.33，p.58.

[113] “英国的乞讨和流浪汉并非开始于16世纪……尽管有丰富的证据表明在16世纪流氓和流浪汉在人口中的比例数目比这之前和以后都要大……”Frank Aydelotte， Elizabethan Rogues and Vagabonds ，Volume I of Oxford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Clarendon），1913］，3.
“违法乱纪的流浪汉和胆小怕事的乞丐帮，这一切为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学者们所熟悉，在（idill lymmaris and harlottis falsie calling thame selffis egiptiamis）‘假称自己是吉卜赛人的懒惰嗜好和娼妓中’有他们的同类，这些人漫游苏格兰，勒索食物和钱财、偷窃、恐吓，将惊恐带到偏远的农场和小村庄（Clachans）。”Lyth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p.29.

[114] Aydelotte， Elizabethan Rogues and Vagabonds ，p.17.

[115] See Robert M.Kingdom，“Social Welfare in Calvin’s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I，1，Feb.1971，50～51.

[116] “多数16世纪的反圈地立法与饥饿年代同步而出，匮乏的抱怨能在1536、1548至1549和1596年的起义中听见。”Edwin F.Gay，“The Midland Revolt and the Inquisitions of Depopulation of 1607，”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s.，XVIII，1904，213，fn.2.

[117] 克拉克（G.N.Clark）在描述都铎的经济法典，包括工匠法（或学徒法）、关税率、鼓励造船法、反圈地法案、济贫法时，这样说：“新的立法接受甚至扩大了货币经济：它推进了贸易的限制，或是以实物支付工资。但是这些法令总的倾向是保守的：它们支持首先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然后是更简单的手工业，限制进入有更多社会标准的职业和那些被认为不太适宜的地方……”
“这样，伊丽莎白时代的法律就支持稳定现存的阶级结构、工业布局，以及通过授予特权和给契约签订的机动性和自由设置障碍限制劳动力供给的流动。但它不是简单的教条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物；它调停或是有利于相矛盾的利益者之间达成妥协。” Wealth of England ，pp.84，86.

[118] “英国在未经大的伤害的情况下经受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仅仅是因为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利用王权减缓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直到它变得能为大众接受——利用中央政权解除过度的牺牲，并试图对其变迁过程予以疏导以减缓灾难。”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Beacon Press，1944），38.

[119] “财产落入贵族之手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人口自然更代的失败……贫困——不是土地的匮乏而是设备与余钱的匮乏——或许是一个因素〔在财产的放弃中〕，它与趋向城镇或农村工业的发展并非不相容。”Rodney H.Hilton，“A Study in the Pre-History of English Enclos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Istituto Edit.Cisalpino，1957），I，678～679.

[120] “领地可以出租给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场主，这些农场主从土地的产品中获取最大部分的收入，而不是从自己的财产中。对于土地贵族来说，这种方式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可取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比农民有较大的资本基础，他不会像农民那样被诱惑对自己的农场给予极大的关注，而忽略他从土地主那儿租来的土地。所以人们清楚为什么土地主宁愿以有限的租期给予少数资本主义农场主，而不愿租给大量的农民。” Habakkuk， Annales E.S.C .，XX，p.650.

[121] “13 、14世纪英国的农民公社一直具有强大的抵抗力，甚至成功地抵抗了土地贵族对他们境况的攻击。如果他们允许在15、16世纪自己被剥夺那是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已经毁掉了在过去一直是他们的力量的内聚力。” Hilton，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p.685.

[122] See C.S.L.Davies， Annales E.S.C .，XXIV，p.35.

[123] See ibid.，pp.54～55.See Tawney， AgrarianProblems ，pp.340～342.

[124] See Tawne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p.176.

[125] Tawne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p.211.

[126] Ibid.，p.216.See Tawne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pp.176～177.

[127] See Ston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p.124，133.

[128] “繁荣的经济能带来很多异常和弊病。它甚至会带来——假如繁荣继续——令人无法置信的浪费、虚饰，文艺复兴时期寄生的宫廷和教会。假如它继续繁荣——但会繁荣多久？到1590年，裂隙开始出现。”H.R.Trevor-Roper，“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of the 16 th and 17 th Centurie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Harper，1969a），68～69.

[129] See 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p.39.

[130] 当伊丽莎白寻求16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的对策时，贵族们自身也受到了威胁。See Ston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p.124，133.然而并不准备消除“只有贵族才能提供的支柱”（Tawney，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p.212），王室扩大了新的奢华。See Trevor-Roper，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69.

[131] See R.W.K.Hiton，“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1，July 1958，74～75.

[132] Ibid.，p.73～74.即使这是事实，如库柏（J.P.Cooper）所说，“仍然没有好的证据说明贵族总的土地财产〔在1642年比1559年〕更少。”（ Encounter ，XI，p.74）似乎土地向那些倾向资本主义市场的贵族手中转移。

[133] Trevor-Roper，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70.

[134] See John U.Nef，“A Comparison of Industrial Growth in France and England form 1540 to 1640，”in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Illinois：Univ.of Chicago Press，1964），144～212.但是参见鲍登（Bowden）对这个假设的保留意见：in Agrarian History ，IV，pp.608～609.对内夫（Nef）的论点更为同情的评估来自一份法国的资料，可以发现在Gaston Zeller，“Industry in France Before Colbert，”in Rondo Cameron，edl.，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Illinois：Irwin，Inc.，1970）p.128～139.

[135] 纽卡斯尔（Newcastle）煤的产品从1563至1564年年产的30，000吨增加到1658至1659年的年产500，000吨。See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elle ，p.281.

[136] John U.Nef，“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1540～1640，”in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Illinois：Univ.of Chicago Press，1964），136.

[137] Ibid.，p.142.再参见内夫（Nef）：“英国将其逐渐加强的经济独立和力量主要归因于沿海、陆路、河道贸易出色的扩张。这种扩张因大不列颠岛内自然资源和市场富有活力的开发而成为可能，它是如此富有矿藏和优质土壤，拥有良好的港湾，以致成本相对低廉的水路商品运输可直达不列颠的每一港口。” War and Human Progress ，p.111.

[138] K.W.Taylor，“Some Aspects of Population Histor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XVI，Aug.1950，308.

[139] Clark，Wealth of England，p.51.See Edward Taube，“German Craftsmen in England During theTudor Perio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IV，14，Feb.1939，167～168.佛兰德（Flemish）对移民“在一些平凡事物上改变英国人生活模式”的种种方式的描述可以在默里（John J.Murray）的“佛兰德低地国家对16、17世纪英国的文化影响”一文中发现。 Americam Historical Review ，LXII，4，July 1957，853ff.这也是威尔士移民涌入英国的第一个高峰期。See Bindoff，Tudor England，p.24.

[140] Fisher， Economica XXIV，p.16.

[141]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p.56，克拉克（G.N.Clark）提到：“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到来那一年，国王就试图阻止伦敦的扩张，先是通过议会法案（Acts of Parliamant），然后是宣告、委员会及司法程序。” Wealth of England ，p.94.

[142] See Stone， Past Present ，No.33，pp.32～33.

[143] Malowist， Annales E.S.C .，XVII，p.929.

[144]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p.37.卢布林斯卡亚（Lublinskaya）提到，这一点早在1615年即被蒙塔莱田（Montchretien）证明过。See French Absolutism ，p.132.

[145] 注意，戈贝尔（Pierre Goubert）认为，尽管有宗教战争，法国人口在16世纪还是稳步增长。“Recent Theories and Research in French Population Between 1500 and 1700，”in D.V.Glass and D.E.C.Eversley，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Arnold，1965），465.

[146] 1628 ～1633年的大瘟疫无疑对此有帮助。See J.Meuvret，“Demographic Crisis in France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D.V.Glass and D.E.C.Eversley，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Arnold，1965），509.瘟疫也在德国和意大利肆虐。

[147] Frank C.Spooner，“A la cote de Guinee sous pavillon francais（1559～1561）.”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Istituto Edit.Cisalpino，1957），II，1001.

[148] See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449，See Emile Coornaert，“Les echanges de la France avec I’Allemagne et les pays du Nord au XV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3，1959，244.

[149] Coornaert， Revue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p.242.

[150] “安特卫普在1550年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持续有力地吸引法国人，可以从法国的经济分裂（Morcellement）得到解释，法国这个国家的工业设备仍然相当缺乏。”Jan Craeybeckx，“Les framcais et Anvers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S.C .，XVII，3，maij-uin 1962，548.的确，内夫（Nef）提到了这种增长的不足：“英国工业增长速度的50年〔1550至1600〕在法国是一个倒退的时期……”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1964a，p.146.

[151] See J.H. Parry，“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Outside Europe，I.America，”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R.B.Wernham，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8），530.H.A.英尼斯（H.A.Innis）提到：“在16世纪的前半期，在新大陆的渔业舰队主要属于法国……” The Cod Fisheries （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40），49.海峡和比斯开湾（Biscay）的港口都包含在里面。这种贸易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他们能够提供“过剩的干渔产品给英国市场。”
詹宁（Jeannin）也提到：“在法国对波罗的海的海上远征中，最初的角色……肯定是迪耶普（Dieppe）的角色……在16世纪横渡海峡船只主要来自诺曼底（Normandy），在诺曼人中，迪耶普（Dieppe）人占主导地位。”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ichte ，XLIII，p.329.
与苏格兰广阔的法国贸易有两个部分：诺曼底贸易中的创造品及服务业出口，还有比斯开湾（Biscay）贸易中盐和酒的出口。See lyth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pp.172～182。前者极像低地国家在该时代与苏格兰的贸易。“两者〔北部法国和低地国家〕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植物产品，两者都有相对高的工业技术水平，两者都是远地异国产品的集散地〔p.174～175〕。”

[152] Haus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V，p.260.

[153] K.Berrill，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XII，3，p.357.

[154] Glamann，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7.

[155] Wilfrid Brulez， Studi in onore di Aminfore Fanfani ，IV，p.125.布鲁勒兹（Brulez）进一步补充说，这时期多数英—意贸易通过陆地的原因似乎相同：“可以肯定，纺织品是英—意贸易的中心，从不用海路，除了次要的产品，在该世纪都是陆路运输〔p.126〕。”

[156] Glamann，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31.

[157] See Jacques Heers，“Rivalité ou collaboration de la terre de l’eau？ Position générale des problèmes，”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 e - XIX e siècles ，VII e colloque，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S.E.V.P.E.N.，1965），47～50.

[158] 参看罗斯（A.L.Rowse）关于16世纪中叶法国政府是如何未能帮助海洋派的讨论：“在16世纪50年代，法国的闯入者们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逐渐活跃。但是到1556年停战之时，法国接受了菲利普二世（PhilipII）关于禁止贸易的要求，除非有他本人的特许证——我们猜想，这并非易事。法国的海上船长们拒绝接受它，但他们也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与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形成对照：英国作为新教国家的这一事实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它使我们放手大干，不像法国那样受到重重阻碍。到卡托-坎布雷条约（1559年）签订时，为了天主教联盟的利益，亨利二世放弃南美洲所有的法国企业……法国由于可怜（还有正统保守的）的瓦罗亚（Valois）所造成的损失！火炬传到海军上将——胡格诺首领科里尼（Coligny）之手，这是法国利益务实和有远见的代表者。” The Elizabethans and America （New York：Macmillan，1959），7～8.罗斯（Rowse）的新教激情无疑要打折扣。但是关于法国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争斗的记述及其对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所造成的后果，在我看来是正确的。关于新教，正如我们谈到它在波兰的衰落时讨论的，那些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在民族国家的冲击中的受益者易于与新教徒求得共同点，这就表明与帝国的权力和哈布斯堡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对立，后者在卡托坎布雷条约后与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运动的联系尤其紧密。

[159] “在1552年，为了支付‘德国之旅’（German journey）的花费，国奥王更确切地说是图尔农（Touuron）不仅仅求助于意大利人，也向两个奥格斯堡人（Augsburgers），赞梅斯特（Zangmeister）兄弟求助，还向乌尔姆（Ulm）的威克曼（Georg Weikman）求助，三人皆在里昂（Lyon）立业。国王将这些反帝国主义金融的代理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并为他们保密。”Henri Hauser， Journal of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II，p.247.

[160] Hurstfield，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131.

[161] H.G.Koenigsberger，“Western Europe and the Power of Spa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R.B.Wernham，ed.， The Counter — 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8），281～282，290.Italics added.注意科尼斯堡格（Koenigsburger）谈到行会逐渐增加的影响。内夫（John V.Nef）作了如下比较：“但是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行会制度开始在英国解体，恰恰在这时，它在法国则正在加强和扩展。”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p.25.

[162] See Koenigsberg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p.302～303.

[163] “宗教是一种能够将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凝聚起来的力量，并给他们提供能够在现代欧洲历史上形成最初的民族和国际团体的组织和宣传机构；因为这些团体在其各自的阶级构成中从不占多数，通过宗教，他们能吸引最下层的阶级和暴民在疯狂的劫掠和野蛮的屠杀中发泄他们贫困的愤怒和无业的绝望。” Koenigsberg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p.306～307.

[164] “当这些团体失去了革命的动力和关于他们的社会目标的鼓吹时，他们便很快失去了下层阶级的支持。灾难因同盟之间的战争而起，法国农民深重的苦难产生了大量的农民运动，这些农民运动的矛头指向封建领主和他们的租金，指向教会和他们的什一税（tithes），指自税吏及他们的人头税（taille）；但是他们并不顾及宗教或政治团体。这些扎克雷（jacqueries）起义在1594～1595年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农民起义’（Croquants）运动中达到高潮。他们和那些以打败他们为唯一目的而结集起来的领主同盟展开了猛烈的战斗。17世纪许多类似的起义给农村社会和法国的税制笼上了阴影。但是直到1789年革命，他们才具有政治影响。” Ibid.，p.307.
扎克雷起义的原因在拉杜里（Le Roy Ladurie）看来不难解，他认为是他所描述的1550至1590年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底层农民所遭受的“双倍贫穷”：“一方面加深了小土地所有者的痛苦，他们的数目由于土地的划分而增加，没有补偿土地份额缩小的实际的收入；一方面因实际工资的下跌加深了工资劳动者的痛苦。” Paysans du Languedoc ，I，p.317.

[165] See Koenigsberg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31.

[166] Mousnier，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103.宗教战争的消极性的经济影响是累积起来的影响，因为正如罗伯逊（H.M.Robertson）所论，“在那些经济状况发生不景气的地方，国家作为现存体制的保护者但同时也是威胁者的角色变得普遍起来。”在德国，当局的多重性意味着收缩市场，放任行会的再现和都市垄断。“在法国，行会的权力到该世纪末，也被认为由于1581年和1597年的条例而得到相当的加强。”“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Sixteenth Ceutur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1，1950，46.

[167] Frank C.Spooner，“The European Economy 1609～1650，”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J.P.Cooper，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0），69.

[168] 或许贝歇尔（René Baehrel）是例外，他与众不同，确定1594到1689年是一个价格阶段，在此期间，1628至1655年显然是一个中间期。See Une croissance：La Basse Provence rurale （fin XVIe siècle-1789） （Paris：S.E.V.P.E.N.，1961），50～57.

[169] See Pierre Chaunu，“Le renversement de la tendance majeure des prix et des activités au XVIIe siècle，”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IV：Evo moderno （Milano：Dott A.Giuffrè-Ed.，1962），231.

[170] 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p.79.

[171] See Baehrel， Une Croissance ，pp.2～20；also René Baehrel，“Economie et histoire à propos des prix，”in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Paris：Lib.Armand Colin，1953）I，287～310.贝歇尔（Baehrel）这样结束这篇文章：“布洛赫（Marc Bloch）劝告，注意‘社会屏幕’。我们也必须谈论‘经济屏幕’？费弗尔（Lucien Febvre）曾经告诉我们，路德（Luther）对赎罪券的反对是因为它们提供的是不真实的保证。我们能谈论太多贵金属的价格吗？”（p.310）

[172]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15.

[173] Roman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p.522.

[174] See Ruggiero Romano，“Encore la crise de 1619～1622.” Annales E.S.C .，XIX，1，janv.-fevr.1964，33.

[175] See Roman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p.516.格拉曼（Glamann）曾经不经意地指出它为何最终结束了。他谈到波罗的海的谷物地位在1650之后欧洲的衰落中的意义，因为南部、西部欧洲谷物的自足，荷兰的经济从此衰落。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42.这反过来可以从人口的减少得到部分解释（或许），主要从产品的增加和可耕地的扩展来解释，因为南欧是它的边缘地区的一部分。进一步讲，在1650至1750年欧洲世界经济的收缩中，英国发现回到部分国际谷物贸易以维持它较高的贸易平衡是有利可图的，在以前更有利可图的年代它就忽略了边缘地区。

[176] Chaunu， Séville ，VIII（2bis），p.90.

[177] “西北欧所享受的‘繁荣’并不是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馈赠的恩赐；它有其内因，其中，一份扼要的财产清单很快就将结构和结合之间的因素辨别清楚。”Pierre Jeannin，“Les comptes du Sund comme source pour la construction d’indices généraux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Europe（XVIe-XVIIe siècles），” Revue historique ，CCXXXXI，avr.-juin 1964，p.325.

[178] See Pierre Chaunu，“Réflexions sur le tournant des années 1630～1650”， Cahiers d’histoire ，XII，3，1967，259～260.

[179] See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52.

[180] See Chaunu， Séville ，VII（2bit），1535～1537 for the impact on the Spanish economy .

[181] See H.Kellenbenz，“Autour de 1600：le commerce de poivre des Fuggers et le marché internationate de poivre，” Annales E.S.C .，XI，1，janv-mars 1956，esp.23，27.

[182] Glamann，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5.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如此荒谬吗？罗伯逊（H.M.Robertson）的观点是：“在19世纪，或许有一种将经济进步的代价估计得极低甚至忽略的趋势；在现在，或许有一种对它进行夸张的方面。在16世纪，这些代价是如此高昂而立竿见影，以致某人或某国的所得就是别人别国的所失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这里活动规模越大，那里就业就越少；恰如一句荷兰谚语所说：一个人的生计就是另一个人的死亡（De éen man zijn brood is de ander zijn dood）。”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p.46.

[183] Chaunu， Cahiers d’histoire ，XII，p.264.

[184] Romano， Annales E.S.C .，XIX，p.33.Italics added.

[185] Romano， Rivista Sforica italiana ，LXXIV，pp.511～512.对荷兰来说是一个例外，See p.512，对英国来说，更是一个有限的例外，See pp.517，519.

[186] See Clark， Wealth of England ，pp.103～107.

[187]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p.9.

[188] Supple，ibid.，6～7，See Astrid Friis，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and the Cloth Trade （Copenhagen：Levin & Munksgaard，1927），22.

[189] F.J.Fisher，“Tawney’s Century，”in Fisher，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1），4～5.

[190] 费希尔（Fisher）是这样勾勒这种压力的：“在初级生产中，扩张的障碍主要在供给领域，主要因当时的技术限制而产生……”
“在16、17世纪，正如在中世纪一样，人们寻求土地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食物，也为饮料、燃料以及像木材、羊毛、兽皮、牛脂之类这样一些基本的工业原料……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和人口数的增长就使土地趋于紧张，在以后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里，它们将调节支出平衡……”
“在第二产业中，比较起来，扩展的障碍似乎在需求而不是在供给领域……在大多数工业中，生产的主要因素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不定期雇佣的、收入微薄的劳动者和小屋农是一些贫困的主顾。”Ibid.，pp.3，4，6.

[191] 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p.50.

[192] “1598年这件事似乎是英国由边缘向新的贸易体制中心转移的征兆。”W.E.Minchinton，“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Methuen，1969），3. “正在转移……”但仍然没有达到——这是关键之点！

[193] See Rich，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pp.461～462.

[194] 标准的叙述可以在Friis，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p.22.

[195]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pp.49～50.

[196] 斯通本人承认：“两个大的消费市场对英国经济的新模式意义非同寻常，需要扩大的生产是国家的军需和贫困阶级的基本生活必需品。”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p.51.

[197] See R.W.K.Hinton， The Eastland Trade and the Common Wea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9），ix-x.

[198] See 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p.51.

[199] “稳定取决于对资本主义增长的限制，这是绝对君主制的经济政策……〔同时〕，绝对君主制的军事和战略要求又导致它在一定程度上扶植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 Manning， Past & Present ，No.9，p.49.

[200] “到16世纪末，对于更早一代如此富有吸引力的稳定已经令人厌烦；随着贸易扩张条件形成，反对这种扩张的情绪也缓和了；对这些因限制大萧条而产生的既得利益者的拔除成为17世纪的主要任务之一。”Fisher，in Carus-Wilson，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p.172.

[201] See Friis，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pp.149～150.

[202]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p.29.

[203] Hinton， The Eastland Trade ，p.20.参见萨普利（Supple）：“因为它仍然记忆犹新，即萧条的全面影响仅仅可以从有关来自科克因（Cockagne）计划的损害，竞争性的工业的增长，大陆战争引起的干扰以及英国商人一直存在的广泛的困难中得到解释。这一切意味着，如再有任何麻烦事发生，经济将再次经历另一个极其低落的时期，这对所谓的‘大萧条’是永久的历史性的挑战。” Commercial Crisis ，p.64.

[204] J.D.Gould，“The Trade Depression of the Early 162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VII，1，1954，87.

[205] See Hinton， Eastland Trade ，pp.18～19.也参看他特定的经验主义研究的论述：“1611到1618年是我们唯一的年代，这时，英国和联省战火熄灭，所以他们的船队和商人在这方面的竞争是平等的。显然，在平等条件下的竞争中，荷兰很快建立了绝对的商业上的优势，毫无疑问，主要是通过他们臭名昭彰的低货运价格。1615年是我们所知波士顿（Boston）港（Lincs林肯）文献记录中的第一个年头……我们发现在1615至1618年间所有从联省进口的干货（即不包括酒）的价值比从别的地方进口的干货的价值总和还要多，当然，每隔一段时间又有倒退的情形也是事实。与此类似的是，每年从联省到波士顿的船只比各地去的总和还要多，只有1628年是一个例外，这一年贸易量极少……这些事实给当代解释1620年的萧条染上一层色彩，似乎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荷兰的贸易中心对英国进口贸易的影响。”“Dutch Eutrepót Trade at Boston，Lincs.，160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V，3，Apr，1957，470.

[206] Hinton， Eastland Trade ，p.45.

[207]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p.64.

[208] See ibid.，pp.99～102.参见史蒂芬（W.B.Stephens）：“更不预见的是文献证据表明，后20年是许多输出港真正的危机年代，而前20年的后退是有限而短暂的，并伴随着某种繁荣。”“The Cloth Exports of the Provincial Ports，160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XII，2，Aug.1969.241.

[209]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p.119.

[210] “织品是多种多样的。似乎有这些：（a）羊毛织品：暖和、厚重；绒面呢主要是毛毯类，采用卷曲的短纤维；将乱纱梳理好，将洗好和在湿润状态下打平的羊毛缝得较宽大，使它更温暖、不透明和耐久，式样单调，适合寒冷的气候；（b）“较新类型”织品（基本上仍是羊毛）：较窄小和廉价；包括克瑟手织粗呢等，较早输往新的南部市场；（c）精纺织品：用精梳、长纤维羊毛纺出的纱；依靠经纱和纬纱的强度；比粗布轻，每码用毛较少；不宽大，很适合温和的地中海气候；（d）“新的布料”或“新原料”：与精纺品基本不同；最轻，有各种式样；偶尔比较宽大；有时用丝、亚麻或是棉作纬纱：包括斜纹花布（bayes）、（sayes）、哔叽（serges）、（perpetuanas）、 （stammetts）、 （tammies）、 （rashes）、麻纱布（fustians）以及许多别的品种。”See Bowden， Wool Trade ，pp.41～43；Friis， Alderman Cockagne’s Project ，p.2：Supple， Commercial Crisisp .5；D.C.Coleman，“An Innovation and its Diffusion：The New Draper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XII，3，Dec.1969，418～423.

[211] 这种兴起的原因被鲍登（P.J.Bowden）归因于技术上的而不是商业上的因素。他认为“就羊毛的精细和纤维的长度而言，牧场比湿度重要得多。羊得到的营养越多，它就长得越大。羊毛纤维不例外，像这种动物的任何别的部分一样，长度和体积都与饲养有关。为养羊而圈地使得生活容易了，对农人和他的羊都是这样。正如厄恩利（Ernle）勋爵所说，‘随着圈地增多，羊饲养得更好，羊毛在重量和长度上增加了，虽然它在质量上有失精美。’这样，整个16、17世纪，精而短的羊毛在英国的供给逐渐减少，长而粗的羊毛在增多。”“ Wool Supply and the Woolen Indust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I，1，1956，45～46.萨普利（Supple）回答道，鲍登（Bowden）“未能考虑大陆工业的扩张，以此必须考虑到劣质产品；也未考虑欧洲羊毛供应的显著，这是大陆工业化的基础。进一步讲，最强烈的竞争不是直接在高质量产品的市场，而是在相对粗糙的纺织品市场——大概已经泛滥到国外生产的次品正在替代英国传统的宽面呢的程度。这是在市场和丰富的供给品中的一系列激进的变化，不仅仅是英国工业的一种恶化，其对旧的布匹商具有如此不幸的反响。” Commercial Crisis ，p.143.

[212] See F.J.Fisher，“London’s Export Trad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II，2，1950，159～161.

[213] “内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中，英国经济增长的力量在它与地中海地区的关系中表现得最清楚。在这个时期，英国工业解决了技术问题，这一直阻碍着它，其羊毛产品充斥了东、西部地中海市场，随之将土耳其和意大利降到工业原料供给者的地位。”Ralph Davis，“England and the Mediterranean，1570～1670，”in F.J.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1.），117.

[214] See Fish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p.336.参见鲍登（Bowden）：“〔过去的羊毛织品〕最适合北部、中部和东部欧洲地区穿，在此同时（新的羊毛织品）则极适合暖和而非热带的地中海地区穿。英国的幸运在于，它拥有长纤维羊毛的准垄断权。……”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p.57.现在垄断是在没有竞争的意义上的垄断，而不是在法律限制的意义上的垄断。到17世纪中叶，长纤维的羊毛在爱尔兰多起来，到该世纪末，它在荷兰、泽兰（Zeeland）和佛兰德（Flanders）也有一定的数量。（Seep.53.fn.3.）

[215] Fish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p.155.

[216] See Charles Wilson，“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II，2，1960，212.

[217] “（新大陆的西班牙人）殖民者——渴望奴隶和一切产品，并用大量硬通货来换取，然后还要对付那种贪得无厌而又无能的垄断的法律限制——这就提供了一个完备的非法经营者市场，进入它得冒相当大的风险。” Parry，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p.516～517.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最早认识到海上私掠在英国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重要性的人之一。他指责前一辈史学家忽略了金银的这个主要的来源：“这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的特点，例如，《剑桥现代史》（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在论述伊丽莎白时代的形成及其伟大之可能时就没有提及这些经济因素。” Treatise on Money ，II，p.156.fn.1.韦布（Webb）提出了该过程，“打劫的意外之财曾经被抹去了。”这就是：“不是像西班牙人所为从它的产地去掠取金、银，而是在西班牙得到它后通过抢劫去索取……” The Great Frontier ，p.196.

[218] Parry，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524.

[219] See ibid.，p.526.即使在爱尔兰，英国的态度这时也放松了。爱尔兰与西班牙进行广泛的贸易，即使英国不高兴或是多疑，他们也没有试图压制这种贸易。“至少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对此事比往后的英国要大度得多。爱尔兰的天主教臣民们在经济上也非无能之辈。” Cyril Falls， Elizabeth’s Irish Wars （London：Mettuen，1950），20.

[220] See Lyth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pp.63～70.在此相应，苏格兰人这时试图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殖民的意图失败了，因为“在1603年后，苏格兰不再有独立的外交政策，也没有获得英国完全的好感，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它与法国利益冲突，这是另一个支持它的野心的民族（p.75）”

[221] 在1600年，爱尔兰的林地占其整个面积的1/8。到1700年，实际上全都消失了。通过出售木材，现利唾手可得。木材用于制革、造船、桶板和管道的制造及铁的冶炼。也用于家庭（建筑材料、燃料）。除了经济动机外，还有减少沼泽和树林的考虑，在沼泽和树林里，爱尔兰抵抗者很难被英国的骑兵追上。See Eileen McCracken，“The Woodlands of Ireland circa 1600”，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XI，44，Sept.1959，273，287，289.

[222] “总的来说有这样的假设，在爱尔兰，英国控制的铁工业的兴起正好与英国的燃料短缺同步。现在似乎是困扰英国工业的主要困难是燃料的成本更甚于燃料的短缺……”
“到16世纪末，燃料和劳动力是推动英国工厂运转的成本中最昂贵的项目……同一时期在爱尔兰则要廉价得多……”Ibid.，p.295.

[223] “在1550～1600年间，英国人已然开始在北美的渔业中取代西班牙人。还在1580年之后当丹麦（Denmark）开始加强在冰岛（Icelandic）水域捕鱼的特许费制时更是如此。到该世纪末，英国开始在阿瓦龙（Avalon）半岛上创业。直到1600～1650年，不管怎么样，英国才在纽芬兰（Newfoundland）和新英格兰（New England）站稳脚跟并抢占了西班牙人的市场。”See Innis， The Cod Fisheries ，pp.30～81.

[224] See Parry，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527.

[225] Zagor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pp. 391～2392.该观点与托尼（Tawney）原先提出的观点极相近：“它主要是不同类型经济之间的斗争，这些不同类型更多地与地区特征而不是与社会分野相联系。”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p.186.

[226] 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p.120.可以肯定，只有在这样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下，我们才能找到这幅奇特的画面，即特许公司转而反对他们的恩主——政府。参看阿什顿（Robert Ashton）的解释：“回避这个结论是困难的，即许多公司在发展中达到一个阶段，这就是他们视政府的大量支援为理所当然，更关心那些仍未完全满足的目的，而不是实际上已经获得的东西。此种心态，这种对特许权的显而易见的践踏，在特权所有者眼中简直就是一种极不相称的傲慢。”“Charles I and the City”in Fisher，ed.，151.如果社会结构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真正攻击，很难想象这些特许公司会如此纵容自己。

[227] Tawne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p，212.

[228] Trevor - Roper，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p.86～87.

[229] Hexter， Encounter ，XI，p.76.

[230] J.G.A.Pocock，“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41.，1958，70.

[231] See Ston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p.349～351.

[232] Bitton， 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 （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Press，1969），1.

[233] Boris Porchnev， Les soule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ā 1648（Paris：S.E.V.P.E.N.，1963），577.

[234] Roland Mousnier，ed.， lettres et mémoires addresses au chancelier Séguier （1633～1649），Vol.1.（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4），82～83.

[235] Roland Mousnier， La vénalite des offices sous Henri IV et Louis XIII.（Rouen：Ed.Mangardln.d.，ca.1945，58.）See also pp.518～532.

[236] See G.Pagès，“La venalité des offices dans láncienne France” Revue historique ，CLXIX，3，1932，493～494.

[237] “即使仍然有阶级等级之间的距离，甚至有阶级斗争，也没有清晰的阶级划分。相互交往由于相互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细小差别的关系而发生。” Mousnier， Vénalité ，p.532.

[238] See Mousnier， Lettres et mémoires ，I，pp.168～169.

[239]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578.

[240] Bitton， 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 ，p.100.

[241] Bloch， Caractères orginaux，I ，p.139.

[242] “绝对君主制政策的主线是趋于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向，资产阶级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保护法国疆域以外和内部的经济利益。” Lublinskaya， Franch Absolutism ，p.330.

[243] “想象贵族能够从路易十三（Louis XIII）和摄政府（Regency）所加诸国家的财政压力中得到完全保护，总的来说是不确切的。”“A propos des rapport entre la noblesse et la monarchi absolue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CCXXXI，avr.-juin 1964，342.

[244] See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226.维范梯（Corrado Vivanti）补充说，这种转移无论从政治上还是财政上对政府都是危险的，既然它可能“引起反对绝对君主政体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的完全的联合。”“Lerivolte popolari in Francia prima della Fronde e la crisis del secolo XVI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4，dic.1964，966.

[245] Lublinkaya， French Absolutism ，p.271.

[246] See J.Hurstfield，“The Profits of Fiscal Feudalism，1541～1602，”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VIII，I，1955，53～61；Robert Ashton，“Revenue Farming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VIII，3，1956，310～322.

[247] See Hurstfie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p.60.

[248]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39.

[249] Corrado Vivant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p.966.

[250] Le Roy Ladurie， Paysans ，pp.636～637.

[251] Paulette（官职税）是根据构想它的金融家波莱（Paulet）的名字命名的。在1604年（官职税）的法令之前，官职可以相互出售，但不能传给后代，因为如果一个官员在辞职之后不到40天就死了，那么这笔交易就无效。1604年法令使官职传诸子嗣成为可能，假如该官员每年年初缴纳相当于该官职价值1/60的税（the paulette）。See Swart， The Sale of Offices ，pp.9～10.

[252] “有限君主政体的政府依靠官员（officiers）和最高法院（Cours souverains），这样，就先定了国王与第三等级之间有密切的了解。绝对君主制政府依靠枢密院（Conseils）和总督（Intendants），这样，就先定了不同阶级之间，一方面是贵族之间，另一方面是官员与第三等级之间力量的平衡。于是，绝对君主制的发展就涉及……王权与贵族之间联盟的政策。这存在着一种冒险，即当国王与第三等级结盟时，贵族也会像资产阶级那样进入政府机关。所以，王权首先不得不明白，这个机关要凌驾在一切社会阶级之上，其次，保证官职中中等阶级的绝对优势。”Lucien Goldmann， The Hidden God （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4），127～128.Ergo，the paulette.

[253] Roland Mousnier，“Recherches sur Ies soulèvement populaires en France avant la Frond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1958，107.

[254] Ibid.，p.110.维范梯（Corrado Viranti）回答穆斯纳（Mousnier）：“另外，当穆斯纳试图表明此类术语的滥用的极端后果时，问道：‘我们会称威尼斯贵族、那些大商人为一个封建团体吗？’就像那句从脑子里蹦出来的著名诗句一样：‘你身为撒丁尼亚（Sardinia）的国王，却也是比萨（Pisa）的资产阶级。’〔Voche ve siete in Sardegnaled in Pisa cittadini，〕实际上，一个人起码会回答，威尼斯贵族也参与了接管东部〔属于拜占庭（Byzantine），后来是奥斯曼（Ottoman）帝国〕和特拉法尔玛（Terraferma）的封建领地。”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p.969.

[255] Mousnier，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tne ，V，p.110.

[256] J.H.M.Salmon，“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Past & Present ，No.37，July 1967，43.普雷斯特维奇（Minna Prestwick）在评论波尔什涅夫（Porchnev）和芒德鲁（Robert Mandrou）的书中几乎用了同样的语言：“这样，开始是关于17世纪法国兴起的本质的争论就转化成为关于政府的结构和特性的辩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CCCXX，July 1966，572.

[257] “低价并没有损害工业。例如，在法国，17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就是一个制造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繁荣期，也是一个国债减少、预算平衡等等的时期。商人和产业主的利润增加了，在这些年代，他们成功地变成了相当富有的人。”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13.

[258]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560.

[259]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p.144～145.泽勒（Zeller）指出，在16世纪繁荣的整个王家制造业（manufacture rogale）体例，尤其是在亨利四世（Henry IV）统治之下，是建立在一种防止贵金属外流的愿望基础上的。这样，为了避免进口奢侈品，国王鼓励创建奢侈品工业。其结果在早期17世纪的收缩中是严重的。
“紧缩通货对法国经济特别困难。法国出口的产品并不提供明显的利润赚头。它的出口主要基于法国和西班牙价格的差异上。从贵金属流入减缓之日起，这种差异就萎缩了。”
“从另一角度来看，在紧缩通货时期，在联省和英国这些国家则有明显的经济合理化意图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意味着试图利用资金的积累以充足的资金在市场上赢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相比之下，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Louis XIV）的法国制造业努力为什么仅仅是一系列旨在限制进口、发展奢侈品工业或多或少的成功就容易理解了。尽管如此，德马雷（Desmarets）注意到，国家总的来说仍处于资金短缺的状况，但是柯尔伯（Colbert）早在1670年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向国王承认了农民和那些‘从地方上索钱’的税务官们所经历的‘重大困难’，并推断，在‘公共商业’中情况甚至更糟。” Jean Meuvret，“Monetary Circulation and the Economic Utilization of Money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France”in Rondo Cameron，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Illinois：Irwin，Inc.，1970），148～149.

[260] See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328.

[261] “但是〔法国和英国〕之间极大的不同不在于〔工业〕法的本质，在于它的实施。在法国，官员们在实施法律时是如此强有力，以致工匠们有时甚至会因他们的热情而杀死他们。在英国，官员们是那么松懈，乃至工人们有时不得不通过罢工以提醒他们的职责……多数规则都是属于干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进步的那一类……”Nef，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p.56.

[262] See Sella，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26.

[263] 波尔什涅夫（Porchnev）和穆斯纳（Mousnier）都同意。See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p.458～463.see Roland Mousnier， Peasant Upris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Russia，and China （New York：Harper.1970），306～311.
“战争，恰好与经济萧条的漫长年岁同步，对〔西部和北部欧洲〕国家的财政资源和管理机构提出要求，迫使他们的政府一方面提高管理能力，同时增加税收。但是当这两种政策在逻辑必然相互补充时，又表明在政治上它们是不相容的。作为扩大王室权力的官僚机构完全不存在，或是即使它存在，也是缺乏效力和控制能力的。财政压力越大，中央政府主动与特权阶级合作和对企业的求助就越多……”
“在理论上，法国的君主政体是绝对的。它的立法、行政权及其几乎完全自由的税收权总的来说被全国所接受。然而，在实践中，君主制是有限的，因为那些实际上触及不到的阶级、企业、个人的豁免，以及对那些庞大、异质的王室官员团体缺乏有效的中央控制。正如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战争时期的生产要求更高的集权，而战争又使这一点更难于实现。” H.G. Koenigsberger， The Hapsburgs and Europe pp.279～280.

[264] See J.Meuvret， Population in History ，esp.511～512.“法国的税收负担从1623年的4，300万镑增加到1640年的8，000万镑。然而，小麦的价格开始在1638～1640年间有明显的下降。这种国库财政上的增加与经济上的倒退的现象说明了结束黎塞留（Richelieu）政府的大起义的原因。”Ardant， Impòt ，II，p.754.

[265] See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119.

[266] Elizabeth S.Teall，“The Seigneur of Renaissance Fran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XVII，2，June 1965，150.

[267] Salmon， Past & Present ，No.37，p.43.

[268] “法国仍然给贫困的农民残留一块土地，它们受土地出租贵族支配。它仍然残存一个贫穷的、未经很好开发、依靠传统的经济方式过活的农村。在宗教战争爆发前的和平时期里开始的趋势并不成熟。反之，它们在英国则有一个直接的发展。”Firedrich Lutge，“Economic Change：Agricultur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II ：G.B.Elton，ed.，The Reformation 1520～1559（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8），p.47.

[269] See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p.268～275.波尔什涅夫从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中借用了“平民”（plebeians）这个概念去描述这些市民。他说：“平民还没有构成无产阶级前身，而是一些乌合之众，它们植根于封建社会不同的团体，逐渐地，融汇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联合体〔p.269〕。”

[270] Robert Mandrou，“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t la société francaise du XVIIe siècle，” Annales E.S.C .，XIV，4，oct.-déc.1959，760.

[271] Mousnier，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p.112.

[272] “到16世纪末，由于确信宗教改革的旗帜无用，天主教是在保卫自己的利益，普通的群众在经历了种种政治上、宗教忏悔上的幻灭后，拒绝给自己的阶级斗争披上任何宗教外衣。在16世纪末，当法国普通大众用简明、坦率的阶级术语宣告法国封建阶级应尽快‘结束自相残杀的宗教战争’并忘掉争吵，重新团结在亨利四世（Henry IV）的君主制下时，部分理由正是这样。”Porchnev， Les soulévements populaires ，p.47.see also pp.280～281.

[273] See Koenigsberg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pp.338～340.

[274] See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166.

[275] 杜比（Georges Duby）和芒德鲁（Robert Mandrou）谈到了“正在捍卫王国统一的天主教徒。”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Vol.I： Le Moyen Age et le XVIe siècle （Paris：Lib.Armand Colin，1958），341.参见塔皮（Victor-L.Tapié）“摄政时期（Regency）和路易十三（Louis XIII）统治初年的法国……是一个牺牲品……法国的几个省仍是地域争执的对象……”
“在那时，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强大富庶到足以在自身周围筑起一道屏护和平和经济发展的盾牌，但是一个坚定的政府能够保护领土独立，并允许它的自然资源有自己结出硕果的可能性。黎塞留（Richelieu）的优点在于看到了这一点，路易十三（Louis XIII）的优点则是明白他的大臣们必须好好服务于他。” La France de Louis XIII et de Richelieu （Paris：Flammarion，1952），524～526.

[276] See Mousnier， Venalité ，pp.601～602.

[277] Henri Espeiux. Histoire de l’Occitanie （Nimes：Le Centre Culturel Occitan.Collection cap-e-cap，1970），155.

[278] See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p.402～403，418～419.

[279] 法弗尔（Jeanne Favret）在“Le traditionalisme par excès de modernité”中描述了一个20世纪这种现象的例子。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III，1，1967，71～93.

[280] See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470.

[281] J.P.Cooper，“General Introductio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J.P.Cooper，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0） 15.

[282]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p.399. o7uK1eCOddnmhd6/XPe3DjDT6nRB0EmOu70IbL1Z0LtiXHxUOaQVPgDWwEwhdX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