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中的欧洲世界经济是一件伟大的赠品，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总是试图控制它。帝国统治的路线是为该时代的人们所熟知的古典路线。不少人梦想着这种可能性。查理五世（Charles Ⅴ）统治下的哈布斯堡家族（Hapsburgs）为把整个欧洲纳入其股掌之中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到1557年，这种尝试即已失败。这样，西班牙不仅不可挽回地失去其政治上的帝国地位，同时也失去了经济上的中心地位。许多城市渴望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中心。塞维利亚（Seville）、里斯本（Lisbon）、安特卫普（Antwerp）、里昂（Lyon）、热那亚（Genoa）以及汉堡（Hamburg）这些城市，即使没有公然声称，也在做着这种美梦。但事实上却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一个在1450年看起来还无多大希望的地方，到1600年已然捷足先登。现在我们看看帝国的失败，正是这种失败导致了西班牙的衰落，以及其全体同盟城市赞同阿姆斯特丹成功的反叛。

前述大约开始于1450年的经济震荡首先在那些过去的贸易中心，即所谓欧洲的脊梁——佛兰德（Flanders）、南德意志（Southern Germany） 、北意大利（Northern Italy） ；当然也包括作为地理大发现结果之一的西班牙，这些地区产生过昙花一现的繁荣。这些地方是如何准确地拼凑成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哈布斯堡帝国这一点的确引人注目。在这个扩张中，最新和最具意义的因素是16世纪及它的东印度贸易公司（Casa de Contratación delas Indias）为中心的大西洋沿岸的贸易，这种贸易如此重要以致“欧洲生活的一切方面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活（某种程度上的世界），可以说都依赖于这种贸易。塞维利亚以及关于它的消息……会告诉我们世界的节奏。” ^[1]

西班牙是怎样扮演上这么一个中心角色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在15世纪欧洲的海外扩张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毕竟是葡萄牙（Portugal），而不是西班牙。此外，在西班牙历史上，15世纪也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正如维森斯（Jaime Vicens Vives）所说“危机一同概括了15世纪的西班牙历史”。 ^[2]

危机是政治的（一段时间的起义和内部战争），也是经济的（整个欧洲价格下跌）。西班牙在经济危机方面的反应是发展它的羊毛工业，并且，由于低价的结果，获得了（已经萎缩了的）世界市场的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3] 在西班牙，羊毛生产者集团，梅斯塔（大牧羊主）（Mesta）的力量体现为，那些由潜在的卡斯提尔（Castilian）资产阶级分子试图让国王来用保护主义政策的努力在14和15世纪全都失败了。 ^[4] 维森斯发现，甚至在斐迪南（Ferdinand）、伊莎贝拉（Isabella），这些被推测是工业活动的支持者的天主教君主的统治下，前面提到的工业要么“只生产奢侈品，要么仅拥有本地市场。” 不像英国，西班牙并未努力发展重要的纺织工业。 ^[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英国踏上工业增长之途的，事实上完全有可能是那些掺和着晚期中世纪不景气的卡斯提尔人的竞争。但事实上，西班牙没有采取这条道路。

然而，如果西班牙的经济整个儿是如此的薄弱，我们又怎能解释它在16世纪前半期的经济中心地位？部分原因是这种薄弱由来已久，而非匆匆一现；部分原因是，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制度太强大。卡斯提尔在整个中世纪始终有一种明显的“民族的”任务。一方面，存在着再征服（Reconquista），即从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逐出摩尔人（Moors），这在穆斯林格拉纳达（Granada）没落之际达于顶点，还有是从西班牙驱逐犹太人，这两者都发生在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一年。另一方面，存在统一西班牙的基督教城邦的运动。这个运动仅在阿拉冈（Aragon）保留独立的立法、城邦预算及社会法律制度之时达到高潮。

因为西班牙是建立在反摩尔人征服之上的，作为政治形式上的封建主义相对软弱。 ^[6] 结果，正如马拉瓦尔（José Maravall）所说，“作为一种不是奠基于封建结构之上的社会政治秩序倒为‘国家’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空间”。 ^[7] 一流的制度应使中心与边缘的政治和经济的联络方便容易。 ^[8]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帮助梅斯塔（Mesta）创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市场体系。 ^[9] 他们提供了一种独具灵活性的体制，尽管这种体制并未超越维护社会阶层、等级制度价值观的樊篱。 ^[10] 他们强化官僚政治，使其成为“植根于全体居民的一个整体……” ^[11] 比如说，他们使天主教士们西班牙化。 总之，他们创造了“卡斯提尔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实现的环境”。 ^[12]

如果金银涌入西班牙，如果卡斯提尔能翱翔在欧洲天空的中心，维勒（Pierre Vilar）说，“那既是原因也是结果”。 ^[13] 然而确切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围绕金属品的经济地位其实有一系列的情况：地中海世界脆弱的银根基础，黄金供给者苏丹（Sudan）先前的中心地位，葡萄牙人对意大利各城市在北非中间地段扩张的压力，热那亚人在西班牙的地位以及热那亚人试图寻找非葡萄牙人所属的金银来源（只有西班牙处于这种替补地位）等等。

现在让我们追踪一下这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已经谈到在中世纪贸易中贵金属的地位，以及苏丹的黄金是怎样经由基督教的地中海世界抵达欧洲。在15世纪中叶，北非的地位突然大大下降。这种下降的程度似乎存在一些讨论。布罗代尔（Braudel）谈到过北非地位的崩溃。 ^[14] 马洛维斯特（Malowist）承认下降但并不称它是灾难性的。 ^[15] 突然的金银短缺加重了西班牙国家的财政负担，这种负担一直因不断提高的军事和宫廷支出而增加，以至于造成马拉维第（Maravedi） ——记账货币价值的下跌。 ^[16]

财政危机的严重性在于，它引起西班牙的热那亚人的不满，因为这些热那亚人既是西班牙的银行家，也是金银的购买者。我们已经谈论过热那亚人在西班牙商业中的地位。热那亚人在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卷入，而不仅仅是作为金融家的身份。 ^[17] 然而为什么热那亚人不能获取经由葡萄牙而来的金银？或许葡萄牙作为新航线开辟的首要国家本身的力量就意味着它给热那亚人的条件不如西班牙供给的那么优惠。 ^[18] 也许正因为它自身的强大导致其开拓精神的匮乏。开拓精神通常反之是那些近距离的财路已然被堵塞的人对中距离财路的探寻。财路畅通之际就是开拓精神受人冷落之时。葡萄牙已干得很漂亮，它的船队直下非洲海岸。它没有感受到西航的冒险所带来的压力。 ^[19] 肖努（Chaunu）竭力说明在解释西班牙人对美洲的发现时不能归因于运气正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不仅仅是把握出现的时机，而且要为自己创造时机” 这么一个时代的转折时刻，西班牙最具条件。英国雇用意大利人卡波特（John Cabot），但他的第二次“英国的”探险却要求“西班牙式”的赞助。到17世纪法国和英国才成为海外探险的国家；直到18世纪他们才真正成功。 ^[20]

不管怎么样，16世纪的西班牙在美洲创立了一个其海上运输的成本所许可的那样庞大的帝国。 ^[21] 这意味着横越大西洋的海上贸易发展速度闪电般地增长。 1510年至1550年之间增加8倍，1550到1660年间又增加3倍。 ^[22] 这种贸易的中心是塞维利亚的国家垄断，但这种垄断则在多方面成为西班牙主要的官僚主义结构。 ^[23] 大西洋贸易的中心项目是黄金。首先，西班牙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印加人（Incas）开来加工、用于祭祠的黄金。 ^[24] 这是一个财源。就在这个财源行将枯竭之时，西班牙人又成功地发现了怎样找到银矿的方法，这使他们得以有利可图地开来贮量丰富的白银，正是这一点，真正意味着大量的贵金属涌入欧洲。 ^[25]

伴随着贸易速度“闪电般增长”的同时是在欧洲引人注目的扩张。及至1519年，查理五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时，他在欧洲的辖区已经涵盖了如下各不相同、互不毗连的地区：西班牙（包括阿拉冈）、尼德兰、南德意志（包括奥地利）各部分，波希米亚（Bohemia）、匈牙利（Hungary）、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米兰（Milan）以及西班牙的地中海地区属地[那不勒斯（Naples）、西西里（Sicily）、撒丁尼亚（Sardinia）巴利阿里群岛（Balaerics）]。一时间，这个帝国在规模上竟与苏里曼（Suleiman）时代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恐怖伊凡（Ivan Terrible）之时的莫斯科帝国并驾齐驱，似乎将要吞噬欧洲的政治空间。新生的世界经济似将成为一种最高权力形式。查理五世试图将欧洲世界经济操于己手的做法并不孤独。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也有此野心， ^[26] 而且法国拥有国土宽广、地处中心之利。 ^[27] 但是法国缺乏实现这种野心所必需的财源，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是查理五世而不是法兰西斯一世这一点，对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尽管如此，地处西班牙帝国“心脏部位” ^[28] 的法国，其强大足以使随后的50年成为两个庞然大物——哈布斯堡和瓦罗亚（Valois）之间不断角力的历史；这种斗争最终导致双方在1557年处于精疲力竭状态，迁延已久的欧洲霸主梦亦随之破灭。

法国与西班牙，这两个巨头以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斗，主要战场在意大利半岛上。先是1494～1511年的法西战争，继之则是持续到1559年的哈布斯堡——瓦罗亚竞争（Hapsburg-Valois）。 就帝国而言，围绕意大利争斗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北部意大利诸城在晚期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上一直是“最发达”的工商业经济活动中心。即使他们不再垄断远距离贸易，在积累的资金和经济方面仍然算是强大的； ^[29] 因而，一个理想的世界帝国必须抓住对他们的控制权。在支离破碎的意大利政治版图上， ^[30] 只有伦巴底（Lombardy）发展了一个控制中等面积领土的相对强大的城邦机构， ^[31] 但要作为政治意义上的生存还是明显太小一点。 ^[32]

事实上，我们正在谈到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域，“一个狭小的都市四边形，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和谐，他们之间矛盾重重的竞争，每一个城市都有些微不同的分量……”。 ^[33] 政治问题对这些城邦（正如对佛兰德那些城邦一样）来说，从事就是“将自己从封建干涉里〔解放出来〕，同时，〔预防〕那些新的君主制度要求的权力更加集中的政治控制所形成的新的威胁。” ^[34] 他们避开新君主们威胁的方式之一是“与一个帝国搭上关系”。 ^[35] 所以，尽管卢扎托（Gino Luzzatto）将1530到1539年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描述成为意大利沦为“西班牙对这个半岛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 ^[36] 而且科尔斯（Paul Coles）也说过类似的话，“16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明显的主题是法国和西班牙帝国主义对意大利的争夺”， ^[37] 这些城邦在多大程度上抵制这类“支配”仍然不太清楚。他们很有可能考虑到那是他们的最佳选择。我们应该记住这是一种世界经济，记住，经济活动的兴奋点及那些重要的经济组织的“族籍”与政治决策中心所关注的模式没有任何关系。在此种构架内，城邦与帝国结合主要是一种“利益的婚姻”。 某种程度上这个比喻变成了现实。派克（Ruth Pike）指出，在塞维利亚的热那亚人数量增长的高峰发生在1503年至1530年之间，到该世纪中叶，这些热那亚人“广泛地控制了美洲的贸易，并对塞维利亚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38] 然而，正如葡萄牙人曾经对先前的热那亚人冲击浪潮所作的反应，西班牙人用吸收的方式来融合他们：“随着16世纪热那亚人的归顺与同化日渐稳定，西班牙反而导致了自己的后裔不事商贸。”

除了控制四个主要的意大利城邦中的三个外（威尼斯在它的控制之外），查理五世的帝国还有两个另外的经济支柱：南德意志的商业银行〔尤其是福格家族（Fuggers）〕和“第一个”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一大中心——安特卫普（Antwerp）。

位于阿尔卑斯山（Alps）另一边那些南德意志商业城市的情形与北意大利那些商业城市在实际上并无太大区别。比如，洛培兹（R.S.Lopez）就提到：“在15世纪；那些发展速度最迅捷的地区位于南德意志和瑞士的城镇。” ^[39] 从1460年到大约1500或1510年，中欧的银矿开采速度增长极快，这为经济的增长进一步提供了资源。 ^[40] 16世纪贸易的扩张似乎仅仅提高了德意志作为北意大利与佛兰德之间贸易渠道的地位。 ^[41] 首先，甚至沿大西洋贸易没有增长，地中海贸易的相对衰落似乎也影响他们的经济繁荣，尤其是当他们能从哈布斯堡帝国网络之内的大西洋贸易中获取利益时。 ^[42]

这是一个所有现代商业资产者——福格家族最春风得意的时代。他们力量的最高时期，查理五世时代，有时就被称作福格家族时代。福格家族为查理买下帝国皇位。 ^[43] 他们是他帝国的财政精英，优秀的私人银行家。当代的编年史家，森德尔（Clemens Sender），说他们：

福格（Jakob Fugger）及他们的侄甥的名字闻名一切王国和领地；当然，也闻名于异教徒中。皇帝、国王、诸侯、贵族赋予他威名，教皇视他为亲爱的儿子拥抱他，红衣主教在他面前要起身。世界的商人们称他是启蒙者，异教徒们因他而惊讶。他是德意志的荣耀。 ^[44]

福格家族与查理相互依托，但也意味着同步升降。因为，福格家族的活动实际上“仅限于查理的帝国之内，而帝国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性……帝国被视作世界性的……”， ^[45] “当查理和他的继承者们付不出钱时，福格家族也就断了财源。到17世纪中叶，福格家族因哈布斯堡王朝欠债所造成的损失总数不少于800万莱因荷币（Rhenish gulden）。” ^[46]

然而比北意大利或福格家族更为重要的是安特卫普，它“在16世纪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主角”。霍特（J.A.Van Houtte）考察过布鲁日（Bruges），14世纪一个“民族市场”中心（就佛兰德而言）与安特卫普之间的重大差异。16世纪的安特卫普乃是一个“国际市场”中心，它联结着经由南德意志的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之间，横贯欧洲大陆的贸易。 ^[47] 安特卫普不仅仅协调哈布斯堡帝国的不少国际贸易，而且也是英国和葡萄牙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关键。 ^[48] 在其他许多事情上它是英国不可缺少的一环。 ^[49] 如果它能扮演这个角色，不管事实怎样，如英—意贸易在经哈布斯堡中转时，其运输成本更为低廉，也恰恰是因为它给那些帝国的商业中心有利可图的商人提供多种优惠。 ^[50]

另外，安特卫普在这时期成了欧洲最大的银钱市场，“主要是因短期信贷增加的要求，查理五世皇帝的世界政策引起的……” ^[51] 安特卫普不仅仅为帝国的证券交换服务；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城市本身也成了查理主要的贷款者。 ^[52] 由于帝国没有可靠的税收基础，所以他们发现要想相对容易地获得现代类型的国家产业贷款是很困难的。一个16世纪的帝国由于其君主制的统治具有某种程度的信誉。 ^[53] 这样，他不得不转向作为“公共财富中心” 的那些城市以保证得到他的贷款。但是城市在信贷上也受限制，他们转而需要诸如福格这样一些大家族的保证，这正如朗彻（Lonchay）所描述：

城镇的信贷，正如地方的信贷接收者一样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金融家们在同意贷款给政府之前要求有偿付能力，最好是一些大银行家的担保。所以，在1555年，商人们以担保人的身份要求国家或是福格家族出具20万英镑贷款的保证书。匈牙利的马利亚（Maria）要求奥特尔（Ortel），该家族的管理人承认他，作为回报，以税收为他作保（收益间接税）（le produit des aides）。

这样，查理五世、卡斯提尔、安特卫普、福格家族全都搅进巨大的信贷网络及基于希望与乐观主义的利润诱惑之中。

从1530年代开始，增长的大西洋贸易给安特卫普一个新的扩张阶段。 ^[54] 以南德意志商人为主的横贯欧洲大陆的贸易和西班牙人（含热那亚人）的大西洋贸易会合于也作银钱中心的安特卫普，这两个商业中心的联合创造了一种“狂热的资本繁荣”景象。 这种繁荣有其自身的原动力，它主宰了哈布斯堡被公认的世界帝国的政治行政管理结构。帝国受到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金融世家的困扰，一方面是由于正席卷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社会危机，同时也因企图鲸吞欧洲其余部分导致的冒险。这样，帝国要么不得不破产，要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者证明是更为强大一些。让我们考察一下帝国操纵下的两个家族。

就政治意义而言，1450～1500年是德意志“诸侯国地位巩固”的时期，这是困难的任务，但也部分获得成功。巴拉克勒夫（Geoffrey Barraclough）写道：“诸侯们……使德意志从根深蒂固的无政府状态中摆脱出来……” ^[55] 不管怎么样，巩固很不完整。当宗教改革和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开始侵犯这种新的繁荣之时，正如其他国家在这种时期所能做的一样，政治上的分野使它不可能控制骚乱。 ^[56] 德意志“民族的”失败曾经被赋予种种解释。拿破仑曾经说过，是查理五世企图自己领导德意志新教诸侯联盟的失败。 ^[57] 恩格斯也曾详细地讨论过，说它是路德（Luther）与中产阶级对农民革命理想的恐惧。 ^[58] 托尼（Tawney）也将其与英国进行比较：在英国，农民（即自耕农，yeomen）在别的阶层中找到了有意义的联盟，并被认为其重要性“足以使他们成为那些关心民族利益的政治家们忧虑的对象。” ^[59]

是什么导致了社会危机？这种危机伴随着一种政治上的自我挫败性质，这与意大利大部分地区所经受的完全臣属在结果上并无有大区分。或许有共同的原因，那就是缺乏一种甚至处于胚胎状态中的国家机器。16世纪早期的“德意志”是一幅分裂的“民族主义者”情绪多么强烈的极好图景，即使这种分裂情绪不是以一种行政管理实体的内部组织中滋长期而是超前出现。查理五世不能领导德意志新教主义者，因为他身陷帝国之中。在国家根本不存在之时，德意志政治家并不从民族利益的立场去重视农民（yeoman）的需求，不管他们之间的政治妥协会获得何种选民。人们宁愿进入政治竞技场，尽管在这里他们得到的可能是毁灭。这是一些公侯，既然他们小得不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便只好转向外面的恩人。结果便是步履踉跄乃至走向深渊。

最危机的时刻似乎一直是查理五世早期的统治年代。泰勒（A.J.P.Taylor）认为有些戏剧性但并非那么重要：

查理五世的早年是曾经失去且将永不复返的哥特文化时期。作为创造一个民族的中产阶级的德意志时期在1521年永远失去了，至少持续数世纪之久。非常明显，到1525年，民族形成的时期已经过去，从那时开始了连绵不绝长达250多年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稳步迅速的发展…… ^[60]

总之，骚乱一直以一种非常严重的形式持续到1555年奥格斯堡条约（Augsburg）的签订，条约对散乱的德国问题的解决，是基于“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基础之上的。即便这样，骚乱也未结束。在7世纪早期，德国成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的战场，经历了人口的减少与经济的衰退。

然而，德意志的骚乱不仅仅是一个查理五世的问题，而且这可能还不是最大的。这肯定不足以说明帝国何以崩溃的原因。它为何分崩离析？为何它最终实质上削弱了西班牙及西属拉丁美洲？而且末了西班牙为何会失其优势成为欧洲边缘地区的一部分？肖努（Pierre Chaunu）看到西属美洲经济重要性的上升，它对哈布斯堡帝国经济生活的中心地位，甚至在全欧，“不是查理五世国家分裂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 ^[61] 艾略特（J.H.Elliott）和卡拉德（Ramón Carande）也持类似观点，查理五世的欧洲帝国主义对西班牙，尤其是对卡斯提尔来说，代价过于高昂。 ^[62] 布罗代尔认为，甚至已经缩减的帝国（西班牙、尼德兰，没有中部欧洲）就其控制高水准的财政势头的能力而言，也是“太大了”，以至导致了通货膨胀。这些观点似乎都认为在入不敷出的通货膨胀之时，政治上的极端是一种财政负担，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 ^[63] 西班牙是一个帝国，而在16世纪适合它的，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官僚政治未能充分发展，因为帝国的西班牙要求一个其资源、人力及财力所不及的更庞大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谓西班牙官僚政治“迟缓”的根本原因。 ^[64]

我们似乎不得不再次面对一种凌驾在世界帝国体系之上的世界经济在结构上的优势。例如，科尼斯堡格（H.G.Koenigsberger）就描述了西班牙在开拓西西里殖民地的无能，将之归因于政治理论的缺乏。 ^[65] 这在我看来有点牛头不对马嘴。西班牙没有任何鼓励它在西西里建立贸易垄断的理论，因为，就官僚主义政治意义而言，它已然分得太散以致不可能合理地开拓它的帝国，它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维持在美洲的帝国，指挥在尼德兰的战争和统治西班牙之中。为了维护它在美洲的帝国，它不得不增设不断庞大的官僚机构，以保持对西班牙殖民者及他们在印第安贵族中的同盟者的控制。 ^[66]

西班牙帝国运转过吗？如果进行大幅度重构或许有这种可能，正如科尼斯堡格所说：“它最根本的缺陷是……税收基础的薄弱。卡斯提尔和白银供养并维持帝国；其余属地皆是程度不等的旁观者。” ^[67] 索尔德维拉（Ferran Soldevila）以文献证明了卡斯提尔人如何深思熟虑地从美洲贸易中排斥甚至像加泰隆尼亚（Calalonia）这样一个“亲密的”集团。 ^[68] 然而即使它做了相当程度的调整，也不可能获得绝对统治权，这正是我们的看法。如果加泰隆人（Catalans）与卡斯提尔人并为一体（他们没有），如果查理五世的帝国野心既没有耗干卡斯提尔，也没有将自己拖入帝国各部分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之中（这是些自我挫败的冲突），那么，西班牙倒的确有机会在欧洲的世界经济中成为一个中心国家。因而，西班牙的过分扩张注定要使查理五世及其后继者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1556年，帝国解体。查理五世退位。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lip II），查理五世的儿子接管了尼德兰。但是中部欧洲的领土则独立出去了。1557年，菲利普宣告破产。在西班牙—尼德兰土地上，当1559年菲利普进驻西班牙的政权重心又移到了西班牙。随即爆发了尼德兰革命（Netherlands Revolution）， ^[69] 这场革命历经反复，大约80年之后，才以北部加尔文主义者独立联省（大致相当于当代的尼德兰）和南部天主教的所谓西班牙人的尼德兰（多少相当于当代的比利时）的分立而告结束。但这场危机并不仅仅是西班牙或哈布斯堡帝国的危机，它是欧洲世界经济演进的转折点。革命中最关键性的要素是1559年由西班牙和法国提出的卡托-坎布雷和约（Cateau-Cambrésis）的签订。为了理解和约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首先看看另一个企图问鼎帝国宝座的野心家——法国的情况。

要说明在“第一个”16世纪中，西欧国家的窘境，法国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或许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像法国那样带着相对强大的君主政治体制步出晚期中世纪。 ^[70] 我们已经在前一章讨论了布洛赫（Bloch）对法国、英国及东欧，这些国家在16世纪时所有制状况差异的解释，这些解释基于对这些国家在中世纪晚期司法原动力的比较基础之上。正如我们所知，在英国的体制在14到16世纪为满足土地所有者的新要求，承认对所有权进行法律上的重新界定（确认）时，在法国这种界定却更为固定化的。布洛赫正确地表明这是16世纪法国“领地制权的颓废”， ^[71] 也确如库尔布恩（Rushton Coulbourn）所指出的，贵族阶层的政治力量导致一种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低能运转的经济结构。 ^[72]

在法国，没有像在英国那样贵族与乡绅两个阶层相应的合并，这类事实有不少后果。让我们暂时来谈谈在世界体系中作为一种国家政策的内涵。米勒（Edward Miller）指出，贸易利益的政治力量在英国比在法国要大。结果，法国的贸易政策在晚期中世纪要开放得多。 ^[73] 最后的结果就是，尽管拥有相对强大的官僚机构，16世纪早期的法国仍然比英国获得的“经济指挥权”要小， ^[74] 此种情形下的财政压力促使法国的君主们产生帝国野心，特别是因为哈布斯堡家族也有此野心。他们尝试过西班牙人进行过的海外扩张，但他们缺少国际资本的撑腰，这就是北部意大利人的资本。 ^[75] 另一个选择就是在欧洲范围内，确切地说是针对北意大利进行了帝国主义的扩张。

法国拥有以里昂为中心的富有竞争性的国际财政与贸易网络。在中世纪全盛时代，香槟（champagne）的集市曾是北部意大利和佛兰德的商人们下的汇聚地点。然而到13世纪晚期～14世纪早期，衰落降临。 ^[76] 在15世纪，法国的君主们小心地培植里昂的成长，并鼓励它与该时代的大银行家——佛罗伦萨进行联系。 16世纪早期，通过集中大量资本，里昂和安特卫普“在一定程度之内降低了个体金融家们的地位，（因而）以适中的比例积累大宗资本成为可能……” 里昂并不像安特卫普那样是一个完全的国际中心，因为法国的君主们同时想使它成为“财政上的武库”。 作为商业中心里昂也难以与安特卫普相比。总之，位居安特卫普之下。

然而，法国做过努力。哈布斯堡和瓦罗亚（Valois）这两个帝国同时衰败了。不仅是西班牙，法国也在1557年宣告破产。然而，即使在失败之后，哈布斯堡似乎也要夸耀他们过时的首要地位。这两个帝国在经济上的失败迅速导致军事冲突的平息和1559年的卡托-坎布雷条约的签订。该条约变更欧洲政治版图达一百年之久。这样，这些破产就不仅仅是财政上的重新调整。整个世界随即震荡起来。

震荡的不仅仅是一个特别的国家组织，亦不仅仅是查理五世面对哭泣的骑士们悲剧性的退位。震荡的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长达一百年之久；欧洲随即亦有新的繁荣。人们试图以过时的方式从中谋利。但是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高涨速度太快，以致不可能重建一个政治帝国来与这种经济景象相适应。如果同意的话，1557年标志着那种企图的失败和欧洲权力平衡的确立，这种权力平衡承认那些趋向形成民族的国家（让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s”）拥有自己的地位，并得到仍然繁荣的世界经济的滋养。

危机是一种象征性的转折点。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第一个” 16世纪的许多组织特征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告消失：1576年，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权力崩塌；1588年，无敌舰队（Armada）的失败；1598年，维尔文和约（Peace of Vervins）及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的签订。因为决定体制的因素冰河般缓慢，体制重心的变迁就并非总是那么迅捷，这样，也就没有为这个变迁附注一个最合适的日期。

但是由于存在着变迁，这就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讲清楚这与欧洲世界经济相关的含意。让我们以托尼（R.H.Tawney）对“第一个” 16世纪体制重心的描述开始：

在其经济组织中，国际贸易的机构达到一种不次于三个世纪之后所达到的效率状态。该时代以前最有效能的经济体制被西班牙与尼德兰的争斗、法国的宗教战争毁灭，大约有10至12个商业银行，他们的银钱市场就是欧洲贸易的财政权力中心，他们的意见和政策在决定财政状态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佛兰德（Flemish）、法国和意大利的城市里这种情形达到了顶点，而英国则是一个小学生；16世纪金融机构的实质是国际主义的，是每一个资产者随心所欲地从事任何交易，是一种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在主要的市场的运行上带有相互同情的迹象，在大规模资源的动员上具有以国际金融战略出发的效果。它的中心和象征是在安特卫普的交易所，以及它那颇有含意的献辞，“Adusum mercatorum cujusgue gentis ac linguae”（为各民族各语言的商人所享用），在那儿，正如圭查尔狄尼（Guicciardini）所说，能听到普天之下的每一种语言，用威尼斯人（Venetian）的话来说，在里昂的集市，形成了“整个意大利和西班牙、尼德兰的大部分金银交易基础”。 ^[77]

托尼说这种体制的崩溃是由于毁灭性的战争。事实的确如此，只不过这也太立竿见影了。在前一章里我们认为，较合理的原因是面对16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的冲击，它无能使帝国的体制运转起来，其结构之弊端甚多，即相当低水平的生产率，以及面对基于一种散乱的中等规模的企业的经济扩张官僚体制的软弱性。

一种严重的瓶颈式的阻塞加重了帝国国家机构日益增长的财政负担，并导致了帝国在该世纪中破产的通货膨胀。查理五世向一切国家及其商人寻求财政来源：那不勒斯（Naples）、西西里、米兰、安特卫普、卡斯提尔。 ^[78] 这次争论的正式爆发是由豪泽（Henri Hauser）而起，他说，1559年欧洲的财政危机“可能阻碍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演进，并且推动了经济地理的变革。” ^[79] 他认为，开始于1557年的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显然削弱了国家可能违约的信贷声誉，这使得两个国家在1559年仓促签下了卡托-坎布雷和约。

扩张的哈布斯堡有一个极大的后果，就是它直接导致西班牙衰落的开始。 ^[80] 危机导致了安特卫普与英国关系完全破裂，使得后者能够自由地与阿姆斯特丹发展新的富有成效的联盟。 ^[81] 而在安特卫普内部，那种基于与西班牙轴心关系之上的繁荣也告结束。“1557年菲利普二世的破产带来了最终决定安特卫普命运的破裂。”

通观佛兰德，危机导致了加尔文主义者趋势的强化，尤其是在那些熟练技术工人中。1567年，西班牙派阿尔法（Alva）公爵去镇压新的社会政治骚乱，但该行动导致大批加尔文主义者商人和工匠成群结队地逃向新的国家， ^[82] 到1585年，佛兰德的工商业崩溃，“萧条延续了很多年”。 ^[83] 掺和了基于这种灾难性后果之上的社会政治骚乱的尼德兰革命，在低地国家的北半部创造了一种灵活的政治机制，其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地位开始于16世纪晚期。 ^[84]

南德也不景气。卢扎托（Luzzatto）指出，“侵袭他们最严厉的风暴最初是债务问题，就是西班牙王室的破产，它整个地席卷了不仅仅是福格家族而且包括大部分南德意志商业银行家的私有财产。” ^[85] 随着经济的恶化，以前南德意志与北部意大利城市的商业伙伴开始相互侵蚀商贸领域，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情况。 ^[86]

这个灾难对德意志人来说有广泛的政治后果。巴拉克勒夫（Barraclough）所说的“为反抗帝国的衰败的新教徒主义的革命因素……，带有强烈的民族特征”正席卷德意志。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查理五世卷入他的帝国本身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将其政治资本投进德国的统一之中，对此，并不超过他对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重视。教随国定（Cuius regio）的妥协扶助了德国诸侯，削弱了德国资产阶级，粉碎了德国统一的希望达数世纪之久，德国大致分成路德教的北部与东北部（后者在经济上至少属东欧边缘的部分）和较富裕一些的西南天主教地区（包括部分莱因国家）。正如泰勒所说“两地的发展都是一种文艺复兴繁荣时代之后的退却，这几乎遍及全德……” ^[87] 甚至在相对富庶的西南地区，到17世纪手工业也趋于退却。 ^[88] 泰勒也许夸张了16世纪早期德国的繁荣和经济领先地位，但他对新生的经济发展的戏剧性的衰落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 ^[89]

这样，查理从政治上对欧洲世界经济的统治就给西班牙、德国、佛兰德和北意大利诸城市以及那些与帝国命运休戚相关的商业银行带来了消极后果。帝国大厦的建立似乎是一件值得尝试的合理的事，甚至不乏这种可能。但它失败了。

我们已在相当的程度上谈到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史。为了把握西班牙的衰落对美洲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最好是在这里简单地描述一下帝国的内部情形。西班牙在加勒比海（Caribbean）及其沿岸地区（后来的墨西哥、危地马拉及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Chile）建立了殖民地。总体来看，这些殖民地构成不仅仅是欧洲，尤其是对西班牙经济上的补充。西班牙没有行政管理能力在美洲创立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所以，他们就利用帝国过去的权宜之策，将那些当地酋长或强盗首领吸收过来，作为国王和西班牙殖民者在那里的间接代理人。 ^[90]

西班牙也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自己的殖民者。为了使他们保持政治上的忠诚，帝国给了许多经济上的特许。其中之一是阻挠印第安人从事畜牧业来限制他们的经济自主权，这种畜牧业使他们有可能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富有竞争性。 ^[91] 进一步说，不是印第安人从这个有利可图的活动中被驱赶了，而是活动的成功从经济上动摇了他们，因为在中美洲正如在英国一样，羊也吃人。 ^[92] 尽管殖民者要依靠持续不断的西班牙的援助，他们并不对印第安人及非洲奴隶的反抗有太多的敌视，对英国和其他侵入他们的贸易领域或利润圈的人亦是如此。 ^[93] 这样，虽然他们与国王及其官僚机构偶尔也有不快，但始终未能形成一种自发的力量。此外，殖民者们，许多人出身微贱，也受益于殖民地作为出口经济这样的事实。 ^[94]

正如通常所发生的，在帝国的内部，准帝国主义者会增长起来——一种层层相叠的结构。我们可以谈一下墨西哥（指的是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殖民”秘鲁（Peru）的情况。墨西哥有多得多的人口。整个16、17世纪，那里的价格水平存在经久不息的波动。墨西哥向秘鲁出口生产品、奢侈品和奴隶，以换取硬通货和水银。 ^[95] 当菲律宾人（Philippian）进入西班牙的贸易圈时，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就成了马尼拉与利马（Lima）之间的中介人，切断了西班牙与马尼拉的直接联系（Spanish Manilenos）。 ^[96] 这类从墨西哥到秘鲁经由马尼拉的中间商品的再出口就变成了殖民地内部贸易的主流。 ^[97] 西班牙王室做过不成功的尝试去破坏墨西哥的地位，因为它正在分享卡斯提尔的利益。“没有谁会持异议”，肖努（Chaunu）说，“16世纪的墨西哥之于秘鲁恰如一个宗主国之于它的殖民地。” ^[98]

“第二个” 16世纪的欧洲，掺和着经济矛盾的政治扩张的后果之一是大量的西班牙人涌向美洲。 ^[99] 这就为那些需要工作的人提供了出路，而且为西班牙国家提供了直接的收入来源，因为在美洲的殖民官僚机构中的职位可以出售。 ^[100] 另一方面，那些在美洲面临经济困境、靠土地活口的不断增加的西班牙人与在早期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印第安人口的灾难性的减少，这两者结合起来产生了美洲西班牙帝国的“萧条期”， ^[101] 结果是逐渐导致了以劳役偿债为基础的种植园体制的增长。 ^[102] 但是种植园是一个比大农场更小的经济单位， ^[103] 是一个精明的殖民者相对自足的世界。 ^[104] 西班牙自己也发现了正在发展的体制一方面在降低其经济收益，一方面在增加政治上的困难。当西班牙继续忍受帝国的政治代价时，别的欧洲国家要想从西属美洲获利却不难。 ^[105]

因此，在1557年之后的时代，西班牙不仅失去了帝国的中部欧洲地区，而且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后还失去了尼德兰。它也正在丧失残留在殖民地的利益。进一步说，北美作为西班牙如此重要的收入来源，占总量的10 %之多，导致了西班牙减缓扩张的进程以便巩固其既得的利益。 ^[106] 然而，减缓决非权宜之策。

西班牙的没落一直是现代欧洲历史学的一个大课题之一。其原因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西班牙没有（或许是因为它不能够）建立促使西班牙的统治阶级能从欧洲世界经济形成中获利的国家机器，尽管在16世纪西班牙在这个世界经济中占据位居中央的优势位置。这就意味着，“中心”地带并非就是那些所谓最“中央”的地方，无论就地理位置或是贸易运动而言。

在迈入16世纪之际，西班牙已然因经济机制上一些潜在的缺陷受苦。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流动的牧羊人相对有组织的力量对农民（Yeomanry）的增长是一个重要的阻碍，因为他们能够保留反对圈占耕地的特权。在英国，养羊业流动性相对较小，而且与允许不动产登记缓慢增长的圈地制度相处更为和谐。 ^[107] 其次，缺少有意义的工业区，仅有的一些（卡斯提尔的布、丝）也在1590年的危机中破产。 ^[108] 维森斯（Vicens）有些神秘意味地将它归咎于“卡斯提尔领会资本主义世界的失败”。 ^[109] 不管怎么样，他关于危机后果的经济主义式的描述表明消费模式至少是帝国众多衰落因素之一：

恰恰是那些有钱人[旧贵族，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埃克斯塔马杜拉（Extremadura）的乡绅及退休的政府官员]通过建筑（教堂、宫殿和修道院）使货币僵化，通过艺术品使货币圣化。但没有谁屈尊动念从事工业，甚至简便的商业。 ^[110]

类似的投资模式走向也影响那些对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有相当倾向的加泰隆（Catalan）市民。布罗代尔谈到他们从商业领域转向文化领域的投资正在增加。“这难道不是巴塞罗那经济戏剧的一个片断吗？巴塞罗那的市民阶级开始将货币投放在土地上，而不再继续用它进行海外事业的冒险。” ^[111]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该时代欧洲最重要的帝国中心的市民正将他们的海外投资转向谷物的增长上，而不是建筑他们的工业基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12] 这里存在另一个困惑。许多学者有维勒（Vilar）类似的评价：“使西班牙寄生性富裕起来的那些金块银条……流入了那些购买力最大的国家。” ^[113] 维森斯也说：“的确，卡斯提尔在与欧洲其他国家争斗的紧急时刻依仗的是从前来自美洲的金银。” ^[114]

这里有一个因素可以肯定，那就是外国人长期处于关键性的地位：热那亚人、荷兰人、葡萄牙的犹太人、法国人。 ^[115] 另外是查理五世不愿以“民族主义”角度考虑西班牙，也不愿在卡斯提尔的市民阶级受到一系列不利因素冲击之前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 ^[116] 这些因素是价格上升，贵族的奢侈品消费以及通货膨胀和皇帝借贷造成的反保护主义后果， ^[117] 这一切都与泛欧洲的哈布斯堡帝国搅和在一起。这两个因素的后果，在西班牙内非西班牙人金融利益的优势地位和政府不愿（或许是不能）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导致了西班牙经济地位的逆转。 ^[118]

在不反对外国商人的同时，西班牙倒是走上了一条驱逐西班牙的非天主教徒的自我毁灭的道路。西班牙作为领导反对欧洲新教主义和地中海沿岸的伊斯兰主义的国际地位〔曾经在1588年遭受了无敌舰队（Armada）的失败〕必然导致在逻辑上一贯到底的国际主义政策。1492年驱逐犹太人，1502年、1525年驱赶摩尔人，在整个16世纪迫害马兰诺斯人（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Marranos）和“伊拉斯莫派”（Erasmians），西班牙在1609年驱赶了最后一个伪宗教少数民族，即所谓的摩里斯科（Moriscos）人。摩里斯科人约30万，大部分是农人，散居在巴伦西亚（Valencia）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 ^[119] 摩里斯科人起义的“爆发”撕裂了西班牙人的内部社会组织。它部分标志着17世纪前10年经济后退的开始，同时也是西班牙国际形势恶化的起点。 ^[120] 它是一个由西班牙带有市民阶级因素的人们发起的旨在反对大领地主（Latifundias）土地贵族阶级的运动，其最后结果是要打破这个阶级与资本主义增长不相适应的垄断。 ^[121] 但是土地贵族通过拒付由市民阶级提供的贷款捞回补偿以挽救自己，他们的行动得到政府的支持。 ^[122] 维勒（Pierre Vilar）是这样概括其后果的：“这样，不仅没有伤害封建经济，反而重创了债权人自身：富有的自耕农（Labercurs riches）和市民阶级”。 ^[123] 最后的后果带有双重性。一方面，“摩里斯科人的风暴打破了伊比利亚半岛一个多世纪的平衡。卡斯提尔受冲击后，就破坏了巴伦西亚和阿拉冈（Aragon）的依恃。” ^[124] 另一方面，它加深了已然严重的经济困难，促使西班牙寻求挽救其衰亡的短命的替罪羊。

同时，政府发现自己外债缠身，由于拒付债务可能出现预算危机（1557，1575，1596，1607，1627，1647），最后是，“不能预备更多的货币，就不能继续进行战争。” ^[125] 在国内，“查理五世不可思议的代价高昂的海外政策及其对支付这些政策的财政贷款的依赖”产生的结果，艾略特（J.H.Elliott）认为，不仅确立了“海外银行家对国家财富资源的控制，而且也保证了在卡斯提尔负担的正面冲击被那些至少能够承受它的阶级所承受。” ^[126] 西班牙的窘境早在1600年就被一个名叫冈萨雷斯（Martin Gonzalez de Cellorigo）的律师所预言：“所以，如果西班牙没有黄金或白银，那正是因为它有；其贫困的原因正是由于它的富有。” ^[127]

伴随着没有能力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机器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导致了广泛的强盗般的劫掠，对此，国家很难妥善处置。 ^[128] 官僚机构的“迟缓”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重重困难造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僵化，“西班牙国王们的统治能以些微的变化和改革得以继续下去。” ^[129] 所以，尽管国家的收入在减少，国家仍能维持，甚至增加了寄生的宫廷官僚的奢侈品消费水平。

登峰造极的打击或许在人口数目的方面（如我们所说，当它发生的，即已作为各种内在因素开始起作用）。如果在“第一个”16世纪时西班牙的人口（或者说至少在卡斯提尔）不少且在增加， ^[130] 那么到“第二个” 16世纪这种情况即已不复存在，有种种原因：向美洲的移民，军事死亡，1599～1600年在安达卢西亚和卡斯提尔发生的饥馑与瘟疫，还有，如我们所知，1609年摩里斯科人起义的爆发。所以，并非因为西班牙比欧洲其他地区莫名其妙地缺少管理水平， ^[131] 而是因为，如我们已提出的理由，国家机器建构的不足和不适当， 用艾略特（Elliott）的话说，“不利的环境太强大了”，而且西班牙证明“对长期收缩的现象有某种……过敏”，这是肖努（Chaunu）的话。 ^[132] 总之，西班牙没有成为欧洲首要的权力国家。相反，它注定要成为半边缘甚至边缘地区，直到20世纪，它才开始迟缓地回升。西班牙的衰落亦不是孤立的。它与那些与它升高曾经有联系的欧洲地区同时跌落下来：北部意大利、南部德国、安特卫普、克拉科夫（Cra-cow）、葡萄牙。总的来看，除葡萄牙以外，所有这些地方在本质上都是城市国家，他们既为哈布斯堡（与西班牙）帝国服务，也为世界经济服务。他们的繁荣并没有能在“第二个” 16世纪的世界体系的重构中得以长期残存下去。

这个新的体系将史无前例地支配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其中心国家将相互交织在一种恒定的经济与军事的引力之中，向拓展边缘地区（正是拓展削弱了国家机器）的特权挑战，并允许某些实体扮演一种特殊的、中间的角色，作为一种半边缘地区的权力。

中心国家自己也从哈布斯堡和瓦罗亚帝国的经济灾难中汲取财政教训。他们决意走出已经失控的财政迷宫。首先，他们寻求建立对进口的控制机构，这使他们能够保持一种有利的贸易平衡，这是一个在当时开始流行的概念。 ^[133] 但是国家并不仅仅关心贸易平衡。他们也关心恶劣的民族产品，尽管他们没有这样称，也关心在国民生产总额GNP的地位及对它的操纵。其结果是，正如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所指出，到“第二个” 16世纪末，“国家自身变成了信贷来源，而不是到目前为止仍在提供基金的银行。” ^[134]

这样，就开始了一个转向内部的时期。总的来看，接下来的时期或许可以被认为，如沃纳姆（Wernham）所说，“是现代欧洲历史上最严峻和难挨的时期之一”， ^[135] 但是最初的矛盾反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国家之间暂时保持一种相对的平静——这基于一种产生了“争吵与仍易破裂的共存”的厌倦心理。

这种政治上的向内转变——即国家主义，也不必认为是一种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的本质有必然联系。回顾一下各国的人口是重要的。 1600年法国估计有1600万人口，乃欧洲最大的国家，尽管众多诸侯国的德意志人加起来有2000万。西班牙和葡萄牙（1580年统一后）大约1000万，英国和威尔士（Wales）450万。人口密度差别极大。那些传统的工商业地区名列榜首：意大利每平方英里114人，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104人，法国88人，英国和威尔士78人，西班牙（和葡萄牙）另有44人。

绝对的人口数与密度则不准确。人口数意味着战争与工业的力量。它们也意味统治与吃饭的口数。正如我们以前的讨论中所提到，最理想的规模远远不太清楚。至于“第二个” 16世纪，斯普纳（Frank C.Spooner）对人口扩大的经济利益表示怀疑。他谈到“减少的转变”。 ^[136] 首先，在卡托坎布雷条约之后，“西欧的经济活动处于一种相对轻松和恢复时期。” 这是银通货膨胀时期，使德国的银矿竭尽开采；黄金增值，同时也刺激了欧洲的经济。 白银通货膨胀的一个后果是，如托尼所注意到的，“到16世纪后半期，农业、工业和国外贸易都大大依赖信贷”。 ^[137] 第二个后果是，对西方人来说，它明确地将经济重心从中部欧洲移到新的沿大西洋沿岸的贸易。斯普纳提到卡托-坎布雷和约，说它“并非结束了一个时期，而是开辟了未来”他说：“未来的道路铺设在……横跨大西洋及世界的七个海洋区域。” ^[138]

从经济上来看，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不是重心落在大西洋，而是向北部倾斜。佛里斯（Astrid Friis）讨论道，更确切地说，“在尼德兰和英国的特殊的海上贸易的扩张是与波罗的海地区货物尤其是谷物，进入欧洲其余的部分、进口的急速扩张相伴随的。” ^[139] 在她看来，金银、信贷及财政的危机并不是经济（及政治）变化的内因，而是它的结果。 ^[140] 在此种情况下，银钱市场上紧张的直接原因是谷物的缺乏。 其结果之一就是，大大地加强了阿姆斯特丹——其时已然处在波罗的海地区谷物市场的中枢，所以它就保留有比安特卫普和南部各省城市更多的偿债能力。

这样，我们就从塞维利亚步入了阿姆斯特丹。“第二个” 16世纪的故事是阿姆斯特丹怎样孤立起哈布斯堡帝国的金钱，为世界经济编织一个平滑运转的网络。正是它使得英国和法国开始作为强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甚至具备强大的“民族经济” 。

这些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世界经济第一个扩张阶段在该时期临近经济的结果。这是“大潮开始消退的时刻，似乎它的上升缺少克服障碍和阻力的必要能量” ^[141] 现在我们看看传统的人口与财政中心，低地国家与北意大利的反应。然后，在下一章我们将论述英国不仅仅作为欧洲第三个政权中心（还有法、西），而且也作为工业领域内发展最迅速的国家出现在历史舞台，同时讨论法国实现从帝国到国家主义转向的途径，它受从体制转换里获取足够利益的因素所制约。

该时期低地国家的重要性如何？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他给肖努（Chaunu）的论大西洋贸易的“大著作”（Magnum Opus）的序中提出——不，是肯定了——通过比较的来往于尼德兰范围内的贸易：

从经济史角度观察具有较大的深度；从世界与文化史角度看具有较大的广度：这种从北到南，从南到北的大量货物贸易之间有共同的地方，即有用而不珍贵……这类沿海贸易，粮食的、物物交换式的，小宗贸易与短途运输——仅仅考虑到从美洲到欧洲的贸易，不计其数如贵金属对于恢复欧洲的经济与政治实体的作用，以欧洲强权的宏伟政策以至于加速和促进无数领域内社会制度：商人的致富及金融资产阶级增加，正如许许多多福格那样的家族达到了王公的水平；渐渐衰颓的贵族为保持其地位和荣耀只能靠剥削财富创造者的利益来攫取财富；身为欧洲长期霸主的哈布斯堡家族作为海外金银的主人：与这些伟大事件相比，这种地方性、主要由那些在朦胧的天空下拖着大腹便便的驳船所组成的家常便饭式的贸易（Trafic Casanier）到底有何重要性？ ^[142]

事实究竟怎样？这是一个问题。即便费弗尔（Febvre）所列举的事实大体正确——似乎有理由相信他严重低估了北部贸易 ^[143] ——面对费弗尔的散文式的惊人华丽的辞藻我们也会犹豫。因为这种地方性的、家常便饭式的贸易为新兴工业和城镇居民提供了原材料和食物。 ^[144]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奠定和规定了新的欧洲劳动力的分布。毕竟，贵金属必须用于购买现实的货物，正如我们所知，对西班牙而言，贵金属的意义并不比各类等算它的账目更大。

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围绕低地国家贸易的经济中心的问题。它还是一个运转世界经济财政与商业中心所必需的新技术的特殊问题。它要求这样的技术，即使荷兰能够掌握从葡萄牙人手中接买过来的世界香料贸易，如同我们从“第一个” 16世纪转移到“第二个” 16世纪一样。 ^[145]

就欧洲内部贸易而言，低地国家的重要性当然不是新鲜事情。正如宾多夫（S.T.Bindoff）提醒我们的，“从11到17世纪的尼德兰……是欧洲贸易枢纽之一……” ^[146] 我们已经谈到了安特卫普在“第一个” 16世纪的关键性的地位。 ^[147] 安特卫普在1559年衰落， ^[148] 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其延续性并不明显。如我们所知，阿姆斯特丹填补了这个空缺，但是斯通（Lawrence Stone）认为理解这个事实的一种方式是把它看作是英国的失败，正如荷兰的成功一样，这个失败“延缓”了英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优势。 ^[149]

这样，阿姆斯特丹的成功不仅在政治上同时在经济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什么政治结构使这个成功成为可能的呢？16世纪的最后50年不仅标志着阿姆斯特丹的兴起，而且还包括尼德兰革命，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界限如同其社会内容一样模糊不清（更确切地说是有争议）。

首要的问题是，这是一场革命吗？如果是，那么是民族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还有，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何区别？我不想在革命的概念上离题太远。我们也不打算为讨论这个问题而一定要进行这个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强调，在我看来，就尼德兰革命而不是现代任何别的“大革命”而言，这个问题并无太多歧异（可以肯定是不能再清楚了。）

历史文献在解释它时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有人认为革命本质上是“荷兰”民族——即北部尼德兰人，加尔文主义者为了自由与独立与西班牙政府进行斗争的历史，而后者则得到“比利时”（南部尼德兰人）的天主教徒的支持。另外有人认为它本质上是全体尼德兰民族勃艮第人（Burgundian）的反叛，得到了所有宗教团体的支持，成功地解放了半个民族。

在查理五世的时代，尼德兰的内部政治与欧洲其他地区并无明显区别，贵族们与他们的君主相处有一种矛盾心理，既害怕他的增长的政治与经济权力，又将他看作反对资产阶级和大众起义共同利益的保护人，还要向诸侯寻求资财援助自己的“非长房儿子”或是没落的子弟。斯米特（J.W.Smit）以非常切合实际的评论结束了对它的历史考察：

无论如何，如果我不把起义者视为一个集团，如果我们注意有大量的起义，则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这些起义代表各种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团体的种种利益和思想：有时各行其是，有时相互冲突，有时汇集成一个单独的运动。 ^[150]

从正在发展中的世界体系角度，我们必须问为何在“第二个” 16世纪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当然，法国除外）的时代，单单在尼德兰发生了一场复杂的民族社会革命以及它为何取得那么大的成功， ^[151] 这样，就最终与君主站在一边了。 ^[152] 然而，我们突然发现了一种情景：“新兴城镇的那些灰心丧气的资产阶级与绝望的、没有社会地位的匠人们合流，贵族们的兴盛与没落以及当地的扰乱，汇合成了一场总的革命。”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我认为革命爆发的关键不是工匠和城镇工人对社会的不满，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毫无疑问将成为革命的极大的受惠者：关键在于，大部分尼德兰贵族突然害怕君主不再是他们的代理人，他的政策将很快对他们的利益有决定性的威胁，而他们又没有说服他改变政策的政治可能性：因而既然他的竞技场（西班牙帝国）是如此之大，如果建立的话，他们也难于控制。 ^[153] 总之，他们有一种“民族主义者”式的反抗反应。 ^[154]

让我们看看证据。那儿的贵族，正如别的贵族一样，债务正在增加。而且，皇帝正在截夺他们现有的收入来源。 ^[155] 当菲利普二世接位时，他突然遇到对财政征收的抵制。 ^[156] 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是曾试图这样做过——皇帝对财政高度的控制是与因物价上涨导致的贵族实际收入的降低分不开的。卡托坎布雷和约导致的破产与经济困难使得情形突然恶化。 ^[157]

然而，就在经济陷入绝望之际，菲利普二世在1559年获得罗马的允许建立新的主教管区。该行动是打算使政治和语言疆界合理化，增加主教管区的数目，并要求主教职业化（即只要求神学家而不是那些大贵族的儿子们担任主教）。而且，该计划要求馈赠给新的主教管区的基金主要取自某些过去及现在在财政上独立的大修道院，新的主教将在各种政治性的集会或场合取代旧的修道院长成大主教。毫无疑问，正如盖尔（Pieter Geyl）的精辟论述，它表明菲利普将是一个“勤勉的”国家缔造者。 ^[158] 当然，“也无须怀疑，围绕这样一个加强国王权威的计划会掀起一场抗议的风暴，尤其是他的计划未获各方信任之时。”

另一方面，贵族试图将国家议会（Council of State）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贵族行政实体。” ^[159] 菲利普拒绝了这种要求，作为要挟，他退出了西班牙的部队，留给尼德兰政府的只有当地贵族提供的和部分市区部队作为维持秩序的力量。如果有人将这幅图景与1560年代的衰落引起的下层阶级及中层资产阶级的不满 和现在将近40年的教会势力的衰微结合起来，那么，一场起义就会成为可能：

对宗教漠不关心的暴民攻击监狱——可恶的、压迫者的象征，并释放新教徒，信仰自由变成一个普遍的口号，要求成立自由的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成为反抗者政治纲领的中心。一时之间，这些口号竟成了一个民族或是各省区之间的统一的信念；它们是一些简单的原则，重要的是多数人的社会要求。

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卡托-坎布雷和约签订后不久的情况，该条约允许特伦特宗教会议（Council of Trent）恢复召开，这样，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将成为制度化。 ^[160] 从此以后，天主教徒与西班牙王权将空前地融为一体。

“革命”历经几个阶段：第一次起义（北方和南方）及其被镇压（1566～1572年）；第二次起义（更多的是“新教徒”）仅仅只有北部的荷兰和泽兰（Zeeland），以根特和约（Pacification of Ghent）缔结告终（1577～1576）；南部佛兰德一次激进的起义（1577～1579）；从1579年开始，该国一分为二（北部是联省，南部是亲王权者政权）；1598年有一次尝试性的统一；最后的休战是在1609年。

通观这一时期，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矛盾——在一开始错综复杂——随着新教徒的斗争，更确切地说是“新教化运动”的进行而逐渐呈现清晰形式。“新教化”的北方有着一个后来与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的为了北方的民族独立的政权，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通过延续至17世纪的斗争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增长。开始之际，或许微不足道，即使是被冠以“帝国的失败”的西班牙也足以能够阻止它， ^[161] 更何况有我们将会看到的，新的欧洲权力均衡。的确，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西班牙所受到的压力，实际上西班牙的每一个政治转折点——从1557年到1648年的尼德兰关系——都以西班牙的财政危机为直接先导。 ^[162]

尽管尼德兰革命是一场“民族主义者”运动，但其开始包含有宗教因素。当贵族在开始试图垄断与国王争吵的形式与性质时，加尔文主义者却把他们被指定的、被动的角色发展成为一种疯狂——这就是席卷国家南北的“偶像破坏运动”（Breaking of the Images）。盖尔描述当局“被吓呆了”，加尔文主义者领导者们自己也感到“吃惊和窘困”。 ^[163] 这是一种思想意识激情与革命掺和起来的宗教，使舍费尔（I.Shǒffer）把“偶像破坏运动”比作巴士底狱的风暴和1917年彼得格勒（Petrograd）街头的暴乱。 ^[164]

虽然这个阶段很快过去，作为一个革命团体的加尔文主义者的力量，依照科尼斯堡格（H.G Koenigsberger）的类比作为16世纪的雅各宾党人（Jacobins），意味着在别人跌倒路旁之时他们仍有耐力来用“人海恐怖”策略，所然能够“在战略性的时刻动员大众”。 在《根特和约》（ Pacification of Ghent ）中，当局试图解决因宗教分歧引起的冲突，他们仅仅是将在荷兰和泽兰（Zeeland）的改革派集中起来，并进一步验明其政治与宗教的身份， ^[165] 这最终导致了在新教控制地区的“新教化”运动。1579年的分立使得两边都进一步巩固，也导致了漫长的宗教两极分化。 ^[166] 两边行政管理的实际界限是地理与军事因素的结果。南部的尼德兰地势开阔，在那里，西班牙骑兵可以纵横驰骋。北部地区密布水路和其他不利骑兵运动的障碍。简言之，它是一个理想的游击国家。 ^[167] 随着时间的推移，靠近北方的人成了新教徒，靠近南方的则成了天主教徒。

这样，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新教主义是社会变迁的特别因素这种说法不成立——民族主义不过就是资本主义而已。更确切地说，如纳米尔爵士（Sir Lewis Namier）所言，“宗教是16世纪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168] 新教主义帮助统一了北部的尼德兰。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谈到了天主教主义是怎么样以及为何与波兰的民族主义情绪掺合在一起。在爱尔兰（Ireland）天主教也具备类似的功能。 ^[169] 并非在任何地方，宗教都肯定与民族因素有关，如在法国的加尔文主义就证明不是这样。 ^[170]

将要发生的是，在各种利益冲突的大漩涡中，新的组织结构有可能被那些奇怪而不稳定的联盟所建立。人们试图控制这些联盟。科尼斯堡格（H.G.Koenigsberger）精辟地指出：

宗教是一种能够将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益汇总起来的凝聚力，能给这些不同的阶层提供组织和宣传机器，正是它们创造了现代欧洲历史第一批真正的民族的和国际性的党派；这些党派不过是他们所属组成阶层的少数。此外，通过宗教，他们能召唤这些最低阶层和普通大众发泄他们贫困的愤怒和在野蛮屠杀、疯狂掠夺中生活无着的绝望。社会与经济的不满是每一边力量补充的肥沃土壤，一般的平民暴政在加尔文主义者的根特（Ghent）和在天主教的巴黎都出现过。 ^[171]

那么，如果宗教能作为民族的黏合剂，它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形成国家机构的社会内容。斯密特（J.W.Smit）指出，尽管有些模糊，尼德兰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资产阶级掌权，尼德兰的分立及后来的国家疆界就是权衡敌对双方力量的尺度。 ^[172]

可以肯定，贵族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卷入了进去，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但是后来他们因社会激进主义潜流的出现而被从民族主义者的行列中吓跑了。 ^[173] 但是，即使激进的社会运动在那些因经济的扩张及衰落所产生的城镇中的游民无产者中有足够的基础，如1577～1579年亨比泽（Janvan Hembyze）对根特城短暂的控制， ^[174] 那么，他们也会因失去追求民族利益的主旨和反对资产阶级而很快陷于孤立和走向自我毁灭，而且，可笑的是，从此后只能转向与国王结盟。 ^[175]

这样，逐渐地出现了城镇政府的联盟，他们很快抛弃了一切“民主的”虚饰，但也从伤痕累累的旧的西班牙体制所产生的经济负担中摆脱出来。 ^[176] 商人们为自己创立了一种松散的联盟，它没有大部分其他国家都拥有的行政机关。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软弱，但斯米特提醒我们他倾向那种观点，即荷兰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所获取的经济成就比欧洲任何君主政体都要高。荷兰的资产阶级把握一种恰到好处的改革程度以使它能够深化经济扩张，然而又能摆脱过分的权力集中。 ^[177] 这样，如果没有众多背叛现存制度的贵族，尼德兰革命可能永远不会开始。如果没有来自社会下层的激进主义潜流，这次革命可能就永远不会有第二次风暴。但是，最终成为新的社会秩序受益者的是那些拥有商行的资产阶级。

然而，为何是尼德兰而不是别的地方？我们说过，“第二个”16世纪是一个收缩的转折时代，帝国理想的失败有利于寻求创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这一个时期内，仍然有一个一切强权插手、矛盾百结的场所，这就是尼德兰。对尼德兰革命的一种解释是，它是当地的统治集团争取排斥外来政治干涉，摆脱西班牙、法国至少英国人对其自私的控制的结果。

另一种解释是，因为1559年以后，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相互均势不复存在，尼德兰便有了确认自己地位、摆脱西班牙这副枷锁的社会空隙。在1588年西班牙在无敌舰队（Armada）失败之后尤其如此。 ^[178] 并非所有这些国家都赞同尼德兰的独立。西班牙不想失去它的部分统治权。法国，尽管它想削弱西班牙，但它自身因困扰于内部的宗教斗争而动荡不宁；英国想让西班牙退出但也不愿法国进去，所以，倾向于名义上由西班牙统治，实际上由尼德兰自治。 ^[179] 然而，这种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西班牙霸权的衰落，正是问题的关键，它使联省的资产阶级们有可能左右逢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1596年，他们还在一个条约中与法国和英国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仅仅是在他们提出必须把他们看作是普通的一员之后不久之时。正如盖尔（Geyl）评论道：“法国和英国再次相互猜忌之时，正是低地国家有利可图之日。” ^[180]

尼德兰革命的意义并不是它树立了一个民族解放的楷模。尽管19世纪那些浪漫而又随意的历史编纂有可能作如是说，实际上荷兰不能作为意识形态流派变为现实的实例。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欧洲世界经济的影响。尼德兰革命产生了一种在那些艰难岁月里维系世界体系的力量，直到英国（还有法国）采取步骤最终作为加固它的准备之时。

让我们回顾一下阿姆斯特丹和北部尼德兰其他城市以前的经济历史。荷兰在波罗的海区的贸易中一直扮演上升地位。 ^[181] 他们在中世纪晚期站稳脚跟，到16世纪已有取代汉萨同盟城市（Hanseatic cities）的势头。在16世纪，他们在整个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呈上升趋势，在大约1560年达到控制该地区贸易总额中70%的程度。尽管革命期间对波罗的海贸易水平有些干扰，但荷兰到1630年时已然捞回了暂时衰落所造成的损失。 ^[182]

革命的结果不仅仅使佛兰德免于经济衰落，而且因不少佛兰德的（Flemish）资产阶级向北部移民总体上加强了北方。“如果荷兰和泽兰得以繁荣，佛兰德和布拉邦（Brabant）的勃勃生机对它的滋养是部分原因。” ^[183] 进一步说，联省在1579年宣布宗教宽容原则导致了1579年犹太人涌入的开始。“他们带来的财富和经营智慧补充了北部商业国家的繁荣，这样的移民被定义为欧洲的奇迹。” ^[184]

尼德兰内部的斗争稍有缓和，荷兰即刻从仅仅是波罗的海贸易中心一跃成为世界贸易中心。 ^[185] 再说，新的贸易增长并不意味削减被尼德兰人自己称为“贸易之母”的波罗的海贸易的重要性。毕竟，东欧供给荷兰城镇和海军需要的粮食和渔业、造船至关重要的原材料。 ^[186] 造船业反过来又成为荷兰能在各地得以成功的关键。 ^[187]

这幅图景再次表明了经济优势的积累特点。因为荷兰拥有波罗的海贸易优势，他们便成了大宗木材原料的集散地。因为他们是大宗木材市场，所以能够降低造船成本且富有技术革新精神。反过来，这又更有利于他们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的竞争。因为靠近波罗的海贸易的缘故，他们能够进一步扩大资本。 ^[188] 在这样的基础上，阿姆斯特丹成了欧洲经济的三方中心：商业中心、造船中心和资本中心，以致“很难说哪一方面最重要，或是将其中之一与另外两者分开。” ^[189] 这个优势积累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扩张主义阶段达到顶峰，随后，这种领先地位开始因设备过时、劳动力代价相对高昂等不利因素受损。

关于荷兰的昌盛有另一种解释。布罗代尔提出一个问题，即在1588年之后，英国为何没有成为海上霸主，正如他们后来那样。他发现，尽管有政治上骚乱的不快，但荷兰与西班牙的经济纽带仍然存在。 ^[190] 为何英国没有与西班牙的美洲宝地建立起同样的联系？英国还没有对西班牙构成太大的威胁，这类关系是有可能建立的。 ^[191] 而且西班牙的强大仍然足以抵抗英国。帝国也许已然失败，但是要想控制欧洲世界经济仍然依赖于西班牙的殖民财富。荷兰尽管起义反抗西班牙，但毕竟是它的一个部分。在任何情况下，荷兰都不像法国和英国，对西班牙会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这样，荷兰受益于作为小国的本身。而且受益于作为一个“财政健全”国家的本身。 ^[192] 它供给那些利用它的商人以最大限度的实惠。它的致富途径并非其他国家刚刚开始的重商主义政策 ^[193] ——本质上着眼于长远利益，而不是商人和金融阶级所追求的最大限度、时间短促的眼前利益。它的途径是自由贸易。 ^[194] 确切地说，这就是“第二个” 16世纪当它成为海上霸主时的路线。当阿姆斯特丹仍在为获取商业上的一席之地而斗争时，它早已是政策上的保护主义者。 ^[195]

从欧洲世界经济总体这个角度看，随着扩张时代的结束，在众多的国家都致力于内部的政治与经济机制之时，荷兰的世界贸易成了推动机器运转珍贵而又富有活力的润滑液。反过来说，不管怎么样，尼德兰政策的成功仰赖于这样一种事实：无论是英国或是法国都没有将他们的重商主义潮头推向一个临界点，即真正侵蚀那些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为荷兰商人运转的市场。 ^[196] 这大概是因为荷兰通过与西班牙藕断丝连的联系得以控制一定的银钱市场相对强大的原故。 ^[197]

如果阿姆斯特丹接替了塞维利亚，如果北部尼德兰成了“第二个”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商业和金融中心，那么，我们怎么描述北部意大利城市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描述看似扩展而非收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在这个时代的准确地位？我们要说的是，这种扩展是过眼烟云，它掩饰了在金光闪闪的外表下面一种没落的过程，到“第二个”16世纪，这些地区都降到了欧洲世界经济的半边缘地位。

阿姆斯特丹真正高潮始于1590年。1557和1590年之间的危机导致了尼德兰革命。在这段时间，尼德兰在世界商业中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下降。结果，热那亚承接了以前属于安特卫普的部分职能。 ^[198]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因安特卫普的衰落而不得不大受损失的英国（因为安特卫普的衰落阻止英国对美洲金银的获取）， ^[199] 也从事对金钱的近距离军事袭击，这使得西班牙人的金银舰队改道热那亚。 ^[200] 这样，热那亚的力量部分地因尼德兰的骚乱而复苏，部分地因为它全副身心投入经济活动 ^[201] 和与西班牙的君主和商业体制延绵不绝的密切联系 ^[202] 而加强。这些联系的起源我们已在前面讲过。

至于威尼斯，该地在“第一个”16世纪是地中海贸易衰落区（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征服，葡萄牙人通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影响），“第二个” 16世纪则出现贸易上的伟大复苏希望，尤其是在东部地中海。 ^[203] 这种复苏已然在1540年开始，部分因葡萄牙人控制印度洋贸易的无能， ^[204] 部分归因于凌驾在葡萄牙人之上的威尼斯富有竞争性的优势， ^[205] 部分归因于葡萄牙人在欧洲的软弱， ^[206] 同时也与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危机有关。 ^[207]

但是北部意大利的复苏未能延续下来。无论是它的农业还是工业基础都不稳固，不像北部尼德兰，尤其是英国那样；我们已经说过，到17世纪意大利已然衰落。

农业基础的薄弱是多方面的，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1580至1620年之间的人口增长。 ^[208] 我们已经说过它的土地相对紧张。的确，在“第一个” 16世纪期间，正如受益于衰落的贸易一样，出现了转向农业，尤其是小麦的投资。 ^[209] 这在那些不允许从事城市商业的修道院系统尤其如此。这在1570和1630年之间，威尼斯 ^[210] 附近的特拉法尔玛（Terraferma）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当地的投资者顺应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和工业利润的降低。

尽管农产品增多，饥馑仍然存在。从社会制度角度来看，解释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因，它是偶然的，也是客观的：16世纪的最后10年雨量的突然增长、气候突然下降导致了沼泽地的增加，随之是疾病流行。 ^[211] 后者特别严重，因为意大利由于内部殖民过程中土地开发的扩展已然受沼泽增加之苦。 ^[212] 有人或许会认为一个有那么多金银通货的地方本应进口小麦。某种程度上似乎确是如此，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创造食物短缺而扩大饥馑的影响， ^[213] 但明显不能为工业生产维持一个农业基础。有人推测那些新的大的农业生产者（如像修道院）不愿转让其政治影响以扩大谷物进口。 ^[214] 当然有成本因素在内。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太遥远，埃及和叙利亚的常常又不能利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也比较短缺，同时也因为与土耳其人的战争状态。 ^[215]

再说，他们进口谷物，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敲了竹杠，而且是经由他们的商业对手——荷兰之手进行的。阿姆斯特丹控制了波罗的海的谷物储备，并随心所欲地施舍。 ^[216] 荷兰这种优于北部意大利的商业环境优势可因世界经济产生的连锁环节而转化成为某种更持久的东西。斯普纳（Spooner）评论道，新的发达的信用技术——背书汇兑票（Patto di ricorsa）（一种短期信用形式）以及公共银行——所有这一切恰好在这时候出现。这种信用体系是国际性的，而且，随着北部意大利开始衰落，这类活动的地点毫不费劲地转移了。 ^[217] 因为正如在别的地方一样，热那亚的商业金融家为了拯救自己，也无须太多顾虑地理本位问题。

但是工业呢？难道北部意大利不是一个工业中心，尤其是威尼斯，不是一个充满新生活的地方？艾略特（J.H.Elliott）提到1560至1600年间新的投资，一个“富足的辉煌时刻”。 ^[218] 然而富足为时不久。从1600年时欧洲发达的工业区之一，北意大利到1670年变成了一个郁闷的农业地区。我们已经暗示过，这种繁荣不太真实。塞拉（Domenico Sella）谈到16世纪晚期威尼斯的经济繁荣时说，它并不能“抹去其所赖以立足的基础比过去更加狭小的事实，相对地，它的经济也就更加脆弱。” ^[219] 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法国、英国主顾失去了，因为他们本国的纺织品工业增长。从此以后，市场或多或少限于北部意大利和德国。第二点是海上运输现在越来越多地是在非威尼斯人的船队掌握之中。正如奇波拉（Carlo Cipolla）所说：“该国整个的经济结构太取决于它的能力，即能不能提供向海外出售很大比例的加工成品和服务。” ^[220]

太依赖产品的出售又意味着什么？原来，世界经济中心地区成功的秘密在于，以他们的成品交换边缘地区的原料。但是这幅简单的图景省略了两点因素：保持原材料低价进口的政治经济能力（我们已讨论过，尼德兰比北意大利更有可能）及在中心国家的市场上与其他中心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能力。

这个故事相当简单，当荷兰人可能在英国向英国人低价出售产品时，与此相反，意大利人则有可能是高价出售， ^[221] 这显然不合时宜。 ^[222] 意大利手工业行会使得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国家税收也相对较高。意大利人为优质产品市场而生产，其他人则经营色彩明快、丰富的布料——不耐久、质量相对较次，但是便宜。现代工业成功的秘密在其早期就显露出来了。当三十年战争搅扰德国市场时，同时也伴随着灾难：组织工业生产的衰落；资本投资的枯竭；为逃避行会劳动力的昂贵和税收者，工业向郊区（农村）转移。既然工业没有竞争性，他们也就逐渐趋于削弱乃至消失。 ^[223]

北部意大利至少应扮演北部尼德兰的地位吗？有可能，但可能已没有他们的位置，荷兰比威尼斯、米兰或是热那亚都更有资格、更适合充当此任。北部意大利也能步英、法的后尘，因为他们缺少政治上的统一。 ^[224] 当黑死病在1630年袭击意大利时， ^[225] 食物压力倒是减轻了，但它也提高了工资水平。它已经无多少意义。这样，北部意大利就完成了从中心地区向半边缘地区的转变。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西班牙在这个时期也一直在发生同样的转变。毫无疑问，北部意大利的衰落从未达到像其他地中海地区那样的程度，比如南部意大利 ^[226] 和西西里， ^[227] 但这也是前几个世纪的小小安慰。洛佩兹（R.S.Lopez）在详述1450年以来基督教的地中海地区所不应发生的一切时，悲哀地得出结论：“非常明显，地中海人的优势已不可能在如此多的灾难中幸存下来。” ^[228]

Jacques Bellange.（1612-1617）
Washington，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Rosenwald Collection.

“两个乞丐在争斗”。比拉格（Jacques Bellage）的蚀刻画。他从1602年到1616年是在南锡（Nancy）的洛林宫廷（Court of Lorraine）的官方画家，雕刻家和装饰家。这幅蚀刻画作于1612～1617年间。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国家艺术画廊，罗森沃德（Rosenwald）收藏品。

---

[1] Chaunu， Séville ，VIII，（1）.p.14.

[2] Jaime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Spain ，2nd ed.（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70），76.

[3] “没有14、15世纪的危机，没有卡斯提尔（Castilian）羊毛可能降价的吸引，没有众所周知英国羊毛出口的减缓，没有意大利城镇活跃的织布工业，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卡斯提尔的牧羊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布罗代尔（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84.

[4] “1348年在马德里加尔（Madrigal）召开的国会（Cortes）要求禁止外国织布进口、卡斯提尔羊毛出口的建议实际上表明了，15世纪的织布工业获得相当可观的发展。这个决定性的保护政策并没有被约翰二世接受，因为他对梅斯塔（大牧羊主）（Mesta）和那些从羊毛贸易中获利的人有坚定的干预态度，那些人包括：商人、羊毛收购者、掮客。之后是大地主开始了阻止卡斯提尔资产阶级发展的猛烈斗争。这是我们必须理解1462年托莱多（Toledo）国会协议的那种含意。当时亨利四世（Henry IV）将眼睛盯住梅斯塔（Mesta）出口比例中的1/3，这部分可被卡斯提尔的织布工业保留下来。如果在国内有任何积累财富的意图，然后利用这笔财富去国外为贵族挣大钱的话，这个比例并不高。”Jaime Vicens Viv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p.259～260.

[5] “卡斯提尔基本上是一个原料，羊毛的出口者而不是织布出口者，而且……天主教君主重商主义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鼓励梅斯塔（Mesta）大量畜养美利诺羊（merino）另一方面，羊毛制品业已繁荣起来的英国，其9/10的羊毛传统上是输向佛兰德（Flanders），随着养羊规模大幅度增长，14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与原料工业形成同步的政策。”José Larraz， La època del mercantilismo en Castilla （1500～1700）（madrid：Atlas，1943），20.

[6] 瓦伊塔尔（LuisVitale）列举了五点理由说明为什么封建主义在西班牙比别的西欧国家更软弱。它们综合了阿拉伯—穆斯林（Arab-Moslem）征服的影响，梅斯塔的地位以及早期资产阶级的地位。See Latin America：Reform or Revolution ？pp.34～36.

[7] Maravall，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I，p.791.没有必要谈论大地主经济地位的软弱。相反，维勒（Pierre Vilar）讨论了西班牙帝国“是封建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事实基础。“Le temps de Quichotte，” Europe ，34，No.121-122，janv.-férr，1956，8.
然而，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讨论了为什么像拉蒂芬丁（大领地制）（Latifundia）这种现象不能被考虑为“准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农业”。可参见维勒（Vilar）：“在西班牙……尤其是在卡斯提尔以一种再征服的方式从事征服：用封建的方式。土地的占有，强制性地奴役别人，搜刮金钱，这一切都不是为资本主义意义的‘投资’作准备。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倒可能这样做。从大约1480至1550年，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然而，因资金周转的关系，他们首先尝试的是港口、集市这类不稳定的资本主义。进一步说，‘生产力’——土地、人、技术发明的安排——都迅速与卡斯提尔平原上的报酬递减律相抵触。所以，在1550年之后，他们就感到投资收效甚微。一面耗费，一面输入，一面借贷收取利息。几乎没有生产什么。价格和工资上涨，寄生现象普遍，企业亏损。贫困接踵而至。”〔Ibid.，pp.9～10.〕
维勒（Vilar）的“港口和集市不稳定的资本主义”似乎参考了马克思对商人资本的进步性的怀疑：“然而它的发展……不能自我促进和解释从一种生产模式向另一种生产模式过渡……相反，在任何条件落后的地方，我们发现商人资本都居支配地位。” Capital ，III，Ch.XX，p.327.Italics added.

[8] “正是‘货车运输’使卡斯提尔得以保证它同围绕它的半岛的边缘地区之间的联系，也是这种‘货车运输’常常使其与海洋脱离联系。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对卡斯提尔自身，如[加西特（Ortegay Gasset）]所说，‘使西班牙’……难道不是一个高效率的政府首先要求的交通状况的例子吗？卡斯提尔……因为这一切的原因，竟成了重心、西班牙的心脏。”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49.

[9] “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限制和调整梅斯塔（Mesta）羊群的Portazgos〔古代税收，由城镇征收通往市场途中的货物和牲畜的税〕具有特别兴趣，原因在于将这个组织作为鼓励国内交往手段大大增加的重要性上。贸易的民族化，从地方、大的都市向民族市场的演进，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其深远的意义为半岛上这些开明的君主首先予以重视。”Klein， The Mesta ，p.223.

[10] “所以，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政策的作用在于肯定和加强了卡斯提尔中的社会阶级制度，同时，也为那些在前统治时期没有希望获取特权地位的许多人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机遇。发展的关键之一是教育，它甚至会导致形成一个皇家服务机构。另外就是财富，尤其是城镇的财富，它使富商家庭（包括犹太出身的家庭）与那些受人尊敬的贵族的联盟成为可能。”J.H.Elliot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New York：Mentor，1966），113～114.

[11] Maravall，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I，p.805.

[12]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117.艾略特（Elliott）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有关他们统治的消极性特征。See pp.123～127.

[13] Vilar，. Past & Present ，No，10，p.32.加拉（Alvaro Jara）补充说，西班牙能翱翔起来，是因为它征服拉丁美洲：“西班牙并没有从欧洲的网络中脱离出来，相反，它接受了来自后者的金融中心及与之有种种往来的经济必然性的影响及反馈。不论这是西班牙消费的需要（从总供给的意义上理解消费）或是君主制军事活动的要求，对印第安人的殖民构成了一个保护性的背景，没有它的帮助，要解释西班牙的优势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就不必说明西班牙征服美洲广泛的冲突（rasgos总貌）——其基础是私有企业——与大都市政府部门的需要之间共同利益的巧合，它鼓励一种征服形式，这种形式能够在既不需要冒险也不需要巨大开支的情况下积累大量的金银财富。”“Estructuras de coloniza-cion y modalidades del tráfico en el Pacifico surhispano-americano，”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ens le monde ，XV-XIXe siècle ，VII Collogue，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Paris：S.E.V.P.E.N.1965），251.

[14] “从15世纪最后的10年起，在北非城市中，苏丹（Sudanese）的黄金开始断流，至少数量下降……地中海周边竟然成了一个提供金银的重要地区……所以，北非本地的繁荣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迅速坍塌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唯一的原因是：1460年，葡萄牙探险者接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1482年开始，圣豪尔赫达米纳（São Jorge da Mina）……建立起来……这开始了对撒哈拉（Saharan）经济运输线的真正‘占领’，一种方向上的转变。”Fernand Braudel，“Monnaies et civilisation：de l’or du Soudan a I’argent d’Amerique，” Annales E.S.C .，I，I，janv.-mars 1946，12～13.

[15] “在关注阿吉因（Arguin）的葡萄牙贸易各据点与圣豪尔赫达米纳（São Jorge da Mina，1482～1484）在非洲黄金买卖的影响时有很多误解。我们必须承认，阿吉因（Arguin）的贸易界标某种程度上更改了苏丹黄金出口的方向，然而也没有损其人民的利益……当欧洲人，这些新的金矿买主到达阿吉因（Arguin）之际，苏丹人和柏柏尔（Berber）游民已经在这个贸易中领先，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在贸易中的地位。这对传统的黄金购买者来说并不确切，那就是说，似乎马格里布人（Maghrebian）和埃及人将会感受到欧洲竞争者出现在西非海岸的影响……。
在目前的研究阶段，我们倾向于认为苏丹人对马格里布人和埃及人的黄金出口或许在实际上减少了，但这种现象对阿拉伯世界并不是灾难。我们也怀疑瓦尔丹（Quardane）的金银流通的减少会是米纳（Mina）港贸易地点的变动引起，它位置很远……
不管怎么样，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根据Tarikhes-Soudan 一书，詹内（Djenné）仍然是撒哈拉以盐换金的交换中心。”Marian Malowist，“Le commerce d’or et d’esclaves au Soudan Occidentalo” Africana Bulletin ，No.4，1966a，56～59.

[16] See Miguel Angel Ladero Quesada，“Les finances royales de Castille á La veilla des temps modernes，” Annales E.S.C .XXV，mai-juin 1970，784.

[17] 热那亚人和其他非西班牙人不仅仅在寻找贵金属和与西班牙的商业往来中，而且在加那利（Canary）群岛的初级产品的生产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See Manuela Marrero，“Los italianos en La fundución de Tenerife hispánico，”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Evi moderni e contemporaneo.（Milano：Dott.A.Giuffrè-Ed.，1962），329～337.

[18] “它是热那亚人的一种光荣，如果是一种光荣的话，因为只有热那亚一直寻求反葡萄牙人的办法。”Braudel， Annales E.S.C .，I，p.14.

[19] “哥伦布（Columbus）在葡萄牙的失败可以从政府的地理知识及商业贸易的增加和进步那里得到解释，如果一个人是敏感的，尤其是考虑到那么遥远的距离，又有谁会愿意出钱，愿意相信那些依靠如此明显错误的假设的人呢。
加之葡萄牙已深深地投入到非洲探险的成功的政策之中，投入到经由苏丹直达香料群岛的探寻中，不可能考虑哥伦布关于寻找另一条路线的希望渺茫的建议。”Chaunu， Séville ，VIII（1），pp.89～90.

[20] “在一个人拒绝认识在16世纪早期和18世纪之间有一次技术革命之时，他就拒绝承认卡斯提尔的地位主要得益于其‘再征服’的先锋地位，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叉点，向北的贸易风向的风头，中部纬度地区至南纬地区逆流点（contreflux），而把一切归咎于机会，这是荒谬的；从帕洛斯（Palos）出发的热那亚海员对美洲的发现，而且，以同样的精神，安达卢西亚（Andalucia）的垄断，人们一旦忽略了风向，安达卢西亚在16世纪漫长而经验丰富的生活，南部伊比利亚人的努力，变成了荒唐的幻想造成的荒唐之果……”Chaunu， Séville ，VIII（1），pp.236～237.

[21] “西班牙属美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达到了它的领土范围。对阿劳卡尼亚智利（Araucania Chile）征服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殖民地的美洲为了生存和发展，很快将自己纳入一个有效的海外商业体系基础之上。运输的成本需要大量丰富的产品。它宣告最初的美洲是唯一的能够很快生产这些财富的体制。”Pierre Chaunu， L’Amérique et’les Amériques （Paris：Lib.Armand Colin，1964），85～86.

[22] “这个扩张的第一阶段的动力多么令人惊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是一种结构上的突破。这种悬殊很容易解释：1504～1550年，这不是一个由虚无向存在过渡的时期吗？”Chaunu， Séville ，VIII（2），p.51.

[23] “在海洋政策方面，西班牙国家不能摆脱控制局面的安达卢西亚人的影响，而是以全力保证一种对〔塞维利亚〕的垄断以严格的尊敬，在其他的冒险中，这种尊敬有利于它的控制效率。”Huguette and Pierre Chaunu，“Economie at Lantique，économie-monde （1504～1650）”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1，juil.1953，92.

[24] See Alvaro Jara，“La produción de metales preciosos en el Peru en el siglo XVI，” Boletin de La Universidad de Chile ，No.44，Nov.1963，60.See the Table on p.63.

[25] “如果没有利用银矿财富的技术，整个欧洲的通货膨胀过程早就停止了，而且美洲的采矿也会进入一个停顿和衰落的阶段。”Alvaro Jara，“Econimia minera e historia económica hispano-americana，”in Tres ensayos sobre economia minera his-pano-americana （Santiago，Chile：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e Historia Americana.1966），37.

[26] “〔在16世纪〕存在一个法国帝国主义。首先，法国拒绝承认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任何依附。（国王在其王国内是皇帝）。之后，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去意大利〔1494〕，领导一次十字军，到达东方，在君士坦丁堡帝国内获得一些新的头衔。他进入那不勒斯（Naples），头戴金色的皇冠，手持权杖和象征皇权的小金球，每一个人都欢呼：最最至尊的皇帝。因此在德国有一种惊慌，他们认为他觊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这种法国帝国主义，它以一种试图统治意大利和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在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选举的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在哈布斯堡家族查理五世当权后，被防守性政策取代了。” Mousnier Les XVe et XVIe Siècles ，pp.132～133.
弗拉索瓦（Michel Francois）也谈到过法兰西斯一世的双重遗产，一方面作为一个君主，其权威是那些政治哲学家（Légistes）和政府人员的努力工作造成的，另一方面作为查理七世（Charles VII）和路易十二（Louis XII）帝国的意大利事业的继承人，他们“为法国君主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L’idée d’empire sous Chaules-Quint，”in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Colloques internationanx du C.N.R.S .，Paris，30 sept.-3 oct.1958 （Paris：Ed.du C.N.R.S.，1959），25.

[27] 正如1500年的情形，可以说：“英、西班牙以及勃艮第-奥地利（Burgundy-Austria）都在围绕最早、最大的欧洲权力运转，法国……法国最主要的优势是它的版图和中心地带的位置。对现代开端时代的西欧而言，法国是心脏地带。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对称地排列在它的两翼，这样，法国就控制了内线。而且，心脏地带也是人口稠密的王国。” Garrett Mattingly， Renaissance Diplomacy ，pp.129，131.

[28] 该说法来自16世纪西班牙人 A.Pérez Lárt de gouverner.Discours addressé à PhilippeII ，eited in Ruggiero Romano，“Lapace di Cateau-Cambrésis e léqui-librio europeo a metà del secolo XV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XI，3，1949，527.

[29] 洛佩兹（R.S.Lopez）认为在1870年之后，情况也与英国极其相似，并补充说：“如果这—切意味着衰落的话，那么，无论是意大利人或是他们新的竞争者都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点。”“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The South”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M.M.Postan and E.E.Rich，eds.，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2），351.范法尼（Amintore Fanfani）也注意到了中古晚期意大利的光荣及其在15、16世纪的衰落：“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好运与这样的事实相联系的，半岛上众多的港口是到利凡特（Levant）的西部贸易和到西部的利凡特贸易的基地；而且，它还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与利凡特的商业联系具有殖民性质，同时，与西方的联系则是工业产品的出口者。意大利拥有海外殖民地，而在阿尔卑斯山（Alps）之外却没有这一点并不完全确切。但是事实上，或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享有纯粹的经济殖民的利益，不是在表面上，完全可以肯定，而是实质性的好处，所以，相当的实惠……”
“14世纪开始，两件事开始干扰决定意大利人财富的形势……随着土耳其人（Turks）的推进，法国人、英国人的自我解放，意大利经济的繁荣前景黯淡了，尽管整个16世纪，他们并没有完全退出。” Storia del Iavoro in ltalia dalla fine del secolo XV agli inizi del XVIII （Milano：Dott.A.Giuffré-Ed.，1959），24～25.

[30] 为何意大利在政治上如此分裂与此分析无关。答案可能在于早期中世纪的政治发展之中，同时掺和有些城市共和国在晚期中世纪相对的成功。一个典型的解释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提出的：“教皇（Popes）与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之间的斗争置意大利于一种与别的西方国家本质上不同的政治环境之中。同时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封建制度是如此的完整，以致在趋近结束时，很自然地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同时在德国，至少在外表上还维持一个帝国的统一体。意大利则完全没有这一切，14世纪的皇帝，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再被作为封建领主来接受和尊敬，而是有可能成为已经存在的领袖和权力的支持者；同时，教皇制度及其附属的工具和同盟，强大到显以遮没存在于未来的民族统一的曙光，而不是强大到带来这种统一。两者之间则有大量的政治联合体……他们的存在取决于维持他们的权力。” 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Modern Library，1954），4.
参看弗格森（Wallace Ferguson）：“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城市必然与北部国家不一样，因为意大利过去的历史是如此不同，而且这种区别部分是两种纯粹的政治事实的结果：首先，从10至13世纪，意大利被并入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其次，教皇统治的地域正好伸过半岛中间地区。”“Toward the Modern State，”in Wallace Ferguson，ed.， Renaissance Studies ，No.2 （London，Qutario：Univ.of Western Outario，1963），147～148.

[31] “将伦巴底（Lombardy）从14、15世纪意大利其余部分分裂出去的是它的政治过渡……僭主位治（Signoria）是决定这时期伦巴底巨大的经济变化的基本的‘革新’……通过多种方式而不是一种，这时期伦巴底的经济政治已经明显地超越了公社共同体的政策，预示着英国的重商主义在处理教会及其土地时也是差不多如此。
在所谓的公共事业中，是他们鼓励工业和贸易的政策，他们在农业中的革新，他们的人口政策（对大家庭及遣返和移居伦巴底的人给予物质帮助），米兰公爵（Milanese）几乎以很多、几乎一切有意义的方式参与仍在出现的所谓重商主义国家。” Douglas F.Dowd，“The Economic Expansion of Lombardy，1300-1500：A Study in political Stimuli to Economic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2.June 1961，147，160.

[32] 这种现象不只是在伦巴底，而更普遍。See Mousnier， Lex XVle et XVIIe siècles ，p.93.

[33]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354.

[34] C.H.Wilso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492.

[35] 皮朗（Henri Pirenne）指出某些城市解放过程中的两个步骤：“实际上，一个城市共和国当它摆脱对直接的领主效忠之后，并没有享有绝对的独立。它仅仅逃避了伯爵或主教的权力，但又将自己置于更高一级的封建主的直接的权力控制之下。德国的城市只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是自由的，即它以紧邻的、非常直接的领主的权威去换取遥远的、虚弱的皇帝的权威。” Early Democracies in the Low Countries （New York：Norton，1971），183.
对强邦的形成所导致的结果是清楚的：“在法国、英国现代国家，在大贵族中找到其主要对手之际，在低地国家中，阻碍进步的则是城市。〔p.187〕。”

[36] Gino Luzzatto， Storia economica dellétá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artI，L’etoà moderna （Padova：CEDAM，1955） 116.他补充说：“威尼斯独自在意大利保持了独立，但它被更严重的土耳其人（Turks）的压力搞得不能动弹〔p.117〕。”塞拉（Domenico Sella）也感到“威尼斯在震荡半岛其他城市的危机中找到了它自己的运气。” Annales E.S.C .，XII，p.36，

[37] Coles， Past & Present ，No.11，41.

[38] Ruth Pik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ⅩⅩⅡ，p.370.

[39] Lopez，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349.

[40] See John U.Net，“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1450-161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X，4，Aug.1941，575～591.关于在西班牙、葡萄牙新殖民世界中，南部德国人的地位与南部德国工业运转的联系，参看Jacob Streider，“Origin and Evolution of Early European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I，I，Nov.1929，18.

[41] “通观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北部意大利和佛兰德是欧洲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两个主要地区，两者之间的接触对两者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那些非常笨重的货物外，陆路运输有很多优点……北部意大利与南部德国之间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繁荣贸易在16世纪存在的时间也不长。” Parry，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185.

[42] 斯特劳斯（Gerald Strauss）谈到德国商人对他们的贸易方向在地理上改变的反应：“〔他们〕通过加强在古代就已有的与欧洲的这些交通中心〔安特卫普和里斯本（Lisbon）〕的联系调整这种发展。1500年之后的大约半个世纪，新的商业加快了纽伦堡（Neremberg）和奥格斯堡（Augsburg）以及其他城市的国际贸易，而且它远远超出了他们以前依赖的与阿尔卑斯山那边的贸易的急剧衰落的补偿意义。” Nure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Wiley，1966），148.帕里（Parry）正好也引过上文，似乎认为一个世纪以后才有“急剧衰落”。然而，两位作者都同意，至少到1550年，南部德国的商业是繁荣的。See also Streider，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4～15.

[43] See Richard Ehrenberg， Capital and Finance ，pp.74～79.

[44] Cited in ibid .，p.83.

[45]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8.

[46] Ehrenberg， Capital and Finance ，p.131.

[47] See J.A.van Houtte，Bruges et，Anvers：marchés “nationaux”ou “internationaux”du XIVe au XVle siècles，Revue du Nord ，XXXIV，1952，89～108.（Herman van der Wee，1963）：“安特卫普作为西欧商业中心的出现与纵贯中部德国的贸易的增长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The Hague：Nijhoff，1963），II，119，他认为这发生在1493-1520年，而且南部德国人最终取得了安特卫普在16世纪前半前的“商业鳌头”地位〔p.131〕见詹宁（Pierre Jeannin）：《16世纪安特卫普的陆上商业获得了几乎不次于沿海商业的重要性》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ttsgeschte ，XLIII，p.198.See Ehrenberg， Caital and Finance ，pp.112～113.

[48] “英国的布料贸易对安特卫普的繁荣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与安特卫普市场富有戏剧性的一致……葡萄牙人、南部德国人和英国人构成了安特卫普世界商业的三根支柱。”J.A.van Houtte，“Anvers aux XVe et XVle siècles：expansion et apogée，” Annales E.S.C .，XVI，2，mars-avr.1961，258，260.
参看维埃斯（Philippe de Vries）：“在16世纪的开端，英国与……勃艮第（Burgundian）遗产的哈布斯堡国家组成了一个经济统一体，安特卫普和佛兰德尔是金融和工业中心。”“L’animosité anglo-holland aise au XVIIe siècle，” Annales E.S.C .，V，1，janv.-mars 1950，43.
另一方面，帝国的竞争伤害了安特卫普与法国的经济关系。“相当自然，安特卫普与里昂，尤其是葡萄牙人香料出口的贸易遭受重创。”Vander Wee，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P.144.

[49] 克雷拜克斯（Jan Craeybeckx）是这样给主要贸易中心（Staple）下定义的：“无论谁，只要他面对现实，他将会很容易地同意，（主要贸易中心）首先是一个市场。只有具有某种重要性的市场能够担起主要贸易中心的职责，并强迫商人们服从它的规则……优惠，只有几个城市能够提供，所以不是最重要的。任何拥有市场或主要贸易中心（狭义上）的城市，足以加强其统治，在法律上（de juno）或在事实上（de facto）或多或少，该地区被称作一个主要贸易中心。”“Quelques grands marchés de vins francais dans les anciens Pays-Ba，et dans Le Nord de La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et au XVIe siècle：Contribution a l’étude de La notion d’étape，”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Milano：Istituto Edit，Cisalpino，1957），819.

[50] See Wilfred Brulez，“Les routes commerciales d’Angleterre en Italie au XVIe Siècle，”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I：Evo moderno （Milano：Dott.A，Giuffré -Ed.，1962），181～184.

[51] Van der Wee， The Growth of Antwerp Marked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p，362.他认为，尽管在以后的年月里相对衰落，“安特卫普银钱市场甚至1550年代初仍是哈布斯堡的金融战略中心”（p.206.）。
在安特卫普、威尼斯、里昂、普莱桑斯（Plaisance）、佛罗伦萨、塞维利亚以及鲁昂（Rouen）之间，资本通过各种套汇渠道流入。See Jose-Gentil da silva，“Trafics du Nord，merchés du ‘Mezziogiorno’finances genoises：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a conjoncture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 Revue du Nord，XLI ，1959，140.

[52] See Fernand Braudel，“Les emprunts de Charles-Quint sur La Place d’Anvers，”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Paris，30 sept.-3 oct.，1958（Paris：Ed du C.N.R.S.，1959），197～198.

[53] “因为总的财富的发展，现今的国家几乎享有毫无限制的信贷。一个民族，一个具有生产力的民族，获利相当容易……”
“公众的提供、方便、迅速是现代国家获取贷款的特征。16世纪不一样。因为资本的稀少、分散，高额的资金只有在借贷者付出非常繁复的代价条件下才有可能。不了解国家财源也会导致对统治者的不信任。国家首脑与君主个人之间没有区别，如果愿意，可以在一个国王和作为一个国王的个人之间进行区别。”H.Lonchay，“Etude sur les emprunts des souverains belges au XVLe et au XVII e siècles，”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Bulletins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et de La Classe des Beaux-Arts （1907），926，928.

[54] “新的商业扩张对尼德兰非常有利。这不是巧合。西班牙——尼德兰的接触获得了一个坚实的王朝联盟，其后有尼德兰纺织工业对西班牙羊毛增加的需求作支撑。从三十年代开始，新大陆的贵金属开始在哈布斯堡世界的政治中扮演主导地位。既然他们的资金筹措主要以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为基础，这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刺激。在1539年，尼德兰的经济经由安特卫普与西班牙有如此强大的联系，以致莫兰（Van der Molen）写道，在由货币贬值引起的危机期间，‘如果从意大利或西班牙那里的指令来得慢些，大量的佛兰德的（Flemish）布商就会破产。’”Van der Wee，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European Market ，II，p.178.

[55]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Oxford：Blackwell，1962），352.

[56] 安特卫普也在16世纪前半期极大的社会紧张关系中蒙受损失，那是查理五世的时代，尽管主要的抱怨来自城市的工人，他们受到1561年才克服的工资滞后之苦。See Charles Varlinden，“Cris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en Belgique á 1’époque de Charles Quint，” Charles-Quint et son temps，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Paris，30 Sept.-3 Oct（Paris：Ed du C.N.R.S.，1959），esp.p.183.然而，该时期安特卫普没有政治剧变多半是范农（Fanon）的假设，表明城市工人们不像农民们那样进行诉诸武力的自发的起义。See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Grove Press，1966），85～117.

[57] Cited by A.J.P. 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London：Hamilton，1945），163.参看赫斯特菲尔德（Hurstfield）：“本是联合德国人反对教皇的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变成了德国人反对皇帝的改革。”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130.

[58] Friedrich Engles，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in The German Revolutions （Chicago，Illinois：Univ.of Chicago Press，1967），passim.

[59] Tawney， Agrarian Problem ，p.347.

[60] 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y History ，p.162.

[61] Pierre Chaunu，“Séville et la“Belgique”，1555～1648，” Revue du Nord ， XL II，1960，269.他补充说：“对所谓的分离实质上是一种繁殖，我们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了吗？在由美洲引起的基本变化之前，尽管历史学家给人的印象是太注意欧洲，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认识到了1560年之后，菲利普二世（PhilipII）的国家比1540年之前的查理五世的帝国要大得不可计量？……”
“一旦这一点被接受，1551～1559年的分离就被置于真实的考察角度之中了。查理五世没有考虑到他的儿子不能在欧洲继续他开始的事业。要将那么广大、数量那么多、越过海洋的国家统一起来达到一个世界性的规模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痛苦不堪、精疲力竭，对人们来说，它就像整个宇宙，而不是我们20世纪非常小的一颗行星……在美洲的刺激下，在conquista（征服）的末期，查理五世的帝国分裂，更确切地说，围绕其营养的轴心，构成了塞维利亚和加勒比海（Caribbean）之间的通道〔pp.270～271〕。”

[62] “查理五世的帝国主义，不像他儿子那样，基本上以欧洲为基础。在查理五世的欧洲版图之中，在统治的前半期，解帝国支出燃眉之急的是尼德兰和意大利。但随着它们逐渐被挤干，查理被迫在别的地方寻找收入来源……〔1540之后〕西班牙的财力——基本上是卡斯提尔——与低地国家比较起来重要性持续增长……”
“皇帝从阿拉冈（Aragon）王国那里榨取更大贡献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使他更加依靠卡斯提尔的财源，在那里，国会的权力要小得多，而且在国会牵制之外，有大量重要的财源。”Elliott， Imperial Spain ，pp.197，199.
“面对地狱一样永恒的赤字的折磨，查理五世知道，经济是他策划的仆人，但是他没有一个与他所缔造的西班牙霸权顶峰相适应、由他任意支配的政策。无论是他或是卡斯提尔人，几乎都看不见民族政策的微光。他的权力增强了，尽管不如他所渴望的那么大，如果他能够构想一个合适的政策；在帝国范围内如加蒂纳拉（Gattinara）曾推荐给他的，在现有的形势下，他能否实现它，是值得怀疑的，尽管有大量现代经济所必需的财宝的输入，有迅速的海上运输，这些导致累赘的行为都是导致卡斯提尔贫困的复杂的原因。”Raman Carande， Curl Vy sus banqueros：La vida economica en Castilla （1516～1556），2a ed.carr.y aum（Madrid：Sociedad de Estuuios y Publicaciones，1965），I，140.

[63] “另一个动向能够在帝国见到，……卡斯提尔在欧洲的孤立，其繁荣最终会被帝国其他成员的“背叛”所毁，由于孤立，种种负担最终会落在它的身上。
人们能在美洲发现类似的现象，在那里，墨西哥（Mexico）和上秘鲁（Upper Peru）的采矿最终会由于越来越缺乏资金而停歇下来。好比刀刃，脱离主体就变得毫无用处；帝国的凝聚力也一样，随着经济从扩张向长期契约转移，统一的凝聚体和领地中的各部分便自生自长起来，卡斯提尔是一种情况，采矿的墨西哥和上秘鲁则是另一种情况。的确，当18世纪意大利和佛兰德（Flemish）边缘地区从卡斯提尔分离时，这刺激了后者经济的复苏，它卸掉了帝国凝聚体内的负担，这个凝聚体因无任何益处、徒自耗竭而不复存在……
对卡斯提尔而言，它向地中海地区的扩展，这是其在16世纪上半期的主动因素，到17世纪初逐渐变得不利，因为要支付费用，要靠士兵和金钱维持，而且对这些士兵有稍更多的要求，他们便准备反叛（就像1640年的阿拉冈一样）。”Chaunu， Séville ，VIII（1），pp.248～249.

[64] See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343.

[65] “既然西西里（Sicily）是一个既存的与其邻邦享有传统的商业关系的王国，西班牙政治家从来就没有像对待美洲殖民地那样对待它。由于帝国缺乏在欧洲发展的理论，因而西西里避免了西班牙加诸新大陆的殖民地身上的贸易垄断。由于没有经济资源的真正的协调，这样的贸易垄断可能是显示西班牙经济帝国主义的唯一途径。西西里不能从热那亚银行家的监护下解救自己，也不能从对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制造商的依赖中独立出来。但是它的市民至少能够卖掉他们大部分小麦和丝给那些能够供给他们成品的人。”H.G，Koenigsberger， The Government of Sicily Under Philip II of Spain （London：Staples Press，1951），143.

[66] “从1570年以后，非常明显，私人企业及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遏制西班牙及其同盟者的不可限量的贪婪，通过印第安酋长，他们取得贡物和劳力。为了高效率地保持、组织和操纵印第安人的公社，有必要使他们城市化、基督教化，并融入西欧经济的整体之中去。” Stanley J.and Barbara H.Stein，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0），70.

[67] H.G.Koenigsberger，“The European Civil War，”in The Hapsburgs and Europe ，1516～1660 （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Press，1971），257.

[68] See Ferran Soldevila，“Barcelona demana a l’Emperador Curles V Lautoritzció per a comerciar directament amb America （1522），”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V：Evo moderno econtemporaneo （Milano：Dott.A.Giuffné-ed.），638～641.

[69] 要看关于它的社会内容及其原因的评述，参看J.W.Smit，“The Nether Lands Revolution，”in Robert Forest and Jack P.Greene，eds.，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Maryland：Johns Hopkins Press，1970），19～54.该文含有一份好而简明的参考书目。

[70] “绝对君主制基础最好的地方是法国……实际上，自从1484年的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失败以后，无论个人或大众都没有可能导致反抗国王〔的权威〕的自由呼声。”Mousnier， Les XVIe et XVHe siècles ，p.100.
参看赫克谢尔（Eli F.Heckscher）：“从地理上来说，〔法国〕早在16世纪的前半期就是一个联合的、坚实的王国，几乎拥有全部的领土主权。它的君主对国家或许北欧洲别的任何人都拥有更大的权力，而且，它的政治家从较早时候就沿袭了一种自觉的经济政策，即其捐税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其组织上的封建形式的保留实际上只体现在河流及道路捐税上，peages（pedagia），但另外，城市税则留下了——在这里正如在别的国家一样，或多或少的有自治市经济的遗迹。” MercantiLism ，I，rev.ed.（London：Geo.Allen & Unwin，1955），78～79.

[71] Bloch， Caractères originaux ，I，p.107.

[72] “在15世纪，〔法国〕贵族表现了与英国贵族共同的趋势，即与roturiers〔平民〕融合，其数目与英国贵族亦差不多，但是在16世纪，政府处心积虑地寻求制止这种趋势的办法，并通过立法禁止贵族经商或从事其他赚钱活动而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麻烦在于，在法国，贵族建立了税务豁免制，而且，如果他们从事贸易，他们会利用自己的免税身份，这样，国家就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新的收入……法国国王对贵族仍有相当的惧怕，不敢剥夺他们的免税权……”Rushton Coulbourn，“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udalism，”Part Three of Rushton Coulbourn，ed.， Feudalism in History ，p.316.

[73] “〔路易十一的〕统治意图是使法国再次成为贸易枢纽，他深信集市和市场使国家致富，财富将会从繁荣的交通和国内的商品中自然产生……在法国，不管怎么样，政府的支持仅仅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立足于地方上的贸易，没有建立那种以一种固定的组织形式为基础的利益。”Mill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pp.334～335.

[74] Ibid.，p.338.斯特雷（Joseph Strayer）亦认为法国庞大的中央行政管理的程式并不意味法律的一致性，当然也不意味着有一个民族经济政策的可能：“对法国正如对英国而言，发展的两个基本领域是司法和财政。但是法国国王们不得不对此放慢脚步，比起英国来，他们的早期体制太简单、太不正规了……”
“法国在12 、13世纪发起的一系列吞并给法国政府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一直足以维持一个小王国运转的相对简单的体制非常清楚有扩大与精炼的必要，以应付大幅度增加的地域和现在臣属于国王的人口。新的省份有其自己的惯例和习俗，常常比王国政府之下的惯例和习俗更复杂和特别……”
“对这些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被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1180～1223）发现了，他是法国国家的真正奠基人。他允许每一个省保持各自的习俗和制度，但是从巴黎派人去充当重要的省区官职。这样，诺曼（Norman）的立法机关继续加强诺曼的法律，但是主要的官员却不是诺曼人而是从旧有的王室领地派去的王家代理人。各省的骄傲被安抚下去了，同时国王又对他的新领地保持有效的控制……”
“（比较起来，英国国家由于坚持习惯与法律的一致性，在融合那些有自己的政治传统的地区，比如威尔士的公国，爱尔兰的小王国时，遇到了较大的麻烦）但是形成中的法国国家不得不为它的变通性付出沉重的代价。地方上的重要人物主要关心本地风俗和特权的保存；他们不信任中央政府正如中央政府不信任他们一样。在什么样的大的事情上，都不能在当地的行政管理工作中擢用他们。实际上，法国行政管理的基本准则是，任何人不得在本省任职。”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p.49～51.

[75] “在15、16世纪，法国在全球失败两次……15世纪的失败，当时新大陆的发现者中没有法国人——或者是几乎没有。16世纪再次失败，当时法国……在寻找航线、岛屿、海岸的竞争中，在大西洋、非洲以及美洲的利益竞争中，法国都放弃了……”
“最重要的问题，甚至在百年战争之前，自从热那亚帆船（galleys）在地中海与北海之间进行成功的联络之后，一直是法国被排拒在横贯大陆的大贸易圈之外，被排拒在经济之外。香槟集市仅仅持续了一段时间。现在，不考虑这种总的经济合作，我的意思是在15世纪没有威尼斯或热那亚的赞助，没有意大利人的合谋，没有北欧人（Nordic）的国际资本，人们怎能解释里斯本，解释休达（Ceuta）的占领，或是解释热那亚人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建立的根基，解释很久以后麦哲伦（Magellan）的航行？在伊比利亚人的好运之后，存在着14、15世纪的这种外因，存在着国际资本和塞维利亚、里斯本及以后的安特卫普之间的合谋，这些命运相关的城市，他们的连环圈上没有法国。所有这一切至关重要的……百年战争使任何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变糟，但它并没有产生已被贸易路线上的革命引发的一场危机。”Fernand Braudel，“La double faillite‘coloniale’ de la France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Annales E.S.C .IV，4，oct.-déc.1949，454.或许它不仅仅是缺乏外面支持。布罗代尔的结论是“殖民地的天职关系到整体的生活，国家全部的结构及其内部职能。16世纪的法国……并没有为此作准备。 （ouverte aussi profondément） 〔p.456〕。”

[76] 鲍蒂埃（Robert-Henri Bauthier）给了下列解释：“在我们看来，香槟集市（Champagne）衰落的原因与13世纪末、14世纪初西部经济的总转移有关系。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两个基本的领域：（1）意大利人的工业化；（2）贵金属引起的市场革命……”
“既然香槟集市的主要目的对意大利人而言是法国和佛兰德人的布匹购买，那么他们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北部所有的服装业蒙受了同样的危机……”
“国际经济在传统上依赖白银；13世纪末黄金开始起重要作用，两种贵金属对比率的突然变化完全打乱了那些贸易活动依赖外汇兑换和同类销售的公司之间的平衡。”“The Fairs of Champagn，”in Cameron，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62～63.

[77] R.H.Tawney，“Introduction”to Thomas Wilson， A Discourse Upon Usury （London：Bell & Sons，1925），62.

[78] Braudel，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p，199.

[79] Henri Hauser，“The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 of 1559，” Journal of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II，2，Feb.1930，241.Fo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redit infcation，see pp.242～250.

[80] “但是如果我们忽略1560～1565年间开始的通货膨胀节奏的降低，就不可能认识到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最初时期潜在的危机状况。在1577年，国家就已经发生了第一次银行破产，这绝非偶然，菲利普的政策在1568年发生首次大的转变也非偶然。”Nadal， Hispania ，XIX，p.513.纳达尔（Nadal）指出，与汉密尔顿（Hamilton）断言的西班牙价格上升在该世纪末达于极点相反，资料表明1501～1550年间的增长（107%）比1551～1600年间（98%）要大。 See ibid .，pp.511～512.

[81] “1557年的危机已经灾难性地影响了安特卫普在公共财政领域中的地位基础。在以后的年代，衰落继续。在格雷瑟姆（Gresham）的努力下，英国国王已经完全从安特卫普在60年代对它的监护下摆脱出来……”
“当1569年英国——尼德兰禁运导致两国关系完全破裂时，英国感到已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从安特卫普的商业和财政影响中解脱出来。汉堡（Hamburg）接收了后者的商业遗产，伦敦接受了它的财政遗产。两者肯定具有辉煌的未来。这样，安特卫普就永远失去了其最初扩张的基础。”Van der Wee，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pp.222，238.

[82] See ibid.，pp.232～236.见帕里（Parry）：“1576年‘西班牙人的狂怒’严重地伤害了安特卫普。帕尔玛（Parma）的国政以及该城在1585年的投降导致了许多经营公司的破产和转移，而且，成千上万的新教徒匠人被流放——大部分去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操纵的海上贸易移到了阿姆斯特丹。”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169.

[83] Van der Wee，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p.183.然而，最近两位学者断言安特卫普的衰落被夸张了，它相对的强大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See Jan Craeybeckx，“les industries d’exportion dans les villes flamandes an XVIe siècle，particulierement à Gand et a Brudges，”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Eoo moderno （Milano：Dott.A.Giuffrè -Ed.，1962），415.不管怎么样，克雷拜克斯（Craeybeckx）承认，1585之后安特卫普新的企业“当然未能防止国际商业的重心滑向阿姆斯特丹和伦敦〔p.416〕。”霍特（Jean A.van Houtte）甚至更偏激。他称这幅衰落的图景“被严重歪曲了”。“peclin et Survivance d’Auvers（1550～1700），”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o e contemporaneo （Milano：Dott.A.Giuffrè-ed.，1962），706.他指出，如果战时的阻碍伤害了安特卫普的海上贸易，它并没有影响它的陆上贸易。See ibid .，720.他断言，通观整个17世纪，安特卫普的商人阶级仍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p.722〕。”

[84] See Verlinden in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维森斯Jaime Vicens Vives在随后的讨论中认为在加泰隆尼亚（Catalonia）情况亦如此。See ibid .，p.187.见斯密特（J.W.Smit）：“总而言之，我们对作为尼德兰革命先决条件的社会经济形势不能没有什么了解。”〔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43〕.

[85] Luzzatto， Storia economica ，p.151.

[86] See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enth Century ，p.150，

[87] Taylor，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p.20.

[88] 路德洛夫（R.Ludloff）这样描述德国的发展：“16世纪技术进步以及16世纪向资本主义组织靠近的决定性的进步，一种妨碍——部分归于领主封建权力增加的强征，以及在17世纪向小规模生产方式的倒退。”“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16th～17th Century Germany，” Past & Present ，No.12，Nov.1957，58.

[89] “德国这时是欧洲商业的生命线，它的城市远比别的城市繁荣。实际上，别国的民族君主制度对德国的商业霸权的抵制比对帝国的抵制要强得多……”
“每一个贸易共同体都会在世界市场上经历兴衰；但是在现代欧洲没有任何贸易共同体经历了德国中产阶级所经历的如此深刻、持久的灾难，而恰好是在他们的财政权力达于顶峰之际，而且他们的民族共同感（意识）充分形成——恰好在这个时刻，的确，他们完全有可能变成一个主宰别人的政治力量，正如他们已然是中欧的经济主宰力量一样。”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pp.17～19.

[90] “在种种原生的社会中，前哥伦布时代的至高权威的结束，一方面导致了传统的高居大众之上的首领（Caciques，Curacas）滥用权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导致了这些首领与殖民者沆瀣一气，尤其是委托监护者。正如英国、法国、比利时（Belgium）等在19世纪的非洲和亚洲，16世纪美洲的西班牙对原生社会的古代土地的再划分进行了调整，转移了人口中心，声称只承认作为首领（或酋长）的一个等级，这个等级得由它任命（investie）和控制。这样，16世纪正如19世纪一样，殖民当局趋于达成一种妥协，但是首领，无论是传统的或是新产生的，最后仅仅是它征税的工具。”Charles Verlinden，“L’état et l’administration des communautés indigènes dans l’empire espagnole d’Amériqu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ésumés des communi-cations .（Göteborg：Almquist & Wiksell，1960），133.

[91] See Wolf， Sons of the Skaking Earth ，pp.182～183.

[92] See ibid .，pp.197～198.

[93] 见里奇（E.E.Rich）对奴隶贸易经济的描述：“依靠奴隶劳动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特征，奴隶劳动永远不会满足和廉价，因为在奴隶所有制中，劳动力是最容易消费的一个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走私的、默许的船数量之多、之富有吸引力是不会令人惊讶的……总的来说，可以假设，当葡萄牙人到非洲海岸去寻找奴隶时，此类船只严重侵占了他们的财产利益，但是在把他们带到西班牙人的领地出售时，他们仅仅逃避形式上的禁止；葡萄牙是自由贸易的严重障碍，这一点并不比西班牙逊色。到这时，进行奴隶贸易的已经包含了16世纪的商人，一个有力的英国商人集团，他们看见了英国——西班牙建立贸易关系的可能性，条件是满足殖民者对奴隶的需要，满足西班牙政府对经济加强和控制的愿望，满足英国商人对必要的利润的愿望……霍金斯（John Hawkins）开始以奴隶与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希望他能在英国、西班牙之间建立一种固定的商业合作。”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325～326.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西班牙当局不愿接受霍金斯的似乎主要是针对葡萄牙商人的方案。难道可能是因为对国王和殖民者而言，英国人的闯入长远来看似乎是更危险的，国王将这个建议视为一个打开缺口的楔子？

[94] “从殖民存在〔16世纪〕的初期看，智利（Chile）拥有一种出口经济……相当典型地，智利开始是作为一个黄金出口者。但是矿藏……不丰富，为时不久……然而，在西班牙的大陆殖民地中并不典型，即使在那时，也不像危地马拉（Guatemala），智利出口它自己的产品：从牲畜中提炼的动物脂肪。”André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29.

[95] See Woodrow Borah， Early Colonial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Mexico and Peru ，Ibero Americana：38（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54），81～82，86～88.

[96] See William C.Schurz，“Mexico，Peru，and the Manila Galleon，”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4，Nov.1918，391.

[97] See ibid .，pp.118～120，124～127.

[98] Pierre Chaunu，“Pour un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mérique espagnole coloniale，” Revue historique ，LXXX，216，oct.～déc. 1956，218.

[99] 移民的规模由纳达尔（Jorge Nadal）在La poblacion española （ siglos XVI a XX ）（Barcelona：Ed.Ariel，1966） 一书中考察过，78～80。可以肯定人口过剩。“一个人口过剩的卡斯提尔的形象是与西班牙的庄严、宏大的形象不可分割的，”席尔瓦（José-Gentil da Silva）肯定了这一点。“Villages Castillans et types de production au XIVe siècle，” Annales E.S.C .，XVIII，4.juil-août 1963，735.这样，移民与衰落有联系吗？或许，但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

[100] “殖民地的官职占有……给一切阶级的西班牙人提供了机会求职、致富，这一切都是狭隘的都市经济所不允许的。而且，扩大的殖民地行政管理名单也给西班牙君主提供了出售殖民地官职给那些急于当官的机会，这些人反过来又去找别的西班牙人给那些新任命的、即将赴任去统治印第安大众的行政官准备贷款。”Stein & Stein，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pp.71～72.斯沃特（Swart）强调西班牙殖民地贪污扩大的事实，法国则没有，这是这时期殖民负担的一个征兆。See Swart， The Sale of Offices ，p.41.

[101] “所有有用的资料都接近这样的结论，通观大部分17世纪，在1576至1629年之后的最好的年代是白人居民能够很容易地提供足够的食物养活自己，仆人及其他的工人也直接依靠他们。除了劳动力供应外，或许代理经营在这时期发挥了作用；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前10年，牲畜数目莫名其妙的大减很难单独地归咎于畜养人的缺少；在持续的食物短缺和其他城市供应的匮乏中，劳动力供给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在采矿中，明显而又持续的劳动力短缺乃因印第安人口的减少……”
“困扰新西班牙（New Spain）城市的经济困难……几乎肯定与新大陆的西班牙主要殖民地类似的发展结伴而行……西班牙经济机会的减少、生活状况的日趋恶化意味着大量西班牙人移居殖民地，在那里，经济条件可能一样糟糕，但通观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食物供应要比西班牙本土丰富。因为殖民社会的性质，这些移民对新西班牙劳动力的增加没有意义，但却增加了大量消耗食物的人口……由于在时间上巧合，西班牙的经济与人口的危机和它的殖民地……两者的消极面相互影响。”Borah， New Spain ，pp.25～26，29.See Alvara Jara on the crisis of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Chile in Guerre et sociétéen Chili：essai de sociologie coloniale ，pp.105～119.

[102] “有人会得出结论，庄园（hacienda）的兴起本质上是一种发展而不是一种斗争。大的庄园向前发展是与城市的规模及西班牙的人口这样的现实相呼应的，还与印第安人中的积累、现代早期西班牙社会的本质有关……无论在哪里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其发展中，国王或教会成了主要的发起者，有人会在一种更周密的考察中发现，有更深层的力量在起作用。国王的政策一直被认为毁灭了委托监护制，但是殖民地自然的发展，注定了地方制度的命运。一方面，从商业和矿业中产生的财富并不直接依靠委托监护制；另一方面，西班牙社会全面的发展产生一些新型的、有影响的家庭，他们开始开辟自己的庄园，暗中破坏墨守成规的委托监护制度。” James Lockhart，“Encomienda and Hacienda：The Evolution of the Great Estate in the Spanish Indies，”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uiew ，XLIX，3，Aug.1969，428.

[103] 斯坦（Stein）以自己的方式对庄园（hacienda）和种植园（plantation）进行了区别：“〔hacienda是一种〕规模较大、种植谷物或是畜养牲畜的庄园，其产品主要在本地的矿业中心或是大的城市如墨西哥和利马（Lima）消费。印第安人构成劳动力，他们具有依附、不稳定和被一种特别的工资劳动形成，即计日工资束缚的特性……不像庄园，种植园（plantation）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单位，对外，即欧洲人的消费生产大宗的出口商品。”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p.40.

[104] “到1590年代，西班牙人自己庄园的形成表面上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他们能够保证足够的劳动力，他们的产品能够符合西班牙城市的食物要求。这并不是说，这些城市就完全脱离了对印第安人产品的依赖，而是通过自己拥有、被自己的邻近市民（vecinos）直接控制的农业场生产的食物在必要时分享一点利益。”Borah， New Spain ，p.33.
参看霍盖特（Huguette）和肖努（Pierre Chaunu），他们论证，从西班牙出口至美洲的产品，从16世纪主要由那些殖民者生产的初级产品转移到了17世纪的加工成品，这些成品由意大利或是北欧生产，然后由西班牙海运至美洲。他们问：“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种主要的转移？事实是，随着西班牙殖民地的发展，他们越来越成为自然环境的主人。在别的人中也有一个例子：在太平洋岸，在秘鲁旱地的绿洲之中，成功地种植了葡萄，尽管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贵族受到自鸣得意的政府几分不切实际的柏拉图（Platomic）式的禁止。进一步的事实也不少，晚一辈生长在印第安人中的西班牙人，他们对当地的食物不再抱有他们父辈所感到的烹饪偏见，如从一个世界迁徙到另一个世界时发生的那样。最后，尤其因为运输在经济上的愚蠢，极高的成本，劣质产品，西班牙和美洲之间漫长距离不能运输的限制，当然新大陆的银矿回流不可能造成这样的愚蠢。当这些回流因大堆理由（矿源接近枯竭、采矿区人力的缺乏、水银合金必然增加的价格，尤其是16世纪价格革命产生的银购价的降低）而减少时，银就减少了向欧洲出口，而用于在美洲创造一种更加平衡、更加多样化的经济。”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pp.99～100.

[105] “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统治的帝国主义奠基在西班牙——大西洋经济的基础上，这就是将美洲和定期从新大陆得到财力补充的卡斯提尔作为帝国的财源……”
“从16世纪90年代……西班牙经济与美洲领地的经济开始脱节（与其说是一种补充，毋宁说是一种竞争），同时，荷兰和英国的侵入使两者之间的鸿沟扩大。这是关于西班牙正在变为欧洲世界经济半边缘部分的又一种说法。”
“弗兰克（Anarce Cunder Frank） 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16世纪在智利积累起来的经济剩余价值正花费在奢侈品上，被视为‘正在吸干智利的对外交换和国内资源’，这对西班牙并不利。”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33.

[106] “非常自然，为了保险，菲利普二世愿意停止进行进一步的征服，直到现存的各省住满勤劳的西班牙人和定居的印第安人，被有条不紊的、温顺服从的内部仆从管理着。首先，扩张泄气来自这样的认识，即印第安人作为王国收入的重要性的增长……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期间，来自印第安人的收入接近整个收入的10 %，并且在逐渐增加。就菲利普在欧洲的巨大债务和经济义务而言，越来越快地增加来自印第安人的收入不可避免地成为国王政策的主要目标；将西班牙人的资本、智慧和印第安人的劳力集中在银矿和其他增加收入的活动上，坚持发展现有的东西和有利可图的省份，而不是将精力消耗在遥远的、不可预知的新的入侵（ontradas）。”J.H.Parry，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p.510～511.

[107] “〔16世纪西班牙的大城市〕已渐渐在农业经济中注意到一个基本的真理，对卡斯提尔最大的不幸是，直到两个灾难性的世纪过去后才予以充分重视。这个真理是，农、牧生活能够结合起来，这两者毫无敌意，亦不相互排斥。”Klein， The Mesta ，pp.327～328.

[108] “从16到17世纪，尼德兰、英国、法国从西班牙进口原材料：橄榄油、染料、羊毛，在交换中，西班牙则接受他们的生产品，也有谷类。这样限定性的国际分工使西班牙得不到工业投资。只有小规模的手工企业仍在为生存而竞争。”Da Silva， En Espagne ，pp.177～178.

[109]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p.98.卡拉德（Ramon Carande）或许更中肯，他指出，通观16世纪，西班牙织布生产质量持续下降。 See Carlos V，I ，pp.191～192.See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193.

[110]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p.99.

[111]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63.

[112] 西班牙越来越注意适合庄园生产的农业产品。一个主要的例子是酒，它变成了“工资收入的农民、农村劳力的主要工作。”Da Silva， En Espagne ，p.159.另外，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正被法国移民的涌入降低（p.113）.See Nadal， La Población española ，pp.80～88.
相反，作为一个生产行业的渔业正失去其在消费市场上的地位。英尼斯（H.A.Innis）清楚地讲明了它的含意：“西班牙渔业〔在纽芬兰（Newfound-land）〕的衰落是西班牙市场向法、英、新英格兰渔业开放的一个副作用。它开始了英国在纽芬兰数世纪发展的贸易，这种贸易成了海员的摇篮，英国加工成品的消费地和吸取西班牙硬通货的途径。说16、17世纪不列颠帝国（British Empire）真正的柱石是与西班牙人的贸易并不过分。新教英国对鳕鱼的消费随着生活标准的变化而下降，但天主教的西班牙却提供了一个稳定而且需求不断增加的市场。纽芬兰（Newfoundland）渔民‘对教皇和10个先令’的祝酒也是所有优秀的不列颠帝国臣民应该参加的祝酒。”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3rd ser.，XXV，Section II，1931，167.

[113] Vilar， Past & Present ，No，p.32.（fu.88）.

[114]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p.97.

[115] “这次危机的主要受益者是外国人——可恨的热那亚人[一个愤怒的加泰隆人（Catalon）称他们为‘白摩尔人’（White Moors）]、葡萄牙的犹太人和信奉异端的荷兰人。外国银行家操纵了王室的财政；外国商人已牢牢地掌握了卡斯提尔的经济，而且他们的触须正伸向塞维利亚有利可图的美洲贸易。” John Elliott， Past & Present ，No.20，p.69.
“对世俗事务深深的蔑视，西班牙全球基督化的理想，决定性地埋葬了卡斯提尔经济恢复的任何计划。热那亚银行家垄断了美洲矿产开发的利益。热那亚人装备工控制了舰队的提供。同时，意大利人、佛兰德人及法国商人通过麦迪纳平原（Medina del Campo）的集市控制了殖民地贸易和来自塞维利亚和加的斯（Cádiz）的投资。在根本没有反措施的情况下，君主制越来越陷入一种危险的财政混乱之中，它与远在比利牛斯山（Pyrenees）那边的资本主义机制相联系；这种联系最初是必不可少的，继之是毁灭性的，最后是毫无结果……我们没有发现在农村的投资，没有增加农业土壤的生产力，也没有组成开拓海洋世界的公司——甚至没有开拓奴隶贸易，它落入了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之手。”Vicens Vives， Approaches ，pp. 97～98.
卡拉德（Romón Caranda）清楚地说明，16世纪西班牙这种对外国银行家的依赖是驱逐犹太人的直接后果：“在16世纪之前，外国银行家并没有在卡斯提尔和阿拉冈（Aragon）出现，正如他们在英国、法国那样。在很长的时间内并非一直没有，通观13、14、15世纪，在这些王国内的外国商人……然而，我们的卡斯提尔和阿拉冈的国王们不需要外国银行家。有亚伯拉罕（Abrahams）、以撒（Isaacs）、撒母耳（Samuels）们已经足够。经济领域的犹太人，尤其在信贷领域，在整个中世纪，在该国之内都找不到能够取代他们的竞争者。对国王们来说，犹太人是财务掌管人和债主。” El crédito de Castilla en el precio de la política imperial，discurso leído ant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Madrid，1949），24.See Klein， The Mesta ，p.38.

[116]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196.This in also the thrust of Ramón Carande’s Chapter entitled.“The mercantilist crossroads.” Carlos V ，I，ch.vii.参见：“在追逐其目标时，查理五世自己承认，西班牙是他的家底。他给斐迪南（Ferdinand）写过这些话：‘因我的王国在西班牙，我只能维持自己；’但他并没有任何建立统一的西班牙的计划。正如从前一样，不同的地域有如此众多的利益互不相容的省份。尽管没有牵涉整个帝国，他们的共同利益还得依赖皇帝的决策，也不必接受民族市场中的必需的注意〔p.159〕。”威泰勒（Luis Vitale）认为，西班牙的政策不是“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而是“贸易主义”（cambiaria）。 Pensamiento Critico ，no.27，p.23.的确，他认为西班牙衰落的根源在于它采取保护政策的失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西班牙自己倒成了敌对的英国、法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p.24〕。”

[117] See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p.192～193.克莱因（Klein）指出那种途径，即皇帝的借贷取决于他排解西班牙内部矛盾的能力。在早期16世纪，曾经导致食物价格上涨的梅斯塔（大牧羊主团）（Mesta）的特权在国会（Cortes）中引起各种愿意鼓励更多的可耕农场发展的人反对：“查理本人在考虑整个牧羊的问题上有点难堪。首先，他提议，这非常自然，开发梅斯塔及其工业，正如其祖辈所为——这意味着毫无限制的牧养。他的这种政策也受这样的事实鼓励，即在1525年他向他的信贷者——福格家族（Fuggers）包出了骑士团体成员（maestrazgos）最有价值的牧养地及军事骑士团的指挥权；必须承认，在这些土地上进行耕种所造成的任何意义上的侵蚀都可能引起来自银行家们令人难堪的质疑。另一方面，随着他的财政需求的增加，特别津贴或是帮助金（Servicios）不得不向国会申请。为了保证这些进项，他被迫许可在几个主要的大城市的公地进行圈占，他需要这些城市在国会中的选票……”
“然而，查理在制定其决策时，没有从长远考虑，因为他的计划和野心并不属于那种耐心地等待整个新的工业发展的类型。他须马上用钱，西班牙王国内最值得开发的、可以利用的资源是由来已久、现在正在繁荣的畜牧业，那时的繁荣前所未有……森林的保存和耕地两者都服从畜牧业的利益。” Klein， The Mesta ，pp.327～328.如果这还不够的话，1590之后，银输入的衰落导致西班牙政府打算通过对残余的西班牙资产阶级实行灾难性的重税政策来补偿它的损失。See Elliott， Past & Present ，no.20，p.71.

[118] “在我看来，菲利普二世似乎找到了自己在19世纪南美洲政府的位置，有丰富的产品、丰富的矿藏或是富有的种植园，但却放弃了相应的国际金融。政府动辄发怒，甚至出击，之后又被迫服从，交出资源、指挥权，得到‘理解’。”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464.

[119] See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pp.102～103.Vicens bare his figures on the work of Henri Lapeyre， Gé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Paris：S.E.V.P.E.N.，1959）.

[120] 里格拉（Juan Reglá）指出，16世纪，摩里斯科人被认为是潜藏的“第五纵队”（Fifth colum），并且对奥斯曼帝国（Ottoman）推进的恐惧转嫁到了摩里斯科人身上。See “La cuestión morisca y la conyuntura internaciónal en tiempos de Felipe II，”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III，1953，222～228.

[121] See Juan Reglá “La expulsión de los moriscos y sus cousecuencias，”Hispania， revista aspaño la de historia ，XIII，No.51，1953，222.然而，克莱因（Klein）部分将它视为畜牧对农耕的防范：“可以说，它并非不像是梅斯塔（Mesta）利用它对君主的影响保证了1609年摩里斯科人的被驱逐。反对个体圈占牧场作为农业用的诉讼记录表明，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有多么惊人数目的摩里斯科人被告。尽管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莫里斯科人是小贩、行商和乞丐，但数量最多的是农人。他们的被逐……毫无疑问是已知的西班牙农业史上最严重的损失。” The Mesta ，p.338.参见纳达尔（Jorge Nadal）：“这种迫害的动机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摩尔人少数民族在意识形态上不相符合，但在经济上比经济矛盾日益增多的基督教少数民族更好一些；另一方面，穆斯林臣仆比他们的敌人更温顺一些，这有利于封建贵族的利益。” La población espanola ，p.63.

[122] See Juan Reglá， Hispania，revista espanol de historia ，XIII，no.52，1953，446.

[123] Vilar， Europe ，34，p.6.

[124] Chaunu， Revue historique ，CCXXV，p.97.See Juan Reglá，“La expulsión de los moriscos y sus conscuencias en la economia valenciana，”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V：Evi modern：e contemporaneo （Milano：Dott.A.Giuffrè -Ed.，1962），525～545.埃利奥特（J.H.Elliott），即使他在关于全面驱逐摩里斯科人对西班牙人有消极影响的问题上仍持有异议，他也承认：“至少对巴伦西亚（Valencia），摩里斯科人的驱逐是一场经济灾难。”“The Spanish Peninsula，1598-1648，” New Co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J.P.Cooper，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0），455.

[125] G.N.Clark，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Clarendon），1929〕，42.

[126]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204.

[127] Cited by Vilar， Europe ，34，p.10.科尼斯堡格（H.G.Koenigsberger）用更现代的语言道出了同样的观点：“这样，使外国人感到惊讶的是，所有从秘鲁（Pe-ru）输入的银都不能使西班牙成为一个富国。美洲的金银支付了皇帝的军费，使热那亚银行家发财，但是用以投资生产克服国家经济后退的太少。随着查理五世的帝国越来越变成西班牙的帝国，西班牙的经济弱点越来越成为它与西欧竞争者斗争的严重障碍。”“The Empire of Charles V in Europe，”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G.R.Elton，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8），322～323.

[128] 席尔瓦（Da Sliva）将劫掠行为的兴起归因于这样的事实，“物价相当紧张以及市场使农民沦为当地封建主控制之下……” En Espagne ，p.161.里格拉（Juan Reglá）认为它是法国危机的副产品之一：“进一步说，法国危机使加斯科尼（Gascony）的移民狂涛涌入加泰隆尼亚（Catalonia）和阿拉冈（Aragon），这些人精力充沛地参与了盗匪活动。” Hispania ，XIII，p.233.毫无疑问，将它全推在加斯科尼人身上有点过分。但是塞莱马（Enrique Serraima）评论说，因为胡格诺派（Huguenots）和当地山区盗匪“所造成的公害”使1582年比利牛斯（Pyrenees）的形势变得相当严重。“Hugonotes y bandidos en el Pirineo catalán，”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IV，1954，211.

[129] V.G.Kiernan， Past & Present ，No.31，p.37.

[130] “16世纪西班牙大帝国的成功主要得之于拥挤的卡斯提尔过剩人口的勇气与活力。16世纪西班牙人口数目付阙，亦不可信，但是一般可以肯定，卡斯提尔的人口在该世纪增加了许多，正如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在1530年代，它以最快的比例增长。”Elliott， Past & Present ，No.20，p.57.

[131] See Elliott’s arguments in Imperial Spain ，pp.194～195.

[132] Chaunu， Séville ，VIII，（1），p.244.

[133] “16世纪50年末在战争的紧张关系下，各国财政的破产以及卡托-坎布雷（Cateau-Cambrésis）条约之后的和平，都使各国政府感到有积累战争金库的必要。”Lowrence Stone，“Elizabethan Overseas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rd ser.，II，1，1949，35.斯通（Stone）引用了新的法国指导准则：“Les chose desquelles les hommes se peuvent passe ne doibvent estre jugées nécessaires.”（人们能做到的事，就不要想它是否应当做。）

[134] Carl J.Friedrich， The Age of the Baroque （New York：Harper，1952），8.

[135] “Introductio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R.B.Wemham，ed.，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8），1.

[136] “然而人口的变化并非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总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人成为不受社会和法律管束的流浪汉和土匪。他们也有就业要求，这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简言之，人口的增长意味着一系列优点，同时也伴随着负担与不便。可能……在某些时候，人类生产与报酬递减律相随，这是一个退化的过程……16世纪末的欧洲人口相对过剩，尤其是在西部国家，人口密度最大也最富庶。可能像工业革命这样的技术革命会挽救局面，但它发生在两个世纪之后。换句话说，生产水平有可能达不到要求的能力，与人口不相适应。实际上，供给并不随需求的增加而增加。”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34.

[137] Tawney， A Discourse Upon Usury ，p.86.

[138] Frank C.Spooner，“The Hapsburg-Valois Struggl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R.Elton，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8），358.

[139] Astrid Friis，“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I ，2.1953，193.See also pp.209～213.

[140] 她尤其谈了一下豪泽（Hauser）关于1557至1559年危机的论文，她肯定：“不幸的根源与其说在财政政策之中，毋宁说是在流行的经济条件中发现的。我不赞同前者〔财政政策〕。或许尼德兰——西班牙财政的崩溃不能在长期的运行中避免。但是可以肯定，居民支付税款的能力及预付贷款的能力（税务收入可以提前）是尼德兰统治者财政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斯各特（W.R.Scott）……在研究现代早期的不景气，尤其是英国的不景气方面做出过大量努力，他说在许多共同加深不景气的因素中，歉收、瘟疫和因战争导致的商业中断是太明显了，不可能被忽视。这三种因素在尼德兰恰恰可以追溯到致命的1557年。” Ibid.，p.195.

[141] 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42.

[142] Lucien Febvre，“Préface”to Hugguette & Pirre Chaunu， Séve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I：Introduction méthodologique （Paris：Lib.Armand Colim，1955），XIII.

[143] 参看克雷里拜克斯（Jan Craeybackx’s）对考尔纳特（Emile Coornaert）所著 Les français et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e à Anvers （ fin du XVe-XVIe siècles ）一书的评论，他认为考尔纳特（Coornaert）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在旧大陆各地之间的运输规模远非如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他给那本著作的第一卷的序言中描述的那么小，这是一本由肖努（H.P.Chaunu）所著论Seville et I’Atlamtique的杰出的著作。当我们认识到，在西班牙和新大陆每年的运输量比起来自米德尔堡（Middlebourg）的酒，即使不是在价值上而至少在吨位数上大体差不离甚至超过时，那么，对此陈述必须予以修正。”“Les français et Anvers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S.C .，XVII，3，mai-juin 1962，543.

[144] 参看克里斯坦森（Aksel E.Christensen）的描述：“波罗的海出口……实际上除了谷物之外，对于荷兰和西南欧的工业全是原材料及辅助性材料。在那些提供原料的船舶制造业中是最突出的……麻是制绳的原材料，制绳是造船和渔业（渔网）独特的辅助工业；同时，亚麻是别的辅助工业的基础，如帆的制造。〔沥青、焦油及金属这些都为造船服务〕……”
“的确，波罗的海贸易是荷兰商业之‘母’和‘灵魂’，不仅是最早和最重要的批量贸易，而且是商业海运繁荣和增长的重要基础。” Dutch Trade to the Baltic about 1600（Copenhagen：Munksgaard，1941），365～366.See J.G.van Dillen，“Amsterdam’s Role in Seventeenth-centruy Dutch Politics and its Economic Background，”in J.S.Bromley and E.H.Kossman ed.，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Grouingen：Wolters，1964），esp.pp.133～135.

[145] “一种新的世界经济……被缔造〔在15世纪的下半叶〕，在这个经济里，里斯本和贸易公司（Casa de Contratación）控制了世界的香料贸易，并指挥到果阿（Goa）的集贸中心和泊在塔古斯河（Tagus）的香料船队。葡萄牙人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技术不足以担起这个生财的责任，而作为入侵者的荷兰人倒证明他们具有这种能力……在荷兰人控制之下的香料贸易形成了他们与波罗的海及西北欧贸易的价值不可估量的附属物。新的、扩大了的香料贸易和东方的生产成为整个欧洲甚至横越大西洋贸易体制的一环。” E.E.Rich，“Preface，”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E.E.Rich and C.H.Wilson，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 th and 17 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7），XII，又参见里奇（E.E.Rich）：“荷兰人，同时在没有发现必须积极参与向东或向西的航海与贸易的条件下获得了新大陆的贸易优势。他们的大半精力投入到与西班牙的宗教争论和长期斗争中。他们也能利用地理位置和商业上的聪敏使他们的国家、他们伟大的城市——安特卫普成为东方香料的集贸中心和美洲贵金属的交易所。北海（North Sea）的鲱鱼贸易也使他们能够与葡萄牙和地中海进行有益的商业交换；他们与波罗的海的木材、亚麻、焦油及皮毛贸易使他们对西欧别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Expansion as a Concern of All Europ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G.R.Potter，ed.，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7），468.

[146] S.T.Bindoff，“Economic Change：The Greatness of Antwerp，”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G.R.Elton，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8），51.

[147] 与法国，后来与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的汉萨同盟（Hanseatic）贸易早在13世纪就已经过布鲁日（Bruges）了。到16世纪，再也不能无视安特卫普。总的来看，到这时，汉萨船只在大西洋贸易中更多是作为运输者，而不是作为商人而存在下来。See Pierre Jeannin，“Anvers et la Baltique au XV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XXXVII，avr-juin 1955，107～109.Jeannin认为“安特卫普的社会背景对汉萨传统及其制度有溶解作用〔p.97〕。”

[148] 并非每一个人都同意。斯莫拉（Frank J.Smolar，Jr.）认为其衰落在卡特（Charles H.Carter） 的“Resiliency of Enterprise：Economic Cause and Recovery in the Spanish Netherland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中被夸张了。Ed.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1965），247～268.详细的讨论在251至252页，他的结论是：“内在的经济力量和广泛恢复的潜力是强大的；证据丰富，而且还有大量的证据有待挖掘”（p.253）。

[149] “英国成功地重新组建了它的商业，以致足以补偿安特卫普垮台后的粉碎性的打击。但是它失败了——的确它几乎未做尝试——继承伊利亚（Elijah）的衣钵。在安特卫普垮台和阿姆斯特丹兴起之间的唯一机会溜掉了。英国经济中的严峻时期表明，事实上它成功地从德国手中接过了采矿和工业技术的领导权。但它在商业和运输的霸权之争中输给了更有进取心、更有效率、组织得更好的荷兰人。说这种由于安特卫普垮台而出现取胜机会的失败延缓了英国跃居世界霸主之位至少一个世纪一点不过分。”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p.54。

[150] J.W.Smit，“The Present Position of Studies Regarding the Revolt of the Nethelands，”in Bromley & Kossmann，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Wolters，1964），I，28.

[151] “……发生在〔16世纪晚期的〕政治发展，糅杂了经济的戏剧性的兴起，它由统治家族的商人阶层领导，在较大程度上说明了荷兰人在17世纪引人注目的地位。”P.J.Roorda，“The Ruling Classes in Holland in Seventeenth Century，”in Bromley & Kossman，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Wolters，1964），II，112～113.

[152] “贵族有寻求君主帮助反对普通的资产阶级或是与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君主的选择自由，那由于君主并非不愿意剥夺贵族的特权。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贵族似乎选择了君主。在为皇帝服务的过程中，更高的贵族迅速出现，同时，低级贵族对更低级别的管理部门或军队中的任职也感到满足。”J.W.Smit，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31.

[153] “因为实际上纯粹的贫苦阶级革命总是短命的，大的革命难道不应归因于那些兴旺的想成为革命者的阶级与那些被迫如此的贫苦阶级的联合？” Comments by Pirre Vilar in Charles-Quint et son temps ，p.188.

[154] “在16世纪，几乎是只第一次，反对运动变成了民族规模，包括一切阶级或阶级成分，从世袭诸侯到无业匠人全都参加。”H.G.Koenigsberger，“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Parties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4，Dec.1955，336.

[155] “况且，中央政府和那些充满怨恨的律师正逐步吞食剩下的封建特权。在1520年，一个通告禁止征收新的什一税，试图取消存在不到40年的封建权利。在1531年，国王禁止贵族强征礼物或是从他们租户那里要求新的服务。因司法权的实行导致的收入的减少也提到过。”H.G.Koenigsberger，“Property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Hainault，1474～157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X，1，1956，14.
参见斯密特（Smit）：“但是要确定这样的敌视是否主要因关心保存他们的经济根基或打算维护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激发的是困难的。更高层的贵族仍然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但其有关的经济地位，正如更低级的贵族（程度更轻）一样，似乎因引人注目的消费而一直在衰落。非常明显，经济压力仅仅是贵族的多种痛苦之一，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四面受敌的阶级构成了激发革命的主要因素。” Precoditions of Revolution ，pp.41～42.

[156] See Pieter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559～1609） （London：Williams & Norgate，1932），69～70.

[157] “如果低层贵族实际收入的减少事实上可以归因于高涨的价格，那么它或许不至于延续16世纪前3/4那么久，而是集中在大叛乱爆发之前的15或20年。1550年之后的年代，价格上升要比从前快得多。这样，即使有危机，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尖锐和突然的，它因1559年卡托-坎布雷条约之后遣散bande s d’ordonnance，即贵族的尼德兰骑兵而加剧。”Koenigsberg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p.14.

[158] “这是一个君王缔造国家的显著的例子，也显示了菲利普（Philip）在构筑传统的大厦时是一个勤奋的工作者。”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71.

[159] Smit，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47.

[160] “法国与西班牙的和平是特伦特（Trentine）天主教重新组合的政治基础。一种特别的超然存在，不仅仅为某一个人，而是面对基督教的一切。”Manuel Fernandez Alvarez，“La Paz de Cateau-Lambrésis，” Hispania，revista de historia ，XIX，No.77，oct.-dic.，1959，544.

[161] 科尼斯堡格（Koenigsberger）则替菲利普二世辩解：“菲利普二世几乎一直谴责派阿尔法（Alva）去尼德兰。但是这些判断难道不是广泛基于历史学家的事后判断？一个强有力的16世纪的统治者当其面临高层贵族尽管是体制上的反对和一个革命的带有军事组织的宗教运动的双重反对时，还会有什么行动呢？在法国和苏格兰，因为政府的软弱，加尔文主义者建立了令人生畏的组织。叛乱必须扼杀在萌芽之际，这是16世纪国家管理的正常现象。况且，这个政策几乎成功。它之所以失败，或许是因为行动太迟，甚至在1567年才开始，还有是阿尔法（Alva）没有指挥海军制服水上乞丐〔Water Beggars〕。毫无疑问，菲利普误会了局势的复杂性，而且阿尔法证明了他的选择与目的不符。但这错误不像后来那么明显。因为阿尔法已带着相当的圆滑在战争中反对教皇保罗四世（Paul IV）。然而……甚至阿尔法的残酷也没有引起那些受压迫者起义的自发发生；1572年的起义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组织得更好的、无情的‘水上乞丐’以及与他们同样有较高组织水平的在荷兰和泽兰（Zeeland）城镇的‘第五纵队’的行动。”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p.341.

[162] 西班牙国内的发展与尼德兰革命时起时伏之间的联系被朗彻（H.Lonchay）简练地道出：“这些〔西班牙的财政〕危机不仅关系到安特卫普、伦敦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利益，而且也影响到未被注意的〔比利时（Belgium）〕的事务。1557年的危机说明了为什么菲利普二世急于与法国媾和，尽管有圣昆廷（Saint-Quentin）和格拉夫林（Gravelines）的胜利。1575年的事使我们明白了西班牙人的狂怒和那些薪饷被克扣如此之久的外籍士兵的暴行。1596年的交易使低地国家提前易手给大公爵，菲利普二世这样决定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在低地国家建立和平比采用暴力更容易些。 1607至1608年的法令说明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为何顺从地签订了使其自尊深受伤害的十二年停战协议。1647年的事肯定与菲利普四世（Philip IV）突然意识到联省的独立已成定局不无关系。这样，比利时的命运与西班牙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一个人通常在不知道别国财政状况下是不能理解一国的政治史的。”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pp. 994～995.

[163] 盖尔（Geyl）补充说：“总之，这的确是加尔文主义者的做法，狂热、诚实、不受对艺术与美敬意的约束，努力纯洁神的选民的土地，使他们摆脱偶像的魔鬼的花朵，并一举清算过去的一千年。这样的行为同时也不是不能得到理智的加尔文主义首领的认可。”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93.

[164] See I.Schöffer，“The Dutch Revolution Anatomized：Some Comme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II，4，July 1961，471.

[165] See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 ，p.161.

[166] 盖尔（Pieter Geyl）认为：“对尼德兰分为新教的北方和天主教的南方的真正解释恰恰与时下流行的意见相反。不是因为南方是天主教的，起义的北部新教徒在这里失败而在北部却成功了：它是因为河流使得起义以其作为屏障立足于北方，同时，西班牙恢复了那些从战略屏障来说坐落不对的省份，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新教的北部共和国和天主教的南部尼德兰，或是新教的荷兰和天主教的比利时这种双重制度。”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New York：Meridian，1958），209.See Henri Lapeyre， Les monerchies européennes du XVIe siècle，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39（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7），188～189.这样，行政上的分离主义导致了宗教上的两极分化。进一步说，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变成了资本主义者，而是资本主义者变成了加尔主义者。特雷弗-罗珀（H.R.Trevor-Poper）谈到了这种情况：“如果17世纪中叶，伟大的加尔文主义企业家们不具备加尔文主义者的虔诚，甚至它假想的社会愿望，那么他们目的何在？如果我们注意地看看他们就肯定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事实。首先，无论是什么样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中的多数不是他们工作的国家本地人。不是荷兰人，也不是苏格兰人，不是日内瓦人（Geneva）也不是帕拉丁那特（Palatinate） ——恰恰是这四个显著的加尔文主义团体——产生了他们自己的企业家。对那些团体中的当地人灌输必要的加尔文主义教义没有这样的效果。其次，这些移民中的多数是尼德兰人……而且，当我们进一步观察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尼德兰人来自荷兰共和国中一个特别的阶级。甚至在那里，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也是移民。他们也有佛兰德人（Flemings）——即来自现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南部省份的移民——他们或是列日人（Liégeois），即来自列日（Lege）的天主教的王公——主教区。”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p.15～16.

[167] “比利时（用一个现代概念）基本上是一个‘骑兵国家’，适合从根布罗尔斯（Gemblours）到滑铁卢（Waterloo）之间的开阔地上进行大规模战斗。‘欧洲的角力场’是一个可能输，也可能赢的地方。荷兰（又用一个现代概念）就不是这样，它的大部分地区被海湾、河流、水渠、沼泽分割得支离破碎，以致在它的疆界内很难找到一个供大支军队整队排列的地方。”Oman，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p.541.

[168] Cited in Christopher Hill， Reforma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23.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希尔（Hill）谈到“纳米尔（Namier）对巴利奥（Balliol）学院的学生与他在1934年进行的几次晚上讨论中的一次作了评论，当时他正在牛津发表福特讲座讲演（Ford Lectures）。”参看查博德（F.Chabod）：“如果在16世纪的国家生活中有感情在起作用的话，他们本质上是宗教的而不是民族的或爱国的。就法国而言，这仅仅适合它的内部政治，因为外交政策早就是奉行意识形态无国界的原则。但就哈布斯堡而言，这难道不也适用在外交政策上吗？” Actes du Colloque ，p.620.

[169] “爱尔兰的天主教，就像尼德兰的新教一样，通过与民族事业相结合汲取新的力量。虽然爱尔兰社会要比尼德兰社会小得多，它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具有荷兰反对西班牙斗争的许多共同的特点。两个社会中的斗争因一种宗教信念而增强，宗教信念又被一种民族共同感增强。在两个社会中，民族的领导者被国际宗教运动所接纳，为保证国际援助提供了新的机会。” J.H.Elliott， Europe Divided ，1559～1598（New York：Harper，1968），302.

[170] “在法国与尼德兰的政体之间存在一个……本质的差别，它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各自政治抗议的特点，（法国的）凯瑟琳（Catherine）本人是半个外国人，但她作为皇家政府的首领，这个政府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民族统一的象征。玛格丽特（Margaret），作为查理五世和一个佛兰德（Flemish）贵妇的女儿，血统上是一个尼德兰人；但她领导的王室政府却逐渐被视为外人。从长远观点来看，这证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因为它允许反对派出现——因为它从不能令人信服地出现在16世纪60年代的法国——作为民族传统反对外国革新的保护者。” Elliott，ibid.，p.126.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加尔文主义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不是革命的，而在这时期它在尼德兰和法国却是革命的，王室当局的区别再次显现出来：“从一开始，英国就因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的争吵倾注它大量的民族精神反对教皇……在英国，外国的影响在玛丽女王（Queen Mary）之后从来不成其为严重的问题，直到查理二世（CharlesII）统治时才再次出现。但是在英国的形势中更重要的是1588年之后天主教君主的不存在，他们在法国和荷兰是起到了罗马反基督者不间断的提醒者的作用。”Leo F.Solt，“Revolutionary Calvinist Parties in England Under Elizabeth I and Charles I，” Church History ，XXVII，3，Sept.，1958.235.

[171] Koenigsberg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pp. 350～351.参见金顿（Robert M.Kingdon）论作为一个跨国运动的加尔文主义：“16世纪的起义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单独的民族史中的篇章；他们必须被考虑至少是国际革命宗教组织——加尔文教会的一个部分。”“Political Resistance of the Calvinists in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ries，” Church History ，XXVII，3，Sept.1958，233.

[172] “不管条件怎么样，我们最终必须使新的共和国变成第一个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族。它具有强烈的商业民族共同体特征。（解释矛盾的事实）的关键，我认为，存在于革命仅仅在尼德兰部分地区成功的事实中。我将为这样的观点辩护，即尼德兰革命在别的许多方面，的确是一场革新的、进步的、社会的革命。但是商业资产阶级……太软弱以致不能在尼德兰全境建立它的政府；它能够凭自己的形象仅仅在荷兰创立一个国家，在那里，处在发达阶段的市场经济被南部的资本、人力、技术壮大了，而且，在那里，它没有来自敌对的社会群体中的主要反对派。”Smit，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p.52～53.参看维特曼（T.Wittman）：“1566至1605年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构成了一个首尾一贯的进程，而且完全符合资产阶级革命的尺度。城市和农民大众的反封建斗争构成了他们对西班牙人的压迫和天主教会的反抗；而且这些大众运动恢复了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中上层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乌特勒支联盟（Union of Utrecht）成立之后，尽管它有种种局限和矛盾，毕竟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Quelques problèmes relatifs à la dictature révolutionnaire des grandes villes de Flandres，1577～1579，” Studia historica ，no.40（Academicae Scientarum Hungaricae），1960，3～4.

[173] “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严重的社会革命威胁——从1566年的偶像破坏运动到根特（Ghent）加尔文主义者放肆的民主专政，在16世纪70年代晚期——埃诺（Hainault）的贵族关闭了他们的等级并为维持现状联合起来，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向西班牙的统治屈服。”H.G.Koenigsberg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p.15.
“从长远看来，即使是宗教也不能够使贵族与民主专政和解，一派又一派与从前共同的敌人结盟。结果是，到处是革命派的解体和群众运动的失败。”H.G.Koenigsberg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p.351.

[174] 参见维特曼（Wittman）：“这些社团……完全不受革命的左翼威胁；他们反而是它的受益者，而不是它的绊脚石。在佛兰德（Flemish）的大城市里激进主义存在的条件是：贫困化和封建政体腐败导致的加速发展的社会分化，在这种形势中，迅速转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也不存在。平民大众来源于破产的师傅、短工、学徒、小商贩及有种种政治行为表现的流氓无产者阶层，尽管这些政治行为在这个发展阶段仅仅是一种本能。” Studia historica ，p.16.维特曼在注脚中补充说：“考虑到16世纪流氓无产者的大量增加……恩格斯（Engels）在《德国农民战争》（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里作了中肯的评价……在分析中世纪的群众运动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因素做仔细的考察（p.16）。”
斯密特（Smit）对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宗教倾向作了如下评论：“同时，我们必须问自己，对那些散布在大众中的宗教信仰是多么的漠不关心：那些1566年的偶像反对者和1572年革命的失业者是怎样一个游动的、冷漠的一群，与其说他们是那时新教或天主教的先锋队，毋宁说是‘未来’的新生力量。对起义是加尔文主义特点或是纯政治的，是现代的或是保守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取决于对人口的社会和意织形态结构的考察。”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p.24.

[175] “没有什么地方的革命像根特（Ghent）的那么彻底。”Koenigsburg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p.344.也参看维特曼（Wittman）：“既不存在客观条件，一个受自己的利益驱使的资产阶级，也不存在主观条件，针对亨比茨（Hembyze）及其支持者作出有效的对策。由于缺少这一切，导致了激进主义进程，在1583年，‘法国风暴’后对自己的否定。
亨比茨（Hembyze）整体说来已然削弱了奥兰治党人（Orangists）的权威，将自己置身于根特反对奥兰治（Orange）的威廉（William）的力量的前列，并向西班牙寻求帮助。亨比茨的背叛没有引起道德上的争论——这与历史学家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切早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有可能发现。在英国，在克伦威尔（Cromwell）护国政权期间，一些平等派成员（Levellers），他们的党派一解散，即与保皇主义者和西班牙人建立了关系，恰如亨比茨和道尔塔努斯（Dalthenus）所为。” Studia historica ，p.36.

[176] “这样，共和国的显贵就不可能完全排拒来自社会下层的人。然而，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起义也引起从上至下的各种限制的消失。在16世纪前半期，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显贵反对那些声望不凡的野心家与他们城镇中的普通市民结盟。中央政府告诫摄政者们不要越城弄权。另一方面，在起义之后，城市地方长官实际上已完全独立。他们的统治无任何人干涉，几乎如脱缰的野马。”Roorda，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pp.114～115.

[177] Smit， Precondition of Revolution ，p.52.

[178] See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p.217～219.

[179] On France，see G.N.Clark，“The Birth of the Dutch Republic，”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46，191.On England，See R.B.Wernham，“ English Policy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in Bromley and Kossman，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Wolters，1964），I，30～31.

[180]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225.

[181] “在15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泽兰（Zeeland）和荷兰的渔业及造船业城镇在缓缓而又稳定地繁荣着，向东扩展他们的海岸贸易越来越远以致成为正好在那些普鲁士地区有强大经济力量的汉萨同盟（Hanse）最危险的竞争对手。”Carl Brinkmann，“The Hanseatic League：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I，4，Aug.1930，591.同时，荷兰大量侵蚀苏格兰的海外贸易，到1560年达到一半左右的吨位数。统计数字并不真正说明问题：“不管怎么样，数字甚至根据不同的贸易路线合计出来的运输船吨位数，对于估计苏格兰和低地国家之间贸易的真正意义都是有缺陷的，因为除了煤和盐之外，他们之间的贸易货物，例如（苏格兰）与挪威的贸易，比较起来价值相对较高。” S.G.E.Lyth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in its European Setting ，1550～1625（Edimburgh：Oliver & Boyd，1960），245.

[182] “对荷兰与波罗的海贸易船数字的分析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不是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也不是在1600年前后的年代新的远道路的伟大扩张影响到荷兰对波罗的海贸易控制呈持续下降状态。”Christensen， Dutch Trade ，p.90.
约翰森（Oscar Albert Johnson）表明，挪威人利用1572年荷兰人反对西班牙人的起义开创了“与西班牙国王的属国直接的、定期的商业关系……”然而，在1621年《十二年休战协议》（Twelve Years Truce）结束之后，荷兰舰队有足够的实力攻击挪威人：“海盗及类似的截夺实际上完全毁掉了我们在地中海的航行。”“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la Norvège et l’Espagne dons les temps modernes，”Revue historique，55e annee，fasc.1，sept～dec. 1930，78.约翰森（Johnsen）承认，毁灭挪威的不仅仅是荷兰的海军力量，还有商业力量。See p.80.
正如詹宁（Pierre Jeannin）所说的：“人们可以讨论荷兰商业具体在什么时候赢得对汉萨同盟的胜利，但是在大约1600年，胜利是绝对的。”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pp. 193～194.

[183] Geyl，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239.

[184] 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31.布罗代尔（Braudel）走得更远：“随着1350至1450年的还俗运动将犹太商人推向意大利及其所庇护的经济，这样，在1600至1650年的危机中他们再次找到避难所，这次是北海地区（North Sea）。由于新教世界选择了他们而拯救了他们，反之，也由于他们的选择，拯救了新教世界。最终，正如桑巴特（Werner Sombart）评论的，热那亚就去美洲、印度或是中国的航海路线而言，其地位与汉堡（Hamberg）或是阿姆斯特丹相当。” La Méditerranée ，II，p.151.

[185] “在1590至1600年短暂的时间里，荷兰……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贸易体制。虽然仍在襁褓之中，荷兰殖民的路线与利凡特地区（Levanting）的贸易……立刻建立起来。新的贸易主要是印度的贸易，立刻成为统治政权的利益中心，主要商人的利益中心，也成为当时整个共和国的利益中心。”Christensen， Dutch Trade ，p.19.巴伯（Violet Barbour）认为，阿姆斯特丹崛起的迅速在当代人看来也是显著的：“外国人观察阿姆斯特丹向世界贸易的顶峰崛起，带着不无愤忿的惊讶。突然地，这座城市就出现在那儿。”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n Arbor，Michigan：Ann Arbor Paperbacks，1963），17.See Da Silva，Revue du Nord，XLI，p.143，Who dates the Dutch Supremacy very exactly between 1597 and 1598.

[186] Christensen， Dutch Trade ，p.424.参看巴伯（Barbour）：“该城新财富的主要来源，正如它更早时期那些最一般的优势，似乎一直是谷物贸易和海运的提供，以及这类东西及别的重货物的搬运、贮藏和上市。环境——饥荒、战争以及不断变更的战争技术，需要更多、更大的枪炮，海上冒险也要求更多、更大的枪炮以及装备更好的船只——这大大增加了对阿姆斯特丹提供的货物和各种服务的需求。”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26.她也谈到了阿姆斯特丹在1592年之后的海上保险地位和1609年之后的武器及其他军需品提供的地位。（pp.35～42.）

[187] “因为阿姆斯特丹是主要的木材市场，这样荷兰的船舶制造比任何别的地方都要廉价。在英国人着眼于大的、军用商船时，大约在1595年，荷兰开始建造一种新型的称作‘飞船’（flyboat）的船只，这种船轻便、实用、狭长、快速，用于运输笨重的货物。飞船易驾驶，船员不多。低运费说明为什么别的海运民族很难与荷兰到波罗的海、挪威及莫斯科公国（Muscovy）的运输进行竞争。”J.G.van Dille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p.136.See Violet Barbour，“Dutch and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Carus-Wilson，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St.Martin’s，1965），I，227～253.
关于荷兰飞船的技术优点在帕里（J.H.Parry）的著作中有简要的描述。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New York：Mentor Books，1963），p.83.希顿（Herbert Heaton）认为，荷兰造船业优势可以从财政和经济方面得到解释：“（1）以现金低价购买大量原材料……（2）在造船业中有标准化的设计、合成部件及制造方式……（3）制造者能够借到比他的外国竞争者利息低得多的钱。”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rev.ed.（New York：Harper，1948），275.

[188] “谷物运输使阿姆斯特丹的商业海运得以运转，较少大批量装载使商品运输的廉价成为可能……直到1666年，据估计，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中还有3/4的流动资本从事波罗的海贸易。” Barbour，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27.

[189] Barbour，ibid.，p.18.塞欧斯（André-E.Sayous）谈到阿姆斯特丹作为财政中心地位的优势：“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改进了它的技术：这样，使那些资本主义团体进行海上贸易和获取现代形式的信贷变得更加容易。海上保险完善了，这归功于许多人参加分担风险、更加准确地确定固定比率；……至于信贷，即使方式没有改进，给商品信贷的数量却增加了；兑换证不仅仅用于一个又一个地方的支付，而且实际上是早先的信用状；然而它仍然不能作为后来市场需要的套汇来用。”“Le rôle d’Amsterdam dans l’histoire du capitalisme commercial et financier，” Revue historique ，CCXXXIII，2，oct.-déc.1938，263.See also pp.276～277.在塞欧斯（Sayous）看来，阿姆斯特丹兴起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是“新的集资和投机形式〔p.279〕。”

[190] “仅仅只有一种解释似乎有道理：荷兰，由于它靠近天主教低地国家的位置以及它坚持敲开西班牙的大门，比（英国）保留了与（伊比利亚）半岛更多的联系以及与美洲金银的联系，没有它，它的商业很难存活……在西班牙与荷兰之间有金钱联系，这种联系因1609至1621年的和平而加强，作为17世纪中叶西班牙完全的幸运而中断，恰好在那个时刻——是纯粹的巧合？——即荷兰开始不妙之时。”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I ，p.572～573.
巴伯（Barbour）将重点放在阿姆斯特丹对谷物的控制上：“有可能，阿姆斯特丹作为金银市场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与西班牙的战争交易，这样，在1595年以及随后直到1630年的年代里，西班牙被迫认可贵金属出口以作为谷物进口的回报。”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49.而且我们再次发现了积累的优势：“但是从加的斯（Cadiz）至荷兰输银的直接豁免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也有间接的豁免权，这主要从那些亦分享卸在加的斯的金银的国家获得——豁免商品购买服务的支付，被投机的可能性所吸引；或仅仅是追求安全和处置的自由。〔pp.50～51〕。”

[191] See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209.

[192] Friedrich， The Age of the Baroque ，p.8.

[193] 正如拉雷兹[José Larraz（1943）]所说，如果有一种荷兰人的重商主义，那它“应是一种自由的重商主义。” La época del mercantilism o ，p.186.

[194] “荷兰人赞成在世界各地进行尽可能开放的贸易，英国人则偏爱一种时时限制的贸易，尤其是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而且在外国与英国之间也实行这种政策。”Robert Reynolds， Europe Emerges （Madison：Univ.of Wisconsin Press，1967），442.参看巴伯（Barbour）：“出口货币金属的自由，在17世纪别处极为罕见，有利于稳定阿姆斯特丹的兑换比率，这样，也鼓励了作为可转让的信贷工具的票据的流通，它的贴现与出售成为该城一桩红火的生意。”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53.

[195] “阿姆斯特丹作为西欧商品交换给人印象深刻的地位的一个基本条件似乎是由贸易保护方针提供的，在15世纪下半叶，它的海上政策亦如此。与此相适应，所有从波罗的海来的身为阿姆斯特丹公民的船长都被要求为该城服务。这同样适用于阿姆斯特丹与一个非阿姆斯特丹公民船长共有一条船的情况。这条规则，是萌芽时期的航海法，旨在反对吕贝克（Lübeck）和反对从波罗的海到佛兰德尔，尤其是到布鲁日（Bruges）的直接交通运输。”Glamann， Fou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35.

[196] “大宗的购买、自由的信贷以及廉价的运输综合起来使阿姆斯特丹的价格与原产地通行的价格保持在一个水平上。1606年一个下议院的议员强调，荷兰人能够在尼德兰向英国人出售布料并进行再出口，这样，比英国贸易公司的售价更便宜。”Barbour，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95.

[197] 例如，参看巴伯（Barbour）论荷兰的对外投资及其力量：“〔在17世纪〕大部分寻求信贷购买的外国货物，或是短期贷款，都着眼于阿姆斯特丹的私人资本……”
“在北部国王之间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荷兰人的资本就像荷兰人的船只一样，为双方而战……”
“英国和法国给外国资本主义提供的处女地要比北部国家少，因为他们自己的中产阶级商业和工业态度富有活力和竞争精神，并为他们各自的货物寻找富有进取精神的帮助。但是在两个国家，荷兰人的资本都起作用。”Ibid.，pp.105，111，119.See Braudel in footnote 229 above.

[198] “在1557年至1627年，热那亚银行家的世纪，在庄严的资本主义宏声中，在福格家族（Fuggers）的短暂世纪时代与阿姆斯特丹混杂的资本主义时代之间生存……非常清楚，热那亚人的财富不是被1557年的魔杖，在西班牙国家破产之后一挥而就的，也没有在1627年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在第五次或第六次西班牙破产之际……热那亚保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国际金融枢纽地位。”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p.454～455.
参看艾略特（Elliott）：“热那亚银行家与福格（Fuggers）家族一道成为查理五世的贷款人，在1557年王室破产之后，在福格家族的影响衰落之际，热那亚人的影响却因此而增加。” Europe Divided ，pp.59～60.
还见斯普纳（Spooner）：“在大约1570年之后，热那亚人的全盛时期开始了，在他们接替了福格家族的势力时便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福格家族从前卓越的金融地位已随1530年之后德国银矿繁花的枯萎而衰落。” New Co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p.27.
威尼斯也在这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金融角色：“在16世纪漫长的经济扩张中，威尼斯已经变成了国际货币交换流通的决定性的中继点。……1587年之后，威尼斯即有了存款银行，Banco della Piazza di Rialto.根据1593年的法令，参议院（Senate）规定，兑换货币应分类办理报关手续。结果，国际交易中的大量证券就这样产生了。实际上，共和国有双重金融体制：〔the moneta corrente and the moneta di banco〕流通货币和银行货币。”Frank C.Spooner，“Venice and the Levant：An Aspect of Monetary History（1610～1614），” 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 fani ，V：Evi moderno e contemporanes（Milano：Dott，A. Giuffrè-Ed ，1962），646～647.

[199] “菲利普二世与伊丽莎白之间的协约政策是有可能的，只要女王和英国商人被许可借用他们在安特卫普的交易，参加美洲的金矿（Pactole）开采。然而，恰恰是该决议使均衡受到了1566年危机的危害，还受1567年阿尔法（Alva）公爵进入尼德兰威胁性的登陆的危害……从那以后，在广阔的大西洋水域一切事情都发生了变化。”Braudel， La Méditerannée ，I，p.438.

[200] “在金融领域，……安特卫普从1658年开始失去其中心地位，这时英国的伊丽莎白没收在普利茅斯（Plymouth）避难的西班牙船队上的金银……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不再安全，从此，热那亚银行家决定改变贵金属运行路线，使它们通过热那亚和贝桑松（Besancon）的集市。这样，后者在接近16世纪末之际变成了西欧领导银行业的地方和继续从新大陆流入的白银的集散中心。
因此，从银行业角度看，继承安特卫普的不是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直到1640年才变成贵金属的世界中心……”Raymond de Roover.“Anvers comme marché monetaire an XVIe siècle，” Revue Belge de philogie et d’histoire ，XXXI，4，1953，1044～1045.
参见布罗代尔：“从1580年开始，真正的白金属集散中心远远不是西班牙自身，而那些意大利的大城市。他们依恃这种地位牟取巨额利益，他们向利凡特（Levant）出口一些来得便宜而又获利丰厚的东西，即部分西班牙过剩的银币。” La Méditerranée ，I，pp.450～451.

[201] “我认为没有重申这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即热那亚是一个不受任何非商业势力侵扰的银钱市场。例如，那儿不存在教会对金融活动的压力。”Corlo M.Cipolla，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V，p.256.

[202] 朗彻（Lonchay）论证，意大利银行家要求西班牙国王的利率是16%～20%。科尼斯堡格（H.G.Koenigsburger）说：“热那亚比任何别的城邦都更把它的宝押在西班牙君主身上……只要秘鲁到塞维利亚的白银输入不断，热那亚的富豪们就会发财。”“Western Europe and the Power of Spa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R.B.Wernham，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1968），257.

[203] “由于种种不同力量的作用，到16世纪中叶，利凡特（Levant）的市场充盈着东方的商品，威尼斯也恢复了它从前的商业繁荣。但是在该世纪的前半期一直很萧条。”Vitorino Magahlães-Godinho，“Le repli venitien et égyptien et la route du cap，1496～1533.”in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hommage à lucien Febvre，Vol . II （Paris：Lib.Armand Colin，1953），300.See Frederic C.Lane，“The Mediterranean Spice Trade：Its Revival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Maryland：Johus Hopkins Press，1966），581～590，and his earlier article，“Venetian Shipping Dur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in Venice and History ，13～24；see also E.E.Rich.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esp.p.447.

[204] “可能，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作为与阿拉伯联系的中介，通过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更高的价格，使自己得以维持，葡萄牙人或许由于在亚洲采用极其低价的购买而做得过分……地中海与东方的商业由于一点没有失去作为中介地位的利益，只能被武力阻止，这种压力监督它的出发地点。葡萄牙人利用几次机会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但是他们僵化的监视只能维持有限的时间，之后自己放松了这根绷得太紧的弦。”Braudel， La Méditeranée ，I，p.459～496.

[205] “在16世纪初期，由于葡萄牙与印度的直接贸易经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打开，地中海地区西班牙人的贸易度过了严重的危机……然而，葡萄牙人的垄断是短命的。尽管他们身在海上，也令人望而生畏，葡萄牙人不能指望用几只从散得很广的基地行动的战船永久地压制滋养埃及、土耳其帝国还有欧洲顾客的繁荣的商业……印度洋上的西班牙贸易——或是更大的部分——很快重新进入其过去的航道，与之相伴随的是利用威尼斯船只的地中海贸易的恢复。在价格与质量的直接竞争中，优势绝不可能完全属于葡萄牙人的海洋贸易一边，好望角路线的成本和风险很大，且在继续增加。葡萄牙人也没有什么有利可图的货物外运。他们用贵金属购买香料，向国内运输的收益不得不包括向外航行的成本……香料的质量也有区别，葡萄牙人的香料容易‘在长距离航海中变质，失去香味。’J.H.Parry，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p.164～165.

[206] 参看宾多夫（S.T.Bindoff） 论葡萄牙人皇家工厂在1549年不再作为一个永久性机构而维持所产生的影响。“不论采取这一步的理由是什么，也不管它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p.68.

[207] See J.B.Harrison，“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Outside Europe，II：Asia and Africa.”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R.B.Wernham，ed.，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68），533～534.

[208] 例如，奇波拉（Carlo M.Cipolla）评论道，在1580年与1610至1620年间的米兰（Milan），“人口数量有确切的增长。” Mouvements monetaires dans l’Etat de milan （1580～1700）（Paris：Lib.Armand Colin，1952），31.在罗曼诺（Ruggiero Romano）看来，佛罗伦萨亦有类似的增长，而从1619至1620年开始下降。“A Florence au XVIe siècle：industries textiles et conjomture，” Annales E.S.C .，VII，7.oct-déc.1952，508～512.

[209] “小麦，由于其自身的优点，在整个（16世纪的经济活动中）农业产量中占压倒优势。农业是地中海的主要产业，尽管小麦仅仅代表农业收入的一个部分。”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385.

[210] “〔这种转移〕的主要理由一定是威尼斯人希望从陆路取利……早期的刺激或许来自大的修道院通过土地开垦获利的事例，这已经是15世纪的事情……”
“向土地活动转变的关键性时期似乎是在1570年至1630年之间，这时期威尼斯人的土地增加了35%。”S.J.Woolf，“Venice and the Terraferma：Problems of the Change from Commercial to Landed Activities，”in Brian Pullan，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en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Methuen，1968），194～195.参见鲍斯马（Bouwsma）：“总的来看，意大利的教会土地所有在反宗教改革期间一直在扩展，特别的环境又使这一趋势在威尼斯境内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加深了一步。教会组织利用他们积累的特别的资本，带着热情参与了该时代的开垦工程。” Venice and the Defenses ，p.343.

[211] 布罗代尔（Braudel）以这样评价来给他的关于雨量与衰落之间的关系的描述下结论：“饥饿的整个社会性戏剧，在这个世纪最末几年引人注目，在这种气候变化，且变化相当微妙的情况之后或许有其真正的根源。这个假设是在很不谨慎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是又不得不提出它。” La Méditerranée ，I，p.248.

[212] “谁都不会注意不到16世纪到处都是〔疟疾〕成灾的情景。或许是因为在那时，人们从事他们的老对手——低地的开发。整个16世纪，甚至15世纪，都在寻找新的土地。如果不去潮湿而又荒芜的平原，人们又能去哪里寻找呢？但是没有什么比害虫出没的荒地开垦更伤人的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四处的内部开垦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在意大利尤其如此。如果后者错过征服远方广地的机会，游离在那个伟大的运动之外，更多的理由，难道不是因为他忙于征服全部的国内的土地？这些土地能够被技术开垦，从洪水淹没的平原到大山之巅都可利用。”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59.See P.J.Jones，“Per La storia agraria italiana nel medio evo：lineamenti e problem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2， giugno ，1964，307～308.

[213] “如果没有来自美洲的贵金属提供购买大量谷物的财力，地中海地区的食物情形有可能要严重得多。这样，气候变化成了帮助在全欧扩散贵金属影响的因素之一。15世纪中叶以来的商业和造船业的扩展肯定也有利于缓和歉收的影响。然而，气候的变化使地中海国家在与大西洋与北海国家的相处中受到极大的削弱。”Utterström， Scandinar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p.44.

[214] “从前，正如在1591年食物危机之后，地中海人的生活基本上依赖自己的农产品。没有什么事情可与阿姆斯特丹那样的低地国家的发展相比，更没法与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将在自由贸易的英国、在广阔得多的范围内所发生的相比。都市世界并没有给别的任何人向他们提供食物的任务。”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p.387.
然而，谷物的进口的确增加了。事实上是布罗代尔和罗曼诺（Romano） 一道指出了小麦在里沃那（Leghorn）的扩张中的地位：“里窝那（Leghorn）的兴起难道与其作为小麦的出口港的地位的增长没有联系吗？1591年的大饥荒及北方小麦的流入……我们相信，标志着主要的转折点。”Fernand Braudel and Ruggiero Romano， Navires et marchandise à l’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1547～1611）（Paris：Lib.Armand Colin，1951），22.

[215] 利凡特（Levant）作为谷物来源被截断这一点有多么重要，在帕里（J.H.Parry）关于15世纪的形势的描述中提到过：“在西部，人口较稠密，生产力较低，情形就更加困难。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拉古萨（Ragusa）、那不勒斯以及西班牙东海岸的城市——这些城市多数都位于开始生产酒、油或是羊毛的国家——他们全都是通过海路进口食物的国家，既然当地的供给不足，或是不可靠，既然地方的陆路运输成本太贵。西方主要的食物来源是阿普利亚（Apulia）和西西里（Sicily），这两地在政治上受阿拉冈的统治者控制，他们是定期的进口者；但总的说来，西部地中海谷物几乎不能自给自足，而且这些进口城市也往往求助于利凡特（Levant）廉价而丰富的谷物。威尼斯尤其依赖东部的谷物；它的爱琴海（Aegean）殖民地是一个有用的供给来源，共和国也定期从埃及进口谷物。这样，在东部地中海就存在一个特别、复杂、非常必要、富于弹性的海运谷物贸易网络。威尼斯、热那亚、拉古萨（Ragusan）的船只较大，专门设计来运送他们笨重的货物，通常不运别的东西。” The Age of Reconaissance ，p.53.

[216] “在地中海地区条件不一样：因为经常有来自阿尔及利亚（Algerian）海盗威胁的危险，大而装备武器的船在那个地区是非常必要的……不管怎么样，阿姆斯特丹成功地控制了地中海的部分贸易，这是由于它囤积了大量的谷物。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前半期的不少年代正好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谷物短缺期，而阿姆斯特丹的仓库里却堆放着丰富的波兰（Polish）和东普鲁士（East Prussian）的裸麦和小麦，这样，荷兰商人能够谋取暴利。” Van Dille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p.136.See Parry，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 IV，pp.158～159.帕里进一步考虑了地中海谷物短缺的原因：“16世纪70年代大量土耳其——西班牙人的敌对行动，以及威尼斯与西班牙的结盟也打乱了正常的谷物贸易，同时增加了海军、陆军以及各地驻军的食物需求〔p.159〕。”

[217] “另一方面，信贷的广度与贸易网络与商人们在遍及全欧的港口、市场、集市的联合有密切联系。热那亚商业金融家们的活动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那些创立于意大利并参与了西班牙大西洋伟大冒险、其代理人遍布大陆的欧洲传统的中心地区，是影响到国际经济济重心从南欧向北欧与大西洋转移的渠道。这样，他们就为荷兰辉煌的成功做好了铺垫。”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roy ，III，p.31.

[218] “一时间，当欧洲其余国家将它们的注意力与资源更多地投入到海上贸易时，威尼斯却选择了正好相反的方向。 1560年以后威尼斯的舰队开始衰落……但是这种海上撤退恰好与威尼斯的资本从航海转向陆地的大转移一致。在这里，它不是用于贸易，而是用于获取土地和建立能够成功地与北意大利和尼德兰的纺织工业进行竞争的纺织业，这两地皆遭欧洲战争之祸。这个政策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丰富的回报。在这个世纪的余下年代……〔威尼斯〕置身壮丽的辉煌之中，似乎从前的光辉日子又奇迹般地回来了。” Elliott， Europe Divided ，pp.58～59.

[219] Domenico Sella，“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Venetian Trade，”in Brian Pullan，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Metheun，1968），90.

[220] Carlo M.Cipolla，“The Decline of ltaly：The case of a Fully Matured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2，1952，180～181.这不只对于威尼斯对于米兰（Milan）也是真实的。See Cipolla， Mouvements monétaires ，pp. 33～34.威尼斯衰落的详情在有关1620至1720年这个时期的论文集中有极好的详细说明。 Aspetti e cause della 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Atti del Convergno （27giugno～2 luglio 1957） （Venezia-Roma：Istituto per la Collaborazione Culturale，1961） .

[221] 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对关于意大利人价格波动讨论的可靠性持一点保留看法。 See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Trevor Aston，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nl，1965），19.萨普利（Barry Supple）对奇波拉（Cipolla）的假设给了一些肯定的证据。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59），159～160.也参看罗曼诺（Ruggiero Romano）关于威尼斯船业的衰落，尤其在1570年之后衰落的解释：“〔关于造船的贷款政策〕不能平衡威尼斯军库所承受的高价，这个价格和其他地方，尤其是和北欧的海军船舰的造价比起来要高。”“La marine marchande vénitienne au XVIe siècle，”in M.Mollat et al.eds.，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aritime en Europe，du moyen Age au XVIIIe siècle ，Actes du IV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Paris：S.E.V.P.E.N，1962），46.

[222] “北部纺织业的成功归功于两个因素：他们的成本低、质量高，与对款式要求反应及时的威尼斯产品比较起来，或许看起来不那么堂皇。” Sella， Annales E.S.C .，XII，pp.39.人们应该记得，16世纪的质量工作意味着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工业化的工作。在一个工厂工作与供给大众需要的产品同时与大宗生产相联系，优秀的工匠是为特别的市场而存在的时代，要求一种趋常的想象去认识前工业化时代的确存在的对立面。那时，工厂即聚在一个地方受直接监督的工人的集合体，仅用在那些极为罕见的情况，或是质量非常重要，如像某些奢侈品生产的地方，或是为安全的理由精确度要求较高的地方，或是有别的问题需要实行大规模管理的地方。例如，在16世纪的威尼斯，绳索的生产就是这样的情况，在那儿市议会担忧“我们的船舰以及相应的海员和资本的安全。”而且，市议会根本不信任利用个体劳动的企业。议会的声明被莱恩（Frederic Lane）在《15、16世纪的绳索与麻贸易》一文中引用过，见《威尼斯与历史》，（Baltimore，Maryland：Johns Hopkins Press，1966），270.

[223] “当一个国家处境不妙时，意大利在17世纪初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些力量或早或迟，或是自发的，或是被诱发的，会汇聚起来进行调整。调整不平衡的必要步骤有种种：新型产品的开发，新的市场的寻求，不鼓励某些类型的消费品生产，缓和国内价格水平和世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等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开发新型产品和开拓新的市场，大体说来，它就能维持它的就业水平和生活水准。否则，很自然，它必须默认生活水准，最有可能是它的就业水平会戏剧性的降低。” Cipoll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pp.186～187.
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怀疑北部意大利是否还有可能有别的作为：“意大利的衰落……说明了寄生在封建土壤上的‘资本主义’的软弱性。这样，16世纪的意大利人或许控制了最庞大的资本集团，但却明珠投暗，蒙上恶名，他们使资本滞留在建筑业，在价格革命期间随便借给外国人（价格革命很自然有利于债务人），或是使它们从制造业活动转向各种形式的固定投资。……然而意大利投资者一直注意到太大的教堂伤害经营，所以行动谨慎。数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最高的利润并不是在技术进步甚或在生产中获得……如果他们非生产性地花掉了大量资本，仅仅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区域’的有限范围之内没有更多的空间进行任何规模的积极投资……16世纪晚期总的繁荣……依靠私人承包商的大的专制君主突然增加的需求，以及大贵族们前所未有的奢侈，延缓了不幸的日子。” Crisis in Europe ，pp.18～19.

[224] 范方尼（Amintore Fanfani）使之成为最早虽然不是仅有的对衰落的解释：“在意大利，除了在农业中寻求避难，没有别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未能成功地减缓颓势，因为缺少三种东西：（1）缺少一个统一的市场或强大的统一趋势；（2）意大利未参与欧洲人海洋性扩张的伟大运动；（3）缺少一个重要的经济方案以满足意大利经济的真正需要。” Storia del lavoro ，p.48.

[225] 灾难的严重性也表现在对人口的影响上：“1630和1657年的瘟疫勾销了1580至1629和1631至1655年的成果，并使意大利的人口回到大约1100万的水平。”Carlo M.Cipolla，“Four Centuries of Italian Demographic Development，”in D.V.Glass & D.E.C.Eversley，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Arnold，1965），573.

[226] “土地的出售以及〔随后的封建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意大利半岛到处发生，从皮埃蒙特（Piedmont）……到西西里。……” Bulferitti， Archirio storico lombardo ，IV，p.21，fn.30.维拉里（Villari）描述了南部意大利他所谓的“封建土地商业化”的过程。 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 ，p.164.由政府推行的这类土地的出售有利于那些封为贵族的新的群体的兴起。“这是一个复杂的扩张运动和封建领地的加强，对此，上层资产阶级给予过有力的推动，而且，它恰好与对传统贵族的经济和社会富有生气的断言一致〔p.192〕。”一个后果是“城市的封建化〔p.168〕”，它强烈而无效地抗拒着。城市的生活作风变化了：“封建扩张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奢侈品及非生产性物品的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发展处在新的阶段，在省区城市中心建设宫殿、教堂、别墅以及花园等等〔pp.193～194〕。”

[227] “由于严重的工业化水平不足，大部分银行和信贷被外国人控制，出口贸易的利益滋润了热那亚、威尼斯、加泰隆（Catalan）商人，及一种将封建经济与现代信贷体制的弊端混为一体的农业体制，西西里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地方，而且从未赶上过北部意大利在晚期中世纪得到过的领先地位。”Koenigsburger， The Government of Sicily ，p.82.

[228] Lopez，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p.353.布罗代尔写到过1620年代初，整个地中海地区“经济的衰落”。“L’économie de la Méditerranée au XVII siècle，” Les Cahiers de Tunisie ，IV，14，Le trimestre，1954，195.拉杜里（Emmmanuel Le Roy Ladurie）谈到过“从1620开始折磨意大利人、卡斯提尔人以及西班牙属美洲这种衰落的魔怪。” Paysnans ，p.636. 5sS69rGcQPzWz69mqMZaGvFlfF28Do9fzL7GCirNG34fG9g+eAYWRuDyMcB2Se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