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出现的同时，也兴起了西欧绝对君主制，但它是其原因还是其结果呢？这在两方面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证。在一方面，如果不是由于商业的扩张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崛起，就很难有什么经济基础来支持开支如此庞大的官僚国家机构。 ^[1] 但在另一方面，国家机构本身就是新型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经济支柱（不必说还是其政治庇护人）。如布罗代尔（Braudel）所言：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国家是那个世纪最大的企业经纪人。 ^[2] 并且，他们是当时商人的主要主顾。 ^[3]

关于国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作用有几种不同的论点。第一是有关其程度，第二是它的经济影响，第三是有关它的阶级内容。第三个论点我们将在以后探讨。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虽然对于国家渗透进19世纪经济体系中的程度众说纷纭，但看来还是存在一个被较为广泛接受的看法，即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至少始于16世纪并延续到18世纪，国家始终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经济因素。

但是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国家确实扮演了这一个角色的话，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必要且不受欢迎的角色。例如熊彼得（Schumpeter）坚信私人企业具有长期的高效率，而认为国家无论作为商品的购买者还是借贷的一方，对商业的发展都没有什么益处。他说，“如果认为没有宫廷的奢侈，就不会有从农民和市民阶级那里索取的相应产品和财富，这种想法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4] 也许它是不可原谅的，但并不一定是错的。为什么不能认为，一个农民生产剩余产品只是为了交税，否则他可能只会消费掉或者根本不生产它呢？熊彼得（Schumpeter）难道真的认为，16世纪的欧洲农民已经完全被导向商品市场了吗？

至于王室的开支对于信贷制度的创立至关重要这一论题，熊彼得（Schumpeter）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任何从信贷运行机制的发展中得到的好处必须要“与通过提高税收和其所需要的财政经费的方法所造成的全部破坏和经济活动的停滞加以平衡之后再估量。” ^[5] 这里含有大量违反事实的观点，而其可靠性却只能用这本书的作者自己的全部论证来估评。这里将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欧洲世界的中心地区内，强国的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他的第二个观点即认为给王室的贷款换得的是经济上的特权。但从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利益来看，它在经济上可能是最不健全的。 ^[6] 无疑这个讲法是对的，但对我来讲，这似乎仅仅是资本主义本质事物中的一类，而不是它运行中偶然的扭曲。因而，它在事实上就为熊彼得（Schumpeter）的前一个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证。

我们前面已经考察了14和15世纪经济危机的各个方面，而正是这一危机导致国家官僚制度缓慢但却持续的发展。我们也谈到军事技术的进步，它使得中世纪骑士过时，因而也加强了控制大量步兵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君主们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恢复秩序，这也是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用热尼科（Génicot）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通过揭示权威崩溃的恶劣影响，使动荡时代为中央集权化提供了反面例证。 ^[7]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种政治统治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传统的观点就是用新生国家的离心现象来解释，这种观点也通常被用来解释20世纪新国家的形成。 ^[8] 15世纪“秩序的恢复”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封建制度的危机”。对领主的经济压榨造成对农民剥削的加强，结果导致农民起义。它也导致贵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被削弱的贵族寻求国王的庇护，以免遭受更大动乱的威胁。国王坐收渔人之利，趁机扩大他们自己相对于贵族更多的财富和权力。这就是他们为贵族提供庇护的价码。莱恩（Fredric C.Lane）称之为“庇护税”，而且他提醒我们这种“庇护税”比起工业技术或工业组织的优势，在当时来讲是商业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获得利润的来源。 ^[9]

当然，国王地位的上升不仅仅是一种机遇，而是连他自己也处于的那种压力之下的结果。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认为当政治统治者不能依靠通过他们自己的资产（如国王领地）或通过其他阶层所承担的不容置疑的义务使自己得以应付各种事务时，“官僚政治”就应运而生。 ^[10] 但是，这些阶层所承担的义务真的从来就是不可置疑的吗？至于资财的可利用性，国王个人资产的不足，以致无法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个事实，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目标过于雄心勃勃而已。随后，我们必须探究一下导致统治者寻求实现更为野心勃勃的目标的压力。

刘易斯（Archibald Lewis）提出一种看法，他试图将此与土地的可利用性联系在一起：“当……君主将所有的自由土地分封完毕时，他就必须开始征税——以另一种形式收回他早年向臣民夸示的财富。” ^[11] 这种对国家税收的需要并没有直接导致“绝对君主制”，相反，君主不得不创建议会以得到贵族对其税收政策的支持，这种状况将会持续到“直到统治者感到已足够强大而无需这种支持的时候为止。” ^[12] 多布（Dobb）侧重点则不一样，他认为对国王的压力不是由于土地的缺乏，而是源自“劳动力的匮乏”。“国家机器的加强用于推进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 ^[13]

从这一分析中会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如果说经济危机导致君主获得更大的权势的话，那么，16世纪的经济扩张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第一个16世纪是一个帝国争斗而不是强国争霸的时代，我们将在下一章论及此事。直到我们在稍后将要谈到的帝国的失败之时，强国才又再次崛起。而且确实只是到了18世纪，历史学家们才会相信一个“绝对君主制时代”的存在。

然而事实上尽管变化不定，我们看到的是个现代国家权力的长期持续的增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似乎已要求并且为中央集权和对内部的控制的加强这一长期进程提供了便利，至少在中心国家是如此。

那么，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即国王们是如何使他们自己变得强大的呢？他们主要使用了四种机制：官僚制度化，垄断军队，建立合法性的统治体制和将其臣民同质化。我们下面将依次予以论述。

如果国王变得强大起来的话，那无疑是由于他们采用了新的机制，一群永久性的依赖于国王的官僚。 ^[14] 当然在这方面，欧洲才刚刚赶上中国。因此，一个官僚国家机构本身不足以成为16世纪巨大变化的分界线，更无法解释这些变化。然而，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关键所在，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并确保今后的经济决策不通过国家机构就不再能轻易做出。这就意味着所有各阶层的精力不得不大部分转向对政治领域的征服。可以肯定，与当代欧洲相比，我们始终谈及的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官僚机构的时代。 但是，如果与中世纪晚期相比，其规模和结构的差异则反映了一个质的变化。

那么，国王是如何得到这些人的呢？国王出钱收买了他们。国王的问题不是他没有代理人，王国里有许多行使行政和军事职能的官员。但从前，他们大都不依赖国王，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只执行国王的指令，而面临违背他们自己，他们的贵族领主及其家庭的利益的强大压力。国王将通常“具有现代起源” 的人们变成付酬金的全日工作职员。而使这成为可能的主要制度就是逐渐为人所知的“官职买卖制”（venalty of office）。但是与建立在直接经济利益和普遍兵役制原则上的官僚制相反，这些形式无疑强调国王的有限权力和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将国家收入转变成为这个贿买的官僚制增加的俸禄。但是与它之前的封建制相反，买卖官职又使得国家制度的相对最高权威性成为可能。如哈通（Hartung）和穆斯纳（Mousnier）所言：“无论里面看来如何，官职的买卖通常是最有利于绝对君主制的。” ^[15]

国王做出了现实的政治抉择。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官僚制度，国家需要事先有资金的可靠来源，而不是靠官僚制度所带来的财富。斯沃特（Swart）认为，不同于后来的政府，16世纪的君主制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可能性，即“不用分让出他们收入的特定一部分作为获取利润的保证金就能发行借债”。 他们陷入这样一个循环圈内：正是为了使这种可能性实现，他们必须首先创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官职买卖有个好处就是能立刻既得到收入（通过官职买卖）又得到政府官员。当然，这随后就与通过买卖获得官职的自私的官员共同群体的发展携手共进了。 ^[16] 可以肯定，正如埃伦伯格（Richard Ehrenberg）所指出的那样，官职买卖造成一个“怪圈”，规模日益庞大的官僚制度吞噬国家税收并大举债务，这又导致国家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 这一发展轨迹又将这一循环圈变成一个上升的螺旋形，在其中官僚制度十分有效地从广大人民那里榨取剩余价值，而这部分远远大于维持官僚制度的开支。一些国家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一些国家却失败了，而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他们各自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这个上升的螺旋形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在中世纪晚期，国王获得了一时的优势，因为对贵族的经济剥夺使国王有了收入，这使他开始有钱贿买下一个官僚制度，这反过来又使更多的征税和借贷成为可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这些地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以确保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价值的不均衡分配。国家发现征税和借贷变得更为容易，而这纯粹是对拥有货币的力量的未来取向有信心的一种反应。国家用这些增加的收入来加强他们的强制力量，而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人们也许应称之为“对国家潜在强制力量”的信心。

这使得国家债务的出现成为可能，这就是国家赤字预算。国家债务在古代世界是没有的，在中世纪又由于中央政府的软弱和继承权的不确定，是不可能有的。只是到了16世纪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统治时期，我们才第一次见到这种经济现象。 因为只有当国家能够强迫人们推延收还贷款或在适当时机拒绝偿还债务，而同时又强迫各阶层以硬通货或各种纸币形式的流通货币借钱给它时，国家债务才能存在。这样做的一部分动力就是要保证增加王室的收入。王室需要这笔钱来建立国家机器，并有足够的国家机构来保证获得这笔钱。这种运行制度还不是重商主义，因为重商主义政策其目的在于加强国家长远的税收基础，用沃尔夫（Martin Wolf）的话说，这不过是“财政主义”（fiscalism）， ^[17] 即目的在于增加国家现时收入的政策。

现在应论及的是，与后来的国家相比，毕竟国家正规的财政机构的缺乏依然是明显的。正如布罗代尔（Braudel）所指出的那样，这是16世纪国家贫弱的“另一个标志”。 国家作为财政的操纵者的弱点并没有贬损这一事实：即国家债务反映了国家作为经济实体不断增长的自身利益。而作为经济实体，国家已具备了追求其经济目标的特有能力。

一旦扣除用于征集税收的行政机构的开支，剩余资金投放的最重要部分恐怕就是创建一支常备军队。最初为了得到这些士兵，国家再次使用了贿买方式。与可贿买的官员相对应的就是“雇佣”（mercenary）兵。

然而，都是些什么人可以贿买的呢？既然雇佣军是一种危险而且不定期付酬金的职业，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贿买的。“它不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选择的职业，只有那些反应敏捷的人”才可以胜任。因而，它也就成为这样一种职业，其人员的征募带有很大的地区性和社会性，是新欧洲劳动力分工的重要部分。

西欧人口的增长造成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流浪者”（vagabondage）现象。“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在各地都有增长，他们对新国家还未完全确立的秩序是一个威胁。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收编到军队中产生许多的后果。它可以给一些人以工作，并利用他们去镇压其他人。 ^[18] 基尔南（Kiernan）指出，有多少雇佣军是来自西欧“不发达”地区：加斯科尼（Gascony）、皮卡迪（Picardy）、布列塔尼（Brittany）、威尔士（Wales）、科西嘉（Corsica）、撒丁尼亚（Sardinia）、达尔马提亚（Dalmatia）。“总之，在欧洲边缘地带的山区里的大量征募地区，居住着像凯尔特人（Celts）、巴斯克人（Basques）这些外族人。” 而看来更重要的是主要来自瑞士的人。 ^[19]

基尔南（Kiernan）认为这种征募方式不仅直接有效地控制了16世纪的社会动荡； ^[20] 它还有第二个虽然微妙但同样重要的影响，如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出现：

正如尼泊尔（Nepal）和旁遮普（Panjab），这两个英国军队长期进行征募的地区与它们的邻居相比，雇佣兵的征募保持了政治上的停滞。而对瑞士来讲，附属于绝对君主制法国的三个世纪留下了后患。从雇佣兵出口许可证买卖中所获费用以及牺牲广大平民利益所换来的显贵集团权势的加强，都使得各州政治腐化……正如阿尔菲里（Alfieri）讥讽地评论的那样，这些山区的自由人堕落成僭主暴政的看家狗。如果农民战争早开始50年，如果瑞士在1524年依旧是一支革命的力量的话，那么，欧洲历史可能就会发生完全不同的转折。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甚至不直接征募雇佣军。当时的机制不允许这样做。国家更多地是与谋利的“军事企业家”订立合同。雷德利克（Redlich）怀疑这是资本积累的最佳手段，因为如果他们的收入“特别高……而通常他们的开支是特别庞大的”。 ^[21] 然而，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国家的建立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兴起的。至少在短期内，“在一个长期缺乏对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里，增加军事开支通常刺激其他部门的生产，这样在战争时代，剩余价值量就增加了”。 但是，不只是商业和产业参与到军事企业中，这个体制是靠信贷建立的。因为不仅君主们要从银行家们手里借钱，军事企业家也这样做，他们的资本是由大商业银行家如福格家族（Fuggers）提供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三十年战争”。 ^[22]

进一步说，雇佣军不仅为穷人提供就业和给予企业进行贸易的机会。军队必须要吃饭，通常与雇佣军相伴而生的粮食商人也成为战利品中间商。 ^[23] 埃弗里特（Alan Everitt）认为军队供给是推动都铎（Tudor）王朝时期的英国农业生产地区专业化的一个主要动力。 它甚至还刺激了出口贸易的发展。 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家也意识到有责任确保他们日趋扩大的官僚体制有足够的粮食的话，这将是最有说服力的原因。 ^[24] 因此，资本主义的扩张也满足了国家的短期需要。

而随着文职官僚制度的建立，君主却又陷入困境。这些军事企业家是君主在追求强权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附属物，它也消耗了大量剩余价值。无疑，这些军事企业家比起贵族封臣是君主更为可靠的代理人，但最终他们还是主要是为自身的利益。令君主悲哀的是他因而失去了流动资金。 ^[25] 然而，这种可能性再一次表明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中的直接作用。

说到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军队自己养活自己。因为他们使征收更多的税成为可能。由于税收的重负几乎完全落在人民身上，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乡村的农民身上， 人民因此而恼怒，直到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时，他们就揭竿而起， 到时军队会赶去镇压，直到他们无能为力之时。最易于采用的起义形式，是由于很难阻止的匪帮，这当然在山区尤为容易。 国家的警备力量除了在统治的中心地区外，在其他地区还太软弱，而这种匪帮活动经常在与新国家对抗的一些传统领主那里得到响应。 ^[26]

无疑，如德卢莫（Delumeau）指出的那样，匪帮活动通常是乡村反对城市的暴动。 ^[27] 那么，当时农村都是些什么人以及在什么时候最重要呢？很显然，农民介入匪帮活动似乎与粮食匮乏时期有很大关系。 ^[28] 当然，当发生粮食骚乱时，赤贫者肯定卷入其中。但是作为一场运动，特别是在地中海地区，赤贫者并没有构成匪盗活动的中心。更显然的是，在16世纪晚期，新兴的自耕农通过匪盗活动来表示对“再次封建化”和他们的国家被变成半边缘地区的抗议。 ^[29] 在这些国家里，特别是像南意大利的地产管理人（Massari）这样的小企业家，比起较大的土地所有者更难抵御歉收年景，他们害怕这种突发的灾难使他们落入农村穷人的行列。因此，他们就采用匪盗这种方式来对付那些被他们视为直接敌人的大地产主。 ^[30]

参加匪盗活动的另一部分人是贵族，那么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似乎正是那些被经济剧变榨干的人。我们在谈到雇佣兵问题时曾指出，人口的增长与促发圈地运动的各种力量一起造成了流浪者问题，雇佣兵制的兴起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雇佣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来控制另一部分人。雇佣军队加强了君主的力量。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仅通过建立足够强大的军队推行国王命令，而且还通过为较小的贵族创造任职机会的手段最终削弱了传统的贵族。 当然，在许多地区，破落的骑士仍然还有另一种选择，他们可以参加国王的军队。进一步讲，在国王力量强大的地区，匪盗活动就难以存在。但是，在君主力量衰微的地区，当匪盗就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这也就使选择其他职业变得更没有益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匪盗活动无疑是对强大国家的呼唤，而非只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反抗。它是一种反抗形式，在某种情况下，是王国境内存在的最大一支反抗力量。 ^[31] 但它仍是现代国家结构中一种正常的反抗形式。

因此，将匪盗活动视为反对国家权威的传统的封建反抗形式将是大错特错的。 ^[32] 它是国家权威没有充分发展时，面对由经济和社会动荡所引起的混乱束手无策的结果。它也是国家在通货膨胀的时代，人口增长、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不愿意保证在分配上做到某种更多程度的平等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匪盗活动是由国家自己造成的，它剥夺了部分贵族的传统特权（因而也就剥夺了其财富来源），还有生产产品以供养新生官僚的农民。它还在这个国家里造成了财富的大量集中，这也就使得对财富的争夺变得更具诱惑力。因此，匪盗之患是混乱的象征，它是由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创立所导致的大规模经济再分配所引发的。

政治体制通常更为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达到局部的法制化。由于只考虑政府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就造成了对其合法性确立过程的分析有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在人类历史上，假如许多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得到大多数被剥削、被压迫和受到虐待的人民的认可，那才是令人怀疑的了。广大民众或许听天由命，或愤怒不安，或为他们暂时的好运而惊喜，或者蠢蠢欲动，随时准备铤而走险。然而，一个政府不管是否受到赞赏、敬慕、热爱或甚至支持，都趋向于长治久安。而这肯定是发生在16世纪欧洲的情况。

统治的合法性与老百姓无关，与官僚却有很大关系。政治稳定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周期性出现，即国家机构中的少数管理者能够使大多数的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权要们确信其统治已形成，并且其职能建立在无论怎样的双方认可的价值之上，并使官员们相信它的存在，而且官员们的利益就在其中，其统治才能得以长治久安。当一个政府达到这种状况时，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合法政府”。

此外，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不断妥协的结果。在16世纪，作为使君主制这一新权威合法化的一种手段，产生了王权神授的思想。这种制度我们称之为“绝对君主制”。既然绝对君权是一种思想，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其所宣称的权利的空泛性。因此，弄清什么是他们的主张，并且其又是如何与现实的社会结构相对应的，是很有用处的。

首先，“绝对”这个词究竟意味着绝对到什么程度？神在人世间没有代理人的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使着拒绝推行君主所宣示的意志的合法主张的作用，不全然是一种新意识。然而，它在这个时代比在这之前或之后的时代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在知识界被接受。“绝对”一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用词不当。在理论上，绝对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正如哈通（Hartung）和穆斯纳（Mousnier）所指出的那样，它受到神法和自然法的限制。“他们认为‘绝对’一词不应解释为‘毫无限制’，而应该解释为‘不受监督控制的’（pas contrôlee）。君主制相对于过去分散的封建权力是绝对的。”“它并不意味着专制政治和暴政。” ^[33] 同样，马拉瓦尔（Maravall）说：“无论是在现代国家发展的最初和后来的阶段上，‘绝对君主制’都不意味着毫无限制的君主制。它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绝对。” ^[34] 其关键实用的要求就是君主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强制限制：“无法律限制”（ablegibus solutus） 。

无论其主张如何，事实上君主们的权力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非常有限的。在许多方面，君主的权力比起一个20世纪自由民主政体下的总统少得多，尽管后者受到许多制度上和道德上的限制。比如，20世纪的国家机构本身有一定程度的有机化能力，这大大缓解了日益加大的限制。为了理解一个“绝对”君主的真正权力，我们必须将其放入到那个时代和具体国家的政治现实背景中。只有当国家的大政方针发生争执，君主有了对国内其他力量占取优势的相应可能性时，君主在一定程度上才是绝对的。 ^[35] 然而，即使是16世纪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于实施对其疆界内军事力量有明显的掌握权或对财富资源有完全的控制权， 更谈不上对他们的臣民的忠诚有最高的要求权。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国家的兴起和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的绝对君主制的出现，不应该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相混淆。世界体系中强国的创立是在这些强国和在其边缘地区内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前提。民族主义是对国家内部成员作为一个身份群体和公民的承认，只要它符合集体一致性所包含的要求。绝对君主制则是一种国家生存至上的主张。前者是由一种群众情绪所确定的，而后者则是与国家制度有直接利益的一个小群体的感情确定的。

无疑，一个跨时代的强盛国家的倡议者，会将培育民族感情作为实现他们目标的强大武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在16世纪已经可以有所作为。 ^[36] 但是，这种集体感情就它所存在的程度，对于国王个人而不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人民而言，常常首先是灵活运用的。 ^[37] 绝对君主是一个“英雄式”人物， ^[38] 随着时间的推移，君主被神化的过程愈演愈烈。这是这样一个时代，精致的宫廷礼仪得到发展，君主才更好地得以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并且附带也能为宫廷贵族提供职位，从而也使他们受到严密的监督和限制。）

仅仅是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重商主义的结构之中，民族主义才第一次真正得到资产阶级的提倡。 ^[39] 但在16世纪，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家中还没有得到确定。相当多的人对开放型经济比对封闭型的经济更感兴趣。而对国家的决策人物而言，早熟的民族主义冒有将大大小小种族地域统一体强固化的危险。从早期来看，国家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反民族主义的，因为民族主义感情的范畴通常比君主国家的范围狭窄得多。 只是到了晚得多的时期，（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才寻求创立“一体化”国家， 在这样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将会同化边远地区。

16世纪时，一些国家在中央集权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至少，这一中央集权统治的合法性得到部分的承认。要列出这一过程发生的可能条件并不是件难事。任何时候，控制国家财源的大小官僚和各个群体都明白，借由说服和对君主施加影响的办法可以更好地从政治上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而不必通过其他行动的渠道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此，我们所能谈的只是一个相对具有效率的君主制度，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具有“绝对权力”的国家。

“绝对” 一词的使用表达了一种错误的调子，而这正中国王的下怀。绝对主义一词是修辞上的强加手法，不是一个严肃的定义。我们如果不强调权力集中到国王个人身上，单单只论及力量日益加强的国家，或更为“国家化”（stateness），这样或许更为明智。 也许我们称这一思想为“国家主义”更为合适。国家主义要求赋予国家机器更多的权力。这一主张在16世纪意味着将权力集中到绝对君主手里。它是一种对权力的要求，这要求本身也成为获得权力欲望的一部分。无论是那个时代还是现在，任何人也没有也不该将它视为是对那个时代的真实描述。在一些国家，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即那些将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而它在其他地区却遭到失败，其原因我们将在后面阐明。

它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中央集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一样，这就是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将其所统辖的人民转变为一个同质化的群体。这里再次主要说的是个义上的官僚而不是广大民众。其中包括国王、国王手下的官僚和廷臣、农村的大小土地所有主和商人。16世纪，当中心地区的国家的这些阶层中正在转向更大的民族“同质性”时，边缘地区的国家却恰恰走向反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家机能对属于“少数族”群体的商人的态度。首先是犹太人，他们在整个中世纪的商贸活动中起了重大作用。有一点要注意，从社会和经济意义上讲，“在中世纪晚期犹太人的地位持续恶化。” 另一方面，当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创立较强大的中央集权机构时，他们就开始驱逐犹太人：英国在1290年，法国在14世纪末，西班牙在1492年。但这一现象也发生在德国，如果谈不上是驱逐，犹太人作为商人群体的作用在许多方面也被削弱了。是犹太人在公元800年到1200年，沿跨越北部大陆的商路从事大部分的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国际贸易，并且成为欧洲贸易的主力。 这期间，在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地区内，他们的法律地位还较为有利。 在13世纪和14世纪，整个欧洲的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和经济上的作用普遍衰落。 然而，到16世纪为止，我们只能谈及这一现象在地理上的不平衡：犹太人实际在西欧是很少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在东欧和部分南欧地区却人数大增：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心地区人数不多，而在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不断增加。 ^[40]

尽管犹太人在东欧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在职业地位上也只许作为居工人阶级之上的商人，并且只是对他们而言，要取从企业家步入靠固定地租为生的阶层的传统途径是不可能的。 同样，在北部意大利，由于城市国家经济力量衰落的结果，由于这些城市小国寡民的性质，其税收基础薄弱而无力保护那些生活在国境外的公民， ^[41] 这样犹太人的地位又开始有了一定改观，他们再一次主要扮演了商人的角色。 ^[42] 对于统治者来讲，犹太人问题是“财政主义”面对新兴的“重商主义”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一方面，这些犹太商人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非犹太商人将他们视为竞争对手，土地所有者将他们视为放高利贷者。这两个阶层的人通常联合起来，迫使统治者减灭犹太人。经常像国王所处地位欲安排的那样，前一个考虑首先占了优势。 ^[43] 当中心国家内的本地资产阶级逐渐变得强大时，他们就再也无法容忍犹太人，这导致了重大的立法进展。

犹太人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的众矢之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思想根源，任何人都可以基于宗教原因而提出反对犹太人在经济上作用的要求。西欧君主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对策就是驱逐犹太人，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阶层。这虽然在宗教上不那么易受攻击，但在本地的商人眼里，却是一个平等的竞争对手。例如，埃尔曼（P.Elman）就描述了当1290年英国君主最终被迫驱逐犹太人时，是如何欢迎意大利的放债者取代犹太人的位置。由于国王经常无力偿还贷款，实际上，意大利人的贷款与向犹太人征的税并无太大区别。 到16世纪时，意大利人如果不说是在西班牙， 至少在英国依然被排除在企业家阶层之外， ^[44] 而犹太人在波兰正在从企业家阶层中驱逐波兰人。 这怎么会成为可能呢？

在西欧，不断增长与分化的农业基础与新兴工业一道加强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致使国王在政治上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另一方面，就是他们作为纳税人、放债人和商业合伙人，如果不比外籍商人好多少的话，也已有同样的能力构成君主制的财政支柱。因此民族主义的反应就是自然的了。 ^[45] 然而在东欧，这个问题则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君主软弱，商人无力，而农业商品作物生产者的力量却较强大。在16世纪的东欧，如同在农业生产商品化不断加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所有地区一样，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或者说一个商业资产阶级并不存在。如果存在一个货币经济的话，就一定存在着为复杂的货物交换提供流通渠道的人，以及鼓励货币使用的服务设施。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商人资产阶级究竟大部分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如果是本地人，那它就成为国内政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是外族人的话，那他们的利益主要就与那些在发展中所出现的集中地点，当时称为“大都会”（motropoles）中的人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犹太人在16世纪的东欧受到“欢迎”，是不是主要因为当地地主（也许还有西欧的商人）更愿意他们而不是本地的商人资产阶级成为必不可少的东欧当地商人呢？ ^[46] 后者如果变得强大起来的话，将会拥有一个政治基础（而犹太人则完全不可能有），并且有可能寻求发展成为工业资产阶级。他们必将选择的这条道路将会减少民族经济的“开放性”，因而它将威胁东欧土地所有者兼商人的共同利益。而我们知道在现代初期，东欧曾经历一个本地资产阶级衰落的时期， “而在另一方面，在乡村中，犹太人作为地主的代理人和小村子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国家政治体系内的阶级联盟具有这样一种机能，无论统治阶层主要是由其利益是与世界市场主要产品的销售相关的那些人所控制，还是由那些其利益与商品交换和工业利润相关的人们所控制。

不单只是犹太人成为这些跨民族的政治经济联盟的玩物，天主教国家的商人也通常是“新教徒”。16和17世纪整个欧洲思想争论的中心就是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争论，它又与强大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纠缠交织在一起。16世纪出现再度农业化的那些欧洲地区同时也是反宗教改革运动成功的地区。而那些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却大多数仍是新教国家，这一状况并不是偶然的。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由于长期的思想妥协的结果，则处于“两者之间”。德国分化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但却孕育出一种一些团体拥护的反教会自由思想的传统。

这并不是偶然的，我们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韦伯（M.Weber）的观点，认为新教神学比天主教神学与资本主义关系更为密切。无疑，任何人都能为这个观点提供佐证。另一方面，一般来说任何复杂的思想体系都可以被用来为任何特定的社会或政治目的服务。这个讲法看来是对的。确实，天主教神学理论证实它有能力适应其社会环境。以其思想的抽象性而言，没有理由说为什么人们不能写一本题目为“天主教伦理道德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可信的书。而加尔文（Calvin）神学可以看作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内涵。 我正在论述的这一点是另一回事。通过历史发展中一系列偶发的思想， ^[47] 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强大民族国家结构中赞同商业资本主义扩张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与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取得共识。因此，当这些力量在波兰、西班牙，“意大利”或匈牙利消失的时候，新教主义通常也很快就衰落了。那些赞同扩大农业产品出口的社会力量同样也赞同对天主教教义加以重新确认。

人们必须考察一下宗教改革的发展。如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提到的那样：

教会长期以来一直是权力、庇护、财富的源泉，对于如法国和西班牙那样主要国家的统治者而言是如此。在16世纪早期就与罗马断绝关系的那些政府正是处于天主教文明的边缘，第二流国家的统治者不足以强大到与罗马教皇达成交易，如在英国、瑞典、丹麦、瑞士和苏格兰那样。

在这点上很清楚，北部欧洲存在一种与较为“先进”的基督教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实力相对峙的因素。 然而如我们所知，到漫长的16世纪晚期，西北欧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区，东欧成为边缘地区，而南欧则迅速向边缘地区滑下去。

戈登-沃克（P.C.Gordon-Walker）试图将新教主义的发展——首先是路德（Luther），然后是加尔文（Calvin） ——同价格革命的两个阶段联系在一起：1520～1540或1550年——不严重并只限于德国和尼德兰（中部欧洲银矿产地），1540年起的大约一个世纪（美洲银矿）。他认为这成对的发展阶段进一步与新兴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发展的结构性需要结合在一起：

由价格革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需要是原始积累，第二接下来的也是真正的基本需要，即是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阶级适应他们新的社会地位，而这又由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变得必不可少……

这两个阶段对欧洲各个地区至关重要。从1520～1540年起，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是西班牙（它从中世纪没有继承下来强大的中等阶级）， 和德国（它存在一个强大的带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从1545～1580年，西班牙和德国都衰落了。英格兰、尼德兰和法国及苏格兰部分地区取而代之。这些地区与那些宗教改革地区之间的对应性是惊人的；就像价格革命的第一阶段和路德时期（两者都发生在1520～1540年之间）以及价格革命的第二阶段和加尔文时期（两者都发生在1545～1580年）之间的对应性一样。 ^[48]

人们不必接受这所有的历史史实，而将其视为一个相关的假说。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谈到宗教改革的反对派在波兰的胜利时，我们也就有了进一步证据表明宗教与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查尔诺斯基（Stefan Czarnowski）认真分析了为什么波兰的宗教改革看来正取得一定进展时，却突然又转向天主教，而且为什么转变得如此迅速。他注意到领地贵族（noblesse territoriale）夺取被他称之为“阶级专制”的政治权力是与天主教发起猛攻同时发生的。他在分析中将传统贵族阶层、土地贵族和小贵族（petite）区别开来。他认为宗教改革的拥护者正是产生于传统贵族阶层（以及资产阶级）之中。他看到传统贵族贪求得到教会土地，而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却发现，由于当地教区牧师得到仍然强大的天主教主教势力的支持，他们与其的斗争变得更为艰难。既然在他们那里拥护新教没有什么好处，因而他们也就不这样做了。查尔诺斯基和其他人都指出在波兰，倒是封建领主支持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而国王和资产阶级却倾向于路德主义（Lutheranism）。 ^[49] 这完全是对韦伯的（Weberian）论题的一个扭曲，但却使我们想起莫尔纳（Erik Molnar）的观点，他视之为君主与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层的联盟。查尔诺斯基进而提出“资产阶级”在这种状况下被分化了。城市中的“上层资产阶级”，特别是克拉科夫（Cracow）城（一个古老的贸易中心）的上层资产阶级与贵族阶层结成联盟。这里，他所谈到的城市贵族是指那些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随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兴起才出现的银行家和商人阶级的一部分。” 但是，波兰注定无法走英国的道路，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中资产阶级的一个活动中心。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的1557年的经济危机不仅摧毁了里昂（Lyon），安特卫普（Antwerp）和德国南部的金融家们，而且也葬送了克拉科夫的银行家们。

从那时起，传统贵族阶层和加尔文派的锐气被削弱了。……那些曾使先前的重商主义大为风光繁荣一时的商品：奥尔库什（Olkusz）的银，匈牙利的铜和工业产品不断贬值。货币连同农民所付的地租以惊人的速度贬值。同时，国际市场对波兰小麦、钾、燕麦皮、皮毛和有角野兽的需求却愈来愈大。这些产品的生产者越来越不使用货币，而使用无偿的强迫农奴劳动将其生产出来，用其产品以易货贸易的方式换取所需，他们也就越成功地遏止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恰恰是中、小土地所有者（贵族）力所能及的。

查尔诺斯基所讲的并不意味着波兰没有资产阶级。克拉科夫的资产阶级也许被摧毁了，但意大利人、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和德国人取而代之。1557年时，一个国际性网络衰落了，与之相关的波兰资产阶级——贵族阶层随之衰败。这之后出现了另一个新阶层。与新贵族联系在一起的波兰人接受了波兰在世界经济中的新角色。他们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耶稣会（Jesuits）的教育，以免受旧贵族阶层的影响：“因此人们可以说，波兰教会作为贵族的宗教代言人的角色结束了。” ^[50] 并且已经获胜的贵族现在可以将波兰的“民族”精神视为与天主教的虔诚完全合为一体了。

既然波兰确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区，它也就由此成为可靠的天主教国家。反宗教改革标志着新教徒们所认为的“社会倒退”（而不是“社会倒退”的原因）。但是他们虔诚的震惊激愤用错了地方。因为西北欧的社会进步正是由于东欧和南欧的“社会倒退”，当然还有对美洲的统治才成为可能。反宗教改革不仅针对新教主义，而且指向所有与文艺复兴有关的各种人文主义力量。16世纪威尼斯和罗马的紧张关系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一争执在1605年时达到高潮。当时威尼斯人限制教会某些权力的举动，导致威尼斯元老院（Senate）被罗马逐出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在意大利就是反文艺复兴运动。 它在那里的胜利是北部意大利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半边缘地区的结果之一。

正是由于教会作为一个跨国家机构受到了一个同为跨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出现的威胁，后者在（中心地区）一些强大国家机器的创建中发现了它的政治力量。而恰恰是这一发展威胁到这些国家内的教会地位，教会才不遗余力地投入反对现代化的斗争中。但矛盾的是，正是由于他们在边缘国家中非常成功的努力，才确保了欧洲世界经济的长期胜利。 1648年以后，围绕宗教改革进行斗争的激情最终衰退了，这也许不是由于双方都已精疲力竭而陷入僵局，更可能是由于欧洲地理划分使世界经济的潜在动力得以自然实现。至于新教伦理道德的作用，我同意威尔逊（C.H.Wilson）的观点：

如果新教理论及其道德伦理看来比起它们曾经作的那样难于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它也难于用以解释宗教改革时代的情况……经济事务上的领导权从地中海逐渐转移到北方，而当意大利城市衰落时，尼德兰人的城市却兴起了，但是新兴的北方经济无论是其商贸方式，还是其使用的工业技术，对一个15世纪的威尼斯商人或是一个佛罗伦萨的呢布商来说，都不含有什么不熟悉之处。

16世纪时，一些君主通过贿买官僚阶层、雇佣军队、国王的神授权力及宗教的一体化（教随国定cuius regio）等手段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另外一些君主却失败了。如我们所论述的那样，其成败是与这一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劳动分工所起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其作用的不同导致不同的阶级结构，而这又导致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这又向我们提出那个传统的问题，即国家相对于新资本主义时代的统治阶级的作用，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和商人有时不能简单方便地称之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因为有些贵族是资本家，而有些则不是。国家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什么人的代理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第三势力？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还不存在一致的看法。维勒（Pierre Vilar）完善地阐述了这一基本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个特别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封建税收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即如何通过“司法”系统和其他方式在一个有闲贵族阶层和“商人—耕种者”组成的中间阶级，或那些将封建领地的税收转变为新型的资本投资的类似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换句话说，封建税收是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的。

一方面，封建贵族面临封建主义的“危机”，领地收入的减少以及其他各阶级（包括商业资产阶级、小农场主和农业雇工等）的联合进攻，那么，绝对君主制国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看作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呢？其中有一个观点是塔卡哈西（Takahashi）提出来的，他认为“‘绝对君主制’只不过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制度，以对付由于封建主义危机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发展（即导向农民的解放和独立）。” 希尔（Christopher Hill）、 基尔南（V.C.Kiernan）、 莫尔纳（Eric Molnar） ^[51] 和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 ^[52] 也都基本赞同这一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绝对君主政制是一种贵族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政体。但在这种政体之上，君主并不仅仅是贵族政治需要的简单延伸。例如，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认为：

因此，贵族阶层（在绝对君主制下）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一个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它对王室的依附本质上更多的是妥协，而不是屈服。它更像一种选举——一种强制性选举，以确保国王成为贵族的领导者和执政工具。……这个原因（即贵族没有抵抗君主政权，甚至连消极抵抗都没有），在本质上是由于国王做他们所要求的事，将国家财富交由他们分配……是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个人作国家实际上的主人。

布罗代尔（Braudel）同样坚持认为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是有限的。一方面，国王努力将贵族置于他的管制之下；但另一方面，国王又要保护其特权，以对抗公众的压力。 卢布林斯卡娅（Lublinskaya）所持的立场与布罗代尔很接近了。 赫斯特菲尔德（Hurstfield）强调君主们所处的窘境：“君主们发现没有贵族的支持难于进行统治，但与贵族共同统治同样很困难。”

第三个观点，也许是最传统的观点，即是穆斯纳（Roland Mousnier）提出的。他将君主制视为一种自治的力量，往常与资产阶级联盟反对贵族，偶尔也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进行调停。 ^[53]

那么，这两种见解即认为国家机器具有相对独立的作用，与认为这属于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一场阶级斗争的性质，这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莫尔纳（Molnar）并不这样分析。首先，他使用更多的范畴，他谈及存在一个与君主明显对立的封建贵族，另外还存在一个“新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都是君主潜在的同盟者。新贵族似乎包括那些小土地所有者和那些趋向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人们，但这一点还不完全清楚。他指出当绝对君主制向农民征收重税的时候，其财富是如何分配的就更不容易弄清楚了。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国家预算用来偿付给收税人、官僚机构的开支，国家贷款以及购买军事装备的费用，所有这些都使资产阶级大为受益。但另一方面，国家所有这些开销，即维持宫廷和军队的费用也是对新贵族的报偿。莫尔纳认为这是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所采取的一个策略。 ^[54] 恩格斯（Engels）同样指出了这一点，国家机器已开始发挥它的调节功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它的本来意愿相违背的，至少在“非常时期”是这样。 ^[55]

君主与贵族阶层关系的不明确源于新贵族阶层构成成分的含糊不清。无疑，随着时代的变迁，贵族的家庭成员已发生变化；所有有着贵族的社会中都存在不断流动这种现象。但16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不仅家庭，而且职业都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例如，我们假定西方封建制度中的贵族地位无法与企业家的职业相符，但在中世纪晚期的自治城市中，在相当程度上这可能已经是一个神话了。到16世纪，在整个欧洲，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这就根本不符合事实了。在欧洲各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易北河以东地区（East Elbia）、瑞典和英格兰，贵族成员已经变成企业家。 ^[56] 像在西班牙所发生的那样，各个地方的贵族大多成功地消除了妨碍他扮演这一职业角色所存在的任何形式上的障碍。 尽管在新教国家，教会眼看着它的土地被没收。但我们不应忘记，16世纪依然是教会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的时代，尤其是在意大利。 ^[57]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成功的资产阶级又再不断成为土地所有主和贵族，而且三十年以后确实很难再将这两者截然区分开来。托尼（R.H.Tawney）把这视为不过在16世纪大为加速发展的一个正常进程。 布罗代尔 和波斯坦（Postan） 都同意这一个观点，即那些非贵族阶层人们的地位不断从企业主转型为出租人，并且将其视为寻求长期安全的方法。然而，关键是他们意识到尽管职业不断流动，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力量并没有分崩离析。如布洛赫（Marc Bloch）所指出的那样，“封建领主的统治并没有被破坏。实际上它很快就吸取了更新的力量以新的姿态出现，而不是封建领主的财产在很大程度上易主。” ^[58] 正是造成这一稳定局面的绝对君主制，既允许个人身份和职业发生巨大变化，而没有同时或至少是及时破坏社会地位和报酬的传统等级划分。

那么，国家在支持商业资产阶级维护自身权利，并从中获利也保住了这些利益方面，是如何扮演关键角色的呢？这种联系肯定存在，然而是个程度和时机的问题。早期的相互支持发展到后来变成君主对商业资产阶级令人窒息的控制。商人和国王相互支持的关系到17、18世纪发展成直接的对立，这不是偶然的。哈通（Hartung）和穆斯纳（Mousnier）发现在16世纪中就已存在这种紧张关系的征兆。 ^[59] 诺斯（Douglass C.North）和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探求描绘出起到鼓励企业活动作用的各种司法和经济制度的兴起的大致轮廓，这些企业活动是建立在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而不是那些仅仅重新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商业类型。 他们两人试图阐明这些条件，而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下才能理解强调国家在体制上的作用的意义。他们认为与经济畸变一道，国家干预带来市场，因而也就带来了变革的可能性。这就使人们必须面对这种事实实际，即“使得政府实施其政策，即使遭到社会某一阶层人们的激烈反对，也在所不惜的强制性权力。” 这个问题的阐述方式提请我们应将国家主义的作用视为一种用成本——利润分析为方式的资本主义。而对封建贵族来说，绝对君主制是维护其特权的最后一道防护壕，对于那些通过以国家机构作为商号，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效益来获取自己收入的人来说，国家机器有时特别有用， 有时却又成为一个主要障碍。

到此为止，我们已列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两个主要构成因素。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上，在这个经济体系的不同地区（我们称之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分别被指派承担不同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了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采用了不同的劳动力控制模式，并且从这一体制的运作中获利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首先在国家体制中发生的政治变动，作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同角色的后果，就造成了不同的国家结构。中心地区的国家是集权化程度最高的。现在我们将整个16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回顾一下，这是一个某些地区变为这个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或中心地区的过程。因而，我们将力图有血有肉地论述，而不再冒抽象分析的风险。因此，我们将满怀希望地发展这整个过程的统一性。这些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其结构上的差异，注定其只能发生在可能变化的一定范围之内。

Pieter Breughel，the Elder。（约1565年）
Vienna：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勃吕盖尔（Pieter Brueghel，the Elder）的油画。它画于大约1565年，作为对西班牙人在尼德兰暴行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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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世纪，国家越来越起着大规模征集和再分配收入的作用，它们通过税收、出卖官职、租金、没收、大量各种各样的国民产品来攫取财富。由于预算或多或少地同经济状况有所不同，而且预算还要与价格水平的涨跌同步，因此这种全方位的攫取财富十分有效。由此，国家的兴盛是与经济发展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就像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多少有点草率认为的那样，它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或一种破坏的力量。”布罗代尔（Braudel）《地中海》（ La Méditerrané I ），第1卷，第409页。

[2] “16世纪，国家越来越起着大规模征集和再分配收入的作用，它们通过税收、出卖官职、租金、没收、大量各种各样的国民产品来攫取财富。由于预算或多或少地同经济状况有所不同，而且预算还要与价格水平的涨跌同步，因此这种全方位的攫取财富十分有效。由此，国家的兴盛是与经济发展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就像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多少有点草率认为的那样，它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或一种破坏的力量。”布罗代尔（Braudel）《地中海》（ La Méditerrané I ），第1卷，第409～410页。

[3] “没有获利颇丰的、从而使给国家贷款成为可能的商业，没有增加税收，没有皇家领地的剥削，没有战争与宫廷的开销，商业资本主义在16世纪上半期就绝不会有如此辉煌的繁荣。”哈通和穆斯纳（Hartung and Mousni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第4期，第44页。

[4] 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商业循环》（ Business Cycle ），第1期，第236页。

[5] 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商业循环》（ Business Cycle ），第1期，第236页。

[6] 尽管经常许诺付极高的利息，但对宫廷贷款本身几乎不是一笔好买卖。不过恰恰是由于这些贷款无法偿付已成规矩，它们换来了在当时的大行业——商业和工业领域的特权和让步……福格家族（Fuggers）上升到任何金融机构再也无法与之平起平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查理五世的窘境有关（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商业循环》（ Business Cycle ），第1卷，第236页。见注1）。

[7] 热尼科（Génicot），《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700页。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同样认为，中世纪晚期秩序的崩溃与16世纪贵族开始愿意“接受皇室的领导”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关系。他分析这种介入的变因在于集体社会心理的转变。
“很难确定是哪些因素改变了有产阶级的行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较小的地主，和穷人一样遭受国内暴力之苦，他们也和穷人一样需要和平与安全。他们中的一些人认识到，他们可以通过支持稳定的政府，从开始复兴的经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对15世纪末大多数革命的失败一直记忆犹新。”《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起源》（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91页。

[8] 穆斯纳（Mousnier）在谈到16世纪的西欧时指出：“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之所以成为必然就在于各个民族（例如国家）的构成。它们是领地、省、地区（Pays）、城市、村社以及像骑士团这样的联合机构……官员组织、大学、行会……的并存。国王不得不强大到足以能够仲裁它们之间的冲突，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协调它们的行动。当然，它们的分歧也使国王有可能利用一方来反对另一方。” Les XVle et XVIIe Siècles ，第97页。
是不得已吗？为什么这样？功能的解释几乎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不仅有可能没想出其他的功能解释，而且，没能达到功能的需求不仅是一种可能的偶然现象，而且往往是十分貌似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坚持对“原因”作一判断。

[9] 见莱恩（Lane），《威尼斯与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第421～422页。

[10] 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官僚社会的政治斗争”，《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 ），第9卷，第1期，1956年10月，第17页。

[11] 刘易斯（Archibald Lewis）《透镜》（ Speculum ），第33期，第483页。

[12] 刘易斯（Archibald Lewis）《透镜》（ Speculum ），第33期，第483页。见米勒（Edward Miller）：“尝试建立全面的直接税收是自13世纪以后形成的代表大会的主要影响之一，这一代表大会以保护人或代表的名义将各种纳税人联合在一起。”《方塔纳（Fontana）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14页。

[13] 多布（Dobb），《研究》（ Studies ），第24页。多布将“国家干预”和“自由”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政治组织方式进行了对比——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奇特的自由观。他用劳动力稀缺来解释二者的交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过量的无产阶级，当生产方式安全时，自由得以最大限度地发展兴盛，而一旦人们为工作而竞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收入的来源获利减少并变得不稳定时，合法的强制就会大受重视。”（第24～25页）。

[14] “那么在16世纪现实的绝对主义与中世纪理论上的专制主义（这种绝对主义从未成为现实，或者只是暂时的，没有连续的、间断性的）之间有什么不同？”
“我们必须在国家新的内部结构组织中寻找答案，这就是公职人员、国王（或王公）的‘官员’——我们今天称之为‘官僚机构’——得以加强、扩充并掌握了权力，他们走到了公众生活的最前列，参与国家的日常活动，首先是介入了外交事务。”查博德（Chabod），《 Actes du Colloque 》第63～64页。
佩罗伊（Edouard Perroy）认为，法国早在13世纪就开始了这一进程：“法国国王私人机构（既有庄园性的，也有封建的）的进展导致了（中央）权力机构的发展……”
“〔在〕13世纪最后25年，王权已不再强大，在两个因素的影响下其性质也开始发生转变。一个因素是专制主义思想、公共权力（主权）思想……另一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即国王自己人的压力，随着管理日益复杂化和书写应用的不断扩大，这些人的数量大增，一个新的阶层形成了，它成为权力、法律、钢笔的代理人……实际上，当时政府集体管理权力，已能够自行其是，开始使王室人员黯然失色……”《中世纪》（ Le Mogen Age ），第372～373页。

[15] “就是这一切使西班牙国王们将各城市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就是这使得法国的路易十二世、法兰西斯一世、亨利二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世对王室及其附属机构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手段。……只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8年）之后，贪污腐败……才变得不能容忍……”哈通和穆斯纳（Hartung and Mousni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第4卷，第48页。

[16] “由于君主制下财政统治的加强，财政官员在国家中重要性也得以增强。随着贪污受贿的发展，财政官员成倍增加，联合组成了各种协会，这些协会从保证他们的进一步的利益出发，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范围。”佩奇斯（G.Pagés），“Essai surlévolution des institutions administratives en France du Commencement du XVle siecle à la fin du XVII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n.s .，第1期，1932年1～2月，第26页。

[17] 沃尔夫（Martin Wolfe），《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财政与经济政策》，《第三次经济史国际会议》，慕尼黑，1965年（巴黎，摩托出版社，1968年），第687～689页。见布罗代尔：“国家——至少是那些生存下来发展繁荣的，特别是能承受陆战和海战巨大开销的国家——从16世纪开始，并在本世纪复兴中更成功地控制、扭曲经济生活，使经济生活从属于一个限制的网络内，国家在它们的网络内操纵着经济生活。通过国家的要求和弱点，通过国家不稳定的目标来解释一切的确非常诱人。但历史从不一边倒，人们还可以用强有力的观点为这种主张辩护，即认为，在当时最现代化的，我们很容易认为是在大规模商业资本主义框架内运作的那部分经济生活，是与国家的财政兴衰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家的刺激与搜寻下，经济已被国家的贪得无厌和过重的公共开支所造成的必然的无效弄得逐步陷于瘫痪。这种贪得无厌和无效——作为历史的巨大力量——对16世纪的衰败起了作用。” “Le Pacte de ricorsa au service du roi d’Espagne et de ses preteurs à la fin du LVIe siècle，”in Studi in opore de Armando Sapori （Milano：Istituto Edit.Cisalpino，1957年）II，1115。

[18] 雷德里克（Fritz Redlich）指出，有两种类型的佣兵。确切地讲有被赶出家园的人——用当时的话叫fahrendes Valk，或流浪者。在瑞士和德国还有一种“扎根于家乡村社”的转为“固定的”人。这些人与紧急情况下召集起来的民兵十分相似。《德国的军工企业主及其工人》，第1卷， Vierteljahrschrift f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1964年，第47期，第115～117页。

[19] “在法国（它的例子对欧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路易十一世创立了一种一直延续到大革命时的制度，在1474年，他征募了瑞士的辅助部队，安排他们驻扎在各地。从此，毗邻的瑞士对法国国王而言，就好比这以前威尔士与英国国王的关系。〔基尔南（V.G.Kiernan），《外国佣兵和专制君主制》《过去与现在》，第11期，1957年4月，第72页。〕”
拉斯科斯基（Otton Laskowski）认为瑞士佣兵之所以受欢迎在于他们的军事能力。见《16世纪的步兵战术与火力》， Teki Historgczne ，第4卷，第2期，1950年，第106～115页。
由于当时法国步兵素质很低下，这支力量更是法国所需要的。奥曼（Sir Charles Oman）认为，其理由在于“除瑞士的常备军外，各国军队往往是不断地被勿忙召集起来，在危机结束后就被解散了。”《战争艺术史》，第45页。这使我们要问，为什么法国步兵同其他地方相比被更为频繁地解散？答案并不清楚，事实也不确切。但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也只是又一次说明法国君主制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20] “欧洲政府因此严重依赖外国佣兵。他们特别适合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反叛的臣民，在16世纪盛行革命的时代，他们经常由于这一目的而被召集起来。‘我的瑞士人哪去了？’已是克劳狄乌斯（Claudius）和许多处境困难的君主的呼声……有钱人领导的反叛者也雇用他们自己的佣兵。……但总的来看，在这一争夺中，政府能够支出高于反叛者所出的价钱。”基尔南（Kiernan），《过去与现在》，第11期，第74～75页。
使用佣兵的第二种意义在于遏制社会的制度。使用佣兵限制了战争的破坏性，奥曼指出，如果拿不到钱，佣兵就会离开。这对军事战术有直接影响。不采取正面进攻，而是等待出击往往比强取军事优势更为成功。“看到敌方营地出现困难的征兆”时，军事指挥官往往是简单地等着时间的流逝，因为“再有几周的匮乏与瓦解就将使对手不攻自破。”奥曼（Oman），《战争艺术史》，第38页。

[21] 莱德里克（Redlich），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第401页。

[22] 见雷德里克（Fritz Redlich），《16世纪和17世纪的军工企业和借贷制度》， kyklos ，第10期，1957年，第186～188页。

[23] 见雷德里克 （Redlich）， Vierteljahrschrift fu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l.，第39期，第49～50页。

[24] “建立政府雇员的各个专业机构——着重在于包括常备军——使政府直接负担的吃饭人口数目成倍增加。”蒂利（Charles Tilly），《西欧的食品供应与公共秩序》，第20页。同见第36～40页。
见戴维斯（C.S.L.Davies）：“前工业化时代政府面临的几个问题，就像为野战部队提供足够的食品一样十分困难”，《军队给养：1509～1950年：早期都铎政府的效力研究》，《经济史评论》，第2套，第17卷，第2期，1964年，第234页。

[25] “实际上，战时贵族最坏的危险是军工企业主，偶尔也包括工人可能会为了使自己得到报酬，以牺牲其主人的政治目标作为代价。由于拒绝或推迟支付欠债（通常伴随着军工企业及其最主要业务也面临危险），战时贵族就会处于输掉这场由未获报酬的企业和工人为他而打的战争的危险中。”雷德里克（Redlich）， Vierteljahrschrift fu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第69页。

[26] “在海上强盗的背后是城镇、城邦国家。在拦路抢劫的背后是支持冒险者的庄园主源源不断的援助。土匪们往往有一个可靠的庄园主当他们的首领或在背后支持他们……。”
“我们不要过于简单化：土匪活动到处都有，而且多种多样，一些贵族也利用土匪，但往往是为了反对另一些贵族……因为土匪活动不只是与贵族中某种成分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它也是一种群众性的、以农民为基础的运动。〔“因此，到16世纪末期，地中海山区到处有人，充满紧张气氛，各地发动了起义以获得解放。这场四处弥漫的战事与我们称之为盗匪活动（如果有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字眼）的那种隐蔽而无休止的社会冲突混合在一起，使我们难以识别。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在业平宁或其他山区，沿着广大的山区带，并在其中呼吸着大海送来的清新空气，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都拥有了共同的命运。”〔布罗代尔，布罗代尔认为，16世纪前半期特别动荡，随后从1550年到1600年则相当平静。他指出，“因此可能是……在菲利普二世时代，国家的稳固说明了这种平静和民众谨慎的缘由。警察十分强硬……”《地中海》，第2卷，第88～90页〕。”

[27] 德卢莫（Delumeau）， Vie économique ，第2卷，第547页。

[28] 德卢莫（Delumeau）， Vie économique ，第2卷，第543，546～547，608，625页。

[29] 维拉里（Rosario Villari）详细说明了农业变化对意大利南部的影响：“南部乡村没有受到伴随‘新教改革’扩展而来的农村暴动风波的影响，他们现在反对的是更沉重的重征封建土地税，反对当时教会的经济与财政改革势力。重要的一点是，参加运动的不只是劳苦劳动者，还有在农村的管理和社会凝聚方面起作用的各种集团。
他们是农村企业主，马萨里（地产管理人）（Massari），半资本家式的谷物生产组织者：农村中的这些力量在16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有利时期已能够营利，这部分是通过降低工资获利，也间接利用了贵族的财政危机和城市资产阶级发展的有利条件。他们在当时是工资劳动者、小的或中等产业主、农村企业主。由于具备与富有资产阶级明显不同的特征，马萨里（地产管理人）（Massari）在王国初级生产和畜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 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Le origini （1581～1647年），（Bari：Laterza，1967年），第61页。

[30] 维拉里（Rosario Villari）详细说明了农业变化对意大利南部的影响：“南部乡村没有受到伴随‘新教改革’扩展而来的农村暴动风波的影响，他们现在反对的是更沉重的重征封建土地税，反对当时教会的经济与财政改革势力。重要的一点是，参加运动的不只是劳苦劳动者，还有在农村的管理和社会凝聚方面起作用的各种集团。
他们是农村企业主，马萨里（地产管理人）（Massari），半资本家式的谷物生产组织者：农村中的这些力量在16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有利时期已能够营利，这部分是通过降低工资获利，也间接利用了贵族的财政危机和城市资产阶级发展的有利条件。他们在当时是工资劳动者、小的或中等产业主、农村企业主。由于具备与富有资产阶级明显不同的特征，马萨里（地产管理人）（Massari）在王国初级生产和畜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 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Le origini （1581～1647年），（Bari：Laterza，1967年），第61～62页。

[31] 维拉里（Villari）， 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 ，第58页。

[32] “将（盗匪）现象与针对国家的封建反抗这一概念相联系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16世纪末并不是一个国家特别反对男爵的时期；即使在罗马，教皇恢复被大土地所有者（feudatari）篡夺走的物品和权力的努力，在1581年随着篡夺者取得最后胜利而告失败”（维拉里（Villari）， 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 ，第60页）。

[33] 哈通和穆斯纳（Hartung and Mousni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第4期，第8页。

[34] 马拉瓦尔（José A.Maravall），《现代国家的起源》， Cahiers d’histoire moderne ，第6卷，第4期，1961年，第800页。

[35] 莫尔纳（Erik Molnar）详细确定了这一定义：“绝对主义是国王在他所控制的军事官僚组织的支持下对全国行使基本的和有效的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权。这个定义包含一个基本的标准，即有效的权力，通常在发生对抗时，有效的权力将压倒敌对一方的企图，例如由国会或世袭官僚所制定的抱负。”“Les fondements èconomiques et sociaux de l’absolutisme，”in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Rupports，IV ； Méthodologi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 （Wien：Verlag ferdinand Berger & Sohne，1965年），第155页。

[36] “在15世纪或者16世纪，都没有真正的民族传统，但存在集体的意识，国王能够将这种意识转变为他们自己的目的，使国王对权力的控制得到承认，个人得以自由地组合起来。”马拉瓦尔（Maravall）， Cahiers d’histoire moderne ，第6期，第796页。

[37] “〔我们应当〕避免试图把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关于国家的思想）取向解释为一种集体民族团结的意识……
我们应当注意这一事实，16世纪逐步阐述国家思想的法理学家和思想家谈得更多的是帝王（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讲）而不是人民，是权力而不是集体。
由此我们应当回到出发点上：‘国家’并不存在于它本身。它首先是对新的权力形式——国王的公共权力的基本确认。”拉艾德（Georges de Lagarde）“Réflexions sur la cristallisation de la notion d’Etat au XVIe siècle，”in Enrico Castelli，ed. Umanesimo e scienza politica （Milano：Dott.Carlo Marzorati，1951年），第247～248页。

[38] “古代的风尚表明，罗马法在16世纪具有了新的力量，它补充了古代关于‘英雄’、半神、法力无边者和行善人的思想，……英雄对于需要解救自己的人来说是楷模。”穆斯纳（Monsnier）， Les XVI etX VII siecles ，第96～97页。

[39] “与纯经济学相反，存在着一种非常易变的混合公式：‘市场是资产阶级首先认识民族主义的学校。’”维勒（Pierre Vilar）， 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 ，第1卷（巴黎：S.E.V.P.E.N.，1962年），第34页。

[40] “〔在14世纪和15世纪……犹太人〕从一个国家被驱逐到另一个国家，他们大批地迁移到东欧和中欧的开放边界，在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立陶宛人的领土上建立了大量更加自成一体的村社。在众多的努力中，他们发现了自己对各个社会的作用：作为现金和借贷的提供者，对国家而言，他们成了现成的（往往是无依无靠的）征税对象，是国家最大的经济财产之一。”巴伦（Salo W.Baron），《犹太人社会和宗教史》，第2版，第7卷：《经济催化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b），第30～31页。
德国是一个边际地区：“不过，在黑死病大灾难后，德国的犹太人大量死去或穷困潦倒，他们不得不越来越专注于放债。尽管放债的金融红利不断减少，但他们还是招致人们的强烈憎恨……那些通过税收在许多方面成为犹太银行家合伙人的特别统治者，现在越来越无力维持这种监护关系……16世纪初动荡的几十年中，情况变得更糟，社会动乱和宗教纷争成为内战和宗教战争爆发的基础（第151～153页）。”

[41] “但我们如何解释意大利城邦国家商业领先地位的这种衰落？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城市国家激烈的阶级斗争，王室负债者无法偿还债务，而陷于破产［巴尔第佩鲁齐家族（Bardi Peruzzi）的破产］，没有可以保护其国外公民的大国；也就是说，根本的原因在于城市国家的特殊结构，这种城市国家无法转变为一个拥用广阔领土的大国。”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Il Risorgimento （Roma，Giulio Einaudi Ed，1955年），第9页。

[42] 只要北意大利共和国是世界银行业的中心，犹太人就被有效地排挤在这些“伦巴德（Lombards）人的家园之外，伦巴德人的金融财力甚至在欧洲其他地方也超过了他们自己的资产。然而，13世纪发生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各种大商号纷纷倒闭……从而为犹太人提供了新的机会……。”
“不久，意大利公国对犹太人成为经济力量的补充来源表示欢迎。”巴伦（Baron），《犹太人社会和宗教史》，第7卷，第161，163页。
“当1492年在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犹太人遭到驱逐后，意大利成了基督教欧洲唯一对难民开放的地方……”罗思（Cecil Roth），《意大利犹太人史》（费城，美国犹太人出版协会，1946年），第178～179页。

[43] “如果犹太人在（西欧的）某些地区没有被完全驱逐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各个政府的财政利益，他们的财政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犹太人的放贷和对犹太人征收越来越高的赋税。”巴伦（Baron），《犹太人社会和宗教史》，第7卷，第197页。
见舍耐德曼（J.Lee Shneidman）对13世纪和14世纪阿拉冈的论述：“通常人们放贷时都希望钱能返还。但在向国家放贷时，情况就不完全如此。国王确实经常偿还小笔借贷，但通常的情况是通过再次借贷进行偿付，或者向别的人再借一笔货款来偿还向第一人的借款。犹太人借给国家的钱往往有去无回，他只得通过税收方面的好处来弥补损失。由于这些好处成了进一步贷款的来源，国王们便十分关心确保犹太人重新获得贷款附加好处的价值。”《阿拉冈—加泰隆尼亚帝国的兴盛，1200～1350年》（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卷，第433页。

[44] 1492年是重要的时期。维森斯（Vicens）认为，在此之前，“就像西方其他国家一样，不存在城市资产阶级。这一空缺由基督教以外的一个社会阶级——犹太人填补了。”《西班牙经济史》，第248页。在此之后，热那亚人占据主导地位：“西班牙热那亚商人历史上的转折点是美洲的发现和随后同新大陆贸易关系的开辟。从那以后，热那亚人逐渐在西班牙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这个国家日益成为16世纪的世界强国。命运同时给了西班牙两个帝国：一个在旧世界，一个在新世界。西班牙对承担帝国的责任毫无准备，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点成了热那亚人前进的跳板。”派克（Ruth Pike），《塞维利亚的热那亚人与新世界的开创》，《经济史杂志》，第22卷，第3期，1962年9月，第348页。见肖努（Chaunu），《塞维利亚》，第8卷（1），第285～286页。
同见阿曼萨（Javier Ruiz Almansa）：“所有三个种族集团（基督徒、犹太人和摩尔人）都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排除他们会产生难以填补的真空，并会导致西班牙社会机制的真正动荡。热那亚和佛莱米（Flemish）的商人取代了以前犹太人所起的作用，但并没有全部代替。法国南部的手工业者填补了摩尔人留下的大部分空缺……”“Las ideas y las estadisticas de población en Espańa en el siglo XVI”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sociologia I，1947，cited by Juan Reglá，“La expulsión de las：moriscos y sus consecuencias，” Hispania，revista espańiold de historia XIII，No.52，1953，445.

[45] “到13世纪和14世纪交替之际，大量意大利人的商社……控制着英国的羊毛出口，在一些年份则完全垄断了出口，全面控制着皇家海关。
处在这样的地位，意大利人终于被当地商人的联合组织取代，最后又被英国商品公司取而代之。……”
“到1361年，英国商品公司已实际垄断了对北欧的‘羊毛出口’……”
“这种垄断满足了……羊毛商人的需求，它也迎合了织布者不断增长的利益，因为垄断使国内与国外的羊毛价格形成很大差别。首先，垄断满足了国王的利益。对羊毛出口征收关税和提供补贴是国王提供的最可能的保障。与百年战争早期一个接一个破产的商社和企业联合体相比，一个享有贸易垄断的特许公司是更为安全的借贷来源……唯一遭受损失的是羊毛生产者；这也许一直是羊毛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波斯坦（M.M.Postan），《中世纪欧洲的贸易：北方》，载于《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波斯坦和里奇编，《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伦敦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238页。

[46] 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做了转变。这是半边缘化的理想。犹太人被获许被迫作为基督教的信徒。这使他们在资产阶级内部起着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作用。当伊比利亚半岛的发展达到希望排挤本地资产阶级的程度，“资产阶级”与“新基督徒”的一致使后者成了易于迫害的目标。见雷瓦哈（I.S.Revah）“ L’hérésie marrane dans l’Europe catholique du 15 e au 18 e siècle ，”in Jacgues Le Goff， Hérésies et societés dans I’Europe préindustrielle ， lle -18 e siècles （巴黎：门图出版社，1968年），特别在第333页提到了葡萄牙。

[47] 我并不想否认，运用加尔文派神学说明资本主义活动也许比用天主教神学容易些。不仅韦伯这样认为，连一些强烈批评他的人也这样认为。例如，希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利用人们内心的动机，使社会压力更随意地影响个人行为的思想主张……在社会变革时期，在那些最易受影响的人那里尤其流行。基督教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也生活在旧标准逐渐被废除的时代，他的神学带着沉重的改革家色彩。他也十分强调内在的动机而不是外来的作用。……似乎有一种已确立的教会回复礼仪，而反对派强调内在因素的永久趋势。”《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费希尔（F.J.Fisher）编，《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经济与社会历史论文集》（伦敦，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34～35页。
我要指出一点，出于社会需要，可以用天主教而不必是新教为资本主义辩护。我顶多是同意希尔（Hill）的这一观点：“新教中不存在任何自动走向资本主义的东西，它的重要性在于破坏了天主教更刻板的机构和礼仪所造成的障碍〔第37页〕 。”

[48] 戈登—沃克（P.C.Gordon Walker），《经济史评论》，第8期，1937年，第14页。“路德时代的具体成果……在于破坏了天主教对中下层阶级的控制，支持没收天主教的和封建的财产……”
“〔在第二阶段〕主要问题是阶级适应性……资产阶级从附属者变成统治者……工人阶级从松散、粗放的劳动转变为受纪律约束、固定的、有组织的工作……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个人主义掩盖社会的阶级结构，这一阶级结构要比封建制度下更为明显……作为唯一的社会分化标准，阶级结构既被个人精神行为承受的压力（从外部）所证明，也被这种压力所掩盖；正确的社会道德及其实行办法对上帝选民来说是现成的自我约束，如果必要的话，是对上帝摈弃者的强制约束……”
“〔随着〕阶级适应作为改革最高任务的逐渐完成，新教徒只得服从其他更为重要的活动，首先是让位给世俗国家和科学〔第16～17，18页〕。”

[49] 见查尔诺斯基（Stefan Czarnowski），“La réaction catholique en Pologne á la fin du XVI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La Pologne au V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gues （Société Polonaise d’Histoire，Varsovie：1933），II，300.见格拉博斯基（Thadée Grabowski）：“路德教（1530～1555年）的主要支持者是教士、德裔资产阶级，从当时的大学教育中心维登堡（Wittenberg）和科尼斯堡（Köonigsberg）返回的波兰学生。”
“贵族几乎没有参与。对他们来说，路德教过于温和，并且是支持……王权的…它的教义和君主思想未能迎合梦想建立古罗马式共和国的贵族们。” “La réforme religieuse en Occident et en Pologne” La Pologne au 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Bruxelles，1923（华沙，1924年），第67～68页。
然而，阿诺德（Stanislaw Arnold）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准确：“的确有一部分，也仅仅是一部分权贵成了改革家，尤其是加尔文派。但加尔文派吸引的主要是当时在国内特别在议会（Diet）掌权的中层贵族中的进步分子。”“Les idé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de la Renaissance en Pologne，” 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á Rome （ Warszawa：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Institut d’Histoire ，1955）第160页。阿诺德（Arnold）特别反驳了查尔诺斯基（Czarnowski）。见第159页。
福克斯（Fox）和塔兹比尔（Tazibir）的看法与查尔诺斯基和格拉博斯基（Grabowski）比较一致。见福克斯（P.Fox），《波兰的改革》，《剑桥波兰史》雷德韦（W.F.Reddaway）等人合编， 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伦敦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0年），第329，345～346页；塔兹比尔（J.Tazbir），《贵族的联邦》，吉斯托（Aleksander Gieysztor）等人编，《波兰史》（华沙：波兰科学出版社，1968年）第185～186页。

[50] 查尔诺斯基（Czarnowski），第308页。尤明斯基（J.Umiński）强调波兰新教中的非波兰成分：“路德教主要是吸引了居住在波兰城镇的德国后裔……所谓的反三位一体说很快取代了加尔文主义在贵族中的地位，严格说来这种反三位一体说并不是波兰的。波兰的反三位一体说是由外国人组织和领导的。”《波兰的改革》，《剑桥波兰史》，第1卷，第412页。
塔兹比尔（Janusz Tazbir）指出了宗教民族主义的国际意义：“天主教将波兰与新教的瑞典、东正教的俄国和穆罕默德的土耳其区别开了〔第228页〕”与此相反，“罗马天主教会试图通过波兰不仅实现它自己的政治目标，还要实现哈布斯堡王朝的目标〔第229页〕。”

[51] “欧洲绝对君主制的所有形式都是服务于贵族和地主的利益，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其他阶级的政治统治，首先是对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的统治。”莫尔纳（Erik Molnar）， XIIe Congré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Rapports ，IV，第156页。

[52] “波尔什涅夫（Porchnev）试图说明官僚资产阶级恰恰起源于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在封建制度下，政治与经济的不可分性意味着每个贵族追求的特定利益不一定与他所在的阶级的整体利益一致。”“由此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困难：贵族国家的权力结构并不掌握在贵族的手中，任何一个特定贵族集团掌权都必然引发一场与庄园主阶级其他成员的公开斗争。” Les soulévements populaires ，第563页。

[53] “绝对君主制产生于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对抗……”
“这种阶级斗争也许是专制君主制发展的主要因素。”穆斯纳（Mousnier），Les XVIe ex XVIIe siècles，第97，99页。

[54] 莫尔纳（Molnar），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Rapports ，IV，第163页。

[55]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但也有例外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1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注。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伦敦：劳伦斯·维沙特出版社，1940年），第195～196页。

[56] 科尔斯（Paul Coles）在论及15世纪意大利各城市商业中的贵族现象时说：“贵族正在预演他们将在16世纪欧洲商业活动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文艺复兴社会的危机：热那亚，1448～1507年》，《过去与现在》，第11期，1957年4月，第19页。
“〔到15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匈牙利发展中的一种新的趋势，这在经济上可以归结为封建庄园主阶级越来越多地参与市场贸易，后来又参与这些商品（酒、牛和小麦）的生产。”帕克（Zs.P.Pach），“En Hongrie au XVIe Siècle：l’activité commerciale des seigneurs et leur production marchande，” Annales E.S.C .，XXI，6，nov-déc.1966，第1213页。
“贵族参与农畜产品的出口贸易始于15世纪末，在后来又有所发展。这种参与成为与贵族直接开发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趣现象之一……促使16世纪（贵族充当布匹和奢侈品进口商）这一现象发展的因素是在贵族的压力下各大城市逐渐抑制了关税。”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第587～588页。
“16世纪随着对城镇工业生产和贸易垄断的冲击，容克（Junker）企业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容克成了商人、走私贩和工业家，确实打破了城镇与乡村的传统平衡。”罗森伯格（Hans Rosenberg），《美国历史评论》，第XLIX期，第236页。
从16世纪晚期开始，大部分罗马农村控制在十来个地主的手中。他们被称作mercanti di campagna，即农村的商人。见德卢米莫（Delumeau）， Vieéconomipue ，第2卷，第571页。
前面讨论过的军工企业家大多出身于贵族。如果不是的话，从事这种企业的活动也往往会被封为贵族。见雷德利克（Redlich），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Suppl .第47期，第411，427～428页。
同见奥林（Goran Ohlin），《瑞典贵族的企业活动》，《企业家历史探讨》，第6卷，第2期，1953年，第147～162页；斯通（Lawrence Stone），《商业中的贵族，1540～1640年》，《企业家历史探讨》，第10卷，第2期，1957年12月，第54～61页。

[57] “在投资于土地的竞争中，教会和非营利的协会[它们大多受（教会）的影响]〔gli enti morali〕发现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它们比教会以外的人和‘私人团体’行动得更早。在16世纪末，他们控制了米兰（Milan） 一半的地产，引起了众所周知的社会和宗教后果。”保菲雷蒂（Bulferetti），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第4卷，第21～22页。

[58] 布洛赫（Bloch）， Caractères originaux ，第1卷，第129页。

[59] “资本主义与专制君主制的联系并不总是有利于资本主义。无疑，从16世纪60年代起，影响全欧洲和国家统治的破产现象绝不是商业资本主义在这个大陆发展缓慢的不重要的因素。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缓慢发展从长远看，对绝对君主制是有利的。它妨碍了资产阶级的过快发展，有助于维持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相对平衡，这的确是西欧专制主义的特征之一。”哈通和穆斯纳（Hartung and Mousnier）， Relazioni dex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第4卷，第45页。
希尔（Christopher Hill）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垄断本身并不坏：它们是保护落后国家新工业的一种形式。最早的垄断关系到国家防卫——伊丽莎白皇家矿产公司旨在使国家在火炮制造方面不依赖外国的铜。在硝石、火药方面也有类似的垄断。当垄断被对资本主义发展怀有敌意的政府用于财政目的时，这种垄断很快就成为有害的了。17世纪建立的垄断，目的是为了销售……”《工业革命的变革》，第96页。 g5ls7no9peGHc7hc/wUMmk5OwHSRUzlJdSMwGqYXTAgjUP6YfuPWw4dFPfGCn+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