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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随着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健身领域，她们希望通过健身活动来保持身体健康和维护身体形象。女性健身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象，更与女性解放运动的深化以及女性自我发展的个体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目前关于健身的著作基本上与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训练学、营养学等科学话语捆绑在一起，健身行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在科学的话语体系下被严重忽略。
健身运动不仅是个体寻求健康的身体活动，也是各类社会力量、人类精神、意识形态共同塑造的文化产品。自20世纪女性主义思潮出现以来，妇女健身运动就成为女性主义争取权利的“战场”。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平等参与健身运动，强调在运动管理、体育决策与发言权上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他们认为，健身运动能从身体上使女性变得强大，从而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是女性解放的重要策略，是一种改变性别权力关系的有效“政治”工具。进入21世纪，健身产业蓬勃发展，健身运动的经济价值得到了空前凸显。健身的商业化过程吸引了更多科学力量和文化传媒的加入，在全球身体文化蓬勃发展的助力下，中国女性掀起了“健身热”，好身材已成为女性的“基本需求”和“价值标准”。
虽然我国女性参加健身运动的历史并不短，但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女性运动健身的社会、文化研究尤为缺乏。2000年以来，关于女性健身运动（大众休闲体育活动）的研究快速展开。从我们目前检索到的文献看，关于女性健身运动参与现状的社会调查、宏观描述、顶层设计的研究居多；以城市女性，特别是城市职业女性为对象的研究居多；社会性别、社会分层和功能主义理论视角的研究居多；使用问卷调查、数量统计方法进行的研究居多。从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来看，只有先认识事物大概的轮廓（宏观），然后再进行细节（微观）的勾勒，最后才能了解事物的全貌。前20年的研究通过一系列宏观的社会统计调查勾勒了我国女性大众健身的基本情况（主要动机、参与形式、制约因素、解决方案等），然而“冷冰冰”的数字、一般化的观点、普适的原则常常会掩盖不同社会情景下不同人群个性化的、特殊的经历与经验。这样会造成：（1）无法深入地掌握女性健身的多样性和差异性；（2）无法进一步挖掘影响女性健身的多重而复杂的社会力量；（3）无法从女性个体的立场了解健身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体系；（4）无法提出全面、具体、有效的真正符合女性利益的策略来提升女性的体育参与、健康与发展。
健身运动到底赋予了女性个体什么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经验？这些经验到底有多少是积极的，多少是消极的？这些经验是如何建构起来，并反映当前社会性别身体文化和生活价值观的？这些身体经验又是如何影响着女性个体成长的？本书试图通过女性个体健身经历口述故事的采集，从女性立场、微观的社会互动、个体的生活经历和主观感受出发，反映当今我国女性身体与生活的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成，挖掘健身文化对女性个体生活规划、自我认同、身体审美的影响，探讨性别、身体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女性健身运动填充真实、鲜活的内容，使我国女性健身运动的“社会图景”更为清晰，也为从不同层面具体探讨“中国式”的身体问题
提供素材和理论视角。
对于女性来说，身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自女性主义兴起，“身体”就成为女性力图冲击男性主导的社会思潮的“突破口”。传统的西方哲学把男性与自由、理性、智慧联系在一起，把女性跟“身体与非理性”联系在一起 [1] 。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具生物性，更具肉体性，更具自然性”，因此也更适于私人世界而非公共生活。身体成为女性歧视的一种手段。由此，女性主义者倡导要重新探索和考察有关女性身体特性的观念，从性、伦理和认识论等方面来重新探讨身体 [2] 。而体育运动为重新理解女性身体的本质、意义、约束与能力提供了新的实践空间。
围绕运动的身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否认男女之间的身体差异，认为正是人们所谓的男、女身体的差别使社会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合理化了。因此，人们认为男女差异（不平等）是想当然的，是普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另一种观点承认男、女在身体上的差异，并且积极地接受这种差异，认为只有认识了男、女在身体上的差异才能真正地找到解放女性身体的办法，使女性身体更加强大并得以释放
。
其实这两种观点反映了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他们讨论的焦点在于女人生来就是女人，还是后天被培养为女人；更进一步说，女性身体是真实的还是被演绎的。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以后，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支持并不断论证了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自然的产物。从福柯提出的身体与权力的关系角度来看，女性身体就是通过各种话语权，包括医学、科学、技术、宗教和体育等的话语权建构起来的。所谓话语权，就是认识文化是如何被塑造的一系列的结构性方法 [3] 。从这种意义上讲，女性身体就是男性为了维持其父权制度而通过话语所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比如，对于女性体型的话语通过规定女性身体的大小、体型、姿态等来限制其身体的自由。中国女性的缠足就是典型的以男性审美为核心的限制女性身体自由的案例。在当代，女性对时尚、苗条、漂亮的追求也被女性主义者认为是男权社会的话语权力所制造的，这些话语和权力以符号的形式在女性身体实践中展现出来，并成为维持性别不平等和权力等级制度的文化机制。
但是，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并不是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认为男、女在物理身体上的区别是消极的。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回避男、女在生理上的区别并不能真正了解女性的特殊性，也不能真正地认识女性身体的实践和经历。因此他们要求通过积极地具身实践（embodiment）使女性身体摆脱生物原因所带来的被压制的经历，使女性身体形象、自我意识真正强大起来。体育运动被认为是最好的具身实践方式之一，但在现实的体育运动中，我们也看到，不是所有的身体体验对于女性来说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女性运动身体同样也承载着各种社会权力关系，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定位场所。
在女性主义的思维下，女性运动的身体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社会的建构。既然是一种社会建构，就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女性身体如何能在体育运动制度和文化中摆脱被动的地位，成为体育女性主义者们所孜孜追求的目标。
首先，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话语和观念把女性身体描绘为“非正常的身体”“弱势的身体”“无能的身体”，并且试图通过他们（男性）控制的科学、医学、保健机构使之得到不断验证与强化。女性生理上的弱势被广泛地用来规范女性的体育活动。很多人甚至认为，体育活动使女性变得男子气，同时会使女同性恋者的数量增加。
其次，女性主义者认为，对女性运动身体的社会建构是通过对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的规定所发生的。17世纪以来，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成为个人身份认同的最重要的标准，换句话说，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成为一个人自我认定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根据福柯的理论，性别气质的建构是通过话语产生的。比如，对女性身体美的话语（discourse of feminine body beauty）规定了女性身体特定的高矮胖瘦，同时也规定了女性身体姿态及其行为。女性气质要求女性温柔、优雅、内敛，因此女性进行以表现形体美为主的体育活动是被鼓励的，而进行竞争性强、攻击性强的体育活动则被认为是有违女性本质的，女性过于强壮的身体形象并不为大家所接受。相反，对男性身体的力量要求成为男性气质重要的一部分，体育运动强化了以暴力、竞争、力量、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男性气质，因此男性强壮的运动身体是被社会接受并大肆鼓励的。
再次，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是性别角色和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的真实反映。从女性的社会角色和身体运动之间的关系出发，他们进一步讨论了女性运动身体形象的社会建构。他们认为，女性的固定角色就是生育的工具，结婚就是丈夫从妻子的父亲那里得到使用其女儿身体来满足性需求以及生育子女的一种许可。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的角色就是女儿、妻子和母亲；更深一层来看，她们是象征其父亲和丈夫物质水平与地位的文化符号。因此，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19世纪出现的一些白人中产阶层妇女的休闲、体育运动其实不是为了自我的满足，而是其父亲或丈夫的社会身份的象征 [4]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身体不是运动的主体，而总是处于一个被支配的、作为配角的地位。
虽然女性主义者肯定女性运动的身体是一种社会的建构，但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多样的、变化的建构。他们相信自我导向社会变迁的可能性，并试图寻求一种理论框架打破女性身体的社会建构，从而提升女性的身体形象和自我观念。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就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在梅洛-庞蒂的理论框架中，身体是结合了物理层面以及意识层面的综合体。与福柯不同，梅洛-庞蒂指出身体不是完全被动的、被压抑的、被建构的客体，而是意识的具身体现（embodiment of consciousness），因此身体也是主体。梅洛-庞蒂认为，人类存在的一大特征是人类的身体是具有可移动性（mobility）的，这是身体的一种最关键的经验，也是生命发展的方式。如果人要进入一个空间，他必须把自己的身体放入那个空间。移动需要使身体向目标靠近，同时与目标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具身现实（embodied reality），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会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
对于女性来说，身体的“动态”（movement）包括了身体内部空间的经验，比如月经、怀孕、生育、哺乳。但是这些“内部”身体“动态”的经验阻碍和限制了女性身体在包括体育、工作、政治等身体的外部空间“动态”的经验，因为女性身体从传统的观念来看仍然被限制在“生育”领域。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身体外部空间的动态经验同样很重要。他们引用梅洛-庞蒂的观点，认为移动（或运动、活动）是身体参与外界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身体运动应该成为女性解放的一项战略。女性主义者认为，要创造一种解放的女性身体形象，最重要的是要赋权（empower）女性身体形象和自我概念，这是引领女性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变迁的最重要的一步。
体育健身运动作为一项有计划地改造女性身体的社会实践，不仅在生理层面能使女性拥有强大的身体；在心理层面能使女性通过身体的存在感受到自我存在，找到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在文化上也可以改变女性身体柔弱的形象，并且打破男、女身体形象的界限；最终，使女性得到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 [5] 。因此，他们强烈地倡导女性参加更广泛、积极的体育活动，使她们在体育运动中获取不同的身体经验，打破身体在私域和公域间的界限，创造新的生活空间。
但是，学者们也注意到，在体育实践中，女性一方面得到了一种身体的解放，但同时也在服从和强化固有的女性身体形象。比如，Markula认为女性们钟爱健身操运动，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良好的身材来满足和服从社会对女性身体形象的要求；另一方面，女性确实在参与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满足感 [6] 。又如Ann Hall考察了健美运动，认为一方面女性通过健美运动改变了原来女性柔弱的形象，肌肉所表现出来的是女性身体的强大；但这个过程同时带给女性一种对自我身体的控制和训诫 [7] 。
如何在体育实践中真正实现身体的解放、自我的表达、个体的发展以解构当前社会性别文化制度对人类的束缚与压迫，是女性主义者们不断讨论和探究的课题。本书希望能从女性个体健身经历（微观社会过程）、主观经验、具身体验方面回应以上的理论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把对生活的记忆串成了我们的人生故事。这些“从内到外”的生活故事组成了我们的成长轨迹并反射出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情境和位置。叙事研究就是研究人类经历的“故事研究”，是一种研究个体体验世界的方式
。健身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个体体验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本书采取叙事研究的初衷就是了解女性健身者（口述者）的真实故事（经历、经验、体验），挖掘女性健身叙事材料并对其进行分析与诠释；同时希望将个体微观、细致的故事（口述经历）嵌入宏大的社会议题（如妇女解放、性别平等、消灭歧视、健康发展等）中，并对这些社会议题进行反思和回应，以促进更为积极的女性身体的形成和健康社会的建设。叙事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从丰富、鲜活的个体健身史（健身经历、过程及其围绕健身的个人成长）出发，拼接出我国女性的健身图景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成与文化意义。
关于口述故事的收集，我们主要依据健身经验（历）典型性、完整性的采集原则，力争全面反映不同情境下的女性健身故事。因此，在选取案例时，我们从生命周期、生活地域、婚姻/生活状态、从事的健身项目等方面考虑和采集故事，尽量避免故事的雷同或重复。口述故事的收集是通过非结构访谈的方式开展的，主题线索是个体健身经历和感受的分享。我们采用的是“自己人-局外人”的研究立场，一方面访谈员与被访者有一定的关联和信任度，被访者能够对访谈员“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真实故事和想法；另一方面，访谈员要尽量保持局外人的立场，避免将自己的一些看法、感受，甚至价值观强加给被访者，避免引导、主导她们的讲述。访谈之前，我们征求了被访者是否同意公开发表她们健身故事的意见。同时，我们也采用了化名的方式对被访者进行保护。口述中有一些涉及地名或者单位名的地方，我们根据被访者的要求也做了相应处理。访谈结束后，我们把对话式录音转为自述文本，对语序进行了调整，对重复的语言、题外话进行了相应的删除。口述文本完成后会请被访者进行检查，以保证完整、准确、真实地呈现被访者自己的故事。
一个健身故事引出一个叙事分析。每章的第一部分是“口述故事”，为了保持口述者“原汁原味”的自述，在故事的呈现中，我们尽量保留口述者自己的语言和表达，研究者的思考（评述）并不会介入。故事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呈现，用自述的方式来还原健身者的主体叙事和情感表达。根据口述者的表述方式和交谈内容，叙事的过程有些是以时间历程推进的，有些则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主题展开的。第二部分是“分析与讨论”，这部分内容是作者站在局外者/研究者的立场，对口述者的个人健身经验/体验进行的主题式分析，试图从不同理论视角去分析健身者的身体、生活、生育、健康、社交、教育、形象、自我认同、身体管理等当下女性健身现象的热议话题。同时，我们也希望能从一个案例透视出其所代表的群体在大众健身中的诉求、制约、疑惑、冲突，以及自我突破、超越、实现与向往。因此在主题分析中，我们不仅仅限于对“个体经历”的诠释，更希望超越个案，将口述者的个体健身经历嵌入社会、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中，从而描绘出当前我国女性的“群像”，对女性的权利、地位、身份、角色、文化价值观等进行反思。通过个体故事，探索体育健身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何能为女性带来能动力（empowerment），使她们突破结构性束缚，促进其自我成长。
本书呈现了12位女性健身爱好者的故事。这些故事被规划到了三个主题之下，突出了不同女性健身的关注点。
第一个主题是“自我、身体与运动”。这里的“自我”主要是指个人依据其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也就是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吉登斯认为自我是感受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的起源，因为自我是自我价值的承担者
。身体不仅是一种“实体”，而且是一种行动系统。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运动影响着身体行动，也影响着自我的形成。在这个主题下的三个故事主要体现了在健身中“发现自我”的社会过程。
第一章是一篇减肥自传。在现代社会中，外形越来越成为个人身份的象征，似乎身材以及外貌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和品格的硬性指标。“肥胖”被视为懒惰、缺乏纪律、不愿服从、缺少自我管理的表现，作者认为这是对“肥胖者”的身体“暴政”。作为肥胖者的一员，作者剖析并反思了自己的减肥历程：噩梦的开始—饮鸩止渴—科学健身—误入歧途—找回自我，她将减肥过程中身心遭受的痛苦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也是在这个自我批判、自我纠正、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她意识到女性要脱离体重的束缚，活出真正的自我。
第二章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留学生，她为我们讲述了自己的跨文化健身体验。中西方对线条、肌肉、fitness、胖瘦的不同审美一度让她对健身运动以及自我身体产生了质疑。但是随着对健身的深度参与，她对“中国—西方”健身运动和身体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有了具象化认识，并借助这种具身经验进行自我反思，形成了新的身体观念和自我认同。她所经历的这场“中西方身体文化想象之旅”的背后是女性身体审美的全球化“陷阱”。
第三章中有两个健身故事，都与拳击健身运动有关。作为一项彰显“男性气质”和“身体暴力”之美的拳击运动逐渐走进了女性健身群体之中。拳击馆内充斥着女性成长历程中的身体经验与拳击运动中身体经验的冲突、传统女性审美观念与健康强壮之美的冲突、女性本身的性别认同与拳击场中性别观念的冲突。她们是如何接受这类健身运动，在参与这类运动中有着怎样的体验，又会做出哪些应对呢？本章的两位主人公展现了女性在跨性别运动项目中截然不同的身体体验，这些身体体验进一步引发了她们对自身身体“主体性”的反思、对自我成长的衡量，并指导着她们的锻炼行为和最终健身路径的选择。
第二个主题“生活、身体与运动”，将观察健身的视野拉回到女性生活领域。健身运动如何嵌入女性群体的生活之中，如何使她们养成了健身习惯并享受其中，如何丰富了她们的生活内容和社会空间，如何帮助她们找到生活乐趣、精神依托和情感出口，这些内容在本主题的各章故事中都会有所体现。
如果可以给被访者贴上标签的话，第四章主人公的标签可能是最不被社会认可的“离异的中年妇女”。当下的社会文化似乎对“中年妇女”很不友好，不断地制造出“怨妇”“泼妇”的中年形象来强化人们对中年妇女的恐惧和排斥，甚至使女性自己也害怕进入“中年妇女”的魔咒中。然而，本章的主人公却把“单亲妈妈”的“中年妇女”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她在“初尝”健身后，不仅收获了健康，还成为生活中的“大力士”，在健身过程中她享受着酸痛带来的成就感，也解构着年龄对女性的“定义”和“规范”。她用积极的身体状态和生活状态改写着社会对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把自己活成了“太阳”，在自我赋能的同时也照亮了他人。从“使用身体”到“掌控生活”，这个故事为我们揭示了运动身体与社会生活是如何交互影响的。
第五章讲述的是一位老年退休女性的日常健身生活。如今，老年人已经成为健身大潮中的绝对主力，而广场舞是女性老年群体健身的主要方式。本章的主人公回顾了她的“舞蹈人生”。从她的故事中，我们发现“大妈们”对广场健身舞的“迷恋”是与她们学习、成长、工作的那个年代息息相关的。跳健身舞不仅仅是积极地实践“健康老龄化”，也不仅仅是为了充实老年生活、扩大社会交往，更是抒发她们那一代人的怀旧情怀的舞台，使她们在晚年生活中成为具有主体性生命价值的存在。如何看待和评价女性老年群体的健身活动，这一章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第六章聚焦一位农村妇女的健身生活。农村妇女是当今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也是常常被忽视的群体，她们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以及对健康、美、幸福生活的个体追求也常常隐藏在农村扶贫等国家宏大叙事中，抑或被大众娱乐媒体过度包装甚至丑化。只有走进她们的生活场景，才能真实地体会到她们对生活、自我、梦想的追求。本章主人公从小生活艰辛、早婚早育，穿梭于家、田地、工地之间，跳广场舞成为她艰苦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个体需求和结构性制约中，在传统观念和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农村妇女是如何找到自己生活的平衡点，健身舞蹈又是如何赋能于她们，使她们去积极地去创造生活、发展自我，这个故事会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与第六章的主人公一样，第七章的主人公也来自农村，不同的是她通过“进城打工”，开启了“健身之路”，也融入了“城市生活”。运动健身不仅让她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了亲近感，也让她体验了市民文化，增加了生活的色彩，塑造了苗条的身材，战胜了负面的情绪，建构了社会空间，建立了健康观念。运动健身成为她城市社会融入的身体策略，也成为她获得城市身份认同最直接的生活实践。在体育运动参与中，她自觉抵抗并改写着主流社会所塑造的弱势、边缘、贫苦的“打工妹”的刻板印象。不管她最终能否真正扎根城市，她在体育运动参与过程中所呈现的积极、独立的个体行为与自主意识，都是这一群体最直接、最本真、最精彩的自我书写。
第八章关注的是一个“特殊”群体成员的“彩虹人生”。本章的主人公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双性恋者”——一个至今还未被主流社会接受的社会类别。她特殊的运动（舞蹈）身体经验验证着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身体是流动的，从来不是固定的；身体是局部的和碎片的，从来都不完整；身体也是情境化的、关联性的，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舞蹈的情境下，她的形象、气质、性身份更为多元，可以随时在“男性刚硬”与“女性柔美”之间自由转换。本章探讨了她在接受同性情感的空间中所收获的运动身体经验是如何帮助她短暂地摆脱异性恋规范的束缚，她又是如何保持着性少数群体的骄傲，发挥“酷儿”的潜力。运动身体带给她的或许不仅仅是身份、自我的认同，更是性少数群体对多样态生活方式的追求。
第三个主题围绕“孕育、身体与运动”展开。孕育新的生命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也被认为是女性身体的一个重要“使命”。在众多健身爱好者中，有不少女性的健身运动是与“孕育”息息相关的。本书最后三章的健身故事正突出了女性“孕育身体”与“运动身体”的交互影响。
第九章的故事讲述了一位高龄女性备孕二孩过程中的健身经历及其身体和心理的“历练”。对于很多城市女性来说，是否生养二孩是一项艰难的决定，在“高龄”“肥胖”“亚健康”等问题的包围下，她们不仅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年龄及身体状况，判断是否能够顺利怀孕、分娩二孩，还需要考虑采取哪些措施才能降低生育对于身体的负面影响和分娩风险。健身运动似乎成了一种备孕身体的“救命稻草”，本章的主人公也践行着这种“身体规划”，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妥协和反思，最终找到了一种“佛系”的身体管理策略。她的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部分城市女性在各种压力下，在自我调节和对生活的妥协中，所生成的“无欲无求、不悲不喜、云淡风轻，追求内心平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第十章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女性在孕产期的日常健身活动经历。与第九章的主人公利用运动来“滋养”孕育的身体不同，这位女性在怀孕前就一直热爱运动，但科学话语和社会习俗对孕期妇女身体的禁忌与控制中断了她运动身体的连续性。为了维护“孕育的身体”，她不得不放弃“运动的身体”，这给她带来了内心的冲突和不安，她只能“小心翼翼地”运动以达到社会要求与自我需求的共融。这个故事也以个体经验回应了“孕期”对女性日常生活以及健身活动“规训”的假设。
第十一章讲述的是一位母亲产后恢复的健身经历。与孕期健身存在诸多争议不同，运动健身是当前社会、科学、文化领域都认可的产后恢复的重要手段，是符合社会文化期待的衍生品。本章主人公急切地想从“孕育的身体”回归到“正常的身体”，希望通过身体的重塑尽快找回自己原来的位置，重拾自我身份认同；但同时，她也意识到“无法回到从前”，因为需要履行“母职”。这些内心的冲突和矛盾反映出当前社会对女性的多重期待，而运动健身成为她们主动满足这些社会期待的身体策略。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指出了女性运动健身的社会学启示，认为女性在运动过程中的身体经验不是单一的、固定的、二元对立的、被抽象的、被想象的，甚至是被操控的，而是多样态的、流动的、具身的、情感的和自主的。运动身体的自我叙事是嵌入特定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以及个人经历中的，而在不同背景下、不同经历中，运动身体所生成的意义是不同的。健身运动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一个持续再造的生活情境（situations），而这种生活情境从内部激活并促发了女性身体的积极体验和能动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只有在（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还原身体的多重性、过程性、实践性、自主性与具身性（身体的在场），才能展现出人类生活世界的不同样态。
[1] Elizabeth Grosz， Volatile Bodies （London：Routledge，1994），p.4.
[2] D.Haraway，“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in S.Seidman ed.， The Postmodern Tur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3] J.Ransom，“Feminism，Difference and Discourse：the Limits of Discursive Analysis of Feminism”，in C.Ramazanoglu ed.， Up Against Foucault （London：Routledge，1993），p.123.
[4] J.A.Hargreaves，“Victorian Familism and the Formative Years of Female Sport”，in J.A.Mangan and R.J.Park eds.， From “Fair Sex” to Feminism：Sport and Socialization of Women in the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Eras （London：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1987），p.132.
[5] D.V.Harris， Involvement in Sport：A Somatopsychic Rationale for Physical Activity （Philadephia：Lea and Febiger，1973）.
[6] P.Markula，“Looking Good，Feeling Good：Strengthening Mind and Body in Aerobics”，in L.Laine ed.， On the Fringe of Sport （St Augustin，Germany：Academia，1993），pp.93-99.
[7] M.A.Hall， Feminism and Sporting Bodies：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Illinois：Human Kinetic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