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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时，幼主在位并非闻所未闻之事，但他们会给国家带来许多棘手的问题。一个婴儿、幼童，甚或少年，完全能够当君主，但他没有实际的治国能力。九个月大的亨利六世被无可争议地接受为合法君主。但在他成年之前，或者在表现出足够的理智、能够开始参政之前，需要有人代表他，为他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做所有的决定。作为孩童，国王无法自己选择官员和仆人，也不能指挥战争或主持司法，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对王位传承做出关键决定，但英格兰的安全依赖于这样的决定。然而在孩子长到十八岁成年之前，也不可能忽视上述所有问题。
他的父亲亨利五世至少是部分地预见到了这些问题。他于1422年8月临终之际将亲信召唤到病榻前，指示他们在他死后如何照料他的儿子和王国。他的遗嘱附录规定，年幼的亨利六世的人身由其叔祖父埃克塞特公爵托马斯·博福特
负责。埃克塞特公爵将全面负责照料幼主，并挑选仆人。奉命辅佐埃克塞特公爵的是两个对亨利五世忠心耿耿的亲信：沃尔特·亨格福德爵士（一个长期为王室内廷效力的管家）和菲茨休男爵亨利（一位备受信赖的宫廷总管）。这两人轮流侍奉在御前。（后来接替他们职责的，是另外两名对前一位国王忠心耿耿的军人：蒂普托夫特男爵约翰和路易斯·德·罗伯斯阿特。）但在养育婴儿方面，最适合的当然是孩子的母亲。凯瑟琳·德·瓦卢瓦（她自己才刚刚脱离童年）在儿子的早期生活和成长中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凯瑟琳的内廷在体制上与儿子的内廷分开，但实际上二者有不少重叠。王太后内廷的经费对她儿子的内廷提供补充，凯瑟琳在选择仆人方面也有影响力。在亨利六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主要是女人侍奉他。他有一个保姆主管，叫琼·艾斯特利；一个日班保姆，叫玛蒂尔达·斯布罗克；一个室内女仆，叫阿格尼丝·杰克曼；一个洗衣妇，叫玛格丽特·布拉泽曼。我们对这些女人知之甚少，但凯瑟琳肯定对选择这些人员有决定权，因为她们和婴儿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她的要长。亨利六世两岁时，凯瑟琳曾经的仆人爱丽丝·布蒂耶女爵士被任命为王室女教师，御前会议正式授权她在亨利六世违反纪律时教训他，而且不必害怕报复。即便国王渐渐长大，他身边的男性越来越多，凯瑟琳的影响力依然很显著。1428年，沃里克伯爵理查·比彻姆开始负责亨利六世的教育，奉命给他培养出具有骑士风度的君主品质。但亨利六世的忏悔神父乔治·阿瑟顿，以及他的内廷首席骑士沃尔特·比彻姆爵士，都是王太后身边的老人。 [1]
年轻的王太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厚的财产，包括威尔士的庞大城堡弗林特、里兹兰和博马里斯，约克郡巍峨雄伟的要塞纳尔斯伯勒，在南方还有赫特福德城堡、利兹城堡，以及肯特郡的普莱西和瓦灵福德，后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王室城堡，专门为供她使用和占有而做了大规模翻修和装潢。她在自己最喜欢的几座府邸之间巡回，但大部分时间和儿子一起待在泰晤士河谷的几座美丽王宫中，尤其是温莎、威斯敏斯特和埃尔特姆。
埃尔特姆位于肯特郡，在一个多世纪里是深受喜爱的王室居所，在这里我们能瞥见幼年国王的早期生活。埃尔特姆宫宽敞、壮丽、奢华而舒适，因此受到凯瑟琳王太后的喜爱，而那些引人入胜的角落也适合蹒跚学步的儿童探索。埃尔特姆周围是好几英亩的园林，还有精心设计的花园，里面种着葡萄藤。优雅的拱形石桥横跨于宫殿的护城河之上，延伸向许多附属建筑。小国王可能会遇见在厨房与食品储藏室工作的厨师。清晨，面包房里会传出令人舒爽的香气，还有香料储藏室里飘出的更具有异国风情的味道。埃尔特姆宫于1305年成为王室财产，自14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扩建。在亨利六世在位的早年岁月，王室在埃尔特姆投入更多资金，以确保它能提供养育幼主所需的所有清洁而现代化的设施。 [2] 整洁优美、配备石制烟囱的木制套房由回廊与一座壮美的私人礼拜堂连接起来。晚上凯瑟琳可以在大厅和一个特制的舞厅招待客人。而国王的内廷人员都待在他的套房，其核心是国王的私人房间，那里有两座壁炉供暖，彩色玻璃窗提供光照，窗上画着鸟儿和怪物，以及亨利六世的祖父亨利四世的个人徽记。王室徽章和王冠图案环绕着亨利四世的箴言：soueignex vous de moy（铭记我）。 [3] 在这个房间，以及英格兰各地宫殿的类似房间里，幼年亨利六世长大成人，成为一位真正的君主。他在这里玩玩具和作为新年礼物的珠宝，跟教师（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学者和医生约翰·萨默塞特）学习文化，读祈祷书学习祷告，在瞻礼日观看杰克·特拉瓦耶等宫廷艺人或剧团“阿宾顿的犹太人”的表演并捧腹大笑，学习他拥有的两台风琴，并早早地学习武艺（穿着为他特制的“小铠甲”，挥舞长剑）。私下里，亨利六世过的不是一位国王的生活，而是一个小王子，和他之前的其他王家男孩一样，得到抚育、教导、挚爱和娱乐，有时也会受到惩罚。但在要求君主出现的公共场合，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在英格兰，政府就像车轮，围绕着国王这个轮轴而转动。英格兰政府体制的水平很高、成熟且复杂。国王受到自己加冕誓言的约束，必须在国家大事上征询高级贵族的意见，要么是通过一个正式的议事会，要么是借助更为非正式的途径，在自己觉得合适时听取显赫权贵的高见。需要征税的时候，国王必须召开议会，与参会的贵族和平民议员合作。执法者是越来越专业化的公务员，他们最终对大法官法庭负责。公共财政通过另一个古老而高度官僚化的机构——财政部来经营管理。
然而，英格兰王国政府尽管庞大而复杂，却不是一台能够自行运作的机器。这台机器的顺利运转，以及整个国家的福祉，仍然在根本上取决于国王的个人才干。使得王国政府正常运作的魔法成分，是君主意志的绝对自由。正是通过行使自己的君主意志，国王才能平息权贵之间的纷争，纠正体制内的弊端，铲除腐败，并赋予国民一种领导和方向感。所以，像亨利五世这样自信、果断、有说服力且有军人气概的国王，就能很好地统治一个统一而安宁的国家。而像理查二世那样优柔寡断、不值得信赖、没有可赢得军事胜利的好运气，或者没有军事才干、缺乏判断力的国王，很快就会把国家搞得如一盘散沙，最终四分五裂。 [4]
显而易见，孩童无法履行这方面的君王义务，而这也就是“在位”和“统治”之间的本质区别。但从英格兰得知亨利五世死讯的那天起，几乎整个英格兰政界都团结一心、兢兢业业地代表幼主，负责任地、一丝不苟地行使王权。
亨利五世临终前留下指示，让他最年长的弟弟贝德福德公爵约翰执掌法兰西事务。
这是没有争议的：贝德福德公爵是法兰西王位的推定继承人，他为人审慎、虔诚、勤奋，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也是不怒而威的领主，他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王公的恢宏气度。亨利五世给英格兰国内政府做的安排却比较有争议。他的遗嘱附录之一规定，他最小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将在亨利六世成年之前担任“监护人”。这个词的意思或许仅仅是，格洛斯特公爵将负责新国王的教育和抚养。但这个词也可以解释为，格洛斯特公爵将享有英格兰的全部摄政权，只需对国王一人负责。
英格兰的很多人会赞成后一种理解，因为总的来讲，国民对格洛斯特公爵非常景仰。他识文断字，颇有文化素养，知识面和兴趣都非常广泛，从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诗歌到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术，再到炼金术（当时在受过教育的圈子里很流行），他都有涉猎。他雇用外国学者担任自己的秘书，挥金如土地赞助和扶助艺术家与作家，收藏图书，在他自己的内廷培养出一种博学、典雅的气氛。另外，他是参加过阿金库尔战役的老将，而他于1423年迎娶的埃诺的杰奎琳，是一位真正得到英格兰人民爱戴的贵妇。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立场亦非常积极进取，不过很多贵族对他的立场不敢苟同。在伦敦，格洛斯特公爵被视为商业阶层利益的捍卫者，是能够为本国商人撑腰的人。
然而，尽管格洛斯特公爵有这些优秀的品质，并且无可否认地得到英格兰人民的爱戴，新国王身边却有些人不喜欢他。虽然他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但他有时傲慢自负、自私自利。在军事生涯中，他努力打造自己充满骑士风度的形象，但他的军事才干远远不及他的三个哥哥。亨利五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军事家和极富吸引力的人，克拉伦斯公爵托马斯是个蛮勇的军人，贝德福德公爵约翰是个冷静的战略家，而格洛斯特公爵却常常不顾战术方面的考虑，没头没脑地只想着杀敌。他渴望得到民众的崇拜，而这一点疏远了其他也有资格获得权力的人，使他成为一个浅薄的领导人。另外，他的骑士风度到1428年就破产了，因为他没心没肺地抛弃了埃诺的杰奎琳，与她离婚，以便和她的侍女之一结婚。这个侍女是个男爵
的女儿，娇艳撩人，名叫埃莉诺·科巴姆。和他的哥哥贝德福德公爵一样，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也维护着自己高贵恢宏的形象，但他其实是个伪君子。
所以，当亨利五世的遗嘱公开之后，很多人联手阻止格洛斯特公爵占据他所渴望的在政府中的主宰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反对他的群体以贝德福德公爵为首，还有御前会议的其他贵族。1422年12月，在新王统治的第一届议会期间，格洛斯特公爵被传唤来。议会通知他，他被授予“英格兰王国与英格兰教会的守护者与捍卫者，及国王陛下主要谋臣”的头衔。即便这个头衔听起来很崇高，但其实际上受到严格约束，而且当地位更高的贝德福德公爵在英格兰期间，格洛斯特公爵的权力就受到他的节制。格洛斯特公爵本人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成为独揽大权的副王、御前教师、全国总督或摄政王。格洛斯特公爵仅仅是一个精心搭建起来的护国理事会中的显要者。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的第一次此类试验，并且它的运作有一个独特的前提：政府代表亨利六世治国，但也假装幼主是一个能够正常运作的公共人物。
格洛斯特公爵大失所望。即便他在这个新官职上领取的极高薪水也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他被刻意架空了，就连他的亲哥哥（他们兄弟间的关系大体上还不错）也觉得他不适合独立治理英格兰。但我们要赞赏格洛斯特公爵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出政治，也没有开始考虑谋反。虽然他个人觉得受辱，但他似乎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亨利五世的死使得英格兰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若大家不能齐心协力地辅佐幼主十年或更久，英格兰就可能像海峡对岸的邻国法兰西一样天下大乱。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不给格洛斯特公爵全部实权，而实施理事会形式的集体领导，并假装婴儿国王是一个真正统治者的决定，既是非常刻意地扭曲政体，也是天才之举。
*
亨利六世国王于1423年秋季，也就是他不到两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威斯敏斯特主持议会。中世纪的英格兰议会没有自己的权力，它的一切权力来自君主，不管君主是个婴儿、成年人还是流口水的昏聩老朽。所以，在11月12日，凯瑟琳太后准备把儿子从温莎的育儿室带到威斯敏斯特（沿途经过泰晤士河北岸的多个富庶城镇与村庄），他将在那里按照历史悠久的方式接见臣民代表。温莎比埃尔特姆更雄伟，是一座童话般的城堡，随处可见英格兰王权的虔诚骑士精神的象征。温莎有护城河与高墙环绕的森林般的塔楼和角楼，有金碧辉煌的彩色房间和华丽的居住区，还有壮美的圣乔治礼拜堂，那里是嘉德骑士团的家。11月的第二周，二十三个月大的国王（已经蹒跚学步，开始有了自己的意志）即将离开的温莎，就是这样一个宁静的地方。
亨利六世不喜欢旅行。尽管旅途开始的时候还很顺利，并且婴儿国王得到保姆和护士的照料，旅行还是让他不舒服。行程的第一晚，国王一行在斯坦斯过夜。随后，11月13日，星期日，当保姆抱着亨利六世走向他的母亲（坐在马车内，准备取道金斯顿去威斯敏斯特）时，他大发脾气。“他大喊大闹，号啕大哭，不肯被抱着继续走，”一位伦敦编年史家写道，“于是他被抱回客栈，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星期日。” [5] 接受了一整天的安抚，二十四小时之后，孩子才肯继续向议会进发。最后，他于11月18日抵达，被母亲抱在怀里向全国代表展示，并（或许毫无兴趣地）聆听议长（律师和议员约翰·罗素）表达大家的感激之情，“非常欣慰而喜悦地看到陛下坐在议会的合法位置上”。 [6]
如果这一切看上去只是尴尬而怪诞的政治舞蹈，它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却具有深刻的意义。国王是一个神圣且关键的位置。在15世纪20年代，人们竭尽全力地把幼年亨利六世拉进国王的象征性仪式中。日常的政府工作由一个御前会议执行，它有明确的规则和固定的成员。起初任命了十七名御前会议成员，他们开会的规则是约定好的。要让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有约束力，必须达到至少四人的法定人数。御前会议有详细的会议记录，包括做出决定的人的姓名，而且御前会议约束自己仅仅执行王权的核心职能。它卖官鬻爵只是为了王室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结党营私。它对王室财政拥有绝对但秘密的控制力。它非常接近一个公正无私的政治实体。
但只要有可能，还是尽量让国王参加政府的仪式。在亨利六世统治的第一个月里，在温莎举行了一次庄严肃穆的仪式，将英格兰的国玺（王国政府的核心工具）从前任国王的大法官
达勒姆主教托马斯·兰利手中移走。最显赫的贵族和主教们簇拥着国王，仔细地观看“大法官将前任国王的黄金国玺移交给亨利六世国王，国玺装在一个白色皮囊中，皮囊的开口封着大法官的印。国王将皮囊经由（格洛斯特公爵）的手转交给（文书官衙的文书管理官），后者则将其带往伦敦……”
次日，国玺被带到议会，被庄严地交给王室宝库的一名官吏保管。
这纯粹是作秀，但在国王柔嫩的小手转交精细的白色皮囊之时，英格兰政府的机制得到了维护。差不多两年后在赫特福德城堡，又重演了这出戏。国王再次被要求将国玺交给他的叔祖温切斯特主教亨利·博福特，后者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大法官。
国王五岁时，御前会议的贵族们在他们的会议记录里写下了一段清晰得惊人的文字，概括了他们的立场：“尽管国王目前年幼，但他已经享有王权，并且这种权威将永远维系在他身上。”
这种假装国王在执政的企图，有时显得滑稽。留存至今的亨利六世在位最初几年的官方信函的措辞很有意思，看上去不是代表婴儿治国的长辈们发出的指示，而是假装婴儿自己是一个完全能够亲政的成年人，亲自发号施令。1423年5月15日（国王此时离满十八个月还有几周）写给在法兰西的贝德福德公爵的信是这样开头的：“我最信赖和爱戴的叔叔，我诚挚地向您问候，并告诉您，在写这封信时我健康极佳，并且愿上帝保佑您，让您也身体康乐……”
五年后，有人描述称，国王在议会表现出了准备好亲政的迹象：“赞美上帝，国王……已经长大了，无论是智慧还是理解力均已成熟，很可能于几年内在上帝佑助下亲自执政。”
其实他还只有六岁。
事实上，理事会风格的政府在整个15世纪20年代一直处于运作状态。根据传统一般需要成年国王亲自干预的事情，比如裁决各郡大贵族之间的纠纷，就用互相宣誓的手段来维持和平。这种手段并不总是奏效，但一般能较好地维持秩序。直到1425年才浮现了一起严重的仇怨，威胁到整个政府。英格兰两个势力最强大也最具潜在危险性的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即心中郁闷的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和国王那富有而影响力强大的叔祖、温切斯特主教亨利·博福特。
*
1425年10月29日，伦敦城群情激奋。新任市长约翰·考文垂当选并就职了，但他在自己的官方宴会落座后，却收到了紧急消息。他奉命带领城内的闻达显贵去城里拜见格洛斯特公爵。他来到公爵面前后，公爵指示他尽快派人把守好伦敦城，防备夜间遭袭。公爵告诉他，一大群武装人员正在博福特的领导下，聚集在伦敦桥（在萨瑟克郊区）以南。弓箭手、武士和其他一大群忠于主教的人据说正在准备于次日入侵伦敦，一门心思要伤害所有忠于格洛斯特公爵的人，并在城里为非作歹。这将是一个漫长无眠的夜晚。市民们得到通知，要轮流守夜，并准备作战。
两人争吵的背景非常复杂。格洛斯特公爵和博福特都是精明强干且经验丰富的人，在幼主的政府里都占据关键位置。贝德福德公爵不在国内期间，他俩就承担了维持安定的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他们对外交与内政事务的看法常常有分歧，甚至针尖对麦芒，造成互相猜忌和敌视。
格洛斯特公爵一贯傲慢自负，这是世人皆知的，但博福特也是个令人生畏的角色。他是亨利六世的曾祖父冈特的约翰与第三任妻子凯瑟琳·斯温福德的次子，于1417年被教皇马丁五世任命为红衣主教和教皇使节。他的个人权势和财富来自他自己的主教辖区温切斯特，那是英格兰最富裕的一个主教辖区；而他的社会地位源于他毕生为国效力。他五十岁的时候，已经在英格兰担任高官二十多年，常常自掏腰包，用数额庞大且慷慨的贷款来支撑王室财政。1425年，他担任英格兰大法官，或许是理事会式政府体制的主要倡导者。天性保守的博福特很可能帮助协调御前会议的成员一起反对格洛斯特公爵大权独揽。按照一位编年史家的简练说法，这意味着他们两人“不是好友”。 [7]
到1425年时，两人互相的敌意和猜疑已经非常强烈。这主要应当怪罪格洛斯特公爵，因为他在前一年领导了一次颇得民心但非常不明智的针对低地国家的远征，目的是帮助他的（第一任）妻子夺取埃诺伯爵领地
。遗憾的是，此时占据格洛斯特公爵夫人领地的人，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布拉班特的约翰，他得到勃艮第公爵的支持。而在英格兰与法兰西阿马尼亚克党的战争中，勃艮第公爵是英格兰的主要盟友，并且博福特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拉拢勃艮第公爵。勃艮第对格洛斯特公爵轻率的入侵非常不悦。雪上加霜的是，此次远征一败涂地。这煽动了伦敦城内的反佛兰芒情绪，随后引发了排外的暴乱和大街上的骚乱。身为大法官的博福特不得不收拾烂摊子，努力安抚首都。作为预防性的治安措施，他给伦敦塔任命了新的司令官，一个叫理查·伍德维尔
的人。但市民将他的举动理解为企图恫吓市民，因为他把耸立于城市之上的要塞交给了一个政府鹰犬。于是民众更加恼火。到1425年，红衣主教博福特已经成了首都市民的头号公敌，市民指责他讨好外国人、敌对伦敦本地人。
于是，在10月29日晚上，紧张气氛终于激化成了公开冲突。博福特渐渐相信，他的亲戚格洛斯特公爵打算从伦敦去埃尔特姆并亲自掌控幼主，这是象征性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当于政变。格洛斯特公爵不大可能真的想要劫持国王，但博福特不打算冒险去信任他。他在萨瑟克派驻了军队。次日黎明，市民蜂拥来到河边，看到伦敦桥南侧已经筑起了街垒，大铁链封锁了大桥，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卫在窗口，“仿佛这是战区，仿佛他们要与国王的人民作战并扰乱安宁”。在大桥北侧，格洛斯特公爵和伦敦的新市长已经紧闭城门。这是一场僵局，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在大桥上发生致命的流血冲突。城里弥漫着恐慌情绪。一位编年史家用紧张的笔调写道：“一个钟头内，伦敦的所有商店都关门了。” [8]
但双方并没有真打起来。泰晤士河两岸的人都情绪恶劣，足以让伦敦桥狭窄桥拱下的漩涡染成血红色，但幸运的是，英格兰还有一些人的头脑比国王那两个怒气冲冲的亲戚更冷静。其中最重要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奇切利，还有葡萄牙王子、科英布拉公爵佩德罗
，此人是亨利六世国王的亲戚，游历甚广，此时是英格兰朝廷的贵宾。
10月30日全天，奇切利和佩德罗领导了火急火燎的谈判，他们的信使在对垒的两个阵营之间来回八次，最终达成了停战协定。
不过，双方仍然满腹怨恨。次日，博福特给他的侄儿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写了一封义愤填膺的信，恳求他尽快从法兰西回国并掌管麻烦重重的政府。“为了我们的君主国王陛下和他的英格兰与法兰西王国的福祉，以及你自己的和我们的福祉，请尽快回来，”他写道，“因为假如你耽搁了时间，这个国家就可能发生战争。你这个弟弟真是了不得。愿上帝让他变成好人。” [9] 贝德福德公爵于1426年1月回国，花了一年时间来恢复安宁。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举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专门回国在互相争斗的亲戚之间调解，等于是在扮演代理国王的角色。他的努力奏效了。红衣主教博福特辞去了大法官之职，他的注意力很快被教皇的指示吸引了。教皇让他领导一场圣战去镇压胡斯派（波西米亚一个力图改革教会的异端派别）。但是，博福特的下台并不意味着格洛斯特公爵胜利了。根据贝德福德公爵的指示，建立1422～1424年理事会政府的规章制度得到重新确认；1427年1月，在威斯敏斯特宫的星室
和格洛斯特客栈分别举行了一次会议，贝德福德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当着在场的御前会议成员的面，手按《圣经》宣誓，他们会支持集体领导的政府形式。两人同意，他们将“接受御前会议诸位大人的辅佐、处置和治理，服从国王，并代表国王服从他们”。格洛斯特公爵的宣誓显然是不真诚的，因为之后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再次索取在国内政府中的更大权限，怒气冲冲地威胁要抵制未来所有的议会，除非他的心愿得到满足。但又一次，他遭到了毫不含糊的拒绝。议会请他满足于国家觉得适合给他的权力，并强硬地要求他确认“你不会想要更大的权力”。面对每一次权威危机，大多数权贵的普遍共识——保全和保卫王国政府，都获得了胜利。
然而，不管大家多么兢兢业业地遵守集体领导的规矩，没有国王的王国政府只能是临时性的，而现存秩序遭到的每一次挑战，都考验了坐在御前会议桌子周围的所有人的才干，看他们能不能保住在政体问题上达成的契约。1425～1427年的危机准确地反映了大家那么热切地希望看到幼主“于几年内……亲自执政”的原因。将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从法兰西召回是一个无奈之举，今后若再这么做，就很不务实，也不妥当。简而言之，随着15世纪20年代的光阴流逝，局势越来越明显：亨利六世必须尽快长大，或者必须强迫他尽快长大。但推动亨利六世最显著进步的，不会是内政事务。海峡对岸的事件迫使英格兰的代理统治者往这个七岁男孩身上强加了王权的真正元素。
[1] R.A.Griffiths，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 （Stroud，1981），51-7；Wolffe， Henry VI ，29-38.
[2] 关于这座住宅的历史，参见R.Brook， The Story of Eltham Palace （London，1960），passim。
[3] H.M.Colvin，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 （London，1963），II，934-35.
[4] 对15世纪初政府的概念框架与现实的最佳解释，参见Watts， Henry VI ，13-101。
[5] Kingsford， Chronicles of London ，279-80.
[6] Kingsford， Chronicles of London ，281.
[7] J.Gairdner（ed.）， Th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a Citizen of Londo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 Gregory’s Chronicle ’）（1876），159.有关格洛斯特与博福特之间纷争的详细介绍，可参见Griffiths， Henry VI ，73-81；G.L.Harriss， Cardinal Beaufort：A Study of Lancastrian Ascendancy and Decline （Oxford，1988），134-49；and L.Rhymer，‘Humphrey Duke of Gloucester，and the City of London’ in L.Clark（ed.）， The Fifteenth Century 8，47-58。
[8] J.Gairdner（ed.）， Th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a Citizen of Londo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 Gregory’s Chronicle ’）（1876），159.有关格洛斯特与博福特之间纷争的详细介绍，可参见Griffiths， Henry VI ，73-81；G.L.Harriss， Cardinal Beaufort：A Study of Lancastrian Ascendancy and Decline （Oxford，1988），134-49；and L.Rhymer，‘Humphrey Duke of Gloucester，and the City of London’ in L.Clark（ed.）， The Fifteenth Century 8，47-58。
[9] Kingsford， Chronicles of London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