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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年5月27日，星期五，早上7点。伦敦塔内，一位老妇人走进春季的阳光。她的名字是玛格丽特·波尔。她是英格兰出身和血统最高贵的女性之一。她的父亲克拉伦斯公爵乔治是一位国王的弟弟；她的母亲伊莎贝尔·内维尔曾是国内最强大、最富庶的伯爵领地之一的继承人。她的父母都早已不在人世，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世纪。
玛格丽特的人生漫长而激动人心。在二十五年时间里，她是索尔兹伯里女伯爵。在她那个时代，独立享有爵位的女性只有两人。直到前不久，她还是她那一代人中最富有的五位贵族之一，在十七个郡拥有土地。如今她六十七岁（按照都铎时期的标准算是高龄），看上去非常衰老，即便是聪明的观察者也会误以为她是八十岁或九十岁。
和伦敦塔的许多居民一样，玛格丽特·波尔是一个囚犯。两年前，她被议会的一道法案褫夺土地和头衔。该法案指控她对她的亲戚亨利八世国王“犯下了形形色色的可憎而严重的叛逆罪行”。具体是什么叛逆罪行，议会语焉不详，因为事实上，玛格丽特对王室犯下的罪是泛泛的，而不是具体的。她的两桩主要大罪是：第一，她与国王是血亲；第二，国王接纳了基督教信仰的新形式与新教义（它们在近二十年内席卷欧洲），而她对此表示疑虑。就是因为这两个事实（第一是血统，第二是信仰问题），她在过去十八个月里一直被囚禁在伦敦这座固若金汤、据说无懈可击的河畔要塞内。伦敦塔刷成灰白色的中央塔楼上还部署了许多火炮。
玛格丽特的牢狱生活非常舒适。16世纪贵族的囹圄生活主要是行动自由受限，但生活条件很体面，甚至奢侈，并且她还非常仔细地确保自己的监狱生活符合最高的标准。她期望自己能过得舒舒服服，但发现生活标准不合心意之后，就大发牢骚。 [1] 在被转移到伦敦之前，她曾在西萨塞克斯的考德里府邸被软禁了一年，在那里负责看守她的是对自己的任务毫无热情的南安普敦伯爵威廉·菲茨威廉。她斗志昂扬、义愤填膺地反抗自己的囚徒命运，这让菲茨威廉伯爵和夫人感到厌烦，所以她被转移走让他们很高兴。
在伦敦塔内，玛格丽特可以给亲戚写信，并且有自己的仆人和昂贵的美食。她的高贵身份并没有受到怠慢。这年早些时候，凯瑟琳王后
的御用裁缝奉命给玛格丽特做了一套新衣服。就在几周前，国王亲自出资为她订制的更多衣服也送来了。亨利八世还给自己的亲戚送来一件皮毛镶边的睡衣和一件塞浦路斯缎子做的睡衣，以及衬裙、帽子和长筒袜，四双鞋和一双新拖鞋。区区六个月之内，在她的衣服上就花了超过15英镑（相当于当时一名普通劳工两年的工资）。所以，玛格丽特·波尔在早晨走到凉爽的室外时，尽管她今天上午要被斩首，但至少能穿着新鞋子赴死了。
她的死刑是匆匆安排的。仅仅几个小时之前，她才得知，国王已经下令处死她：要一位老太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做好上路的准备，实在太不像话了。根据消息灵通的神圣罗马帝国驻英格兰大使尤斯塔斯·沙皮接到的报告，女伯爵觉得“此事十分怪异”，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被指控犯了什么罪，也没有被判刑”。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个羸弱的老太太能对亨利八世这样强大而自负的国王构成什么威胁。
前来见证行刑的人不多。他们站在一个小得可怜的垫头木旁。它是匆匆搭建起来的，所以仅仅是摆在地上，而不是照例放在一个高高的刑台上。据沙皮记载，玛格丽特走到垫头木前，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造物主，然后请求在场的人为亨利八世、凯瑟琳王后、国王的两岁儿子爱德华王子和二十五岁的玛丽公主（玛格丽特的教女）祈祷。但当老太太站定身子向稀稀落落的人群讲话时（沙皮说在场的有150人；法兰西大使夏尔·德·马里亚克说没有这么多），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开始弥漫在现场。官员命令她快点讲完并把脖子搁到那一小块木头上。
伦敦塔的正刽子手这天上午没有当值，他在北方陪伴亨利八世。国王正在视察他的王国的最北端，消解针对他的统治的叛乱威胁。所以，伦敦塔的行刑斧子被托付给一名副刽子手。他很年轻，对斩首这门难以掌握的艺术经验不足。（沙皮描述他是个“可怜兮兮、笨手笨脚的青年”。）他要承担的任务，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自诺曼征服以来，在玛格丽特·波尔之前只有一个女贵族被处决：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一个被专门请来的法兰西刽子手只一剑便干脆利落地将她处死。这一天的倒霉刽子手知道自己没那么大本事。斩首的指令发出之后，他挥动斧子向垫头木砍去。但是，他搞砸了。他的斧子没有利索地一下子斩断玛格丽特的脖子，而是砍在了老妇人的肩膀和脑袋之间。她还没死。于是他又砍了一斧子，不过又没中。连砍了好几次，她才断气。这是一场野蛮的虐杀，无能的刽子手将老妇人的上半身砍成了碎片。这是一场恶劣而残忍的屠戮，令所有得知此事的人震惊。“愿上帝仁慈地宽恕她的灵魂，”沙皮写道，“因为她肯定是一位高尚而可敬的贵妇人。”
*
从某个角度看，玛格丽特·波尔只不过是主宰16世纪的宗教战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在宗教战争中，旧的罗马天主教信仰的追随者，与信仰新教的诸多群体，都试图通过暴力使对方屈服。宗教战争的形式有所不同。有时是不同信仰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更通常的情况是，宗教战争表现为内乱和家族斗争，它们将国家撕扯得四分五裂。16世纪40年代的英格兰就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层面看，玛格丽特被处决，代表着推行改革的国王对一个固守旧信仰的豪门世家刻意发起的打击。
然而，她的死亡，也可以被看作自将近一个世纪前开始的，漫长的、与宗教无关的贵族暴力冲突的一个不体面的终结。这些冲突是政治与个性的冲突。从15世纪40年代末开始，王权缓慢但灾难性地瓦解，此后发生了争夺霸权的斗争。通常认为，亨利·都铎于1485年登基成为亨利七世、1487年他在斯托克战役捍卫王权之后，上述冲突就结束了。但实际上在此之后，这场冲突还一直困扰着16世纪的政治。它肯定在玛格丽特·波尔之死中发挥了作用，因为这个老妇人是金雀花王朝最后一名存世的成员，也是如今我们所称的玫瑰战争的一个活生生的遗迹。
玛格丽特的许多近亲和远亲都在玫瑰战争中丧生。她的父亲克拉伦斯公爵乔治在因谋反而被其兄长爱德华四世国王下令处死时，只有二十八岁。据说乔治是被溺死在一桶马姆齐酒（一种甜味的希腊葡萄酒）中的。为了缅怀他，玛格丽特戴的手镯上总有一个小小的酒桶。 [2] 她的两个叔伯分别在1460年和1485年的正面交锋中丧命。她的祖父和外祖父也死在战场上，其中一位的首级被钉在约克城门上，戴着一顶纸王冠。玛格丽特的弟弟爱德华，自称沃里克伯爵（但没有得到官方承认），二十四年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囚禁在伦敦塔。亨利七世于1499年11月下令将他处死，因为当时有传闻称，有人企图劫狱救他。玛格丽特的长子蒙泰古男爵亨利·波尔于1539年1月被处死；她的长孙，蒙泰古男爵的继承人，也叫亨利，被囚禁在伦敦塔，在1542年之后的某个时间死在狱中。波尔家族在15世纪70年代与16世纪40年代之间的整个历史，就是惨遭三代国王屠戮的历史。在这方面，波尔家族并非特例。他们只不过是在玫瑰战争期间遭迫害和镇压以致灭绝的许多大贵族家族中的最后一个而已。
英格兰早已习惯于杀戮自己的达官贵人，但玛格丽特·波尔被麻木不仁地杀害，还是震惊了全欧洲。6月13日，消息传到安特卫普；一周后，传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宫廷。
8月初，女伯爵的次子雷金纳德·波尔，一个变节的天主教教士（后攀升至红衣主教的高位），给布尔戈斯
的大主教兼红衣主教胡安·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写了一封充满愤恨的信，说他的母亲“不是因自然法则而寿终正寝，而是死于非命。凶手是最不应当杀她的人，因为他是她的亲戚”。雷金纳德对自己母亲惨死的唯一慰藉是，她是作为殉道士而死的。他写道：“像基督、他的使徒和许许多多烈士与贞女一样牺牲，算是死得体面。”但雷金纳德·波尔还是把亨利八世说得比古代暴君希律王、尼禄和卡利古拉更为丑恶。“他们的残忍都远远比不上这个人的罪恶，他无视天理公道，处死了一个最无辜的女人，况且她还是他的亲人，并且年高德劭。”
要把亨利八世描绘成一长串品格高洁的国王当中的唯一残暴杀手，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亨利八世肯定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得出来凶残的事情，但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事实上，玛格丽特的死给15世纪50年代以来时断时续的流血惨剧画上了一个句号。她那可怜的、残缺不全的尸体终于倒下时，除了亨利八世和他的三个孩子血管内的血液之外，英格兰已经几乎不再有一滴金雀花王族的血液流淌了。近半个世纪的屠戮终于结束，不是因为有人决定要结束它，而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潜在受害者都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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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可查最早使用“玫瑰战争”一词的作者之一，是19世纪的英国作家和王室教师玛丽亚·考尔科特夫人。她创作的童书《小亚瑟的英格兰历史》于1835年问世。在描述15世纪撼动英格兰的暴力动荡时，考尔科特写道：“在此后三十多年里，英格兰的内战被称为玫瑰战争。” [3] 她说的既对也错。“玫瑰战争”一词有书面记载的证据不早于19世纪最初二十五年，但国家被对立的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红玫瑰和白玫瑰分别是他们的代表）撕扯得四分五裂的思想，在某种形式上可以追溯到15世纪。
在中世纪欧洲，玫瑰是受欢迎的符号。它们的颜色，无论用在政治、文学还是艺术中，都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往往是对立的含义。14世纪的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用红玫瑰和白玫瑰象征爱情与死亡这两个互相纠缠的主题。
[4]
人们在祈祷书的边缘和泥金装饰字母上、历书和科学文本中绘制玫瑰图案。
最晚到13世纪亨利三世时期，英格兰的贵族家庭就在他们的纹章徽记中运用玫瑰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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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国王有时用金玫瑰作为王权的象征。但在15世纪末期的英格兰，人们开始将红白玫瑰与争夺王位的竞争者紧密联系起来。
王室最早使用的玫瑰徽记是白玫瑰，代表约克家族，即约克公爵理查的后裔。理查于1460年宣示了自己对王位的主张权。他的儿子爱德华于1461年成为爱德华四世国王之时，白玫瑰是他用来宣扬自己王权的符号之一。爱德华四世年轻的时候曾被称为“鲁昂的玫瑰”。他打胜仗的时候，他的支持者会唱“祝福那种花！” [6]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选择支持爱德华四世的很多人，尤其当他们希望借助自己与他的关系而获得显赫地位时，都会采用白玫瑰徽记。
红玫瑰起初比较少见，直到亨利·都铎（亨利七世）于15世纪80年代开始采用并大力宣传它。最早的带有近似王室意味的红玫瑰，是亨利·博林布罗克（后来的亨利四世）采用的。他在1398年著名的与托马斯·莫布雷的比武审判中用红玫瑰徽记装饰自己的营帐。
[7]
有（比较微弱的）证据表明，红玫瑰与亨利四世的孙子亨利六世也有联系。1485年的博斯沃斯战役之后，红玫瑰才成为较常见的王室徽记，代表亨利七世的王位继承权，因为他与旧时的兰开斯特公爵有血缘关系。亨利七世将红玫瑰作为白玫瑰的对比，努力提高和吹嘘都铎家族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为了向白玫瑰复仇，红玫瑰怒放吐艳。”他这是在一丝不苟地遵循博斯沃斯战役之后的政府路线。
[8]
）亨利七世在位的时候，他让书记员、画家和图书馆员在文件上添加红玫瑰徽记，甚至篡改之前多位国王拥有的书籍，好让它们的奢靡泥金装饰插图也包含玫瑰，并且是他自己偏爱的那种颜色。
红玫瑰更多是在回顾历史时使用，因为1485年之后它的主要目的是为第三种玫瑰铺平道路，即所谓的“都铎玫瑰”，它是红白玫瑰的混合体，要么是二者叠加，要么是并置，要么干脆融为一体。朝廷发明了都铎玫瑰，以象征两大家族的联合，因为亨利七世于1486年迎娶了爱德华四世之女约克的伊丽莎白，将兰开斯特与约克这两个互相厮杀的家族联合起来。都铎玫瑰讲的故事既有政治史，也有浪漫史。它解释了两大家族的斗争造成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与流血冲突，而婚姻将两个竞争对手联合起来，从而缔造和平。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于1509年登基之时，宫廷诗人约翰·斯凯尔顿（他是在暴力冲突最严重的时期长大成人的）写道：“白玫瑰与红玫瑰/如今融为一体。”“玫瑰战争”的概念，以及更重要的，玫瑰战争与都铎王朝崛起之间的关系，到16世纪初已经人尽皆知。这种概念能够留存至今，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强有力的叙述：这个故事把世界简化为非黑即白，或者说非红即白。它含蓄地为都铎王朝的王位主张权做了辩护。几个世纪以来的作家，包括都铎时期的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尔和拉斐尔·霍林斯赫德、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家（如威廉·莎士比亚）、18世纪的思想家（如丹尼尔·笛福和大卫·休谟），以及19世纪的小说家（如沃尔特·司各特），在描述这些战争时都运用了玫瑰的意象。“玫瑰战争”的概念是一个让人无法抵御的诱惑。但果真存在一场“玫瑰战争”吗？
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现代历史学家渐渐开始明白，玫瑰战争的实际情况比这个好听的名字复杂得多，也不可预测得多。15世纪中叶到末期的几十年里，出现了若干零星的极端暴力、秩序混乱、战争与流血的时期；篡位的次数多得前所未有，王权土崩瓦解，英格兰贵族的权力政治被扰乱，发生大量谋杀、背叛、阴谋与政变；最后一位金雀花大族长爱德华三世国王的直系后裔遭到野蛮灭绝；一个新的王朝，即都铎王朝，夺权成功，尽管它通过血统继承王位的权利可以说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子虚乌有。这是一个危险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英格兰险象环生的政治生活被一群超乎寻常的人物把控，这些男人和女人有时会无所不用其极。暴力冲突的规模、战役的尺度和频率、竞争对手之间不断快速地改换门庭和变换动机，以及人们遇到的问题的特殊性质，都让很多同时代人深感困惑，并且此后也让许多历史学家抓耳挠腮。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两大家族互相杀伐，然后融为一体”的简单叙述能够在16世纪扎根，并且维持了很长时间。但同时，我们要注意，这个版本的历史在16世纪受到了政府的刻意鼓励，为的是政府自己的目的。都铎王朝，尤其是亨利七世，大力推行红白玫瑰的神话，运用王朝的宣传工具，而这些工具的使用可以上溯到百年战争时期，当时英格兰朝廷就用这样的手段来宣传英格兰王室对英法两国的统治权。这些宣传手段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时至今日，即便好几代历史学家已经通过研究中世纪晚期法律、经济、文化与政治思想来为“玫瑰战争”提出新的、高明的解释，简单化的兰开斯特/约克叙述仍然是公众最熟悉的。在今天，15世纪已经成了电视剧、通俗小说和媒体讨论的主题。这么看来，都铎王朝的确是胜利了。“玫瑰战争”这个概念继续反映着都铎王朝内在的自我神化的天赋。他们是这门艺术的大师。
本书讲述的是好几个互相重叠的故事。首先，本书试图对这个严酷而混乱的时期做一个贴近真实的描绘，尽可能避开16世纪和都铎时期历史编纂的扭曲视角，而从15世纪的视角来看15世纪。我们会看到，在亨利六世的统治下，王室权威几乎完全崩溃，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亨利六世还是个哭鼻子的娃娃时就登上王座，最后变成了一个踉踉跄跄的傻瓜。他触发了一场大危机，而这场危机性质独特，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政体危机都大不相同。这个故事讲的不是虚荣的贵族为了一己私利而企图推翻国王，不是“杂种封建制”
出了严重差错，也不是“骄横跋扈的贵族”阴谋败坏朝纲（这后两点都曾被当作玫瑰战争的解释），而是一个政体四面楚歌，遭遇接二连三的灾难，而领导者偏偏又昏庸无能。这个故事讲的是，尽管国内最强大的一些臣民努力去避免灾难，但它还是深陷内战无法自拔。
在差不多三十年里，一些优秀的人才（有男有女）勉力支撑亨利六世的无望统治。但他们的努力是有限度的。在本故事的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决定要让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度好起来。最好的办法不是劝诱软弱无能的国王更努力地治理国家，而是将国王废黜，他自己取而代之。约克公爵理查篡位的手段是有先例的，但他的做法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原本是王权的危机，如今又多了一场合法性的危机。“约克党人”开始主张，统治权不仅仅是能力问题，血统本身也能带来统治权。故事的第二部分记载了这场冲突，以及精明强干、力量充沛的爱德华四世国王如何最终解决了问题。他重建了王室的权力和威望。到他去世时，英格兰似乎已经回到正轨，得到妥善的治理。
故事的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从这时起，都铎家族是如何成为英格兰君主的？都铎家族的起源是15世纪20年代一位寡居的法兰西公主和她的威尔士仆人珠胎暗结。他们的后代原本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王位继承权。然而爱德华四世于1483年驾崩之后，他的弟弟理查三世篡位并杀害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在这个时候都铎家族突然间变得非常重要。本故事的第三条线追踪了都铎家族努力建立自己王朝的奋斗历程，他们将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威严尊贵的王朝。只有从15世纪的屠戮和混乱中，这样一个家族才有可能最终取胜；而只有通过继续屠戮，他们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了将玫瑰战争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之外，本书还要深挖都铎家族的早期历史，不是参照他们自己创造的神话来描绘他们，而是追本溯源，根据15世纪的史料来介绍他们。
最后，本书还会检视1485年之后都铎王朝为保住自己王位而做的斗争，以及他们版本的玫瑰战争历史如何得到确立：他们如何创造了大众对15世纪的观感；此观感是如此强有力而令人难忘，以至于它不仅主宰了16世纪的历史话语，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所在的时代。
本书的目标就是这些。我的上一本书《金雀花王朝》讲述的是英格兰最伟大的中世纪王朝建立的故事。而本书讲的是金雀花王朝的灭亡。两本书在时间上并不是严丝合缝的承接关系，但我希望读者可以将它们视作互为补充的著作，一起来阅读。在这两本书里，我的目标都是讲述一个非同小可的王朝的故事，并且我努力让我的故事有可靠的学术支撑、信息量大并且引人入胜。
像往常一样，我必须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Georgina Capel，感谢她的智慧、耐心和鼓励。英国Faber出版社的编辑Walter Donohue和美国Viking出版社的编辑Joy de Menil都具有远见卓识，对我帮助极大，我欠他们很多。他们和他们的团队让这本书变得读之有趣。我还要感谢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拜访过的图书馆、档案馆、城堡和战场遗址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伦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过去几年里我的很多时间都是在这几个地方度过的。我将本书献给我太太Jo Jones。她与我的女儿Violet和Ivy又一次带着爱和幽默，忍受了我的涂涂写写。
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故事吧。要想真正理解金雀花王朝灭亡、都铎王朝建立的过程，本书的开端不是15世纪50年代（那时国家已经四分五裂，陷入暴力冲突和战争），也不是15世纪40年代（那时出现了最早的严重政治动乱的迹象），甚至也不是15世纪30年代（那时都铎君主们的第一位“英格兰”祖先诞生了）。我们的故事从1420年开始，那时英格兰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国王是世界的精英，它的未来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光辉璀璨。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仅仅一代人之后英格兰就会成为欧洲最重疾缠身的国家，简直荒唐。和许多悲剧一样，我们的故事也从一个春风得意的胜利时刻开始。那么，请拉开大幕吧。
丹·琼斯
巴特锡，伦敦，2014年2月
[1] For this and below see H.Pierce， The Life，Career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garet Pole，Countess of Salisbury 1473-1541 （University of Wales，Bangor，1996），chapter 8 passim.
[2] D.Seward， The Last White Rose：Dynasty，Rebellion and Treason—The Secret Wars against the Tudors （London，2010），291.
[3] M.Callcott， Little Arthur’s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1835），112.For further historical us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hrase，see OED ‘Rose’，6a.Eng.Hist.
[4] W.A.Rebhorn（ed. and trans.）， The Decameron，Giovanni Boccaccio （London/New York，2013），351 n.3.
[5] Notably the D’Arcy family.See H.Gough and J.Parker， A Glossary of Terms Used in Heraldry （London，1894），500-1.
[6] Robbins，R.H.（ed.）， Historical Poems of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1959），215-18.
[7] B.Williams， Chronique de la traison et mort de Richart Deux roy Dengleterre （London，1846），151；see below，n.24 to chapter 18.
[8] H.Riley（ed.）， Ingulph’s Chronicle of the Abbey of Croyland with the Continuations of Peter of Blois and Anonymous Writers （London，1908）（hereafter Croyland Continuations ），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