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萨福克大人的善政

亨利六世国王在成长的过程中，肩扛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极大期望。虽然不是他自己的功劳，但他是金雀花王朝第一个达成了许多君主曾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国王：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 ^[1] 他的父亲曾是基督教世界最闻名遐迩的人之一，是深得上帝恩宠的英雄征服者，英格兰宣传家认为他“有资格跻身九位伟人之列”（指的是古代史上的九位伟人 ），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亨利五世是智慧、男性气概和勇气的楷模。 ^[2] 亨利六世幼年继位，使得老国王的声望愈发高涨。1436年，威尼斯诗人与学者蒂托·利维奥·弗鲁洛维西受聘撰写了《亨利五世传》。弗鲁洛维西的赞助人是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而格洛斯特公爵聘请这个意大利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创作一部能够鼓励十六岁的亨利六世尊崇其父武德的著作。“在一切事务中效仿你的父亲，那位神圣的君主，”弗鲁洛维西写道，“用那种手段与尚武的勇气，为你的国家寻求太平与安宁。他正是用同样的手段与勇气，战胜了你们的共同敌人。” ^[3] 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父亲如何统治英格兰的少年来说，或者对任何人来说，这样的要求都未免太苛刻了。

亨利六世是个面貌清纯无辜的少年。成年之后，他身高在五英尺九英寸和五英尺十英寸之间。成熟之后，他的脸庞也一直圆嘟嘟的，稚气不脱。高高的前额和弯曲的眉毛之下，是一双间距较远的大眼睛、长鼻子和精细的小嘴（很像他母亲）。他最有名的一幅肖像是16世纪时创作的，但可能临摹了已经佚失的他在世时的肖像，画中他有着光滑、丰润的两颊，下巴后缩，带着略微惊奇的表情。

亨利六世在少年时代似乎性情庄重严肃。他肯定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同样流畅地阅读和书写英语与法语。在他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时，有人目睹他“忧郁地、睿智地”俯视面前的群众，显得少年老成。在外国观察者眼中，他是个英俊少年，颇有帝王威仪。 ^[4] 到1432年秋末，即快到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他已经适应了他的地位（受膏国王）的某些方面。11月29日，亨利六世的教师沃里克伯爵理查·比彻姆（他负责国王的教养和教育）参加了御前会议的一系列会议，告诉大家，国王“已经长大成人，无论是身体还是思想，以及对自己崇高的王室权威与地位的认识。这自然会让他……越来越抱怨和怨恨所受到的惩戒”（根据会议记录）。 沃里克伯爵向御前会议索要更多权力，以保护自己，防止国王不肯学习的时候运用自己的君主特权来挑战或惩罚自己的老师。

这不是沃里克伯爵唯一的担忧。在同一次会议上，他请求御前会议授权他“将品行不端的奸佞小人”从国王身边赶走，并驱逐任何他觉得“有管理失当的嫌疑，不适合待在国王身边的人”。御前会议同意他的看法，承认若无谨慎认真的人监管，十一岁的男孩很容易被坏人引入歧途。在亨利六世后来的人生里显得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这样出现了第一个苗头：亨利六世始终是一个耳根子软、无主见、容易受影响的国王，始终喜欢让别人替他做决定，显得非常幼稚。他对某些事情可能特别热情，他酷爱阅读编年史和历史著作，并且喜欢宗教活动，比如他在1442年努力为伟大的撒克逊国王阿尔弗雷德争取圣徒地位。他对国家大事和大政方针却不温不火、消极被动，缺乏真正领导政府的本领，也无力指挥不可避免的对外战争。他不具备一位强大国王所需的品质。

对亨利六世最生动形象的描绘出自他的私人忏悔神父约翰·布莱克曼笔下，写作时间是亨利六世晚年。 ^[5] 考虑到作者的职业，布莱克曼的回忆录不惜笔墨地描写亨利六世的单纯、宗教热忱与他一贯的虔敬，也就不足为奇了。布莱克曼的记述有些部分显然是扭曲的，刻意表现国王的圣洁，避而不谈亨利六世对华贵服装、珠宝和王室奢靡排场的酷爱（他从少年时就喜欢这些浮华的东西）。“众所周知，从他少年时代起，他就一直穿农夫一般的圆头鞋和靴子，”布莱克曼写道，“他一般还穿带可折叠风帽的长袍，就像市民穿的那种，还有齐膝的外套。他的鞋靴等都是全黑的，他拒绝奇装异服。”做出这种描述，似乎主要是因为布莱克曼努力夸大国王的虔诚。不过也有许多其他记述说，亨利六世在重大场合穿着雍容华贵的衣服。

即便如此，布莱克曼记述的很多部分与其他对亨利六世（在15世纪30年代逐渐长大成人）的描述或批评相一致，包括官方档案中偶尔的提及，以及对英格兰外交政策冷嘲热讽的文章。年纪越大，他那不寻常的没精打采、心不在焉的个性就越是显著。面对自己的君王职责，他似乎被一种怠惰与漠然完全掌控了。他与人对话的时候常常心不在焉、心烦意乱。他讲话很简单，说的都是短句子；他似乎更喜欢研读神圣经文，而不是处理政事。在庄严恢宏的重大场合，他戴王冠的时候，还穿着一件刚毛衬衣 。据布莱克曼说，国王口中吐出的最难听的脏话就是“天哪，天哪”，他还会责备身边说脏话的人，因为“说脏话的人是在谴责自己”。 ^[6] 他的内心温和善良，易受影响，极其胆怯，不肯做任何重要决定，对人的肉体一面十分拘谨敏感，对冲突和战争感到痛苦，完全没有领导能力，尤其是领导作战的能力。他或许可以算贞洁、慷慨、虔诚和善良，但这些品质对国王来说没什么用，因为国王需要领导政府、维持权贵之间的安宁，并定期渡海去屠戮法兰西人。用王权的上述粗糙标准来衡量，亨利六世长大之后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败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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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5世纪30年代中期，亨利六世还没有完全呈现出上述性格，御前会议仍然可以希望，他很快就能亲政。毕竟历史先例是鼓舞人心的：1330年，十七岁的爱德华三世领导了一场武装政变，推翻了他母亲的政府；1381年，理查二世面对农民起义的时候只有十四岁；亨利六世的父亲十六岁时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领兵参加什鲁斯伯里战役 ^[7] 。但在1435年，亨利六世十四岁时，英格兰的对法政策遭遇两次沉重打击。这时，对亨利六世主政的含糊希望就变成了急迫的需求。

第一个打击与英格兰和勃艮第的长期盟约有关系。这项盟约是英格兰外交的基石，过去二十年的所有成功都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正是勃艮第党与阿马尼亚克党之间的争吵使得法兰西国势动荡，英格兰才有机会去征服它；正是与勃艮第的盟约使得亨利五世能够谈成《特鲁瓦条约》，并对法兰西王位提出主张权。是勃艮第士兵抓获了圣女贞德，最终将她移交给英格兰人审判。只有与勃艮第保持友好，英格兰才有希望继续在诺曼底和法兰西的其他部分作为占领军支撑下去。然而在1435年，在繁华喧闹的佛兰芒城镇阿拉斯（这里生产的美丽编织壁毯闻名全欧）举行的和平会议上，英格兰-勃艮第联盟戏剧性地瓦解了。

阿拉斯会议于1435年7月至9月举行，原本是确定英法停战并商议亨利六世与一位法兰西公主的婚姻的好机会。然而，亨利六世的使团（由红衣主教博福特领导）被法兰西人精彩的外交攻势耍得团团转。法兰西人的目的是搞垮这次谈判，并且让英格兰人背破坏和谈的黑锅。查理七世的大使提出了多项提议，它们全都看起来慷慨大方，但实际上是要求亨利六世放弃作为两国合法君主的主张权，将自阿金库尔战役以来英格兰赢得的所有土地归还，并仅仅占有诺曼底，而且还是作为法兰西王室的封建附庸。博福特竭尽全力地争取比较能接受的条件，但法兰西人巧妙地拒绝了他，并且还让英格兰人显得执拗和傲慢。最后，1435年9月6日，博福特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让勃艮第人和法兰西人有机会直接对谈。博福特的侍从们在离开阿拉斯的路上遭遇暴风雨，他们的朱红色斗篷（衣袖上绣着“荣誉”这个词，以抗议法兰西人的欺骗手段）被淋得湿透。 ^[8]

但更糟的还在后头。9月14日，也就是英格兰代表团离开会谈地的一周又一天之后，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他身体有恙已经一段时间了）在鲁昂病逝。多年来他兢兢业业地守卫侄儿的第二个王国，如今油尽灯枯。他享年四十六岁。贝德福德公爵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而光辉的内廷，有大量藏书、金银餐具、壁毯和宝物。 ^[9] 但是，再多的财富也不能弥补他个人影响力的丧失。在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他是亨利五世的军事征服与当今局势的要求之间的活生生的链条。《布鲁图编年史》的作者写道：“当时在诺曼底的英格兰人哀叹不已；因为只要他活着，法兰西人就害怕他、畏惧他。” ^[10] 在法兰西，贝德福德公爵曾是一位威风凛凛的摄政者，也是一位能够激励士气的将领。他应召返回英格兰的时候，拥有独特的地位：他是一位价值无量的调停者，是一位超脱于各派系之上的大贵族，能够让所有人服从。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维持他的叔叔红衣主教博福特和他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之间的和平。在他去世之后，英格兰失去了最重要的有能力促成共识与稳定的权威人物，失去了最接近代理国王的领导人。

七天后，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来到圣瓦斯特修道院，签订了一项条约，法兰西内战的两派同意和解。勃艮第将承认查理七世为合法的法兰西国王；作为交换，查理七世承诺处罚在1419年杀害腓力父亲的凶手。仅仅几周之内，英格兰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苦心经营的整个外交体系就土崩瓦解了。他们最重要的盟友倒戈了。遭受这样的打击，英格兰的雄心再也不能恢复元气。

在阿拉斯会议之后的十八个月里，英格兰在法兰西的势力开始崩溃。春季，查理七世的军队和他的新盟友勃艮第公爵解放了巴黎。1436年4月17日，最后一个英格兰人撤离巴黎，此后法兰西人开始攻击诺曼底公国，迫使英格兰人转入防御并收缩战线。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国内，人们在刻意地、绝望地尝试让十四岁的亨利六世亲政。

1435年10月1日，他被第一次带去参加御前会议，此后政府的命令就是以他的名义，而不是仅仅以御前会议成员的名义发出。这个事实被大肆宣扬：在发给外国政府和宫廷的书信中，刻意提到国王已经开始亲政。1436年5月，沃里克伯爵被免去国王教师的职位，不再任命新人。这标志着亨利六世的受教育阶段已经结束，他开始承担全部的君主职责。两个月后，亨利六世开始亲笔在请愿书上签字，在他正式批准的请愿书下面批注“R.H.” 和法文“同意”。 ^[11] 给外界传达的信息是再清楚不过的：国王的未成年阶段结束了。

果真如此吗？表面上看，亨利六世开始治国了，但他的治理有很多地方不能让人满意。御前会议的记录表明，国王批准的请愿书当中有的不仅不妥，甚至对王室有害。1438年2月11日的会议记录里有这么一条：“记得与国王谈谈，请他注意，他签署赦免书或者指示修订某些文件时，对自己造成了很大损害。”此处指的是亨利六世批准了一份请愿书，导致他自己损失2000马克 。 次日，另一份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记录提出，应当向国王解释，他漫不经心地将威尔士北部的彻克城堡的统辖权与管理权授予出去，让他自己又损失了1000马克。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尽管贝德福德公爵之死与勃艮第的背叛使得形势十万火急，也没有人试图让亨利六世去诺曼底亲自指挥军队，或者哪怕仅仅是象征性地挂帅。很显然，这孩子与他父亲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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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福德公爵的去世和年轻国王无力妥善治理英格兰，使得政府出现了一种真空。在15世纪30年代，第四代萨福克伯爵威廉·德·拉·波尔就占据了这个真空地带。

萨福克伯爵的人生到此时还主要是常规的贵族军人的生活。他的父亲迈克尔在阿夫勒尔围城战中死于痢疾；他的长兄，也叫迈克尔，死于阿金库尔战役，这对英格兰人来说是一种罕见而倒霉的死法。于是，威廉在十九岁时出乎意料地成为第四代萨福克伯爵。在随后十五年里，他积攒战争经验，对王室忠贞不贰。他是个能干的军人，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打得相当不错，于1421年获得嘉德勋位。后来他又获得了好几个要职，在占领区还得到了一些土地，并于1425年担任派驻低地国家的大使。

但他在法兰西最后的作战不是愉快的经历。1429年奥尔良被圣女贞德及其军队占领的时候，他身居高位。奥尔良战役之后，他试图率领数百名英军沿着卢瓦尔河撤退。五六千法军在阿朗松公爵和圣女贞德指挥下穷追不舍，萨福克伯爵只能带领部队到雅尔若躲避。雅尔若是一座小镇，但有不错的防御，其位于奥尔良上游约11英里处，有城墙，河上桥梁的周围也有防御工事。萨福克伯爵率军抵达雅尔若之后，立刻命令部下和雅尔若市民在有城墙保护的部分设防，准备抵抗不可避免的围攻。果然，英军刚刚安顿下来，法军就“立刻从四面包围了他们，并开始猛烈攻击，在多处发动进攻”。 ^[12]

萨福克伯爵两次企图与敌军谈判以做短暂的停战，两次都被拒绝，第一次是因为他与一个地位较低的军官，而不是与阿朗松公爵谈判，法兰西人认为他违反了骑士规则；第二次是因为阿朗松公爵说法军进攻的声响极大，他没听见从城里发出的要求谈判的呼声。法军动用了重炮（其中一门巨炮被命名为“牧羊女”，以纪念圣女贞德）来轰击桥梁和城镇本身的护墙，所以阿朗松公爵说的可能是实话。不管怎么说，法军的炮击极其猛烈，效果显著。尽管有一个进取心强的英格兰人从城墙上投掷石块，击中了贞德的头部，将她的头盔砸成两半，把她短暂地打倒在地，但她身处前线的激励作用就足以帮助法军获胜。雅尔若不到一天时间就被攻破，萨福克伯爵和他的弟弟约翰·德·拉·波尔都被俘虏。他的另一个弟弟亚历山大·德·拉·波尔以及100多名守军阵亡。这是一次惨败，对萨福克伯爵来说唯一的安慰是，他在正式投降之前封俘虏他的敌人（一个身份低贱的士兵，不是贵族）为骑士，于是避免了将自己的高贵身躯交给地位卑微之人的奇耻大辱。 ^[13]

雅尔若战役之后，萨福克伯爵被押解到奥尔良，囚禁了几个月。他最后于1430年获释，他后来说自己的赎金是令人瞠目结舌的2万英镑，相当于他人生中最富裕阶段的岁入的大约7倍。回到英格兰之后，他开始为自己打造范围广大、盘根错节的权力基础。宫廷、乡村、御前会议之中都有他的势力，最终他掌控了大部分王室权力。

萨福克伯爵之所以能壮大自己的势力，靠的是勇气、幸运、绝佳的人脉和旧式的阴险。他的出发点是与他的伯爵领地有联系的土地，所以他在东安格利亚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势力范围：他是主宰萨福克郡和诺福克郡的贵族。 ^[14] 他娶了地位显赫、倾国倾城且富甲天下的寡妇艾丽斯·乔叟（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于是在靠近王国政府中心的牛津郡和伯克郡得到了更多土地。这还让萨福克伯爵进入了国家政治的圈子，因为乔叟家族是红衣主教博福特和凯瑟琳·德·瓦卢瓦的亲信。这些关系可能是萨福克伯爵于1431年被任命到御前会议的原因之一，但他与幼主政府的另一个主要领导人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的友好关系肯定也有帮助。很少有人能在博福特和格洛斯特公爵这两个对立阵营之间左右逢源，而萨福克伯爵从其政治生涯的早期就表现出他是个务实主义者，更喜欢跨越派系的鸿沟，而不是明确地站队。他不是个特别有魅力或者威风凛凛的人，不过他非常勤奋，并且能够讨互相敌视的同僚的喜欢，这足以弥补他在人格方面的缺陷。

1431～1436年，萨福克伯爵逐渐为自己建立起孜孜不倦为王室效劳的名声。他是御前会议里参会最勤的成员，在阿拉斯会议的灾难性出使任务中与红衣主教博福特合作，在贝德福德公爵死后甚至短暂地重掌军务，努力平定诺曼底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军事行动中，他与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约克公爵理查配合，理查在1436年夏末和秋季的作战季节中指挥一支军队。但同样重要的是，从1433年起，萨福克伯爵担任王室内廷总管。他执行纪律，监管内廷（包括数百名官员、仆人和助手）的日常运作。因为担任内廷总管，他可以常规化地、非正式地、大体上不受约束地在任何时间直接接触到国王。所以在王宫，内廷总管是个要职，萨福克伯爵对这个位置非常珍视，以至于在出征法兰西之前特意要求御前会议保障他的这个职位。到15世纪30年代下半期，他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既是政府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国王内廷的核心人物。其他大人物，尤其是博福特和格洛斯特公爵，衔级仍然比他高，并且也能接触到亨利六世。但渐渐地，通过勤奋地参加御前会议，以及在宫廷维持显要的地位，萨福克伯爵事实上变成了官方与非官方的接触国王的主要渠道。在15世纪30年代，亨利六世的谋臣努力推动年轻的国王去亲政，而内廷与御前会议之间发生了一场权力拉锯战。实权在哪里，萨福克伯爵就在哪里。

但我们应当说的是，这并非单纯是萨福克伯爵自私的争权夺利。无疑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后来他厚颜无耻地攫取官职和土地，以权谋私。萨福克伯爵之所以能成为操纵国王的木偶大师，是因为他的贵族同僚和宫廷中其他显赫人物达成了普遍共识，在国王的性格与能力足够成熟、能够亲政之前，必须有人在幕后协调政府工作。不过，萨福克伯爵的无所不知，使得他能够以多种方式对政府政策与国王行动的方方面面施加影响力，所以我们能察觉，1437年埃德蒙和贾斯珀·都铎被送到他妹妹凯瑟琳·德·拉·波尔的巴金女修院，背后定有他在操纵。随着岁月流逝，萨福克伯爵将成为英格兰最炙手可热的权贵之一：东安格利亚那个以通信闻名的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女士玛格丽特·帕斯顿 写道，若没有萨福克伯爵的支持，英格兰没有一个人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没有一个人能享受自己的生活，除非（按照她的说法），“你们得到萨福克大人的恩宠，而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永远不能安享太平”。 ^[15]

但是，随着萨福克伯爵积攒财富、行使权力，静悄悄地打着国王（踌躇不决且迟钝无能）的旗号来统治，他造成了一种危险的政治环境，尽管这并非他的本意。因为用偷偷摸摸的手段来行使王权，哪怕是为了最高尚的目的，也是在玩火自焚。随着时间流逝，操纵和玩弄国王的权柄变成一件越来越危险的事情。很快，萨福克伯爵“善政”的弊端将昭然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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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于中世纪的英格兰人开始设想到15世纪初时的百年战争的历史连贯性的观点，可参见W.M.Ormrod，‘The Domestic Response to the Hundred Years War’ in A.Curry and M.Hughes（eds.）， Arms，Armies and Fortifications in the Hundred Years War （Woodbridge，1994），83-5。

[2] C.D.Taylor，‘Henry V，Flower of Chivalry’ in G.Dodd（ed.）， Henry V：New Interpretations （York，2013），218.九位伟人是赫克托耳、亚历山大大帝、尤利乌斯·恺撒、约书亚、大卫、犹大·马加比、亚瑟王、查理曼以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英雄布永的戈弗雷。

[3] Vita Henrici Quinti ，translated in J.Matusiak， Henry V （London，2013），3-4.

[4] See Griffiths， Henry VI ，241.

[5] M.James（ed.）， Henry VI：A Reprint of John Blacman’s Memoir，with Translation and Notes （Cambridge，1919）（hereafter ‘Blacman’）.

[6] M.James（ed.）， Henry VI：A Reprint of John Blacman’s Memoir，with Translation and Notes （Cambridge，1919）（hereafter ‘Blacman’）.，36-8.

[7] 什鲁斯伯里战役发生在1403年7月21日，亨利四世打败反叛朝廷的亨利·珀西爵士（1364～1403，绰号“热刺”，第一代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的长子，当时的英格兰名将，在与苏格兰的战争中屡建奇功。珀西家族支持亨利四世篡位，但后来他们又起兵反叛亨利四世。亨利·珀西爵士是莎士比亚名剧《亨利四世》的主要人物之一）。
什鲁斯伯里战役是第一场英格兰长弓手对战的战役，展现了长弓的可怕威力。亨利·珀西爵士阵亡，珀西家族对亨利四世的挑战被粉碎。此役中，威尔士亲王亨利（未来的亨利五世）面部中箭，身负重伤，但得到精心治疗（使用酒、蜜和特殊手术器材），得以幸存。

[8] Harriss， Cardinal Beaufort ，251.

[9] Now catalogued in Stratford， The Bedford Inventories .

[10] Brut ，II 573.

[11] Wolffe， Henry VI ，87-92；Watts， Henry VI ，128-34.

[12] John de Wavrin（ed.），and W.Hardy（trans.）， A Collection of the Chronicles and Ancient Histories of Great Britain，Now Called England （London，1864-87），III 178.

[13] John de Wavrin（ed.），and W.Hardy（trans.）， A Collection of the Chronicles and Ancient Histories of Great Britain，Now Called England （London，1864-87），III 178.；Barker， Conquest ，121-2.

[14] H.Castor， The King，the Crown and the Duchy of Lancaster：Public Authority and Private Power 1399-1461 （Oxford，2000），82-93.

[15] J.Gairdner（ed.）， The Paston Letters （new edn.，6 vols，London，1904），IV 75. kk3vd1pavYOnAPuS8JkMzAXRMhxnXj8q7s7y4cPSKceUdctyG0CmJvi8ID5GR7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