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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年8月17日，在诺曼底东部的设防城镇韦尔纳伊之外的平原上，8000名士兵排成密集的队形，准备迎接敌人的冲锋。在其对面的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们效忠于法兰西太子，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他自己并不在场，但他的远亲欧马勒伯爵让（时年二十八岁，属于法兰西宗室，自少年时代就与英格兰人作战）指挥着1.4万至1.6万人的军队，他们全副武装，准备死战到底。在欧马勒伯爵军队上方飘扬的旗帜代表着不同来源的士兵：法兰西人与6500名苏格兰武士和弓箭手，以及一队西班牙人并肩作战；这些部队的两翼分别部署着一队杀气腾腾的伦巴底骑兵。伦巴底在意大利北部，以欧洲最精美的铠甲和最恐怖、防护力最强的骑兵而闻名遐迩。这些孔武有力、身披重甲的高头大马，再加上骑兵长枪和熠熠生辉的胸甲，足以让任何目睹他们的人魂飞魄散。法兰西军中这些风驰电掣的重骑兵可能多达2000人。韦尔纳伊宽广而无遮无挡的平原非常适合骑兵作战。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景象。 [1]
准备迎战这些威风凛凛的骑兵和数千步兵的8000人，是贝德福德公爵约翰指挥下的由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组成的军队。领兵作战的法兰西摄政者身披的罩袍上带有法兰西的白十字和英格兰的红十字，这是他所代表的双重王国的强有力象征。在罩袍之上他还穿着嘉德骑士团的蓝色天鹅绒袍子。他身旁站着索尔兹伯里伯爵托马斯·蒙塔古，此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沙场老将，三十六岁，是欧洲最著名的军人之一。他俩是将领中的绝佳搭档，尽管他们拥有崇高的荣誉感并且经验丰富，他们还是不能忽视战场的实际情况：形势似乎对敌人非常有利。
贝德福德公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的部下布成的阵势主要是为了对付骑兵的威胁。全速驰骋、全身披挂的战马与骑兵完全可能将敌人撞翻在地、踩成肉泥，也可能是骑兵用长枪将敌人戳死。而成百上千骑兵同时冲杀而至，足以让敌军心惊胆寒、作鸟兽散，根本没有机会展开白刃战。所以，就像在阿金库尔战役时那样，英格兰弓箭手将尖木桩插入地面，以保护自己的战线。这些尖木桩是非常凶险的障碍物，足以遏制敌人骑兵的冲击。大群英格兰和诺曼武士（下了马的骑士，身披铠甲，手执利剑、斧子或匕首）聚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阵形。他们的战马被拴在辎重车上，位于他们背后，形成了更多的防御性障碍。除此之外，就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
果不其然，战斗以伦巴底骑兵的冲锋开始，他们冲向贝德福德公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的中路。骑兵的冲击力极强，一口气径直穿透了英格兰战线的中路，将英军一分为二，冲到他们后方，然后继续去攻击那些看守辎重的英军轻武装预备部队。这些预备兵跳上马背，惊慌失措地逃离战场。伦巴底人穷追不舍，大开杀戒。在他们背后，法兰西和苏格兰武士奔向已经破碎的英格兰步兵战线，于是一对一的混战开始了。
“战斗极其血腥，谁也说不清哪一方赢了。”一位巴黎的日记作者如此写道，他不是韦尔纳伊战役的现场目击者，但他用这一句话就捕捉到了中世纪许多战役的真谛。
[2]
据说，在敌人的骑兵冲锋结束后，贝德福德公爵告诫部下：“不是为了赢得或保住财物而战斗，而是为了让世人尊重英格兰的权利。”
随后他身先士卒，霸气十足地用长柄战斧厮杀。而索尔兹伯里伯爵也展现出了高超的武艺和莫大勇气，正是这些品质使他成为法兰西历次战争的英雄。这是一场绝望的鏖战，双方都无比凶悍。一时间，英格兰大纛（标示军队中央位置的大旗）倒下了。一般来讲，此事意味着这支军队被打败了，但一位诺曼骑士冲向法军战线，单枪匹马地将大纛夺了回来。
最后赢得此役的，就是这种无畏的勇气。贝德福德公爵的部下之所以得胜，不是因为遵照了什么军事天才的战术命令，而是靠死磕硬撑。贵族武士和农民弓箭手并肩作战，全都对同一个事业忠贞不贰。他们杀戮了足够多的法兰西人和苏格兰人，以至于伦巴底骑兵在击溃英军预备部队之后返回战场时，发现战役已经结束了，英格兰骑兵此时正在电闪雷鸣般践踏残兵败将，砍杀企图逃跑的法军。
这是一场极不寻常的胜利。此役的文字记载赞美了贝德福德公爵高超的指挥技艺和鼓舞人心的领导力。这一天，在诺曼底的田野上，法兰西人和苏格兰人中有超过7000人惨遭屠戮。法兰西太子麾下最优秀的一些将领战死，包括欧马勒伯爵和两位苏格兰领袖，即巴肯伯爵和道格拉斯伯爵。此外还有多位将领被俘。贝德福德公爵返回巴黎之后到巴黎圣母院为自己的胜利感恩，市民们全身穿红，到大街上迎接他。据一位作家说，他受到顶礼膜拜，“仿佛他是神”。 [3]
韦尔纳伊战役是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在法兰西摄政期间军事生涯的巅峰，也是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国运的最高点。此役极大地提高了公爵的声望：他以少胜多，似乎纯粹凭借自己的荣誉、勇气和个人技艺而取胜。他最重要的目标一直是捍卫兄长亨利五世的遗产，所以这对他来讲是一场实至名归的胜利。韦尔纳伊战役与贝德福德公爵的另一个执念也十分吻合，即对圣乔治的崇拜。（他于1423年请人创作的配有精美插图的祈祷书《贝德福德时祷书》内有他的肖像，展现出他身穿精美的刺绣长袍，跪在他最喜爱的圣徒的庄严形象面前，而圣徒身穿全副甲胄和嘉德骑士团的袍服。
）韦尔纳伊大捷似乎说明上帝也支持双重王国的事业：这似乎表明，英格兰人为了追寻亨利五世及其金雀花先祖的梦想而花费的生命和金钱，都是值得的。
如果说韦尔纳伊战役代表了英格兰军事成就和贝德福德公爵本人军事指挥的巅峰，那么随后的岁月则是从荣耀、胜利和主宰权的巅峰跌落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英格兰占领军努力向敌人，然后是向自己证明，英格兰人主宰法兰西王国是务实可行的。不过，这种努力越来越显得徒劳无益。
*
亨利五世临终前建议让自己的弟弟贝德福德公爵担任法兰西摄政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公爵身材魁梧，肢体强健，外貌威风凛凛，长着大大的鹰钩鼻，头脑冷静稳健，对王兄忠心耿耿。他非常虔诚，虽然对冒犯他的人非常严酷，甚至残忍，但他真心实意地致力于妥善地治理和主持公道。他对占领法兰西的现实有着很好的把握。尤其在诺曼底，他努力借助当地的机构来治理，任命诺曼人到实权位置上，并确保有大批诺曼人加入保卫他们的领土、抵抗查理七世势力的军队之中。尽管贝德福德公爵在韦尔纳伊战役之前还没有赢得过一次大型的军事胜利，但久经沙场、坚忍不拔的英格兰老将，比如索尔兹伯里伯爵、约翰·法斯特尔夫爵士
、威廉·奥德霍尔爵士和约翰·塔尔伯特，都信任他，也竭尽全力地辅佐他。法兰西战争的更广泛政治也关系到贝德福德公爵个人的利益：他的妻子是勃艮第的安妮，她是英格兰最重要的外国盟友腓力公爵的妹妹。贝德福德公爵夫妇一起组建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宫廷，活动地点是贝德福德公爵在巴黎、鲁昂和其他地方的诸多房产，这些房产里都塞满了艺术品、图书、珍宝、壁毯和宗教服装，贝德福德公爵一直喜爱这种服装。如15世纪末的一位编年史家所写，公爵本人“代表着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他要确保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自己的崇高地位相匹配。
[4]
不过，他的地位并不简单。英格兰人治下的法兰西王国，可以说是自征服者威廉1066年入侵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以来差不多四百年里最完整的一次外族军事占领。英格兰-勃艮第联盟控制着法兰西王国将近一半的土地，从北方的佛兰德伯爵领地到南方的加斯科涅公爵领地，西至布列塔尼边境，东到默兹河西岸。强有力的驻军政策让英格兰人牢牢控制了诺曼底公爵领地。这些驻军可以奉命开往前线，而在作战季节，还会有源源不断的雇佣兵（契约时间为半年或一年）充实英格兰军队。
二十一岁的法兰西太子被从他自己王国的神圣心脏地带放逐出去，而英格兰的旗帜飘扬在诺曼底首府鲁昂，以及法兰西最神圣的三座城市的上空。这三座城市是：兰斯，法兰西国王得到加冕祝圣的地方；巴黎，法兰西国王实行统治的首都；圣德尼，法兰西国王安葬的地方。新铸造的法兰西钱币上有法兰西和英格兰两国的纹章，一位天使将双手分别摆在两国纹章上。同时，诺曼底颁布了法律，禁止将敌人称为法兰西人：反对英格兰占领军的人只能被称为阿马尼亚克党，即他们的派系名，而查理七世仅仅被描述为“自称法兰西太子的人”。违反这项新规定（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文字中违反）的人将受到严惩：犯法者若是贵族，初犯将被罚款10图尔里弗（583英镑），平民初犯将被罚款100苏（292英镑）；再犯的话罚款将是之前的十倍；第三次违法就要被没收所有财产。 [5] 这些金额在当时都是巨款，相当于多年的收入；如果犯法者没钱，就会被刺穿舌头，或者前额被烙印。
英格兰在法兰西的统治虽然非常强势，但并不是一统江山。因为只要法兰西太子还在，法兰西就有另一个政治权力中心。若没有赢得一场压倒性的军事胜利，贝德福德公爵就不能为英格兰的统治提出完整的合法性主张。雪上加霜的是，教皇马丁五世坚决拒绝认可《特鲁瓦条约》，拒绝让教会在道义上完全支持亨利六世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权。另外，诺曼人也在开展一场凶残而危险的抵抗运动：成群结队的土匪如入无人之境地游荡，绑架、抢劫、敲诈、掳掠、纵火、劫持人质，有时还对人质施加酷刑。这些反叛者，一方面抱着求生自助的伦理观，同时有着犯罪本能，另一方面也代表着被征服人民的义愤填膺。诺曼底有一群窃贼和强盗，由一个叫让·德·阿雷的土匪头子领导，他们甚至敢于绑架僧人和折磨女人，强迫她们喝下大量的水，一直到她们的胃和内脏爆裂。阿雷一伙的打家劫舍是为了一己私利，但他们也穿制服，并且宣誓要“尽一切努力攻击和伤害英格兰人”。 [6]
所以，贝德福德公爵一边要南征北战地保卫英格兰的权威，安抚占领区人民，并努力将阿马尼亚克党继续向南驱赶到卢瓦尔河以南，另一边还在打一场宣传战，旨在争取所有法兰西人（他们生活在海峡对岸的小国王的名义统治之下）。作为法兰西国王，幼主的称号是亨利二世。贝德福德公爵想不到，在他离世几十年之后，他的宣传手段会在英格兰被人效仿。
*
1425年，一位来自兰斯的教士在参观巴黎圣母院时污损了根据贝德福德公爵的命令挂在墙上的一幅大宣传画。为此他不得不寻求英格兰政权的宽恕。 [7] 被他损坏的图画是描述亨利六世国王身为英格兰和法兰西两国君主后代的谱系图。贝德福德公爵指示将这幅图挂在教堂内。他还命令在法兰西各地大规模生产和传播类似的宣传画，以劝服平民百姓相信，亨利六世（及其代表贝德福德公爵）之所以是法兰西统治者，不仅因为他们用武力征服了法兰西，还因为他们有法兰西王室的血统。在占领区各地，英格兰版本的谱系图以传单的形式传播，或者悬挂在教堂与主教座堂的墙上，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并且（英格兰人希望）能激发平民的想象力。
从一份较晚的副本（什鲁斯伯里伯爵约翰·塔尔伯特于15世纪40年代下令制作了这个副本，见彩图）里，我们能知道巴黎圣母院内悬挂的谱系图大概是什么样子。 [8] 这幅谱系图既复杂，又非常误导人的简单。最顶端是一个圆形图，表现的是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他于1297年被封圣之后叫圣路易），他是卡佩王朝一位虔诚而辉煌的君主，在13世纪时统治法兰西。圆形图的背后是一大块泪滴形的背景，装饰着很小的鸢尾花。路易九世下面是他的后代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再往下是腓力四世的四个儿女：路易十世、腓力五世、查理四世和伊莎贝拉，他们是卡佩王朝的最后一代。同时，在谱系图的两边，是另外两个家系。左边是瓦卢瓦家族，右边是英格兰王室金雀花家族，从爱德华一世开始。在英格兰的那一侧，图中可见腓力四世的女儿伊莎贝拉于1308年嫁给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从他们的婚姻开始，伊莎贝拉的血脉一直传到亨利五世。而在与此对称的法兰西一侧，瓦卢瓦王朝的王位继承权从腓力六世传到凯瑟琳·德·瓦卢瓦。在这幅谱系图的底部，凯瑟琳与亨利五世相遇，他们根据《特鲁瓦条约》缔结的婚姻用清爽明晰的图示标出来。他俩分别是各自王室的后嗣，他们的孩子就是该图最下面的图像：亨利六世威风凛凛地坐在宝座上，天使飞下来，把两顶王冠戴在他头上。
这个谱系图要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楚：亨利六世之所以是法兰西国王，是凭借他的血统，而不是他父亲的军队的战绩。血统带来的继承权更为恒久和神圣，而亨利六世出现在从圣路易圣洁形象开始的家系的末尾，暗示着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团结而非分裂的源泉。他是法兰西最神圣的统治者的真正继承人，他的命运是复兴四分五裂的王朝。而这一切的实现，不是通过军事征服，而是合法的继承。谱系图和它讲述的历史故事的明晰与平衡，给了这幅图一种内在的、令人满意的美感。
这样的宣传画一般会配有一首诗，此图中的诗是由贝德福德公爵的文书之一劳伦斯·卡洛写的。这首诗更为详细地解释了亨利六世的合法继承权。
在英格兰，这首诗被宫廷诗人约翰·利德盖特翻译成英文，但内容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根据利德盖特的版本，这首诗赞颂了“亨利六世，年方五岁/生来为王，统御两个伟大国度”。然后这首诗直接提到与之相伴的谱系图，并详细地宣称亨利六世是：
通过正当的继承，和平的继承人，
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
这位亨利，是圣路易的
第八代孙和继承人。
［……］
这位亨利，理当继承大位，
借助上帝之手和神圣佑助，
血统正当，毫无争议，
将成为英格兰与法兰西国王。
与配套的谱系图一样，这首诗（卡洛的版本和利德盖特的译文）确实相当优雅。但它也是纯粹的谎言，因为它扭曲了谱系的许多确凿细节，刻意无视法兰西的萨利克法原则，而根据萨利克法，王位永远不能通过女性血统来传承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并不重要：来自兰斯的教士为自己的乱涂乱写受到惩罚，他被罚出钱制作两份新的亨利六世谱系图（当然是经过窜改的版本）。但在更广泛的政治层面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决定谁在法兰西称雄的，不是血统，而是在战场上所洒下的鲜血。
*
尽管贝德福德公爵不得不分散精力于英法两国，以便维持他弟弟和亲戚之间的秩序，在韦尔纳伊战役之后，战争总的来讲很成功，所以到1428年9月，法兰西太子的军队几乎全部被打退到了卢瓦尔河以南。在这个月，英军开始攻打奥尔良城。这原本应当是一次简单的战斗，然而从此役开始，整个英格兰事业开始走下坡路。这是由于一位名叫圣女贞德的年轻女子（绰号就是“少女”）极其出人意料的干预。她为法兰西太子及其盟友提供的政治自信与宣传，对法兰西事业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不管多少数量的王朝谱系宣传单。
围攻奥尔良的英军由索尔兹伯里伯爵亲自指挥，他此时的权力大体上独立于贝德福德公爵。这个安排是格洛斯特公爵在英格兰做出的，因为他比御前会议的其他绝大多数成员，尤其是贝德福德公爵和博福特，都更加强烈地主张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贝德福德公爵的战略较保守，仅仅是攻击防守相对较弱的昂热，但索尔兹伯里伯爵无视贝德福德公爵的建议，率领他那支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并且军饷很高的军队，沿着卢瓦尔河前进150英里，去攻打更难对付、威望也更高的奥尔良。
奥尔良是一座大城市，得到卢瓦尔河天险的保护，还拥有一系列坚固的城墙、城门与防御塔。索尔兹伯里伯爵猛攻奥尔良周边的乡村，将奥尔良本身与邻近的定居点雅尔若、默恩和博让西分割开来。然后他攻打城市，炮轰城墙，并指示他的坑道工兵在城市的防御工事底下挖掘坑道。
一切进展顺利，但很可能要开始一场冬季的漫长围城战，这时却有大祸降临。10月27日，索尔兹伯里伯爵在查看城防设施时，河对岸奥尔良的防御塔上开了炮，石弹越过河面飞来，掀起的碎石击中了索尔兹伯里伯爵，他脸上的一半肌肉被碎石打落。这是致命伤，他痛苦挣扎了一周才死去。
索尔兹伯里伯爵的死是一场灾难。《布鲁图编年史》的作者写道：“他是一位高尚的领主，是所有基督徒当中可敬的武士。” [9] 英军从此刻起不得不开始漫长的围城战，却失去了唯一有能耐打下这座城池的指挥官。接替索尔兹伯里伯爵的是三十二岁的萨福克伯爵威廉·德·拉·波尔，他是一位勇敢且经验丰富的军人，但水平与他的前任相比还是差得远。英军努力在萨福克伯爵指挥下重整旗鼓，炮轰奥尔良城墙，同时在乡村设防，坚壁清野，以防止有援军赶来救援奥尔良市民。但英军兵力不足，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强攻这座防御巩固的城市，甚至不足以构建一个完整的包围圈。奥尔良城内的人们安顿下来，准备应对漫长的冬季围城战。城墙外的英军尽其所能地阻止城内的人出来或者城外的人进去。在冬季的几个月里，这场战役变成了一个枯燥且令人不安的僵局。
随后在1429年2月底，圣女贞德登场。这个十七岁的文盲农家姑娘从法兰西东南部的栋雷米来到希农，法兰西太子的宫廷就设在那里。她用土气的灰色男装和布丁碗一样的男孩发型来女扮男装。她后来说，自她十三岁起，就有神圣的声音指导她的行动。
[10]
她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征集一支军队为奥尔良解围，随后护送法兰西太子去兰斯，以便他能加冕为法兰西国王。在希农和普瓦捷，她受到查理太子的教士们的多次审讯，他们对这个怪异、勇敢而坚定的乡下姑娘感到困惑。最后，他们决定，让她试试也无妨。贞德的心愿得到了满足。4月底，她身穿男人的铠甲，骑着白马奔向奥尔良。她背后是数千人的军队，她身旁有一群教士。她腰间挂着古剑，后来传说是“铁锤”查理的剑。铁锤查理是8世纪的传奇式法兰克人国王
。他们于4月29日抵达，发现围城的英军很脆弱并且给养匮乏。
英军第一次听说贞德的时候，不禁哈哈大笑，并厌恶地扮鬼脸。蓄着短发、身穿男人铠甲并且骑马的女人，实在令人憎恶：《圣经》的律法禁止女人穿男装，而贞德的外表是法兰西人颓废堕落的又一个明证。贞德在抵达奥尔良的几周前就从法兰西太子的宫廷写信给英军，在信中警告萨福克伯爵及其部下，他们若不离开所占领的地区，她就要他们的性命。当时英军觉得这着实荒唐，贞德被认为只不过是阿马尼亚克党的一个娼妓而已。然而她真的来了：武装到牙齿，满脑子宗教狂热，并且得到相当强大的军队的支持。她打算率领这支军队将英军从奥尔良城墙下赶走，解救被围困了很长时间、处境凄惨的守军和市民。
贞德抵达之后，没有浪费时间，而是指示她的部下立刻攻击稀薄的英军战线上最脆弱的地方：城东。法军一次集中力量的进攻，就轻松占领了英军在那里的一座孤零零的小工事。就这样，法军轻而易举地在围城战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且维持这个缺口足够长的时间，让兴高采烈的贞德纵马奔入城市，城内的人们欢呼雀跃。她手舞白旗，（至少对奥尔良市民来讲）仿佛天堂降下的神迹。市民给了她一座宅邸住宿，随后开始从长时间遭到摧残的奥尔良城墙之后开展营救行动。
贞德在城内，而城外的法军由迪努瓦伯爵让指挥（他的绰号“奥尔良的私生子”
更为人熟知），为奥尔良解围的作战正式开始了。5月4日，法军开始袭击和烧毁英军的攻城工事，从城东的最薄弱地点开始，也就是贞德之前冲入城的那个地点。在一天的作战中，“奥尔良的私生子”的部下就对敌人造成了足够沉重的打击，建立了城市与外界的一条永久性交通线。这对萨福克伯爵的攻城努力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长达六个月的令人麻木的沉闷围城（其间英军试图用饥饿迫使敌人投降）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宣告结束。次日，贞德又给敌军送去一封信，警告他们，这才只是开始而已。5月5日时一名弓箭手将这封信射入英军军营：“你们英格兰人在法兰西王国没有任何权利。天堂之王通过我，少女贞德，来命令你们放弃自己的要塞，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如果你们不走，我会发出一声让人永志不忘的战斗口号。”英军又一次嘲笑她，但这一次他们的笑声没有先前那么淡定了。
5月6日黎明，阿马尼亚克军队又一次发动进攻，他们受到了一种新的热情的激励，而人们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热情直接来自少女贞德。英军的攻城阵地遭到猛攻，贞德骑马在厮杀的核心位置驰骋，她周围鲜血四溅，她的白色大旗迎风招展。有一次，她自己也负了伤：从英军占据的一座塔楼上射出的一支箭穿透她的肩膀。但上帝对自己选择的代表微笑，贞德跌跌撞撞地继续行动，几乎对自己的伤置之不理，激励法军奋勇拼杀。法兰西援军和得到解放的市民如潮水般冲入英军阵地，将其一个一个俘虏，屠杀敌人，令活着的敌人惊慌失措。夜幕降临，奥尔良的各座教堂发出庆祝胜利的钟声，男女市民欢欣鼓舞地敲响大钟，他们知道自己将赢得自由。仅仅三天之内，法军就成功为奥尔良解围，英军不得不火速沿卢瓦尔河撤退，以至于在逃跑过程中丢弃了大炮和其他重型武器。
失去奥尔良，英军的处境开始严重恶化。他们派出增援部队，但卢瓦尔河沿线有更多要塞被法军攻占。1429年6月18日，英军稀里糊涂地在帕提（奥尔良以北不远处）与法军交战，这是一场英军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战斗。他们被法军前锋一举歼灭，超过2000名英军士兵战死，除了法斯特尔夫之外所有军官都被俘虏。仅仅几个月内，法兰西占领区的战局就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法兰西太子的军队开进英格兰-勃艮第联盟的领地，许多城镇未经一战就开门献城。7月16日，法兰西太子进入兰斯，于次日受膏，被加冕为查理七世，圣女贞德自豪地站在祭坛旁。自此，英格兰人的谱系宣传再也无法掩饰这样的事实：法兰西如今拥有一位正式受膏的国王，而他的名字不是亨利。
英格兰枢密院的会议记录里将法兰西传来的可怕消息描述为“形形色色的严重灾祸”。英格兰人必须给出紧急的对策。
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行动方案。在匆忙的准备工作之后，1429年11月第一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欢迎了七岁的幼主，他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
国王的加冕礼是英格兰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景观之一，并且在诺曼征服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加冕礼变得越来越复杂。1423年，贝德福德公爵得到了一本介绍法兰西国王加冕礼细节安排的书，于是英格兰的加冕礼又一次得到升级，以便给它赋予一种法兰西的威风排场。加冕礼要花几天时间。第一个步骤是亨利六世正式进入都城。“11月3日，星期五，国王和诸侯……从金斯顿骑马走过伦敦桥，”《布鲁图编年史》的作者写道，“市长和市议会成员，都穿着鲜红色斗篷，骑马去迎接国王。”市民们陪他来到伦敦塔。在那里，次日晚上，亨利六世身穿全套华服，威风凛凛地坐着接见三十二名年轻贵族。他们根据仪式洗浴，然后被封为巴斯骑士。星期日，他离开伦敦塔，在臣民面前展示自己的风采，并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正式的加冕礼。他不戴帽子，骑马走过人山人海的街道，权贵们陪在他身边，他们大多穿着金线华服。威斯敏斯特教堂内已经搭建了一个高台，以便让群众有更好的视野。亨利六世的母亲凯瑟琳和她的侍从女官坐在祭坛附近的贵宾席上，靠近国王的亲戚葡萄牙王子佩德罗。他几年前来过英格兰，最近又匆匆赶回，以便参加加冕礼。 [11]
沃里克伯爵
将亨利六世抱进教堂，然后将他带到高台上正中央的御座。用《格雷戈里编年史》的话说，从御座上，国王“忧郁地、睿智地”俯视周围的群众。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奇切利向聚集于此的人们发表讲话，告诉他们，亨利六世来到上帝和神圣教会的面前，“凭借他的正当血统索要英格兰王国的王冠”。在场的人们发出一声雷鸣般的欢呼，双手举起，喊道：“同意，同意！”而小亨利六世走到大祭坛前，跪拜了很长时间。
随后的仪式要花好几个钟头。在整个加冕礼期间，主教们朗诵经文，在国王面前咏唱赞美诗，而他按照要求躺下、站起、躺下、再站起、脱衣、再穿衣，身穿最为复杂华丽的服装走来走去。他先配上武士的马刺和剑，然后换上主教的袍服和鞋，最后穿上闪闪发光的金线华服。他戴的是理查二世的王冠，因为传统的忏悔者爱德华的王冠对七岁孩童来说太重了。仪式的核心是受膏，这是王权最神秘也最永恒的部分，一旦执行，就永远不可能撤销。亨利六世穿着内衣站立，教士用一种神圣的油膏（据说是圣母马利亚送给圣托马斯·贝克特的）有条不紊地给他的小小身体涂油。教士从一个黄金的鹰形圣油瓶中倒出圣油，倒在亨利六世的前胸“以及后背的中央，他的头部、双肩、双肘和手掌心”。 [12] 然后用柔软的白色棉布擦去这些地方的圣油，并给他戴上一顶白色丝绸的贴头帽。这顶贴头帽要戴八天，结束之后一群主教遵照仪式用温热的白葡萄酒给亨利六世洗头。（这是加冕礼过程中最不舒服的步骤之一，亨利六世的祖父亨利四世自从1399年加冕以后就生了头虱。）经过了许多个钟头这样的肃穆仪式之后，最后做弥撒，新加冕的国王从威斯敏斯特教堂走到威斯敏斯特厅用膳，桌上的每道菜都传达了亨利六世双重王权的光辉。第一道菜是（可以吃的）带馅油炸面团，上面饰有鸢尾花和一个装饰性的“假菜”，表现亨利六世被英格兰的忏悔者圣爱德华和法兰西的圣路易（他的两个最神圣的王室祖先）抱着。第二道菜是饰有鸢尾花的果馅饼。在第三道菜的装饰性“假菜”上，圣乔治和圣德尼将亨利六世展示给圣母和圣婴。这道菜配有一首诗，赞颂小国王“生来拥有合法的血统与头衔/正当地统治英格兰与法兰西”。威斯敏斯特厅的庆祝活动刚一结束，宫廷就开始做准备，要将小国王带到他那受到大张旗鼓的宣扬的第二个王国。
1430年4月23日，圣乔治瞻礼日，一支大型远航船队从桑威治和多佛港启程，开往加来。这实质上相当于一个流动的宫廷，有数百名仆人、厨师、教士、文员、士兵、医生、国王教师以及八位公爵或伯爵，当然还有国王本人。在加来短暂停留之后，宫廷缓缓前往鲁昂，等待沿着塞纳河到上游的巴黎的道路足够安全，可供国王旅行。
他们要等一年多时间。英军花费很大代价从英格兰调来大量士兵，然后经历一番鏖战，终于打通了道路。对英军的作战特别有贡献的是，1430年5月23日，勃艮第军队在被围的贡比涅城外的一场小规模冲突中俘获了圣女贞德。尽管她多次试图越狱，但总是被抓回来。最后她被卖给英格兰人，被当作异端分子受到审判。这场审判当然是非常有倾向性的，占领军一心要报复这个羞辱了他们许多年的女人。在被俘一年多一点之后，贞德于1431年5月31日在鲁昂的市集广场被处以火刑。她的骨灰被收集起来，撒进塞纳河。
12月初，亨利六世前往东北方向的巴黎。虽然没有办法到兰斯为他加冕，但加冕礼也可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英格兰-勃艮第联盟占领下的法兰西的达官显贵可以在那里摆开足够辉煌的排场。国王在一张巨大的饰有鸢尾花的天蓝色华盖之下入城，在脏兮兮的街道上骑行。出于卫生的考虑，街上铺了亚麻布。有一条街道被改装成葡萄酒的河，里面有许多美人鱼；室外舞台上演了恰逢时节的圣诞剧，演员都是当地市民，做了精心的化装打扮。一株庞大的百合花喷出牛奶和葡萄酒，供群众解渴。在夏特雷（位于塞纳河右岸，是政府所在地）为国王所做的露天历史剧表演中，舞台上装饰着黄金、壁毯和英法两国的纹章。在这场表演中，扮演亨利六世的演员坐在舞台中央，戴着鲜红色兜帽，而扮演贝德福德公爵和勃艮第公爵的演员向他呈上更多的英格兰和法兰西纹章，以及诸多文件，来宣扬国王的“正当性”。 [13] 即便对最具有怀疑精神的观众来说，这场表演也特别有趣和讨人喜欢。但节庆活动期间也有伤心的时刻：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也就是疯王查理六世的寡妇、小国王的外祖母和法兰西太子的母亲，此时也在城里，就住在圣波勒宫。一位目击者写道：“当她看到小国王亨利六世，也就是她女儿的儿子，在她身边，他立刻摘下兜帽，向她问候。她立刻毕恭毕敬地向他鞠躬，然后泪流满面地转过脸去。” [14]
1431年12月16日，星期六，天寒地冻，亨利六世的第二次加冕礼终于举行了。尽管有许多哗众取宠的排场，但观察者觉得这一次不如威斯敏斯特的加冕礼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巴黎的加冕礼很仓促，主持仪式的是红衣主教博福特，而不是本地的主教，这让巴黎人很气恼。因为人群特别拥挤，扒手十分猖獗。宴会厅太小，据一位目击者说，菜肴也差得“令人震惊”。菜都是提前烧好的，但提前太久了，据说都不配当作残羹剩饭来送给城市贫民。 [15]
宫廷人员在巴黎过圣诞节，但亨利六世于新年的第一周就被匆匆送回鲁昂，并于1432年1月29日离开加来，前往多佛。有人注意到，他在离开巴黎之前，没有照例以新国王的身份为民请愿，比如赦免囚犯、减税和推出司法改革。亨利六世是第一个受膏成为英法两国统治者的国王，但他更喜欢哪一个国家是显而易见的。
他在3月一个明媚多风的星期四返回伦敦，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如今已经熟悉的景象。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他来到伦敦，在那里受到身穿白袍与红斗篷的市民的恭敬接待。” [16] 为了宣扬这孩子的霸权地位，英格兰举行了大量的公共演出以及景观展示，规模宏大，视觉效果令人眼花缭乱，技术先进程度让人肃然起敬，并且开销极大。这也说明了亨利六世在海峡两岸的国家是多么严肃认真地看待他对双重王国的主张权，以及它们多么热切地愿意保卫他父亲的遗产。但与此同时，这也表现出两顶王冠的空虚。英格兰人越是大嗓门地鼓吹亨利六世统治法兰西的合法世袭权利，他们缺乏安全感的基本事实就越是昭然若揭。法兰西太子只要还活着，就是一个受膏的竞争对手，拥有自己单独的政治中心和合法的王位主张权。那么，英格兰人的宣传就仅仅是一纸空文和作秀表演，被硬塞到惴惴不安的群众面前。
[1] 关于韦尔纳伊战役的最佳分析，可参见M.K.Jones，‘The Battle of Verneuil（17 August 1424）：Towards a History of Courage’ in War in History 9（2002），此处我有参考他的说法。
[2] Shirley（ed.）， Parisian Journal ，198；Jones，‘Battle of Verneuil’，398.
[3] Shirley（ed.）， Parisian Journal ，200.
[4] Jean de Wavrin，quoted in J.Stratford， The Bedford Inventories：The Worldly Goods of John，Duke of Bedford，Regent of France （ 1389-1435 ）（London，1993），108 n.15.
[5] Barker， Conquest ，74.贝德福德公爵1423年法令的法语文本可参见B.J.H.Rowe，‘Discipline in the Norman Garrisons under Bedford，1422-35’ in EHR 46（1931）200-6的附录。
[6] Barker， Conquest ，67-9.
[7] B.J.H.Rowe，‘King Henry VI’s Claim to France in Picture and Poem’ in The Library s4，13（1932），82.
[8] BL MS Royal 15 E VI，reprinted in part in S.McKendrick，J.Lowden and K.Doyle， Royal Manuscripts：The Genius of Illumination （London，2011），379 and available in full online at bl.uk/catalogues/illuminatedmanuscripts.
[9] F.W.D.Brie， The Brut：or，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London，1908），II 454.关于奥尔良围城及圣女贞德在其解围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参见Barker， Conquest ，95-124。
[10] 圣女贞德的最新传记可参见Helen Castor， Joan of Arc （London：Faber & Faber，2014），我在此处的论述有参考该著作。
[11] See n.15 to chapter 2.关于此次仪式的细节，可参见 Brut ，II 454； Gregory’s Chronicle ，161-77；被称作“Forma et Modus”的15世纪英格兰国王加冕礼的传统顺序，参见L.G.Wickham Legg（ed.）， English Coronation Records （London，1901），172-90。
[12] Gregory’s Chronicle .
[13] Brut ，II 460.
[14] Shirley（ed.）， Parisian Journal ，271.
[15] Shirley（ed.）， Parisian Journal ，272.巴黎人对其他民族饮食的势利，似乎是他们的一个永恒特点。
[16] H.N.MacCracken， Minor Poems of John Lydgate （Oxford，1961-2），II 630-1；J.G.Nichols， Chronicle of the Grey Friars of London （Camden Society，v53，185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