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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园林理论探索
这个阶段，中国逐步从混乱和与其他世界隔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园林理论也从两方面入手，开始新的探索：一方面，借着批判“四人帮”否定传统文化的东风，开展了对传统园林理论的研究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开始系统地对西方园林理论进行学习，并吸收引进。而1985年《中国园林》杂志的创刊，为城市园林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和了解行业动态的平台，推动了园林学术研究走向活跃，并促进了城市园林理论的发展。
这个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园林史、园林文献、园林艺术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达到了一定高度，出版了一批至今仍具有影响力的大家丛书，王绍增先生对此有很详细的总结，现摘录如下：在中国传统园林史方面，有周维权先生的《中国古典园林史》、汪菊渊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园林史》和陈植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国造园史》；在对中国古代风景园林文献的搜集和注疏方面，有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建苑拾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圆明园》（上下两册）、江苏科技出版社的《江苏园林名胜》、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西湖游览志》、重庆出版社的《蜀中名胜记》。其中，在古籍注疏方面用力最勤的是陈植先生，他先后出版了《长物志校注》（江苏科技出版社）、《园冶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安徽科技出版社）等，其中《园冶注释》成为后世对园冶研究的最重要基础参考资料，被列为世界园林名著。
对中国园林史和园林艺术的研究，这时也兴起了一个高潮，其中对古典园林和园林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敦桢先生的《苏州园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和童寯先生的《造园史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而陈从周先生的《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园林谈丛》（上海人民出版社）、《梓室余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成为解说江南文人园林的经典。此外，集成了宗白华、孙筱祥、刘管平、赵长庚、张锦秋等人论文的《中国园林艺术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彭一刚的《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第一版，江苏文艺出版社）、王毅的《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以及一些对颐和园、避暑山庄、扬州园林、杭州西湖、岭南园林、四川园林等个案的研究，都对当时乃至后世颇有影响。
另外，也是在这个时期，钱学森先生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将我国传统园林思想与整个城市结合起来，用中国古代山水诗词的思想、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和古典园林的手法来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与“田园城市”“花园城市”等引进概念不同，“山水城市”是我国学者在对我国传统园林艺术和文化理解与创新的基础上，独立提出的城市建构模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与传统园林研究对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交流合作越来越广泛，部分学者开始对西方园林进行研究，如王向荣的《德国的自然风景园》、沈福煦的“西方园林赏析”系列、胡长龙的《日本庭园特性的研究》、吴宇江的《日本园林探究》、李铮生的《日本自然公园简介》、冯四清的《中国园林与意大利园林的比较》、郑炘的《西方园林史札记》等。
同时，园林设计者也不断寻求西方的几何园林和中国的传统园林的切合点，想在几何图案里加入中国人的概念和意识，提出了抽象园林的概念，并被认为是除规则式园林、自然式园林外的第三种园林形式。但是总的来说，由于研究时间短，国内对西方园林缺乏比较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支撑和一定程度的实际接触及亲身体验，这一阶段对西方园林的理解是片面的，以至于误把夸张和浮华当作西方园林的内涵，并愈演愈烈，引发了“城市美化运动”在中国大地的蔓延。最为典型的是居住区绿地以展示为目的，用造价不菲的凯旋门式的大门、随处可见的罗马柱、欧式雕塑和花团锦绣的花坛植物配置，营造豪华气派的氛围，以赢得更多的关注和卖点；在公共绿地中，纪念性和形式性园林风靡一时，宽阔的景观大道、空旷的城市广场、夸张的雕塑小品、奢侈的栏杆铺装、堤化的城市水系，既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中国传统园林风格在这场文化侵占中受到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受到一次很好的洗礼，不可避免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