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2 调整阶段（1960～1965年）
1960年，全国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经济工作上的失误，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国民经济遭遇了严重困难，进入了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时期。受其影响，我国城市绿化和园林建设也忽上忽下、左右摇摆。
（1）1960～1962年，遭遇滑坡的城市园林建设。在严重困难的形势下，园林建设资金大大压缩，新的园林建设工程被迫停止，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园林结合生产”运动，大量的城市公园被开辟为农田、果园、养殖场和鱼塘，园林建设首次遭遇滑坡，园林绿地面积不断收缩，到1962年底，全国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比1959年减少了1/3，仅余8.6万公顷。
（2）1963～1964年，暂时转机的城市园林建设。随着自然灾害逐渐消退，经济逐渐恢复，园林建设困难的形势也开始出现转机，逐步走出困境，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对我国城市园林建设影响巨大。一是1962年10月第一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出将大中城市的工商业附加税、公用事业附加税和城市房地产税，统一划给市财政用于包括园林绿化设施在内的城市公用事业、公共设施及房屋的维修保养，至此，城市园林建设有了明确固定的资金来源。二是1963年3月，建筑工程部颁布《关于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若干规定》，对园林绿化的范围、任务、具体建设，园林绿地管理、养护维修、园林植物培育、园林部门的组织管理等，都做出了详细解释。这个“规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城市园林绿化方面最完整、最全面的政策性文件，表明城市园林建设正式步入正轨。
（3）1965年，重新陷入困顿的城市园林建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先生产，后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导向下，1965年6月建工部召开的第五次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中提出，“公园绿地是群众游览休息的场所，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场所……要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目前一般地不应再新建和扩建大公园，要控制动物园的发展”，预示着城市园林建设重新陷入困顿。
“园林结合生产”的口号是在“大跃进”背景下于1958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旨在于城市园林中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结合。随后，北京市领导指示要把园林绿化当作一项生产事业，以此揭开了“园林结合生产”实践的序幕，北京市中山公园、天坛公园、地坛公园、月坛北街，三里河路东侧高压线下、紫竹院等先后成为“园林结合生产”的实践基地。
1959年12月，建工部在无锡召开第二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表彰了许多城市的“园林结合生产”的先进经验，要求各地城市公园逐步实现自力更生以园养园。1960年，全国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经济工作上的失误，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国民经济遭遇了严重困难。为渡过难关，党再次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大办粮食”和“大种十边”等号召，制定了“以绿化为主大搞生产”的园林工作指导原则，“园林结合生产”运动正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地城市公园内纷纷种粮食、栽果树，并利用水池、游湖大搞养鱼生产，公园一度成为林场和农场，城市园林成为“生产基地”：福州西湖公园沦为五七农场，汕头中山公园变成养猪场，陶然亭公园被千祥皮鞋厂、市革制品厂侵占，上海陆家嘴公园沦为市公交公司汽车五场，园林的美学价值和环境价值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