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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起步阶段（1949～1959年）
这个阶段，我国新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公园，包括北京市的陶然亭、东单、什刹海、官园、宣武等公园，广州的兰圃公园、越秀公园、东山湖公园、流花湖公园、荔湾湖公园、广州动物园、黄花岗烈士陵园，上海的人民公园、康健园、西郊公园、静安公园、杨浦公园、长风公园、天山公园，南京的绣球公园、太平公园、栖霞山、燕子矶公园，哈尔滨的哈尔滨公园、斯大林公园、儿童公园、水上体育公园、太阳岛公园、道外公园、香坊公园等。其他城市新建的公园主要有沈阳的南湖、北陵公园，大连的老虎滩公园、友谊公园、金沙滩公园，武汉的解放公园、青山公园、汉阳公园和东湖听涛区，南昌的南昌市人民公园，南宁的南宁市人民公园，常州的红梅公园，杭州的植物园、花港观鱼公园，西安的兴庆宫公园，天津的水上公园，太原的迎泽公园等。另外，对许多新中国成立前遭受破坏的公园进行了修复、改建和扩建，并逐步对公众开放，如北京市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多方募集资金，对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卧佛寺、戒台寺、八大处、碧云寺等一批皇家园林进行了集中整修；上海市把收回的黄埔公园、莘庄公园、昆山公园、复兴岛公园、吴淞公园、龙华烈士陵园等改造为人民群众游览、休息的园地；其他著名的公园改扩建工程还有大连的星海公园，南京的白鹭洲公园、莫愁湖公园、瞻园，无锡的锡惠公园，上海的虹口公园，江门的新会圭峰公园，南昌的八一公园等。
这个阶段城市园林发展的主要特点及重要事件如下。
我国风景园林历史文化悠久，从商、周时期奴隶主的官苑，到秦汉隋唐时期宏大的皇家宫廷园林，再到宋元明清时期精致的文人山水园林，技术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成就了中国园林在世界园林艺术上的重要地位，也使其成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国园林、欧美园林和西亚园林）与三大造园系统（中国、古希腊和西亚）之一，但其时的中国园林仍局限于古典造园领域，不可能诞生现代风景园林学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文化思潮的引入和租界公园的发展把西方现代城市公园的概念带入中国，中国园林也从古代园林进入现代园林阶段。这个时期，第一批学成的造园学者归国，带来了西方景观设计理念，并出版了一批现代园林的理论专著，如章守玉先生的《花卉园艺》和《花卉园艺各论》，李驹先生的《苗圃学》，陈直先生的《观赏树木》《造园学概论》等，现代园林实践和理论不断积累。其间，尽管一些农林类大学中开始开设造园学课程，但大多设置在园艺专业或建筑专业下，现代风景园林仍未作为独立学科而设置。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绿化建设的迅速发展，造园学逐渐突破传统范畴，从园林营造扩大到城市绿化和风景名胜区的规划、设计领域。而为满足学科扩展的需要，1951年，在北京建设局的支持下，由汪菊渊先生和吴良镛先生发起，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联合创办的“造园组”在清华大学设立，并参考苏联同类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及联系我国实际，将园艺学和建筑学的交叉学科整合到一起，完成了课程体系的构建。至此，风景园林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建立起来。随后，“造园组”几经易地易名，直到1956年调整至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定名为“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并在1957年建立了城市及居民区绿化系。
这期间，学科建设得到了汪菊渊、陈俊愉、孟兆祯和孙筱祥等园林大师的鼎力支持，发展迅速。到1959年，园林工程和观赏植物育种两个专业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并发展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以及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两个学科。大师们还亲自参与课程设计和授课，并培养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批风景园林专业骨干。
20世纪50年代初期，缘于历史的过程和囿于政治、经济条件限制，我国实行了向当时的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园林规划和设计领域也不例外，其时传入中国的园林规划和设计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有以下三个。
一是城市绿地系统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出版了《绿化建设》《城市绿地规划》《苏联城市绿化》等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相关的译著，全面地将苏联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城市绿地分类的方法及各类绿地规划设计的原则等引入了中国。同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国在北京、包头等城市开始了城市规划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理论，主要包括：保护利用原有绿地、树木，并以它们为基础发展绿地系统；在工业、交通用地及居民居住区周围建立卫生防护隔离绿带；结合道路、河流、引水渠绿化，建立绿色廊道，将公园绿地连接起来；利用城市边缘的环路、防风林等建设城市绿环，并与楔形绿地系统连接起来。
二是居住区绿化理论。居住街坊是苏联典型的聚居形式，居住区绿化理论就是围绕街坊建立的绿化体系，主要包括四种形式，分别是供街坊居民使用的大面积绿地、位于沿街或住宅前的庭园、街坊内的道路绿化、小学与幼儿园等的配套花园。不同的绿地设计各有要求，如大面积绿地作为居住区绿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里面一般配置有儿童游戏场、体育场和安静休息的场地；小学周围要设置由成排的乔灌木形成的隔离防护带；注重街坊入口的绿化，利用有艺术性的栅栏、大门、雕塑等来渲染氛围。
三是文化休息公园设计理论。文化休息公园设计理论是在莫斯科高尔基公园的设计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文化休息公园理论赋予了公园众多的功能，认为其不仅是城市绿化、美化的一种手段，更是开展文化、政治教育的阵地和公众游息的场所，强调公园的功能分区，包括公共设施区（演出舞台、公共游艺场所和其他）、安静休息区、文化教育区、体育运动区、儿童活动区等。
基于城市绿地系统理论，各城市根据实际，结合旧城改造、新城开发和市政卫生工程，兴建了新中国第一批公园绿地，而这些新建公园的规划设计也无一例外地受到苏联的文化休息公园设计理论影响，按照功能要求活动内容进行分区，参照绿地、道路广场、建筑和其他的用地比例要求进行详细设计。
尽管从日后的效果看，由于盲目照搬照抄而忽略我国国力薄弱的国情和居民生活习惯等，上述理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中产生了种种弊端，但是它确立的“环、楔和廊道结合”的规划原则，以及设计中对文化、政治属性的强调，功能分区、用地定额的操作方法，仍影响着如今公园的规划与设计。
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源于农业的“大跃进”运动蔓延到各行各业，城市园林建设也未能幸免。1956年11月城市建设部的工作会议中提出：“在国家对城市绿化投资不多的情况下，城市绿化的重点不是先修大公园，而首先是要发展苗圃，普遍植树，增加城市的绿色，逐渐改变城市的气候条件，花钱少，收效却大。在城市普遍绿化的基础上，在需要和投资可能的条件下，逐步考虑公园的建设，不要把精力只放在公园的修建上，而忽视了城市的普遍绿化，特别是街坊绿化工作，这是当前城市绿化的主要方针和任务。另外，还要发动群众，利用郊区荒山荒地，植树造林。”1958年建筑工程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开展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植树运动，掀起城市绿化的高潮，来一个城市绿化的大跃进，人人动手，家家种树。”
在“绿化祖国”“大地园林化”的号召下，“绿起来”成为这阶段城市园林建设的重点任务，各地本着“普遍绿化、重点提高”“先求其有，后求其精”“少花钱，多办事”“以绿为主，先普及后提高”“先绿化后美化”的策略宗旨，在城市里大搞绿化植树的群众运动。
一时之间，城市园林建设浮夸冒进之风兴起，园林绿化不再讲规划、讲科学，而是见空地就栽，见树苗就种，再加上后期无管理、无养护，导致树木成活率低、浪费严重。以北京和西安为例，北京1958年新植树944万株（比1949～1958年九年植树总数还多），但保存率很低；西安1958年植树800多万株，保存率不过10%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完备的绿地系统规划理论，并将其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部分，但是由于经济刚刚起步，百废待兴，大量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的兴办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城市园林建设的投入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建设强调的是“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美观”的方针，遵循的是“建筑先行，绿化跟上”的政策，城市绿地系统只能在原有城市规划格局基本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被动规划，作为建筑的附属物，见缝插针，补补贴贴。
也正因此，当时我国的绿地系统规划实践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在规划市区范围内的丘陵、洼地、窑坑、废弃地等不适于用作建筑的地段上，结合旧城改造、工赈和卫生工程，挖湖堆山，新建的公园绿地，如北京的陶然亭公园，南京的莫愁湖、玄武湖公园，天津的人民公园，以及上海市利用废弃荒芜垃圾堆地进行改造建设的蓬莱公园、海伦公园等，利用水洼和沼泽地，改造建设的杨浦公园等；二类是服务于生产、生活的防护用地，如在工业、交通用地与生活居住区之间规划的卫生保护林带，水源井、环境卫生场站外围安排的防护绿地等，如被戏称为“邮票”的居住区内的小游园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