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后，他的著作仍然吸引着全世界的兴趣。尽管有这样的揣测——苏联解体后马克思的读者会减少，但是，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仍然吸引着许多人的关注，例如社会科学家、工会会员、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或环保主义者等。我很幸运，在大学里见证了这种兴趣的复兴：学生们强烈要求开设与马克思著作相关的各种课程，这些课程常常人数爆满，课堂讨论活跃。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取得长足进步，譬如社会科学领域一些优秀著作的出版，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开放的那些杂志的持续成功，都表明了这一点。

虽然以上这些很重要，但它们的成功与二三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活力和影响力相去甚远。今天，不平等和剥削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场”这一意识形态和对“全球化”的空洞讨论所遮蔽。这些转换和西方政府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其中与教育和研究相关的资金上的限制，对学术兴趣和学生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看起来，虽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上有许多事情可做，但是，更为重要、更加持久的成就取决于在大学之外的社会运动的成功。很显然，限制对既有社会安全网的侵蚀，提高全球范围内权力和收入的分配，限制金融利益以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影响，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为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可能性留有余地，迫切地需要群众的实践活动。绝不要低估了群众的实践活动对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多元化以及对更为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积极影响。

对于当今的迫切问题，卡尔·马克思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然而，他的著作对资本主义的内部运行机制，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独特、深刻的阐释；正是这种运行机制和这些不同要素，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善恶上具有无尽的可能性。就此而言，马克思的作品能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的限度。

人们经常对马克思提出三种指控：（1）他的著作是不一致的；（2）他的著作是错误的；（3）他的著作是过时的。本书对第一种指控做出回应，并在分析的限度内消解这一指控。受篇幅和方法的限制，本书没对第二种指控进行反驳，然而我认为，受马克思著作启发做出的分析，能够对许多重要问题提供有趣的答案，而且本书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指南。关于第三种指控，因为马克思的著作是19世纪的，所以是过时的，我想这很荒谬。无论是对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达尔文，还是对牛顿、亚里士多德抑或先知（他们的著作远早于马克思的著作），没有人愚蠢到提出类似问题。在特定圈子内这个论证被认为是可信的，这表明米克（Ronald Meek）做出如下论证时是正确的：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作者们似乎认定了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处理马克思的时候学术标准可以放得很低很低；处理其他任何经济学家的时候，这么低的学术标准是不被接受的。 ^[1]

与否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相比，更令人困惑的是对劳动价值论有效性的默认。例如，出版物和政坛上经常就劳动生产率在决定价格上的重要性、生活标准以及国际竞争展开讨论。然而在这些讨论中，马克思的名字不见踪影。

本书批判性地评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献的某些方面，推动其向前发展。本书就两个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再生产的本质要素（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以及这种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剥削结构）；第二，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而其他思想流派（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制度主义等）在分析这些特征时力有不逮。例如，货币的必要性和起源、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和工作日长度之间的冲突、工薪阶层的增长、不平衡发展不可避免、循环和危机、工人的贫困（不是由于生活标准的降低，而是由于距离的扩大，即工人的“需求”和工人所能支付购买的东西之间距离的扩大而来的贫困），以及债务和过度劳累经常发生。

价值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起了关键作用。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对它的诠释方式多种多样：“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每个争论，在根基上都是与价值论的本质和地位有关的争论。”

在借鉴许多著作尤其是法因（Ben Fine）和维克斯（John Weeks）著作的基础上，本书发展了对价值论的解释。在卢卡奇的意义上，这种解释是正统的，例如它紧跟马克思的方法，但不预设马克思写下的每个字都是正确的。埃莱尔（Heller）说得很对：

下列情况没什么意义：引用马克思的某些话，以此为证据证明对马克思的某种理解不存在矛盾……我感兴趣的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倾向。

价值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和剥削的关系：

价值论使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超越剥削中碎片化的经验——分析资本家的剥削……它使我们把剥削看作一个不断变化的、自相矛盾的、充满危机的过程……［而且］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剥削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认识到结束剥削的实践可行性。

价值论对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工资关系一般化以及商品交换的扩散善加利用，对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和动力学（包括阶级、冲突、价格、分配、信用和金融）得出重要结论。这些发现为经验性研究提供了有效指导，而且它们有可能充溢于政策结论中，然而，我们在这里想做的并不是这些。本书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是不完整的：它没有讨论价值论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生息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和危机理论；它略过与经济方式无关的剥削，而且它没有对价值分析的诸多重要贡献做出评价。

虽然有这些限制，但是本书实现了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它证明了受马克思价值论激发的理论可以得到发展，并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第二，它批判性地评价了过去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发展轨迹，并表明马克思价值理论已经越来越复杂、有弹性，并且更能被纳入诸多社会科学的成果中；第三，它有助于这种理论在下文描述的几个领域的发展。

本书分为八章。

第一章解释马克思在分析中使用的方法论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本章受苏联哲学家E.V.伊利延科夫（Ilyenkov）“唯物辩证法”的影响，而且它为批判最近关于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新辩证法”）提供了动力。

第二章批判性地评述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两种解释：价值是“物化劳动”，“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斯拉法（Piero Sraffa）是这种方法；价值是“价值形式”（value form theories），鲁宾（Rubin）传统和“新解释”与这种观点相关。它们是过去半个世纪发展出来的最著名的价值分析，它们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帮助很大。然而，这些解释有不少局限。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缺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向停滞和分裂；斯拉法的分析误解了价值和资本，反映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缺点，且不能对货币和经济动力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早期，鲁宾传统在更新颖、更富有成效的基础上改变了价值争论，然而，鲁宾传统对价值关系的关注通常以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分析为代价，这弱化了它的用处，而且常常受到误解。“新解释”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激烈批判很有帮助，即便如此，这种解释也有重大理论缺陷，尤其是它倾向于把抽象程度不同的现象混淆在一起，想要走价值结构分析及其特有的解释力量之间的捷径。

第三章勾勒出本书所发展的价值分析。它表明，价值理论主要聚焦于资本主义条件下调节社会再生产的经济过程及各种关系。这种分析从分工劳动出发，以此为基础为剥削关系下定义，继而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剥削进行介绍。这一章表明，一方面，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动力、劳动产品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货物和服务都变成了商品；另一方面，资本是一种阶级剥削关系，它是由资本家迫使工人阶级更多地进行生产而非消费的能力，是由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要求所决定的。在这些情形下，劳动产品通常采用价值形式，而经济剥削以榨取剩余价值为基础。从这个角度分析，价值论是一种阶级理论，尤其是阶级剥削理论。出于其他理由，价值这个概念很有用处，因为它表达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关系，而且它用自愿的市场交换的主导来解释这些剥削关系。

第四章对剩余价值做出解释，它作为工人生产出来的价值和它作为以工人工资预支的劳动力的价值是不同的，换言之，它是被资本家所占有的有价值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紧随第三章资本的概念化，这些术语在分析中被当作由阶级关系所定义的总体，而非纯粹个体的生存需求、工资或利润的总和。这一章还考察了不同的（定量式和份额式）“劳动力价值”概念，并发现它们缺少某些价值。这一章提出的概念是：劳动力价值既不是一定数量的货物也不是一定数量的货币，它是一定数量的价值，即生产必需品时工人阶级花费的抽象的劳动时间。从积累水平看，这种价值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交换的总体水平，取决于生产中的劳动和剥削。

第五章从劳动的规范化、同步化和均质化来评论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表明：（1）产品的价值形式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2）价值创造是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社会过程。对劳动的规范化、同步化和均质化分析，解释了高强度熟练劳动、去技术化、跨行业竞争、机器的使用以及技术变革在价值创造上的潜力，包括它们对价格、经济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的重要性。最后，这一章讨论了供求不平衡时价值和价格的意义和重要性。

第六章讨论马克思的“资本构成”概念，包括资本技术构成（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TCC）、资本有机构成（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OCC）和资本价值构成（value composition of capital，VCC）。尽管在马克思对价值-价格关系、技术变革、利润率下降趋势等的分析中，资本构成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本章要证明，对TCC、OCC和VCC的常见理解是肤浅的、不正确的。TCC这个概念很简单，它是个物理比例，是投入的物质和把这些物质变为产品所必需的活劳动的比例。OCC和VCC这两个概念相对难以把握，它们在静态和动态两种情形中得到比较和对照。静态比较是生产中每小时消耗的不变资本的价值（VCC）与该时段使用的生产手段的总和（TCC和OCC）的比例。在动态背景下，OCC是对技术上每小时所需不变资本的预先的估算，而VCC则是事后的比例，即流通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和上一生产阶段耗费的可变资本的比例。静态情形阐明了马克思把价值转变成生产价格，而动态情形在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着技术变革的情况下，其作用在于分析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第七章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棘手的问题——价值转化成生产价格。文献常把转化问题解释成行业内部竞争下的价格决定问题，但这种新古典主义的视角是一种误导。在其转化程序中，马克思的主要兴趣在于对经济中始终存在的资本、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做出解释。为了做到这一点，一个更加复杂的价值形式就是必要的，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价格。换句话说，这种转化实质上是价值形式的变化；就此而言，斯拉法的程序并不充分，因为他混淆了分析的层次。本章的进路表明，马克思的转化并不存在“问题”，马克思的分析并不存在不一致。马克思的理论有价值，因为它解释了价格的意义和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价格矢量的计算是很基础的。

最后，第八章对前文展开的价值分析做出总结，批判性评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派关于货币、信用和通货膨胀的理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经常受到关注，仿佛它的重要性无非是强调从商品赚取货币。这一章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切实际的。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进一步阐发，如对不可转换货币和通货膨胀的解释。前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马克思的方法是内在一致的，并且能够对接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重要方面。后一点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对其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这些应用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满活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时代关系密切；它们同时也暗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的、批判的“武器”，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依然有效且价值重大。

[1] 参见Meek（1973，p.24）。这种偏见与其他先驱面对的偏见相似：“傲慢地反对进化论（进化论没有充分的事实支撑）的那些人似乎忘了，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支撑。大多数人是这样，他们天生具有这种想法：他们要求给任何自利的想法以最严格的证明，但是，他们又假定自己的想法不需要任何证明。”（Herbert Spencer，‘The Development Hypothesis，’最初发表于 The Leader ，1952）感谢Andrew Berry让我注意到这个脚注。